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利益
中國能否實現自己的戰略發展目標，取決于能否保持國內政治穩定，能否保持穩定又取決于能否維持經濟繁榮、及時應對各種危機事件、承受西方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的滲透與沖擊。
中國的政治利益首先是中國的獨立和自主。中國是一個有5000年曆史的大國，有自己獨特的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在西方國家全面主導和支配國際事務、中國長期處于弱勢地位的情況下，爭取國家獨立和政治自主就成了中國第一位的政治利益。新中國成立以後，中國取得了真正意義上的國家政治獨立。但西方國家一直沒有放棄幹涉中國內政、左右中國國際戰略的圖謀，維護國家政治上的獨立自主和平等主權始終是中國最重要的國家戰略利益之一。
冷戰結束以來，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在國際問題中的作用下降，但是以美國爲首的西方資本主義仍然對中國堅持共産黨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耿耿于懷，始終對中國采取“西化”、“分化”戰略，不斷以“人權”、“民主”等西方價值觀爲借口，幹涉中國內政。特別是，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入，深層次矛盾逐漸顯露，國有企業下崗和失業工人、農民負擔、腐敗、民族和宗教糾紛等問題不同程度地存在。國內外、境內外敵對分子、民族分裂勢力、宗教極端勢力（特別是法輪功等邪教組織）相互勾結，破壞我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越來越成爲威脅我國政治利益的新因素。
中國與西方在政治制度、文化價值觀等方面的競爭具有長期性。軟權力（SoftPower ）即文化利益成爲國際關系中的新亮點，我們必須針對西方的文化霸權主義做出反應，弘揚民族優秀文化，吸收其他文化的精髓，維護和促進中國現代政治文化。
社會利益
保證社會穩定，避免和制止可能出現的社會動亂，是國家戰略利益至關重要的組成部分。隨著全球化、全球治理的發展，社會利益在國家利益中的地位越來越突出。
社會穩定是保證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的重要基礎。過去20多年，中國經曆了持續的高速增長，但經濟繁榮並不必然或自動導致社會穩定。從中國曆史來看，嚴重的社會危機往往發生在經濟繁榮期；從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經驗看，不公平、不公正的增長突然因社會危機而停滯、衰退甚至崩潰。當前，中國再次進入社會不穩定時期。突出表現爲：世界上最大規模的經濟結構調整；世界上最大規模的“下崗洪水”和“失業洪水”；世界上最顯著的城鄉差距和地區差距；世界上基尼系數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世界上最嚴重的腐敗及最大的經濟損失之一；世界最大範圍的生態環境破壞。調查表明，中國經濟社會生活中存在大量的結構性的不穩定因素。20多年的經濟持續增長並沒有化解這些不穩定因素，反倒愈來愈強化。
鑒于社會利益在國家戰略利益中的上升地位，我們應該對此加以充分的重視，並利用社會力量，加強和拓展社會利益。社會分配不公是社會不穩定的終極根源。因此，遏制分配不公平，糾正社會不公正現象已經不僅僅是個倫理問題，它是危及社會穩定的社會問題以及國家政權穩定性的政治問題。對一個由中國共産黨執政並代表最廣大人民群衆利益的社會主義國家而言，經濟發展固然是硬道理，社會公正也是硬道理。此外，中國應該著重于提高人民生活的總體質量，加強環境保護和生態發展意識，使中國趨向良性而穩定的可持續發展。
國際利益
中國應著眼于提高全球意識和國際影響，進一步開發成爲世界強國的潛力。21世紀客觀上要求中國主動參與國際重大事務，特別是國際制度的制定、修改、完善或協調。在全球化時代，只有主動、積極地參與，發出自己的聲音，才能確保自己的國際利益，中國的經濟利益具有全球性，戰略利益向全球擴展是大勢所趨。中國應抓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贏得的在經濟領域成爲比較主動、銳意改革和貿易穩定大國，繼續擴大在國際事務中承擔負責任的領導大國的聲譽，樹立公共利益參與者與維護者的形象，促使中國的國家利益拓展更爲順暢，爲中國長遠戰略利益的契約化和穩定化開辟國際通道。
爲此，中國應首先樹立起維護國際道義的世界大國形象。在國際社會大轉折的時代，基本道義原則的價值不是在泯滅，而是在提高。加強國家間合作與協調，維護國際道義，維護國際法的基本原則，是樹立道義大國形象的重要途徑，也是中國國家利益擴展到全球的前提條件。中國正在從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區域性大國走向世界大國，並在全球和平、安全、發展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這就要求中國應該進一步塑造國際社會中負責任大國的形象，提供更多的全球性和地區性公共物品。現在，美國越來越趨向于單邊主義戰略，變成一個跋扈的霸權，甚至拒絕提供某些全球性公共物品。這爲中國塑造國際形象提供了難得的機會，並爲中國完善其戰略謀劃、加強與世界諸大國的合作提供了實踐機遇。
其次，中國應履行亞太地區大國的國際義務。在1997-1999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中，中國的負責任大國形象已經樹立起來，贏得了亞洲諸國乃至世界的尊敬。實踐證明，中國付出一定代價承擔國際義務是必要的，也是有長遠回報的。中國應首先承擔起亞太地區的國際義務，積極參與乃至主導建立亞太地區相關區域經濟、安全機制，以此維護和擴展中國的國際利益，維護亞太地區的穩定與繁榮。中國在加強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過程中，應該著眼于長遠利益和戰略謀劃，積極提供區域共同安全、經濟自由貿易區建設等地區性公共物品，爲經濟戰略帶的建立奠定堅實的合作基礎。
其三，中國崛起的前提條件之一，必然是了解、遵守、利用、修改、完善和參與制定相關國際機制。首先，中國必須認識與國際接軌的完整含義，了解在什麽程度上與國際接軌最符合國家利益、接軌過程中如何平衡發展與安全、主權的關系等，深化對國際規則的認識；其次，要充分利用國際機制中有利于中國的部分，以國際通行規範開展活動；第三，隨著國家實力的提高和更大範圍國際利益的需要，中國應根據客觀需要，積極主動地倡議或主導國際機制的修改、完善和新機制的制定，使中國的國際利益更具有國際合法性。
其四，支援發展中國家。中國屬于發展中國家的一員，其發展也與發展中國家聯系密切。發展中國家只有團結起來，相互合作、協調，才能更好地維護自己的戰略利益。中國應繼續遵循“不當頭”戰略，同時采取積極措施加強南南合作，促進南北對話。
國家戰略利益是一個整體，其中經濟利益、安全利益、政治利益、社會利益、國際利益都是根本性的國家戰略利益，它們相輔相成，互相影響，在不同的時段、不同的國內國際背景下有不同的作用。對達成中國的國際戰略目標而言，以上幾個方面缺一不可，他們之間不僅僅是相加關系，也存在著某種乘積關系。當然，不同戰略利益之間存在著一定的矛盾沖突，在協調他們之間的關系時，需要統籌考慮國內、國際因素和影響，從全局著眼，從長遠利益出發，靈活處置。國家利益的維護，重在根本戰略利益和長遠戰略利益，不應著眼于一時、一事，對不涉及國家根本利益的國際事態要密切注視，並適時表達自己的看法，但不必做出強烈反應。中國國家戰略利益的維護，應該體現出大國眼光、大國氣魄、大國風度。 （作者爲美國卡內基和平基金會訪問學者）
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6835
國際戰略環境與中國國家安全【韓衛東 中共貴州省委黨校常務副校長】
一、中國當前面臨的國際戰略環境
蘇東劇變標志著冷戰時期的結束，後冷戰時期的開始，這次伊拉克戰爭則標志著後冷戰時期的終結和全球霸權時期(也稱核心技術控制與制度競爭時期)的發端。支配經濟全球化的是五大基本要素的合力作用：全球自然資源的有限性及分布的不均衡性；全球生産力發展的加速度及生産力水平的不均衡性；在“兩個不均衡”基礎上的國際分工的不斷深化；世界市場固有的統一性、擴張性，高科技發展的國際性。大國(包括大國集團)主導著世界政治、經濟、文化，這種主導基源于對全球能源資源、高新技術、遊戲規則的“三重控制”，以及大國不斷外溢的利益空間、意識形態(制度模式)和價值觀的擴展與滲透。“911”後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已作重大調整，“先發制人”的國家安全戰略已經有了科索沃模式、阿富汗模式、伊拉克模式，更具進攻性。曆史上遺留的各種民族、宗教、領土、生態、資源、意識形態和文化文明沖突，在世界範圍內演繹著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必然運動。全球各種力量已經開始重新洗牌。
改革開放，中國發展成就輝煌，綜合國力與國際地位顯著提高。使得任何大國在考慮其全球戰略時不得不注意中國的實力與立場。但進一步分析，中國的國際戰略環境也存在嚴峻的一面。在全球矛盾體系“東西南北”的“大十字”構架中，東西關系上，中國是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南北關系上，中國又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加之中國處在歐亞大陸地緣戰略區和海洋地緣戰略區之間的特殊戰略位置，好些矛盾與挑戰我們無法回避。我們已經沒有了冷戰時期蘇美對抗的戰略回旋余地和後冷戰時期美戰略調整的緩沖期。“911”後美借阿富汗“反恐”戰爭，在中亞打進戰略“楔子”，出現中美戰略前沿直接面對的態勢。美國創造了以軍事手段明火執仗解決掉一個主權國家的範式，伊拉克戰爭“了”又“未了”，美“安頓”好中東(把大國拉上重新分配中東利益)必然戰略重心東移，美解決朝鮮問題對我威脅在一定程度上大于臺灣。“臺獨”、“藏獨”、“疆獨”與之相伴的是具有進攻性的日本和謀求地區霸權的印度，中國在東、南、西三面受到威脅。
在國內，社會結構正處在分化、摩擦、整合三個環節交錯並存的時期，與西方現代化過程中，農業經濟(傳統)、工業經濟(現代)、知識經濟(後現代)依次遞進不同，在中國這三者被重疊、擠壓，在一個共時空結構中，經濟體制、社會結構、收入分配、就業方式、執政方式轉型，碰撞加大。值得注意的是：1.中國經濟進入高速發展期、高耗能期，對外依存度加大，核心技術與石油供給易受制于人；2.各階級、階層出現結構性變化，階級結構落差加大易導致體系振蕩；3.部分官員腐敗，動搖黨心民心和執政基礎。
中國面對美國國家大戰略的綜合挑戰，其實質對中國而言是國家主權性的、基本制度性的、民族生存性的。
二、中國的國家安全戰略選擇
中國應采取：“加速發展，攻勢防禦”的國家安全戰略。核心是，提升國力、沖破霸權。目標是，爲中國贏得更長時期的相對和平發展環境。
1.建構中國的國家安全哲學和現代戰略文化。
中國的國家安全戰略要更具戰略張力和戰略勢能，就必須有哲學層面的戰略思考和在戰略層面的哲學分析。僅靠通過單純性經驗確定的實證和知性分析無法回歸複雜的國際關系的深刻本質。馬克思主義曆史的、整體批判的辯證法，毛澤東、鄧小平到第三代領導集體豐富的戰略理論與實踐，是21世紀中國國家安全哲學的指導。我們嘗試提出國際關系辯證論的六個規律:國際關系矛盾沖突與整合相統一的規律；國際關系矛盾的複雜性(多樣性)與簡單性(主導性)相統一的規律；國際矛盾與國內矛盾相交融的規律；發展的均衡性與非均衡性相統一的規律；國際關系變化與全球科技和生産力發展速度相適應的規律；國際關系變化漸進性與躍遷性相統一的規律。我們還主張區分正當的國家利益和國家霸權利益，這是反對恐怖主義(包括國家層面的恐怖主義)和霸權主義的理論和道義武器。因爲漫無邊際的國家利益概念只有助于霸權國家。
2.中國國家安全點、線、面相結合的地緣政治戰略。
(1)建構歐亞大陸“啞鈴型”地緣政治戰略。基本設想是以大陸軸心對美、英、日海洋軸心。“啞鈴型”的一頭是俄羅斯，一頭是中國，中間爲中亞四國以及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歐亞大陸對中國安全具有至關重要性。在“啞鈴”的西頭，要努力促成法、德、俄戰略三角關系，法、德、俄歐洲軸心的形成可以減輕美對中國的戰略壓力。
(2)鞏固歐亞大陸腹地。以中俄關系爲紐帶，以“上海合作組織”爲依托，鞏固歐亞大陸腹地。在國際上，中俄應當通過反省達成共識，無論當前和長遠，中俄都有著共同利益，是“唇齒相依，休戚與共”的關系。中俄和中亞國家應確保裏海和中亞石油安全，加強自主合作開發。
(3)以鄰爲伴、穩定西線。以中巴關系爲依托，改善中印關系，中印關系有諸多問題，但也存在共同利益。印度對中國西線安全有關鍵性意義，利用印恐美的心態和獨特的多元民族文化構成，加強中印協商對話，協調立場，防止美印結成針對中國的聯盟。我應尋求從巴基斯坦、緬甸到印度洋的出海口。目前，中東局勢十分危機，美以印反恐聯盟框架一旦形成，將對中東、中亞、印度洋、南亞局勢産生重大影響，美印與達賴集團的微妙關系直接威脅我西部安全。
(4)強化東北，突破東南。在地緣戰略上，中國周邊重點關注：“西部一條線”(新彊—西藏—雲南)、“東部兩個圈”(東北亞戰略圈，臺海戰略圈)。強化東北，以中朝關系爲紐帶，支持南北雙方自主和平統一進程。朝核危機，切不可迎合美日利益，壓制朝鮮。朝鮮是東北亞安全的關鍵環節，一個穩定發展的朝鮮可以分流諸多對華壓力，在此中朝俄有著共同的戰略利益。以朝制美，以朝制日。中國在朝核危機六方會談中占據一定主動，最好能拿出一個將中國利益考慮進去的和平解決朝鮮半島問題的路線圖，在美日韓關系中，爭取韓國。
突破東南的“突破點”，選擇臺灣海峽，即相機解決臺灣問題，要嚴密關注“臺獨”動向，運用各種手段在臺島內促成反臺獨統一戰線。5-10年是中國國家安全敏感期。作好對臺政治、軍事鬥爭升級的准備，“臺獨公投”即爲戰爭信號。解決了臺灣問題，也就突破了美國東亞戰略中月型島鏈的中心環節，有利于形成大中華經濟圈，並且在南海問題上贏得更大的戰略主動。
3.重塑國家安全體制和機制。有效整合國家安全的各種戰略資源；發揮綜合決策協調機制，在整個國家機器中達到戰略判斷，戰略目標，戰略手段的高度一致；對內防止危機合流，引起動蕩。以創新的思維引發國家安全戰略的深層“核聚變”。
4.軍事鬥爭准備。加強軍事理論和軍事學術研究，把人民戰爭理論與現代高技術戰爭實際相結合。瞄准世界軍事科技前沿，實施隔代開發戰略，迅速縮小差距，形成既符合國情，又具威懾性的“殺手鐧”。重點建設遠洋海軍、戰略空軍，小型核武器和特種攻擊部隊，尋找戰略上的等效威懾。大規模陸上作戰是美軍的軟肋。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不能以對手希望的作戰樣式作戰。
5.國家産業結構和布局的戰略性調整。保持一個相對完整的，不受制于人的國家産業體系；要有積極穩妥的資源和能源發展戰略，加強能源和重要資源的戰略性保護；提高核心競爭力，適度降低核心技術和關鍵原材料零部件的對外依賴度；在充分利用國外資源、資金、技術的同時，把一般産品輸出提升爲設備輸出和産業輸出，建構中國戰略性跨國集團；利用西部大開發的契機，實現核心産業西移，增大戰略縱深。
6.增強中華文化的凝聚力、創新力、競爭力和道德感召力。重塑民族精神和民族意志，把民族認同、理想信念、基本價值內化爲整個民族的潛意識。
7.獨立自主、和平外交。積極參與多邊機制和解決重大國際問題，共同構建新型國際政治與安全機制和國際經濟與金融機制。反恐反霸並舉。《理論前沿》2004年第1期） 責任編輯 譚榮邦
http://www.cntheory.com/news/Hqsy/2008/615/08615142548667KJ89A7AE9HAGCCH9C.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