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的聲音》一部顛覆美國媒體形象的力作 by辛涉
《權力的聲音——美國的媒體和戰爭》一書是美國密蘇裏新聞學院博士、美國蒙默斯大學助理教授張巨岩先生撰寫的一部揭露美國媒體如何與政府、權力相勾結，竭力爲富人利益和美國謀求世界霸權服務的言實之作。讀完此書所帶來的震撼力、沖擊力超乎想象，不但進一步認識到美國新聞自由是虛僞的、騙人的，而且看清了美國的媒體是多麽的“輿論一律”，進而強烈感到主張中國應以美國爲樣板搞新聞自由的人是多麽荒唐可笑。任何一位關注中美關系和國際政治，希望了解美國憲政民主和新聞自由真相的人都不能不讀此書。
作者在書中以大量確鑿的原始材料和當事人、知情人提供的材料爲依據，揭露了美國媒體在平日尤其是每臨重大國際矛盾和對抗時，是如何與美國政府沆瀣一氣，相互聯手，遵從政府和權力的意志來傳播主流意識形態，控制和引導國內輿論，進而影響世界輿論，改變別國人民的意志和看法的。
一、爭與美國媒體
1、在對外戰爭中散布假消息，假新聞，推動輿論支持政府；進入敵國後制造“虛假事件”歌頌美軍，美化美國政府
美國媒體和政府、權力的關系，往往在戰爭中才會顯現出前者對後者亦步亦趨的真實圖景。在對外戰爭中爲了制造發動戰爭的理由，美國媒體散布假消息，捏造“僞事件”，成功地推動美國輿論支持政府進行戰爭。可以說，美國政府在戰爭輿論動員期間，媒體的議程基本上是由政府來設定的。所以，美國主流媒體與政府的戰爭政策和外交政策從來都是一致的。在與敵國交戰過程中，美國媒體用“支持軍隊”的措辭來代替“支持戰爭”，並且廣爲播報假戰果、假新聞，依靠謊言來鼓舞士氣，渙散敵軍軍心，瓦解敵軍鬥志。美英聯軍在入侵伊拉克時，通過美國媒體，散布了不少假新聞。如美軍在烏姆斯蓋爾遇到猛烈抵抗時，美國媒體卻報道說該地的8000名守軍全部投降。這一則假新聞，第二天立即被世界各大媒體跟風報道，中國的《中國日報》和新華社網站也根據美國新聞機構的報道發表了消息。爲了奪取世界輿論，限定全球媒體報道，美國以各國記者隨美國記者和美軍一起采訪的形式，將各國記者“嵌入”美國媒體，使其報道“議程”和口徑完全被美軍設定。所謂將外國記者“嵌入”美國媒體，是指美軍總部以“提供便利”的方式使別國媒體的記者附庸于美軍，在行動上完全受制于美軍，沒有自己的任何自主性，從而使自己的戰爭報道口徑被美軍設定。伊拉克戰爭中，包括中國新華社記者在內的100多名記者被嵌入了美軍，即同意遵從美國政府“關于嵌入”的指示和命令，以美方的指示、命令和管理來進行報道。登上小鷹號航空母艦並與美軍“簽下生死狀”的新華社記者胡曉明，報道了67則新聞，雖然他掩飾不了自己的沾沾自喜，但這些報道，都是從美軍的角度去報道“小鷹”號，很像是一個美軍隨軍記者的報道。就這樣，中國國家通訊社的議程被美國徹底的設定了。美國記者進入敵國後以精心設計的電視畫面，制造“虛假事件”，歌頌美軍，美化美國政府，連續播放美軍人道主義援助的新聞和電視畫面，使美軍的行動被賦予了道義上的合理性。（如平民如何竭力搶奪美軍運送水和食物的畫面等）。
2、捏造敵對國家、敵對組織和其領導人的所謂暴行、醜聞，封鎖壓制對方媒體聲音，有效地“妖化”敵人，動員國內士氣，誤導世界輿論
在曆次對外戰爭中，美國媒體在“妖化”敵人方面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上個世紀90年代和本世紀初的幾場戰爭中，美國媒體更是發揮的淋漓盡致。
在科索沃戰爭中，北約的戰爭宣傳自始至終向受衆傳送的最重要的一個信息是塞爾維亞在科索沃的暴行，例如，塞族在“強奸營”集體強奸阿族婦女和對阿族的“種族清洗”。本來，科索沃的沖突在北約介入之前，就有極其複雜的曆史、政治和種族原因。塞族武裝力量在沖突中，確曾使不少無辜民衆喪失性命。但是，阿族解放軍作爲一個武裝分裂組織，對科索沃境內的塞族人和吉普塞人同樣地施行了很多暴行，殺害了很多人。但在美國的媒體宣傳中，這種沖突變成了塞族武裝力量對阿族民衆單方面的施暴和殺戮，而這種大量的傳言事後均沒找到實證。美國主流媒體中的《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新聞周刊》等，都是采取捏造事例，誇大數字的方式詳細報道有關塞族的暴行。比如，在歐盟的調查團只采訪到4個受害人時，便報告說有2萬人被強奸。但這些被大量報道的消息，後來被證明根本就是未曾發生的事情，不但至今沒發現一個所謂的“強奸營”，而且大量穆斯林婦女被強奸的報道，也完全拿不出證據來支持那些聳人聽聞的數字。更爲離奇的是，後來甚至發現那些被媒體報道已被殺害的人依舊安然無恙地活著。美國國務院曾說多達10萬的阿族人在科索沃被屠殺，但在此後三年內連2000具可能死于當時危機的人的屍體也難湊夠，最終阿族科索沃最高法院不得不承認“科索沃沒有發生種族滅絕。”這一所謂種族滅絕的指控，正如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的一位教授所說，“完全是一種美國媒體將敵人妖魔化的程序......。”盡管美國在制造“僞事件”的同時，有效壓制了敵方聲音，但它仍然絲毫不許提及自己在戰爭中的殘暴野蠻，如在索馬裏維和行動中，18名美軍被打死傳的沸沸揚揚，但同時有1萬多索馬裏人被美軍爲首的西方維和部隊射殺，卻沒有一個美國媒體提及。即便如此，美國還嫌不夠，甚至以武力（如聲稱要炸毀敵方電視臺）相威脅，要求敵方宣傳工具爲自己宣傳。美國媒體就是這樣蠻橫霸道地封鎖對方聲音，有效“妖化”敵人，動員國內士氣，誤導世界輿論的。
二、美國媒體與政府、權力的關系
1、把媒體視爲第四權力是美國自由主義者編造的三大神話之一，美國媒體與政府之間更重要的關系是二者的“共生”的“情人”關系
據作者披露：美國的某些最有名望的新聞學者早就指出：把媒體視爲第四權力是美國自由主義者的三大神話之一（另外兩個神話分別是“人民有知情權”和“人民有接觸媒體的權利”）。《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確實賦予了美國媒體享有廣泛的自由，但是，憲法只是保證了媒體免于政治權力幹預的自由，卻沒有限定媒體和政治權力之間究竟應該是什麽樣的關系，也沒有規定政治權力不可以通過其他方式去影響媒體，更沒有規定媒體必須一直站在政治權力的對立面，對權力予以監督。美國媒體對政治權力的批評和監督僅僅是美國媒體與政治權力的一個方面，媒體和政府之間更爲重要的關系是二者“共生”的“情人”關系。在現實中，那種媒體和政治權力之間不斷沖突，媒體對政府總是監督批判的情況是比較少見的。因爲不管媒體多麽獨立和自由，記者總是要和新聞消息來源維持一種穩定而持久的關系，以保證自己有源源不斷的新聞線索，而政府幾乎總是新聞媒體最重要的消息來源。作者指出，當美國總統在白宮的南草坪上對著大批記者的攝像機和采訪話筒講話時，他是通過媒體實施統治的。所以，作者認爲，美國媒體在戰爭中是政府進行輿論動員的利器，而在和平時期美國媒體則是政府和權力實現對現代社會進行控制的重要手段之一。
2、美國的民主是有領導的民主，是少數精英組織和引導大衆的民主，對大衆輿論有意識的操控是西方民主一個重要因素，在民主政治中，精英對大衆的統治是通過“制造認同”實現的
作者認爲，不理解公共關系及理論和社會起源，就無法理解美國媒體的運行，也就難以理解美國媒體和權力的關系。正是通過公共關系和媒體的共同作用，政治權力才能實現對現代社會的有效統治。
公共關系作爲行業出現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這一時期，美國社會劇烈變革，出現了嚴重的兩極分化，社會不公正現象日益增加。這使美國統治階級深感不安，擔心由于人民大衆的強烈不滿而引發劇烈的社會震蕩和動亂。正是在這種社會背景下，由美國最重要的政治評論家和記者沃爾特?李普曼及貝奈斯等人的控制社會的輿論學說及塑造輿論的公共關系理論和實踐應運而生。所以，公共關系是在嚴重社會危機之下，爲了有效實現對大衆社會的控制而産生的，根本不是如今天許多人認爲的那樣，公共關系僅僅是經濟領域處理公司和消費者關系的學問和技巧。公共關系政府的創始人從一開始，最關心的就是如何在大衆社會和民主體制下，通過公共關系有效地實現社會控制，以維護經濟和政治統治者的權力。
美國的“公共關系之父”愛德華?貝奈斯把專門用于改變和塑造大衆輿論的公共關系變成了一個學科。此後，公共關系對美國的政治、經濟、社會、外交和戰爭都産生了深遠影響。今天，公共關系在美國已經成了一個至關重要的行業，美國的一切政治經濟活動都離不開公共關系。貝奈斯認爲，無論今天所做的事情多麽重要，都必須借助宣傳的力量去實現，“宣傳是一個無形政府的行政手臂”，領導者進行領導的唯一手段就是“對宣傳的爐火純青的運用”。只有通過對宣傳的靈巧的運用，政府才能維持和公衆的關系，而這對民主至關重要。那麽什麽是民主呢？貝奈斯說：“我們的民主必須是領導的民主，即由智慧的少數來組織和引導大衆的民主。”“民主社會的一個重要要素就是對大衆輿論及大衆積習有意識的靈巧的操縱。”“在我們這個時代，對政治家而言，重要的不是如何取悅公衆，而是如何去塑造公衆。”
貝奈斯稱公共關系的專家爲“輿論工程師”。他說，這些人是少數智慧之人，他們不僅懂得新聞的價值，而且知道如何制造新聞，制造事件。
那麽，輿論塑造如何與民主社會相適應呢？貝奈斯說：“對大衆輿論與習慣有意識的機智的操縱是民主社會的一個重要成分。那些操縱社會的看不見的人構成無形的政府，那才是統治我們國家的真實的權力......我們被統治，我們的頭腦被塑造，我們的口味被定型，我們的思想被暗示，這一切，都是由一些我們從來沒有見過的人來施行的。這是我們民主社會組織方式的一個必然結果。......不管是在政治還是經濟領域，我們平日生活中的幾乎每一個行動，我們的社會行爲和倫理想法，都被相對少數的一些人主宰著......正是他們牽著控制大衆頭腦的那些線。” 他認爲，“只要我們理解了群體意識的機理和動機，那麽我們就有可能按照我們的意志控制和左右大衆，而他們對此卻毫不知曉。”
作者指出，研究李普曼等人的思想，就會發現，美國的民主的確在實質上是 “有領導的民主”。這種民主成功而有效地平衡了精英的權力和大衆的力量，但又使政治權力最終掌握在精英的手中，媒體則在這種動態的均衡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李普曼之所以贊同精英統治，是由于他認爲，美國曆史表明，大衆在關鍵時刻總是錯得一塌糊塗，但他們又是那麽強大，政治家就不得不撫慰、賄賂、引誘或者操縱他們的選民，其結果就是民主制度的墮落。這也就是說，“民主必然導致腐化”。所以，李普曼是不信任所謂民意和民主的。而當民意不可信任時，“制造認同”就是一個必然結果，因而，權力通過各種手段，使大衆的意識和主流意識形態相一致。在民主政治中，精英對大衆的統治必須通過“制造認同”去實現。
3、美國媒體與權力之間不是簡單的監督與被監督的關系，美國媒體不是政府的哈巴狗，而是美國現存社會制度的“看門狗”
由于媒體在尼克松總統辭職下臺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水門事件”中的媒體被說成爲“第四權力”對政府監督的神話原型。這樣，人們常常把“水門事件”稱爲美國媒體政府關系的“分水嶺”，把“水門事件”解讀爲美國主流媒體是監督政府的“看門狗”的典型例子，似乎媒體代表公衆輿論，扮演著爲公衆監督政府，曝光政府不當行爲的角色，甚至連總統也能被趕下臺。但實際上“水門事件”本身的撲朔迷離，一些重大謎團至今沒有被揭開，表明了 “水門事件”遠非媒體自我宣傳的那樣。對“水門事件”深層原因的一個比較令人信服的解釋是美國政府內部的權力鬥爭。在這場鬥爭中，一方將秘密泄露給媒體，利用媒體掀起的輿論，把尼克松逼下了臺。“水門事件”背後至今也查不清的“泄密者”故事，告訴人們，美國媒體和權力之間的關系是微妙複雜的，遠不是被簡單化的監督和被監督的關系。可以用一個比較貼切的比喻來形容美國的媒體和權力的關系：美國媒體不是完全淪爲權力附庸的“哈巴狗”，也不是替大衆監督政府的“看門狗”，而是美國現存社會體制的“看門狗”。這就是說美國的媒體和政治權力一般都保持著密切的“情人”或“共生”關系，而不是流行觀念中的總是對政治權力制衡和監督的“看門狗”。就政壇言論而言，媒體扮演的角色更像是“諍臣”和“諫士”，它們往往對政府在大流上予以認同，但在細節上提出批評和異議，在內政上會有指責，但在外交和國際上幾乎和政府亦步亦趨，基本認同。這一方面是由媒體作爲追求利潤的行業本性決定的，另一方面也和媒體作爲主流意識形態的載體有關。美國的主流意識形態中的反共意識形態把共産主義作爲根本的惡，這是美國媒體報道冷戰甚至冷戰後世界事務的基本視角。在美國的現實中，並非所有的言論在所有時間和所有條件下都受保護，言論自由是有限度的，不同言論在法律面前並非都是平等的，在言論之間存在著一個等級。表面上，政治言論和學術自由是最受保護的，但實際上，最受保護的是符合美國主流意識形態的東西，宣傳社會主義、共産主義的言論得不到相同的保護。
總之，作者認爲，美國媒體受到《憲法第一修正案》的保護而遊離于政府的直接控制之外，但卻又和政治權力如影隨形，與權勢集團息息相關。它以公正的監督者和批評者的面目出現，同時又對金錢追逐無厭。它在白天聲稱公意，卻又在夜間偷偷去塑造它。
三、媒體是新興的權力中心
1、金錢和權力左右著美國的新聞媒體，媒體首先是爲廣告商的金錢而在市場中存在，在市場的金錢驅動作用下，媒體會自動向政治權力和社會中上層靠攏和認同，成爲精英權力的一部分
據《福布斯》2000年9月13日公布：美國最富有的400人中，57人的財富主要來自媒體。美國伊利諾伊大學教授麥切尼斯認爲，“這（媒體集團）是一個緊密聯系的企業主集團，由一幫世界上最富的人組成”。因此，今天的媒體幾乎就意味著金錢。
美國媒體也許是世界上享有最多自由的媒體。它可以把總統稱爲“騙子”，也可以把議員稱爲“豬”，它們可以窺探包括總統在內的政客的隱私，制造“水門事件”，這樣的民主神話，而不必過分擔憂受到直接的報複和懲罰。但是，媒體首先是私人企業，它們對于政治的監督只是“業務愛好”而已，因爲，事實一再表明，金錢和權力影響著美國的新聞，它們決定什麽是新聞，什麽不是新聞。它們把異見邊緣化，並把政府和主導性的私人利益（公司）的信息傳遞給大衆。今天的媒體首先是爲了廣告商的金錢而在市場中存在的，它與任何私人公司一樣，爲利潤所驅動，爲了追逐金錢才參與生産、交換和競爭。只不過它的市場和産品顯得非常特殊，常常不被人們注意罷了。廣告對于媒體生死攸關，因爲絕大多數的媒體的主要收入並不是來自受衆的直接購買，而是來自廣告商。這樣，廣告商可對新聞內容産生影響，以取消廣告相威脅，要求媒體消除對它不利的言論。所以，對媒體影響最大的人除了投資者和所有人，就是廣告商。因此，由于市場壓力，爲了追求收視率和發行量，美國新聞變成了“市場驅動的新聞”，新聞變成了産品，只替富人講話，不替窮人講話，社會責任感很差。爲什麽在追逐金錢的過程中，媒體會有意識地向處于社會中上層的人群靠攏。因爲，一般說來，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群，收入越高，消費能力也就越高。廣告最需要的就是這樣的群體。只有媒體的內容及讀者群滿足廣告商這一要求時，後者才會把廣告投放到該媒體。這就使媒體有意識地籠選其內容，吸引中高收入人群，進而吸引廣告商。這樣，在社會、經濟和政治上處于弱勢的階層就漸漸和新聞媒體變得無關了，而媒體的內容和目標讀者群也會漸漸向社會中上階層靠攏，媒體所表達的觀點也會逐漸向社會的中上階層看齊。這就是爲什麽不用政治力量強制，媒體在市場力量的驅動下，自動會向擁有財富和權力的階層靠攏的基本原理。總之，由于市場驅動的媒體本質上是勢利的，所以市場自動會驅動媒體向權力靠攏。媒體由于市場驅動等原因，自動向政治權力靠攏和認同，並與政治權力一道，構成了精英權力的一部分，形成了權力精英層內部的“共生”關系。
2、現代政治最重要的是控制大衆輿論，宣傳的實質就是對大衆傳媒進行操控，媒體作爲主導意識形態的載體，影響著意識形態和政治運行，成爲一種主宰性權力
作者指出，李普曼認爲，現代政治的最重要的問題是如何控制大衆輿論。宣傳對控制大衆輿論有龐大的力量，宣傳的目的，就是去影響人的頭腦的圖景。在現代社會中大衆傳媒是大衆賴以構建他們頭腦中的圖景的最重要的途徑。人們每天看電視、讀報紙、聽廣播，認爲自己所看到和聽到的，就是“現實”。所以宣傳的實質就是對大衆傳媒進行操控，並通過對它所塑造的圖景的輸送，使人們頭腦中的圖景也相應地改變。
作者認爲，媒體本身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一個權力中心。美國的媒體擁有極爲龐大的經濟資源，它是美國盈利最高，最富有的行業之一。今天，美國的媒體變得愈來愈集中，在全球媒體市場中所占的份額越來越高，擁有的經濟權力越來越龐大。但媒體更重要的權力在于，它是主導意識形態的載體。
今天，媒體已成爲一種攜裹著龐大的經濟實力和意識形態塑造能力的新興權力，成爲不同于政治、經濟和軍事等傳統權力的新的權力載體。對大衆而言，“制造現實”是媒體的最大的權力。由于媒體深刻影響著社會的意識形態和政治運行，是意識形態的主要載體和統治現代社會的重要政治工具，使其已成爲持續影響現代社會的最深刻的複合力量，成爲超越傳統權力形式的新興權力中心。完全可以說，媒體已經成爲我們所在世界的一種主宰性的權力。
四、美國媒體怎樣影響世界
1、媒體集中是當代美國媒體産業最重要的現象，美國媒體的集中使代表跨國公司利益的意識形態（私有化、市場萬能、政府不應幹預經濟、強調增長而忽視社會公正）有了更加有力的傳播工具。
私人企業在市場競爭中，必然會造成企業的集中的結果，作爲私人企業，美國媒體在競爭中也同樣出現了集中。媒體集中是當代美國媒體産業最重的現象，美國媒體已成爲跨國媒體集團，這些跨國媒體公司已經成了美國資本向全球擴張的主要載體之一。美國學者認爲，代表跨國公司的意識形態主要含有如下成分：市場萬能；政府的一切幹預都對經濟發展不利；私有化；以及忽視社會公正而一味地強調增長。作者指出，龐大的跨國公司正是這種意識形態的“贊助人”，因爲這種意識形態對它們這樣的強勢的既得利益者有利。如果世界媒體市場的主要份額由美國的媒體集團占有，那就意味著代表龐大的跨國公司利益的意識形態在全球獲得了更加有力的傳播工具。今天，由市場競爭形成的媒體集中所帶來的這種強大的輿論塑造能力，正在美國變爲現實。美國媒體的集中不但意味著它所代表的聲音倍增，也意味著美國在世界的聲音將無所不在。這樣，美國媒體依靠它強大的經濟實力和在意識形態上所必須具有的黨性，對世界輿論形成了強大的“議程設定”能力。這就是說，不但世界輿論被美國的聲音淹沒和邊緣化，而且世界其他地區的媒體的“議程”也會由美國的媒體來設定，從而使美國媒體在實現美國的國家利益中扮演了特殊角色。
2、公共外交——這種由政府進行的國際性的“信息傳播”的目的是影響世界輿論，而其主要目標是國外公衆
作者認爲，美國是一個龐大的帝國，但這個帝國不是古典的“殖民主義帝國，而是一個通過它的文化意識形態、金融和軍事上的決定性優勢來操縱世界的帝國。美國不必像古典帝國主義那樣主要靠攻城掠地來實現帝國的利益，而是以政治與武力爲後盾，以意識形態和文化力量爲前鋒，以盟國爲仆從，向世界推進，爲美國的利益拓土開疆。
美國最重要的國際關系理論家之一漢斯?摩根索曾說，文化帝國主義是一切帝國主義中最微妙，也最成功的帝國主義政策，它不必去征服領土，不必控制經濟生活，而是通過征服和控制人的頭腦，來改變國家之間的權力關系。他認爲，如果一國的文化或者政治意識形態征服了別國的決策者的頭腦，就會取得對別國的完全的勝利，“就會建立比在軍事和經濟主宰之上的更爲穩定的優勢。”
作者指出，美國政府很早就在世界事務中有意識地運用它的“信息的加工和傳播能力”爲其國家利益服務，這種由政府進行的國際性的“信息傳播”，被稱爲不同于傳統外交的“公共外交”。“公共外交”的目的，就是影響世界輿論。美國國務院把“公共外交”定義爲由政府資助以影響他國輿論的項目，其主要手段包括出版、電影、文化交流，及電視廣播。因此，“公共外交”的對象除了傳統外交的對象——國家政府外，主要目標是國外的公衆。克林頓政府的國務卿奧爾布萊特說，“公共外交是美國外交的核心”。它是美國對外關系中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工具，在美國的對外“總體宣傳”中發揮著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冷戰開始後，美國建立的福特基金會、洛克菲勒基金會等170個基金會，就擔負起了向對外文化宣傳輸送資金的職能。
盡管“公共外交”本質上是國際宣傳，或者政府的跨國公共關系，但是它們的稱謂卻使其活動帶上了中性甚至正面的效果。“公共外交”運用了現代公共關系的很多重要概念和技巧，包括“第三人認同”的做法，例如，“美國之音”等廣播雖然屬于政府機構，但它在名義上還保持著新聞自由和新聞獨立的價值，因爲這樣使它看起來是中立的機構，更有可信度。“自由歐洲電臺”和“自由亞洲電臺”雖然由國會撥款，但名義上是私營的，所以它的報道就似乎是獨立的第三者的聲音，從而顯得客觀獨立和可信。
3、“信息自由流動”使美國生産信息及信息設備的跨國公司在世界範圍內可以無阻攔的擴張，使發展中國家進一步失去了文化自主權，完全爲西方文化意識形態所主宰
作者認爲，“信息自由流動”很少是由抽象的道義上的追求來推動的，而往往是以經濟利益及政治意識形態鬥爭爲動力的。
自197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早期，“信息自由流動”一度是第三世界國家和以美國爲首的發達國家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進行辯論的核心論題之一。當時，剛剛獲得獨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發現，它們不但在政治和經濟上沒有獲得真正的改善，反而在信息時代來臨之際進一步失去了文化上的自主權，因爲國際信息的流動基本上是以美國爲首的工業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控制的單向流動。
美國對“信息自由流動”的支持固然與它對自由民主政治社會追求相一致，但這不是主要的動因，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美國生産信息及信息設備的跨國公司需要在世界範圍內實現沒有阻攔的擴張，所以，信息的流動本質上是資本流動的一部分。
但是，西方發達國家的文化意識形態世界主宰地位的形成並不只是由經濟力量單一地自發形成的，而是得到政府積極的“對意識領域有意識的控制”的補充。
作者指出，在這種情況下，在經濟發展水平和物質貿易往來處于結構性的巨大不平等的條件下，要求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的龐大信息産業開放國內市場，當然是不利于發展中國家的，這只能意識著它們在信息流動中被徹底解除自我設防，而淪爲西方發達國家信息生産和輸出鏈條的下遊的附庸，其結果就是這些國家的文化和意識形態被西方國家的文化意識形態所主宰。
4、美國媒體成爲“全球化”時代主導意識形態的塑造者，使得富國主宰了窮國的文化和意識形態
美國媒體和權力的情人般的“共生”關系，對于美國以外的世界意味著，美國媒體成了世界信息單向流動的幹渠；美國媒體成了美國被指爲“文化帝國主義”的主要原因，也是美國對外施展“公共外交”（國際宣傳或跨國工關）的利器。美國媒體也已成爲“全球化”時代主導意識形態的塑造者。
美國媒體生産著人們每日消費的絕大部分的新聞和娛樂，但在這種信息和娛樂全球均享的表象後面，是核心國家（發達國家）對邊緣國家（落後國家）實行的信息産業和文化意識形態的主宰，這種主宰造成了世界物質性貧富差別之上的更爲嚴重的信息和知識的貧富差別，使富裕國家和貧窮國家之間，存在著一個深廣的“信息鴻溝”。
這表明，當今“信息世界體系”的主要特點是：富裕國家掌握著絕大部分的傳播工具和機構，信息在國際間不平行地流動。落後國家在富裕國家媒體中的形象被扭曲，它們的文化被富裕國家的霸權文化所主導。這也決定了信息的“全球化”實質上也是世界體系中核心國家（西方發達國家）的信息産業在“信息自由流動”的旗幟下，向世界市場進軍的過程。這就是美國等西方國家所主張的“信息自由流動”的真實含義。
5、美國媒體表面上的非政治性，使它有別于僵硬的政治宣傳而能夠無所不在，四處滲透
作者指出，美國媒體是采用“整合型宣傳”和“社會宣傳”的漸進方式使其主流意識形態通過整體社會環境（包括廣告和電影等一切媒體），對人們的意識進行灌輸，使他們在不知不覺中改變自己的態度和行爲，而與主流意識形態相符合。這種“社會宣傳”和“整合型宣傳”是美國主流意識形態向社會逐漸滲透，影響絕大多數社會成員的主要方式。“整合性宣傳”的主要特點是不以僵硬的意識形態面目出現，表面上是非政治性的，並因此而使它無所不在。正是由于“整合性宣傳”或“社會宣傳”這種美國主流意識形態的主要宣傳方式，不同于直接而僵硬的政治宣傳，它是以漸進的、間接的方式，來塑造社會意識的圖景，反而使它無所不在，彌漫和滲透在幾乎一切社會角落，使大衆在不知不覺中被塑造了自己頭腦中的圖景。正因爲如此，作者認爲，雖然美國媒體沒有像前蘇聯和中國那樣被直接置于政治權力和管理之下，但它仍然負載著宣傳的功能，只不過它的宣傳方式主要是具有著間接性和漸進性的“社會宣傳”罷了。
五、英美輿論爲了影響世界輿論而存在的秘密陰謀組織
1、美英之間早就存在一個企圖“通過宣傳來統治世界”，擁有巨大財富的、秘密的“盎格魯——美利堅權勢集團”
美國一些學者認爲，美國文化和意識形態的主宰基本上是市場力量的結果，而不是陰謀的結果。但另一些學者的研究結果卻不贊成這一觀點。美國曆史學家卡洛爾?奎格利（該人被美國前總統克林頓稱爲“啓蒙之師”）在其曆史著作《盎格魯——美利堅權勢集團》中，揭示了一個對20世紀的世界曆史有著巨大影響而又鮮爲人知的秘密組織，這個組織成立的目的正是“通過宣傳來統治世界”。奎格利認爲，早在1891年塞西爾?羅茲（曾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是他所在時代的比爾?蓋茨）、威廉?史泰德（當時英國最有名的記者）、雷吉那?布萊特（維多利亞女王的密友和心腹），三個核心人物就組織了一個秘密會社。這個會社沒有標志，沒有儀式，但在英帝國的各個自治領不定期舉行秘密會議。這個秘密會社的目標，就是要統治世界。按照羅茲的設計，這一目標最好由若幹相互忠誠，願意爲共同事業獻身的人通過秘密結社去實現。實現的手段則是從幕後施加政治和經濟上的影響，同時“操縱新聞、教育和宣傳機構”。這了實現這一目標，羅茲通過他的第一個遺囑將所有財産用以在全世界建立一個爲英帝國服務的類似耶穌會的由“宣傳家”組成的秘密組織。從1910—1915年的短短五年中，該組織在美國、加拿大、印度、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南非建立了分支機構。它在美國的分支即有名的“國際事務研究所”和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
這個秘密會社影響世界事務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是宣傳。它對英國的政治和政策施展其影響的方法是：首先通過它控制的大學、基金會、雜志及《泰晤士》報，向政治、教育和新聞三個方向滲透。其次，招募有才幹的人，通過許以權力和地位，把他們納入會社。第三，通過把會社的成員以盡可能隱蔽的方式安置在權力位置上，對公共政治施加影響。
除了學術界，該會社還通過新聞媒體來引導並影響輿論。
由于這個會社有多個分支，又看來互無關系，當各分支就同一問題發表意見時，影響力就會成倍增加。
奎格利認爲，從1920年起，羅茲會社就致力于和美國建立一種親密聯盟的關系。美國最重要的智庫的“對外關系委員會”在1919年成立之初，即成爲“羅茲會社”旗下的“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的美國分支。1941年2月，“對外關系委員會”正式成爲美國國務院的一部分。1942年，該委員會對美國戰後對外政策的一項重要建議是，建立一個仿照羅茲會社在一戰後所策劃的類似“國際聯盟”的組織。目前，“對外關系委員會”作爲美國最重要的智囊團，最大的政策機構，擁有3200多名成員，納入了財界、學界和政界最有影響的精英人士，爲美國的國家利益服務。這個委員會的三位領導人分別是大名鼎鼎的戰略家布熱津斯基、銀行家戴維?洛克菲勒和外交官溫斯頓?洛德。從這三位兼有學界、政界和財界關系的影響非凡的人物可以看出，該委員會遠不是一個它自己所謙稱的“研究機構與出版人”。
“對外關系委員會”對美國的對外政策和世界輿論有很大的影響。它的旗艦刊物《外交》雜志既是討論對外政策的平臺，也是對外政策決策集團的重要喉舌。它登載的文章常常設定全球“議程”，對引導世界輿論發揮著巨大的影響力。冷戰結束後，對世界政治輿論影響最大的兩部著作恐怕非《文明的沖突》與《曆史的終結》莫屬了。而這兩部著作都與“對外關系委員會”緊密相關。2001年9?11襲擊之後，“對外關系委員會”給美國政府提交的一則報告表明，它對世界輿論非常關心，並就此向美國政府提出了如何改變世界輿論的建議。2002年由35名“對外委員會”成員起草的一份研究報告建議，美國政府應全面檢視其國際交流和國際廣播項目，以更好地促進“跨文化理解”，推銷美國的對外政策。它還建議白宮應成立一個形同公共廣播公司（CPB）的“公共外交機構”，向海外傳播美國的信息。奎格利透露，美國和英國之間存在著一個“盎格魯——美利堅權威集團”。這一集團在美國主要通過五份報紙來塑造輿論，包括《紐約時報》、《紐約先驅論壇報》、《基督教科學箴言報》、《華盛頓時報》和《波士頓晚報》。這一權勢集團至少在20世紀早期影響著美國重要大學的決策權。後來，這些權勢集團將巨額私有財産向免稅的基金會轉移，通過這些基金，把華爾街、某些著名大學和美國政府緊密連接起來。
總之，奎格利以非常權威的身份，以詳實的史料爲人們揭示出了一個旨在以媒體和宣傳來影響世界事務的最先在英國形成，並進而延伸到美國和其他英聯邦國家的神秘組織。這個組織以金融力量爲依托，操縱或影響著輿論和學術界，並進而影響著國內和國際的政治事務。
2、裴倫山學會是美國當今媒體和權力緊密結合、學界、政界、財界建立廣泛聯系，影響世界政策和輿論的重要秘密團體
作者指出，要了解強勢國家爲了精心操控輿論，創造和固化的對自己有利的神秘組織，就不能不提到裴倫山學會。
裴倫山學會是一個20世紀後半葉對世界産生過極爲重要影響，但卻鮮爲人知的旨在影響世界輿論的社團。
成立裴倫山學會的最初想法産生于1938年，當時，26位英美學者來到巴黎，討論李普曼的著作《良好社會原則的探究》，參加者包括李普曼、哈耶克、未塞斯等人。哈耶克的名著《通向奴役之路》的主要思想即從這次集會中産生。同時，這個集會産生了成立新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裴倫山學會的最初想法。該學會後來成立于1947年，其第一位領袖是哈耶克。
裴倫山學會是以瑞士的一個高山命名的會員組織，目前已經擁有500名會員。這些會員包括主要發達國家的高官乃至元首，諾貝爾獎獲得者（已有六位）、記者和學者。該學會雖然自己宣稱不從事宣傳，但其性質正是一個從影響精英知識分子開始，進而影響政府政策的有著濃厚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智慧團，只不過它的這種宣傳極爲隱秘罷了。
爲什麽要成立裴倫山學會呢？按照該學會1947年成立時的章程，是因爲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西方文明的核心價值處境危險”。其原因之一是在于一種否定絕對道德標准的史觀（指馬克思主義和當時蘇聯的社會主義及其計劃經濟）的出現，二是在于對私有財産和競爭性市場的信念的衰落。所以，必須通過思想辯論和對西方文明中合理價值的肯定，去迎擊這種意識形態運動。
裴倫山學會的重要性可以從美國官方對其1996—1998年的會長艾德文?J?富爾納的態度和評價看出來。1980年代美國總統裏根授予富爾納“總統公民勳章”，表彰他作爲“保守運動的領導人”的貢獻。裏根在授勳致辭中說，“他（富爾納）通過建立一個致力于理想及其結果的機構，幫助塑造了美國政府有政策，他一直是理性與價值的聲音，爲他的祖國和世界的自由事業作出了貢獻！”
裴倫山學會作爲政治與輿論影響力彙合點，與學界、政界和財界建立了廣泛聯系，采取盡量不爲人知的低調的獨特方式來影響著世界的輿論。
大量確鑿情況表明，西方國家確實存在影響世界政策和輿論而又鮮爲人知的秘密團體。這種組織是英美國家中媒體和權力的最緊密結合。
總之，《權力的聲音——美國的媒體和戰爭》一書告訴人們，美國媒體和政治權力之間是一種情人般的“共生”關系，而不是流行觀念中所謂的監督和被監督的關系。美國媒體在戰爭中是政府進行戰爭動員和影響世界輿論的重要工具，是現代戰爭“總體宣傳”的一部分；美國媒體在向全世界傳播代表美國跨國公司利益的意識形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而且它在對外宣傳中始終保持著強烈的民族性和以美國國家地位爲依托的霸權意識；一句話，美國媒體是由美國政府和權力操制的，並且是其削弱敵手，征服全球，謀取世界霸權的最重要的工具之一。
http://media.people.com.cn/GB/40606/3240756.html
他們憑什麽欺負人？
周日去中關村，經過萬聖，進去轉了轉。裏面的員工一大半都是生面孔，萬聖的人員流動性一直都不小。離開兩年多，裏面格局都變了，曾經爛熟于胸的書位現在已經摸不著頭腦。萬聖確實是找書的好地方，在這裏也許沒有當當的折扣，但入眼的都是書，很多很多書。
隨手買了幾本，其中有一本張巨岩寫的《權利的聲音》，講媒體與政府關系的。正好這幾天各地中國留學生華僑烽火連天的抗議CNN等美國媒體的瞎眼報道，在澳洲的宮宮小盆友也說要去參加遊行。俺回來粗略讀了一下，增加了對這個問題的一些認識，忍不住發點小感想。
1. 他們憑什麽？
理論上講美國的媒體在憲法第一修正案的保護下可以任意的批評政府而不會遭到任何權利的幹涉（當然別是誹謗就成），幾百年來，美國人一直把媒體視爲第四種權利，而這種權利被要求代表更多的民意。批評政府、不畏強權、爲底層人民呼號、敢把皇帝拉下馬，這些近似于浪漫主義的新聞精神一直被記者們所推崇。這種騎士般的形象當然不是嘴皮子上磨出來的，有不少例子可以支撐這個形象，最時常出現在人們嘴邊的就是"水門事件"。
不得不承認，華盛頓郵報那幾個記者真是走了天大的狗屎運，一次看似細小的事件竟然把堂堂美國總統拉下了馬，而在這個事件也淋漓盡致的詮釋了美國的制度，那些建國之父在天上看到窘迫的尼克松確實值得幹杯慶祝。包括美國媒體在越戰中的反戰報道，讓世人覺得美國的媒體是不黨不偏的良心媒體，大多數人都喜歡相信模範的光環，模範講一句好過草民一百句，久而久之，人們以美國媒體爲標杆也不足爲怪了。這次我們政府批評國外歪曲事實，還抱怨世界人民不分忠良，當然是有夠窩火，但回頭看看人家爲什麽不相信我們？因爲前科太深了，國外人民是最忌諱黨政喉舌之類字眼滴，我們認爲是喉舌，人家卻當成討厭的闌尾。
2. 一直是這樣麽？
其實也不是向來如此。在一百多年前，美國也是有黨報的，只是沒我們黨報這麽和諧。那時的黨報基本是罵街的戰場，兩黨互相攻玕、辱罵，當時老百姓除了覺得比較吵之外也沒覺得什麽，畢竟兩黨一直是處在競爭的位置上，看看誰罵得有道理嘍，這反而被當成了民主政治的標志。後來私人辦報逐漸強奪了市場，比如本傑明·戴依的"一分錢報紙"，老百姓有更精彩的內容看，也就不理會那些"喉舌"咬來咬去了。
但報紙與政府的關系從來就沒有斷過，這其中有相當一部分並不是批評政府的言論。政府也把媒體當作發布新聞的窗口，但美國的媒體不會完全是政府的應聲蟲，雖然很多消息要依賴于政府的透漏，但身段一定得保持住。這就造成媒體與政府一種時歡時鬧的"情人"般的關系。但自從911之後，媒體似乎與政府感情越來越好，比如伊拉克戰爭，主流的大報，如《紐約時報》《洛杉磯時報》等雖然與政府偶有沖突，但是大方向上還是基本支持政府，有時甚至照發政府的宣傳稿。
媒體既然是私人的，當然要以盈利爲目標，主持正義慢慢淪爲媒體巨鱷們的業余愛好，想想也是，犯不著爲了看不見摸不著的新聞操守得罪政府這個最大的信息發布源頭，而且在現在這個時候，任何批評政府軍事戰略的言論都可能被扣上"不愛國"的大帽子，回頭想想，美國政府對于這場戰爭宣傳戰打得真是沒話說，一開始就把人類扯了進來，說薩達姆和拉登都是反人類的，反人類就是反美國的價值觀，就是大逆不道，罪無可恕。有很多觸犯了政府而成爲替罪羊的很傻很天真的記者，比如NBC記者阿奈特說政府對伊拉克的戰爭實際上已經失敗，他隨即被迫道歉，並解雇。連拳王阿裏當年拒服兵役並批評政府政策，也被媒體罵了個狗血噴頭。
美國方面宣稱在戰爭的立場方面，他們的媒體基本是三三開，即支持的、不支持、不表態的各占三分之一。但是支持的三裏面都是主流的大媒體，影響力遠遠超過其他兩個陣營。這些發行量過百萬的大報毫不掩飾他們的挺戰立場，他們或旁敲側擊或開門見山的給政府提建議，態度也許是魯莽的，言語甚至是尖刻的。如此如此，這樣那般，但他們不是在勸其不要殺人，而是怎麽殺效率能高點。
3. 怎麽辦？
羅嗦以上那一大堆，俺初步滴結論是：暫時，沒戲。既不能阻止老美到處點火，也不能阻止他們的媒體不煽風。沒辦法，誰讓他是最強的。但回顧一下這些並不太久遠的曆史，俺還是覺得把任何一個由人掌控的東西當做模範都是不靠譜的，任何不具有超驗特質的偶像都是靠不住的。美國某些方面確實是好，比起從小老師教導我滴那一套，我還是喜歡美國建國之父說的那幾句話：人人都有生存、自由、以及追求幸福的權利"。林肯說的那句"美國是人類最後也是最好的希望"也許是臭屁的沒有邊了，但我覺得如果人人都可以接受這樣的理念，那這個世界會變的更好。但就算是民主國家也經常會故意做壞事，特別是他覺得自己是最民主的時候，從這個意義上講，如果美國人還認爲自己的國民就高人一等，而我們這些第三世界國家除了對他們的拯救感激涕零之外就不該有什麽意見的話，那建國之父的話，他們也沒學到多少。
http://book.douban.com/review/1353199/
言論自由告急？
這部書，本意並非當代史，而在我們曆史系的人看來，它就是一部當代史。
自從進入了曆史系，我已經很少接觸這種關于“我們（自己）的時代”的讀物了。有時候，一旦哪篇文章提及“我們的時代”，往往就成了一篇政論。而政論，又往往帶著或多或少的偏見。因此，當《權力的聲音》從傳播學理論來探討這個新世紀時，我就會覺得，它很有價值，它由此産生一種客觀、公正的對現實問題的洞見。
作者張巨岩是美國密蘇裏新聞學院的博士，從本文文後所附的作者簡介看，從他的論據和理論基礎看，他的解釋框架的關鍵就是公共關系理論。但筆者對“工關”不甚了解，自從看了這本書以後才知道，美國的工關學早已做到了最有影響力的那一部分國家機器的構件上。
作者認爲，如今美國的媒體並不如我們想象的那麽獨立，它完全不是“第四種權力”。原因就是政治權力和金錢通過工關手段，讓媒體成爲他們的聲音。其實換句話說，金錢也是一種權力，因此媒體就是“權力的聲音”。
作者發現，有一種理論和一種組織在利用媒體擴散著自己的權力。這種理論是精英統治的理論，即認爲人類中的大多數都是平庸無能的，只有少數人類才有能力掌控其他人、掌控整個世界。顯然，經過多次“大衆革命”之後，這些“精英”們意識到，靠赤裸裸的暴力來實現精英政治那是低效率的，而通過宣傳手段（Propaganda）來達到統一社會意識的目的，則至今還沒有出現明顯的、嚴重威脅到精英地位的失敗。媒體，就是這場以統治爲目的的宣傳運動中的棋子。
利用媒體擴散權力的組織，作者在書中舉出了兩個，其一是“羅茲會社”，其二是“裴倫山學會”。兩個組織的成員都由時代精英組成，他們以雄厚的經濟實力去實施對自己有利的工關手段。所謂“對自己有利”，就是指將這些精英所信仰的意識形態無聲無息地灌輸給大衆。而他們工關的目標，就是表面上被粉飾爲“第四種權力”的媒體。
作者因此得出結論：媒體與政治權力的關系中，前者是後者的“諍臣”和“諫士”，如美國媒體在21世紀的戰爭中，其主要立場是愛國主義，只是以此爲前提發揮“監督”作用，指出政治權力的一些無關痛癢的小毛病。而商業對于媒體來說，則是“共生”的夥伴，誰也離不開誰。媒體既然不受政府的直接資助，那主要還是通過商業廣告的收入來維持運轉；而企業家不得不依靠媒體的宣傳力和影響力來實現自己的商業目的。到今天，美國的商業和媒體之間的關系盤根錯節，幾次合並之後，商業完全有了屬于自己董事會的媒體，而媒體也完全有能力控制某一區域的輿論，商業就能以這種控制力來使自己的理念深入人心，得到更多的資本回報。
美國政府有法律控制純商業機構成爲壟斷性勢力，但是當它想要控制媒體的擴張時卻無能爲力。憲法第一修正案讓最高法院總是做出有利于媒體一方的判決，媒體與商業的合並幾乎不受任何幹涉。那時，誰也沒有想過“言論”被金錢而不是被政府壟斷是一種怎樣的景象。這也是憲法第一修正案的悖論。
所以，傳統媒體的擴張和壟斷傾向，會使得“言論自由”這一權利被“有權自由傳播言論”的媒體自我限制起來，只要金錢與媒體加深一天聯系，言論的自由就會以一種從來沒有過的方式失去一點。爲什麽我們如此關注博客？就是因爲博客是一種沒有商業直接插手的媒體，我們希望它成爲新的“第四種權力”。但問題仍然存在：因特網服務提供商不仍然是一種商業權力嗎？我們沒有理由不擔心，當所有的言論都要需要董事會認可的時候，那這個董事會是不是也要創設某個檢查新聞的委員會呢？
http://book.douban.com/review/11664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