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安友(Andrew J. Nathan)陸伯彬(Robert S. Ross)的《長城與空城計：中國對安全的尋求》（麥田，1995）是與後貼布里辛斯基《大棋局》相比、應屬鴿派之作：
中國只是尋求安全 ? 還是試圖爭霸 ?
今天中國被美國和世界各地的許多人視為一種威脅。中國領導集團違反人權準則、監禁異議人士並對西藏實施嚴厲統治。中國保護主義的貿易政策使貿易夥伴們受損，中國正走上對抗之路。
但本書作者表明，贊同上述驚世之論者錯把長城當作力量的象徵，上了空城詐術之當。儘管中國規模龐大，經濟充滿活力，正在奮力使軍事力量升級，但它仍是一個脆弱的大國，被強大的對手和潛在的仇生機勃發的經濟中腐敗成風。中國咄咄逼人地威迫臺灣，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子夜又把極權政治強加給香港。中國是一個資產雄厚的新興世界大國，歷史表明新興的列強往往不是和平地融入世界秩序之中。許多人認為中國與美敵所環繞。和歷史上的情況一樣，中國如今仍面臨巨大的安全難題，其根源就在中國邊境及國內。中國的對外政策全力對準既多又近又強的敵對勢力，來保衛自己的領土完整。
作者追溯了這個中心論點所涵蓋的中國與美國、與蘇聯及其後繼國、與地區對手和地區夥伴的關係的來龍去脈，論述了中國的人權政策、對外經濟政策以及對臺灣、西藏和香港的策略。
對於美國來說，首要之舉是抵禦驚恐之呼。美國的對華政策要想有效，必須避開意識形態，採取一種現實主義的態度，將美國和中國的戰略利益都考慮進去。這將使西方的決策者在應照顧中國時就給予照顧，在能夠勸誡中國時就加以勸誡，在必須抵制中國時就予以抵制。
在中國崛起的問題上，一向有兩派理論，一個是 中國威脅論，主張中國會走向爭霸的道路，而中國方面則是試圖淡化這樣的色彩，推出了中國和平崛起 論調。本書就是以美國人站在中國的立場，以地緣政治的觀點來解讀中國在國防和外交上會碰到和即將要碰到的問題。
書名所提到的長城和空城計都是中國著名的戰略遺產：長城是偉大的建築，但是這改變不了它是一個防禦工事的本質，再怎麼厲害也不會主動出擊，而空城計則是巧妙地利用人心和詐術來讓強敵自動退兵，充滿智慧但基本上還是處於弱勢的一方。作者先分析了中國的地理位置和歷史因素，對週邊各鄰接國家的利害關係和歷史紛擾都概述了一遍，然後再探討了中國這個專制集權國家的政策形成以及權力運作模式，當然也不會少掉經濟發展、人權問題、還有台灣的因素。
作者的結論是，中國目前沒有爭霸的本錢，強硬的態度只是在虛張聲勢，目的是要尋求安全；作者還主張要處理中國的問題，最佳方法就是把它納進世界現存的秩序當中，光由美國一個國家來煩惱是不智的，應該透過多邊關係來共同施壓。
http://blog.ijliao.info/archives/2007/09/30/3317/
美中：期待何種大國關系﹝美國﹞羅伯特﹒羅斯（陸伯彬）
同中國相比，美國只有短暫的歷史。作為一個大國，我們有一種經驗，那就是和蘇聯的冷戰。可能在美國人中會有一種傾向，認為美國同下一個大國相處的模式一定是另外一場冷戰。但是歷史上有許多種大國關系，冷戰關系只是其中最壞的一種───軍備競賽、危機、對第三世界國家的爭奪等等───這些都是令人厭惡的。大國之間的關系不一定非如此糟糕不可。比如說，19世紀上半葉歐洲最主要的大國關系是英國和法國的關系，它們彼此根本不喜歡對方，准備著對對方的戰爭。不過，它們之間有貿易、有文化紐帶，戰爭和危機都沒有發生，兩個大國長期和平相處。美中之間將會有怎樣的大國關系？這個問題回答起來并不容易。我們的挑戰在于，在各自不同的國內政治體系以及各自不同的國際利益的限制下，如何考慮我們之間的合作，以及如何處理兩國之間的問題：我們有著艱難的10年，也有著艱難的6個月───我們都知道，過去的6個月對我們來說是很不容易的。
我可以輕易地列舉出布什政府上台以來的種種新政策，我們都會同意，這些新政策并不有助于美中之間的合作。但讓我們先回到過去，把目前這6個月和我們自1989年以來的十几年中的不同時間段做一下比較，來看看這6個月到底有多艱難。我相信我們都同意，1989年至1991年相對而言要糟糕得多，我們停止了經濟和文化上的聯系，中止了一切接觸，2001年則沒那么糟。然后到1993、1994年，美國把人權和貿易問題聯系起來，中國則在1994年5月聲明對此采取報復性措施，相比而言現在也沒那么糟。再到1995、1996年，李登輝去了美國康奈爾大學，此后發生了台灣海峽兩岸的對峙，相比之下，過去6個月似乎好得多。再來到1999年，這可是很糟的一年，我甚至無法歷數在這一年發生的所有壞事情：《考克斯報告》指責中國竊取美國核機密﹔“政治獻金”事件指責中國在大選中用非法手段幫助了民主黨﹔在科索沃問題上美國和中國在聯合國安理會意見不同，引起中國不快﹔然后美國轟炸了中國大使館﹔再后來還有李登輝的“兩國論”……1999年是可怕的一年，2001年看起來要好多了。回顧十几年的歷程，我們很清楚這是段艱難的時期，但我們同樣清楚，艱難是可以被克服的。
美中關系就像一個窗口，我們可以從中看到，存在著令兩國關系朝著更具建設性的方向發展的機會，同樣也可以看到兩國間仍然存在著傳統的五種因素，決定著美中關系的走向。這五種因素是：台灣問題、安全問題、貿易問題、人權問題以及非政治性合作。
台灣問題
先來看看台灣問題。我想說的是，台灣問題的框架然未受到毀壞，就是說，兩國政府仍然是在美中20年來關于台灣的合作框架之內處理問題。其中有兩個主要問題，一個是售台武器，一個是“一個中國”的原則。布什總統對于台灣問題顯然准備不足。讓我們通過綜合所有的談話以及采訪，來看看新政府對于“一個中國”的原則是如何理解的。我覺得，布什政府與克林頓政府在這點上十分相近，布什說，“美國要盡可能協防台灣”───這是一個長期的承諾，可以追溯到1949年，這個承諾在70年代、80年代以及90年代始終存在，這并不是一個新立場。實際上，新政府上台后台灣獨立的呼聲要比在克林頓政府時期更強，但“一個中國”的原則，作為美中關系框架中的最主要的一個方面，并沒有受到破壞。關于售武問題，我想說，是的，美國破壞了有關對台售武的協議，但這種破壞10年前就發生了，這也不是新的問題。美國認為售台武器是以一種不損害中國基本利益的方式進行的。兩國在這個領域的矛盾并沒有妨礙雙方在其他領域的合作。
安全問題
有很多說法認為，美國新政府在改變戰略重點，要更關注中國。是，我可以列舉許多例子：美國對俄政策、美國對印度政策、美國對日本政策……所有的都似乎是為針對中國而設計的﹔有媒體認為，美國在調整其核目標，更為關注中國﹔我們對戰爭的准備已經從歐洲轉移到了亞洲，特別是對中國﹔國防部更多考慮的是與中國的軍事關系﹔導彈防御：先是與俄國協調，現在是與中國……這些都是存在的。但是，所有這些，從某個角度上看意義重大，但從另外的角度看其實無一對中國構成威脅。美國的底線是，阻止其他國家在可能的戰爭中威脅到美國，而這一定不會是美中之間的戰爭。中國顯然不喜歡看到這些，但它們并沒有威脅到中國根本的戰略利益。當然，其中有一個例外，就是美國宣稱要發展國家導彈防御系統（NMD）。我們是否真的能實施NMD呢？沒有人知道。阻礙是巨大的：首先是國內政治上的阻礙，現在國會被民主黨控制，國會控制著預算，而對五角大樓的預算是國會影響外交決策的一個方面。所以實施NMD的可能性在下降。第二，技朮上的可行性仍不清楚，我們將在7月進行第四次NMD試驗，不知道這次是否能取得成功。從歷史上看，一兩次實驗的成功不足以決定我們是否發展防御系統，將來也不會這樣來決定。讓我們假設我們實施了NMD，這對中國有怎樣的威脅呢？有人認為這會削弱并壓制中國的二次戰略攻擊能力。我不這么認為。中國將在美國發展導彈防御之前發展它下一代的戰略導彈，中國會逐漸加強其安全水准，而其二次攻擊能力會因此不受破壞。NMD不可能在一夜之間完成，而要花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在比如5到10年的時間里，NMD會對中國構成什么壓力呢？這期間中國會開發新的導彈，而這并不昂貴，而且速度會很快。
貿易問題
貿易問題集中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問題上。是的，但更多的，我們應該關注談判本身。我們看到的是真正的談判，而不僅僅是美國坐下來說，你必須這樣，或者必須那樣。雙方各有妥協，這是兩個大國應有的合作方式。你們有你們的利益，我們有我們的利益，我們通過談判達到相互滿意，相互獲益。第二點我認為更加重要，談判給中國兩個信號，其一，支持中國加入世貿是美國政府的持續政策，從民主黨到共和黨都樂意支持，這中間沒有新的挑戰﹔其二，也是使美國前貿易談判代表巴爾舍夫斯基聲名遠播的原因：“接觸”。我們可能不會從新政府中聽到“接觸”這個詞，但“接觸”仍然是美國新政府對華政策中的一個重要因素。
人權問題
從某個方面說，這不是一個可以通過談判來解決、取得滿意結果的問題。但關鍵不是我們能否解決掉這個問題，而是在我們繼續存在分歧的情況下，這個問題是否可以不影響兩國整體關系？很明顯，如果仔細觀察美國外交政策就會發現，這個因素的作用是在降低的。去年美國國會辯論是否給予中國永久性正常貿易關系時，人權并不是問題，安全問題、武器擴散問題才是問題。人權問題將繼續存在，但其背景和內容已經不同。從世貿談判中可以看出，很明顯美國希望把人權問題和經濟問題分開，這是新政府在貿易問題上的承諾。我認為，在更廣泛的范圍內，人權問題將在兩國關系中相對受到抑制。另外還有一點是，今年日內瓦的人權會議沒有引發美中間的過度緊張，在明年，關于中國人權的提案將在議程中比前一年減少。對中國來說，這意味著美中關系中的人權問題，與以前相比，將更少地以國際問題的形式出現。
非政治性合作
最后還有另外一個領域，可能不太受到注意，但它卻很重要，這就是我們兩個政府在許多方面的合作，而其中很多是低于政治的層面的。其中最成功的一項是我們對毒品走私的共同斗爭。近年進入美國的毒品更多的是來自哥倫比亞而不再是亞洲的“金三角”地區，問題的嚴重性得到緩解，但這方面的合作仍然在繼續。我們在環境問題上也有合作，并且合作也在繼續。很多的美國人相信對毒品的斗爭，對環境的改善，他們不受政府或者國會的派遣，自發地與中國合作。正因為這是在政治爭論的界限之下，所以即使面對今天艱難的情況，我們的合作仍然在發展。我們是否可以做得更多呢？是的，比如一個雙方可以合作、并且都感興趣的領域是難民流動問題。我們可以期待更多方面的合作，這并不用改變雙方的政治以及經濟戰略關系。
期待新政府的走向
那么撞機事件會對兩國關系有什么影響呢？不會有太大的影響。事件發生了，我們無法控制，無法預測。當意外發生，領導人知道這僅僅是一起意外，最終現實會說明，這并不是政策，而是其他的東西。
問題是，新政府將會走向何方？我們不知道，這是一個年輕的政府，它還沒有確定中心，仍然在考慮。它不僅在考慮對華政策，還在考慮對朝鮮政策、對俄羅斯政策、對科索沃政策、國家導彈防御政策……它在考慮所有政策。它仍然是一個在尋找中心的年輕的政府。6個月對一個新政府來說是很短的，不足以確立穩定的政策。在制定對華政策方面，吉米﹒卡特花了18個月的時間，羅納德﹒里根花了18個月的時間，比爾﹒克林頓花了5年半的時間。為什么克林頓花了5年半？因為我們還不知道如何利用冷戰勝利的機會去處理國際問題。對于一個新政府來說，對外政策的制定不是輕易和隨便的。
我樂意指出一個跡象，令我們可以從樂觀的角度看待美中未來的關系。我們都在報紙上讀到，國務卿鮑威爾可能訪華，我覺得這可以說明兩點。第一點，他是新政府中第一個為10月份北京峰會而來的代表，中國和美國都希望總統能來中國訪問，這件事情已經提到議事日程。第二點，我們都知道，美國在決定應該和中國建立何種關系的問題上存在不同的意見，對那些決策者來說，國務卿的首次訪問將是政府決定對華政策的機會，這將促使政府決定對華政策到底是什么。在美國國內政治體系中，這是一次由國務卿扮演對華政策制定中主要角色的機會。
應該說，縱觀新政府上台的6個月，還是有好的跡象。我希望我們可以先等待，看新政府如何做，看它將往何處走（因為沒人知道它會往何處）。與其采取行動以促使新政府決策，不如首先看它的走向，然后再做出自己的決定。
羅伯特﹒羅斯（中文名陸伯彬）是美國波士頓學院政治系教授，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研究員，長期從事中國政治和美中關系領域的教學和研究。他與姜長斌合著了新書《從對峙走向緩和》，還曾與安德魯﹒內森合著《長城與空城計：中國尋求安全》。本文根據羅斯教授6月15日在美國駐華使館的演講錄音整理。（宋念申翻譯整理）《環球時報》 (2001年07月13日第四版)
http://peopledaily.com.cn/BIG5/guoji/24/20010716/512334.html
艾什頓‧卡特、威廉姆‧佩裏著《預防性防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爲什麽要仔細研讀這本書（導讀）王逸舟
擺在我們面前的，是兩位很特殊的作者寫的一本很特殊的書，一部篇幅不大、份量卻相當重的國際政治和戰略學作品。
這裏講的“特殊”，第一層含義是說兩位作者有非同尋常的身份。A．卡特博士，物理學家出身，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哈佛大學國際軍控事務和“預防性預防”的高級研究項目的主持人，近些年曾任助理國防部長（主管冷戰後的俄羅斯裁軍事務）、白宮負責朝鮮半島事務總協調人的高級顧問等要職。W、佩裏博士，數學家出身，做過投資銀行家和斯坦福大學教授，主持過許多重要的軍事發展和軍備控制項目，曾任裏根政府時期的國防部副部長和（一段時期）克林頓政府的國防部長，現爲美國政府涉朝事務總協調人。
特殊性的第二層意思是，兩位作者在任職期間與中國交往甚多，尤其與我軍方有過各種各樣的廣泛接觸，十分了解我們的想法和實力（包括弱點）。尤其是佩裏先生，他不僅在1980年率領在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個美國軍事代表團訪問了我國，而且，在90年代中期由李登輝訪美引發的臺灣海峽危機期間，正是佩裏先生直接下令派遣兩艘航空母艦的編隊到臺海兩岸對峙的附近海面“遊弋”。近兩、三年中，已不擔任國防部長但仍兼其他“敏感職務”的佩裏先生曾多次來華，不僅與我軍所有最高層領導人有過會晤，也同中國國際政治和戰略學界進行過多次所謂“第二軌”的對話。我的印象裏，與某些美國人慣有的狂妄自大做派不同，至少看上去佩裏先生顯得儒雅和長于溝通。特別要指出的是，佩裏先生在《預防性防禦》裏專辟一章，講他任上發生的臺海危機和美方“應對”，以及近期他和卡特博士同中國有關方面交往的感受。了解一下佩裏部長當時的動機和想法，包括他對我方做法及決心的評估，自然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最特殊之處也許在于，雖然兩位作者現在均已不擔任國防部的具體職務，卻仍以“高級專家”或“特別顧問”的半官方半民間身份，直接被美最高決策層委以有關東亞事務的重任。他們在書中仔細介紹了自己近年來主筆寫成或參與起草的某些基本戰略概念（如作爲美國新安全戰略的“預防性預防”範疇）和某些綱領性文件（如“北約－俄羅斯關系”的基礎文件、美國在後冷戰時期“防止大規模殺傷性和技術擴散”的原則、美國未來對朝關系的設想）。對關心國際戰略問題的中國讀者而言，上述情形自然使這本書不同于一般的學術著作（例如兩位美國中國問題專家內森教授和羅斯教授合著的《長城與空城計》、亨廷頓教授的《文明沖突論》），也多少有別于美前國務卿基辛格的《大外交》或前總統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的《大棋局》，因爲後者屬于已卸任的政府要員的個人觀點。我相信，這本薄薄的書字裏行間反映出的“權威性”與“當下性”，是它將備受關注的主要原因。
以《預防性防禦：一項美國新安全戰略》命名的這本書，用兩位作者的話說，講的是在蘇聯解體、兩大軍事集團對峙的“冷戰”結束以後，美國必須面對的有別于以往的若幹“全球性危險”或“重大安全威脅”，和爲防備這些“威脅”而制訂的“21世紀美國國家防禦戰略”。在二戰結束到蘇聯解體的40余年間，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目標十分明確，即“遏制蘇聯在世界任何地方的擴張”。到90年代初，美國人相信，這種危險已經消除，至少很難感受到來自同一方向的“迫在眉睫、清晰無誤的威脅”。然而，經過最近十年的發展與磨合，又出現了許多新情況新麻煩；作者把冷戰後時期美國安全面臨的“新威脅”或“主要危險”，按嚴重性和範圍大小分成三等。較小的威脅是在某些偏遠地方（如索馬裏、盧旺達和海地）發生的戰亂，其次是重大的地區性威脅（如“伊拉克對波斯灣的威脅或朝鮮對韓國的威脅”）。危急美國全球利益的頭等威脅有五個，它們是：“俄羅斯有可能像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德國那樣陷入混亂和孤立，走上侵略的道路”；“俄羅斯及其他從前蘇聯分裂出去的國家有可能喪失對前蘇聯核武器的控制”；“中國有可能走向敵對，而不是在國際體系中以合作的精神發揮作用”；“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有可能擴散，對美國構成直接的軍事威脅”；“美國境內有可能發生其規模和能量前所未有的‘災難性恐怖主義活動’”。
針對上述所謂“新威脅”，佩裏和卡特提出：“制定和推行一項預防性防禦戰略，是當今美國國家安全部門和軍方領導人的首要使命”。他們強調，美國不但要以實力爲後盾，保持一支強大的軍事力量，作爲維系美國安全的有效威懾和最終手段，而且，應當建立和實施不同于傳統威懾戰略的預防性防禦戰略，在一個不太穩定且不那麽確定的世界裏，“未雨稠繆，防患于未然”。在這項新戰略中，五角大樓仍起著關鍵作用，但預防性防禦同時又“是一項內容廣泛的政治軍事戰略，包含了外交政策的各個方面：政治、經濟和軍事。”比如，它可以設立美國國會的專門撥款甚至動用美國防部的資金，向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國家提供各種好處（如資助興建軍人住宅、增加民用技術和經濟貿易往來等等），促使這些國家銷毀那些易使美國人致命、同時“可能看管不嚴”的武器或技術；它可以通過與潛在對手國的軍方和其他上層精英的多種交往，影響這些國家對美國的看法；它可以透過各式各樣的國際組織和國際規則，廣泛“接觸”、核查和遏制對美國懷有敵意的國家的某些“敏感設施”（如核反應堆或可能的生化武器實驗室）；它可以建立對付各種新型恐怖主義的特種部隊，在傳統軍事力量無法顧及的領域制約和消除來自“無賴國家”和敵對勢力的挑戰；諸如此類，不一而足，總之是敦促美國的軍事家和戰略家們在“預防”二字上下夠功夫。
這裏特別要提一下兩位作者對美中關系前景的預測。書中認爲，中國的崛起，是冷戰後時代國際安全領域內最重大事態之一，它當然也是美國國家安全的決策者可能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但作者同時指出，中國和美國並沒有注定走向沖突，它們最終是夥伴還是敵人，“將取決于政策而不是命運”。假使美中彼此視對方爲敵人，潛在的合作因素就會受到壓抑，潛在的敵對因素勢必上揚，惡意和磨擦的循環最終將導致大的對抗，“雙方都會爲由此産生的結果而後悔”；如果雙方采取理智態度，各自“以本國根本利益爲准繩，兩國在安全領域內的共同利益就必然會多于分歧”，已有的和即將出現的各種磨擦就不會蔓延成大的火災。針對中國讀者的關注，兩位作者在中文版序言裏，對美中關系的前景作了謹慎樂觀的預測：“（美中全面對抗的）局面不是不可避免的。事實上，一些客觀因素應當能夠使美中兩國的政策更加接近。美中兩國的國家根本利益同多于異。我們在亞洲都需要一個穩定的安全框架，因爲我們兩國的經濟都離不開亞洲的穩定。同樣，面對下一個世紀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恐怖主義、跨國犯罪和派別沖突等全球性的威脅，我們兩國都需要確保自己的安全。”
與此同時，這兩位著名的戰略思想家在書中提醒美國決策層：對于中國的崛起，“需要制定一項預防性防禦戰略。美國現在有機會在中國如何確立自己的地位、它在21世紀的國際制度中發揮什麽樣的作用、以及中美關系今後走向何方等方面施加自己的影響。”他們警告說：“遏制中國不是一項可行的選擇。這樣一項戰略恰恰會把中國推向美國的反面，而這正是我們希望避免的。無論是美國公衆還是美國在這一地區的盟國，都不可能爲推行這一冒險的戰略付出重大努力並承擔昂貴的費用。”
在我看來，這兩位以細致嚴謹分析見長的專家的觀點，屬于美對華政策方面相對溫和的主張，與時下衆多的強硬反華喧囂是有區別的。冷靜想一想，不管其中有多少我們無法苛同的地方（包括某些曲解、謬誤和威脅），但避免出現大的較量的論點，對于發展總體水平仍舊低下、急需有利環境改造和發展自身的中國來說，確實是應當而且可以贊成的。
順便說一句，我認爲，美國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仍會保持其獨一無二的超級大國地位，而中國的快速崛起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兩國之間的矛盾乃至磨擦肯定會越來越多。對此要有清醒的、足夠的認識，切忌寄予不切實際的幻想。對于決策者和有關部門來說，關鍵的一點，是如何使那些難以克服的矛盾與磨擦保持在某種可控的狀態，防止它們在某種慣性的推助下，逾越危險的“警戒線”，即在軍事上“攤牌”直至發生不可收拾的沖突。在此意義上講，外交、軍事和國際戰略屬于需要統籌兼顧的“複雜藝術”，對它們的不同設計和運作，可以造成巨大的差別。
古人說，“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又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這兩句格言的立意不太一樣，但都適合中國的戰略家和國際政治研究學者思索《預防性防禦》。
http://old.iwep.org.cn/chinese/gerenzhuye/wangyizhou/duanlun/zixiyandu.htm
布熱津斯基《大棋局》簡介、背景、權威評點及中文版譯序
內容簡介
二十世紀已近尾聲。美國成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世界上沒有任何其他國家擁有可與美國比擬的軍事和經濟實力，也沒有任何其他國家具有覆蓋全球的利益。但美國面臨的這樣一個重要問題卻仍然沒有解決：美應采取什麽樣的全球戰略來維持其在全球的特殊地位？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這本深刻而具有開創性的書就直接回答了這一問題。
布熱津斯基在《大棋局》一書中爲美國在二十一世紀保持其舉足輕重的地位提出了大膽而又可能引起爭議的地緣戰略設想。布熱津斯基中心思想就是美國應在歐亞這塊世界上人口最多、自然資源最豐富、經濟活動最活躍的大地上行使力量。歐亞大陸西起葡萄牙，東至白令海峽，北起拉普蘭南至馬來西亞，是一個“大棋盤”。在未來的歲月中美國的至高無上的地位將在這個棋盤獲得認可和受到挑戰。他認爲，美國面臨的主要任務是處理歐、亞和中東的沖突和關系，防止出現任何超級大國對手來威脅美國利益或福祉。
布熱津斯基《大棋局》一書的中心部分就是他對歐洲、俄國、中亞和東亞這歐亞大陸的四個關鍵性地區及上述各個地區對美國利益的影響的分析。這種劃分方式雖似曾相識，但蘇聯的垮臺造就了新的對手和新的關系。布熱津斯基在書中描繪了這些地緣政治新現實所帶來的戰略影響。例如，他解釋道：
──爲什麽法、德能起地緣戰略的支軸作用，而英、日不能；
──爲什麽北約的擴大給俄國提供了改正過去錯誤的機會，而爲什麽不應對這種機會視而不見；
──爲什麽烏克蘭和阿塞拜疆的命運對美國如此重要；
──爲什麽把中國視爲威脅就可能使中國真地成爲威脅；
──爲什麽美國不僅是第一個而且也是最後一個真正的全球性超級大國，而這對美國的未來又有什麽影響。
布熱津斯基新奇和獨到的結論，經常令因循守舊的人茅塞頓開，因爲他對美國關系至關重要的利益提出了嶄新的令人信服的基本看法。布熱津斯基爲美國維護和管理其來之不易的全球性力量提供了既帶哲理性又切實可行的指導。
作者背景
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1977年－1981年任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顧問，現任美戰略和國際問題研究中心顧問、華盛頓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保羅?赫?尼采高級國際問題研究院美國對外政策教授。他的新著還有：《失控》、《大失敗》、《遊戲計劃》、《權力和原則》。
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的其他著作：
1993年出版的《失控－－二十一世紀前夜的全球大動蕩》
1989年出版的《大失敗－－二十世紀共産主義的誕生和死亡》
1986年出版的《遊戲計劃－－美蘇爭奪行爲的地緣戰略框架》
1983年出版的《權力和原則－－1977-1981年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回憶錄》
1970年出版的《兩個代時之間－－美國在電子技術時代的作用》
1960年出版的《蘇聯集團－－團結與沖突》
中文版譯序
1997年已近歲尾時刻訪問美國，有機會和前美國總統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博士晤談。我告知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的同行已將他的新著《大棋局》譯成中文，即將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他聽後非常高興，並希望向中國的讀者致以誠摯的問候。
布熱津斯基博士一再強調發展美中關系對世界和平與穩定的重大意義。當前美國國內各派政治力量對今後美中關系發展前景存在著分歧。克林頓政府爲了對付國內的壓力，一時難以制訂長遠的、全面的對華政策。但是美國多數決策者認識到中國是一個興起的大國，反對遏制中國，主張通過積極和建設性的接觸政策，發展與中國的關系。
布熱津斯基在《大棋局》一書中認爲：美國作爲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在全世界占有軍事優勢，是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在尖端科技領域地位領先，“美國文化”具有吸引力。不過美國不僅是第一個唯一的超級大國，也是最後一個超級大國。他預計到2015年左右，美國將失去世界霸權地位。在此之前，爲了未雨綢繆，需要早作准備，建立符合美國利益的國際秩序。爲此，美國必須防止另一個超級大國的興起，和任何一種威脅美國霸權地位的反美聯盟的出現。
布熱津斯基博士的全球戰略構想將歐亞大陸看作關鍵地區。他列出歐亞大陸地緣戰略國家和地緣政治支軸國家各五個，對它們在歐亞大陸的地位、發展前景、政策走向以及同美國的利害關系--作出分析判斷，並就美國對它們的政策提出建議，其中有關中國的評述占有較大篇幅。對于布熱津斯基博士的各種看法，我相信中國的讀者讀過本書後會作出自己的判斷。 楊成緒 1998年1月6日于北京
http://www.ewen.cc/books/bkview.asp?bkid=7876&cid=13260
美國前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
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 (Zbigniew Brzezinski) １９２８年３月２８日生于波蘭華沙。１９３８年隨父母到了加拿大。１９５３年從加拿大移居美國，１９５８年加入美國籍。１９４９年畢業于加拿大麥吉爾大學經濟和政治係，１９５０年獲碩士學位。１９５３年獲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學位。１９５３年至１９６０年在該校俄國問題研究中心和國際問題中心任研究員、講師、助理教授。１９６０年至１９６２年任哥倫比亞大學副教授，１９６２年至１９７７年任教授，並任該大學國際動態研究所所長。１９６０年至１９７７年是俄國問題研究學院成員。１９６１年至１９６２年任當代中國問題研究聯合委員會和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委員。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６８年任國務院政策計劃委員會委員。１９６２年以來是國務院顧問和蘭德公司顧問。１９７３年至１９７６年任歐、美、日三邊委員會主任。１９７７年至１９８１年任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並任工資和物價穩定委員會委員、能源委員會委員和國家安全委員會官員。１９６１年任肯尼迪總統的外交政策顧問，也是約翰遜總統的科學顧問，以後又為漢弗萊和麥戈文競選總統時充當顧問。１９８１年起任喬治敦大學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高級顧問、迪安－威特－雷諾茲公司國際事務顧問。１９８７年３月任美國－中國協會副主席。並在華盛頓戰略和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工作。布熱津斯基在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問題研究學院教授美國外交政策，同時擔任美國戰略和國際問題研究中心高級顧問。
布熱津斯基在國際政治研究領域著述頗豐，曾獲美國總統自由勳章。《大棋局》和《大敗局》是他的代表作。還著有《永恒的清算－蘇聯極權主義下的統治》（１９５６年）、《蘇聯集團的統一與矛盾》（１９６０年）、《蘇聯政治上的思想意識和權力》（１９６２年）、《政治權力－美國與蘇聯》（１９６４年）、《避免政治瓜分》（１９６５年）、《兩個時代之間－美國在電子技術時代的任務》（１９７０年）、《脆弱的花朵：日本的危機和變化》（１９７１年）、《美國處在敵對的世界中》（１９７６年）等。
布熱津斯基曾于１９７８年夏天秘密訪問中國，就美國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同中國領導人磋商。後多次訪問中國。２００４年１月應中國國際戰略學會的邀請訪問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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