龍應台：走路、洗碗、剝橘子
2016-06天下雜誌600期
我不想過不是生命的日子，因為生命太珍貴了；除非萬不得已，我也不願意隨便「算了吧」。我要排除所有非本質的事，但生命的本質是什麼？
我喜歡走路，健步快走。快走時腳下行雲流水，城市的建築、移動中的人車，彷彿時光隧道裡快速倒帶的浮光掠影。風吹得髮絲飛進眼睛，車流轟隆作響，地面震動，有時候捷運列車剛好從頭上呼嘯而過，如宮崎駿的貓巴士在天空虎虎趕路。往往在這動盪、紛亂的節奏中我反而常常會想，生命的本質是什麼。
「本質」是什麼意思？如果凝視一株大樹，本質是它不動不移的樹幹，還是它若即若離的花朵？如果傾聽一條河流，本質是那永遠等候的河床之空，還是那填滿了河床卻永遠選擇離開的河水？如果你手裡有一把尺，本質是去量時間裡頭的空，還是時間裡頭的滿？
二九一四一格
解決不了這個抽象的問題，又看不見、抓不著「時間」這個東西，所以我們把生命具象化，畫成日曆格子，大大一張，平鋪在桌上；一格就是一天的生命，台灣人平均壽命是七十九．八四歲（真的，比前幾年都低了），生命就是那二九一四一個格子。過一天，劃一格，格子劃完，你我這一生就走完了。
我在這個繁華的城市裡穿街走巷：我看見競選者的宣傳車隊喊著口號迤邐而來，我看見救火車拉著驚恐的警報呼嘯而去，我看見跛腳的女人坐在路邊用細細的鐵絲勾串白色的玉蘭花，我看見跟大廈齊高的巨幅廣告在賣英國人設計的豪宅……這些，是不是本質呢？
梭羅顯然也曾經問一樣的問題，而後做了決定。
我走進森林，因為我要用心地活，我要與生命的本質面對面。我要知道我是否可以從生命學到什麼，而不是在我死的時候，發現自己根本沒活過。我不想過不是生命的日子，因為生命太珍貴了；除非萬不得已，我也不願意隨便「算了吧」。我要深刻地去活，吸盡生命的骨髓；我要過結結實實、斯巴達式的生活，排除所有非本質的事情，我要徹底地剪除蕪雜，把生命逼到死角，削到見骨。
顯然與生命的本質面對面，就是全盤捨棄一般人拿來填滿三萬個格子的事情——在社會運作的遊戲規則中追求個人的成長、幸福、成功，或者促成社會與國家的改善、進步、發展。梭羅的理念和抉擇，與許多宗教虔誠者是一致的。有的人很早就決定不玩填格子的遊戲，譬如梭羅；有的人，把選擇放在最後。
薩克斯（Oliver Sacks）是一個神經科的專家，但是被《紐約時報》稱為「醫學的桂冠詩人」。他可以從人腦的病理中，看見哲學意義上的人的本質處境，又可以用文學的魔力，把他看見的寫成故事，讓我這樣的人拿起他的書便放不下來。
2015年，八十一歲的薩克斯得知自己只剩幾個月的時間可活，他這樣說：
我覺得頓時視野清朗。不是本質的事就不再給任何時間了。我必須聚焦在我的自己、我的工作、我的朋友上。晚上不再看新聞，不再管什麼全球暖化的政治和辯論了。這不是冷漠，這是超脫。我仍舊非常關心中東問題、暖化問題、貧富不均的問題等等，但這些都不是我的事了。它們屬於未來。
在即將劃完最後一格的前夕，他做了總結：
我不能假裝不害怕，但我最真切的心情是感恩。
我愛過，也被愛；我收穫滿滿，也付出少許；我讀書、旅行、思考、寫作，跟這個世界來往，一種作者和讀者之間特殊的來往。最重要的是，在這個美麗的星球上，我是一個有感知能力的存在，一個懂得思想的動物，單單這一點，已經是無上的恩寵和探險。
薩克斯寫完這篇告別短文，沒多久就過世了。
看看窗外，天空像打翻了硯台的宣紙。決定撐傘出去走走。每一次的出去走走都是一次小探險。（龍應台提供）
實驗室就是湖濱
我問一個好朋友，他是國際知名的科學家，「你覺得，你有和生命面對面嗎？」
他說，「沒想過這個問題，因為沒時間；我只知道一件事：我會死在我的實驗室裡。」
尋找一個材料，探測一個物質，就是他準備填滿二九一四一格的唯一的事情。
「但是，」我說，「你難道不覺得，到最後，你自己、你的家人和朋友，你自己對生活的認識和感受，才是最重要的？」我跟他說了梭羅到森林湖濱去生活的故事。
他靜靜聽完，然後說，「你知道嗎？我的實驗室就是我的湖濱。」
「不是吧？」我不放鬆，挑釁地說，「他到湖濱是帶著高度自覺去的，你進實驗室，只是一頭栽進去，被一個念頭——譬如得諾貝爾獎；被一件事——譬如發現新物質，所佔滿，忙到沒有時間去想任何其他事情。你的生命裡根本沒有湖濱啊。」
「小姐，」他把旋轉椅轉過來，正面看著我，說，「你讀過一行禪師嗎？」
讀過的。一行談的正是自覺的必要。洗碗的時候，知道自己在洗碗；剝橘子的時候，知道自己在剝橘子；走路的時候，知道自己在走路。每一滴水滴落在手指之間，每一絲橘皮的香氣剎那的濺出，每一次腳跟踩到泥土上的濕潤和柔軟，你都要全方位地去感知、觀照。
「如果這種全方位的感知、觀照，我在我的科學實驗裡都感受到了，」他慢慢地說，「那麼你覺得，我是不是和生命面對面了呢？」
他的「反擊」，嗯，很到位。
看看我自己攤開的二九一四一個格子，四分之三都劃掉了，剩下不到四分之一，應該要倒數了；可是，什麼是「本質」的事？
如果根本不去問這個問題，只是做，行不行？只是剝橘子、洗碗、走路，只是看著自己走路、洗碗、剝橘子，行不行？如果二九一四一個格子裡都是剝橘子、洗碗、走路，剝橘子、洗碗、走路——行不行？
初來乍到的旅人
有人問我：「作家醒來第一件事是什麼？」
我說，「把貓從我的頸彎裡推走。」
「然後呢，然後呢？作家的一天是怎麼過的？」
讓我先告訴你米勒（Henry Miller）的一天吧。米勒在埋頭寫小說《北回歸線》時，給自己定了過日子守則：
上午：如果情緒不對，做筆記，編排，當作靈感。如果情緒不錯，寫。
下午：處理章節，精準規劃的章節。不容許打擾，不容許分心。寫到章節完成。
晚上：跟朋友混。到咖啡館看書。到不熟悉的街區去逛，如果下雨就走路，不下雨就騎車。情緒對了就寫，但只寫不那麼重要的東西。沒靈感或者累了，就畫畫。做筆記。做圖表。規劃。修稿。
白天保留充分時間偶爾去逛一下美術館，畫個素描，或騎一下單車。在火車裡、咖啡館裡、街上，畫素描。不要看電影。一週去一次圖書館看資料。
我的格子裡的內容竟然跟米勒如此相似。我在高鐵列車裡畫素描、天晴時騎單車、看小說到咖啡館、走路時拍照、晚上跟朋友混、想喝酒就喝酒、寫作時不見人。
跟他的不同是：我的自我規定沒有筆跡，寫在應用程式Wunderlist裡面；我的札記存在iPad裡；我的音樂，收在KKbox和iTunes裡；我的閱讀資料建檔在Pocket裡；我的塗鴉收在Dropbox；我的聆聽藏在Podcast；我的圖書館在雲端。
讀了一上午的書，我的「今天」那一格剩下一半；看看窗外，天空像打翻了硯台的宣紙，墨水暈染了陽明山遙遠的稜線。決定撐傘出去走走。每一次的出去走走都是一次小探險——選一個地圖上沒去過的點，地鐵把我帶到那裡，冒出地面，開始那整個街廓的探險。
我有一個特異功能：站在那捷運出口，對著眼前鋪展出來的街道巷弄，眼睛的焦距在我內在的心靈app裡調整一下，這個熟悉的城市可以頓時陌生化，好像一張黑白照突然轉換成重彩的油畫，充滿了神祕，處處是驚奇。我變成一個初來乍到的探索的旅人。
一個既醜又美的城市，也可以是修煉「存在本質」的湖濱吧。
註：米勒的守則是在Maria Popova粉絲頁Brain Pickings裡看到的。
龍應台：走路、洗碗、剝橘子
2016-06天下雜誌600期
我不想過不是生命的日子，因為生命太珍貴了；除非萬不得已，我也不願意隨便「算了吧」。我要排除所有非本質的事，但生命的本質是什麼？
我喜歡走路，健步快走。快走時腳下行雲流水，城市的建築、移動中的人車，彷彿時光隧道裡快速倒帶的浮光掠影。風吹得髮絲飛進眼睛，車流轟隆作響，地面震動，有時候捷運列車剛好從頭上呼嘯而過，如宮崎駿的貓巴士在天空虎虎趕路。往往在這動盪、紛亂的節奏中我反而常常會想，生命的本質是什麼。
「本質」是什麼意思？如果凝視一株大樹，本質是它不動不移的樹幹，還是它若即若離的花朵？如果傾聽一條河流，本質是那永遠等候的河床之空，還是那填滿了河床卻永遠選擇離開的河水？如果你手裡有一把尺，本質是去量時間裡頭的空，還是時間裡頭的滿？
二九一四一格
解決不了這個抽象的問題，又看不見、抓不著「時間」這個東西，所以我們把生命具象化，畫成日曆格子，大大一張，平鋪在桌上；一格就是一天的生命，台灣人平均壽命是七十九．八四歲（真的，比前幾年都低了），生命就是那二九一四一個格子。過一天，劃一格，格子劃完，你我這一生就走完了。
我在這個繁華的城市裡穿街走巷：我看見競選者的宣傳車隊喊著口號迤邐而來，我看見救火車拉著驚恐的警報呼嘯而去，我看見跛腳的女人坐在路邊用細細的鐵絲勾串白色的玉蘭花，我看見跟大廈齊高的巨幅廣告在賣英國人設計的豪宅……這些，是不是本質呢？
梭羅顯然也曾經問一樣的問題，而後做了決定。
我走進森林，因為我要用心地活，我要與生命的本質面對面。我要知道我是否可以從生命學到什麼，而不是在我死的時候，發現自己根本沒活過。我不想過不是生命的日子，因為生命太珍貴了；除非萬不得已，我也不願意隨便「算了吧」。我要深刻地去活，吸盡生命的骨髓；我要過結結實實、斯巴達式的生活，排除所有非本質的事情，我要徹底地剪除蕪雜，把生命逼到死角，削到見骨。
顯然與生命的本質面對面，就是全盤捨棄一般人拿來填滿三萬個格子的事情——在社會運作的遊戲規則中追求個人的成長、幸福、成功，或者促成社會與國家的改善、進步、發展。梭羅的理念和抉擇，與許多宗教虔誠者是一致的。有的人很早就決定不玩填格子的遊戲，譬如梭羅；有的人，把選擇放在最後。
薩克斯（Oliver Sacks）是一個神經科的專家，但是被《紐約時報》稱為「醫學的桂冠詩人」。他可以從人腦的病理中，看見哲學意義上的人的本質處境，又可以用文學的魔力，把他看見的寫成故事，讓我這樣的人拿起他的書便放不下來。
2015年，八十一歲的薩克斯得知自己只剩幾個月的時間可活，他這樣說：
我覺得頓時視野清朗。不是本質的事就不再給任何時間了。我必須聚焦在我的自己、我的工作、我的朋友上。晚上不再看新聞，不再管什麼全球暖化的政治和辯論了。這不是冷漠，這是超脫。我仍舊非常關心中東問題、暖化問題、貧富不均的問題等等，但這些都不是我的事了。它們屬於未來。
在即將劃完最後一格的前夕，他做了總結：
我不能假裝不害怕，但我最真切的心情是感恩。
我愛過，也被愛；我收穫滿滿，也付出少許；我讀書、旅行、思考、寫作，跟這個世界來往，一種作者和讀者之間特殊的來往。最重要的是，在這個美麗的星球上，我是一個有感知能力的存在，一個懂得思想的動物，單單這一點，已經是無上的恩寵和探險。
薩克斯寫完這篇告別短文，沒多久就過世了。
看看窗外，天空像打翻了硯台的宣紙。
決定撐傘出去走走。每一次的出去走走都是一次小探險。（龍應台提供）
實驗室就是湖濱
我問一個好朋友，他是國際知名的科學家，「你覺得，你有和生命面對面嗎？」
他說，「沒想過這個問題，因為沒時間；我只知道一件事：我會死在我的實驗室裡。」
尋找一個材料，探測一個物質，就是他準備填滿二九一四一格的唯一的事情。
「但是，」我說，「你難道不覺得，到最後，你自己、你的家人和朋友，你自己對生活的認識和感受，才是最重要的？」我跟他說了梭羅到森林湖濱去生活的故事。
他靜靜聽完，然後說，「你知道嗎？我的實驗室就是我的湖濱。」
「不是吧？」我不放鬆，挑釁地說，「他到湖濱是帶著高度自覺去的，你進實驗室，只是一頭栽進去，被一個念頭——譬如得諾貝爾獎；被一件事——譬如發現新物質，所佔滿，忙到沒有時間去想任何其他事情。你的生命裡根本沒有湖濱啊。」
「小姐，」他把旋轉椅轉過來，正面看著我，說，「你讀過一行禪師嗎？」
讀過的。一行談的正是自覺的必要。洗碗的時候，知道自己在洗碗；剝橘子的時候，知道自己在剝橘子；走路的時候，知道自己在走路。每一滴水滴落在手指之間，每一絲橘皮的香氣剎那的濺出，每一次腳跟踩到泥土上的濕潤和柔軟，你都要全方位地去感知、觀照。
「如果這種全方位的感知、觀照，我在我的科學實驗裡都感受到了，」他慢慢地說，「那麼你覺得，我是不是和生命面對面了呢？」
他的「反擊」，嗯，很到位。
看看我自己攤開的二九一四一個格子，四分之三都劃掉了，剩下不到四分之一，應該要倒數了；可是，什麼是「本質」的事？
如果根本不去問這個問題，只是做，行不行？只是剝橘子、洗碗、走路，只是看著自己走路、洗碗、剝橘子，行不行？如果二九一四一個格子裡都是剝橘子、洗碗、走路，剝橘子、洗碗、走路——行不行？
初來乍到的旅人
有人問我：「作家醒來第一件事是什麼？」
我說，「把貓從我的頸彎裡推走。」
「然後呢，然後呢？作家的一天是怎麼過的？」
讓我先告訴你米勒（Henry Miller）的一天吧。米勒在埋頭寫小說《北回歸線》時，給自己定了過日子守則：
上午：如果情緒不對，做筆記，編排，當作靈感。如果情緒不錯，寫。
下午：處理章節，精準規劃的章節。不容許打擾，不容許分心。寫到章節完成。
晚上：跟朋友混。到咖啡館看書。到不熟悉的街區去逛，如果下雨就走路，不下雨就騎車。情緒對了就寫，但只寫不那麼重要的東西。沒靈感或者累了，就畫畫。做筆記。做圖表。規劃。修稿。
白天保留充分時間偶爾去逛一下美術館，畫個素描，或騎一下單車。在火車裡、咖啡館裡、街上，畫素描。不要看電影。一週去一次圖書館看資料。
我的格子裡的內容竟然跟米勒如此相似。我在高鐵列車裡畫素描、天晴時騎單車、看小說到咖啡館、走路時拍照、晚上跟朋友混、想喝酒就喝酒、寫作時不見人。
跟他的不同是：我的自我規定沒有筆跡，寫在應用程式Wunderlist裡面；我的札記存在iPad裡；我的音樂，收在KKbox和iTunes裡；我的閱讀資料建檔在Pocket裡；我的塗鴉收在Dropbox；我的聆聽藏在Podcast；我的圖書館在雲端。
讀了一上午的書，我的「今天」那一格剩下一半；看看窗外，天空像打翻了硯台的宣紙，墨水暈染了陽明山遙遠的稜線。決定撐傘出去走走。每一次的出去走走都是一次小探險——選一個地圖上沒去過的點，地鐵把我帶到那裡，冒出地面，開始那整個街廓的探險。
我有一個特異功能：站在那捷運出口，對著眼前鋪展出來的街道巷弄，眼睛的焦距在我內在的心靈app裡調整一下，這個熟悉的城市可以頓時陌生化，好像一張黑白照突然轉換成重彩的油畫，充滿了神祕，處處是驚奇。我變成一個初來乍到的探索的旅人。
一個既醜又美的城市，也可以是修煉「存在本質」的湖濱吧。
註：米勒的守則是在Maria Popova粉絲頁Brain Pickings裡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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