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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學系列：池上日記2燒田
聯合報 文/ 蔣勳
縱谷許多有歷史的車站被拆除了，改建成粗糙、大而無當的新的車站，只有一些被遺忘的小車站還留著記憶。經過東竹，我想：有時被遺忘或許真是幸運……

 葉雲忠
現代的農家多用機器插秧收割了，只有少部分畸零角落的稻田，大型收割機不好運作，才用人力收割。二○一三年秋收時，我曾經跟雲門的舞者一起下田，拿鐮刀學習用傳統方式收割。大約清晨五點不到，安排好的卡車就到我們住的大地飯店門口來接人了。

舞者的作息是晚上表演，因此早上都起得很晚。一大早被挖起床，違反慣常的身體生理時鐘，一個個睡眼惺忪。努力爬上兩人多高的大卡車，舞者自己也覺得身體有點笨拙吧。他們的勞動是在舞台上，然而這一天他們要學習農民土地裡的勞動。

提供稻田的農民是葉雲忠，夫婦倆都在卡車旁幫忙舞者，學會如何先一腳踩在車轅邊沿，腳一蹬，另一隻腳跨躍圍板，俐落翻進卡車內。

天還未大亮，卡車在稻田間行走，熹微的光線裡，天上還閃著未沉落的幾顆稀疏晨星，風裡吹來一陣一陣濃郁的稻香。在池上住了一段時間，大概也就會熟悉縱谷不同季節稻田的氣息。稻花開時的愉悅的香，和稻穗抽長時安靜的香，以及穀粒飽滿時像悶飯般幸福滿足的米香，都不太一樣。

我閉了一下眼睛，秋深清晨的風裡，感覺到嗅覺中滿滿都是沉甸甸的米穀香，這是豐收的氣味吧，在土地裡耕作一年的農民，或許更熟悉這種滿足的氣味記憶。

不同季節的稻田有不同的顏色，從青而黃，金黃之後，飽熟的稻穀泛出一種琥珀色的紅光，很像黎明時初初露出的朝陽飽滿而含蓄的金紅。

到了葉雲忠的稻田，大家翻下卡車，俐落很多，好像已經開始熟悉了另一種勞動的身體。
葉雲忠的田，我散步時常常經過。池上每一塊稻田旁都立有木牌，上面寫著耕種者的名字，耕種面積，巡田時間，獲獎紀錄，栽培的心得，以及ISO國際認證的編號，這是品牌的保證，也是池上優質稻米背後經營的堅持。

張天助
負責這一天手工收割教學的是農民張天助。他的田我也常常走過，也有一塊木牌，還做了一個彈吉他的人像，自彈自唱，約略可以知道他的樂天達觀。張天助，有人叫他張老師，有人叫他張大哥。熱心參與地方的公益活動，是台灣好基金會最死忠的義工。


張天助已經是祖父了，談起孫女就笑呵呵的，不知道如何形容心中的歡喜。我也喜歡他的妻子天助嫂，天助嫂平日在池上的衛生局上班，是外地嫁來池上的媳婦。她跟天助一樣開心，常常聽她說結婚來池上以後多麼快樂，她的口頭禪是：「天助我也──」老夫老妻，在這樣天長地久的田土地中，有這樣的惺惺相惜。

天助嫂在衛生所工作四十年，到現在還在為地方的醫療努力。一次她陪同樂齡畫班去台北，一車廂都是八、九十歲老人家，每星期四聚在一起畫畫，到了這個年齡，人生什麼事都經驗過了，拿起筆來畫畫，毫無困難，跟都會裡一頭一臉藝術家氣味苦悶十足的畫家不太一樣。

老人家在車廂裡聊天，看風景，也像孩子初次遠遊，要去見識大都市繁華，還要展示他們自己的畫作，可以想見那種開心。
天助嫂坐在我旁邊，偷偷告訴我，她很緊張，都是過八十歲的人，平日在池上早起早睡，空氣好、米好、人情好，沒有情緒起伏。她擔心老人家過度興奮，要在台北三天兩夜，還要簽書義賣，「總統夫人也要來──」她一一敘述，我了解她一個人陪同幾十個老人家心裡的壓力了，但她收尾時照常哈哈一笑說：「天助我也──」

腳踏在土地裡生活的人，都如此踏實豁達樂天嗎？我不知道，那一天車廂對談，我也從天助嫂口中知道偏鄉醫療的困境。池上沒有醫院，檢查設備不足，有鄉民經過癌症篩檢，有初期跡象，要安排車輛去玉里再做進一步檢測，需要調車，需要有義工幫忙開車，天助如果田裡不忙，這義工當然又是他，「天助我也」好像就不只是口頭禪，也是很具體的現實了。

但是從天助嫂口中得知，似乎篩檢出癌症可能的病患，也有許多不願意去玉里來回檢測折騰，他們好像更相信自然生活給他們的健康。有所得，或許也有所失吧，池上過九十以上健康的老人比比皆是，大自然生活條件的富裕，醫療資源的貧乏，在這不到一萬人口的鄉鎮似乎形成一種矛盾。

張天助日常就負責一些鄉公所的案子，遠地來的遊客，如果不是匆匆來去，走馬觀花（應該說：觀金城武樹），願意多停留幾天，用比較學習的心情認識縱谷或池上，張天助就負責帶一組一組的人去田裡實際體驗割稻。

觀光的旅遊已經是全世界的災難，觀光，好像變成是用最浮淺的方式速食一個地方的自然、景觀、文化。速食使人的健康一再發生病變，一些反省性強的城市國家已經努力推動「慢食」。但是只有吃東西慢，其實沒有用。人類文明的「慢」，是從農業之後才體認到的心情。不到一萬年的時間，在美索不達米亞兩條大河之間，在尼羅河狹長的河谷地，在廣闊的黃河和長江流域，陸續發展了農業。農業是學會了把一粒種子放進土裡，要耐心等待這一粒種子發芽、成長、開花、結果。種子在春天放進土裡，可能要經歷一整個夏季，到秋天才能收穫。農業文明因此了解了季節變化，了解了晴雨寒暖，了解了日出日落，了解了星辰流轉，農業，過了慓悍的游牧狩獵時代，是安靜下來，學會了尊重自然秩序，學會了漫長的等待。

《孟子》書裡的「揠苗助長」是在嘲笑農業時代性格急躁的人，把秧苗拔一拔、提一提，想要提前加速秧苗成長，提早收穫。那是兩千年前的笑話，但是今天有多少商業急躁的貪婪，用激素、膨脹劑、各種化學藥品加速動植物生長，這其實一樣是在做「揠苗助長」荒謬可笑的事吧。數千年的農業文明，是學習尊重了自然的秩序，「春耕」、「秋收」，台灣好基金會在池上長達六、七年的活動，也是跟農民學習重新找回自然秩序。所以，「春耕」「秋收」是城市的居民回頭向池上土地中勞作的農民學習尊重自然秩序吧。

土地裡耕作的農民，總結出「春分」「秋分」，哪一天之後，是白日越來越長，或哪一天之後，是白日越來越短，農業文明如此清楚。工業革命之後，人類遠離土地，遠離自然，記憶秩序才開始混亂。

住進池上之後，我也學習更貼近自然二十四節氣的變化，什麼時候「驚蟄」，什麼時候「雨水」，什麼時候「芒種」，什麼時候「白露」，「霜降」。

原來抽象而有一點文人詩意的節氣名稱，其實或許是農民數千年口耳相傳的土地和季節的具體真實記憶吧。
農民的語言大多不抽象，像張天助喜歡站在收割的稻穗前說：穀粒越飽滿，越重，越低垂，越靠近土地，越謙卑。

這是我整理的張天助的話，原來的語言更樸拙結巴，更沒有章法，文人常覺得不通，但大眾更容易懂，也更容易體會。

張天助有土地裡勞動者的寬厚肩膊，一雙粗糙結繭的大手，他和人握手和擁抱都緊實有力，讓初次經驗到的人喘不過氣。
那一次隨雲門學習的收割，是純粹傳統手工的經驗。左手抓一束稻稈，右手下刀。鐮刀的角度、力度慢慢都可以學習到。一束一束割下來的稻穗再由舞者學習在打穀機飛動的軸輪裡脫殼。這些體驗純粹只是對傳統勞動的記憶，現在的農耕都改用機械化了，收割機很快收完一塊田的稻穗，打穀也用機器，送去烘乾，一包一包放在有恆溫恆濕的倉庫儲存。

田裡的體驗大約三小時，舞者休息的時候，蹲坐在田壟邊吃米苔目，收割機收拾殘局，在田地上快速移動，後面跟著一群白鷺鷥，藉此機會搶食土地裡被驚動竄出的蟲，大快朵頤。

燒田
我習慣了在縱谷來來去去了，三個多小時的車程，如果從台北出發，常常從松山就直達宜蘭。如果是早班車，上車後補一小時睡眠，期待著過了隧道，在崇山峻嶺背後就看到了海，陡峭直立的懸崖，和一望無邊無際的海，我就坐直了，不想再睡。

秋天冬天的海，有時是灰色的，灰色的天空和雲，灰色的波濤，灰灰的沙灘，連蹲在灰色沙灘上偶爾的一個閒散的人也灰灰的。東北季風吹起來，島嶼東北角的風景，灰色裡顯得寒涼蕭條，總讓我想起陳映真早期的小說：〈第一件差事〉裡自殺的警員，或〈哦！蘇珊娜〉裡胸脯有皂香氣味的摩門教徒。

土地的記憶，沒有什麼原因，好像走過了一條路，身體上就有了那一條路的氣味、溫度、色彩、光線，好像那一群白鷺鷥，知道收割機聲音響起，就尾隨而來，叼食機械車轍後面翻起的土中竄動的蟲。
我們曾經逃離過這些層層疊疊密密記憶的網羅嗎？

過了鳳林、瑞穗，縱谷的風景越來越明顯。
如果從北向南行駛，我的左手邊是海岸山脈，我的右手邊是中央山脈。夾在兩條山脈之間一條狹長的土地就是縱谷。熟悉以後，不像跟同行的朋友解說海岸山脈如何受板塊擠壓隆起，中央山脈到了玉里一帶如何像神一般壯觀巨大，我的身體好像一邊是海岸山脈，一邊是中央山脈，我的身體和島嶼有了相同的記憶。

我大概知道過了壽豐、光復，玉里是大站，很多人會上下車，有時我也在這裡下車，轉去附近的安通泡溫泉，或有人接我，走玉長公路到長濱，看一看太平洋的波瀾壯闊。或者，車窗外偶爾一瞥，看見小小的月台，小小的站名「東竹」，快速的火車多不停靠了，這小小車站的旅客就要從別處等區間慢車轉過來，月台上因此總是空無一人。


縱谷許多有歷史的車站被拆除了，改建成粗糙、大而無當的新的車站，只有一些被遺忘的小車站還留著記憶。經過東竹，我想：有時被遺忘或許真是幸運。
車窗外，快速閃過入冬的縱谷。大片大片收割後的荒旱田地，田地中留著粗粗硬硬的稻稈，縱谷的風吹起來，車窗外一片一片黃黑的顏色，土地、稻稈，安靜、堅毅、強悍，和收割前的景象如此不同。

這也是縱谷遊客少的季節，「收割以後，或許沒有風景可看了吧？」常常聽到朋友這樣詢問。
我卻深愛入冬後收割了的縱谷風景，是很沉默無言的原始裸露土地的力量，是扎扎實實稻稈在土地裡屹立不搖的力量，長風一路吹來，在大山間呼嘯，土地和稻稈都不言不語。

有時候會看到農民燒田，田裡飛揚起火焰和野煙。大火熊熊，沿著稻稈劈啪燃燒，像燃起爆竹，一堆一堆的黑煙飛騰而起，但很快就在大風中散去，不多久就看到田裡留下一道一道粗獷焦黑的痕跡，像極了顏真卿的墨色，像極了他力透紙背寬闊沉重的線條，像極了他的〈裴將軍詩〉裡縱橫開闔的力量。

我對燒田的事不熟，童年在台北近郊看過，騰空而起的野煙，稻稈燃燒乾燥的熱烈的氣味，記憶很深。近幾年，燒田的景象在都會區看不見了，有朋友告訴我燒田造成霾害，汙染空氣，已經有法令禁止，農民燒田會有罰鍰。但是為什麼在縱谷還有燒田？我詢問了池上的梁正賢，一般人稱他梁大哥，梁大哥在池上務農半世紀，他是道地土地裡生活的人，也一手帶起池上的護鄉愛鄉的工作，我總是從他那裡得到許多對土地的認識。

他大約告訴我燒田是傳統土地利用的資源回收的方式，稻稈燒成灰，是最好的肥料，來自於土地，回歸於土地。但是人口密集之後，燒田造成霾害，空氣汙染，的確是問題，因此有了禁令罰鍰。他也告訴我一期稻作收割，到二期稻作插秧，時間很短，來不及打碎稻稈，來不及把稻稈翻在土裡腐化成肥料，因此雖然有罰鍰，有些農民還是採用傳統燒田的方式。

島嶼西岸嚴重的霾害問題，不斷發生「紫爆」警訊。東部的PM2.5檢測通常還是比西岸好很多，居民因此或許還沒有切身之痛。燒田在禁令與違法之間還有曖昧，除了燒田，如何痛定思痛，減少機車、汽車、火力發電，一切能源消耗造成的空汙後果，會不會是島嶼應該全面檢討的迫切課題了？



翻土
梁正賢先生捐出了老穀倉，由台灣好基金會委託建築師陳冠華，帶領元智建築科系學生正在規畫整建，2016年十月可以完工，作為池上第一所老穀倉改建的美術館。陳冠華在東海岸有長達近三十年的規畫民宿建築經驗，他尊重自然，尊重原有居民的生活秩序，不把建築師的個人主觀強加在設計之中。他帶領有理想的建築青年，對抗惡質的建築商業操作模式，一次一次和池上當地居民溝通，一起辦桌，一起生活，從在地居民口中重建一個廢棄穀倉的歷史記憶。


穀倉不是一個建築師的設計，穀倉是一個地方居民賴以維生的重要符號。不同年齡的居民，從五十年前、四十年前、三十年前、二十年前，慢慢積累起穀倉的回憶。這些回憶加起來才是穀倉轉型成為美術館的基礎，建築師沒有權力抹殺居民記憶，沒有權力離開這些居民的記憶強加一個符號給在地居民。

島嶼上許多建築突兀霸道，像許多縱谷車站的改建，造成歷史記憶的斷裂混亂，然而池上將重建記憶，從穀倉的改建開始，也如同池上人李香誼剛出版的書──《看見池上，看見時代》。

我跟作者李香誼還沒見面。這本口述歷史十月才由池上鄉公所出版，有鄉長張堯城寫的序。
書裡用口述歷史的方式訪問記錄了池上十三個人物的故事，第一篇就是李香誼的阿公，近九十歲的李啟容。
分享我慢慢讀著故事，知道是在池上街上常常遇到的老人家。他們到了九十歲，身上都記錄著島嶼歷史。李啟容誕生在日本殖民時代，在日本拓南煉油廠作技師，參加了日軍在印尼的戰爭，看到台灣兵如何身上綁著炸藥被命令去臥在美軍坦克下做人肉炸彈。我讀著，和李香誼一起學習池上的歷史，學習島嶼的歷史，教科書上沒有的歷史。李香誼十六歲離開池上，在德國學習，在歐洲學習城鄉與區域發展。她回池上了，重新用口述歷史建構自己的記憶，也幫助外來的人用這樣的方式認識池上。

李啟容和池上許多現在居民一樣，也是外地遷入的移民，二戰後他被遣返台灣，從雲林斗六移居池上，放棄煉油廠工作，在池上騎著單車賣醬菜，建立東和醬園，重新開始新的生活。
李香誼的這本書沒有文學作者的主觀偏見，沒有知識分子常擺脫不掉的傲慢，平鋪直敘，使人可以真正閱讀到池上的歷史，閱讀到島嶼的歷史。更難能可貴，這本書由李香誼帶領池上兒童一起作口述歷史，父祖輩的口述，一一變成孩子的文字書寫，池上的兒孫輩會因此和父祖輩有了記憶的連繫。


池上文字書寫有李香誼，建築上有陳冠華和元智的學生，他們都以當地居民的記憶為基礎，重建在地的歷史。
收割以後，池上的田地有真正土地的面貌。走在田埂間，看到打碎的稻稈混合在田土中，一塊一塊乾涸的土塊，黑褐沉重而結實，我想到梵谷畫裡前景常用這樣大片的土地構圖，我也想到Pina Bausch在《春之祭禮》換場時直接用大堆土塊在舞台上堆擠的強大力量。

創作或許離不開生活的記憶，離開了生活，貧血，蒼白，也只剩下瑣碎的囈語了。

金新木薑子
隔壁鄰居賴先生通常比我還早出門散步。六點多，我出門的時候，有時會遇到他剛好回家。他從不打擾人，我剛搬進來，他摘了兩顆芭樂送我，像是近鄰的歡迎吧。後來有一次他插了一枝狀元紅給我，插在大約十幾吋高的土瓶中。

第三次是在他家門口，叫住我，說要送我一片葉子。就走到院子中，伸手從一棵樹上摘了一片葉子，遞給我說：佛光樹葉。我把樹葉放在掌中，卵型略長，葉脈很細。賴先生要我翻過來看，「哇，金色的——」，他彷彿知道我會驚訝，微微一笑。

我回家後把金色葉子放在一隻黑釉小碟子中，供養在佛案上。瓷黑襯著金色葉脈，在香煙繚繞中很好看。
後來查了資料，俗名佛光樹的植物原名不太好記，是「金新木薑子」，綠島、蘭嶼有原生種，是一種樟科喬木。這種樹葉背面遍布柔軟金色細毛，抬頭仰望，一片金光閃亮，據說古代航海的水手海上迷途，就靠這金光指引靠岸，因此民間俗稱佛光樹或七寶樹。



翻土
翻土以後的田野大地，是我來池上第一個冬天深刻的記憶，走在好像被遊客遺忘的鄉村田間，看到依然耕作著的農民。他們利用稻田休耕時間在田邊種短期可以收穫的雜糧或青菜。
在土地中拿著鋤頭彎身耕作的人讓我想起米勒的畫。

米勒出身農民家庭，靠教會資助才能讀書，他以優異成績進入巴黎都會讀藝術學院。然而畢業以後米勒與工商業城市的美學格格不入，他畫裸體像，貴族肖像，他試圖作職業畫家，都一一失敗。1850以後米勒認識了當時對抗都市文明的畫家盧梭等人，常常去巴比松（Barbizon）農村畫風景。逃離都市的畫家，在楓丹白露森林自然風景中找到療癒，米勒卻看到了土地上耕作的人，在收割後的麥田彎身拾起麥穗的〈拾穗〉，在勞累工作一天之後聽到教堂晚鐘低頭祈禱感謝的〈晚禱〉，米勒不再像風景畫家來來去去，他在農村住了下來，養大九個孩子，他不再只是一個畫家，回到土中重新成為農民。

如果在今天，米勒會來池上嗎？米勒會在池上定居嗎？
我答應池上書局的簡博襄和曹菊苹在還沒有整修的穀倉講一次米勒，我沒有答案，我只是在想，如果是今天，米勒會到池上來嗎？他會在池上看到〈拾穗〉（Des glaneuses, 1857）或〈晚禱〉（L'Angélus, 1859）的景象嗎。



〈拾穗〉其實是基督教文明古老的故事，基督訓示，有錢的地主，有足夠的收穫了，掉落在地上的麥穗要留給窮人撿拾。畫面上三個彎腰撿起麥穗的婦人，是古老信仰疼愛的人，他們靠撿起的麥穗維生，他們讓米勒記憶起自己成長的許多土地倫理的經驗。

米勒當時被許多人攻擊，認為他有階級意識，站在勞動人民一邊，政客甚至指認他〈拾穗〉畫中有一名女子戴紅頭巾，有宣揚共產主義、煽動革命的嫌疑。
米勒或許困擾過、怨恨過，沮喪過，他在畫〈晚禱〉時恰好遇到歉收，原來想畫一張農民苦不堪言的生活景象，也許充滿抱怨憎恨或抗爭吧，然而畫著畫著，他經過田野，聽到黃昏時教堂鐘聲響起，米勒看到一對農民夫婦拿下帽子，低頭祈禱。米勒沒有看到抱怨憎恨，他看到土地裡勞動的人，如此感謝，如此祝福。

那張畫完成了，原來可能叫作「歉收」的作品改名為〈晚禱〉。
美或許是更長久的記憶，歉收是記憶，豐收也是記憶，歉收的痛苦、豐收的幸福都經驗過了，知道無論是歉收或豐收，都要在神前低頭合十，對於土地，除了感謝，沒有其他言語。

有人跟我說池上特別多土地廟，守護一方小小土地，沒有妄想。
2014年底，收割後，我在錦園村保安宮前看了第一台客家村落謝神的「收冬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