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亮：從教室逃走的天才
親子天下雜誌33期
小五就放火燒了全班考卷，中學因為太愛問問題，被校長痛打、被學校開除，大學重考才勉強考上。從小到大在教育體制裡跌跌撞撞、受傷不斷的張文亮，如今卻是台大最受學生肯定的教授之一。
小五就放火燒了全班考卷，中學因為太愛問問題，被校長痛打、被學校開除，大學重考才勉強考上。從小到大在教育體制裡跌跌撞撞、受傷不斷的張文亮，如今卻是台大最受學生肯定的教授之一。他不僅獲得台大優良導師獎，他所開的課程，常常塞滿三、四百名學生。
在課堂上，他可以把冰冷的科學變成一堂堂精采的故事，用科學寫文學，從文學探索科學，牛頓、法拉第、金庸、《福爾摩斯》、《唐詩》、《宋詞》、《西遊記》在他的課堂裡都可以相遇、碰撞出火花。有人形容張文亮是最會說故事的科學家，他寫書超過二十本，主題從科普到文史、傳記、工程、漫畫，幾乎每本書都獲獎。
張文亮如何從一個教室裡逃走的問題學生，變成一個激發人心、鼓舞學習的老師？他的故事，提供了教育現場什麼樣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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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公務人員的孩子，母親在銀行工作，父親在糖廠工作，弟妹成績都很好，但我的成績卻起伏很大。雖然我很喜歡念書，但考試往往無法呈現我努力的成果。
從小我就是個問題學生，小學五年級的時候，我曾經跑到教室裡，把全班的考卷給燒了，因為我討厭這種教育的方式。還有一次老師在監考的時候，我把鋼筆打開，從他後面這樣唰的～～噴過去，把他的衣服全部噴髒了！我覺得這是上學真正有趣的地方。當然，我受到嚴重的懲罰。我爸也會打我，小五我曾被打到手心噴血，手上現在還有疤，臉上也被踢過，因為我爸媽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到了中學，我被老師修理得很厲害，後來還被開除過，因為我在教室裡喜歡問一些奇怪的問題。我問老師：「波義耳是誰？」又很想知道，安培和焦耳是誰，因為我相信他們一定是活生生的人，而且某些因素讓他們寫下這些公式。但老師要我不要再問這些問題了，因為聯考不會考，只要把公式背下來就好了。但我還是一直追問，就一直被處罰，有一次我反射性揮手擋了回去，就被當做毆打老師，後來就被學校開除了。
一個被教育界放棄的孩子
我在教室裡沒有辦法獲得滿足，我比較喜歡教室外面的鳥在叫、樹葉是那麼綠、雲是那麼藍，所以很容易分心。下課後我很喜歡到野外去，我的自我學習都來自野外，因為在野外，我看到不懂的事物或是我沒辦法再深入看第二次的，就會回來看書找答案。譬如「雲為什麼會是這個形狀？」「為什麼草的旁邊會有這種花朵？」「葉子跟花朵的顏色為什麼會差這麼多？」我就會去圖書館翻書。
我不一定是回來讀教科書，因為教科書通常是不太會教書的老師去編的。教科書應該有非常好的文學、非常好的音樂。教科書應該是帶著色彩的，教科書不能取代我去接觸大自然的機會。但我覺得我們的教科書往往是攔阻我們接觸大自然的機會，所以我寧願接觸課外書。
回顧我的學習歷程，我小學是一天到晚被學校毆打的，中學是被學校開除過的，高中是念夜間部的，大學是重考才勉強考上中原大學的。但是，我後來為什麼會變成台大的教授？
這是因為我到後來，其實是一個已經被教育界放棄的孩子。我在教育體系裡、考試的方式下，找不到對知識的喜愛，到了大學以後，再也沒有人給我壓力了，那是我重新開始的時候。從此我海闊天空，我有一個自由的空間，我不需要再去跟別人競爭。
那時候我才知道，用考試去分辨學生的程度是滿低層次的。高層次的教育，只要問幾個問題就知道學生的程度。所以我們的中小學，是在培養低層次的學生，不是在培養高層次的學生，因為我們整個教育是用低層次的方法評斷學生。
我在大學的時候，也是個異類，但當時我遇到一個老師，他只收異類。這個老師是國科會科教組的組長毛松霖。他就只收幾個學生，每週一次，跟他問一些問題，無所不談。他的教材就是報紙，我們可以談政治、性行為、信仰、經濟、藝術等各種問題。我們談論的地方就是在冰果室或是校園的草地上，這個老師帶了我們四年，每個星期跟我們談一次。我覺得「冰果室裡的這一堂課」是我一生裡所受的教育，最精采的地方。
那時候我才知道，原來我不是沒有希望的。我第一次跟毛老師談話之後，他給我一個功課，要我下次講給他聽，我講給他聽之後，他就跟我說，我是個天才。我說：「我聯考都考不上，怎麼會是個天才？」
他說：「天才有四種，第一種很會記憶，考試可以考得很好。第二種很會分析，考試也可以考得很好。第三種天才，很會整合，他就『完蛋』了。第四種，他有藝術跳躍的思維，直覺類型的天才，他也會『完蛋』了。」他所謂的「完蛋」，就是指會被聯考放棄的學生，在聯考教育體制下，後面這兩種天才就「完蛋」了。所以必須想辦法讓後兩種天才不要被教育體制犧牲。
我聽完他的話，當下很感動，因為從來沒有人說我是天才，大家都說我是問題學生。我後來自己體會，我應該是屬於第三種類型的天才。
我是異類的天才？
我知道自己是個異類的天才之後，就自己開始去做整合的工作。我曾經問過毛老師要怎麼整合？他說要整合對人類文化有影響的科目。我問他是哪些科目？他說，只有三科。第一科，歷史。第二科，經濟。第三科，音樂與美術。這三門課裡選一門，就可以影響人類的文化。
因為我不太懂經濟、也不懂音樂，所以我選歷史。一個人如果懂歷史，他可以懂大學裡所有的學科。我就開始讀所有的歷史，像是講醫學的歷史、美術的歷史……只要有歷史這兩個字我統統挑出來讀，不是為了興趣，是為了使命。
在大學那段時間，我就是用六○％的時間去讀我科系的東西，用四○％讀課外的書，然後整合在一起。
大學我讀環境汙染，那是因為我考試分數很低，所以進到這個系。當我在讀環境汙染的時候，其實台灣沒什麼環境汙染，等到我大學畢業的時候，台灣的環境汙染變得很嚴重，我剛好「躬逢其盛」，接觸了很多環境汙染的議題，也排解了很多糾紛。在那段期間我幾乎走遍台灣所有的鄉村、所有的客家庄，所以後來我可以寫關於台灣的水、台灣的客家庄。
在排解糾紛的過程中，我發現我的知識不夠，解決問題不是有熱情就可以了，所以就再去念環境汙染的博士學位。因為我覺得很虧欠那些受害的農漁民，他們對我有很高的期待，但是我幫不了忙。
拿到博士學位之後，我就來台大教書。我在大學教書這麼多年的觀察發現，只要學生服你，他就會有學習動力，他就會學得好。因為在教學裡面，最重要的是師生關係，關係超過知識的傳授、品德的傳授。University（大學），原意應該是指「師生聯盟」，因為我們一生裡面遇到最好的教育都是因為我跟某個老師發生一種非常好的「師生聯盟」的關係。一個老師之所以有魅力，是因為他本身就是「老師」，他的魅力來自於他的使命感，來自於他和學生所建立的聯盟關係。
張文亮
台灣大學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教授
經歷｜曾獲台大優良導師獎，著作包括《法拉第的故事》、《誰能在馬桶上拉小提琴》等20幾本書，主題橫跨科普、傳記、環境、生態多個領域，並多次獲得金鼎獎、「好書大家讀」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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