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8.30)艾倫‧葛林斯潘《世界經濟的未來版圖》林茂昌導讀
葛林斯潘，美國聯準會前主席，歷1987-2006年五任之久，他的經濟觀影響金融！
讀過《我的職業是股東》《用心不交易》林茂昌二本書，對他的見解，投資屬性，觀念相近。
特別去聽聆他的分享~為《世界經濟的未來版圖》一書做導讀
葛林斯潘主張，亞當斯密的經濟理論，在金融海嘯後，備受挑戰！
且海嘯來臨前半年，其分析的數據仍是樂觀，常規已無法負荷，扭曲的金融操作。
面對脆弱的經濟各國祭出拯救方案，利弊參差效果仍是未知！
做投資要步步為營，風險要穩健評估
任何訊息做參考，抱以謹慎懷疑、做功課!!
隨筆摘記~
*葛林斯潘，猶太人(歷任聯準會主席亦是)
接受行為經濟學的修正
講究細節與數字，經濟分析與預測有驚人的能力，熱衷各種金融法規、實務、來龍去脈。
*認為勤儉、節儉是度過1930 大蕭條難關的最好方法
*是亞當斯密的主張者 著名著作《國富論》《道德情操論》
*競爭法則「價格」是由市場「供需」所決定
一隻看不見的手
自我組織系統(個體只依據自己的小環境和利益行動；效率、彈性、韌性；通常來自演化、自由市場，如螞蟻窩、螞蟻搜尋路徑；螢火蟲同步等,克魯曼有書論述此論點)
*金融風暴對經濟理論是一大挑戰
供需法則／負向回饋
正向回饋／連鎖反應、股市崩盤
常態分配／肥尾、黑天鵝
自發性／外生性
行為經濟學的快思慢想，在思想中有很多的非理性，立場不同亦影響判斷，受思緒影響。
*動物本能各種傾向
恐懼與陶醉、風險趨險、依賴、羊群行為(從眾)
時間偏好(成功者較能忍受消費延遲，時間換取後面的成果)
*系統性偏誤
近鄉偏誤(在熟悉區域)、競爭慾望、價值標準、樂觀偏誤
（攝於講座）
泡沫的前夕,是有跡可尋,過大過多的扭曲金融是危機
金融干擾,會減緩復甦力道和時間
弱勢社福的建置,葛老的觀點和歐巴馬現行不同
貧富差距,在不景氣時更是拉開差距,市場自由機制,是否適合各國標準,
（摘錄博客來,做參考)
世界經濟的未來版圖：危機、人性，以及如何修正失靈的預測機制
The Map and the Territory: Risk, Human Nature, and the Future of Forecasting 作者： 艾倫‧葛林斯潘
原文作者：Alan Greenspan
譯者：陳儀
內容簡介
預測機制失靈，表示我們對人性不夠了解。
經濟未來的重要議題，本書有宏觀討論。
2008年的金融危機，讓葛林斯潘和每個人──儘管只有少數人的能見度像他那麼高──不得不對風險管理與經濟預測的某些根本假設產生懷疑，因為放眼世界各地，沒有任何一個經濟決策圈要角事先預見這場風暴。到底為什麼我們的預測模型，會讓我們這麼一敗塗地？
為了解答這個疑問，葛林斯潘在幾年前，展開了嚴謹且廣泛的研究。他檢視經濟人（Homo economicus）如何預測未來的經濟情勢，並探究要如何預測得更精準。從家庭、企業到各級政府，不管在任何領域，經濟風險都是無可避免的。無論是否體察到，我們每天幾乎都會以某種方式對未來下注。然而，在下注的同時，我們卻經常被過時的認知誤導，否則就是隨著人類知覺所無法控制的要素起舞。
本書的目的，就是企盼更新我們的預測概念網。它融合了經濟預測史、行為經濟學家的新研究成果，和作者本身豐富、顯赫的職涯閱歷，提供一個清晰到令人震撼且具實證根據的基礎，讓人更加了解我們過去對經濟預測的認識還有無知。本書也探討文化是否注定無法改變，並探究我們可以從福利國的債務與改革，以及全球暖化時代的天然災害中，預測這個世界即將面臨哪些最大的潛在挑戰。
當然，任何內心的認知地圖，永遠都不可能和現實版圖完全吻合。但葛林斯潘提出的方法，是以他特有的嚴謹、智慧與空前分明的脈絡為基礎，所以這份獨特的認知地圖，絕對有助於個人、企業乃至國家，透過很多不同的道路，安全地度過未來的旅程。
作者簡介：艾倫‧葛林斯潘 Alan Greenspan
生於1926年，在紐約市附近的華盛頓高地長大。在茱莉亞（Juilliard）音樂學院修習單簧管，並成為職業演奏家後，取得紐約大學經濟學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
1954年，共同創辦了陶森葛林斯潘經濟顧問公司（Townsend-Greenspan & Co.）。
1974年至1977年間，擔任福特總統旗下的經濟顧問委員會（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ors）主席。1987年，被雷根總統任命為聯準會主席，直到2006年退休時，他都一直擔任這個職務。
著有《紐約時報》暢銷書第一名《我們的新世界》。
譯者簡介：陳儀
擁有二十餘年實務投資經驗，目前為專業投資公司高階投資主管，曾任投信基金經理。從事兼職翻譯已十餘年，譯作包括《2014-2019經濟大懸崖》、《末日博士危機經濟學》、《新興市場的新世紀》（獲98年經濟部中小企業金書獎）、《資本主義的代價》、《笑傲股市》、《巴菲特是他教出來的》、《一口氣搞懂外匯市場》、《景氣為什麼會循環》、《中國金融大揭密》、《新絕對成交》、《早一點看懂趨勢的投資用經濟指標》等，譯著甚豐。
推薦序 尺有所短，寸有所長
李紀珠（本文作者為臺灣金控暨臺灣銀行董事長、中華民國銀行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葛老在本書提出一個很嚴肅的問題，為什麼全球計量經濟模型，沒有任何一個能預測出2008年金融海嘯的發生？他以「人性」來補強計量經濟模型的不足。
所謂的「人性」，葛老從凱因斯的「動物本能」談起，列舉各種傾向。最後他歸納整理，認為樂觀偏誤、陶醉、羊群行為、恐懼等幾項，是造成景氣循環轉折點難以被計量經濟模型預測的人性因素。
樂觀和陶醉造成大多頭市場，羊群行為加強大多頭市場的強度（導致計量經濟模型失靈），「高處不勝寒」的恐懼感，讓市場流動性戛然凍結。經過這樣的處理，我們看到貌似嚴謹的計量經濟模型「尺有所短」，看似不太科學的人性反倒「寸有所長」，相輔相成就燦然全備了。
推薦序 職業生涯經驗的精華
胡勝正（本文作者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國立中央大學國鼎講座教授）
葛林斯潘是位才子、傳奇性人物。他的音樂造詣甚深，是職業演奏家，後來改行修讀經濟學，成為傑出的經濟學家，在華爾街發光發熱。1973年，美國福特總統任命他為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1987年起，他擔任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主席，前後18年，深獲不分黨派、歷任總統的信任。
葛氏主政聯準會期間，美國經濟繁榮、穩定成長，許多人將之歸功於葛氏貨幣政策的得當。他卸任之後，發生全球金融危機，頓時幾乎成為眾矢之的、聲譽掉漆，但他的批評者往自己臉上貼金的成分大於對葛氏的打臉。畢竟，在危機之前，葛氏就一再提醒大家注意「非理性繁榮」，只是他的警語被當耳邊風。在本書，他再度警告，未來相似的危機還會不斷復發，雖然無法確定其精確本質。
本書是葛氏致力後金融危機研究的心得，全書14章，聚焦為何大家都嚴重預測失準，未預見危機發生，也要探究我們學到了什麼教誨。就戰略層面而言，本書認為，美國所以面臨許多嚴重的長期經濟問題，是由於對經濟未來投資不足之故。其中最值得憂慮的是，美國當前政治體系嚴重分裂，如果不能忍受短期的痛苦，採取果斷的補救行動，美國終將付出慘痛的代價。
危機之後，美國國會通過陶德—法蘭克法案，大幅提升金融監理的強度。葛氏並不贊成這種做法，認為這些新規定對生產力造成傷害，如果金融監理所引起的不確定性加以消除，讓股票風險溢酬回歸到正常值，光靠股票與其他資產價格的上漲，就足以激勵近年來奄奄一息的就業市場。他強調，金融監理要注意成長與穩定的平衡，金融危機引爆的癥結在於金融機構過度槓桿，資產負債表資本項目受到損害之故，所以監理的重點在於資本適足，在於經濟資本。
危機之後，美國採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大量注入流通性。葛氏在本書雖未明言反對，但他強調，只有在最極端的金融崩潰時期，才能用主權信用來支持金融體系。
與金融危機息息相關的，是美國財政失衡。葛氏特別警告，如果未能解決具破壞性的財政失衡，美國隨時可能爆發另一場金融危機。美國財政失衡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社會保險支出的快速上升，已嚴重排擠其他政務支出與民間儲蓄，導致民間投資與生產力下降，而未來還有龐大的嬰兒潮世代準備退休。儘管社福支出快速成長，戰後所得分配不均趨勢也一路上升，導致美國政治體系出現非常大的裂痕。葛氏認為，社會安全制度應大刀闊斧加以改革，但這是政治層面的問題，誰能拿起大刀、說服選民，將是新的政治英雄。
本書雖是後危機研究，將之視為葛氏職業生涯經驗的精華也不為過。本書論點極具啟發性，有高度的參考價值。有關美國當前政治體系嚴重分裂的警語，如果用在台灣，相信也說中了許多人的心坎。
推薦序 掌握經濟未來，必先了解經濟本質
綠角（本文作者為知名財經作家）
作者葛林斯潘先生，在本書以其擔任美國聯準會主席的經歷，與對各國經濟的深入觀察，帶領讀者進一步了解全球經濟。全體人類的經濟活動，是否有可尋的脈絡，向來是投資者與經濟學家醉心研究的課題。對投資人來說，假如能預知未來的經濟走勢，就可以先一步採行動作，避免金融資產的損失。對經濟學家來說，假如可以掌握經濟脈動，就可以以適當的政策應對，試圖避免蕭條與過熱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本書提到過去許多預測失敗的例子，例如在二次世戰後，一般預測因為軍事支出大減，美國經濟將會進入停滯或低成長期。或是，在1970年代的高通膨環境下，一般認為美國聯準會不會採行強力緊縮措施來壓制通膨，因為這將帶來失業率大增的慘痛代價。事後發現，當時的這些共識，都不是歷史發展的軌跡。
2008年的金融海嘯，更是近年鮮明的例子。當時一般認為，美國經濟的弱點，在於高額經常帳赤字。幾乎沒什麼人事先預知，房貸市場所帶來的衝擊。人們仍會試圖預測市場，但這些史實告訴我們，當經濟活動中不可避免地含有人類非理性的「動物本能」成分時，持續準確的預測絕非易事。
所以，不論是銀行的資本準備，或是個人的投資計劃，應以準備面對不可知的衝擊做為應對方針，而不是以為放眼看去風平浪靜，便可積極從事高風險投資，然後在下一場危機中，被打得措手不及。
書中也提到，在全球化浪潮中，1970年開始，美國從事生產線重複性工作的勞工，逐漸被外國勞工取代。台灣也正經歷一個類似的轉型過程，低技術性、重複性的工作，逐漸轉給成本更低的外國勞工或是自動化設備。即便是白領階級，也面臨工作的不穩定。愈來愈現代的社會，卻似乎無法讓人們的生活更加穩定，反而是充滿挑戰與變數。
這是資本主義的本質，資本追求更有效率的回報。當你買進股票時，你會希望這家公司的經理，追求最大的產出價值。當你買進一件產品時，你會希望每一塊錢，可以買到更高品質或更多功能。而更好的報酬與更高品質的要求，就是現代工作者壓力的根本來源。
因為出資者的要求，當某項作業可以找到更有效的工作者時，原先的雇員便會被替換。因為消費者的要求，當某類產品出現更好的新世代產品時，舊的生產線便會被廢除。在19世紀初汽車出現時，假如某個國家立法保障養馬場與馬車製造業者，到了今天，恐怕會變成全球運輸效率最差的國家。在智慧型手機出現時，假如某國政府立法保障舊型手機生產線，並規定新型手機銷售額的最高數量，那麼該國人民恐怕會很晚，才能享受到新產品的優勢服務。
當我們要求更高的生活水準與更有效率的生產方式時，舊產品與低效率的生產方式，都不可避免地必須被替換。當身為消費者的我們，要求更舒適、更好的生活時，也會對同時身為工作者的我們帶來壓力。人們無法同時要求更高的生活水準與不變的工作保證。
宏觀的經濟觀點，可以讓我們看清個人投資計劃與職業生涯面臨的挑戰。個人，無法逃脫大時代的影響。想要更能掌握自己的經濟未來，你一定要了解經濟的本質。而這本書，就是一本當代經濟的深入導覽手冊。
推薦序 對預測要嚴謹，對市場要謙卑
鄭貞茂 （本文作者為台灣金融研訓院院長）
葛林斯潘曾是全球財經界最有影響力的央行總裁，卻在2008年的美國次貸危機中英名受損，主要是因為他曾經在2003年，將聯邦資金利率目標從1.25％調降至1.0％的歷史低點，有些人認為這是後來美國房市走向泡沫的遠因之一。另外，葛林斯潘也曾經讚譽衍生性金融商品的發明及其他金融創新，協助美國長期利率走低，是美國經濟成功的重要因素。但金融海嘯過後，這些談話聽起來格外諷刺。
但葛老終究是葛老，即便在金融海嘯過後這麼多年，他仍孜孜不倦地進行研究，並提出最新觀點。葛老認為，經濟預測失靈導致政策對應不當，其中的關鍵因素，便在於對人性的研判。這也是為何政府官員及財經學者，對於金融危機雖然已有許多研究，卻仍無法阻止金融危機的發生。印證在台灣的政府政策也是一樣，儘管政府政策有許多對台灣經濟的中長期規劃，若無法說服民眾並獲得支持，那麼許多政策的美意便無法施展，反而形成政策與民意的落差。尤其是金融海嘯過後，美國政黨對立日益嚴重，葛老擔心政治體系分裂的結果，將對美國長期經濟走勢不利。這對台灣來說，無疑也是一記當頭棒喝。
身為市場派經濟學家，個人對於未來全球經濟情勢的變化，一向非常關切。但我也認知到，倘若只關注短期市場走勢，往往會忽略中長期經濟結構變化所產生的更大衝擊。而預測工作最難的地方，往往也是當經濟結構發生轉變、導致成長模式轉變時，過去的成長型態已不能再做為未來預測的參考基準，此時的預測就會產生很大的落差。這使我想起當初入行時，金融前輩對我的教誨即是：「對預測要嚴謹，但對市場要謙卑。」因此，面臨未來全球經濟結構的巨大變化，對所有的經濟參與者而言，應該要如何因應？相信讀者在讀完這本書後，定會激發出自己的想法。
前言 失靈的預測機制
2008年03月16日，是個寒風刺骨的週日。那天午後，我打完一場室內網球後返家，一進門，就接到一通我做夢都想不到的電話。聯邦準備制度理事會（Federal Reserve Board，下文簡稱聯準會）一名資深官員打電話通知我，聯準會剛剛宣布將行使它幾十年來未曾動用過的一項法定權利──鮮為人知但威力強大的聯邦準備法（Federal Reserve Act）第13條第3款。廣義解讀，第13條第3款授權聯準會無限額借錢給任何一個人。在03月16日當天，聯準會隨即授權紐約聯邦準備銀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向摩根大通（JPMorgan）融通了290億美元的資金，幫助它購併貝爾斯登公司（Bear Stearns）。
當時陷入破產邊緣的貝爾斯登成立於1923年，是所有大型投資銀行中規模最小的一家，破產事件爆發前，才短短一週，它就耗盡了近200億美元的現金。該公司破產後，全球金融陷入動盪達六個月之久，而這一波動盪在2008年09月15日雷曼兄弟公司（Lehman Brothers）破產時達到最高潮。雷曼兄弟的倒閉，引爆了堪稱史上最大的金融危機。當然，在1930年代大蕭條期間，經濟活動崩潰的程度遠比這次金融危機期間更嚴重，但在歷史上，扮演日常商業活動主要促進力量的短期金融市場，卻從未出現這次的慘況，幾乎全面關門大吉。隨著投資人的心情從極度陶醉轉為極端恐懼，平日流動性最高的幾個市場，也幾乎在一夜之間完全枯竭，金融環境頓時變得異常詭譎複雜，世界各地的經濟活動也因此大幅萎縮。在那個攸關重大的九月天，以及接下來的幾週裡，人性對經濟事務的影響，一覽無遺地展現在我們眼前。
表面上看來，這場金融危機也代表著經濟預測工作存廢與否的危機。從那時開始，我便致力於後危機研究，希望能找出究竟是什麼因素導致所有人都嚴重預測失準，也希望探究我們從這些既定的殘酷事實裡學到了什麼教誨，而這本書就是我這段時間的研究心得。因此，就最基本的層次來說，這其實是一本和人性預測有關的書，它探討我們自認對未來有什麼了解，以及我們決定要怎麼因應那樣一個未來等。這本書不僅涵蓋了短期和長期的觀點，最重要的是，它探討了這個轉型關鍵期裡，種種令人摸不著邊際的情境。
值此時刻，我們面臨了非常多嚴重的長期經濟問題；就某種程度來說，這些問題都和我們對「經濟未來」的投資不足有一點關係。我認為，最值得憂慮的是美國當前政治體系嚴重分裂的問題，因為這個體系是我們賴以管理憲法相關法律規定的支柱（見第14章）。我真心期許，我透過本書提出的某些個人研究心得，能促使相關人士立即「起而行」。儘管果斷的行動，不可避免地將帶來短期的痛苦，卻有助於創造長期的集體利己效益。若不立即採取補救行動，換來的將是更難以預料的深刻苦痛，我們終將為此付出慘痛的代價。這是刻不容緩，絕對不可延宕的任務。
預測的必要性
儘管人類總是希望能夠精準預測未來，但說穿了，經濟預測從頭到尾都只是一門機率學。所謂硬科學（hard sciences）能夠準確驗明自然界的各種物理，但在經濟領域，我們似乎永遠也無法達到那樣的準確性。不過，儘管預測失敗的經驗層出不窮，預測這件事卻絕對不可偏廢，因為預測是一種天生的人性需要。畢竟，愈能預見生活環境中各種事件的後續發展軌跡，我們就愈能事先做好準備，善加回應那些事件，而這全是為了改善未來的生活。
人類經過內省而自知沒有足夠能力預見長遠未來的發展，因此，自有史書記載以來，我們似乎也基於這個自我體悟，不斷尋找各種方法來彌補這種令人扼腕的人類「缺陷」。例如，在古希臘時代，一國之君和部隊將軍會在冒險發動政治或軍事行動以前，先尋求德爾菲神諭（the oracle of Delphi）的建議。兩千年後的歐洲，也深受諾斯特拉達姆斯（Nostradamus）的神祕預言吸引。如今，世界各地還是有很多自認擁有超凡預測能力的算命師，或是偏好自己選股的投資人，他們的日子也過得還算差強人意。換言之，即使人類反覆不斷地預測失敗，卻還是阻止不了一般人「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地設法追求預知未來的能力，因為人類的本性需要它。
計量經濟學
過去80年，模型化經濟預測學的發展，可說是人類自古追求「預知未來」路途上一個重要的關鍵期。這門學科採納了自然科學領域也使用的很多數學工具，幾乎所有官方和民間部門的經濟預測家都會使用這些工具，目的多半是為了建構足以「解釋」過去種種現象的模型，期許能藉由這些模型的建立，讓未來變得更容易理解一些。
1950年代初期，我在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修習研究所課程時期，也深受當時極為新潮的精密數理經濟學所吸引。我的指導教授傑柯伯‧沃佛維茲（Jacob Wolfowitz）和亞伯拉罕‧瓦德（Abraham Wald），恰巧是數理統計學的先驅。不過，我事後漸漸察覺到，很多看似無法模型化的動物本能（animal spirits）狀態，會對現實世界的經濟結果，產生至為關鍵的影響。在這個認知的影響下，我對數理經濟學的實質意義開始產生懷疑，對這門學問的迷戀也因此漸漸降溫。
約翰‧梅納德‧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他1936年的劃時代巨著《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中，為現代多數的總體經濟造模作業（macromodeling）奠定了一個基礎架構。後來所謂的「凱因斯模型」（Keynesian model），迄今仍被很多國家的政府，用來做為制訂總體經濟政策的基本指導原則。然而，儘管「凱因斯模型」完整詮釋了市場經濟幾個重要單元彼此結合的模式，但無論怎麼說，它終究是個簡化版的市場經濟模型。儘管如此，各國官方及民間部門，迄今仍舊廣泛使用著一般所謂「凱因斯模型」的那類經濟模型，尤其是在探討各種政府政策對國內生產毛額（GDP）及就業水準的影響時。
凱因斯學派的觀點，等於是正面挑戰古典經濟學家的根本信念。古典經濟學派認為，市場經濟向來都具備一種自我調整的能力，所以每當經濟體系遭到干擾，都會在相對短期內回歸完全就業的狀態。相反地，凱因斯卻主張，在某些情境下，那類自我平衡的機制會失去正常運作功能，最後發展為一種「未充分就業均衡」（underemployment equilibrium）。凱因斯並倡議，一旦遭遇那樣的情境，就必須以政府赤字支出來填補整體需求的不足。值得注意的是，雖然經過了75年以上的時間，現代經濟學家還是為了那個政策的優點與缺失，而不斷脣槍舌戰。
無論是凱因斯學派，或是其他各式各樣的經濟預測，向來都得應付永無止境的質疑和反對意見。因為就本質來說，不管是誰提出的模型，全都大幅簡化了極為複雜的經濟現實。事實上，整體GDP的創造，有賴日常生活中數千萬、甚至上億種關係的互動，即使是相對單純的市場經濟體也不例外。而由於每一個模型，都只能呈現極小部分的經濟互動關係，其預測成效當然也就不夠理想。也因如此，經濟學家迄今仍在苦心尋覓，企盼能找出一組足以涵蓋現代經濟體系各種基本驅動力量的公式。最終的目的，當然是希望有朝一日能用少數幾個簡單的公式，來掌握複雜的經濟動態。
實務上來說，模型建造者（包括我自己）在建構模型時，都會不斷修改自己選擇的變數和公式清單，直到這些模型最後推演出來的結果，看起來和歷史上的經濟紀錄相符為止。每個預測人員，都必須根據自己的經驗與信念，研判哪些「公式」最能有效掌握經濟整體動態的精髓。
大致上來說，市場經濟體系非金融產業的造模結果，都還算差強人意。因為有愈來愈多的研究，讓我們得以更加了解這些市場功能的運作模式。然而，誠如我們一直以來反覆受到的震撼教育，金融產業的運作環境和經濟體系的其他產業截然不同，這是一個使用槓桿的環境，涉及的風險遠比經濟體系的其他部門高。追根究柢，幾乎所有金融決策都起源於承擔風險和趨避風險的需要。相對地，非金融事業的決策，則是比較工程、技術及管理組織導向。
非金融企業當然也很重視資本投資及其他決策的風險，只不過它們的主要考量，還是聚焦在諸如「能把幾個電晶體壓縮到一個微晶片」，以及「如何確保橋晶片（bridge）能承受預設的安全運載量」等問題上。這是量子力學和工程設計的應用，在這些領域，決策雖然不是完全、但也多半與風險無關。組合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和其他新型態金融部門活動的風險程度，比起支持非金融事業領域的關鍵知識主體──自然科學領域的風險要高上好幾倍。畢竟，人類本性不可能會影響次原子粒子之間的交互作用，但人類的恐懼、陶醉、羊群行為和文化等傾向，卻會對金融活動產生決定性的影響。而由於金融活動能將一國的儲蓄，引導至創新技術的投資活動，所以它確實攸關重大，對經濟結果的正負面影響，也遠比表面上看到的數據──金融業的GDP占比不到10％──大很多。此外，事實證明，金融失衡無疑是造就現代景氣循環的主要直接或間接導因。總之，金融向來是經濟體系中，最難以造模的一個要素。
1960年代，甘迺迪（John Kennedy）總統和詹森（Lyndon Johnson）總統領導下的經濟顧問委員會（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 CEA），在預測模型方面的顯赫成就，讓後來所謂的計量經濟學（econometrics）得以從學術殿堂，風光地跨進經濟決策的中心，甚至躍居最前線。到了1960年代末期，計量經濟學模型已成為政府及民間制訂決策時不可或缺的一環，而這個情況迄今都未見改變。
不過，對預測家來說，經濟預測這條道路並非從此一帆風順，一路上依舊跌跌撞撞。簡單模型在課堂上充當教材還算差強人意，但很遺憾地，這些模型一旦走出教室應用到現實世界後，相關成效卻明顯未能盡如人意。就在凱因斯的典範廣獲經濟學專業領域接受後不久，美國經濟的實際表現，卻開始和所謂凱因斯模型的某些核心信條彼此矛盾。其中，凱因斯學派的一個核心信念主張，失業率上升將導致經濟體系變得更加蕭條，進而使得通貨膨脹率降低。但在1970年代的多數時間，美國經濟卻出現失業率上升，但通貨膨脹率也居高不下的景象，當時一般人將這個病徵，稱為停滯性通貨膨脹（stagflation）。
到這時，此前十年間讓政府經濟學家儼然變成「先知」的預測工具，頓時變得好像漏洞百出。同一時期，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的米爾頓‧傅利曼（Milton Friedman）因對經濟政策的獨到見解，而獲得知識分子的青睞。他主張，我們的經濟政策是會促使通貨膨脹上升的政策，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他主張貨幣供給的快速擴張，將導致通貨膨脹預期心理上升，這種預期心理所造成的通貨膨脹壓力，強過隨著勞動市場蕭條而來的反通貨膨脹（disinflationary）力量。傅利曼和他的追隨者，發展了一個稱為「貨幣學派」（monetarism）的理論，和一項以貨幣供給額成長為基礎的預測工具。有一段時間，這些理論和工具對1970年代末期各種發展的預測，似乎真的比各種從凱因斯模型衍生出來的理論預測成果更加精準。到了1970年代末期，聯準會每週發布的貨幣供給數據引人注目的程度，已經不亞於今日的失業數據。
1980年代時，由於通貨膨脹獲得控制──這局部要歸功於聯準會積極壓抑貨幣供給成長，年輕化且經過適度修正的凱因斯學派再次崛起；他們修正了停滯性通膨要素，以反映通貨膨脹預期心理的重要性。接下來20年間，這些模型的預測成效都還算良好，但那多半是因為市場上未曾出現過嚴重的結構性崩壞。另一方面，聯準會的職員結合凱因斯學派、貨幣學派和其他更現代經濟理論的種種要素而建構的模型，似乎更令人印象深刻。尤其是在我執掌聯準會主席期間，這個模型對聯準會官員助益甚多。
但是，這個世界變了
儘管如此，全世界卻還是幾乎沒人預見到2008年09月的那場危機。讓經濟學專家最扼腕的是，就在我們最需要總體經濟模型的時刻，它卻明顯失靈。直到危機來襲，連聯準會那麼精密的預測系統，都未能預見到經濟會陷入衰退。即便崇高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所開發的模型，到2007年春天都還預測「自2006年09月以來……全球經濟風險（已經）降低……美國整體經濟可望維持繁榮……（而且）所有跡象都令人鼓舞。」而堪稱美國最具領導地位的金融機構──摩根大通，也在危機爆發前三天的2008年09月12日預估，到2009年上半年為止，美國GDP成長率將持續增加。
當時，多數官方和民間部門的分析師和預測人員，也都一致認同《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在2006年12月所表達的觀點：「驅動世界多數經濟體的引擎──市場資本主義（market capitalism），似乎仍舊成效卓越。」就在金融體系崩潰前一天的2008年09月14日，眾人還是高度懷疑經濟有陷入衰退的可能。那天，我參加美國廣播公司（ABC）週日早上的《一週回顧》（This Week）節目錄影，現場還有人問我：「逃脫衰退的機率，是否超過50％？」危機明明已經近在咫尺──在短短不到24小時後爆發，但一般觀點卻還是認為經濟不可能陷入典型的衰退，更遑論陷入80年來最嚴厲的經濟危機。
此外，即使在金融體系已然崩潰後的2009年01月，總統任命的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還預測當時約7.8％的失業率，將在2010年年底降為7.0％，並進一步在2011年年底降到6.5％。而實際上，2011年12月的失業率高達8.5％。這究竟是怎麼回事？是哪個環節出了錯？為什麼幾乎每位重量級經濟學家和政策制訂者，都在這麼攸關重大的議題上嚴重失了準頭？
為了釐清這些疑問，我開始研究凱因斯所謂的「動物本能」（animal spirits）。他對這個名詞的定義是：「一種自發性的行為衝動，不是量化利益乘以量化機率後的加權平均（理性）結果。」凱因斯的原意，是指驅動經濟活動的各種本能，但如今我們修正了他對動物本能的定義，將它的另一面──也就是因恐懼而產生的風險趨避傾向──納入。很久以前，我就注意到這種「本能」，以及相關的光怪陸離現象。
1959年，還是個毛頭經濟學家的我，犯下了此生第一個公開且令人難忘的預測錯誤。我在《財星》（Fortune）雜誌中，表示我對投資人「過度繁榮」（over-exuberance）的現象感到憂慮，但事後證明，那個大多頭市場的頂點過了很久以後才出現。重點並非我和其他經濟預測家不了解市場總傾向於表現失控，甚至會出現在任何理性基礎下不可能出現的狂亂情緒波動。真正的重點是，那樣的「不理性」行為非常難以衡量，而且任何可靠的系統化分析，也難以釐清這樣的行為。
如今，花了幾年時間深入研究人類在幾次嚴重危機期間的動物本能表現後，我終於歸納出一個看法：人類的不理性行為模式和某種系統化的要素有關，尤其是在面臨極端的經濟壓力時，而這與我原本的想法大不相同。換句話說，這種行為是可以衡量的，而且我們甚至可以將它變成經濟預測流程，以及經濟政策制訂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個人觀點的改變，讓最近的我開始意識到，這些「本能」其實非常重要。因為它們所展現出來的「一致性」，將讓我們更有能力辨識股票、原物料商品和匯率等醞釀中的資產泡沫，甚至能因此預見到這些泡沫最終崩潰與復原後，會造成什麼樣的經濟後果。
在本書的第一章，我尤其會試著區隔某些特定的行為需求，諸如陶醉、恐懼、恐慌、樂觀偏誤等本能差異，並探討這些本能及它們所孕育出來的文化，如何與理性經濟行為互動，進而促成各種重要的市場結果。當然，我並不是說我們應該不分青紅皂白地揚棄「經濟人」（Homo economicus）的概念。儘管有非常多證據，證明市場行為總是很不理性，但數據也顯示就長期來說，自由經濟體依舊仰賴理性經濟判斷來指引未來的方向。當然，大家都知道，所謂的長期，有可能「非常」長。
然而，在追究2008年危機的導因，以及為何後續這幾年經濟景氣僅維持溫吞復甦、無法強勁回升的根本原因時，還是必須同時從長期及短期兩個觀點來考慮。資料顯示，1994年至2008年間，兩次資產泡沫的興起和破滅，確實對生產力的實質改善，產生一些局部的助益。不過，這些泡沫終究是一波非理性繁榮和不切實際的陶醉感所造成，總有一天，這種非理性繁榮和不切實際的陶醉感肯定會崩潰。一旦那天來臨，就會製造一種壓倒性的恐懼感，讓市場失去運作能力。
我們必須承認，不是所有泡沫的崩潰，都會造成2008年那麼嚴重的災難。誠如我將在第二章詳細說明的，1987年和2000年崩盤對經濟的負面影響，相對來說並不大。要判斷泡沫破滅所造成的破壞有多嚴重，並不是判斷哪種資產變「有毒」（toxic），而是要判斷這些有毒資產的持有人，使用了多大程度的槓桿。這會決定感染的程度是否失控；總之，債務槓桿是最重要的，我們會在第二章進一步詳談。
本書探討了很多攸關美國經濟未來的重要議題。我為了寫這本書，開始探究一些未知的問題。由於我個人對美國經濟目前的走向，原本就心存某些疑慮，這番研究更加印證那些問題確實值得擔憂。但我必須澄清，我並不是以批判或悲觀的心態來寫這本書。我之所以想寫這本書，並不是為了抒發我目前的想法，而是因為我自認已有幾分把握，能以論證詳加闡述、證明相關議題。
第二次世界大戰過後，美國國力達到最顛峰。當時，生產力快速增長，家庭和企業的儲蓄率接近10％，資本投資及住宅建築活動更是熱絡異常。此外，即使迅速增加的資本投資耗用了不少儲蓄，美國依舊擁有足夠的儲蓄，能夠進一步到國外各地投資。
取得全球經濟領導地位後，我們開始轉而關注國內事務，並大方地和社會上最不富裕的那群人分享全國財富。社會安全制度（Social Security）及其他較小規模的制度實施多年後，這類「政府賦予個人的社福給付」總額，還是只占GDP的4.7％。不過，從1965年開始，由於聯邦醫療保險計劃（Medicare）和醫療補助計劃（Medicaid）開始實施，加上不久後社會安全相關給付，開始隨通貨膨脹指數調整，導致整體支出大幅增加。美國政府的支出，遂出現前所未見連續40年的成長，每年平均增加近10％，而且是在朝野兩黨共同支持的情況下增加。
誠如我在稍後章節闡述的，這種慷慨解囊的行為，造成了一個嚴重的惡果：社福給付已嚴重排擠民間儲蓄，幾乎每一美元的給付，就排擠掉一美元的儲蓄。可用來進行資本投資的資金自然相對地減少了，這進而導致生產力成長降低，如果不是大量向外國舉債，美國生產力成長率降低的情況將更加嚴重。此外，為了幫種種慷慨解囊的行為籌募資金，為了滿足不斷增加的社福給付支出，我們無所不用其極地搜刮各層面的聯邦預算。現在的我們已經開始吃老本，而且也開始傷害到讓美國過去得以在世界上保有相對競爭優勢的引擎。我們迫切需要改變方向，事實上，這並非不可能的任務，因為我們以前就曾有過幾次如此輝煌的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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