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春閱讀：林文月《文字的魅力》
書名：《文字的魅力：從六朝開始散步》
書名：《文字的魅力：從六朝開始散步》
作者：林文月
臺灣彰化人。一九三三年誕生於上海日本租界。啟蒙教育為日語文，一九四五年返歸故鄉臺灣，開始接受中國語文教育，故自然通曉中、日兩國語文。
一九五九年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畢業。同年，留母校執教。歷講師、副教授、教授，而於一九九三年退休。翌年，獲贈臺灣大學中文系名譽教授。曾任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史丹福大學、加州柏克萊大學，及捷克查理大學客座教授。
寫作方向分為三方面：論文類有《謝靈運及其詩》《中古文學論叢》等，翻譯類有《源氏物語》《枕草子》等，散文類有《蒙娜麗莎微笑的嘴角》《青山青史──連雅堂傳》《京都一年》《人物速寫》等多種。
曾獲得中興文藝獎章、時報文學獎散文類推薦獎、國家文藝獎、行政院文化獎。
內容介紹：
我用文字記下生活，事過境遷，日子過去了，文字留下來；
文字不但記下我的生活，也豐富了我的生活。
──林文月
林文月教授之書寫，始於六朝之學術研究，其研究所論文對象正是謝靈運；旋以第一本散文集《京都一年》即確認其古遠幽邃之獨有散文風格；而對日本文學——尤其是平安朝文學之深研精譯，同樣影響久長廣遠。
手握三支采筆的林文月教授，此次集結多年來未曾輯印的眾多文章，而成皇皇一冊、二十餘萬言，《文字的魅力──從六朝開始散步》是以分為三卷，主題分別集中於「散文創作」、「翻譯心得」、「六朝研究」；既是跨越時空的文學交感，復又乘馭神思千里之文字賦形，而回到了文學的本身——文字無涯之對話與魅力。
縱覽《文字的魅力──從六朝開始散步》，如同群山勁麗、千壑爭奇，而其實次第井然、成長可尋；這本書見證了一位文學家之大河壯濶，始於不辭涓滴之用功與包容，最是情真辭切，值得愛文字之人、愛書之人，同感互通文字的魅力深刻久遠、文學之啓示濶遠無窮。
文字是她畢生攜手的伴侶
她在之中找到獨特的魅力
一、散文集：《文字的魅力──從六朝開始散步》
輯一「而今現在」的文字魅力是隨筆散文。短記目前睡前閱讀的時光，側記臺靜農師、莊慕陵師的情誼，記述看帶蔣勳作品與節氣流轉，緩緩寫下她與齊邦媛先生的相知相惜。
輯二「落櫻平安朝」的文字魅力在於翻譯之筆。自一九七三年以降，陸續翻譯《源氏物語》《枕草子》等日本古典經典，「落櫻平安朝」即為書寫翻譯時的甘苦與點滴，穿梭於「同文同種」中日兩國語言之間，將同與不同，轉譯為優美的文字。
輯三「六朝微雨」的文字魅力著重學術書寫。自六朝緩步而來，談潘岳、陸機的詩作意識，淺言鄭騫的詩人寂寞，更深刻爬梳連雅堂晚年的書信往返，從中窺得一絲外祖父的生活與心境……。
二、隨書附贈CD：《而今現在──林文月和一雙兒女的作品朗讀》
目錄：
代序 文字的魅力
輯一 而今現在
最初的讀者
山笑
記〈翡冷翠在下雨〉
記一張黑白照片──懷念莊慕陵先生
巨流河到啞口海的水勢
畫布上的文筆
敬悼塞翁
漫談京都
輯二 落櫻平安朝
祝賀老同學的生日禮物
諸行無常 盛者必衰──鄭譯《平家物語》讀後
平安朝文學的中國語譯
中国人の立場より見た白氏文集と平安朝文学
關於古典文學作品翻譯的省思
翻譯的再譯──讀佐復秀樹《ウエイリー版源氏物語》
譯事之局限──談翻譯原始語文的困難
輯三 六朝微雨
八十自述
關於文學史上的指稱與斷代──以「六朝」為例
潘岳、陸機詩中的南方意識
讀陶潛〈責子〉詩
康樂詩的藝術均衡美──以對偶句詩為例
不能忘情吟──白居易與女性
手跡情誼──靜農師珍藏的陳獨秀先生手跡
《清晝堂詩集》中所顯現的詩人的寂寞
我所不認識的劉吶鷗
代序：文字的魅力
文字的發明，是人類的一大寶。
文字，既無色彩，也無聲音氣味，更無表情思想；但是我們的祖先發明了文字，把他們所看到的形象與顏色，聞到的聲音與味道書寫下來，把他們追蹤那些文字而再現了他們所經驗過的豐富的宇宙世界生命種種，讓後代的我們如親歷其境的經驗那些種種。幾百年、幾千年過去了，當初書寫那些文字的人們都已亡故不存了；然而，藉由那些留存下來的文字，我們看到、聽到、感受到那些喜怒哀樂愛惡欲；於是，透過文字，當初一個人的想法、感情，卻變成為千百年後、千萬人的感動和記憶了。既不是圖畫、攝影，也不是唱片、音符，而能夠就在白紙黑字之間就傳達了無所不包括的極豐饒的內容；文字的力量豈不神奇！
至於我個人，所認識的文字，是和我的生長背景有很密切的關係的。
我的父母都是臺灣人。我們生活在上海的日本租界。那時候在法律上，臺灣人都隸屬日本公民，所以我的母語是日本話、上海話和一點臺灣話。而我初習得的文字是日本文字。從小學一年級到五年級，我在日本租界的小學裡，和僑居上海市的日本人子弟一起讀書。我的班上，除我以外，都是日籍兒童（應該說，當時我的籍貫也是日本）。我們所受的教育，和日本「內地」的教科書完全相同；我們的老師，無論男女，也都是從「內地」赴上海的日本老師。當時，幼小的我，渾然不知自己不是日本人；我的成績在全班之中，甚至是居前的。但是，在我讀到小學五年級的時候，中日戰爭結束了。臺灣光復了。我突然變成全班之中與別的同學不同的孩子。他們都是戰敗國者子弟，只有我一個人變成戰勝國者的子弟。戰敗國者的日本同學們先後離開上海，回到他們的祖國日本去了。而我們家人，則是回到家鄉臺灣。
我的兄弟姊妹都出生於上海。臺灣雖是我們的家鄉，其實是陌生的。我們甚至於也不會講完整通順的臺灣話。令我特別不自在的是，回到臺灣以後，當時讀小學六年級的我，卻得從注音符號開始學國語──中文。而教育局規定，在教室內不可使用日文，所以老師是用臺語解釋中文的。這兩種語文，是生長於上海日租界的我，所不明白、不習慣的。
不過，現實的困難，總得要克服。事實上，處於這種雙語文的過渡期難關，是當時臺灣很多人都遭遇到的。有些人已經中學（或大學）畢業了，甚至已經很熟練地用日文寫作了，還是必須整個地將使用的語言文字從日文改為中文。我不過是在小學六年級時，忽然又回到一年級（或幼稚園時期）罷了。
但克服困難的痛苦，卻意外地帶給我想像不到的收穫。從小學最後的階段開始學習另一種語文，其實，並不是太不容易，尤其當大環境、大趨勢如此時，更有不得不然的推力助使，而前面五年的日本教育，到這個時候也頗具基礎，不致隨便忘記。生於這樣特殊的時、空裡，我倒是反而慶幸自己彷彿很「自然」地具備著雙語的能力了。
一九六九年，我因為具有中、日雙語文的能力，而接受國科會遴選赴日本京都，在人文科學研究所進修一年，撰寫比較文學研究的論文：「唐代文化對日本平安文壇的影響」。利用京大人文科學研究所內豐富的藏書，以及和日本學者的意見互研，我完成了計劃好的論著，同時也令我能夠在既有基礎之上更進一步，以日文的立場觀察中國文字，又從中文的立場觀察日本文字。以前的我雖具備雙語文能力，卻只是以單方向思考：即以日本的立場看日文；或以中國的立場看中文。撰寫唐代與平安朝文化的比較文學論文後，我培養出了以另一角度去觀察兩種文字的態度，於是增加了一種主觀而客觀、客觀而主觀的認知思考方式。
日本在中世紀因與中國隋、唐有密切接觸、有意地學習吸收中國文化（遣唐使團內設有遣唐留學生及遣唐留學僧），而造成其文化（包括文學、藝術、法律及宗教等）上的一大進步。其中，以文字而言，即使到今日，日本人所日常使用的文字，就是由直接取用中國文字的「漢字」，由中國文字的草書演變而生的「平假名」及取用中國文字一部分的「片假名」而成。不過，日本文字和中國文字的一大差別是，中國文字是表義的，一字一義；而日本文字（除「漢字」之外），「片假名」和「平假名」都是標音的，一字只代表一音，絕多數不具獨立的意義。故而一個漢字，有時需由兩個或三個、四個假名字綴成才會具有意義。例如「我」（「われ」）、「柳」（「やなぎ」）、「鶯」（「うぐいす」）。
由於一個漢字可抵三、四個假名字，故而一句五言詩或七言詩，往往可以完成一首日本的古典詩。在平安文壇文士競相學習、模仿唐詩的當時，甚至有採唐詩句五字或七字以為作和歌的參考書：如大江千里所編《句題和歌》。試舉其中一例：
鶯聲誘引來花下。（白居易〈春江〉）
鶯の啼つる聲にさそはれて
花のもとにぞ我はきにゆる
日本文字與英文（以及其他歐西國家的文字），屬於拼音文字，因而一字只代表一音，讀者看拼音文字中的一個字母時，只能辨其音，而不能辨其義；但中國文字則可以讓讀者既辨其音，又識其義。以上舉「鶯」字為例：
鶯（ING）
うぐいす（U-Gu-I-Su）
NIGHTINGALE（N-A-I-T-I-N-G-A-L-E）
中文的「鶯」，是完整的一個方塊字。讀者看到這個字，都能認識此字代表鳥類中的鶯，既非雀，亦非鷹；而此字的發音就是（ING）。字的筆劃和發音皆是整體、不可拆散的。
日文「うぐいす」，若不用漢字「鶯」，則需由「う」、「ぐ」、「い」、「す」四個假名綴成。うぐいす四字的任何一字抽取出來單獨呈現，都不會具備任何意義。
英文的「NIGHTINGALE」，也和日文「うぐいす」的情況大致是相同。必要這十一個字母串聯在一起，才能代表「鶯」的意義，而且所有發出的聲，才會有所指涉。否則，其中任何一個字母單獨呈現，也都不具備任何意義的。
中國文字的每一個字都具單音語、具有其本身獨立意義，而且在形象上又有引發辨識或聯想的功能。先祖們造字時，對於物象已經給予分類，例如「岑」、「岳」、「崎」、「峰」；「汆」、「淼」、「清」、「湍」；「栗」、「森」、「松」、「樵」；「萍」、「蔓」、「蕪」、「萎」……。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凡字典、辭典裡所容無數的字，皆能從偏旁顯示其物性類別，不僅名詞如此，動詞、形容詞或副詞亦然。又由於絕多數的字都具有聲母和韻母，所以也可以造成聽覺上的關聯和整齊的效果。例如「彷彿」、「嬝娜」，其上、下二字的聲母相同，故而讀起來有整齊美的感受，而上、下之間又屬同一偏旁的形體，所以無論聽覺上或視覺上都有經營安排的美感。再如「沉深」、「逍遙」，其上、下二字屬同一韻，且字形也屬同一偏旁，同中有別，但其為造成藝術均衡美感的道理則相同。
中國的文字，在表達感情思想之外，不是繪畫，但有形象視覺的美；不是音樂，卻富抑揚聽覺之勝，是世界其他國家的文字所不及的。身為日常接觸中文的文學研究者和寫作者，有時並不太覺察。在京都撰寫中日文學的比較研究論文，使我有一個反省深思的機會，而得以站在外語文的立場來觀察中國文字。綴連視覺與聽覺兼備的方塊文字，我們體會古人的感情和思想，而我們自己也把各自的感受與體會藉字與字的綴連成文保存，希望後代的人能夠看到。
然而，和外國的文字接觸、相比較，同時也讓我們發現平日習以為常的中國文字之間所具有的另一個特色──曖昧。多年前，我在臺大講授「陶淵明師」〈歸鳥〉的課堂上，有一個美籍留學生突然舉手發問：「這首詩裡面有幾隻鳥？」初聽這樣的問題有點意外，班上許多中國學生甚至笑了起來。但是，以英文去了解這首由四章組成的四言詩時，所出現的「鳥」這個字，的確並不單純（以「鳥」隱喻的此詩中，有時候是指作者陶潛自身，有時候是指包括作者以及退隱以後田園生活中的鄰人）。在中文裡一隻鳥是「鳥」，兩隻以上也是「鳥」。字形和音聲都不必改，而且也無從改。如果把單數的鳥寫成「鳥」，而複數的鳥寫成「鳥們」，倒是反而顯得造作了。但在漢學界英譯本中，確實有不同的譯法：（一）”Homing birds”（James Robert Hightower）（二）”The bird which has come home”（Burton Watson）。Hightower和Watson都是西方近代的著名漢學家。前者譯〈歸鳥〉此題目中的「鳥」為「birds」，後者則譯為「bird」，可見得二人是陶詩中的鳥，有多數與單數之別。在文法比較嚴謹的英文中，二人對主詞「鳥」的數目的不同選擇結果，單數、多數，不僅影響四章四言詩不同的解讀法，並且也必然會造成其動詞、受詞的不同書寫法了。我們中國人讀現代詩或古典詩，通常都不會「計較」這個問題的，甚至於中國的作者也恐怕不是太「在意」這個問題；而外國人遇到這種情形，如果沒有「弄清楚」，他們就無法下筆了。難怪我那一位美國學生會提出那樣子「奇怪」，其實是「很重要」的問題了。
中文字裡的名詞，非僅單數、多數不區別，有時候動詞的主動與被動也不怎麼分明。同樣舉一個陶詩中很有名的「悠然見南山」為例。通常我們讀這句詩，都會覺得境界高，令人嚮往，但是不太會去注意怎麼沒有主詞？主詞是誰？這句的上面是：「採菊東籬下」，也不著主詞；其實這首題為「飲酒」二十首詩的第五首，全篇都沒有一個主詞，然而省略主詞的寫法，在中文裡很多，尤其詩詞更常見。在這裡，「被省略的主詞」為作者陶潛，應該是沒有爭論的（這種省略主詞的筆法，日文也往往有之）。不過，名句「悠然見南山」，究竟「悠然」是指作者？還是南山？則也許有不同的說法，英文的翻譯，因為必須得補上原來省略的主詞「I」，所以悠然必定關係到「我」而成為「我悠然地看見南山」。關於這個問題，已故日本漢學家吉川幸次郎說得好：「……『悠然見南山』句，既可讀為：悠然地看南山；亦可讀為：看到南山的悠然。可是進一步想，或許在呈現著兩者皆可吧。看山的淵明是悠然的，而被淵明看到的南山也是悠然的。主客合一，難以分割，這種渾沌的狀態，不正是「悠然見南山」嗎？在中國話裡，這是可能的。人們往往帶著嘲諷之意說中國話的曖昧性，卻不明白這正是作者詩的語言的絕妙之處。現實世界往往是渾沌而多面的，設若詩也者，是要將那多面性保留其多面性，使之定型於語言中，那麼，中國話便是最適宜作詩的語言了。……」
由於研究中古時代中、日兩國文學，也間接促成了我翻譯日本古典文學的原因。其實，在大學時期我就翻譯過近代日文的書，但是日本的古典文學卻始終未敢嘗試。在我撰寫的論文範圍內，包括了平安時代女性作家紫式部的長篇小說《源氏物語》。此著成於一○○八年的書，已經受全球文學界公認為世界文學裡最早的小說，而其書卻明顯地受到中國文學的影響，尤其白居易的詩篇更為作者紫式部所喜愛而頻頻引用；〈長恨歌〉遂成為全書第一帖〈桐壺〉所成立的骨幹。
從京都回來以後的第三年，我就開始譯注《源氏物語》，逐月在臺大文學院的《中外文學月刊》連載。一九七八年十二月，費時五年半，刊載六十六期，百餘萬言的中文譯注本《源氏物語》終於完成。前年（二○○八）歲暮，京都大學為了慶祝《源氏物語》誕生一千年，舉辦了國際研討會議：「世界之中的《源氏物語》──其普遍性與現代性」。我受邀參加了該會議，發表演講：「關於《源氏物語》的中文翻譯」。《源氏物語》的翻譯包括中、英、法、德、義、捷……等等，已經有近二十種的外國文字譯本。我在會議中談到，自己如何把千年前的日本古文字翻譯成現代的中國文字，其困難以及其心得。也聽到其他外國語文翻譯此書時的種種問題。日本與中國兩國的文化和文學，自中世紀以來有極密切的關係，而兩國的文字雖稱：「同文同種」，實則亦大有不同。翻譯《源氏物語》百萬言的鉅著，不容逃避地須要面對其中的一字一句，我深深體會到什麼叫做「同文同種」之中的「不同」；也盡力把自己所體會辨認的「同」與「不同」，用中國文字傳達出來了。
《源氏物語》之後，我又陸續翻譯了《枕草子》、《和泉式部日記》、《伊勢物語》等，均為千年或千年以上的日本古典文學重要作品。另有一本近世著作《十三夜》。作者樋口一葉為明治時代女作家，雖以二十四歲年華早逝，但日本政府二○○四年以其肖像印製於五千円日幣上，以誌其百歲冥誕，表彰其成就。這幾本書都是日本文學史上（甚至也是世界文學史上）的重要著作，有必要介紹給我國讀者，這是我當初翻譯之目的；不過，這些書的內容十分動人，而文字非常有魅力，也是吸引我動筆的原因。
五種日本古典文學作品之中，除《伊勢物語》的作者在原業平為男性之外，餘四人皆是女性作家，但每個人的文章風格不同，設字敷辭有別。做為譯者，我學會了先做一個細膩的讀者。不但那些綴連而成的文字所表達的內容，須得完整掌握，其言外之意、弦外之音也要意會。這種閱讀的方式，不只是「看」字、領會其意義而已，同時也是「聽」字，賞識其音。成為作者文字的知己，然後把體悟所得，轉譯成為中文；不是自己習慣使用、喜愛使用的中文，而是衷心地貼近原著的文字。
文字的魅力在文字本身，更是在它們「被使用」的領域內所展現的特色和功能。以我個人的經驗而言，最常寫作的對象有：文學研究、文學翻譯及散文創作三種。每一種工作都以文字為基本，然而在「使用」文字的態度上確有分別的：文學研究的文字，務求其順暢達意，避免迂迴晦澀，以讀者能夠清楚掌握其旨為宗；散文創作的文字，視其內容而定清約或華飾之匹配準則，不妨彰顯作者的個性特質；文學的翻譯，則恰與創作相反，須得看文字且聽文字，盡量抑制自我，唯原著之風格特性是遵循。
回首自己的大半生，日日所關心喜愛的無非是文字的掌握。文字的魅力多麼大！
書摘：記一張黑白照片──懷念莊慕陵先生
莊靈送給我一張放大的黑白照片，照片上是兩位可敬的長者。靜農師叼著煙斗坐於案前，正聚精會神作畫，些許白煙裊繞深色的衣襟邊。畫紙上三枝兩枝榦莖，依稀是梅花的構圖。旁邊站立的一位是莊慕陵先生，左手輕插腰際，右手自然地扶著桌面上畫稿的一側，指間夾著半截香菸，亦正聚精會神地俯觀畫面。眼鏡擋住了雙目的表情，但嘴角的微笑分明流露出愉悅的心情。
他們兩位都穿著深色的棉袍，背景是溫州街靜農師的書房。從偏暗的光線看來，這張照片大概拍攝於某一年的冬日午後，他們兩位的年紀大約都在七十餘歲光景；然則莊靈拍攝這張照片，許是二十年以前的事情了。
時間飛逝！豈不令人驚心！
其實，十多年以前，我曾在靜農師的書房中看到同一張照片，十分喜歡，靜農師便將那張普通尺寸的照片贈送給我。他說：「你先拿去，我還可以跟莊靈再要一張。」我非常喜歡這張照片偏暗的調子。光線自右方的窗戶或檯燈照射過來，只照亮兩位長者向著光的顏面、拿個筆與夾著香煙的右手；沉暗的桌面上，除打開的半包香菸及火柴等零星小件外，一張平鋪的畫紙是聚光的中心。從畫者專注的眼神與觀者微笑的嘴角，可以感受到二人之間書畫優雅的氛圍。
靜農師與慕陵先生半世紀的友誼、正是詩文書畫優雅的交往；當然，其間也還有菸酒詼諧豪邁的另一面吧。
多年以前，我曾多次在靜農師的書房內不期然遇見慕陵先生。那間書房不過八坪大小。除兩面窗戶、一面書櫥外，屋內僅一張可供閱讀及寫字作畫的大書桌，其餘狹隘的空間裡，擺著幾張椅子和矮几。靜農師的主位永遠是桌前那張藤椅，主客可坐在他對面的另一張藤椅；而一般學生晚輩多數隨便自尋散布的各種椅子坐下。慕陵先生坐在靜農師對面的藤椅裡，他清癯的身子幾乎被藤椅的背部和扶手包圍起來，與身材魁梧的靜農師恰成有趣的對比畫面。坐於稍遠處的我，常常可以清楚地看見兩位如此的景象；也往往可以清晰地聽見他們談話的內容。
慕陵先生的聲音比較輕微，一口標準的京片子，與靜農師的皖北口音、豪爽的笑聲，也形成有趣的對比，不過，他們談詩說畫間，時時語帶幽默，彼此戲謔揶揄對方，並未因小輩的我在一側而有所忌諱。他們的話題，時則有關臺北藝文界的友儕，那些人我差不多都認識；時則又忽爾回溯多年以前的大陸故舊，那些人我多數在文章裡讀過，或從靜農師的談說間聞知。而無論我認識與不認識，靜坐一旁聽兩位長輩隨興的笑談，都有如聆聽一頁頁的近代歷史或文學史，甚至彷彿如民國時代的《世說新語》一般，有趣且有益，頗令人神往！
我第一次看到慕陵先生是在民國四十五年春季。那年即將畢業的同班同學十餘人，由當時的系主任靜農師帶領，去中南部畢業旅行。當時臺大中文系的學生人數不多，師生間有極親近濃郁的感情，故而大學生舉辦畢業旅行，竟然勞駕系主任參與。畢業旅行費時幾日？旅遊過哪些地方？我已經沒有什麼印象，只記得我們在系主任帶領之下，去訪問霧峰鄉北溝村、參觀了那時暫設在該地的故宮古物館。
我們一行人自臺北搭乘火車到臺中，再改坐公共汽車到一個簡樸的鄉村。莊慕陵先生當時為故宮古物館館長，他和二、三位工作人員站在磚造的平房門口迎接我們。在外雙溪的故宮博物館尚未建造以前，自大陸運轉來臺灣的故宮古器物都暫時收藏在氣候比較乾爽的中部，而由大陸護送那些古器物安然抵臺的慕陵先生和他的家庭，便也與古器物同時移居在北溝。那時珍貴的文物並未對外公開展覽，而只是小心翼翼地收藏於北溝的山洞中，由於尚未有除濕及空調的科學設備，所以定期輪流移出若干件於與山洞毗鄰的庫房內曝晾，以為維護。我們班上的同學，有幸因靜農師與館長多年的交誼，遂得藉畢業旅行參觀了一部分的國寶！
那磚造的庫房傍依山洞而蓋。四十年後的現在我仍記得那一排只糊水泥而沒有任何裝飾的簡素平房。慕陵先生引領我們進入那平凡卻意義非凡的屋中。猶記得有一間是擺設鐘鼎類古銅器。白布覆蓋著可能是極尋常的桌几，上面羅列著許多件商代、周代的名器。毛公鼎單獨放置在一方桌上，占據庫房的中央部位，既無安全措施，亦無玻璃罩蓋，幾乎伸手可觸那舉世聞名的寶物！我們輪流在那前面拍照留影；至今，學生時代的相簿中仍貼著那－方照片。
慕陵先生一一為我們仔細講解每件器物的由來及特色，使我們的知識從書本文字而具體領會實物。那樣的畢業旅行，令我難以忘懷。我們已事先約略自靜晨師聞知館長如何備盡困難艱辛甚至冒險萬端地負責及時運出國寶的故事，對於眼前那位清瘦而英挺的人物，遂格外有一種欽佩之情油然興生。當年若非慕陵先生以及一些衷心愛護國家寶物的人士盡心盡力護送，今日故宮博物館中所展示及收藏的歷史珍寶將不知是怎樣一個下場？
其後，外雙溪宏偉的現代化設備博物館落成，慕陵先生和他的家庭亦隨國寶文物北上，定居於館址附近的宿舍。又若干年，而張大千先生也從巴西歸國定居。他的「摩耶精舍」與慕陵先生的「洞天山堂」相去不過一華里，若沒有小山坡及樹木遮掩，兩家的屋頂幾可以遙相望見。靜農師的「龍坡丈室」雖距離稍遠，但老師猶且健步如飛，勤於走訪。有一段時閒，三位退休的老人家確曾有過詩酒風流，如陶公與素心友人「樂與數晨夕」的歡愉晚年的。
這張照片，應即是那段時間的某日午後，慕陵先生自外雙溪「洞天山堂」移駕來訪靜農師溫州街「龍坡丈室」，亢言談昔的吧。
悠悠二十年的時光流逝，雖然敬愛的長輩已先後作古，甚至溫州街的臺大宿舍都已經改建成為高樓公寓，我所熟悉的老舊日式木造書齋也不復存在；但是那個冬日午後，莊靈按下快門所捕捉到的這個鏡頭，卻永遠保存了人間最值得欽羨的一幕景象。
照片裡的兩位長者，都曾飽經中國近代歷史的種種憂患，他們在中年時期毅然離開家鄉，轉徙來臺灣定居，貢獻畢生精力於此地的文化教育；他們的晚年素樸而豐饒，應是無所遺憾。放大的黑白照片，無須任何注解，正說明了－切。斗室之內，知交相聚，無論奇文共賞、疑義相析或書畫展才，莫不真誠而理勝。
面對這一張照片，我看到一種永不消滅的典範，不再沉湎於傷逝的悲情，內心只覺得熙怡而感動！
書摘：平安朝文學的中國語譯（節選）
我其實是專攻中國中世紀文學研究的，退休以前，一直都在臺灣大學教授中國古典文學，所以每常被人問及為何研究中國文學而翻譯日本文學？簡單言之，我是太平洋戰爭前，出生於上海的日本租界，小學五年級上學期以前，受日本語文教育，戰後，我們臺灣人的身分依法律改變為中國人，我的家庭也就離開上海遷回了「故鄉」臺灣。我從小學六年級開始在臺北的老松國小改受中國語文教育。換言之，十二歲以前是過日本語文的生活，十二歲以後才學著使用中國語文過日子。當初在幼小的心中，我得將中國語文轉換為日本語文，或是反過來把日本語文改變成為中國語文才能生活的。當時並不知那就是「翻譯」。是的，其實在蒙蒙未解何謂「翻譯」的年少時期，我就得常常在腦中進行著翻譯了。
一九七二年日本筆會舉辦「國際筆會大會」，我出任為中華民國代表之一。依大會規定，出席者需提出與日本文化相關之論文。我以日文寫出一篇論文〈桐壺と長恨歌〉。會後將此論文自譯為中文。〈桐壺〉是日本平安時代的名著《源氏物語》的第一帖帖名。為了中國讀者的閱讀之便，遂將〈桐壺〉也譯出而附繫於論文之後，刊登於《中外文學》雜誌。相當意外的是讀者們對〈桐壺〉譯文的好感與興趣似乎更在那篇論文之上。雜誌社的編輯室接到許多讀者投書，要我繼續把《源氏物語》全部譯出。當時臺灣尚未有此書的譯本。讀者們或許並不知悉此書有多長多難翻譯；而況，自忖以我小學校五年程度的日本語文基礎，到底能否勝任此工作？當初附〈桐壺〉譯文的目的，只是為了讓讀者閱讀我論文的方便，遂將一萬字左右的〈桐壺〉原文翻譯出來，豈敢有全譯《源氏物語》的意圖？但是投書不斷，而《中外文學》的社長胡耀恆教授每每從文學院樓下的外文系辦公室走到樓上的中文系辦公室誠懇相勸，令我感動。於是，以譯事可能會中途停頓的前提條件之下，暫時答應下來。
其後的生活，委實是緊張逼迫的日日。身為臺灣大学中國文學系的教授、而且是有一兒一女的家庭主婦，答應《中外文學》的同時，我在心裡暗中約制，要兼顧教師之職及為母的責任。時年四十餘歲的我，幸而體能狀況健康，家族也都了解和支持我。每月約二萬字的譯文出現在《中外文學》月刊，五年半（一九七三年四月─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六十六期），連載遂告完成，沒有拖延一期。其後回顧，連自己也不能相信，那一段時間好似經歷一次長長的馬拉松賽跑。初時，於譯文達到三百頁左右，就出版一冊單行本。如此，在心理上比較有一種可以把握的「成就感」。全書譯完，共得五冊。
一九八二年春季，美國印第安納大學（Indiana University）舉辦國際性的《源氏物語》大會。我趁著受邀出席之便，用整個暑假的時間從事第三版的修訂工作，並且改原來的五冊本為上、下二大冊（共一三五二頁）。有趣的是，其後相較之下，世界各國翻譯此書，儘管語言相異，文字有別，只要是全譯本，文章長度卻都相近。例如中國語譯，大陸豐子愷譯為一○七三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林譯為一三二六頁（臺北洪範出版社，2000）、英譯Edward G. Sidensticker譯為一○九○頁（Alfred A. knopf, Inc, 1976）、Royall Tyler譯為一一七四頁（The Penguin Group New York, 2001）。我的譯文比豐氏譯多出三百多頁，可能是譯文之前附有種種與《源氏物語》其書相關之解釋，以及與平安時代貴族生活有關的說明文字之故。
我翻譯《源氏物語》的時候，臺灣和中國大陸互相閉鎖，兩岸人民固無來往，即使信件及印刷物也都無法通郵。而且，豐子愷約是在二十世紀六○年代始譯《源氏物語》，那種取材於平安時代貴族生活的「物語」在「文化革命」之下的當地文化界，斷無被中國大陸接受的可能性。可惜在我多方採用日本現代語譯本、英國語譯本等等參考書的書房裡，獨缺中譯的《源氏物語》，此未免是遺憾之事；然而也是亦憾亦幸之事。何以？設想當時如果知悉前輩已譯成此巨著，我可能根本就不敢存有再試的念頭；而且即使再試之，一遇到猶豫存疑處，難免會賴以為參考的吧。或許，正因為伸手可及之處少了另一本《源氏物語》的中文譯書，我才不得不始終獨立思考判斷，完全依照自己的想法譯寫出來。其後得知，豐氏的譯本是在一九八○年到一九八三之間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分為上、中、下三冊發行。可惜，當時譯者已亡，故而無由目睹慶喜。至於那本譯者已故才出版的書，序文是由另一位葉渭渠氏所執筆，所以讀者也無由得知默默譯出此書的豐氏翻譯的心路歷程了。
《源氏物語》譯完後，我時常被人誤認為日本文學研究者，或在大學裡教授日本古典文學。至今，臺灣的譯界於日本近、現代文學的翻譯不可謂不多，但是對於古典文學作品的介紹卻很少，而平安朝文學的作品可說幾乎沒有。無怪乎三十餘年前，我的《源氏物語》中國語譯之出版，會引起讀者們很大的興趣和頗深的感動了。一千年以前描寫平安朝代的這本「物語」，對於中國的讀者而言，於異國情調之中，又會時時看到中國的歷史，或中國古代人物名稱之出現；甚至於讀著讀著，唐詩的一句、二句，也往往藉著「物語」裡某人說話而忽然插進來，令讀者意外感到驚奇有趣。這樣的意外和驚奇，是在我們閱讀其他的外國文學翻譯時所不可能的體驗；而其他的外國讀者在閱讀此書的翻譯時，也决不會有如此奇妙感受的。通過《源氏物語》的中文翻譯，中國讀者會感知：原來在一千年前的古代日本，有這麽多我們所不知道的世界，而其中又有些許似曾相識之處。例如打開書一看第一帖〈桐壺〉：
不知是在那一朝帝王的時代，在後宮眾多女御和更衣之中，有一位身分並不十分高貴，卻格外得寵的人。那些本來自以為可以得到皇上專寵的人，對她自是不懷好感，既輕蔑、又嫉妒。至於跟她身分相若的，或者比她身分更低的人，心中更是焦慮極了。大概是日常遭人嫉恨的緣故吧，這位更衣變得憂鬱而多病，經常獨個兒悄然地返歸娘家住著，皇上看她這樣，也就更加憐愛，往往罔顧人言，做出一些教人議論的事情來。那種破格寵愛的程度，簡直連公卿和殿上人之輩都不得不側目而不敢正視呢。許多人對這件事漸漸憂慮起來，有人甚至於杞人憂天的拿唐朝變亂的不吉利的事實相比，又舉出唐玄宗因迷戀楊貴妃，險些兒亡國的例子來議論著。（林譯P.2）
《源氏物語》開頭著名的這一段文字，只要稍涉中國古典文學的人都能看到深受唐代詩人白居易名作〈長恨歌〉詩的影響。臺灣中學生的國文課本每每收入此作，許多學生甚至於能全篇朗誦而出，也不足為奇。因此，讀者在覽閱《源氏物語》的譯本時，往往會遇到既富異國情調，而又耳熟能詳，似曾相識的奇妙的喜悅。這種奇妙的喜悅，不是別的外國語譯本的讀者所能體會經驗，唯有中國讀者才會一邊領略這種奇妙的感覺，一邊被書裡所記述歷史大舞臺的變化，和一個一個人物的悲歡哀樂愛惡慾所吸引下去。
一九八七年秋季到冬季，我曾訪問旅行英國、美國和日本各地學界，會見一些學者，而决心再次投入《枕草子》的譯事。原因之一是在倫敦博物館看到Ivan Morris的英譯本《枕草子》（《The Pillow Book of Sei Shonagon》），以及日本近代學者所著各種相關論文，並且在舊書店裡買到了《The Pillow Book of Sei Shonagon》（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和一些英文的資料。其後，在哈佛大學的圖書館，以及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的圖書館查閱參考書，竟好像忘了過去五年半的譯事疲憊似的，不知不覺又產生一種熱烈的情緒。回臺灣後不久，遂又一度展開了在教室裡講授中國古典文學，在家中夜深時大部分與清少納言相對，把另一位平安時代重要作家的重要作品《枕草子》譯介出來。這本書在份量上遠不如《源氏物語》之長篇巨構，但翻譯之際，查閱資料最是費時耗神。在翻譯過程中，也同樣在《中外文學》雜誌每月連戴，二十二期，二年餘而譯竟。
《枕草子》與《源氏物語》並稱為日本平安朝文學的「双璧」。這兩本書的作者紫式部和清少納言，後世習稱「女流作家」；而她們的書《源氏物語》及《枕草子》則又稱為「女流文學」。這樣的稱謂是由於「假名」書寫的文體始於平安朝代女性所執筆的「物語」。在日本文學史上，紫式部和清少納言，不僅是堂堂第一流的文學家，而今透過多種外國語的譯介，更已享有舉世尊重的地位。中國的讀者至今無緣得識《枕草子》與《源氏物語》，是因為我們的譯事耽誤的緣故。猶記得一九七二年冬，在京都舉行的「日本國際筆會大會」裡偶然與京都大學教授的漢學者吉川幸次郎先生相會時，吉川先生所講的話：「日本漢學界研究中國的文學，我們把《詩經》、《楚辭》……直到《水滸傳》、《紅樓夢》等等，都翻譯成為日本語文了，但是中國人對於日本的文學卻是太過冷淡了。」至今，我還忘不了吉川先生講話時非常遺憾的表情。我們只是冷淡嗎？還是另有其他原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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