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權外交”到底是為美國的國家利益服務，是美國在國際事務中謀求霸權地位的工具？
還是在促成台灣民主化一定程度之後，進一步促成中國的民主改革呢？
這個嘛！得看信不信仰西式民主自由人權，和站在誰的立場而論了。要是周琪著的《美國人權外交政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當然是前者：
第一章 美國外交政策傳統與人權外交政策
第二章 冷戰時期美國的人權外交政策（卡特政府時期）
第三章 冷戰時期美國的人權外交政策（裏根政府時期）
第四章 冷戰時期美國人權外交政策案例
第五章 美國國會在人權外交政策決策中的作用
第六章 冷戰轉折時期美國的人權外交政策（布什政府時期）
第七章 後冷戰時期美國的人權外交政策（克林頓政府時期）
第八章 美國對中國的人權政策
第九章 美國國務院負責人權事務的機構及其運作
第十章 美國對國際人權條約政策的變化及其根源
第十一章 影響美國人權外交政策發展的國際因素
第十二章 人權與外交中的理論問題
結束語 未來美國外交政策中的人權因素
人權外交
最早是美國卡特政府推行的一種外交政策。卡特政府宣稱美國的任務是要在世界塑造一個人道主義的社會，人權原則是美國對外政策的基本原則。爲此，美國便公開支持蘇聯內部持不同政見的人，並在歐安會等場所內用人權向蘇聯施壓，其主要目的是利用人權作爲外交工具打擊對手，提高美國在國際上的地位。而美國當前所推行的新幹涉主義政策便是人權外交與霸權主義結合的産物。美國鼓吹人權高于主權，個人已經成爲國際法的主體，宣揚人道主義秩序，聲稱美國與義務維護和領導一個和平民主的社會，這些觀點均爲人權外交在新時期的翻版。此外，美國還常在國際上以人權問題打擊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但收獲甚微。由此可知，人權外交仍是美國推行其霸權主義的一種手法，這必須引起全世界的防範和警惕。
所謂人權外交，是指以美國爲代表的西方國家出于其政治目的和霸權主義的需要，奉行的以“人權”作爲建立和發展國際關系基本准則的外交政策。
人權外交是美國于２０世紀７０年代後期提出的。其中心思想是，以人權作爲美國外交政策的基石，將對別國人權狀況的判斷作爲是否與其維持良好關系的重要標准，並盡力向別國推行美國的意識形態和社會政治制度。人權外交的實質是借口人權問題幹涉別國內政。
在美國曆史上，明確提出人權外交、公開向全世界宣布人權是美國對外政策核心原則的是卡特政府。１９７７年１月，卡特在其總統就職演說中宣稱，美國外交政策的基本思想是“捍衛人權”，並表示要把“基本人權”作爲美國外交政策的靈魂。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卡特在紀念《世界人權宣言》發表３０周年大會上宣稱，人權原則是美國對外政策的靈魂，是確定美國同其他國家保持什麽關系的一個因素。
卡特政府提出人權外交有其特殊的曆史、社會和政治背景。２０世紀７０年代後期是美國形象極爲糟糕、面臨嚴重困境的時期。在國內，“水門”事件、持續的經濟衰退和能源危機，引發了統治集團內部的激烈沖突和人民的普遍不滿，政治信任危機嚴重；在國外，侵越戰爭失敗，對其他地區的幹涉政策連遭挫折；美蘇爭霸的形勢也發生變化，蘇聯利用美國出現的弱點和困難，展開了一系列攻勢，形成了前所未有的“蘇攻美守”的態勢。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提出了人權外交口號，試圖利用國際社會和美國國內普遍關注的人權問題來爭取各派政治力量和國際輿論的支持，扭轉美國的國際形象。美國還希望利用人權作爲反對蘇聯的武器，在與蘇聯爭奪世界霸權的鬥爭中，用“道義”力量彌補軍事力量的不足，重奪美國在國際事務中的支配地位。
美國率先推行人權外交政策後，受其影響的其他一些西方國家也將人權引入雙邊關系領域，將人權問題與國家關系、經貿關系挂鈎，對別國施加壓力和影響。但隨著國際人權事業的發展，人權非政治化的主張得到越來越多國家的認同，西方國家的人權外交也因此受到了制約。
http://baike.baidu.com/view/90449.htm
美國人權外交的源起和演變 ＞王林霞
河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31卷2期(2004/03) 頁次 95-98
摘要 “人權”作為歐洲資產階級反對封建專制制度的一面旗幟，在20世紀下半葉東西方兩種社會制度的對抗中又成為西方手中的“意識形態武器”，這就是“人權外交”。回顧美國“人權外交”的歷史，從威爾遜最初提出“人權外交”的主張，到卡特政府正式提出推行“人權外交”政策，及至當前的布希政府的外交主張，我們不難看出，“人權外交”說到底是為美國的國家利益服務的，是美國在國際事務中謀求霸權地位的工具。
http://www.ceps.com.tw/ec/ecjnlarticleView.aspx?atliid=118882&;issueiid=9604&jnliid=1363
美國的人權外交政策—對台灣與對中國之比較＞蔡昌言 黃筱晴
摘要：
美國的人權外交政策，自卡特政府正式推行以來，即是美國總體外交政策的一個重要部分，雖然在當時美蘇冷戰對峙的狀態之下，人權外交並未受到國內人民的重視，但在冷戰结束後，隨著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展開，使美國並未放棄以人權外交政策拓展其全球影響力。人權是民主政治的重要指標之一，美國的人權外交政策，主要是以發展中國家為主要推展對象，其中台灣與中國因為政治關係的特殊性，使得美國在「一個中國」的政策原則下，對於台灣與中國之間的外交關係自然是更加謹慎處理。
美國在經貿和其他方面與中國有著廣泛的交流合作，但阻撓雙方關係繼續改善的就是中國的人權狀況。而台灣雖然和美國沒有正式的外交關係，但是台灣在1987年解嚴之後，民主人權上的迅速進展是全球有目共睹的。在政治民主化的同時，亦非常關切人權發展，同時也以人權外交為我國拓展外交領域的重要政策。在美國國務院及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每年所公布的人權報告書中，台灣在政治權利與公民自由等指標評價亦逐年上升。相較之下，中國在在人權問題的合作與進展仍有極大改善空間，在美國國務院剛公布的2004年人權報告中，中國還是沒有能夠實現2002年美中人權對話中作出的許多承諾。
在全世界擴大民主和加強尊重人權是美國對外政策的核心，一年一度的《各國人權報告》（Country Reports on Human Rights Practices）提供了一個評估世界各地自由狀況的機會。因此，我們希望藉由分析美國國務院每年公布的人權報告書，與Freedom House的《Freedom in the World》，來評估美國人權外交政策對台灣與中國有何差異？美國人權外交政策是否和Freedom House公布的資料呈現密切相關？美國人權外交政策訴求對於美國在兩岸關係的處理上又有何影響？
綜上所述，論文首先將歸納美國人權外交政策的形成背景與發展歷程，觀察從卡特政府時代至今，美國人權外交政策的演變。其次，作者將藉由評估美國國務院每年的各國人權報告書與Freedom House每年的各國評比，來看美國對台灣與中國的人權外交政策是否會隨著以上報告而有所改變與調整，在台灣民主化已達一定程度之後，美國的人權外交政策是否能進一步促成中國的民主改革。
http://209.85.175.104/search?q=cache:Udjz1yV1UhoJ:
www2.nsysu.edu.tw/sis/discuss/summary30.doc+%E7%BE%8E%E5%9B%BD%E4%BA%BA%E6%9D%83%E5%A4%96%E4%BA%A4&hl=zh-TW&ct=clnk&cd=5&gl=tw
洪國起《人權‧主權‧霸權：透視美國人權外交》（世界知識出版社）
簡介:
本書是原國家教委“九五”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項目“人權‧主權‧霸權——美國人權外交剖析”的研究成果。促使我們申報並研究這一課題的動因是，教育工作者的一種責任感和教學工作的需要。人權問題涉及法學、政治學、社會學、曆史學、經濟學、哲學等諸多學科的知識，美國人權外交又是涉及美國內政、外交、國際關系等諸鑫方面的極其複雜、敏感的問題，理論性、現實性、政策性很強。
洪國起，現爲南開大學世界近現代史研究中心研究人員、曆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並兼任中國拉丁美洲史研究會理事長。主要著作有《沖突與合作——美拉關系的曆史考察》、《越南、古巴社會主義現狀主與前景》，在《世界曆史》、《拉丁美洲研究》、《現代國際關系》等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三十余篇。目前從事拉丁美洲史和國際關系史領域的研究和教學工作。
本書主題定位在人權、主權、霸權這三個關鍵點上，並不想過多地從理論層面上闡釋三者的關系，而希望通過對美國人權外交的起源，曆史發展演變的回顧，特別是通過對美國人權外交重點對象國家的個案分析，用曆史事實闡釋美國人權外交渠道、手段、方式、方法，總結美國人權外交的得失，透視美國人權外交的困境，提示美國人權外交打著“利他”之名實現其“利己”之目的，揭示其推行強權政治的霸權主義本質。
第一章 美國人權外交的起源
一、美國文化中的人權觀念
二、美國人權外交的曆史起源
三、美國人權外交的經濟根源
第二章 美國人權外交的演進曆程
一、卡特政府的人權外交政策
二、裏根任內的人權外交
三、布什時期的人權外交
四、克林頓與美國人權外交的新變化
五、小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與對華人權勢
第三章 美國人權外交的個案研究
一、美國對蘇聯的人權外交
二、美國對東歐國家的人權外交
三、美國對拉丁美洲的人權外交
第四章 美國對中國的人權外交
一、計劃生育與美國人權外産
二、西藏問題與美國人權外交
三、最惠國待遇與人權外交
四、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上交鋒
五、對美國對華人權外交的思考
第五章 美國人權外交的困境
一、美國國內人權狀況透視
二、美國對國際人權的踐踏
三、美國國務院人權年度報告失道寡助
四、美國人權外交的困境
第六章 打破美國人權外交建立國際新秩序
一、人權外交——美國推行全球戰略的重要手段
二、美國人權外交的霸權主義實制裁
三、打破人權外交——聯合國理應承擔的重大使命
四、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
美國人權外交走向失敗的歷史必然性＞張宏毅（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
美國國務院一位官員在一九九四年曾得意地說，自一九七七年開始，國務院每年二月「都發表一項對全世界人權狀況的年度報告」，第一次提出的報告只有六百頁，涉及的國家只是今天所涉及的一半，「如果拿第一次的人權報告同最新的人權報告相比，其差異就像是小學五年級學生的作文同哲學博士的論文。」他結論式地指出，美國國務院人權報告是「美國政府所拿出的最好的東西之一」，美國正使人權外交成為一種「真正的世界革命」。
的確，論年頭，從一九七七年到一九九四年，經過十七年的拚鬥和苦熬，美國人權外交鬥士們也真該由小學生變成大博士了。但是，事實上，由於這位「人權博士」無視周圍世界的發展和變化，他們能獲得的成就越來越小，近幾年更是到處碰壁，一敗塗地。就拿美國等西方國家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搞的反華提案而言，自一九九○年到一九九六年已連續六次遭到失敗。今年四月在第五十三屆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會議上由美國竭力攛掇、丹麥挑頭拋出的反華議案以二十七票對十七票的懸殊票數在審議程序中就被否決，從而在世人面前寫下了美國第七次慘敗的紀錄。這不能不從一個重要方面反映出美國人權外交是何等的不得人心。儘管美國這位「人權博士」是絕不會就此善罷甘休的，但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美國人權外交之走向失敗已是不可抗拒的歷史趨勢。
一、「人權外交」是美國軍事侵略失敗、國際地位相對衰落時期的產物
美國人權外交至少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美國歷史學家J‧布盧姆等指出，當時，「威爾遜及其支持者已把國家的尊嚴和所謂人權作為他政策的賭注」。但首次明確提出人權外交口號並作為美國對外政策的中心主題，則是在七○年代後期，卡特入主白宮，美國國內外形象極為糟糕，其自二次大戰後推行的全球霸權主義政策受到嚴重挫折的時期。在國內，水門事件、持續的經濟衰退及能源危機，造成人民的強烈不滿和政治信任危機；在國外，由於美國長期在世界各地支持腐朽反動獨裁政權，特別是在侵越戰爭中的暴行及最終失敗，使美國國際形象蒙上了無法洗去的汙點。與此同時，蘇聯利用美國的弱點和困難，展開了一系列攻勢，形成了前所未有的「蘇攻美守」的態勢。這些都對美國推行全球霸權主義造成了威脅。為了扭轉美國的國際形象，利用國際社會和美國國內普遍關注的人權問題來爭取人心，並在與蘇聯爭奪世界霸權的鬥爭中，以道義的力量來彌補軍事力量之不足，卡特政府提出了「人權外交」。正如美國學者勞倫斯‧蕭普所說，「人權運動給美國對外政策增添了道義方面的內容。這有助於樹立一種為美國在越戰後重建霸業所迫切需要的仁慈、正直和正義的形象，有助於使美國捲入和干涉世界各地的政治鬥爭合法化。簡言之，人權運動可以使美國擺脫越戰後處於守勢的地位，開始再次採取進攻性姿態。」
二、支撐美國人權外交的思想基礎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的價值觀
美國的「人權外交」是以美國的價值觀作為思想基礎的。人們記得，當一九九一年蘇聯解體時，美國年度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曾提出要按美國的價值觀來建立「世界新秩序」。一九九二年二月，當時美國的國務卿詹姆斯‧貝克更急不可耐地說：「蘇聯的崩潰產生了一個世紀才有一次的機會：在全世界推行美國的利益和價值觀。」
什麼是美國的價值觀？作為一個以商業精神立國而逐漸發展起來的純粹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美國，其占主導地位的價值觀念是個人主義。在美國獨立不久，作為開國元勳和著名政治家的漢密爾頓就說過，美利堅人「占優勢的激情是雄心和私欲」。一九二九年大危機時期擔任美國總統的胡佛曾經說過，「三個世紀以來個人主義是美國文明的基本動力。」在一定意義上說，這也是一個新興民族不畏艱險，求生圖存的思想動力。但是，個人主義的核心是「利己主義」和「自私自利」。正是這種利己主義驅使早期美國白人對印第安人進行殺戮和對黑人進行奴役，並把資本主義對工人、農民的剝削，把弱肉強食視為天經地義，而把貧窮說成是窮人的自作自受，甚至是「一種罪過」。美國當局根本反對人權中包含經濟權利，其根源也在這裡。從對外政策來說，為了能隨意剝削掠奪弱小國家的財富，當然也就不會承認發展中國家有什麼生存權和發展權等經濟權利。
隨著歷史的前進，這種個人主義價值觀和人權觀的落後和逆歷史潮流而動的性質已日益明顯地暴露出來。許多美國學者指出，「美國的不幸的根源」應「追溯到一些價值觀念的衰落」。著名美籍華人學者楊振寧一九九○年說，「今天的美國危機四伏，不可效仿」，美國現在種種問題的最根本原因，「就是個人至上主義推到了極端」。針對上述情形，英國《衛報》一九九四年四月的一篇文章一針見血地指出，「美國認為，凡是不順從西方，尤其是美國的人權觀念的政權都是專制和非法的政權。在美國這種看法中表達出來的傲慢態度是令人吃驚的，其基礎是幾乎沒有人能辨識得出的，而且許多亞洲人將表示懷疑的美國社會面貌。」
三、美國的人權實踐暴露出人權外交的虛偽本質
美國在推行人權外交時的一個重要特點也是致命弱點就是，在對別國大加指責的同時，對本國的人權問題卻諱莫如深。今年一月三十日美國國務院發表的《一九九六年度國別人權報告》，對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一百九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人權狀況進行指責，卻對自己的國家存在的嚴重的人權問題隻字不提。這就不能不促使我們要窮究底蘊，問個究竟了。
其實，正如《人民日報》一九九七年三月五日任言實的文章《請看美國的人權紀錄》所指出的，美國這個自封的「人權大國」恰恰是當今世界上人權紀錄很差的一個國家。美國是世界上真正缺乏對人權和基本自由的憲法保護的國家。首先，開國時，美國憲法沒有平等權利的全面規定。相反，當時的憲法卻明文規定了臭名昭著的保留奴隸制和種族歧視的條款，將黑人、印第安人、婦女和窮人排除在「人權」之外。時至今日，美國憲法仍然沒有關於民族平等、男女平等和公民權利平等的規定。其次，美國憲法不承認經濟、社會、文化權利是「人權」的組成部分。美國憲法不保障免於飢餓和匱乏的權利。連美國憲法學家路易斯‧亨金都說，美國在保護人權方面所承擔的義務「低於當代國際水平」。
美國之所以如此缺乏人權和基本自由的憲法保護，其總根源在於這是一個自建國之日起就開始了富人統治的國家。「美國的憲法是一些飛黃騰達的大莊園主、大商人、律師、銀行家和債權人所制定的。」時至今日，這種情形並無本質變化。許多學者指出，在大財閥、億萬富翁統治下的美國，軍界、政界、財界緊密結合，濫用國家權力，「根本代表不了民意」。美國的政治，向來只是「富人的政治」，美國的民主歸根到柢是「錢袋的民主」。從歷屆總統的選舉結果來看，花錢多的一方取勝是美國大選的常規。正如美國《獨立報》一九九六年一月二十八日的文章所指出的，金錢是「進入白宮的鑰匙」。
在美國政治越來越淪為「金權政治」的情況下，美國成了西方國家中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之一，其貧困問題位居西方國家之首。據香港《廣角鏡》月刊一九九五年一月號披露，「在美國，窮人已增至差不多五千萬」。一九八七年英國《衛報》指出，「挨餓的美國人有二千萬。」無家可歸者已達七百多萬。以美國如此雄厚的經濟實力，要保障二億多美國人免於匱乏，按理說是不成問題的。然而，卻出現上述的咄咄怪事，說明美國的基本人權問題嚴重到了何等地步！
此外，人們還知道，美國是世界上暴力犯罪最嚴重的國家，也是「世界上按人口計算監禁犯人最多的國家」，強姦案犯罪率居世界第一，青少年被槍殺者日眾。美國還是世界頭號「槍國」，近乎人手一槍。世界發達國家中吸毒率最高的國家是美國，世界上最大的毒品市場也在美國。如果再看一看近年來日漸膨脹的種族主義，美國社會有多少人權問題亟待解決？
然而，美國當局一慣採取鴕鳥政策，一味指責別國而拒不承認自己的嚴重問題。這就正如有的美國學者所諷刺的，「美國一直把國際人權看作為別人設計的。我們對人權的關心早已超過了任何可以預見的、可以接受的國際標準，我們需要的是把自己的自由賜給別的國家。」但是，這種二十世紀的天方夜譚又能騙得了誰呢？其結果只能是更加暴露出美國人權外交的虛偽本質。
四、美國推行人權外交的拙劣手法和雙重標準證明其人權外交的別有用心
美國推行人權外交的一個策略是採取詭辯的手法，或從抽象概念出發，抓現象而不顧本質；或以個別真實掩蓋整體的捏造；或攻其一點不及其餘，乃至無中生有，造謠誹謗。其另一個策略則是進行「雙重標準」。
拿美國人權報告（中國部分）來說，就有這樣的特點。一九九六年人權報告無視中國人權事業不斷發展的客觀事實，對中國整體人權狀況不給予客觀、公正的評價，卻把極少數侵犯廣大人民合法權益的刑事犯罪分子捧為「人權鬥士」，為其鳴冤叫屈，甚至不惜對中國政府造謠栽贓。例如，他們把在西藏從事間諜活動而被判刑的人稱作普通的「外國旅遊者」，而作為中國「侵犯人權」的證據；把因從事一系列陰謀顛覆政府活動而被判刑的人說成是無辜受害者。《報告》的材料主要來源於某些西方報刊的報導、某些海外「民運分子」和反華勢力的聲明以及斷章取義地引用某些所謂的中國官員的談話和某些中國報刊的報導。他們的做法不僅是極不負責任的，也是別有用心的。
美國的這種拙劣做法已被越來越多的人所識破並遭到同聲譴責。例如，在一九九六年九月參加各國議會聯盟第九十六屆大會的許多國家的議員都採取了與美國針鋒相對的做法。他們肯定中國在改善人權、保障人民生存權，使人民過上溫飽生活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為發展中國家樹立了光輝的典範，並為中國如此好地解決了生存權問題而「感到驚訝」。由此，他們指出「有人就人權問題指責中國是不妥當的」。
美國前總統布希一九九四年八月說，他和夫人巴巴拉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五年住在北京，現在中國人民的自由和人權比那時多得多，比尼克遜總統當年打開中國大門時有了很大進步。「中國要養活十二億人口，不會聽從我們的吩咐來治理自己的國家。」美國IDG（國際數據集團）董事長麥戈文表示贊同布希的觀點，並以他在華的親身經歷說明，中國人民的「言論和行動並沒有受到什麼限制」，「美國人在許多問題上對中國的看法存在誤解」，其「原因是新聞媒介把美國言論自由的意志強加於一個亞洲國家身上」。
美國在日內瓦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上所糾集的反華提案為什麼連續七次遭到慘敗？一個重要原因在於它根本不顧中國人權的基本事實而對中國誣陷栽贓。毛里塔尼亞代表在一九九六年四月二十三日的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上針對西方反華提案的發言，表達了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心聲。他說：「中國是一個具有偉大文明的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在捍衛這個國家文明制度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國人民的基本需求得到了滿足。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發揮著重大作用。中國取得如此突出的進步和明顯的成績，沒有人民的支持是不可能的，理應得到國際社會高度讚揚。西方提出這個決議草案不是推動改善中國人權，而是詆毀和損害了中國為改善人權狀況而做的努力。」
美國推行人權外交的一個重要手法就是玩弄雙重標準。首先表現在對國內的人權狀況和國外的人權狀況採取雙重標準，已如上述。其次是美國還把世界各國分成不同等級，對哪些國家的人權狀況進行譴責要視美國外交戰略和國家利益而定，採取不同的態度。對那些同美國結成軍事同盟或具有重要戰略地位的親美政權，美國百般拉攏，即使其中有許多是不折不扣的獨裁政權，也視而不見，充耳不聞；而對那些反對美國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堅持走符合本國國情發展道路的國家，美國則藉口人權問題對這些國家施壓，甚至直接進行干涉和顛覆活動。正如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一篇文章所指出的，這樣一些矛盾現象理所當然地促使其他國家「對美國的動機提出疑問」，並使美國在國際上日益孤立而「唱獨腳戲」。
五、美國人權外交遇到發展中國家越來越堅決的反抗
多年來美國把自己凌駕於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之上，把一個個發展中國家推上「審判台」，由美國來「判決」。自冷戰結束以來，美國等國在人權委員會通過的七十二項國別決議，幾乎全是針對發展中國家的。一些國家在美國人權攻勢面前曾感到了迷茫。一些國家被迫按照美國的要求，推行西方價值觀和多黨政治。結果是政治混亂、經濟更加衰敗。在經歷了痛苦之後，第三世界國家正認真總結經驗，一步步變被動為主動。他們猛烈抨擊美國等西方國家的人權外交無視各國歷史和實際，痛斥美國在人權問題上的雙重標準。印尼外長阿拉塔斯曾指出，如果不是真心實意地保護人權，而是在人權問題上懷著某種政治目的，甚至利用人權對其他國家發動政治攻勢，這是不能允許的。為了準備好一九九三年六月在奧地利維也納舉行的世界人權大會，迎接西方國家的挑戰，非洲、拉丁美洲和亞洲先後於一九九二年十月、一九九三年二月和三月召開了三大洲區域籌備會議。這三次會議通過的《突尼斯宣言》、《聖約瑟宣言》和《曼谷宣言》，理直氣壯地闡述自己的人權觀，對於企圖否認發展權、經濟權、生存權而僅提所謂公民權、政治權的西方國家的觀點提出了有力的挑戰。正是由於亞非拉國家的堅決鬥爭，西方國家妄圖操縱世界人權大會，把西方價值觀強加於人的霸道行徑未能得逞。
近年來，發展中國家對於北方挑起的人權領域南北對抗進行了越來越堅決的抵抗。中國在第三世界國家和其他主持正義國家支持下，第七次挫敗西方國家反華陰謀就是有力的證明。
六、美國人權外交在西方國家中也不再有可靠的「後方」
一九九○年以來美國夥同其他西方國家多次聯合起來搞反華提案。有時為了使提案獲得通過，在炮製過程中對議案的措詞反覆斟酌。但是反華提案接連六次遭到失敗的事實，以及一些西方國家更加注重雙邊正常交往的現實態度，今年美國拼湊反華人權提案的共同提案國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四月初法國希拉克總統率先宣布法國不參加今年聯合國人權會議反華提案。接著，德國、義大利、西班牙和希臘等國也隨即採取了相似的立場。這就使美國企圖再次利用歐盟集體提出反華提案的努力遭到挫折。此外，日本、澳大利亞和加拿大等國也作出了同樣的選擇。儘管美國仍不甘心失敗，糾集丹麥、英國等國再次向中國發難，但是美國自認為最可靠的「後院」起火，不能不突出說明美國人權外交處於前所未有的孤立境地。
這種情形的出現，一方面說明這些西方國家看到多次支持美國反華提案遭到失敗的事實，承認此路不通，轉而採取對話的態度；同時，還反映了整個國際形勢的某種微妙的變化。那就是一些西方有識之士已發現白人優越論的謬誤，而開始正眼看待東方、看待中國。一位德國教授彼得‧路德維希講了一段很實在的話，他說：「中國領導人對個人人權的理解與我們不同，但他們做到了使十二億人不再挨餓，使他們有房住、有衣穿、有醫療和養老保險，失業率也相對較低。這樣，中國的共產黨領導不正是完全保障了合法的人權嗎？中國如果像我們那樣運用個人人權，這個國家將會是什麼樣子呢？他們可能由於缺少權威而陷入混亂。」英國《獨立報》一九九五年八月二十一日的一篇文章指出，「亞洲日益增強的實力和影響，是當代最有吸引力的主題，而且它終將普遍出現在西方的整個政治辯論之中。」在這種情況下，「最重要的是，我們將不得不去調整我們對於非歐洲的和非西方的價值觀和制度的整個思想方法。對於這個問題，有必要採取相當冷靜的態度。」
七、以霸權主義為本質特徵的人權外交難逃徹底失敗的命運
美國曾在世界大規模堂而皇之地推行的人權外交，到目前已變成強弩之末，其原因何在？在於這種貌似仁慈的人權外交本質上不過是推行全球霸權主義的凶惡工具。二次大戰後的一個相當長的時期，美國主要依靠軍事、政治、經濟手段推行全球霸權主義，由於侵越戰爭的失敗和其他原因，美國被迫採用人權外交以挽回敗局。蘇聯解體後，美國等西方國家精神為之一振，以為冷戰的結束乃是西方價值觀和人權觀的勝利，它們忘乎所以地竭力企圖把西方的政治制度和人權觀推向世界，以實現資本主義一統天下和美國治下的國際新秩序。然而，廣大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和亞洲許多國家，在學習西方科學技術和管理經驗的同時，拒絕照搬「西方模式」，努力探索適合本國國情的社會安排和政治制度，並且取得了極大的成功，有人把這稱為「亞洲模式」。
第三世界特別是中國等國的成功引起了霸權主義者的恐慌。為了重溫老殖民主義者的舊夢，他們開始起勁地揮舞人權大棒，企圖以此征服昔日曾經依靠血與火所征服的這些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他們這種用心，開始引起許多國家的有識之士的高度警覺。菲律賓一家報紙早在一九九一年就一針見血地指出，美國等國「過去用炮艦政策征服落後國家，在炮艦政策因被壓迫國家的覺醒而失靈之後，它們又以『人權』和『經濟制裁』為手段，企圖整垮和孤立不聽他們話的國家」。
事實上，西方國家中許多人士也揭示了這一本質。英國前首相希思在一九九一年指出，美國所要建立的以西方價值觀為指導的世界新秩序，「只不過是一種新帝國主義」。有人則指出美國推行的不過是「人權帝國主義」或企圖與「亞洲模式」相對抗的「文化帝國主義」。然而，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經濟要發展已是當今世界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企圖利用人權外交去阻擋這一潮流無異於螳臂擋車，只能使自己陷於四面楚歌的孤立境地和最終走向失敗的結局。
中國有句古話：識時務者為俊傑。奉勸美國某些人，冷靜地看一看變化了的世界，放棄以人權為工具推行全球霸權主義的做法，而接受第三世界關於對話、合作和協商的主張，同時認真正視國內嚴重的人權問題，這才是唯一可取的明智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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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人權外交及有關爭論
人權外交可以界定爲以促進人權爲基本目標的外交政策，也可以理解爲以人權爲借口來進行外交鬥爭。前者爲美國人所推崇，也是他們盡力樹立的自我形象，而後者則是許多家對它的譴責。我們認爲，美國在當代，特別是在冷戰以後加緊推行其人權外交，無疑是爲建立世界霸權的總目標服務的，而且它時常運用雙重標准來幹涉別國內政。然而，上試圖建立某種霸業的國家，如西班牙、英國、法國、德國、俄羅斯、日本等，都沒有把在全世界促進人權，或者廣而言之推行某種道德理想作爲工具，唯獨美國是如此，而且人權外交已正式成爲其冷戰後的全球戰略的組成部分。
翻開一部西方外交史，能夠被很少有爭議地看作是理想主義外交政策的典型事例，恐怕也只能在美國找到。這樣看來，僅僅指出人權外交是美國的政策工具、借口和幌子，尚不足以解釋美國人權外交的深層原因和背景，在這些方面還需作一些更深入的探討。本文試圖論述美國人權外交的演變過程及在冷戰後的新特點，並進行一些初步的。
一、冷戰美國人權外交的産生和發展
美國人權外交及有關爭論美國人權概念被引進美國外交領域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而 1976 年上臺的卡特政府大張旗鼓地推行人權外交可以說是美國人權外交史上的一個裏程碑，從這時起，人權外交開始成爲美國對外政策的一個重要特征。
除了美國的曆史經驗之外，卡特開始倡導人權外交，應主要歸因于是他上任前一個時期的國內環境。美國國內一些重大事件——民權運動、水門事件、國會立法以及美國深陷其中的越南戰爭和由此造成的美國國內輿論的強烈反應，都促成了卡特時期人權外交的産生。上述事件把美國的外交推向同一個方向，即更加注重人權： 60 年代中期達到高潮的民權運動使公民基本權利的思想更加深入人心；水門事件使公衆了解到當權者有可能濫用權力，侵犯公民的權利，因而應當受到制約；越南戰爭則一方面使美國人民驚異地看到自己號稱民主的國家如何侵犯一個萬裏之外的小國，殘酷地殺戮那裏的無辜百姓，並把自己的士兵派到戰場上去送死。越南戰爭引發了關于美國對外行動目的的討論，並導致了大量有關立法的産生。
國會中的反戰者最初也是從美國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出發來檢驗美國是否在卷入越南戰爭方面走得太遠，資源的花費同所追求的目的是不是不成比例，但不久在民權運動的下，就變爲攻擊它與美國人的某些價值觀念相沖突，認爲它不僅是一個軍事，而且是一個道德問題。于是，美國反對越南戰爭的國會力量在 70 年代成倍地通過了與美國外交相關的法案，這些法案開始用人權標准來制約美國的外援政策。迄今影響美國對外援助政策的三項基本都是在這一時期通過的，它們是：502B 條款，涉及所有的安全援助，規定不得向任何一個其政府參與持續地、全面地侵犯國際上公認人權的國家提供安全援助； 116 條款，它涉及所有的雙邊援助，第一次提出外援要根據一個國家的人權記錄，它聲明“不得向下述任何國家提供援助，這些國家的政府參與不斷地、大量地侵犯國際上承認的人權，包括拷打或給予殘酷的、非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懲罰，不經起訴延長拘留，或其他公然否認人的生命、自由、安全權利的做法，……除非這樣的援助將直接使這些國家中的貧困人民受益”； 701 條款，它把影響雙邊經濟援助的條件擴大到主要的國際銀行，這一條款授意財政部指示美國駐這些銀行的代表投票反對向上述國家貸款，但同時又一次設了一個類似的保留。此外還有關于貿易的 1974 年貿易法（傑克遜修正案），它對美國給予最惠國待遇的人權方面作了規定。
國會還對總統緊急狀態下的權力進行了限制。 1973 年國會通過了戰爭權力決議，它是國會試圖限制行政部門在國外卷入敵對行動的第一個重要步驟，它要求國會在“可能的情況下”參與關于美國在國外采取軍事行動的協商。關于對外出售武器的行政協議，若成交額超過若幹數額，必須經參議院批准
由于上述原因，卡特總統上臺後美國開始奉行人權外交便不是偶然的，特別是由于許多在 70 年代積極參與民權運動的國會議員以後進入了卡特政府。此外，由一個民主黨總統首先倡導人權外交，在美國曆史上似乎也順理成章，因爲民主黨較之共和黨更傾向于推行理想主義的外交政策，被當作是理想主義典型的美國外交政策就産生于民主黨的威爾遜總統時期。
在卡特任職期間，從 1977 年初到 1978 年底，美國政府以人權爲名反對向 16 個國家提供 52 項貸款。新的政策也擴展到進出口銀行和海外私人投資公司（ OPIC ）。由于推行人權政策，在 1977 和 1978 的兩年中，美國政府改變了向 12 個國家轉讓武器的計劃，其中一些被取消
除援助項目之外，美國的其他外交行動包括各種層次的外交對話，公開表明美國支持受到鎮壓的反對派的立場，以人權爲由改變文化交流項目，對非民主國家的提出公開批評，把人權標准作爲同有嚴重侵犯人權記錄的國家進行雙邊討論重要議題。卡特總統在推行人權外交方面引起全世界注目的一個事件，是他在上臺一周後即親自寫信給蘇聯的持不同政見者薩哈羅夫，表示支持他在人權問題上的立場。在多邊舞臺上，美國政府所采取的第一個步驟是在主要的國際人權協議上簽字，包括《美洲人權公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和社會權利國際公約》，表明美國想要履行它的國際人權責任
此外還有兩個用來影響其他國家政府人權實踐的，一是逐年發表“人權狀況報告”，這是國會 1976 年的法令所要求的；二是采取措施在其他國家鼓勵發展“民主體制和實踐”。卡特政府通過外交渠道來對某些政府施加壓力促使它們走向民主化，例如菲律賓、洪都拉斯、巴西、秘魯、玻利維亞和智利
卡特總統的人權外交在他任期的後兩年明顯地減弱下來，這是由于他在國內招致了許多批評，說他在外交政策上過分重視人權目標而忽視了國家利益，指責他在冷戰中出賣了友好盟國，其中最有爭議的是對于美國來說具有極其重要的戰略意義的伊朗。親美國的巴列維國王統治的垮臺和對美國持敵對態度的宗教領袖霍梅尼上臺執掌政權，被批評者說成是卡特在國際上倡導人權和批評巴列維國王在國內破壞人權的結果。裏根政府認爲：“人權是美國外交政策的中心，因爲它是美國自我概念的中心……。人權不是某種被加到我們外交政策上的東西，而是外交政策的最終目的：在全世界維持和促進自由……。人權是把外交同美國人民的傳統聯系在一起的具有關鍵重要性的問題。”但是在裏根政府看來，“在促進美國的地緣政治利益和人權之間存在著協調性”，“蘇聯是壓倒一切的問題”，“共産主義國家是侵犯人權的同義語”。裏根說他將直接關注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權，他的做法正是如此。裏根政府信奉的是“在美國的權利政策面前首當其沖的不是獨裁政權，而應是共産主義獨裁政權”。因此，在裏根政府看來沒有任何事情比保衛美國的盟國不受蘇聯的挑戰更重要。 1982 年裏根對英國議會作了一次演講，贊成在全球爭取民主的運動。而撒切爾夫人則更爲明確地指出，這個講話是反對共産主義的意識形態鬥爭的一部分。
第一屆裏根政府期間美國政府雖然繼續倡導人權外交，但其人權政策基本的特征是執行上的雙重人權標准，根據這種標准，共産黨國家受到批評甚至懲罰，而友好的盟國即使有嚴重侵犯人權的行爲，也漠然視之，甚至對其政權加以扶植。美國政府官員用所謂的“悄悄的外交”來對待友好的獨裁政權，即只是勸告它們做出改進，南非即是一例。在聯合國裏，裏根政府幾乎把注意力集中于古巴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權問題。一個不會講的古巴裔人竟被提名爲美國駐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代表團團長。
美國政府也放棄了把在多邊發展銀行（ MDBs ）中的投票作爲推行人權政策手段的做法，在這些銀行中，美國只以人權爲由反對它認爲不友好的左派政府。它不再反對向那些與美國利益有關的右派政府貸款，無論它們侵犯人權的程度有多大。 1981 年 2 月，美國駐國際機構（ IFIs ）的代表接到指示不再以人權爲理由反對向阿根廷、智利、烏拉圭、巴拉圭貸款。雖然這些國家仍然被普遍認爲在嚴重地侵犯人權，但美國政府聲明，它們的人權狀況已經得到了“引人注目的改善”。美國還改變了原先對國際金融機構向菲律賓、危地馬拉、南非、韓國、薩爾瓦多提供援助的否定立場。而同時，它並沒有放棄使用國際金融機構的援助作爲工具向安哥拉、敘利亞、貝寧、南也門、老撾和越南這些得到蘇聯支持的國家施加壓力。在國際金融機構成立的頭三年，美國所反對的貸款額在被看作“左派”國家的總價值中占 31% ，在右派政權中則僅占 3%
在 1985 年前 9 個月中，裏根政府至少支持給予八個嚴重侵犯人權的國家貸款，所有這些國家都是美國的盟友。它反對給予援助的僅有的三個國家都是在“左派”統治之下：安哥拉、敘利亞、南也門。從 1984 年 10 月到 1985 年 3 月，美國反對過向五個國家貸款，其中只有一個屬于美國政治營壘，即智利。同一時期，它支持了 31 項向 8 個對它友好的右翼政府的貸款，雖然它們按美國的標准都有很糟糕的人權記錄。除此之外，美國政府還采取了一些直接針對蘇聯的措施，例如 1981 年底以蘇聯支持波蘭政府軍管爲由對它實行經濟制裁，包括限制高技術的出口，推遲出售糧食的談判，停止蘇聯航空公司的飛機飛往美國等。通過這些事例我們可以看出，雖然美國政府在處理對外關系時口不離人權，但此時考慮的卻只是冷戰問題，而不是人權狀況，人權僅僅被利用來作爲冷戰的工具。
第二屆裏根政府略微改變了對一些國家的人權政策，其中的原因是複雜的。首先，其班子中的許多人被更實用主義的人所接替。其次，這些實用主義者，尤其是舒爾茨（ Shultz ）和許多外交部的官員認爲，一些國家中的反共獨裁者實際上有害于美國長遠的安全利益，例如菲律賓。這樣，美國改變了以前曆屆政府對菲律賓馬科斯總統獨裁統治的支持政策，並運用其影響力于 1986 年幫助結束了馬科斯的統治。在海地右翼專制者讓－克勞德?杜瓦利埃 (J ean-Claude Duvalier) 的垮臺中裏根政府也起了作用。在智利，美國擔心，如果安古斯托?皮諾切特（ Angusto Pinochet ）擔任總統太久，會導致極左派重新出現。于是，舒爾茨和其他人如美國駐智利大使哈裏?巴恩斯（ Harry Barnes ）努力使皮諾切特離開總統職位。雖然第一屆裏根政府曾在聯合國爲皮諾切特辯護，但他的第二屆政府卻幫助起草和聯合發起了一項批評智利人權記錄的決議，同時根據人權記錄否決過對智利和烏幹達的貸款。對智利貸款的否決是裏根政府把 701 條款于右翼政府以來的第一例。上述變化産生于對美國長期安全利益的重新估價。第二屆裏根政府的對外政策表面上看起來似乎更注重人權，因而在國家利益和人權兩方面之間取得了一些平衡，但其基本考慮仍然是美國的國家利益
由于裏根政府不把經濟和社會權利列入人權範圍內，因此在它的報告中並沒有包括各國的“社會經濟和文化狀況”的部分。
總的來說，裏根時期美國政府的人權外交更明顯地服務于冷戰這個更大的戰略目標，因此其人權外交中的雙重標准問題十分突出。
二、冷戰後美國的人權外交
1990 年冷戰結束以後，美國的人權外交至少從形式上看不再同意識形態的鬥爭交織在一起。美國政府不再特別強調人權考慮在外交政策制定中的重要地位，這是因爲實際上人權因素已同美國外交政策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特別是經過從冷戰向後冷戰時代過渡的布什政府再到克林頓政府，美國政府似乎找到了人權在外交政策中確切的和恰當的位置，即把人權列爲三大外交政策目標之一。它既不像卡特政府的前期那樣過分追求人權目標，表現出占壓倒優勢的理想主義；又不像在裏根政府時期那樣，爲了同共産主義進行意識形態的鬥爭而推行雙重的人權標准，過分明顯地把人權外交作爲冷戰工具；也不像在布什政府時期那樣保留但又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人權意識。這反映出美國政府試圖在外交政策中的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之間找到平衡點（更可能是不自覺地）。然而，要達到平衡並非容易，越是試圖維持兩者之間的平衡，其結果就越可能是在兩者之間搖擺不定。不過，從卡特政府的人權外交高峰後退，並不意味著美國外交政策的特征向尼克松—基辛格時期的現實主義回複，因爲人權考慮已經成爲美國外交政策決策中的一個不可分割的因素。
由于布什政府正好處于世界從冷戰時代向後冷戰時代過渡的時期，世界舞臺上發生的一些重大變化所帶來的挑戰，如冷戰的結束，蘇聯的解體，東德的統一，使它應接不暇。布什政府的迫切任務是忙于應付和處理突如其來的重大轉變時期所面臨的一系列複雜的國際事變。雖然布什曾提出“建立世界新秩序”的象征性目標，在這個新秩序中人權將特別受到保護，但事後證明它不過是一個沒有實際的空洞的口號。從裏根政府到布什政府存在著基本外交政策的延續，但布什比卡特和裏根都較少道德主義。有評論說，布什本人是明顯的實用主義者，“不在意識形態上信奉民主和人權的理想”。《紐約時報》上刊登的羅森塔爾 (A.M. Rosenthal) 的文章批評他“不懂得美國的權力和美國的民主理想必須結合起來，才能創造美國的效率。兩者不可或缺。”由于這個原因，人權雖然在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中占有一席位置，但同裏根政府相比，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帶有更弱的人權色彩。
布什政府時期美國人權外交是以一系列所謂的“人道主義”幹預爲特征。美國政府最初在 1991 年春南斯拉夫發生危機時無所作爲，而波斯尼亞 1992 年 2 月 29 日宣布獨立釀成了歐洲自希特勒以來最嚴重的種族危機。直到 1992 年 12 月 21 日，布什才傳達給米洛舍維奇 (Slobodan Milosevic) 一個明確的警告，如果塞族侵犯科索沃或馬其頓，美國將進行直接報複。 1989 年 12 月 20 日入侵巴拿馬是布什政府所進行的第一場軍事幹預。美國政府此前一直譴責諾列加 (Manuel Noriega) 政權卷入販毒、支持遊擊活動、大量濫用資金和騷擾美國在巴拿馬運河區的駐軍。 1987 年美國停止了對其政府的和軍事援助， 1988 年 2 月他被佛羅裏達的大陪審團指控爲從事毒品交易。美國凍結了巴拿馬存放在美國銀行中的資産，並要求在巴拿馬國內舉行自由選舉。 1989 年當美國認爲巴拿馬的民主選舉遭到諾列加的破壞時，于 12 月 20 日對巴拿馬發動了直接軍事入侵，投入了 26000 人的兵力。諾列加在軍事失敗後向梵蒂岡使館尋求避難但遭到拒絕，後被美軍扣押，爾後被美國緝毒署官員正式逮捕。隨後， 5 月份在大選中宣布獲勝的反對派領導人恩達拉出任巴拿馬新總統。
雖然美國此次入侵巴拿馬的借口是諾列加參與了國際販毒，損害了美國的利益，根據美國的要把他捉拿歸案，藉此恢複巴拿馬的民選政府，但它的入侵行爲在國際上引起了是否有權幹預他國主權的激烈爭論。人們幾乎難以想象，一個國家的元首要由另一個國家以販毒的罪名派軍隊進入這個國家加以逮捕，並由那個國家的法庭根據它的法律來進行審判，這在國際上很難找到先例。而且，有理由認爲，美國的真實目的是維護其在巴拿馬運河區的安全利益。
如果說在入侵巴拿馬的上布什政府尚能以恢複民主爲由，那麽海灣戰爭前後布什政府在這一地區的政策則明顯不過地表明了其現實主義態度。 1990 年 8 月以前，薩達姆?侯塞因被看作是遏制伊朗宗教領袖阿亞圖拉?霍梅尼的有用盟友。當美國國會 1990 年春夏打算以人權爲由減少同伊拉克的貿易時，布什政府堅決反對，然而在伊拉克當年 8 月入侵科威特之後，布什政府的態度發生了 180 度的轉彎，開始發動對薩達姆的譴責，把他描述爲不僅是西方盟國石油供給線的威脅，而且是希特勒的化身。美國政府用了最聳人聽聞的詞句來指責薩達姆的對科威特和伊朗政策，以此來動員美國公衆對沙漠風暴行動的支持。美國政府態度發生變化的根本原因是，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行動嚴重威脅了美國的石油供應線，有可能危及美國的經濟穩定。 8 月 7 日布什宣布在沙特阿拉伯的沙漠部署軍隊。在以後的 4 個月裏，美國向海灣地區派遣了 5 萬人的軍隊，這是越南戰爭以來最大的一次出兵。海灣戰爭爆發于 1991 年 1 月 7 日，六個星期後以美國軍隊的全面軍事勝利而告結束。然而，從人權的角度來看，布什政府在海灣戰爭之後並沒有對沙特阿拉伯施加壓力促使其民主化。沙特畢竟是美國軍事行動的主要基地，而且對于西方的經濟來說至關重要。由此看來，美國對波斯灣人權問題的關注依賴于華盛頓對自身利益的權衡，特別是在石油供應和遏制伊朗的問題上。
當不存在威脅現實國家利益的問題時，布什在人權問題上表現得比較果斷。 1992 年秋季當索馬裏發生普遍饑荒和嚴重的內亂時，布什決定把 28000 名美國士兵部署在索馬裏以維持治安，並向索馬裏運送了大量的人道主義救援物資。這一行動在美國國內很有感召力，在國際上也頗得人心，它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地制止了饑荒和派別戰爭。〔 24 〕布什簽署了《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並把它交給參議院批准。布什的政策同裏根的政策的差別在于他不再強調意識形態，因此在對待右翼政府的態度上，他不再像裏根政府那樣主要以意識形態來決定政策。在對南非的政策上，他接受了國會的表決，執行禁運，對白人政權施加了更大的壓力。他對納爾遜?曼德拉 (Nelson Mandela)1990 年對美國的訪問表示了歡迎，並加大了對薩爾瓦多政府的壓力，要求對死刑隊和其他侵犯人權的機構實行更多的制約。
完全在後冷戰時期上臺的克林頓是遵循卡特的傳統進行競選的，他批評共和黨的在任者抛棄了處理世界事務的人道基礎。 1992 年，克林頓反複批評布什不注重和海地等國家的人權。他許諾，他將使民主，即更廣泛的人權觀念成爲外交政策的主要議題。他任命克裏斯托弗 (Warren Christopher) 爲國務卿，後者有在卡特政府工作的經驗；任命沙特克 (John Shattuck) 爲人權和人道事務助理國務卿，部分原因是因爲他曾爲美國市民自由聯盟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工作過。他的國防部長阿斯平 (Les Aspin ) 也主張五角大樓應更多地關注民主和人道事務。許多克林頓任命的官員都有在私人人權組織中工作的經驗。總統國家安全顧問萊克 (Anthony Lake) 在卡特政府期間曾是國務院政策計劃司司長，他的副手伯傑（ Samuel R. Berger ）也曾經是這個計劃組的成員。一位捷克政治避難者的女兒，具有強烈人權主張的奧爾布賴特（ Madeleine Albright ）被任命爲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在克林頓的第二個任期又被任命爲國務卿。冷戰時期，美蘇之間的競爭是最緊迫的問題，任何幹預都是可能造成雙方鬥爭的潛在危險。然而在冷戰結束後的 90 年代，波黑、索馬裏和海地的情況已有所不同。 1991 年海地塞德拉斯（ Raul Cedras ）將軍領導的一次軍事政變推翻了通過民主選舉産生的阿裏斯蒂德的政府，後者被迫流亡美國。如果這一事件發生于冷戰時期，美國政府很可能會因塞德拉斯將軍的反共立場而承認他的政權，但是布什政府毫不含糊地譴責了海地軍政府，支持安理會作出的一系列對海地實行經濟制裁的決議，並歡迎加利的私人代表卡普托（ Dante Caputo ）與塞德拉斯談判恢複阿裏斯蒂德的權力。讓聯合國的官員進入西方勢力範圍可以說是一個前所未有的舉動，這在冷戰時期是不可想象的。 9 月 19 日美國對海地發動直接軍事入侵，使阿裏斯蒂德得以重返海地擔任總統。在這次軍事行動的前夕，克林頓在一次全國講話中解釋了行動理由，他提出的推翻塞德拉斯政權的四條理由中的第一條就是，“海地的軍人統治嚴重侵犯人權”
在索馬裏，當 1993 年 3 月饑荒明顯消除後，克林頓政府強烈支持聯合國安理會的決議，幫助重建索馬裏的“國家和地區體制以及平民政府”。
克林頓在中國問題上表現得搖擺不定。他從來沒有停止過指責中國的人權狀況，在他當政的第一年，他通過行政命令把中國的貿易最惠國待遇同中國改善人權狀況聯系在一起。但是到 1994 年 6 月，克林頓宣布切斷這一聯系，這是因爲美國在中國有持久的經濟利益，在亞太地區同中國有共同的安全利益，它也需要中國在核不擴散等全球問題上的合作。
克林頓像卡特一樣贊同國際人權標准，許諾推動有關兒童、經濟和權利的人權公約。在克林頓的支持下， 1994 年秋季參議院外交關系委員會建議美國批准聯合國反對歧視婦女的條約。在 1993 年聯合國維也納人權大會上，美國政府接受了把權作爲人權的組成部分的觀念，這一觀念長期以來受到貧困國家的支持，但一直遭到美國的拒絕。雖然克林頓對如何對前南斯拉夫的戰爭做出反應態度曖昧，但他還是向聯合國設立的戰爭罪行法庭提供了相當大的外交和財政支持。
然而，冷戰結束以後，美國國內的孤立主義開始增長，把注意力放在國內的要求更加強烈，在對外關系上更加注重經濟利益和低代價的對外介入。當 1993 年 10 月美國的 8 名軍事人員在索馬裏被殺害時，許多國會議員和大部分公衆輿論認爲，結束索馬裏饑荒的努力不值得以美國人的生命爲代價。當 1994 年盧旺達的種族滅絕和內戰奪走了大約 5 萬人民的生命時，美國國內幾乎沒有什麽壓力迫使克林頓介入盧旺達。美國政治文化中美國第一的傾向和美國的孤立主義在長達 40 年的冷戰之後成爲國內的主要力量，克林頓強調的重點常常是經濟以及城市、犯罪和等一系列國內問題。
三、關于美國人權外交的爭論
美國關于人權的和它近年來的人權外交引起了許多爭論，這些爭論涉及到一些問題，例如什麽是人權？人權是否僅僅屬于主權的管轄範圍？如果是，那麽一國或多國政府是否有權幹涉屬于他國主權範圍內的人權事務？人權意識和主權意識可能在什麽背景下發生沖突？等等。篇幅所限，這裏不可能對這些理論問題逐一討論，只打算指明關于人權外交的兩個方面：
一方面，現行的以主權國家爲主體的世界法律體系建立在各國平等和國家間條約具有神聖法律效力的觀點之上，建立在對以純國家制度爲基礎的地緣的認識上。它認爲不應有一個全球事務的強制者，國家之間應相互尊重各自的主權，在一個由主權國家組成的世界中，法律和政治上的平等排斥了任何使命的要求，包括爲了人道的目的進行幹預。
這樣，國家主權的思想不僅同帝國主義的行爲相對立，也同幹涉一國國內事務（無論在什麽情況下）的主張相對立。遭受過殖民統治的經曆使第三世界國家對于大國幹預其內部事務非常敏感，而且一般來說，只有持帝國主義態度的大國才有意志和能力來對違反人權的現象采取國際行動，然而，正是這些國家常常用所謂人權幹涉來作爲其反對其他不同文化和意識形態的國家的工具。人權幹涉的記錄證明這些大國並不是全球人權的真正保護者。關于這一點，文森特（ John Vincent ）的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他認爲，以不幹涉爲道德的理論所遇到的難題是，“一國內出現了令人不能容忍的行爲”（如納粹對猶太人的迫害和種族隔離制度對黑人的虐待）。但是沒有足夠的理由認爲幹涉者一定是公正的，並且有理由假設幹涉的結果會超出糾正所意識到的罪惡的範圍之外。事實上，即使承認一些特殊的情況可以爲幹涉辯護，也並不足以造成一個先例，使其他可能的幹涉者起而效法。
另一方面，與主權觀念在世界範圍內加強的同時，另一種新的觀念也在逐漸形成，這就是超國家的全球觀念。根據這種觀念，建立在主權國家基礎上的國際關系沒有能力處理人權的問題，應當對此進行改革，把更高的標准于每一個國家。從這種觀點來看，世界上存在著許多問題，發生了許多濫用國家權力和侵犯國內人權的事情，雖然有許多侵犯人權的情況不能通過國際幹預得到糾正，但也有一些是可以糾正的。如果一個強大國家的政府承擔起促進人權的責任，即使它是出于自身安全考慮，也會同時給世界帶來一些好處。即如自由社（ Freedom House ）的文件所說：“民主國家必須關心其他國家的內部事務。幹涉不總是錯的……。”
國際幹預也可以求助于某些國際組織，但在其中大國的作用仍爲關鍵。然而這種看法有三個關鍵的弱點，首先它暗含一個假定：西方民主國家是尊重人權的典範，因而在這些國家中一般不存在侵犯人權的現象。幹預只是發生于非西方民主國家的事情。這樣，持這種觀點的人在提到國際幹預時，便沒有考慮是否其他國家的政府也可能有權以促進人權爲名幹涉西方民主國家的內部事務，例如以美國印第安人或其他少數種族的權利受到侵犯爲由來幹涉美國的國內事務。
其次，根據主權觀念，民族自決被看作是至關重要的人權，其重要性高于個人權利。但是如果一個國家喪失了主權，它的內部事務因此由另一國政府和另一個種族或民族所決定，那麽這個國家的人民哪裏還有什麽自由、平等可言？
第三，西方的人權標准是以西方現行民主制度爲樣板，但是如果指的是包括範疇在內的人權，那麽一個國家的政府就有必要承擔保障全體人民最起碼的生存權利的責任，這樣就家來說，就必須選擇能爲經濟發展創造前提條件的政治模式，而這在曆史、文化、民族、觀念和發展環境特點不同的發展中國家，將有別于西方國家。于是，如果用同一的標准來衡量政治制度狀況，尤其是處于轉型階段的政治制度狀況，其結果可能不僅不利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建設，也更不利于保障人權。
最後，人權主要不是抽象的法律或道德，對它的關注在國際鬥爭中常常同其他利益交織在一起，冷戰它可能成爲西方國家意識形態鬥爭的工具，後冷戰時代它可能成爲強國在世界推行政治、經濟和文化統治的工具。因此令人可以理解的是，反對這種統治的鬥爭也常常會以駁斥甚至抵制西方人權觀念的形式出現。在這種情況下，雖然似乎沖突的中心是人權問題，但實際上卻往往是涉及國家主權或經濟利益的鬥爭。正因如此，它常常不是在一個理論範圍內所能解決的問題。然而，盡管如此，我們也應同時看到，世界普遍的人權觀念正在逐漸形成，人權保護已進入國際領域。各國至少已形成了如下一致看法：如果一個國家的人權狀況威脅到臨近國家的安全與和平，或者超出了大多數國家所能容忍的程度，國際便有責任采取集體制裁和人權保護措施，這些情況包括：侵略與擴張行爲、種族隔離制度、制造或驅趕難民
具體到美國的情況來講，美國的人權外交中還存在著另一個問題：其外交政策中國家利益和道德考慮之間存在著明顯的矛盾。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之所以被看作是相互對立的外交政策思想，就是因爲長期以來人們在理論上傾向于一個看法，即注重實際的國家安全與公民的經濟和社會福利的外交政策，與反映像自由和公正這樣的價值的外交政策之間存在著不可避免的沖突。關于美國的外交政策有人說，“在我們根據美國的經濟、政治和安全利益和根據我們的人權利益而傳統地界定的外交政策之間將始終存在著沖突。”
我們這裏的重點不在于討論哪一種外交政策更恰當，而在于指出，由于上述沖突，一國政府無論怎樣信奉道德原則，它在制定外交政策時都不可能忽略國家利益而完全依照道德原則行事。冷戰時代這一現象非常突出，當美國把最高的國家利益看作是在冷戰中取勝，從意識形態的角度把社會主義看作是對人權的最嚴重的侵犯時，人權外交往往服從于冷戰的需要。當然這樣說也並不排除美國的決策者時而有在全世界追求人權的真誠願望，但是從實際例子來看，顯然，一旦這種願望同國家利益發生沖突，那麽置于優先地位的就只可能是國家利益。美國外交政策中國家利益和道德考慮的矛盾體現在許多方面，其中一個最明顯的例證就是國會立法中的但書，它明確規定如果武器出售和對外援助符合國家利益，那麽有關的侵犯人權的國家就可以被當作例外。這常常是美國行政部門違反其道德原則的藉口。這樣，即使是在卡特政府下人權外交達到高峰的時期，這個政府也在大量場合下利用這一但書對侵犯人權的國家進行援助。例如對巴拉圭的貸款，理由是幫助貧困人口；對土耳其的援助，理由是出于安全的考慮。
按理講，依照美國的法律規定，一旦發現一個國家不斷大量侵犯人權，就應取消對這個國家的援助和武器出售，然而這些法律允許有例外。關于安全援助，國會要求國務院報告繼續向該國提供援助的“特殊”環境說明，以及是否“根據所有的事實提供這樣的援助是符合國家利益的”。但是國會從未闡明什麽是特殊的環境，或什麽應當被看作是國家利益。實際上，如何看待“貧困人口”、“特殊環境”和“國家安全利益”這些問題，無疑帶有很大的主觀性，如果目的不同，所作的解釋就可能完全不同。而且，由于安全援助從來都是基于國家利益的考慮，所以幾乎所有的例子都可以構成例外。
關于經濟援助，在大多數情況下，可能更不容易判斷援助是否直接有利于貧困者。許多美國的雙邊援助和大多數通過國際機構管理的援助都是爲了和基礎建設，雖然這些援助有助于一個國家的發展，但這些發展所帶來的好處卻不能直接達到最貧困的人口。這些援助的理論基礎是，援助一個不發達國家的最適當的是幫助它實現工業化、技術化，否則它便不能加入到世界經濟中來。這樣做的效果將是潛移默化的，它最終會使其公民富裕起來。但另一個可能産生的問題是，許多不發達國家貧富之間的差別往往在國家發展的時候相應擴大，而上述效應卻非常緩慢或不易察覺。但是如果援助項目僅僅給予貧困者，它並無助于一國經濟的發展，這個國家在未來可能仍然貧窮，因而從長期來看對該國人口並不利。
從實際情況看，美國從未對對于它來說有重要戰略意義的非民主國家運用過人權外交，三個典型的例子是菲律賓、韓國和伊朗，這些國家都曾有令人發指的鎮壓人權運動的記錄，但它們又都是美國對外援助或安全援助的主要接受國（伊朗的情況從宗教領袖霍梅尼 1980 年執掌權力後發生了變化）。從美國的角度來看，維持這些國家的政權穩定對于美國的利益來說是生命攸關的，這意味著美國不可能利用援助手段來對它們施加，也意味著它更容易對一些戰略上不重要的小國象征性地采取這樣的措施。
四、未來美國外交政策中的人權因素
從美國政府人權外交的來看，卡特政府時期是它的開端，自布什政府之後趨于平穩。今後美國政府的人權外交會向什麽方向發展？它對于國際關系，特別是中美關系會有什麽，這些都是非常值得關注的。在討論這個問題之前，關于美國的人權外交有三個要點需要強調指出：
首先，我們知道，在美國外交戰略中始終存在著孤立主義與擴張主義的矛盾、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的矛盾；後冷戰時期美國外交目標方面存在的爭論是，在其三大外交政策目標、安全和人權中究竟應以哪一個爲重。上述這兩個判斷都同美國的人權外交有著直接的聯系。因爲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對立的另一種表達就是國家利益優先還是道德優先，而在經濟、安全和人權三大目標中，前兩者代表了對國家利益的考慮，即現實主義，後者則代表了道德考慮，即理想主義。正如美國學者莫沃爾（ A.Glenn Mower ）所說：“給予人權什麽樣的優先考慮的問題，實際上是一個‘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之間舊有爭論的當代表達，即在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之間，究竟哪一個應當成爲外交政策的主導思想”因此，人權外交雖然是當代國際的新現象，但在美國的對外關系史上卻始終以不同的形式而存在。
在一些者的觀念中，美國的人權外交主要産生于其 70 年代後期對外戰略調整的需要，以往發表不少論著也都持此種觀點。然而，我們不應忘記外交是國內的延續這一公認的命題，尤其是像美國這樣一個國家，其外交政策決策程序完全不同于許多政治權力集中化的第三世界國家，甚至不同于一些西方民主國家，其外交政策的制定是行政部門、國會、利益集團、輿論等衆多因素相互平衡的結果。因此，美國人權外交的首要推動力是其國內政治的發展，是 60 年代中期的一系列國內政治運動和政治事件，包括民權運動和反越戰運動，而不是冷戰中爲同蘇聯爭霸而調整國際戰略的需要，這一點在前文談到的卡特上臺前後美國人權外交産生的國內背景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如果沒有這些國內因素的推動，美國外交政策在卡特政府時期打出人權外交的旗號就是不可能的（卡特是打著人權外交的旗幟進行競選並以此而當選的），卡特之後曆屆政府在不同程度上繼續推行人權外交，也是不可能的。是美國政府爲了推行人權外交，以要求或授意國會通過有關立法作爲准備，還是正相反，國會在國內政治潮流的推動下，通過立法來限制政府的外交行爲，要求政府在對外援助中把人權作爲考慮因素之一？關于這一點，美國學家小施萊辛格的一句話講得很確切，他說， 70 年代中期，“國會著手把人權問題強加于最高行政當局，國會運用立法權禁止和限制對‘嚴重侵犯國際公認的人權’各國提供經濟和軍事援助。”
關于美國政府和國會在外交決策方面的制衡關系，中國國內的者在經曆了近年來中美關系中發生的一系列事件後恐怕已經很熟悉了。專注于美國人權外交研究的福賽思（ Forsythe ）也認爲，“卡特政府對人權問題關注的根源主要在于國內政治，而不是純粹對在國外運用道德的關注。無論卡特的個人道德和他在大選中對吸引人的辭藻的設計起了什麽作用，他的政府相信把注意力集中于人權爲建立關于外交政策的輿論提供了一個基礎。卡特和民主黨的領導人都認爲，一攬子反共産主義的舊有基石已不再能作爲調動國內支持的辭藻起作用了。……所有關于人權的辭藻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國內，當萬斯說‘我們開始認識到美國在世界上是最強大的，既然它的人民的價值觀是最強大的’，他正是暗示了美國外交政策的這一國內基礎和道德傳統。”這些觀點都表明美國的國內輿論和國會的壓力傾向是美國人權外交的主要動因。
第二，美國的曆史學家和政治學家都承認，美國外交政策具有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兩種傳統，這兩種傳統在曆史上交替地起主導作用。在中國的學者中，也已有人接受了這一觀點並對之做過詳細論述。例如王緝思的文章《美國外交傳統與對華政策》強調“美國外交思想中存在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的矛盾”〔 35 〕，並對它們各自的主張和表現形式作了詳盡分析；元簡的《冷戰後理想主義思潮的發展及其對美國外交政策的影響》在談到理想主義對卡特外交政策的影響時寫到：“民主黨有重視理想主義的傳統；卡特本人被認爲是威爾遜之後最提倡理想主義的總統”。
說美國外交政策在某一時期受理想主義的主導，或“美國的人權外交是美國理想主義外交傳統的當代表現形式”，並不是在美化美國的外交，在國際關系中以及在我們對美國外交政策的分析中，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這兩個概念都不帶有任何價值判斷，正如我們在分析美國的國內政策時，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兩個概念不帶有任何價值判斷一樣。追求道德理想的外交政策可能導致在世界上強制推行民主和人權，用各種手段，包括經濟制裁和軍事幹預，來對不同制度的國家施加壓力，使其發生制度上的根本變化，美國政府近年來在外交方面不乏這樣的事例，例如在推行人權外交時期，美國國會于 1992 年通過了“古巴民主法”， 1996 年又通過了“赫爾姆斯－伯頓法”，規定要對古巴、利比亞和伊朗進行貿易的外國公司進行制裁。對于古巴更是把它的“民主化”列爲對它取消全面經濟制裁的條件。另一方面，注重國家利益的外交政策則可能導致在冷戰中不計較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方面的根本差別，而把戰勝冷戰對手當作主要目標，同時與主要對手的對手結成某種戰略關系。這正是美國在冷戰結束以前對中國所做的，那時，出于冷戰的需要，美國並不把中國的人權問題當作雙方發展關系的嚴重障礙。況且，從理論上說，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可能在某一點上走到一起，那就是，當美國認爲民主國家之間無戰爭，對美國和西方的最大戰爭威脅來自那些非民主國家，從而把在全世界推行民主和人權當作最大的國家利益之時，它們之間的界限就可能變得模糊了。這也可以從相反的方向來得到證明：人所共知的美國現實主義外交政策的代表人物之一基辛格，就把他的現實主義政策解釋爲也是理想主義的，他說，“追求美國的實力就是符合道德的，因爲它旨在使所有自由的人們最終得到安全和維持均勢。”他的一個典型辯解方式是向美國駐聯合國代表團提出這樣的問題：“如果我們危害了自己的安全（通過諸如保護人權的行爲），就服務于道德目的了嗎？”
第三，非西方國家的人或非美國人常常很難理解和相信，在大多數美國民衆看來，他們和他們的國家在全世界追求民主和人權是出于真誠的動機。這正如許多西方或美國民衆不能理解，爲什麽第三世界的國家，包括中國，把生存權和發展權當作基本人權，而且可能是優先的人權一樣。這些僅僅用資本主義國家統治階級的欺騙是不能解釋的，更深層的原因是兩者多方面的差異，既有經濟發展水平方面的，也有基本的文化和觀念方面的。美國的政治文化帶有一個甚至不同于其他西方國家的獨特特征，即美國人把自己看作是上帝的選民，有責任在全世界追求自由，並認爲美國外交政策應當反映這一形象
美國式的民主制度應當推廣到全世界。美國人的這種傾向雖然不是時時在其外交政策中表現出來，但它卻是形成美國理想主義外交傳統的基礎。也正是由于存在著産生于國內的來自“美國例外論”的要求，美國的外交政策才比任何一個其他西方國家都表現出了更多的理想主義色彩和人權要求色彩。只有了解美利堅民族看待世界的這一獨特方式（無論它有時多麽討嫌，或給其他國家和民族帶來多麽不可接受的後果），我們才可能理解美國外交政策中的理想主義傳統，從而進一步理解美國今日的人權外交。唯有如此，我們才可能對需要應付美國的人權外交有一個長期的心理准備（美國人權外交不是簡單地經過對外戰略的調整就能放棄的），也才可能有的放矢地采取適當的對策。從存在的一些情況來看，美國的人權外交不會逆轉，這是由以下情況所決定的：
1. 人權是美國人的基本價值觀念。 1776 年的美國《獨立宣言》就已提出了人民權利的觀念，反對英國殖民統治的革命成功之後，這些權利首先在各州的憲法中以的形式規定下來，以後又在聯邦憲法中以憲法前十條修正案形式規定下來（即著名的權利法案）。 60 年代蓬勃高漲的美國民權運動推進了不同種族間的權利平等，並使權利思想更加深入人心。權利觀念或人權觀念在美國人心目中已根深蒂固，不可動搖。另一方面，正如美國中國問題專家奧克森伯格（ Michel Oksenberg ） 1996 年 9 月 2 日在美中交流中心回答提問時所說，美國是一個多種族和民族組成的社會，這個社會需要有一種共同的東西把不同的人凝聚在一起，這就是統一的價值，人權就是這樣的價值，因此它是美國立國之本。再加上上文所提到的以“美國例外論”爲基礎的對外政策上的理想主義，今後“人權注定將保留在美國的外交議事日程上，美國在這個問題上沒有選擇的余地，美國將來不會放棄人權外交”。
2. 美國政府的人權外交被認爲是有成效的。美國政府對其人權外交或人道幹預的自我估計很高，它把許多拉美國家和亞洲國家走上民主化的道路歸功于此。蘇聯的解體和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瓦解，更被它看作是美國在全世界追求人權和民主的成果。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在提到 70 年代開始出現的世界第三次民主化浪潮時，所列舉的兩個國際因素之一就是美國通過人權外交來促進世界各國的民主化。他在發表于 1991 年的文章中說，“ 70 年代和 80 年代美國是民主的主要促進力量。”
3. 美國政府的人權外交已經制度化。從卡特政府開始，政府設立了一些把人權考慮納入外交決策過程的機構和制度，如國務院下新設立了一個司——人權和人道事務司，其司長被授予助理國務卿的頭銜，由此提高了該職位在國務院中的地位。自 1976 年起，政府根據國會立法逐年發表各國人權狀況報告，這個報告受到高度重視。
此外，人權已不僅是某一個政黨關注的問題，而是自卡特政府以來兩大政黨，包括兩屆民主黨、兩屆共和黨政府在不同程度上正式承擔的責任。這表明了人權作爲外交政策因素的持久性。而且，政府對外雙邊和多邊經濟援助和安全援助都要受到以促進人權爲目標的法律條款的限制。
4. 意識形態的公開鬥爭隨著冷戰的結束而結束，美國人權外交的雙重標准問題不再十分突出。在冷戰的國際背景下，美國人權外交中存在著不斷受到國內和國際輿論批評的雙重標准問題，即對不同意識形態和不同冷戰陣營的國家采取不同的人權標准，把人權外交作爲意識形態和冷戰的工具。這個問題隨著冷戰的結束，變得不再突出，雖然美國政府毫無疑問仍然會繼續使其人權外交服從于其全球戰略，但它外交政策目標的自相矛盾將會減少。
5. 隨著許多亞、非、拉美軍事獨裁國家開始走上民主化的道路，美國外交政策中國家利益和道德考慮之間的沖突逐漸減少。與上一個情況相關的是，自 80 年代以來，全世界大量非民主國家開始走上民主化的道路，與美國戰略利益相關的一些發展中國家近年來都在向民主制轉變，其人權狀況有了很大的改善。這減輕了美國外交決策中國家利益和道德考慮之間的沖突，更易于促使美國從人權的角度去作出外交決策。
6. 美國國內輿論和國會對美國外交政策的影響有所加強。美國國內輿論越來越重視國際人權，特別是在美國國內基督教右翼勢力複活和爭取少數群體權利運動取得有限成功的背景下。同時，國內輿論對外交的影響有所加強。這表現在任何美國重要的政府官員在國際公開場合都必須談論人權，表明美國對人權問題的立場，否則就會受到國內輿論的強烈批評。一項表明美國在人權問題上強硬立場的對外政策容易得到美國國內輿論的同情，反之則容易招致指責。美國的政治官員都非常重視輿論傾向，因爲這關系到他們在民意測驗中的得分和下一次當選的機會，因此美國外交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要受輿論的左右。另一個影響因素是，美國國會在外交政策方面的發言權自 70 年代以來明顯提高，而國會作爲立法部門曆來比行政部門在國家利益和道德考慮兩者之間更傾向于後者。此外，重視人權不僅是國會的傾向，而且還有許多制度保障：國會的下屬委員會負責監督國會頒布的大量與國際人權有關的立法的執行情況，政府也必須逐年向它提交關于各國人權狀況的報告。
7. 與不同政治制度的國家進行鬥爭仍將是美國的一個長期目標。雖然冷戰已經結束，公開的、激烈的國際意識形態鬥爭已經不複存在，但是兩種政治制度的鬥爭並沒有消失，雖然是以以往不同的形式。在共産黨國家中推進民主和人權就是當前的一種形式，因爲這些國家都被指責爲非民主國家，嚴重侵犯人權，並被看作是對民主國家的潛在威脅。
然而，盡管存在著上述因素，美國的外交政策不會被導向完全的理想主義，因爲“美國例外論”只是美國政治文化的一個方面。實用主義而不是道德主義、物質主義而不是深刻的思想、安全而不是倫理，也全都是美國遺産的一部分。引用小施萊辛格的話說就是：“美國外交政策的後果充滿了自相矛盾”。“美國外交政策的概念是經驗和命運之間舊有爭論的反映——美國被看作是許多國家中的一個，像其他國家一樣有天使的沖動和掠奪的欲望的傾向；還是被看作是上帝所選擇的救世主來拯救墮落的世界。每一種看法都孕育出其思想類型。第一種産生于曆史和對待世界事務的經驗上的爭論問題。第二種産生于神學和神學世俗化中的問題。這兩種方法之間的沖突表現在美國人靈魂的分裂上：信奉經驗和遵從教條。”
換句話說，現實主義、注重國家利益的傳統也會同時在美國的外交政策中起重要作用。而且，近年來美國國內政治上的保守主義、國際關系上的孤立主義正在同時滋長，它們也會成爲一種抵銷因素。
http://www.100paper.com/100paper/zhengzhi/zhengzhixiangguan/20070623/27482_4.html
美國的人權外交與其全球戰略＞中國社科院：熊志勇
在今天的世界上，許多國家都把維護人權作爲對外政策的一個組成部分，但出發點並不完全相同。本文討論美國的人權外交特點。
一談起人權問題，人們往往總是想到那幾十個有關的國際公約，似乎這是一場法律上的鬥爭，若不充分引述國際條約就不足以證明自己立場是正確的。然而，喜歡用人權問題開展外交攻勢的美國卻很少顧及這些條約。一些重要的人權國際公約它都沒有參加，理由是這些條約的某些規定與其國內法相沖突，如１９６６年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１９７３年的《禁止並懲治種族隔離罪行國際公約》和１９８４年的《反對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處罰公約》。一位知情人這樣評述說：“這個政府（指裏根政府）的發言人在表示對違反人權事件的關注時極少引用國際人權宣言，在其官方聲明中人們極難找到構成國際關注和行動的法律基礎的國際宣言或條約。”這種情況說明，美國的人權外交並非是針對人權問題本身，它另有企圖。對過去十幾年美國人權外交的起源和執行情況作個回顧，便能看清這個問題。
７０年代初，世界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美國已不能靠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采用的冷戰戰略取得優勢。首先，美蘇力量的對比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在經濟上，據美方估計，蘇聯的經濟力量在１９５０年相當于美國的３０％，而在１９７０年時上升到５５－６０％。在軍事上，１９６２年美蘇戰略核武器件數的對比，美國以四比一遙遙領先。但到１９７２年，蘇聯方面增加了７倍，美國只增加了１倍，二者相當。在常規軍備方面，蘇聯依然保持著自己的優勢。尼克松承認：美國“過去在和蘇聯的對峙的局面中，已經陷于不利的地位”。此外，蘇聯對東歐國家和古巴的控制，對北越的軍火供應和在中東阿拉伯地區影響的擴大等情況都使美國感到不安。其次，美國在越南的失敗使美國在世界上的聲望大大下降，尼克松總統主張從對抗走向談判的緩和政策被視爲是美國軟弱的表示，一些盟友也不那麽聽從其發號施令。第三，６０年代末美國國內的各種群衆性運動尚未平息，越戰失敗又帶來了嚴重的信任危機，特別是水門事件的發生更加深了社會和政治的矛盾。美國人哈斯指出這是“對美國通過武力和施加經濟影響來推行其生活方式的能力感到失望”的時代。
在這種情況下，美國統治者需要重整旗鼓，尋求一種新的外交政策來鞏固美國在世界上的超級大國地位。美國學者評論說：“可以理解，新政府要爲外交政策尋求一種與其前任方法不同的道德重心；可以理解，它要力圖向美國公衆和其他國家展示一種有吸引力的象征，使其外交政策合乎情理，並擺脫重複、支配和失敗的污名。”卡特在宣布競選總統時提出：“現在需要重申和加強我們道德上、精神上和政治上的信仰。”後來，他又更詳細地作了說明：“我們的外交政策的基礎不應是軍事實力，也不應是政治力量或經濟壓力。它應該以事實爲依據，即我們是正確的、誠實的、高尚的、真摯的和值得尊敬的。”這裏所說的“道德重心”或“事實依據”就是要在人權問題上作文章。
由于談人權問題往往同道德或信仰聯系在一起，一些美國學者或官員聲稱人權外交是“理想主義”的。但實際上，美國政府要員和官方文件卻是以另外一種方式來論述這種外交。卡特總統以“人權總統”而聞名于世。在他政府擔任國務卿的馬斯基曾明確地指出：“我們所作的這一切不是出于一種天真的理想主義，也不僅因爲它是正確的……。從最冷靜和實際的意義上講，我們認爲強調人權就是要服務于我們的國家利益。”當時，美國最大的國家利益就是在緩和的形勢下同蘇聯進行一場新的較量，盡力遏制蘇聯的攻勢，鞏固和擴大美國在世界上的影響。這也是美國的全球戰略目標。卡特的國家安全事務特別助理布熱津斯基是這樣說的：“我強烈地認爲，把人權作爲美國外交政策的組成部分而著重強調將能向第三世界的新興國家顯示我們民主制度的確實存在，與我們對手的政治制度和作法形成鮮明的對比，從而促進美國的全球性利益，使美國忠于最能反映美國的本質的這一觀念，將是回答蘇聯在思想意識上的挑戰的最好辦法。”裏根政府中負責人權事務的助理國務卿艾布拉姆斯在１９８３年１０月１２日的講話中說：“我們不得不作出的結論是，東西方的鬥爭與人權有極大的關系。有評論說這屆政府把人權政策放在東西方的框架中，我現在可以承認這種評論不是一種批評，而只是說明了事實。在我們看來，阻止共産黨集團奪取任何國家便是人權事業的真正勝利。”可見，美國推行人權外交是有非常具體的目標的。雖然它的總方針是同蘇聯搞緩和，但它並不甘心只在談判桌上討價還價，還試圖利用人權問題來打擊蘇聯。
爲了推行這種人權外交，美國作了三方面的准備。一，制定了一批有關人權的法令，使人權外交有國內法可依；二，設立專門機構處理人權事務；三，編寫年度人權報告，作爲具體推行人權外交的事實依據。
７０年代初，美國國會在批評尼克松的對外政策時提出了人權問題。１９７４年，美國國會在討論貿易法案時，參議員傑克遜不顧基辛格的反對，堅持要把蘇聯對猶太人移民限制問題同最惠國待遇聯系在一起。１２月２０日，國會通過了被稱爲傑克遜－瓦尼克修正案的規定：如果非市場經濟國家（１）不給予其公民以移民的機會或權利；（２）出于任何理由和目的對移民或移民所需的簽證或其他文件征收高于正常的稅款；（３）對那些因打算遷往其自行選擇的國家的公民征收高于正常的稅款、罰金、手續費或其他費用，美國將不給予這些國家以最惠國待遇。此後，國會又在幾十個修正案和新法令中作出有關人權的規定。其中最重要的有３個。分別把軍事援助、經濟援助和財政援助同人權狀況聯系起來。１９７８年，國會對１９６１年的對外援助法令進行了修訂。在第５０２Ｂ款中提出美國外交政策的一項主要目標是“增進對國際承認的人權和基本自由的尊重”，規定“對其政府持續大量違反國際承認的人權的國家不提供任何安全援助”，任何國際安全援助項目的安排都要有助于促進對人權的尊重，聲稱美國不同那些不給予其人民以國際承認的人權的政府合作。１９７４年和１９８４年，國會兩次修訂了這個對外援助法令的第１１６款，規定不向“持續大量違反國際承認的人權的任何國家政府”提供經濟援助，同時授權總統使用每年不下于３００萬美元的基金，“研究確定、公開實行鼓勵或促進使國際人權宣言所提出的公民和政治權利得到更好地遵守的項目和活動”。後來，國會又通過決定，第１１６款還適用于農産品的授受和海外私人投資公司的保險業務。１９７７年的國際財政援助法令規定：美國將利用其在國際複興和發展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中的影響和投票權來制止向“（１）持續大量違反國際承認的人權……，（２）給因劫持飛機犯下國際恐怖主義罪行的個人提供庇護”的政府提供任何財政援助、貸款和技術援助等。
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兩項法令都給美國政府留下了回旋余地。第５０２Ｂ款規定在“特殊的情況下”，在涉及“美國的國家利益”的情況下，國務卿可以提出繼續給予違反人權國家以安全援助。第１１６款規定的例外情況是“這類援助將直接有利于這些國家的需要幫助的人們”。這樣，美國政府便可以以國家安全或人道需要爲理由，對那些它認爲雖違反人權但有必要提供援助的國家繼續給予支持。
第二項准備是１９７７年國會決定在國務院內設人權和人道事務司。這個司的任務是：（１）了解世界各國的人權情況；（２）提出根據法律規定的政策建議；（３）起草給使館的有關指示；（４）向使館發出調查問題；（５）同各地區司及各國駐華盛頓大使館保持聯系。
第三項准備便是由人權和人道事務司會同駐外使館和其他有關部門和機構編寫世界各國的年度人權報告。這份報告本是一種內部文件，但爲了利用其內容的宣傳作用，經刪節後公開發表，以便對有關國家的政府形成一種壓力。人權報告的內容反映了美國的人權觀。１９７７年４月３０日，美國國務卿萬斯談話中把人權內容劃分爲三個方面：（１）“人的完整不受政府侵犯的權利”，侵犯內容指折磨，殘酷的、非人道的、或污辱性的待遇和懲罰，隨意逮捕或監禁，不給予公平的公開審判和侵犯住宅；（２）“滿足生活必需如食品、住房、醫療和教育的權利”，當然這種權利的滿足在一定程度上要與國家的經濟發展階段相適應；（３）“享有公民和政治自由的權利”，這包括思想、宗教、結社、言論和新聞的自由，國內外移民的自由和參加政府的自由。這三方面的內容都包括在早期的人權報告中。助理國務卿克裏斯托弗指出：“我們認爲所有這三類國際承認的人權都是非常重要的。”〔9〕然而，到了裏根總統時期，美國政府卻把人權內容減爲兩類：（１）人的完整不受侵犯的權利，（２）享有公民和政治自由的權利。１９８１年的人權報告的導言作了這樣的解釋：“經濟和社會權的思想很容易被施行高壓的政府所濫用，盡管它們不承認其公民享有人的完整的權利、有公民權和政治權，但它們仍可聲稱它們在促進人權。事實上，這種爲鎮壓進行辯護的作法被廣泛地使用，決不應允許利用某一權力作爲否認其他權利的借口。爲此，在今年的報告中基本上不再使用經濟和社會權的說法。”但裏根政府在人權報告中加上了“工人的權利”一節。美國政府對人權範疇的這種理解一直延續至今。１９９０年人權報告的主要部分仍只包括：對人的完整的尊重，對公民權的尊重，對政治權的尊重，工人的權利。
雖然，美國強調不能用某類權力來取代其他類權利，但恰恰它自己也犯了這樣的錯誤，也就是以維護政治權和公民權爲借口而否認經濟權和社會權的重要性。美國人還有其他解釋。一種說法是在政治權和公民權得到尊重的地方，經濟權和社會權也自然“得到關照”。這種解釋是無法令人信服的。另一種說法認爲經濟權和社會權的標准不清楚，很難判定其具體狀況好壞。這種解釋是很坦率的。的確，即使在像美國這樣的資産階級民主國家，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也存在很窮的人。然而美國政府公布人權報告的重要目的是打擊其戰略對手－－蘇聯。對此１９８１年人權報告的導言作了這樣的表述：“限制蘇聯所能發揮的影響就是對人權事業作出的重大貢獻。在世界上堅持認真的人權政策就必須從政治上反對蘇聯，一遍又一遍地使蘇聯集團違反人權的情況暴露在世界面前。”如果，人權範疇包括經濟和社會權的內容在當時很可能達不到其預想的目的，還可能被別人借用來批評美國。
有了上述三方面的准備，美國便可以在國際鬥爭中運用人權這個武器。對于其主要目標蘇聯，美國采取了外交交涉、公開宣傳和經濟壓力的方法。由于蘇聯拒絕向傑克遜修正案低頭，美國在１９７５年停止給蘇聯以最惠國待遇，這種狀況延續至今。１９７７年１月，美國國務院發表聲明，支持蘇聯持不同政見者薩哈羅夫，批評蘇聯不給其言論自由是違背了國際承認的人權標准。２月，也就是在卡特上臺一周後，他複信薩哈羅夫，表示美國堅決支持他在人權問題上的立場，美國將進行斡旋爭取蘇聯政府釋放政治犯。這是美國領導人第一次直接寫信給蘇聯持不同政見者。２月１８日，美國又向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提出要蘇聯提供有關被捕的不同政見者情況的要求。３月，卡特與副總統蒙代爾在白宮接見剛剛流亡到美國的蘇聯持不同政見者布科夫斯基。以後，美國政府不斷地發表聲明和定期發布新聞，還通過美國之音等傳播工具來抨擊蘇聯在處理不同政見者方面和其他違反人權的情況。如１９８６年的人權報告中說：“蘇聯在人權領域中的表現甚至不能達到可接受的國際標准的最低要求。憲法正式規定了大多數國際上承認的人權，並保證要有教育、醫療和工作的權利。然而在事實上，這些權利都受到國家利益優先的理由的限制。”１９８１年底，美國以蘇聯支持波蘭政府軍管爲由對它實行經濟制裁，包括限制高技術的出口，推遲出售糧食的談判，停止蘇聯航空公司的飛機飛往美國等。
除蘇聯外，美國也利用各種機會在人權問題上打擊東歐國家和其他受蘇聯支持的國家。如以人權狀況極糟爲由停止給越南、老撾、尼加拉瓜等國的援助，譴責阿富汗政府的政治迫害行動，制裁波蘭。１９８５年１２月１１日是國際人權日。裏根總統在發言中頻頻對所謂共産黨集團國家進行攻擊，如指責羅馬尼亞的宗教迫害、保加利亞對少數民族的壓迫、波蘭繼續禁止團結工會、埃塞俄比亞利用饑荒懲罰其部分人民等。
當然，在人權問題上受到美國幹預的國家不只是蘇聯及其盟友，還包括一些拉美及非洲、亞洲的非共産黨領導的國家。美國政府常常聲稱在實行人權外交方面它是一視同仁的。如１９７７年，美國停止向阿根廷、烏拉圭等５個被視爲嚴重違反人權的拉美國家出賣警察裝備。７０年代末，美國停止對薩爾瓦多和危地馬拉軍人獨裁政權的軍事援助。１９８３年，因菲律賓反對黨領袖阿基諾被刺，裏根總統取消了對菲律賓的訪問。１９８５年，他又在國際人權日的講話中表示對菲律賓脫離民主傳統的趨勢“十分關注”。但這種措施都是臨時性的。如爲了支持薩爾瓦多親美政權同遊擊隊的作戰，美國很快恢複並大量向其提供軍援和經援。美國政府仍批准通過私人公司向危地馬拉出賣一些軍事裝備。
爲了說明美國的這種作法，用南非和南朝鮮的典型例子來作個分析。南非是一個以堅持實行種族歧視政策而臭名昭著的國家。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采取不同的方法反對其政府。美國政府也一再表示反對南非的種族歧視政策。１９７７年，美國在聯大投票支持對南非的武器禁運。１９７８年，美國代表在聯大會議說：“美國政府向南非政府明確地表達了我們的觀點，強調我們對人權的支持，呼籲消除種族歧視，全體南非人民應在平等的基礎上充分參預政治。”１９８６年１０月，裏根總統批准對南非實行經濟制裁。然而，美國政府這麽作並非是基于維護人權的道義，更多的是從其政治和經濟利益來考慮。從政治上講，美國非常擔心蘇聯利用這個形勢來擴大在非洲的影響。萬斯國務卿曾表示：“阻止蘇聯和古巴利用南非種族沖突的最好方法是美國支持由大多數人進行統治的事業。”〔11〕從經濟上講，美國同南非有著密切的關系。２０％以上的南非外來投資是來自美國的公司，以１９８４年的統計來看，投資額達到１５０億美元。南非向美國提供大量的戰略礦産品，１９８０－１９８３年間，南非開采出的鈷礦石的６１％，鉻礦石的５５％，鉑礦石的４９％等都出口到美國。因此，美國不想以人權爲名對南非采取非常堅決的措施。１９７９年聯大期間一些國家提出三項有關南非的提案，一是停止在原子能領域同南非合作；二是停止與南非的任何經濟合作，要求聯合國安理會考慮制裁問題；三是要求安理會宣布所有同南非的軍事和核合作都是對世界和平的威脅，采取強制性措施停止向南非提供這方面的物資和技術援助。聯合國絕大多數國家投票支持這個提案，而美國投了反對票。１９８１年以後，裏根政府主張用和平的方式逐漸影響南非當局來改變其政策，反對施加壓力。爲了避免對南非實行全面制裁，１９８５年９月，裏根曾發布一個對南非部分經濟制裁的命令，如禁止向南非政府貸款，但那些用于教育、住房等有利于全體南非人民的貸款不在此列。
美國對南朝鮮的政策也有類似特點。南朝鮮政權一直保持嚴重違反人權的紀錄。曾在美國國務院負責朝鮮事務的官員拉納德評論說：“只要沒有民主制度，只要不遵守國際公認的人權標准，南朝鮮就會繼續是個不穩定的國家，一個不斷給亞洲帶來麻煩的因素。”美國政府通過各種渠道向南朝鮮當局表示對那裏的人權狀況的關注，希望有所改善。卡特于１９７９年訪問南朝鮮時曾向主人提出一批政治犯的名單，表示關心他們的命運。對于被逮捕的反對黨領袖金大中，美國要求公開審理，不得處以死刑，並最終迫使南朝鮮當局于１９８２年將其釋放。１９８３年裏根訪問南朝鮮時也表達了同樣的關注。１９７７至１９８０年，美國５次在亞洲開發銀行和２次在世界銀行討論對南朝鮮的貸款時投了棄權票。但是正如萬斯指出的那樣：“鑒于南朝鮮對于日本安全和我們在東亞政治軍事地位的重要性，我建議我們繼續在（人權問題上）施加壓力，但不要把它同我們的經濟和軍事援助聯系起來。”在卡特任期內，每年美國向南朝鮮提供從１．３億到２．７６億美元不等的軍事援助。１９８０年，光州發生抗議戒嚴的示威。當局派軍隊鎮壓，死亡市民達數百人。事後，美國進出口銀行的總裁仍按原計劃訪問南朝鮮，並同意增加貸款。１９８３至１９８５年，美國政府支持亞洲開發銀行和世界銀行給予南朝鮮１６筆貸款，合計１１億多美元。
可以認爲，美國對南非、南朝鮮及其他一些親美政權所采取的政策是美國政府總結經驗的結果。在冷戰時代，爲了執行反共的戰略，美國到處支持那些右翼的獨裁政權，如南越的吳庭豔、南朝鮮的李承晚、海地的杜瓦利埃等。其結果嚴重地破壞了美國的“民主形象”。因此，７０年代後，美國很注意同那些右翼獨裁政權保持一段距離。助理國務卿艾布拉姆斯說：這是爲了使“美國與違反人權無牽連”。美國的這種作法初見成效。菲律賓、海地、南朝鮮等國的獨裁政權相繼垮臺，民主化傾向加強。這同美國的政策影響有一定的關系。
從以上的事實和分析可以看出，在１９８９年以前，美國人權外交的出發點並非是單純地就保護人權談人權問題，因爲它在貫徹所謂國際人權標准和本國的法律時是有“選擇性”的。這種選擇具有很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但它的出發點也不能狹窄地視爲是意識形態。因爲美國不僅抨擊蘇聯集團，也同樣對右翼獨裁政權進行批評和有限度地施加壓力。另外，值得提到的是美國在人權問題上對中國的態度。中國是一個共産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國家。７０年代中，美國政府從反蘇戰略考慮，放棄了堅持幾十年的反華政策，擺脫意識形態的束縛，同中華人民共和國關系正常化。雖然在１９８９年以前，美國對中國的人權情況也持批評態度，如１９８８年的人權報告指責中國實行“極權統治”，司法不獨立，公民自由受到嚴重限制，在西藏問題上侵犯人權等；１９８５年，美國國會通過決議，指責中國實行強迫性墮胎。但是，美國政府在這方面沒有采取更多的“懲罰性”行動。美國曾有人指責政府向中國出售軍民兩用高技術不符合與人權有關的法律，國務院官員回答說：不出售這種裝備“對中國的人權情況也不會有多大影響”，“作出向中國提供先進技術的決定是基于純粹戰略的理由，人權因素對這個決定不起任何影響”。因此，本文的結論是，１９８９年以前美國人權外交的出發點是其全球戰略，即同蘇聯爭霸的需要使它對蘇聯集團及其他有礙于同蘇聯進行較量的國家采取以保衛人權爲名的行動。
１９８９年，世界發生巨變。華沙條約組織的成員相繼脫離蘇聯的控制和放棄了共産黨的領導。對于這個重大的轉折，美國的人權外交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蘇聯集團不複存在，蘇聯本身也困難重重。在新形勢下，美國的戰略正在調整。它的人權外交的重點也勢必發生變化。１９８９年中國發生了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後，美國立即把鬥爭鋒芒指向中國，在西方國家中它率先采取制裁措施。兩年過去了，其他西方國家都已先後放棄制裁的政策，逐步恢複同中國的各種交往。但美國依然堅持原來的態度。最近，美國國會中甚至出現了一股反對繼續給予中國以貿易最惠國待遇的聲浪。是否中國如當年的蘇聯那樣對美國構成戰略威脅？布什總統的看法是否定的。在今年５月２７日的講話中，他在指出中國在亞太地區、國際組織中的重要作用之後，表示：“只要我們有機會同中國合作，我們就要利用這種機會。”所以，美國沒有從爭霸的角度用人權武器來攻擊和孤立中國的需要。那麽，美國是否單純地從保護人權的角度出發呢？回答依然是否定的，因爲美國尚未放棄在人權外交上的“選擇”作法。于是，剩下的問題便是美國是否要突出人權外交的意識形態特點？從目前的情況看，這點可能性最大。作爲新戰略的一個部分，美國將在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意識形態的鬥爭的全面進攻中使用人權武器。在全球結束冷戰後會出現局部地區的冷戰狀態，這就不能不使人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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