叢鵬主編的《大國安全觀比較》（北京：時事出版社，2004）比起後貼文，雖反映了中美各自立場，在章節安排上佳：多了首＜國家安全觀的演變＞尾＜大國安全觀的比較＞兩章：
本書系統地論述了美國、俄羅斯、英國、法國、德國、日本和中國等大國安全觀的歷史、現狀、特點及其演變的動因，在此基礎上對大國安全觀進行比較分析，在理論上旨在推動國家安全學說的發展，在實踐上期望給我國未來安全政策和安全戰略的制定提供參考。本書是國內對各主要大國安全觀進行比較研究的首部著作。
第一章 國家安全觀的演變
第一節 基本概念的界定
第二節 傳統國家安全觀
第三節 新安全觀的出現
第四節 新國家安全觀的理論基底和特點
第二章 美國的國家安全觀
第一節 歷史傳統與冷戰遺產
第二節 新安全觀的形成背景
第三節 新安全觀的形成過程
第四節 新安全觀的基本內容和主要特點
第三章 俄羅斯的國家安全觀
第一節 傳統安全觀及其逆轉
第二節 新安全觀的內涵和安全戰略
第三節 新安全觀的形成背景
第四節 新安全觀的特點與意義
第四章 英國的國家安全觀
第一節 英國安全觀的歷史形態
第二節 冷戰終結與英國安全觀轉變的背景
第三節 冷戰後的英國安全觀
第五章 法國的國家安全觀
第六章 德國的國家安全觀
第七章 日本的國家安全觀
第八章 中國的國家安全觀
第九章 大國安全觀的比較
叢鵬，1978年畢業于北京外國語學院，1982年畢業于外交學院，獲法學碩士學位。此後，長期從事國際關係和國際法教學工作，1990年-1991年和2001年先後在蘇聯國立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陸軍和俄羅斯國立莫斯科大學進修和訪學。1994-1998年在中國駐聖彼得堡總領館工作。現任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撰寫併發表了學術論文20余篇，主編和參編過國際政治類教材和辭典多種。
國家安全
國家安全一般是指一個國家不受內部和外部的威脅.破壞而保持穩定有序的狀態.傳統的國家安全觀將國家安全理解爲政治安全和國防安全,即主權獨立,領土安全,政治穩定等.新的國家安全觀不僅包括傳統的政治安全和國防安全,還包括經濟安全,科技安全,文化安全,生態安全,社會公共安全.
政治安全和國防安全是國家的支柱與核心.沒有政治安全和國防安全,就根本不可能有國家安全.政治安全是指國家的制度和政治形勢保持穩定.不受國內外敵對勢力的破壞和顛覆.國防安全是指國家的領土,領海和領空安全,不受外來軍事威脅或侵犯.
http://ks.cn.yahoo.com/question/1590000751896.html 雅虎知識堂
觀念與國家安全：中國安全觀的變化（1982-2002）李小華
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2003屆博士學位論文，指導教師：王逸舟
序章 1982：中國安全觀變化的新起點
第一節 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做出新的科學論斷
第二節 不同任何大國結盟或建立戰略關系
第三節 不以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異同論親疏
第四節 改變了對多邊安全制度和裁軍問題的看法
第一部分 觀念與國家安全研究
第一章 國家安全研究：曆史與理論
第一節 安全研究與國際關系學
第二節 國家安全研究的曆史階段
第三節 國家安全研究理論流派比較
第二章 國家安全研究的文化視角
第一節 冷戰結束與國家安全研究的挑戰
第二節 國家安全研究的文化視角分析
第三節 國家安全研究的文化視角批判
第三章 觀念與國家安全的互動
第一節 觀念與權力和利益的兩種分析方式
第二節 觀念的類型
第三節 觀念的作用
第四節 觀念與國家安全的互動
第四章 安全觀的變化機制分析
第一節 安全觀的判斷方法
第二節 安全觀的類型
第三節 安全觀的變化機制
第二部分 中國安全觀的變化：案例分析
第五章 中國的時代觀
第一節 列寧的時代學說
第二節 中國共産黨的時代觀
第三節 80年代中葉：和平與發展時代主題論的確立
第四節 80年代末：第一次大辯論
第五節 20世紀末：第二次大辯論
第六章 中國的國家利益觀
第一節 國家利益研究的緣起
第二節 中國的國家利益研究
第三節 鄧小平的國家利益觀
第四節 國家利益的階級性問題
第五節 中國國家利益目標優先次序的變化
第七章 中國的新安全觀
第一節 “新安全觀”與“舊”安全觀
第二節 中國新安全觀的國際背景與政策含義
第三節 解析中國新安全觀
第八章 上海合作組織
第一節 上海合作組織的發展曆程
第二節 “上海精神”
第三節 上海合作組織的地緣政治含義
第三部分 中國安全觀的變化：理論分析
第九章 戰略文化與中國安全觀的變化
第一節 定義戰略文化
第二節 傳統思想
第三節 曆史記憶
第四節 地緣環境
第五節 技術革新
第六節 組織機構
第十章 威脅平衡與中國安全觀的變化
第一節 威脅平衡與勢力平衡
第二節 中國安全威脅評估（一）
第三節 中國安全威脅評估（二）
第十一章 意識形態與中國安全觀的變化
第一節 定義意識形態
第二節 意識形態與中國安全觀
第三節 意識形態與有中國特色的國家安全概念
第四部分 國際關系理論與中國安全觀的變化
第十二章 國際關系理論與中國國家安全研究
第一節 中國對外政策研究的“理論要求”
第二節 中國安全政策研究的新探索
第三節 國際關系理論的限度與建構中國對外政策理論的可能
第十三章 國際結構與中國安全觀的變化：一個新解釋視角
第一節 結構影響行爲的方式
第二節 中國的大國意識
第三節 中國的責任意識
第四節 中國的規範意識
第五節 負責任大國安全觀的實踐：中國對多邊安全機制態度的變化
終 章 中國負責任大國安全觀的演進：一項基于黨代會報告的分析
中印兩國國家安全觀的比較研究＞馬加力
國家安全是國家生存和發展的前提和基石。國家安全觀是關于國家安全的理論，其中包括對安全環境的評估、對安全利益的界定、對安全目標的追求。中印兩國是山水相連的緊密鄰邦，又都是人口衆多的大國，它們的安全觀念如何，不僅影響對方對安全的考慮，同時對區域乃至更大範圍內的安全形勢産生一定影響。
對國家安全環境的評估
對國家安全環境的評估是一個對其所處的世界、所處的地理環境以及自身面臨的重大安全問題的認識，它直接決定和影響該國對安全利益的界定和對安全目標的追求。可以說，它是確定安全利益的前提，是決定實現安全手段的依據。
形勢是決定任務的前提。我們先來觀察一下中國是如何評估它所面臨的安全環境的。首先來看中國對世界安全形勢的判斷。中國認爲，在未來相對較長的時期裏，不會發生世界戰爭，但是天下並不太平。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仍是導致整個世界安全環境的重要因素，不公正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仍是許多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戰略利益的根本制約。作爲世界惟一超級大國的美國還在大幅度地增加軍費開支（現已超過 4000 億美元），繼續強化其絕對的軍事力量，企圖用壓倒性的戰略優勢控制亞歐大陸和重要水域，以鞏固和強化其霸主的地位，推進其在全球的戰略利益。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仍在相當程度上威脅著整個人類的安全。地區沖突、局部戰爭時有發生，國際恐怖主義的危害不斷上升，傳統安全威脅和非傳統安全威脅相互交織。這些因素從根本上制約著中國的綜合安全。
其次來審視中國對所處對周邊安全態勢的判斷。任何國家的安全利益總是存在于一定的空間範圍，即國家安全具有地域性。同世界上其他大國相比，中國周邊的地緣環境最爲複雜。中國是世界上擁有鄰國最多的國家，陸地邊界2.2萬多公裏，海岸線長達1.8萬多公裏，與中國陸地接壤、海域相連的國家共有21個，其中直接接壤的就有14個。中國地處亞太地緣政治格局的中央，又是一個陸海複合型國家，既面對海權壓力，又面對現有或潛在的陸權壓力。釣魚島問題至今懸而未決。在南海問題上，東盟各國雖已與中國簽署了《南海各方行爲准則》，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南海緊張局勢，但有關國家爲維護既得利益，繼續展開政治外交攻勢，強化對已占島礁周圍海域的軍事管轄，加快對南海資源的開發和掠奪。在西南部，中國與印度的邊界從未劃定，爭議面積多達12.5萬平方公裏，盡管雙方已經展開過多輪官員級會談，現在還已任命特別代表進行會談，但由于雙方立場相距甚遠，解決起來還需時日。
中國與絕大多數鄰國的邊界問題已經解決，但是周邊環境中一些深層次的問題仍很嚴峻。中美兩國地理距離遙遠，但由于美國擴張性的戰略意向，兩國又是安全戰略現實中的近鄰。特別是美國將中國視爲潛在的挑戰性力量，其戰略安排直接滲透到中國周邊地區。美國同日本的聯盟關系、在韓國的軍事基地以及在東南亞的軟存在，使中國面臨嚴重的戰略擠壓。 “ 9 11 ”事件後，美國又通過在阿富汗和中亞建立軍事存在，擴大與南亞國家的軍事交往，企圖對中國形成凹形包圍。
再次來研究中國對國家統一大業的判斷。中國安全面臨的最重要挑戰是臺灣問題，因爲它直接關系到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目前，臺灣當局不斷挑戰“一中”原則，民進黨在臺獨的道路上不斷滑落，漸行漸遠。陳水扁等人利用同美國的特殊關系，正大力推動“去中國化”、“正名運動”，鼓吹“公投制憲”，不排除他們最終挑起兩岸軍事沖突的危險。而這一問題又與美國對臺灣問題的立場直接關聯，中國在考慮臺灣統一這一重大問題時不得不嚴肅考慮美國的反應。從現階段來看，“漸進式臺獨”對中國安全構成巨大壓力。此外，“藏獨”、“疆獨”勢力也在不同程度上挑戰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是國家安全的重要隱患之一。
另外是對經濟安全環境的判斷。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後，隨著融入世界經濟程度的加深，受到國際規則限制的概率也會增多，面臨的競爭更爲激烈。由于以經濟和科技爲主的綜合國力競爭進一步加劇，世界範圍內爭奪市場、人才和戰略資源的鬥爭日趨白熱化，中國的經濟安全環境將從20世紀90年代的相對寬松轉爲趨緊，對中國經濟的快速和健康發展帶來了有力的挑戰。
下面我們來看一下印度是如何評估它所面臨的國家安全環境的。首先來看它對國際安全環境的判斷。印度認爲，冷戰結束使兩極格局徹底崩潰，世界進入了戰略模糊的時代。由于潛在對手日益增多，沖突的根源和類型更加多樣化和不可預見。威脅的概念大爲擴大，昨日的邊緣挑戰正在升級。世界經濟、通訊和軍事技術結構的體制性變化正在改變戰略上的利害關系。盡管如此，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特別是核武器仍然處在國際安全的核心地位，對國際安全構成“烈性威脅”，在可預見的將來，美國“在全球戰略中的出地位不可能消失”。美國在印度洋迪戈加西亞基地的核武器距離坎亞庫馬裏（印度最南端的科摩林角）只有1800公裏，對印“構成現實威脅”。同時，以美國爲首發動的伊拉克戰爭引起了印度“一系列安全擔憂”。
2004年，成員國還舉行了反恐實戰演習，對上述三股勢力的活動産生了很大的震懾作用。
從印度方面看，它對安全利益的追求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是謀求應對核武的遏止效應。爲了取得對巴基斯坦的絕對軍事優勢，印度一方面加速常規軍備的升級換代，構建地面作戰的生力軍，培育超敵制勝的新空軍，另一方面還加速實現核武器化，追求可靠、有效、可信的核威懾，用以抗衡中國的核威懾，壓制巴基斯坦的核能力。自1998年印度連續進行5次核試驗以來，它就將“大規模懲罰性反擊戰略”作爲其安全追求的最高層次。其要義是使對手受到威懾而不敢輕易進行第一次核打擊，而一旦印度要進行大規模的核報複，就要使對手的大中城市和工業中心遭受難以承受的損失。印度陸軍參謀長孫達爾拉拉詹?潘德馬那巴?汗則把這種“遏止效應”詮釋得更爲清楚，即“印度必須具備二次打擊的能力”，而且這種能力“必須是毀滅性的，從而使對手在實施打擊前三思而行”。爲了達到這一目的，印度已于今年初成立了戰略部隊司令部，計劃對陸基機動導彈、海上發射設施和“攜核”飛機進行三維部署，以確保三位一體的核威懾能力。在陸基核打擊能力方面的重點是以“阿格尼”即“烈火”式導彈爲戰略核力量的主體，以“普裏特維”即“大地”式導彈等爲戰術核力量的依托。印度還在加緊核潛艇射巡航導彈的研制和引進，以提高遭受第一次打擊後的“存活率”。
其次是編織戰略制衡的關系網絡。爲了取得更大的安全效益，印度在外交政策上做出較大調整：一方面繼續鞏固同傳統“盟友”俄羅斯的戰略夥伴關系，加強政治、經濟、科技特別是軍事合作，取得在國家政治安全關系上的可靠支柱，另一方面以“天然盟友”的身份發展同美國的“新型夥伴關系”，特別是積極開展軍事安全對話，希望將自身地緣上的“位能”和美國強權的“勢能”結合起來，形成對其戰略對手的牽制和壓力，打造于己有利的戰略態勢，從外圍或側翼減緩安全壓力。另外，印度還竭力發展同以色列和日本的關系，從前者那裏購買最先進的武器裝備，從後者那裏得到“共同平衡亞洲力量格局”的戰略呼應。印度還把中亞視爲“一個至關重要的地區”，利用地理上的鄰近、曆史上的淵源以及文化上的聯系等優勢，通過安全對話和軍事人員互訓機制甚至建立軍事存在，防禦原教旨主義的擴張，壓縮恐怖主義賴以活動的藏身的土壤。印度還采取積極東進的姿態，通過安全對話、海上聯合演習、經濟貿易合作、加入《東南亞反恐宣言》及《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等方式，與東南亞國家建立起或並行或交叉的安全合作新機制。
再次是增強印度洋上的控制能力。印度洋是連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紐帶，每年通過印度洋的船只達到 6 2 萬艘以上。它不僅是印度對外貿易的絕對主要通道（占 95 ％以上），還是中東石油外運的重要通道。作爲印度洋沿岸最大的國家，印度認爲其戰略邊疆西起波斯灣，東至馬六甲海峽，北起中亞各共和國，南至赤道附近。基于這種認識，印度在很大程度上把印度洋視爲印度的“洋”，把對它的控制視爲保衛國家安全的重要屏障和擴大安全利益的重要資源。另外，近年來，印度大力推行印度洋控制戰略，加速“藍水海軍”的建設步伐，保衛其 7600 公裏海岸線和若幹離島（最遠距本土 1300 公裏）的安全，維護 200 多萬平方公裏的專屬經濟區的權益。根據印度海軍的遠景發展規劃，它將在 2010 年前後建成一支由 3 艘航母組成的海上戰鬥群，明顯提高中遠海域控制和作戰能力。爲了達到有效控制的目的，印度還在實施“擴展戰略”，將海軍的活動範圍向東、南、西三個方向不斷延伸。
最後是維護南亞地區的主導權勢。印度在南亞的地理位置猶如群星捧月，戰略地位猶如鶴立雞群。穩定和緩和與南亞鄰國的關系，直接關系到印度家門口的安全。印度基本上采取懷柔與高壓並用的辦法，一方面用經濟軍事援助、優惠貸款和某些便利組織和與鄰國的緊張關系，化解矛盾，減少摩擦，培養對印好感，盡量降低小國的疑慮與擔憂；另一方面對不太順從的國家施加壓力，避免質疑其對雙邊及地區問題的主導地位。另外，印度也不允許外部力量介入南亞，更不允許小國借重外部力量幹預地區事務和雙邊關系。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出結論，盡管中印安全觀具有某種沖突性，但不具備對抗性，在某種意義上說具有相容性甚至依存性。隨著中印關系逐步改善，兩國政治關系不斷加強，經貿關系迅速密切，兩國在安全上的諒解將不斷加深，在安全問題上建立信任措施的進程將穩步前進。我們期待著中印安全關系繼續向健康的方向發展。
http://www.cn1n.com/mil/nsd/2007424/23445751595_4.htm
羅援：中美安全觀念比較
安全觀是一個國家對其自身安全利益及其在國際上所應承擔的義務和所應享受的權利的認知，是對其所處安全環境的判斷，同時，也是對其准備應對威脅與挑戰所要采取的措施的政策宣示。中美之間由于社會制度不同、意識形態不同、文化背景不同，造成了安全觀念上的差異。但中美之間也存在著廣闊的合作空間。如何使中美之間求同存異、增信釋疑、擴大合作、減少麻煩是本文所探討的核心問題。本文從分析對比中美安全觀的異同點入手，探討了影響中美安全觀的主要因素及其中美安全觀可能給地區安全環境帶來的影響，最後提出了幾點對策建議。
一、中國安全觀的基本架構
中國于1998年7月發表了《中國的國防》白皮書，在該白皮書中，中國倡導建立一種冷戰後的新型國際安全關系，這一安全關系被稱之爲新型安全觀。它的主要內容如下：
——各國應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建立國與國之間的關系。這是全球和地區安全的政治基礎和前提。各國有權利選擇自己的社會制度、發展戰略和生活方式，任何國家都不得以任何方式、任何借口幹涉他國內政，更不應進行軍事威脅或侵犯。
——各國應在經濟領域裏加強互利合作，相互開放，消除經貿交往中的不平等現象和歧視政策，逐步縮小國家之間的發展差距，謀求共同繁榮。
——各國應通過對話與合作增進相互了解與信任，謀求以和平方式解決國家間的分歧和爭端。安全是相互的，安全對話和合作旨在促進信任，而非制造對抗，更不應針對第三國，不能損害別國的安全利益。撮其要點：政治上，強調和平共處和互不幹涉內政；視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爲國家安全的核心；主張國家無論大小，在處理安全事務時都應一律平等並享有同等的合法權利；將自身安全建立在損害他國安全利益上的安全，不是真正的安全。經濟上，尋求互利互惠和共同繁榮；經濟安全是政治安全的物質反映，並正在成爲國家安全越來越重要的要素。隨著經濟全球化、一體化的進程，各國經濟相互滲透、相互依存，難以徹底分割；各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只能依賴于建立在維護共同經濟利益基礎上的經濟合作。軍事上，堅持自衛型國防政策，主張和平解決國家之間的矛盾和爭端；中國的國防建設服從並服務于國家的經濟建設；中國的國防經費，無論是絕對值還是相對值，在亞洲乃至世界都是較低水平的；中國反對以訴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的方式來建立地區安全秩序。
二、美國安全觀的基本架構
根據美國2000年1月5日發表的《新世紀國家安全戰略》，美國安全觀的基本內容如下：美國要保護國內安全必須在國外確保領導地位。爲了確保美國在全球的領導地位，必須准備使用適當的國家力量去影響其他國家或非國家集團，並保持與現有的安全夥伴分享安全利益。爲此，美國必須懾止侵略，解決沖突，鞏固地區合作，加強民主化進程，阻止對人權的淩辱，開放國外市場和處理諸如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保護環境、反腐敗等全球性問題。美國的安全戰略有三大目標：加強安全，保持經濟繁榮和促進國外的人權和民主。尤以前兩項爲優先。軍事現在是，將來仍然是美國執行國家戰略和保護美國海外利益的主要力量。爲了維護美國的利益，在必要時，美國將會毫不猶豫地單獨使用武力。撮其要點： 在政治上，鼓吹美國式的政治和民主方式；認爲人權高于主權；熱衷于幹預或幹涉不同政見國家的內部事務。 經濟上，關注于擴張美國的市場和經濟模式；強調無限制的貿易、資金和人員的自由流動；堅持以經濟制裁的方式懲罰那些不順從的國家；利用世界經貿組織優惠美國而抑止他國。 軍事上，尋求軍事和科技的絕對優勢，其深層次的考慮是，依賴武力維護安全，依賴威懾加強安全；努力鞏固由美國主導的集體安全體制和軍事同盟；試圖用軍控和裁軍來鞏固美國的軍事優勢。
三、中美安全觀的異同點
雖然中美雙方都堅持國家利益至上的原則，尋求保持大國之間的戰略平衡，力圖維護地區安全形勢的穩定，共同處理一些全球性問題，諸如跨國走私、販毒和打擊恐怖活動等。但是，中美雙方也存在一些差異點。 1、從安全目標上看，中國爲了建立一個繁榮和穩定的現代化國家而需要營造一個良好的安全環境，推動建立一個各國都能共享安全和繁榮的公平合理的政治、經濟新秩序。美國則尋求世界範圍的領導地位和絕對優勢。 2、從安全思維模式上看，中國從冷戰後的客觀實際出發，主張綜合安全觀、合作安全觀和共同安全觀。美國則尋求由軍事實力爲後盾的單一的和同盟的安全觀，這無異于是堅持冷戰思維。 3、從安全措施上看，中國主張安全的可靠基礎有賴于發展經濟，安全的良好環境有賴于全方位的合作和相互理解，防衛安全有賴于建立自衛型的現代化的國防，解決安全爭端有賴于磋商和對話。美國則慣用“胡蘿蔔加大棒”的政策，甚至不惜使用武力來維護它的全球利益。 4、從安全效果上看，中國的安全觀有利于保持國內的政治穩定和經濟快速增長，有利于創造一個良好的周邊環境，有利于在地區內建立安全信任措施。中國的安全觀符合大多數國家的共同利益，因此得到大多數國家的支持和擁護。美國的安全觀雖然也有某些積極的方面，但它的軍事幹涉主義損害了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必然遭到反對和抵制。
四、影響中美安全觀的主要因素
地緣因素：中國人口衆多，資源匱乏，面臨著發展經濟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長期而艱巨的任務。中國在地緣上和曆史上與衆多國家睦鄰相處。因此，中國希望看到一個穩定的國內外安全環境，這是其自身發展的關鍵。美國與極少數國家爲鄰，東西方有兩洋爲天然屏障，有著良好的自然優勢和安全環境。然而，受某些地緣政治理論的影響，美國試圖控制世界的其他地區，特別是歐亞大陸，希冀建立一個由其主導的單極世界。文化因素：中國的文化是一種內向型的文化，強調仁慈、平和、親善和有序。“和爲貴”是中國安全觀的內在反映。
——中國古代安全觀的最高追求是，“不戰而屈人之兵”，“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
——中國古代安全觀的價值取向是，“不戰、和平、互利、共存；其核心是謀求雙方共同利益”。
——中國古代安全觀的先決條件是，“先爲不可勝”。
——中國古代安全觀的制約機制是，“兵以利動”、“非利不動”。
——中國古代安全觀的指導原則是，“上下同欲者勝”。
——中國古代安全觀的物質基礎是，以綜合國力爲核心的“稱勝”。
——中國古代安全觀的手段模式是，“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美國文化是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的結合，迷信技術和實力，“天定命運論”是其文化的核心。源于這種理論，美國的一些政治領袖人物總以“救世主”自居。意識形態因素：中國主張各國都有選擇自己的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的權利，別國無權幹涉；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可以和平共處；對于發展國家來說，生存權和發展權是最重要的人權。美國對社會主義懷有成見和抵觸，不遺余力地擴張美國的人權觀念和民主觀念，以期西化和分化社會主義國家。國力因素：中國的經濟盡管在快速增長，但綜合國力有限，仍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因此，中國渴望獲取一個穩定的安全環境，利用難得的和平機遇，集中精力發展國內經濟。美國是當今世界上實力最強大的超級大國，因此，它想利用這種優勢永保它的“全球領導”地位，防止其他戰略力量的挑戰，建立一個所謂的泛美時代。中美戰略傳統的差異點可以概括如下：前者十分重視防禦的地位，後者則更加推崇進攻的意義；前者關注內部的統一與安定，後者則著眼于對外用兵與擴張；前者強調道義的伸張，後者則主張利益的爭奪；前者把“不戰而屈人之兵”視爲用兵的最高境界，後者則把在戰場上打敗敵人作爲最佳選擇；前者奉行用兵之道，以計爲首，特別重視謀略的運用和戰法的創新，後者則突出強兵爲要，武器至上，尤其重視技術裝備的建設與改進。
五、 中美安全觀對亞太地區安全環境的影響
中國在新型安全觀的指導下，與區域內各國進一步密切了政治、經濟和文化關系，積極參與構建行之有效的地區安全合作機制，促進熱點問題的解決，並幫助一些國家克服金融危機。以上這些表明，中國正在本地區內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富有建設性的角色，中國的安全觀有利于地區的安全。美國在冷戰結束後，作爲亞太地區的一極，在某種意義上，維持了該地區原有的安全格局。現在，美國與區域內國家的安全合作也在加強。但是，美國強化軍事聯盟和發展“TMD”的做法已經引起有關國家的懷疑和警惕，這必然導致打破大國之間的戰略平衡，引發新一輪的軍備競賽。
結論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中美之間在安全觀上最大的分歧點是對國家利益認定上的分歧，其核心又是意識形態上的分歧。因爲國家利益上的分歧，各國盡然，同是資本主義體系中的美、日、英之間也存在著嚴重的分歧，但這種分歧不會演化到中美分歧的嚴重程度。而中美之間盡管存在著許多合作的基礎和需求，但因爲雙方意識形態不同，因此，總是各懷戒心，缺乏互信。美國認爲中國堅持社會主義就必然導致對內集權，對外擴張。因此，有了“中國威脅論”一說，要求對中國進行遏制。而中國認爲美國推行單一的“人權觀”、“價值觀”，必然引起不同民族、不同文明群體、不同社會制度國家的抵觸和反對，從而導致動亂，甚至戰爭，因此，積極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在這種情況下，盡管雙方提出了要“致力于建立建設性戰略夥伴關系”，但實際上在現階段很難實現。特別是，美國最近一段時間，在一系列事關中國最核心最敏感的問題上屢屢幹涉中國的內政。例如，在主權問題上，美國衆議院通過了《加強臺灣安全法》；在安全問題上，出現了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事件；在經濟問題上，美國的一些人士對中國加入WTO和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頻頻設置障礙......。凡此種種，使中國對美國是否有誠意致力于建立建設性戰略夥伴關系産生了懷疑。而美國的總統候選人布什和著名學者沈大維也對中美之間能否成爲戰略夥伴提出了質疑，認爲中美之間不可能成爲戰略夥伴，只能成爲競爭對手。中美首腦之間達成的“致力于建立建設性戰略夥伴關系”的倡議面臨“空心化”甚至夭折的危險。有鑒于此，本文建議，中美雙方應對“戰略性夥伴關系”重新定位，並注入新的內容和新的動力。雖然，中美之間在現階段還難以達成戰略性夥伴關系，但要把它作爲一個努力方向，不能放棄。當前，要在“致力于”和“建設性”上多下功夫。戰略性夥伴關系是一個長期曲折的發展過程，要循序漸進。我建議可分爲三步走： 第一步建立相互包容、和平共處的關系。既然雙方在意識形態上的分歧一時難以調和，中國肯定不會放棄社會主義道路，美國也一時難以用其價值觀一統天下，那麽，就先把“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暫時擱置起來，相互之間學會寬容，學會理解，學會“換位思維”，不要觸犯對方最核心最敏感的問題，更不要激化矛盾。要學會求同存異, 和平共處。第二步建立互補互利關系。雙方之間要多尋求合作的基礎，多探求利益的切合點，取人之長，補己之短。以合作求安全，力爭“雙贏”(Double Win)，避免“零和”(Zero Game )。第三步建立互信合作關系。互信是雙方建立戰略夥伴關系的基礎，應該放到首位考慮。但因爲中美雙方存在利益摩擦、誤解頗多，一時難以達成互信。因此，只有通過前兩步實質性的接觸，才能逐漸增信釋疑，最終達成互信。如果中美雙方真正消除了隔閡，化解了敵意，那麽離建立戰略性夥伴關系就爲期不遠了。 我的上述建議可以概括爲，以新的“三C政策”(CO-EXISTENCE ，COMPLEMENT ，COOPERATION 即共處、互補、合作)，代替舊的“三C政策”( CONFRONTATION， COMPETITION ，CONTAINMENT 即對抗、競爭、遏制)。在這種新的安全觀指導下，中美這兩個偉大的國家一定會在新的世紀裏和平共處，友好合作，爲維護世界和平和促進人類發展做出更大的貢獻。
http://mil.news.sina.com.cn/2004-10-27/1122237898.html
試論中共新安全觀的理論與實踐＞張景台
摘要：冷戰結束後，國際關係的緩和、世界經濟的發展成爲國際局勢的基本特徵。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安全的涵義已演變爲一個綜合概念，其內容由軍事和政治擴展到經濟、科技、環境、文化等諸多領域。尋求安全的手段趨向多元化，加強對話與合作成爲尋求共同安全的重要途徑。1996 年，中共就曾提出應共同培育一種新型的安全觀念，重在通過對話增進信任，通過合作促進安全。近年來，中共領導人更在多邊、雙邊場合多次呼籲樹立新安全觀。新安全觀儼然已經成為中共順應經濟全球化與倡導世界多極化的主要工具，勢將成為中共對外政策的主調。本文旨在觀察冷戰後國際安全觀念的發展，並探求中共新安全觀理論的脈絡，最終，期掌握其具體實踐意涵。
前言
安全理論的變革必然導致戰略與政策的相應調整，兩者有一種互動關係。目前日益加深的全球相互依存趨勢、活躍的國際建制與組織、區域經濟與安全概念的綜合化擴展等等，進一步為自由主義國際關係理論注入新動力。這些發展，除了深刻影響著西方各國的外交與對中國的政策，也正逐漸從各層面牽動崛起中的中共內部，重新思考國際關係的本質。
中共領導人曾多次在國際場合，口徑一致地，倡言以「新安全觀」建立國際新秩序，「新安全觀」儼然已成為中共未來國家安全政策的重要指導原則，而由於「新安全觀」具有綜合安全、合作安全的特質，中共與國際社會未來的互動亦必將深受影響。
本文試圖觀察冷戰後國際安全觀發展的幾項特色(綜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其次，再引西方國際關係理論(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制度主義)中安全觀的概念，以深入解析中共新安全觀的理論意涵。
壹、冷戰後的安全觀
從歷史演進的角度來看，由於戰爭對各國安全造成主要與長期的威脅，因此在對於安全的認知上常把國家安全與軍事安全劃上等號，各種政治、經濟與其他安全要素都成為軍事國防外交政策的附屬物。而此種以國家中心來思考安全的方式，在冷戰結束後因為國際互賴提升，以及無政府狀態衝突持續擴散（如大規模或有組織戰爭減少、區域性及非傳統性低強度衝突增加、次國家團體與跨國間摩擦和緊張關係提升）下有了重大的改變。傳統上強調以國家為國際社會唯一主體、軍事力量為國家安全憑藉、以及安全威脅主要來自外力入侵的思維方式，已不再能有效的適用於後冷戰時期的國際關係。相對的，為因應國際局勢緩和、相互往來大量成長、區域共同安全要求的增加、以及非軍事安全威脅問題的興起，許多新型安全概念則應運而生。
冷戰後國際安全發展愈顯以下幾種特色：
一、綜合安全強調安全的多面性，此即表示對安全內涵的擴大認知，將安全概念擴大範圍包括經濟和其他非軍事層面的「綜合安全」，認為國際安全環境與經濟環境發展相互影響，應該重視從經濟角度思考安全問題，也應通過維護安全與穩定為經濟發展服務。此外，國家安全威脅並非皆來自外部，許多威脅是來自內部的因素，而且它的重要性與急迫性可能較前者更直接。所以，國家安全須關注國家不同發展的階段與需求，應以更包容和寬廣的思維空間，涵蓋如亞太地區繁雜成員的組合。此外，體認國際社會日益趨向相互依存，以及安全問題的複雜性，則國家安全已非一國之力可以應對，而應透過國際共同合作方式為之。
二、共同安全
首先強調安全不可分割的特色，「共同安全」（common security）凸顯國際或區域安全對於國家安全的擴散效應，強調國家之間的安全是相互依賴，安全是共有的，必須共同維護。任何國家都不能、也不該在損害他國利益下維護和增進自身利益。「共同安全」是指所有國家皆享有安全的合法權利，而且強調以共同安全的模式取代個別國家的安全行動。它以為安全是相互性的產物，無法透過軍事優勢獲得，同時和平須要培養經營而非靠武力固守。它並強調軍事力量不是有效解決爭端的手段，相對的國際成員應保持克制，能取信於潛在對手實更具重要性。是故，共同安全提倡軍備裁減，此有助於互信增加，而互信增加將減少對軍備需求。它還支援共同參與國際安全決策，讓國際成員都成為共同安全的一部份，此將有益國際安全的增長與維護。
三、合作安全
安全問題的解決必須依賴合作的「合作安全」概念，提出經由國家間以相互合作的方式面對安全問題處理的必要性，鼓勵各國經由對話，以相互合作為基礎建立安全體制。「合作安全」建立在相互合作交往的基礎上，以建設性和開放的方式，於平時即針對一國的軍事準備、戰略部署、和敵意評估等安全問題，進行合作交流，化解國際關係長存的「安全困境」難題。它同時強調預防外交的重要性，與其讓安全情勢惡化，形成相互對立的緊張形勢，不如在平時或對立未發生前，採取必要的措施，來防止情勢惡化以解除危機。此外，它以為在國際社會日益趨向相互依存，大量毀滅性武器擴散的威脅下，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憑一己之力，單獨解決自身安全問題，唯有在各國安全合作的條件下，才能應對國際安全合作安全的理論基礎有二：新安全觀與多邊主義。所謂「多邊主義」，是指與兩國或兩國以上的國家共同協作，以達成在外交、經貿、軍事等方面的政策目標，強調透過多邊手段來解決國際間各種問題，故秉持此種理念而有多邊安全對話機制和多邊經濟合作機制的產生。前者如東協區域論壇，而後者如亞太經合會。
雖然上述三個安全概念各有不同的強調重點，但是很明顯的他們之間卻有許多相似之處：首先、國家安全已非一國之力可單獨維護，而且軍事力量非可靠憑藉。其次、國家安全非單一固定化含義，而是具有多元性內涵，同時安全感的認知與需求，可能較具體安全措施更重要。最後、國家安全應建立在互動、互利、和互信的基礎上，而且唯有如此，安全空間才得以增長，和平較能持續。此外、國家安全與國際或區域安全有密切的互動關係，國際成員應經由開放合作方式、包容共存原則和共同參與過程，來面對安全威脅的挑戰，共謀解決之道。
無獨有偶，在後冷戰新型安全觀發展之際，國際關係理論亦面臨重大轉變。引領西方國際關係理論風潮達四十年之久的現實主義和新現實主義面臨強烈挑戰，其所標舉的國際權力政治衝突、和安全困境遭到質疑。相對的，強調相互依賴、互利合作、建立制度的新自由制度主義，讓國際關係運作有更多選擇性。
貳、國際關係理論與安全觀
世紀國際關係學科係以國家權力和安全觀為探討的核心。長期以來，在西方學術界存在關於國際安全理論探索有三點基本看法：(一)國際關係領域有著關於安全研究的理論分析傳統。 (二)安全理論問題不會消失，其重要性將與日俱增。 (三)從長遠來看，安全政策必須建立在理論分析基礎上。
即和平與安全問題一直是國際關係理論所要研究的主要問題。伴隨著國際關係現實的發展變化，國際關係理論從古典現實主義一統天下發展到今天眾多理論的百家爭鳴，這也引起了安全觀的演變。將安全觀變化的探究，置於國際關係理論發展的框架內，有助於把握安全觀演進的外部原因及不同安全觀的理論依據，從而為冷戰後更進一步探討安全理論提供一個廣闊的視角。
一、現實主義與傳統安全觀安全是人類社會得以生存和發展的首要條件，也是國際關係理論所要研究的主要問題之一。就國際關係而言，安全不啻即為國家安全。
傳統現實主義（classical realism）認為，所有的國家皆追求權力，權力界定國家的利益，從而權力是國家獲得利益的最大保證。現實主義假定，國際體系（international system）具有無政府（anarchy）的基本特性，由於無政府狀態的存在，國際體系必然是自助（self-help）體系，自助體系必然導致權力政治（powerpolitics），結果是軍事競爭、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與國際戰爭。換言之，軍事力量係影響國家安全的最主要因素，於是傳統的國家安全就是軍事安全，是一場「零和遊戲」。一國的安全意味著另一國的不安全，他國的安全之日就是自己的不安全之時。國家尋求自我保護、鞏固和促進安全的最重要、最可靠的手段就是最大限度地擴大自我軍事力量，以對付潛在和外來的軍事威脅。由於片面強調以軍事實力追求國家安全，當一國發展軍備，即使是防禦性的，也會被其對手視為威脅，從而不得不作出發展軍備的相同反應。如此反覆只會造成對雙方乃至整個國際政治環境的更不安全，這就使有關國家處於一種「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
二、新現實主義及其安全觀華爾滋(Kenneth Waltz)在現實主義基礎上發展出一套新現實主義(即結構現實主義)，將關注的焦點從人類的自私本性轉移到通過國家互動關係形成的國際結構上，新現實主義顯現與傳統現實主義一項重要的區別，傳統現實主義把權力（power）視為國家追求的主要目標，即目的的本身；而新現實主義把權力看成可能使用的手段，力量軟弱會招致攻擊，力量強大則會使國家不敢發動進攻。力量過於強大則可能會刺激其他國家，使他們增強軍備並聯合起來，權力是一種可能使用的手段，因此，國家所關心的並不是權力，而是安全。
對於新現實主義者來說，國際政治的特徵，未必就是無休止的衝突與戰爭，在國家之間是存在受制於安全競爭邏輯的有限合作的。 對於合作的結果和影響，新現實主義者最關心的是相對利得(relative gain)的問題。按照新現實主義者的觀點，國家在合作中最擔心的是合作者進行欺騙，以及通過欺騙獲得更大的相對利得。於是顯然儘管新現實主義向合作邁出了一小步，但與現實主義一樣，仍然認為在國際體系中缺乏信任感，並且充滿了誤解。
三、新自由制度主義與相互依賴新自由制度主義與新現實主義儘管同屬於理性主義理論，具有很多相同的假設，但其表現主要在安全觀念上的爭論，新自由制度主義更強調「制度」對調節國際無政府狀態下國家行為的作用，並強調國家在安全合作中的「絕對利得」(absolute gain)，不僅肯定了共同利益的存在，亦可達到長程集體利益的分享。
奇歐漢(Robert Keohane)及奈伊(Joseph Nye)為代表的新自由制度主義(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NLI)發展的過程，主要在質疑現實主義解釋國際現象的不當，忽略國際合作的事實，認為國際關係並非存在單一面向的國際結構，國家對外的行為有很多的變化和選擇性，並非全然受制於國際體系結構的影響，批評國際體系結構更過於靜態，無法解釋國際關係的變化，更無法對於國際和平的改變提供解決的方案。且認為現實主義忽略國際制度的效能，以及國際社會制度化的發展。
由於，冷戰時期原本僵固對峙的東、西兩大陣營，在蘇聯及其軍事同盟解體後，國際秩序變的比較鬆散，帶動了國家間互動交流的機會與頻率，加速了全球化的現象。尤其經濟和政治某種程度上的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e)、相互摩擦、相互競爭、相互衝突以及區域合作的不斷加強，對世界體系的總體變化，產生了巨大的作用。從種族衝突到武器擴散，從人口激增到愛滋病蔓延，一系列新、老問題突顯出來，對傳統的國際關係理論提出了挑戰，客觀上迫使人們用全新的安全角度來解決這些問題。互賴理論的快速發展，使國際關係的研究進入新的時代。相互依賴理論認為國際政治研究單位不僅包括國家，而且還包括作為整體的世界、民族國家內的群體及個人；在互賴的世界裡，國際合作是必要和有益的，因互賴關係而產生的衝突，需要國家之間合作，共同建立「制度」來調解，依奇歐漢及奈伊的理論，制度足以影響國家對外的行為；而國家可利用不對稱的互賴關係，來施展權力，即所謂的連結(linkage)政策。另外，隨著國內事務的國際化，使傳統的主權觀念難以適應當前國際合作深入發展的要求。
新現實主義及新自由制度主義最大的歧異在於：前者基於國家間的不信任關係，排除國家之間合作的可能性，零和遊戲成了國家與國家互動的準則；後者基於成本效益原則，認為合作的可能性一定存在，此一情況下，非零和遊戲成為常態，國際間的安全可以獲得。 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制度主義分別代表目前國際關係理論的兩大主流研究途徑，前者偏重國際政治系統內的結構影響力，後者偏重國際政治系統內成員互動的過程。筆者認為在結構提供的制約下，行動者仍然有其選擇和自主性，所以二者都具備影響力，若要完整的對事件提出解釋，只以單一的途徑使用是不夠的。在研究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制度主義的結合上，我們發現二者找到了合作的基點，系統可以分成結構和過程兩部分，新現實主義重結構、新自由制度主義重過程，二者的結合可以使得解釋更充分。即事實證明，僅用一種學派的觀點是不足以說明和認識國際安全的複雜性的。
參、中共新安全觀的意涵與原則
中共為順應冷戰後世界發展趨勢，重新審視國家安全問題，認為必須摒棄冷戰思維，並以和平方式解決國家之間的分歧與爭端，不訴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嚇，以對話協商促進建立相互瞭解和信任，通過雙邊、多邊協調合作尋求和平與安全。另外，確立以經濟安全為核心的新安全觀(即以綜合安全為內涵、合作安全為手段)，配合多種措施(包含睦鄰外交與加入國際組織)，期藉以擴大共同利益、建立相互信任措施、增強經濟合作，以謀求未來具體的國家安全。
一、意涵
中共強調新安全觀主要應對安全理論有重新的認知，即安全內容與實現安全的途徑不同於冷戰思維。在安全內容方面，主張綜合安全，將安全的認識從傳統的軍事領域擴展到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非軍事領域，範圍亦從國家延伸至整個國際社會。未來將遇到的安全問題不再侷限於軍事層面，新的問題如經濟安全、資訊安全、文化安全、生態安全、跨國犯罪與安全、核擴散與安全、民族主義與安全、移民安全、社會矛盾與安全等等將逐漸浮現而更應注視。安全利益範圍不再是只有國家，還包括個人利益、團體利益以及全球利益。
在實現安全的途徑方面，主張合作安全，特點在於以信任取代猜疑，以對話取代對抗，以和平談判取代衝突，以互諒互讓取代爭奪。合作安全並不是靠犧牲本國的安全利益來委曲求全，也不是把本國的安全利益凌駕於別國之上，更不是為維護本國安全利益不惜損害國際社會共同利益。它是在共同利益基礎上的相互尊重、相互信任，通過經濟交往、政治談判、軍事對話等和平方式求得共同安全。
除修正對傳統安全理論的認知外，中共還堅持反強權政治、反軍事同盟、反西方民主制度是區域安全的必要條件以及延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堅定立場。以反軍事同盟為例，中共認為實現區域性安全的政治條件是相互信任，軍事同盟未必有利於區域安全與穩定。當一個區域內的國家間有了足夠的相互信任時，相互之間就不必以軍事力量防備對方，也就不會出現軍備競賽，從而減少因軍備競賽導致軍事衝突的危險。
但這並不意味軍事力量的地位已不重要，應當說經濟建設與國防建設要兩頭兼顧、協調發展，著重軍隊的質量建設，走有「中國特色的精兵之路」，充分發揮軍隊在國家安全中的基本保障和堅實後盾作用。至於西方民主制度，中共認為不見得是區域安全的必要性，經濟發展才是安全的主要基礎。二次大戰後已開發國家之間的戰爭少於開發中國家之間的戰爭，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已開發國家之間的經濟依存度不斷增加。因此，只有各國經濟持續發展，經濟交流合作不斷擴大，從而加深各國利益的相互依存，才能為區域安全提供堅實的經濟基礎。26總的來說，中共自認為是依實現現代化的國家安全戰略目標，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並充分吸收世界各國新的安全觀念、理論、思想和政策主張，而提出「具有中國特色的新安全觀」，其主要特點為：
第一、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維護國際安全的基本原則，以建立和平穩定、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為根本目標。
第二、強調安全必須平等，各國不分大小一律享有平等的安全權利，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反對把本國的安全建立在威脅和損害別國安全的基礎上。
第三、主張安全是綜合的，包括兩方面：一是軍事安全、經濟安全、政治安全、文化安全等的有機組合，二是綜合使用軍事、經濟、政治、文化、外交、宣傳等各種手段維護國際和國內安全。
第四、強調安全必須是全球的，各國的安全相互影響，各個地區的安全是構成全球安全的有機組成部分。
第五、主張通過和平方式解決爭端，保障國際和平與安全。 二、新安全觀的核心中共認爲新的歷史時期，各國謀求國家安全應該本著互信、互利、平等的精神，通過協作的方式達到「共贏、共存」，實現普遍安全。即新安全觀的核心是互信、互利、平等、協作。
互信，是維護和平的思想前提，通過對話協商，增進瞭解與信任。是指超越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異同，摒棄冷戰思維和強權政治心態，互不猜疑，互不敵視。各國應經常就各自安全防務政策以及重大行動展開對話與相互通報，至於實力對比的變化本身並不對世界安全構成威脅，對世界安全構成威脅的，是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竭力追求。
互利，是維護和平的物質基礎，互利合作、共同繁榮是維護和平的經濟保障。即順應全球化時代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互相尊重對方的安全利益，在實現自身安全利益的同時，爲對方安全創造條件，實現共同安全。
平等，是維護和平的政治基礎，國家無論大小強弱，都是國際社會的一員，應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不干涉別國內政，推動國際關係的民主化。所有國家在國際安全事務中具有平等的發言權，反對任何國家謀求霸權、推行強權政治，也反對由一個或幾個國家主宰世界安全事務。國際安全應建立在維護所有國家安全的基礎之上，大國、強國對世界安全應比小國、弱國負有更大的責任，承擔更大的義務，同時也更應尊重小國、弱國的安全需求，任何安全問題的解決都應聽取各方的意見，堅決反對以大欺小，恃強凌弱。平等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每個國家都有維護自己平等的權利，也有義務承認和尊重別國的平等權利；二是國家不分大小、強弱、貧富，都是國際社會的平等一員，每個國家對國際事物都有同等的發言權，國際事務應由各國平等協商來解決；三是尊重世界的多樣性，各國人民有權根據本國的國情和自己的意願選擇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
協作，是維護和平的現實途徑，以和平談判的方式解決爭端，並就共同關心的安全問題進行廣泛深入的合作，消除隱患，防止戰爭和衝突的發生。協作也就是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國，在互信、互利、平等的基礎上，建立開放式的以共同維護和平為目的的新型安全機制。
「安全不能依靠增加軍備，也不能依靠軍事同盟。安全應當依靠相互之間的信任和共同利益的聯繫」。新安全觀的合作模式應是靈活多樣的，包括具有較強約束力的多邊安全機制、具有論壇性質的多邊安全對話、旨在增進信任的雙邊安全磋商，以及具有學術性質的非官方安全對話等。促進經濟利益的融合，也是維護安全的有效手段之一。在這裡，「互信」是基礎，「互利」是目的，「平等」是保障，「協作」是途徑。
三、新安全觀的對外原則中共認為：各國相互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以及其他公認的國際關係準則，是維護和平的政治基礎。互利合作、共同發展是維護國際安全的經濟保障。建立在平等基礎上的對話、協商和談判，是解決爭端、維護和平的正確途徑。只有建立新的安全觀和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才能…，使世界和平與國際安全獲得保障。
綜合新安全觀的對外原則如下：
一、政治安全：在《聯合國憲章》、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及其它公認國際關係準則的基礎上開展合作，充分發揮聯合國的主導作用，抵制以任何軍事集團超越聯合國的企圖，以建立和平穩定、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為根本目標。通過談判和平解決領土、邊界爭端和其他有爭議的問題。強調各國不分大小和強弱一律享有平等的安全權利，主張徹底摒棄冷戰思維，反對將本國的安全建立在威脅或削弱別國安全的基礎之上。
二、經濟安全：由於越來越多的國家把經濟安全視為國家安全的一個重要方面，亞洲金融危機使經濟安全問題更為突出，提出了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各國政府加強協調、共迎挑戰的新課題。只有本著互惠互利、共同發展的原則，改革和完善現有國際經濟與金融組織，尋求共同繁榮。
三、軍事安全：歷史証明，冷戰時期以軍事聯盟為基礎、以增加軍備為手段的安全觀念和體制不能營造和平。在新形勢下，擴大軍事集團、加強軍事同盟更有悖於時代潮流。只有根據公正、全面、合理、均衡的原則，在各國普遍參與的基礎上，實行有效的裁軍和軍備管制，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維護現有國際軍備管制與裁軍體系，不搞軍備競賽。同時在防止外敵入侵、維護領土主權完整等傳統安全領域外，重點對打擊恐怖主義、跨國犯罪等非傳統安全領域予以關注；何況，安全也是相互的，安全對話和合作旨在促進信任，而非製造對抗，更不應針對第三國，不能損害別國的安全利益。
中共認為上述安全意識的形成與發展，是人類文明的進步，也構成了新安全觀的基礎。
肆、中共新安全觀的實踐意涵
中共認為：各國相互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以及其他公認的國際關係準則，是維護和平的政治基礎。互利合作、共同發展是維護國際安全的經濟保障。建立在平等基礎上的對話、協商和談判，是解決爭端、維護和平的正確途徑。只有建立新的安全觀和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才能…，使世界和平與國際安全獲得保障。46準此，新安全觀在國家安全政策的實踐上，表現如下：
一、政治：以新安全觀為基礎，中共樹立「強而不霸，盛而不衰」、「堅持睦鄰友好，多做工作，增加信任」的周邊外交方針。47最明顯的莫過於中共一改過去對區域安全組織的態度，積極發展上海合作組織、東協區域論壇、和博鰲亞洲論壇及東協「十加三」。不論是由經濟領域發展到安全合作的「十加三」，或是由安全合作擴及經濟領域的上海合作組織等，都是朝向綜合經濟與安全多功能組織發展。
中共一方面透過大國外交的運作，強化與俄羅斯和歐盟的關係，以牽制美國霸權和單邊主義。另一方面，十六大後，中共亦把大國外交重心置於中美關係的發展上，中共將以新安全觀的對話、合作，平衡美國因反恐而產生的勢力擴張。隨著中國大陸經濟實力的日漸壯大，讓中共的國家安全政策有所調整，雖反對美國霸權，但也跟美國霸權進行良性互動，甚至建立建設性夥伴關係；此外不再堅持單邊主義外交，逐漸採行多邊主義的外交活動；並開始走向聯合亞太國家，來壯大自己成為區域霸權的可能。而在相當長時期內，反恐合作的需要將會減輕美國對中國大陸的壓力。中國入世，將使美國進一步開拓中國大陸市場，推進「中」美經濟交流，加強「中」美關係中的經濟因素，使兩國關係具有較為堅實的基礎。中共致力於建立新安全觀的同時，也全力防止西方的和平演變；在台灣的議題上，仍強調台灣問題乃國內事務，他國不得干涉中國的內政，而領土與主權完整，是新安全觀的前題。除無視於台灣民主的呼聲，中共在國際場合提出一系列人權原則為自身辯駁，如不干涉國家內政的原則；非選擇性(即聯合國機構不得針對某些具體的國家提出批評)的原則；集體的、經濟的和社會的權利優先發展權原則；國家主權原則；和文化特殊性(即不存在放諸四海而皆準的人權價值觀)的原則。
二、軍事：新安全觀認為對安全威脅的主要根源不在國家間軍事力量的差距，而是一國是否有稱霸、擴張、侵略以及干涉他國事務的動機。此外，國際安全的基礎是共同的安全利益、相互信任和經濟發展，而不是實力優勢、軍事同盟和一致的政治制度。這些觀念顯然是為中共國防現代化辯護，同時也是針對美國在歐洲與日本日益強化的軍事同盟關係。
對中共而言，提出新安全觀，強調對安全不能依靠軍事同盟，與美國、日本及東南亞國家間「信心建立措施」的作法則也不失為中共降低「中國威脅論」，澄清疑慮的工具之一。
今後中共加強與其他國家的軍事、經濟、外交關係，而「信心建立措施」則是中共努力的重點，以為其經濟發展和國防現代化創造和平穩定的環境。
然而，儘管中共較以往對於軍備管制與信心建立措施的參與增加很多，但對於加強軍備透明的影響仍有疑慮。中共認為：一方面，某些地區範圍內適當的軍備透明有可能增進相互信任，但另一方面，它又有增強軍事強國威懾作用，暴露軍事弱國弱點，從而不利於弱國安全的一面。
此外，中共從自身的根本利益出發，合作反恐，並認為若能與中亞各國建立友好睦鄰關係，不僅可以抑制邊境伊斯蘭教分離主義勢力的擴散，穩定邊疆地區安定，更可推動西部經濟的改革與開放，獲得重要的戰略石油資源，最後突破美國對中共的圍堵政策，排除美國在中亞的勢力，以提升中共在中亞地區的影響力。
三、經濟：一國提高國家經濟安全的主要目的，係為了不斷增強自身的經濟實力，並保持相對領先的國際地位，從而提高其在全球化中的生存技能；同時以經濟實力為手段以獲取政治、軍事安全。受到經濟全球化的影響，本著新安全觀中互惠互利、共同發展的原則，中共選擇的是參與，加入世貿組織代表中國將接受國際規範制約，並且力求以大國身分，化被動為主動，在多邊組織中扮演積極角色，爭取更為合理、對中國更為有利的運作模式。雖然世界貿易組織可以促進全球經貿發展，但中共認為區域經貿組織，特別是自由貿易區，可以促進自身與區域經濟發展，如果不積極加入，便會被排除在外。
中國與東協商定自由貿易區在10年內生效，並活躍於亞太經合會，期在東亞掌握區域經濟合作的主導權，以與日本分擔經濟領袖的角色。 最後，觀察中共在東協與「中」日韓「十加一」（東協加中共）、「十加三」（東協加「中」日韓）峰會期間，正式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從倡儀成立上海合作組織，並把該組織秘書處設在北京、籌畫成立中亞自由貿易區；由倡議十年內建構中共、東協自由貿易區，到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中共正逐步建構新的區域安全政策。藉由經貿的整合，鎖定政治及軍事安全的目標：在一個緊密經貿依存盟友之間，無形地塑造了意識契合的印象，並進一步地影射了軍事安全的屏障。
四、中共新安全觀的限制與挑戰
中共宣示的外交政策思想大都具有濃厚的道義色彩，例如和平共處五原則、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反對以大欺小，以富壓貧，以強凌弱；反對任何國家以社會制度和意識型態作為佔領別國領土、干涉別國內政的藉口；反對任何型式的恐怖主義活動；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種族主義；反對軍備競賽，主張全面禁止和徹底消毀核武器、化學武器，大幅度裁減傳統武器；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擴大與各國的經貿、科技交流；支持聯合國組織根據憲章精神所進行的各項工作；加強各國人民之間的了解和友誼；中國永遠不稱霸等等；新安全觀也具有這種特質，雖然它強調與冷戰思維的軍事同盟有所區隔，但是為何基本人權只能限於生存權與發展權？為何脅迫其他國家在對台政策上需與北京立場一致，製造台灣問題內政化，並突顯台灣問題在北京亞太戰略的比重？
中共新安全觀的宣示，儘管自稱結合了國際關係理論與後冷戰時期的安全觀；但缺乏民主、自由、人權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新安全觀」如何能在國際上具有羅致的能力，確值得疑問？
尤其，在國際事務中的影響力，並不局限於軍力和經濟力，信仰與價值觀也是重要的一環。人權更是值得注意的國際問題，因為一個國家是否民主，是否尊重人權會對外交政策及訴諸武力的可能性產生重大影響。伴隨著經濟自由化與全球化的資訊無國界傳播，政治民主化與人權普遍化的要求總如影隨形。就長遠而言，新安全觀也有改造世界的企圖，但是改造世界的前提在於先改造自己。中共若要提出形塑世界的構想，最重要的是要「基於宏大的遠見，啟動既積極、又穩妥的政治體制改革」，可以說是對當前中共政權尋求發展的最根本建議。
正如 1950 年代中共提出和平共處原則一般，新安全觀是在強權政治下的和平工具，重在「韜光養晦」，以厚植實力，最終方能「有所作為」。然而中國要在變動的世界中到自己的位置，面臨著根本性的兩難抉擇。他若要充任大國的角色，就需要和聯合國的維持和平機制、世界貿易準則、國際人權活動、環境保護公約和軍備控制體系等等進行合作。但是，這樣一來，就必然折損了自己的行動自由。在這樣相互依賴深化的環境下，隨著中共綜合國力提升，帶來更大的自信，並走出以往「受害者」的心態，於是選擇加入有關貿易、人權、軍備擴散及其他交往的國際體系，以便既遵從他們，又改變他們。
唯觀察中共基本的國家利益(主權、安全、現代化、穩定…)並未因新安全觀的提出而有改變，和平(安全)與發展仍為中共最重要的國家發展目標。70中共的重要不變利益更廣泛深入存在世界的共同利益和合作框架中，雖然十六大後中共內部政治環境，以及九一一後的反恐有利於中共這些利益的實踐，但基於綜合國力的差距，中共同世界的相互依賴仍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和易毀性，加上十六大後中共面臨了相當多固有的，以及同世界相互依賴深化所衍生的新挑戰，中共相互依賴的利益實踐因此也同時面臨其自主性可能受損所導致的制約。
結 論
冷戰結束後，世界發生根本性的變化，該項變化對國際安全產生直接和深遠的影響。進入21世紀，全球一方面矚目美國飛彈防禦系統的建造進程，另一方面，1997年至1998年發生的亞洲金融危機，以及2001年的911事件，使一些存在於人類社會數百年甚至數千年的安全觀念、思想、戰略發生改變。
其實，各類國際安全理論、思想、戰略和政策，大致包括兩方面內涵：一、為安全的概念和內涵，即何謂安全以及意圖達成的安全目標為何； 二、為實現安全利益或目標的方式和途徑，即安全戰略或政策。
如同其他概念、理論、戰略、政策一般，中共的「新安全觀」具有兩方面的內容，既強調安全內涵的綜合性，也包括實現安全目標方式和手段的多樣性。 後冷戰的國際格局，的確為中國提供了一定的安全條件，使它有可能趁勢而起，也使它有可能利用西方大國之間的某些矛盾而達致一定程度的強權平衡；中國本身的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也使它有可能在一定的市場資源和實力資源基礎上加以運作，從而促進所謂的「多極化」並改善中國的周邊安全環境。但是，來自外部的對於中國新安全觀的重大挑戰依然存在，尤其美國與日本在本地區的安全合作，台灣尋求自身安全的努力，構成了其中兩項最為重大的變數，可能使中國著眼於上述的企圖成為一廂情願。由於內部經濟建設和政治合法性的需要，中國領導人看來並不願意回到「冷戰」模式；總之，中共的「新安全觀」反映了後冷戰時期，各國間逐步提高的互賴性與安全議題的共通性，促使各國必須一致來解決複雜的安全問題，同時也透露出中共對於和平的企求，傾向於透過對話、協商、合作、信任的和平方式來擴大共同利益，並藉此突顯冷戰思維下的軍事安全和軍事同盟所帶來的敵對性。
唯若以新現實主義的角度觀察，多邊主義對中共而言亦是策略性的工具(strategic tool)。分析中共基於「新安全觀」而高倡「多邊主義」的安全合作其目的不外乎三個：維護區域和平，以提供有利於中共現代化建設的發展環境，同時不斷增強綜合國力，並以其急劇成長的經濟實力來獲取政治、軍事安全，且鞏固大國地位、消除國際間特別是亞太各國對中共崛起所引發的「中國威脅論」之疑慮，以及聯合諸國之力抗衡美國與日本「遏制中國」並成為區域霸主的意圖。又若以新自由制度主義觀之，冷戰結束後，亞太地區政治相對穩定，經濟發展，安全形勢總體趨向緩和，並形成了以對話和協商為主要特徵的區域安全合作模式。
基此，中共基本上乃試圖展現一種在相互依賴合作和自主間保持平衡的取向。一方面，為獲取最大的相互依賴利益，中共將採取傾向相互依賴合作取向的外交，更進一步擴大以大國外交、多邊外交為重心的國際合作。另方面，為減少自主性受損，以及增強相互依賴合作取向的正當性，中共也將持續強調促進世界多極化，國際關係民主化的理念，並且運用傳統權力平衡策略，同所有大國持續改善和發展關係，強化亞太經濟外交，及同第三世界國家的關係，進而防止西方「和平演變」的可能。
最後，中共的新安全觀是由外而內(追求和平外部環境以求內部穩定發展)的不得不然，其與西方強調自由、民主、開放由內而外(追求西方文化與價值觀實踐)的安全觀是有本質上的差異，其堅決主張「安全概念」因地適宜的應用性，大體來說是挪用了西方的安全理論而自成的一套「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即「具有中國特色的新安全觀」。在後冷戰時期和平與發展主題下，各國雙邊、多邊關係日益複雜，積極參與國際組織與制度，並藉由高於國家的監督機構協調共同準則。其中「大國的協調尤其顯得重要」國際組織地位的提高，還有助於抵制霸權國家訴諸叢林法則。積極參與國際組織與制度，尋求在其中發揮影響，已成為冷戰後中共外交的一大特色。儘管中共不願承認其新安全觀的提出是為了獲取國家最大利益的算計，吾人也不能完全視為其認同、價值已有學習和轉化，但各類國際組織正對中共的外交戰略和行動發揮前所未有的影響，確是不爭的事實。如果能夠對國際組織與中國大陸各界的互動加以因勢利導，則當有助於維持兩岸與亞太地區的繁榮穩定，穩健地擴展台灣的國際活動空間，從而保障我國的根本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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