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小明的《冷戰及其遺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基本立論可見於下文（雖無法代替整本書）：
張小明：國際關系理論與冷戰史研究
如何從理論與曆史相結合的角度來理解國際關系？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值得我們去深入探討和理解的問題。當然，這是一個很大、很難，也很複雜的一個研究課題，我無意也無力回答這樣的問題。在這裏，我主要根據自己從事冷戰史研究的經曆和學習國際關系理論的心得體會，談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供讀者們參考。
首先需要提出的是，有關國際關系理論與冷戰史研究相結合的問題，同樣也是一個很大的研究課題，而且我所讀過的相關論著不是很多。所以，我對該問題的認識不可能很全面和很深入。我下面主要從冷戰的性質、冷戰的起源、冷戰的穩定性以及冷戰的結束等幾個方面，談談我個人對于國際關系理論與冷戰史研究相結合的一些粗淺認識。
一 冷戰的性質
研究冷戰史，我們首先遇到的一個根本性問題，就是如何認識冷戰的性質。顯然，這主要屬于價值判斷問題，在國際關系研究中，客觀的科學分析往往失去用武之地，學者們常常不得不借助主觀的價值判斷。也就是說，有關冷戰性質的認識，在很大程度上說，是主觀判斷的産物。而從不同的國際關系理論視角來分析冷戰的性質，往往能得出很不一樣的結論。
對于東西方冷戰的性質，許多人認爲，它是兩種意識形態、兩種社會制度、兩大政治陣營之間的鬥爭，或者從更爲寬泛的意義上說，是兩種觀念、兩種文化之間的較量。國際關系理論中的理想主義學派、馬克思主義學派、建構主義學派的學者，在分析冷戰的時候，會較多地傾向于從意識形態或觀念的角度來解釋冷戰的性質。美國冷戰史研究修正主義學派、前蘇聯的學者以及改革開放以前的中國學者等等，主要就是從兩種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對立的視角來解釋東西方冷戰性質的。值得注意的是，冷戰結束後引起學術界極大關注的建構主義者，從比意識形態概念更爲寬泛的觀念和文化之角度來解釋冷戰。上述學派很不相同，但在解釋冷戰性質上具有類似的思路，即關注冷戰的非物質因素，從觀念的角度來判斷冷戰的性質。
這種分析問題的思路是有一定道理的。冷戰無疑是20世紀世界上兩種意識形態和兩種社會制度的對立，從很大程度上說，它屬于思想意識和價值觀念的鬥爭。冷戰表現爲東西雙方努力把自己的價值觀念、社會制度和發展模式推廣到世界其他國家與地區，削弱對方在國際舞臺上的政治影響。爲此目的，東西雙方不僅采取了政治宣傳、物質援助、建立雙邊和多邊軍事同盟等等合法手段，也使用秘密顛覆、代理人戰爭以及軍事入侵等等有悖國際行爲准則的途徑，來不斷壯大自己和打擊對手。這場鬥爭的結果是，世界共産主義運動遭受了重大挫折，前蘇聯及東歐國家的共産黨喪失了政權，由于蘇聯、東歐政治劇變以及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未能充分發揮出來，社會主義在世界上的影響力走入了一個低潮；而資本主義在這場較量中占據了上風。也正因爲如此，在冷戰結束前後，在美國出現了所謂的"曆史終結"、"大失敗"等盛極一時的論調。
然而，這種對冷戰性質的解釋無疑也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因爲意識形態或觀念的鬥爭只是冷戰性質的一個方面而已，它不是冷戰的全部內容。應該說，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意識形態的鬥爭早于冷戰的出現而存在。不僅如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的很長時期裏，雖然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價值觀念和社會制度的較量十分激烈，包括西方多個帝國主義國家聯合起來對新興的蘇俄政權進行武裝幹涉，但是東西方兩大政治、軍事集團之間的冷戰並不存在，冷戰只是二戰以後才出現的現象。也就是說，光從意識形態、觀念的視角，不足以解釋冷戰的性質。
也有很多學者，比如美國冷戰史研究的後修正派，努力擺脫從意識形態鬥爭來解釋冷戰性質的視角，強調冷戰的性質是權力的鬥爭，而不是意識形態的較量，或者說意識形態較量只是從屬于權力鬥爭的。顯然，這屬于國際關系理論中的現實主義視角。如果從現實主義的視角來分析冷戰性質的話，那麽我們所關注的就不是非物質性的觀念因素，而是物質性的權力因素。根據這樣的分析框架來認識冷戰的性質，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冷戰是美蘇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權力鬥爭，這場鬥爭同曆史上的大國鬥爭沒有根本性的區別。正如古希臘曆史學家修昔底德認爲伯羅奔尼撒戰爭之所以發生是由于雅典力量的增長導致斯巴達恐懼一樣，現實主義者在分析冷戰的時候認爲，冷戰之所以發生和持續半個世紀之久，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權力鬥爭使然。有的學者甚至從地緣政治的角度，把冷戰視爲海權國家（美國）和陸權國家（蘇聯）之間的鬥爭。也就是說，在現實主義者看來，即使沒有意識形態的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出現的兩極權力格局也會使得冷戰不可避免。
從這樣的視角來分析冷戰的性質，實際上是把東西方冷戰放在整個國際關系史的坐標系中加以考察，強調冷戰同曆史上的大國鬥爭一樣，具有相同的發展邏輯，符合國際關系的基本規律。在現實主義者看來，國際社會處于無政府狀態，國家之上不存在著更高的權威，因此國際政治中存在著一個永恒的沖突邏輯，存在著一個與國家間政治相隨相伴的安全困境。美蘇爲首的東西方冷戰，正是這種沖突邏輯和安全困境的産物。
作爲國際關系理論中的主流學派之一的現實主義理論在解釋冷戰的性質時，無疑具有很大的說服力，給人以一目了然的感覺。然而，這樣的解釋無疑也具有簡單化和片面化的傾向。這是因爲，權力鬥爭也只是冷戰性質的一個方面而已，它不是冷戰的全部內涵。
總之，有關冷戰性質的判斷，我們從不同的國際關系理論視角，會得出很不相同的結論。雖然不同的國際關系理論視角有助于我們理解和認識冷戰的性質，但是它們都具有簡單化、片面化的缺陷。實際上，冷戰的性質是多層面的，而不是單方面的，它既有意識形態鬥爭的因素，也有權力鬥爭的方面。所以，在認識冷戰性質的時候，我們有必要結合不同的理論視角來分析問題，這樣才能對冷戰的性質有比較全面的把握，因爲沒有一種可以包羅萬象、解釋一切現象的理論。
二 冷戰的起源
有關冷戰史研究的第二個重要問題，就是冷戰的起源。從冷戰開始後至今，有關該問題的論著不斷問世，學術爭論似乎一直就沒有停止過。正如一位美國學者所說的，在美國外交史研究中，"沒有任何論題能像冷戰起源這樣，引出如此之多的論著問世，激起如此尖銳而激烈的爭論"。光是在美國史學界，有關冷戰起源的解釋，就先後出現過幾個主要的思想流派：正統派、修正派、後修正派。每個思想流派在解釋冷戰起源的時候，都有自己的價值判斷和理論依據。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後修正派基本上是現實主義者。
盡管如此，現有有關冷戰起源的著述絕大多數屬于描述性的，有意識地借用國際關系理論家的分析框架和模式對冷戰起源進行解釋的作品並不多見。筆者在研究冷戰史的過程中感覺到，國際關系理論學者提出的某些分析框架，有助于我們解釋冷戰起源這一曆史現象。
比如，國際關系理論學者提出的層次分析法，就有助于我們認識和理解冷戰的起源。也就是說，我們可以從國際體系、國家和個人這三個層次，來尋找冷戰起源的原因。實際上，我們基本上可以把導致冷戰起源的因素都歸結爲這三個層面。
從國際體系層次上看，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形成兩極權力結構，爲美蘇沖突和對抗，由戰時同盟走向冷戰創造了條件，使冷戰成爲可能。從國家層次上看，美蘇意識形態對立和國家利益相悖，是兩國關系從合作走向冷戰的重要推動力。從個人的層次上看，美蘇兩國領導人或者決策者對對方的認識與行爲方式加劇了雙方之間的對立，加速了全面對抗的爆發和冷戰的到來。總之，正是上述三個層次因素的相互作用，導致了戰後初期冷戰的起源。這樣一個理論框架，無疑可以使我們比較全面和清楚地描述、解釋和理解冷戰的起源。它表明，國際關系理論完全可以同冷戰史研究結合起來。
當然，這樣的分析框架也存在著不足和局限性。首先，導致冷戰發生的原因是錯綜複雜的，三個層次的分析不可能包括冷戰起源的各個方面。其次，三個層次原因之間的關系是很複雜的，這個分析框架本身並不能解釋這種複雜的關系。最後，在三個層次的原因中，哪一個層次的原因最重要呢？這個分析框架也回答不了這個問題，需要研究者自己作出判斷，而不同的人一定會有不同的解釋。
盡管如此，有意識地從這三個層次來解釋冷戰的起源，無疑有助于我們繪出一幅相對清晰的圖畫。
三 冷戰的持久性
有關冷戰史研究的又一個重要問題是，冷戰爲什麽持續了將近半個世紀，它爲什麽沒有演變成爲"熱戰"？美國著名冷戰史學家約翰‧加迪斯教授把冷戰稱之爲"持久和平"，這正是對冷戰特征的精辟概括。
學者們對冷戰的持久性和冷戰沒有變成熱戰的原因進行了探討，提出各種各樣的解釋。而這些解釋實際上都有一定的理論依據，或者說是從不同的理論視角分析問題。
新現實主義者，比如肯尼思‧沃爾茲教授，強調兩極國際體系的穩定性是冷戰持續相當長時間以及冷戰沒有發展成熱戰的根本原因。在他看來，兩極國際體系是最穩定的。也有的學者，包括沃爾茲本人，從核威懾的視角來解釋冷戰沒有變成熱戰的原因。他們指出，核武器的巨大毀滅性消除了發動戰爭的欲望，因而維持了世界和平。換句話說，美蘇之間的核恐怖平衡，保證了世界的持久和平。也有少數學者認爲，核武器同"持久和平"幾乎沒有什麽關系。比如約翰?米勒教授在1988年發表的一篇很有爭議的論文中，努力論證這麽一個觀點："盡管核武器可能對政治辯論、公衆思想以及國防預算和計劃産生了極大的影響，但是不能肯定它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世界事務施加了重大的影響。核武器似乎並不是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戰、決定聯盟模式或者導致美國和蘇聯行爲謹慎的不可缺少的因素。"他聲稱，"……如果沒有核武器，戰後世界大概也會是這樣的。即使沒有核武器，人們對二戰的記憶、超級大國對戰後世界現狀的滿足、蘇聯意識形態的性質以及害怕沖突升級的心理等等因素，也會導致世界大戰的爆發。核武器看來並不是影響冷戰的發展、聯盟的模式或者大國行爲方式的決定性因素。" 應該指出的是，米勒教授的思路同建構主義者的思路有相似之處，比如，很重視觀念的作用。
另外，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加迪斯教授在其1986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則從兩極國際體系、核武器的作用、科技進步、意識形態、超級大國的"遊戲規則"等等多個方面解釋"持久和平"。這是一篇頗有說服力的文章。
四 冷戰的結束
我要談的最後一個冷戰史研究中的重大問題，當然就是冷戰的結束了。
冷戰在持續了近半個世紀之後，于上個世紀末突然走向終結。很有意思的是，世界上沒有人預見到冷戰會在這個時候結束，也沒有一個國際關系理論流派預測到這一重大曆史事件的發生。正因爲如此，冷戰史學家加迪斯教授在冷戰結束後發表了一篇題爲《國際關系理論與冷戰結束》的長文，質疑國際關系理論的預見力。
現有的國際關系理論缺乏預見力，這是一個不爭的現實，今後也不太可能會産生一個具有很強預見力的國際關系理論。這是由國際關系學科的性質所決定的。實際上，缺乏預見力是社會科學的基本特征。屬于社會科學的國際關系理論之主要功能是幫助人們更清楚地描述和解釋國際事件，而不是預測未來。我們沒有必要因爲國際關系理論家未能預測到冷戰的結束，而否定其解釋力。國際關系理論對于我們理解和解釋冷戰結束的原因，還是有所幫助的。
前面分析冷戰起源的框架，實際上也可以用來解釋冷戰的結束。冷戰結束絕不是由單一因素導致的，應該是多重因素導致的結果。我們同樣可以從國際體系、國家和個人三個層次進行分析。因爲導致冷戰結束的最直接因素是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與"新思維"及其導致的蘇聯東歐政治劇變，包括蘇聯的解體，因此我們在分析冷戰結束原因的時候，需要格外關注國內層次和個人層次的因素。在分析國內層次和個人層次因素的時候，國際關系理論中的現實主義學派之解釋力較弱，實際上，現實主義主要關注的國際層次的因素，不太重視國內和個人層次的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冷戰結束後十分流行的建構主義學派對于冷戰結束原因之分析比較具有說服力。他們強調戈爾巴喬夫觀念的變化，是導致冷戰結束的根本原因。比如建構主義學派主要代表人物亞曆山大‧溫特在其著作中這樣寫道："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是對美蘇關系’實質’深刻的、概念上的重新評估。這是非專業人員的建構性的理論思考，在這種重新評估的基礎上，蘇聯能夠單方面地迅速結束冷戰這個似乎已經固化的沖突。可能存在客觀條件，使蘇聯’不得不’改變冷戰觀念，但是這並不能改變一個事實，即在某種意義上，這些觀念就是冷戰，正因爲如此，改變這些觀念，從根本上來說，也就是改變了事實。" 有的學者專門運用建構主義的分析方法，解釋冷戰結束的原因，引起冷戰史學界的極大關注。
五 結 論
如前所述，國際關系理論和冷戰史研究是可以結合起來的。國際關系理論可以幫助我們闡述、分析和理解冷戰史，我們需要有意識地運用國際關系理論來研究冷戰史。同時，我們也可以用冷戰史來檢驗相關國際關系理論的解釋力和局限性。
此外，我們也應該清醒地認識到，世界上沒有包羅萬象和絕對准確的理論，每種理論都有局限性和不足。因此，在運用國際關系理論來分析冷戰史的時候，我們必須記住這一點，並且可以嘗試運用多種理論方法來進行綜合分析。當然，在選擇理論方法的時候，個人的選擇和判斷也是很重要
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6930
張小明簡曆：
1981-1985，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本科生。
1985-1988，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碩士研究生。
1990-1993，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博士研究生。
1988-1990，北京大學國際關系研究所助教。
1990-1994，北京大學國際關系研究所講師。
1994-2002，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
2002-現在，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1994年1-7月，美國華盛頓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冷戰國際曆史項目訪問學者。
1998年1-4月，韓國高麗大學亞細亞問題研究所訪問學者。
1999年8月-2000年7月，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富布賴特項目研究學者。
2000年7-8月，瑞典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客座研究員。
2005年7月，日本中央大學訪問教授。
2007年6月-2008年5月，英國倫敦經濟政治學院訪問學者。
所授課程：
東西方關系、冷戰史研究、中國周邊安全環境分析、美國與東亞關系、大國關系的理論與曆史
專著：
1.《喬治‧凱南遏制思想研究》，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4年版。
2.《冷戰及其遺産》，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3.《中國周邊安全環境分析》，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03年版。
譯著：
1.（美）小約瑟夫?奈著：《理解國際沖突：理論與曆史》(第三版)，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2年版；《理解國際沖突：理論與曆史》（第五版），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5年版。
2.（英）赫德利?布爾著：《無政府社會：世界政治秩序研究》，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
論文：
1.《喬治?凱南對華認識及其政策主張1947—1949》，《美國研究》1993年第1期。
2.《試論凱南的"遏制"和杜勒斯的"解放"》，《世界曆史》1993年第3期。
3.《古巴導彈危機的再認識》，《世界曆史》1996年第5期。
4.《何謂冷戰思維》，《世界經濟與政治》1997年第4期。
5.《冷戰時期新中國的四次對外戰略抉擇》，《當代中國史研究》1997年第5期；劉山、薛君度主編:《中國外交新論》,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年版,第1-20頁。
6.《“管子工”眼中的冷戰—讀[信賴—多勃雷寧回憶錄]》，《美國研究》1997年第3期。
7. “China and the Korean War: From a Chinese Perspective,” The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41, no. 1, 1998, pp. 63-80. （《亞細亞研究》， 1998年6月，第41卷，第1號，通卷第99號，高麗大學亞細亞問題研究所）。
8.“The Korean Peninsula and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Asian Perspective, Vol. 22, No. 3, 1998, pp. 259-272.
9.《回歸無核世界：理想與現實》，《國際論壇》1999年第1期。
10.《美國對中蘇同盟的認識和反應》，《曆史研究》1999年第5期。
11.《中國周邊安全環境的曆史變遷》，梁守德主編：《走向新世紀的歐洲與大國關系》，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99年8月，第377-402頁。
12.《歐洲多邊主義及其對亞太的意義》，《教學與研究》2001年第1期。
13.《革命、修正和補充--評溫特的[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及其建構主義學說》，《歐洲》2001年第3期。
14《中國與東北亞地區合作：一位中國學者的觀點》（中文與韓文），韓國《東亞日報》網絡版，2001年4月12日。
15． “China’s Relations with the Korean Peninsula: A Chinese View,” Korea Observer, Vol.32, No.4, Winter 2001, pp. 481-500.
16.《關于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的幾點思考》，《歐洲》2001年第6期。
17． “China and Inter-Korean Relations,” Asian Perspective, Vol. 26, No. 3, 2002; and in Byung Chul Koh, ed., The Korean Peninsula in Transition: The Summit and Its Aftermath (Seoul: Kyungnam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210-222.
18. “China and North Korean Nuclear Issue: A Chinese View,”
http://ifes.kyungnam.ac.kr/ifes/ifes/eng/activity/05_ifes_forum.asp （韓國慶南大學遠東研究所網上論壇）, June 4, 2003.
19.《美國與東亞》，載袁明主編：《美國文化與社會十五講》，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12月版。
20．《權力、制度、社會與文化—盤點2003年的世界》，《世界知識》2004年第2期。
21．《重視‘軟權力’因素》,《現代國際關系》2004年第3期。
22.《冷戰時期中國周邊關系的特點》，牛大勇、沈志華主編：《冷戰與中國的周邊關系》，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年5月版。
23. 《非國家行爲體與中國周邊安全環境》，梁守德主編：《新形勢與新國際觀》，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年7月版。
24．《約瑟夫?奈的軟權力思想分析》，《美國研究》2005年第1期。
25. “Regional Identity and Northeast Asian Community Building,” East Asian Review, Vol.9, March 2005, pp. 117-123.
26.《國際關系理論與冷戰史研究》，《史學月刊》2005年第6期。
27.《朝鮮戰爭的地緣政治學分析》，《南開大學學報》2005年第3期。
28.《中國與東北亞共同體建設》，《東北亞研究》2005年第2期。
29.《第二次世界大戰與國際體系的變遷》，《世界經濟與政治》2005年第9期。
30. “China’s Perception of and Response to the Korean War,” 《軍史》（韓國國防部軍事曆史研究所編輯），第57卷（2005年12月），第92-124頁。
31． “China and the North Korean Nuclear Issue,” in Alfonso Ojeda, Alvaro Hidalgo, eds., North Korea and Regional Security (Madrid: Editorial Verbum, 2006), pp. 129-138.
32.《中國與周邊國家關系的曆史演變：模式與過程》， 《國際政治研究》2006年第1期（總第99期）， 第57-71頁。
33.《關于東北亞共同體建設的思考》（日文），龍田賢治編著：《通向東北亞共同體的道路》，東京：中央大學出版部2006年3月版，第265-272頁。
34.“The Rise of China and Community Building in East Asia,” Asian Perspective, Vol. 30, No. 3, 2006, pp.129-148.
35. "The Impact of the Korean War on China: Strategy, Defense and Nuclear Bombs," NIDS International Forum on War History: Proceedings, March 2007, 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fense Studies (NIDS),Japan, pp. 53-61.
36. 《東亞地區多邊主義分析》，王正毅、邁爾斯?卡勒、高木誠一郎主編：《亞洲區域合作的政治經濟分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19-434頁。
37. 《美國與東亞國際體系的變遷》，《國際政治研究》2007年第2期（總第104期），第113-122頁。
38. 《中國與國際社會的價值和規則》，《國際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總第105期），第7-8頁。
39. 《英國學派還是英格蘭學派？》，《世界經濟與政治》2008年第5期，第78-80頁。
冷戰的起源及其遺産？
二戰給西歐國家帶來巨大的災難，西歐要重建只能尋求美國的支持與援助，這樣西歐各國不得不以不平等的安全政策來與美國進行不等價交換，西歐納入美國的全球戰略軌道當中。戰後，德國被美、英、法、蘇四國分區占領，而斯大林要求一攬子的解決德國問題的方案，只是德國問題成爲蘇聯與西方對峙的焦點。1946年，邱吉爾在大選中敗北，應杜魯門之邀前往美國富爾頓發表了著名的“鐵幕”演說，強調英語國家的聯合共同對付蘇聯，也拉開了美國對蘇冷戰的序幕。
此外，在羅斯福時期不得重用的外交官喬治‧凱南匿名發表了一篇題爲《蘇聯行爲根源》的文章，對于蘇聯戰後對美國的態度和蘇聯的對外政策進行了分析，主張改變戰時與蘇聯結盟的不現實關系，唯杜魯門的冷戰政策的提出奠定了理論上的認識。究其性格來看，杜魯門不同于羅斯福，強烈的主張用實力（軍事爲主）來實現美國對世界的領導。美國戰後長期對于共産主義的認識和反共思想，使得蘇聯不得不在認識和政策上做出應對美國的調整。
戰後，斯大林采取高度集權的方式來恢複蘇聯經濟。同時針對戰後的國際形勢，認爲戰後出現了新的力量配置，即以美國爲首的帝國主義反民主陣營和反帝國主義的民主陣營。斯大林還針對資本主義危機提出社會主義市場，認爲社會主義市場是作爲緩和資本主義市場總危機出現的，這也就意味著蘇聯處理與資本主義國家關系時，不能緩和資本主義危機爲出發點只能以對抗的形式出現。爲此，蘇聯與東歐國家成立了“經互會”，用來協調經濟，給予相互的支持與援助。斯大林繼續著戰時與美的“和平共處”的政策，但這種權宜之計最終要服從于蘇聯的最高政策：維護和擴大蘇聯的勢力範圍，在東歐建立有利于自己的“地緣政治環境”，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擴大社會主義陣營。在蘇聯直接或者間接支持下，東歐國家紛紛實行政治的單一體制，經濟上實行市場經濟。蘇聯在東歐的擴張直接導致在歐洲正式出現的兩大軍事對抗陣營的形成。
戰後，國際政治格局是美蘇兩大陣營相互對抗形成的雅爾塔格局，蘇聯構成了對美國國家利益最主要的威脅，減少和限制蘇聯的影響也自然成爲戰後美國對外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美蘇之間短暫的的共處也被對抗與遏制所取代。此外，美蘇處理對外關系時，以意識形態作爲出發點，總相贏得多失的少。而美蘇雙方經過二站的洗禮，在戰後只是遏制與反遏制，這樣美蘇之間在沖突的形式上便采取“冷和平”的方式。
冷戰是上個世紀國際關系的底色，對中國的內部事務和外交政策産生過重大影響。冷戰史研究向來爲人們所關注。本文分析了大量新解密的檔案，詳細地揭開了這段曆史秘密
新近出版的《國際冷戰史研究》(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收入了美國學者梅爾文‧萊夫勒根據大量新解密的檔案資料，從五個方面闡述了冷戰是如何開始的這個問題的論文。其一家之說爲人們了解和研究冷戰史提供了參考。
一是國際體系和與之相關的大國間均勢問題的發展變化
德國問題在戰後國際體系的形成、變化過程中，以及在冷戰的整個發展過程中，都起了極爲重要的作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納粹德國占領了大片領土，其中包括蘇聯歐洲部分的大部分領土，德國法西斯的統治對于歐洲造成了巨大的沖擊。在俄國檔案中，我們發現了大量描述記載，生動地展現了當時處在德國占領之下的俄國社會狀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蘇聯有2700萬人死亡，1800萬人受傷。蘇聯人民在物質和精神上遭受了巨大傷害，同時也就産生了嚴重的防範與報複心理。在荷蘭和法國，人們的想法和蘇聯人的想法大同小異。從新解密的俄國檔案中，我們找到了大量關于斯大林擔憂德國複興，再次對蘇聯安全構成重大威脅的證據。俄國檔案中，保存著斯大林與外國記者、外國來訪領導人的連篇累牘的談話。這些談話的中心，就是斯大林擔憂德國在戰後很快便會複興，重新構成對蘇聯的威脅。例如，在一次談話中，斯大林曾表示：
1871年，德國進攻了法國。40年後，在1914年，德國人又卷土重來，再次發起進攻。上次大戰結束以後，德國再一次重新聚集起力量，到1939年又發動了戰爭。德國人具有一種無與倫比的複興能力。如果我們不能找到一種解決問題的辦法的話，在十五年裏，我們又將面臨與德國的戰爭。
這只是斯大林諸多類似談話中的一段。在這裏必須強調的是，斯大林曾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複提到這個問題。美國也同樣面臨著德國力量再起的問題。戰後初期，喬治?凱南是在美國外交政策制定圈子裏影響最大的人物之一。他對于德國問題有這樣一段典型的論述：
在我的心目中，(對于美國的)惟一的和真正的威脅是，德國人的技術上的能力將會與俄國人的資源上的潛力結合起來。
由此可見，在德國問題上，無論美國或蘇聯都對兩種可能性心存擔憂：一個是獨立的德國力量的再次崛起，另一個是德國力量有可能被融合到自己對手的一方去。所以，美國和蘇聯都企圖以自己的方式來整合德國力量、處理德國問題。蘇聯把美國、英國、法國的影響從蘇聯在德國的占領區排除了出去；英國、法國和美國也把蘇聯的影響從自己在德國的占領區中排擠了出去。每一方都試圖控制德國複興的進程；在這個過程中，每一方都對于德國力量的重新崛起有著強烈的恐懼。我們還要注意到，從美國的角度來看，它既要扶持德國的力量，用以抗衡蘇聯；又要安撫西歐盟國對德國複興所可能産生的不安全感。美國在建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同時便曾向法國保證，德國的複興不會在歐洲形成新的戰爭策源地。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人們對于日本的複興也有著相似的恐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美國立即獨占日本，並阻止其他戰勝國染指這一地區。華盛頓始終存在著一個憂慮，如果美國不能很好地控制日本，其力量就有可能融入到蘇聯集團中去。從新近解密的俄國文件中，我們也可以看到斯大林對于日本的複興頗爲憂慮。例如，在關于1945年8月斯大林同宋子文談判的檔案記錄中，便可以看到，斯大林曾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了日本複興及其對東亞及蘇聯安全可能造成沖擊的問題。
二是意識形態之間的對抗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一兩年間，大國之間意識形態之間的分歧似乎並不突出。這是因爲，它們之間的關系仍然受到戰時同盟關系的巨大影響。但在隨後的幾年中，意識形態的分歧迅速增大。兩種意識形態之間的沖突，很大程度是由當時的政治、經濟條件所決定的。當時生活在世界各地(尤其是西歐國家)的人民，有著一種社會正處于全面崩潰的危機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人們想弄清楚的是，究竟是什麽導致了他們所面對的困境；他們想要創造出一種更適合于自己的生活道路，以擺脫自己所處的困境。當時，在人們面前有兩條可供選擇的道路，一是資本主義，一是共産主義。第二次世界大戰臨近結束時，美國陸軍部助理部長約翰?麥克勞伊曾到歐洲去調查當地的情況。他在回國後的一份報告中提出，“整個中歐存在著一種經濟、社會和政治全面崩潰與解體的情形，這種危機所達到的程度是曆史上沒有先例的”。同樣的報告在當時可謂汗牛充棟，所反映的則都是在歐洲和亞洲所出現的可怕的社會崩潰的前兆。
美國決策者擔心，在這種情況下，人們會選擇共産主義作爲一種自我拯救的道路。在國會的一份證言中，當時擔任助理國務卿的迪安?艾奇遜提出：“人們遭受的苦難是如此沈重，他們是如此深信，只有由政府采取某些行動才能減輕他們的苦難。”艾奇遜的證言中隱含著一種擔心，那就是，其他國家的人民也將寄希望于政府來緩解自己的苦難。當時的美國政府和美國決策者有一種感覺，他們所擔心的是，一旦某些國家的對內政策依照這種“准共産主義”的認識確定了方向，對外政策中“親共産主義”的基調也就形成了。他們更擔心，一旦國家決心解決社會問題，由國家來主導經濟發展，便將導致這些國家被吸引到蘇聯的軌道上去。如果國家開始大規模幹預經濟，並采用的是蘇聯式的指令型計劃經濟模式，接下去美國就會發現權力分配的天平向著有利于蘇聯的一邊傾斜了。
斯大林相信時間和曆史是站在他一邊的。他認爲，資本主義是存在缺陷的，將不可避免地會不斷走向衰弱。在斯大林看來，社會主義則將不斷走向成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蘇聯戰勝了法西斯主義，這在斯大林看來就證明了這一點。斯大林覺得，通向社會主義有著各種各樣的可能的道路與途徑，根本用不著在西歐國家發動革命。因爲他相信，這些道路的終點都將是社會主義。只有在東歐，斯大林才利用軍事上的勝利建立了人民民主國家。這在很大程度是因爲，對蘇聯而言，東歐是與蘇聯的安全利益有著緊密聯系的地區。當美國開始推行杜魯門主義、馬歇爾計劃時，斯大林認爲這是一種威脅，但他仍然相信時間是在蘇聯這一邊的。所以，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美蘇兩國都加強了他們所控制區域內的意識形態的競爭。蘇聯在東歐采取行動，而美國則對被占領的日本采取行動。雙方的行動加深了彼此之間的恐懼和不信任。更重要的是，國家內部的意識形態變化加深了國際範圍內的冷戰。在經過了十五年的經濟蕭條、戰爭之後，這種意識形態競爭顯得格外突出。
三是原子能革命和核武器的出現改變了大國對于“權力”的界定
我們在當時美國重要決策者，包括杜魯門總統、貝爾納斯國務卿、史汀生陸軍部長等人的日記、備忘錄中可以看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之際，他們對核武器的作用給予了極高的評價。他們認爲，美國對于核武器的壟斷將會迫使蘇聯在很多問題(比如在德國問題)上向華盛頓做出讓步。從俄國檔案中，我們也可以看出，斯大林其實對于核武器的威力存在著巨大的恐懼。在公開場合，斯大林擺出了一副對核武器滿不在乎、不屑一顧的樣子。但是，從斯大林的顧問和助手的日記、備忘錄中我們卻發現，斯大林害怕同美國交戰，根本不願意這麽做。在1948年的柏林危機中，斯大林不准蘇軍打落任何一架美國飛機，就是因爲他擔心這有可能導致與美國的直接開戰。在朝鮮(專題，圖庫)戰爭中，斯大林極力主張並鼓勵中國人與美國人打仗，但他卻拒絕讓蘇軍以任何方式直接卷入朝鮮戰場上的武裝沖突。
貫穿整個冷戰過程，人們對于核武器的看法決定了他們對于遏制政策，以及在國際關系中采取強制行動的可能性的看法。斯大林對于核武器的威力有非常清晰的了解，因而把大量資源投入到迅速發展核武器中去。從整體而言，核武器是導致冷戰産生，並進而影響並決定其進程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四是革命民族主義對于現存國際秩序的挑戰
革命民族主義與非殖民化進程對于冷戰發生、發展産生了很大影響。在這方面，中國革命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美國決策者對于中國革命的根源及其性質並非全無了解，同時，美國人也深知，蔣介石政府軟弱、腐敗、沒有效率。美國人甚至還知道，中國共産黨將蔣介石政府的腐敗無能發掘到了極致。但美國人所不清楚的是，中國革命與蘇聯之間究竟有著怎樣的聯系。最令美國決策者擔心的是，不管這種關系如何，莫斯科在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情況下，可能會在最大的程度上利用這一革命的成功，使之爲自己的戰略利益服務。美國決策者相信，共産黨之間在意識形態上的共同性有可能把中國引到蘇聯一方的軌道上去，而這將對國際體系的均勢産生巨大影響。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人曾試圖對中國內戰進行調停，但同時也對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提供關鍵性的援助。斯大林則和國共兩方都打交道，以便保證蘇聯利益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受到損害。但在中國內戰的關鍵性時刻，斯大林支持了中國共産黨。1946年，當美國人對蔣介石提供援助時，毛澤東便已對華盛頓不再抱有任何幻想，而決心不管美國的態度如何，也要將反對蔣介石政府的戰爭打到底。對于斯大林沒有向中國革命提供足夠的援助，毛澤東也曾感到失望。但在對美蘇兩國的基本態度上，毛澤東始終是偏向蘇聯的。當中國革命取得勝利以後，毛澤東牢牢地抓住了蘇聯，並按照斯大林的預想，在全球範圍內，尤其是在東方興起的革命民族主義運動中，充當了“革命中心”的角色。
中國革命于1949年取得成功，是一個曆史性的關鍵時刻，這尤其是因爲它正好發生在全球範圍內非殖民化進程也在起步與發展的過程中。在印度、印度尼西亞和印度支那這些地區，革命的情勢層出不窮，歐洲殖民帝國則已顯露出了走向崩潰的迹象。非西方世界的革命民族主義者，抓住了這個機會，紛紛崛起，對西方殖民帝國提出挑戰。華盛頓所真正擔心的是，革命民族主義的發展最終將大大加強莫斯科領導的國際共産主義運動的力量，從而形成對于以美國爲首的西方世界的巨大挑戰。在整個20世紀50、60年代，革命民族主義在華盛頓引起了巨大的恐懼，而在莫斯科和北京所産生的，則是一種前所未有的機會感。所有這一切，對于冷戰的興起及發展都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五是作爲國際行爲“機制”的領導人的個人作用
新解密的檔案揭示，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斯大林與杜魯門其實都不希望看到冷戰的發生；但是，隨著國際形勢發展而不斷産生的威脅和機會，卻將他們不斷地推向了冷戰的對抗。
二次大戰剛剛結束之時，杜魯門曾認爲，美蘇兩國是可以相互共事的。1945年7月，當杜魯門第一次在波茨坦會議上見到斯大林時，他在一封信中對妻子說，斯大林非常聰明，同時也非常強硬，但還是可以和他打交道的。有意思的是，新解密的俄國檔案告訴我們，二次大戰結束後的一段時間裏，斯大林也認爲，蘇聯同美國雖然在意識形態上確實存在著分歧，但兩國是可以相處共事的。斯大林深信，從蘇聯本身的利益出發，應當同美國合作。他還認爲，如果美蘇兩國能合作共事，它們結合起來的力量便足以有效地控制德國、日本的再次崛起。他甚至還相信，如果美蘇兩國的戰時合作能夠在戰後延續下去，蘇聯就可以從美國借到大筆資金，並同時從德國西部獲得巨額賠償，用之于蘇聯的戰後重建。毫無疑問，在戰後初期的那段時間裏，斯大林與杜魯門都希望避免沖突。
然而，盡管斯大林與杜魯門都有這樣一種願望，但在國際政治的實際運作中，他們卻被意識形態和地緣政治的因素不斷推向相互沖突。斯大林和杜魯門都是經過曲折的政治道路———盡管他們的經曆極不相同———而登上權力頂峰的，並因而對現實政治生活中的“威脅”極爲敏感。在戰後美蘇關系的實際發展中，對于來自對方威脅的看法使得美蘇兩國領導人極易産生恐懼感。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斯大林所擔心的是德國與日本的重新崛起，以及在崛起的過程中，德國和日本會被整合到美國陣營當中去。杜魯門所憂慮的，則是蘇聯會承襲俄國傳統的帝國主義行爲，在土耳其、伊朗等地區進行擴張，並進而造成對美國的威脅。與此同時，得到蘇聯支持的共産主義勢力會奪取希臘、意大利、法國等地。從一個更深的層面來看，杜魯門還相信，就極權主義政治體制的基本特質而言，蘇聯和納粹德國其實並無二致，並因而會對美國造成威脅。
杜魯門所考慮的，是如何充分利用美國的核優勢地位與經濟力量———這正是美國的力量所在與機會源泉———在與蘇聯的國際政治對抗中占得上風。斯大林所希望的，則是最大程度地利用二次大戰中以及戰後共産主義運動在全球範圍內所取得的巨大聲譽，改進蘇聯的安全地位與國際影響力。斯大林認爲，蘇聯的指令性計劃經濟在打敗德國的過程中起到了巨大作用；這又令他進一步相信，蘇聯的計劃經濟比之于資本主義有著巨大的優越性。而歸根結底，這將是蘇聯的機會之所在。
以上五方面的因素對于理解冷戰的起源和結束都非常重要。通過對這五個基本方面的深入探討，把思想、意識形態、文化和傳統的地緣政治、權力、經濟等因素整合起來，從而將我們對于整個冷戰曆史的理解推向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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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的實質是什麽?
一 、利益驅動在冷戰中起的根本作用
在關于冷戰的衆多原因當中，其最根本的作用的是利益驅動。
新自由制度主義的領軍人物基歐漢認爲,國際制度是國際體系進程的基本特征。他繼承了新現實主義對國際政治的假設,但其表述的內涵卻與後者大相徑庭:第一,國際政治的無政府狀態並不必然意味著無組織與無秩序,“盡管國際系統是無政府的,國家之間的各種關系卻有著高度的秩序。無政府的國際系統對國家的行爲有著一種無形的控制”;第二,國家是國際社會中主要的但不是惟一的行爲體,它具有有限理性,追求的是滿意或絕對收益而不是利益的最大化或相對收益;第三,國際政治是權利政治而不是權力政治。
所以首先，曆來國與國之間的外交都是建立在利益的基礎上的，外交政策可以變，建交對象可以變，敵人可以變成朋友，朋友也可以變成敵人，但永恒不變的，是利益。獲取最大的利益，是各國外交的根本目的。所謂冷戰起源問題，實際上是二戰後的國際關系問題，特別是大國關系問題。在二戰的勝利使蘇美英三大國由熱戰中的盟友轉變爲冷戰中的對手。這一轉變並非單獨某一方或某個人的作用或過錯，而是由諸多因素和條件所促成的，具有某種曆史的必然性。
其次，學術界關于意識形態在冷戰起源中起最重要作用的說法並不嚴密。
許多研究者受意識形態的影響，而認爲大國間意識形態的差別在冷戰起源和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固然，意識形態在冷戰起源過程中具有不可忽略的重要作用，然而，起根本作用的並非意識形態，而是國際關系中最基本的要素國家利益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國家關系態勢。從這個角度講，二戰後，意識形態表面上把世界簡單地一分爲二，實際上國家間的相互關系要複雜得多。
再次，認爲丘吉爾成爲所謂冷戰的始作俑者，亦是利益驅動。
二戰爆發前，在西方、希特勒和蘇聯複雜的三角智鬥中，英國拙劣的綏靖政策招致蘇德聯手而引火燒身。當斯大林與強盜聯手而終受其害時，丘吉爾不啻松了一口氣。英蘇兩國的當務之急共同抵抗大敵法西斯暫時掩蓋著兩國之間利益的沖突和意識形態上的對立。然而，他們之間的利益之爭和觀念之別並沒有化解，而是潛在地進行較量，甚至在戰爭緊急的時刻也是如此，尤其是英國。丘吉爾在蘇德戰爭爆發之初援助蘇聯抗德的演講中沒有掩飾其對蘇聯的惡感；在開辟歐洲第二戰場問題上，他爲了本國利益而百般拖延。
綜上，學術界的許多觀點最終都可以歸結到利益追求上，而其他因素只是對其起影響作用。下面將展開論述其他因素對冷戰不同深度的影響。
二、意識形態起到的重大影響
意識形態在美國外交中具有至關重要的地位。在美國式的自由民主體制下，占據優勢的意識形態往往決定著美國外交政策的方向。這在冷戰期間表現得尤爲突出，以至于美國的一切外交資源都圍繞著保存和擴大美國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這個中心來進行。當1988年戈爾巴喬夫在聯合國大會上要求在國際事務中“非意識形態化”時，實際上是對美國發動的這場意識形態領域的戰爭的妥協。在現實中意識形態的影響總是無所不在，對此，邁克爾•H•亨特對意識形態給予了高度的評價：“意識形態思維是對曆史環境進行有益反思的源泉；是在極端複雜而令人迷茫的現實中必不可少的指導性因素；也是創造一個較好未來的道德行爲的基礎……
二戰爆發前後，蘇聯的對外政策基本原則未必發生根本的變化，但其急劇地調整了對外政策的觀念和手段。這一時期蘇聯對外政策和外交的突出要點就是擺脫了意識形態和既定政治觀念的束縛，緊緊抓住國家安全和利益不放，並爲此目的不惜一切。斯大林這種外交思想和策略的轉變和調整是符合當時複雜、險惡的國際局勢的，有利于蘇聯的安全和利益。難怪有人著重評價斯大林的這種冷靜、清醒與現實，若非如此，蘇聯不待在戰後冷戰中自行解體，可能早在二戰的熱戰中滅亡。當然，進入冷戰之後，蘇聯爲何美國對抗又開始對意識形態重視起來。
可見，意識形態影響著兩霸主的外交政策，也是冷戰起源的重要因素。但並不是意識形態的不同一定導致了他們之間的對抗，就像當今世界，仍存在著意識形態的不同，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是可以共存的。
三、英國與冷戰起源
在研究冷戰起源的問題上 , 許多研究者認爲英國是冷戰的 " 始作俑者 " 。近年來有的學者斷言 " 英國絕不是盲目追隨美國政策的小夥伴 ", 有著 " 獨立的冷戰政策 ; 還有的人強調英國並非扮演消極被動的美國追隨者角色 , 而是采取一種 " 主動積極的對抗性政策 " 。但是國內外最新的研究成果表明上述評價並不正確 , 英國在冷戰起源中的作用被誇大了。英國不是冷戰的始作俑者。在冷戰開始前 , 英國並沒有獨立的冷戰政策 , 也沒有采取主動積極的對抗性政策。
四、冷戰中的核因素
美國的兩枚原子彈，提前了二戰勝利的時間表。同時，也讓世界對核武器産生了深深的恐懼。美蘇的鬥爭並未過渡升級，核因素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在蘇聯加緊研制核武器的同時，其挑戰的舉動並未十分突出，只是在一些次敏感地區進行試探。而且選擇的也多是美國的戰略盟友—英國爲試探對象。
美國在1947年3月12日正式提出了"杜魯門主義"。美蘇對抗正式開始。任何矛盾從産生到發展到激化都會經過一系列的事件和過程，而未等沖突激化到戰爭的地步，核因素便加入進來，從而使整個競爭格局及方式發生了質的變化。我們不妨對比一下這些時間，美蘇對抗沒有升級成戰爭的核因素便一目了然了。標志著雙方對抗升級的第一次柏林危機出現在1947年，雙方對立的第一個軍事集團—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是在1949年8月成立的。而在1947年底，蘇聯發表聲明，原子彈已經不是秘密了，此時離杜魯門主義提出尚不足十個月，蘇聯宣布的核因素無疑對事態的發展有重要的影響。而在1949年8月，杜魯門向美國人民宣布，蘇聯已經擁有原子彈。北約的成立，從某種程度來說，正是對競爭核因素的出現所作的無奈地的回應。有危機而沒有戰爭，有軍事集團對立而沒有兵戎相見，因爲戰爭的結果是沒有贏家。第一個開火的也就是最後一個眼睜睜看到自己和全人類同歸于盡的。因此，挑戰國家與霸權國之間的鬥爭，盡管是激烈的對抗，卻並未形成戰爭。這也就是人類曆史上會出現如此長期的冷戰奇迹的主要另一個主要原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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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冷戰起源的原因＞馬可
【摘要】美蘇冷戰是不同于以往大國間沖突的一種特殊形式的對抗。引起了廣大學者對冷戰研究興趣，特別是冷戰起源問題成爲了各國學者研究的焦點。至今，關于冷戰發生的原因已有了多種的解釋。本文認爲兩極格局和思想意識的對立是美蘇冷戰發生的基礎，而美蘇戰後各自追求的“均勢”政策才是冷戰爆發的真正的原因。而反戰思想、“均勢”政策的本質和核武器的存在最終使得冷戰沒有升級爲以美蘇爲首東西方的世界大戰。
美蘇冷戰是20世紀後半期國際關系的主旋律，對世界各國乃至整個國際格局的演變産生了重大深遠的影響。因此，各國學者都將冷戰特別是冷戰的起源作爲其研究的主要課題。在冷戰期間，西方學術界特別是美國學術界對冷戰起源的研究先後出現了正統派、修正派和後修正派；冷戰結束後有出現了被稱爲“冷戰史新研究”的現象。近年來，對冷戰起源的研究也成爲了中國學術界的熱點問題。本文嘗試從“均勢理論”的角度，結合兩極體系、意識形態對于以及核武器的出現等方面，對冷戰的起源進行深層次的分析。
兩極格局和意識形態的對立是美蘇冷戰的基礎
在第二次大戰中，昔日的強國德國、意大利和日本被徹底擊潰，其中德國在戰後被美、蘇、英、法四國分區占領、而日本在戰後一度處于美國軍事占領狀態之中。英國和法國雖然是戰勝國，但是他們的實力在戰爭中受到嚴重削弱，戰後實際上已經降爲“二等”國家。只有美國和蘇聯戰後成爲世界上兩個最爲強大的國家，其他任何國家均無法與之相匹敵。因此，第二次大戰結束後，國際力量對比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其基本特征是“兩極化”，即“新的權力天平上只剩下了美蘇兩國”。戰後的美國，無論是軍事實力還是經濟實力，都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巨人，而且在政治上也取得了資本主義世界領導者的地位。戰後的蘇聯雖然在經濟實力上遠不如美國，但其陸軍數量具世界首位，整個軍事實力僅次于美國，而且它通過幫助和支持當地共産黨在東歐國家與亞洲某些國家建立的政權以及借助亞非拉地區反帝、反殖民力量等等，也成爲世界上另一個力量中心。實際上，兩極格局基本上是同冷戰相伴隨的。很多研究冷戰史的學者（特別是後修正派學者）都傾向于把冷戰的起源同戰後兩極格局聯系起來。筆者也持這樣的觀點，認爲兩極格局是冷戰得以發生、存在與發展的必要前提。或者用法國著名學者雷蒙?阿隆的話來說，沒有戰後的“兩極化”，就不會有美蘇之間或東西方之間的冷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蘇所代表的兩大思想觀念或意識形態之間的分野和對立，是冷戰得以發生的另一個必要的基礎。美國謀求建立政治上貫徹自決原則、經濟上實行門戶開放的自由國際主義戰後秩序。蘇聯則確信，壟斷資本主義即帝國主義大國是戰爭的根源，並認爲他們總是企圖扼殺共産主義蘇聯，因而不斷的支持世界各國的共産主義運動，企圖通過革命推翻資本主義而在不遠的將來實現世界的永久和平，最終進入共産主義社會。同時，兩國由于在意識形態、社會制度、思想觀念和政治體制等方面存在著較大的差異，因而兩國間很難形成相互間的信任與理解，難以實現彼此間的合作，“安全困境”的在所難免。
兩極格局和意識形態的差異兩個因素真的就是形成美蘇冷戰的深層原因嗎？筆者認爲並不是這樣的。冷戰是多種因素的産物，僅僅根據幾個變量是不足以解釋冷戰這個複雜的曆史現象的。兩極格局的形成和思想觀念與意識形態方面的差異只是其中的兩個方面，這兩個方面並不是美蘇冷戰的真正的原因，但卻構成了美蘇兩極冷戰的必要基礎。而美蘇兩國各自所追求的“均勢政策”才是冷戰爆發的深層原因之所在。
“均勢政策”是美蘇冷戰的深層原因
均勢政策和各國對于權利的追求一樣自從國際政治形成時就已經開始存在了。均勢政策的作用是：（1）防止建立世界性的霸權；（2）維護體系的組成部分及體系本身；（3）保證國際體系內的穩定和相互安全；（4）通過威懾防止戰爭爆發來鞏固和延長和平。這都是戰後美蘇兩國所共同追尋的戰略目標，因此，美蘇兩國戰後美國和蘇聯的戰後對外政策也沒有逃出“均勢政策”的影響。反而對它擴大化了，將“均勢”運用到了整個的世界。同時，二戰造成了世界上出現了很多的權利真空地帶，爲美蘇開展各自的均勢政策提供了必要條件。
均勢即是一種狀態，又是一種政策。我這裏主要討論的是做爲政策的“均勢”導致了美蘇冷戰局面的最終形成。漢斯?摩根索在其《國家間政治》這本書中定義了均勢的兩種模型即直接對抗（the pattern of direct opposition）；競爭模型（the pattern of competiton）。我們這裏主要研究的就是“直接對抗模型”，因爲美蘇兩個戰後的超級大國在尋求戰後均勢的過程中就是在這個模式的範疇下展開的。摩根索將“直接對抗模型”定義爲：“在國家B看來國家A采取了帝國主義的政策，而同時國家B爲了回應國家A的政策也同樣采取了的帝國主義政策或采取維持現狀的政策(statue quo)”。就當時的國際形勢看來蘇聯的對外輸出革命的政策，就被當時的美國認爲是蘇聯推行了帝國主義的政策，危害了美國的霸權地位和安全，破壞了彼此間的均勢狀態。因此美國必然要已均勢政策(或帝國主義政策)抗衡，不斷的擴大美國的勢力範圍以應對蘇聯的挑戰。而當時受共産主義影響俄蘇聯來說，其認爲美國是帝國主義國家，帝國主義國家是要不斷的推行其帝國主義政策。蘇聯也就要相應的鞏固東歐的勢力範圍和不斷的向外輸出革命，維持美蘇間的均勢，保衛自身的安全。這也就形成了美蘇間在“直接對抗模式”下的相互對抗。
經典現實主義認爲維持或恢複均勢的傳統方法和手段主要有：（1）分而治之的政策（divide and rule）；（2）補償；（3）組建軍事同盟；（4）建立勢力範圍；（5）軍備競賽等。美蘇在各自采取維持均勢的過程中促成兩國間的敵對意識的僵化，最終形成了冷戰的爆發。二戰後，美蘇爲了維持彼此間的均勢狀態所采取的手段首先是建立彼此的勢力範圍。美蘇在二戰後已經基本上確立了彼此的勢力範圍：蘇聯控制了東歐的大部分國家，而美國將西歐和美洲定爲了自己的勢力範圍，彼此間給與了相互的承認。但是，在一些對雙方實力對比十分重要的地方，美蘇兩國爲了爭奪控制權而針鋒相對。第一是波蘭問題。由于蘇聯紅軍從波蘭趕走了德國人之後，違背了戰後在波蘭進行自由選舉得諾言在華沙建立了一個共産黨政府，將波蘭劃到了自己的勢力範圍之內。美國人感到自己受到了欺騙。第二是日本問題。由于蘇聯晚到了一步，整個日本被美國所占領，蘇聯只奪取了北方四島。在波斯坦會議上，蘇聯要求在日本獲得一個占領區，就像美國擁有一個德國的占領區一樣。而美國則把遠東發生的事視爲蘇聯努力擴大勢力範圍的一個例證，而爲了維護遠東的自身勢力範圍而予以拒絕。第三就是東地中海和中東國家。1946年3月蘇聯拒絕從伊朗北部撤軍。美國在聯合國的有關辯論中支持伊朗。蘇聯最後還是撤走了軍隊喪失了對這一地區的控制，使得蘇聯對美國極爲不滿。接著，蘇聯又對其南面的鄰居土耳其施加壓力，而且希臘共産黨看上去快要獲得希臘內戰俄勝利。這些事件讓西方人更加相信，蘇聯人正在擴張其勢力。而後的“杜魯門主義”的出臺形成了美蘇間爲了爭奪勢力範圍而針鋒相對的局面。其次，美蘇間尋求均勢的手段是獲得戰後的補償，這點在德國問題上最爲突出。1945年7月在波斯坦會議上，蘇聯要求獲得10億美元的賠款，而且他要求這些賠款應從美、英、法占領區獲得。而美國爲了確立它支配下的穩定繁榮的西方國際經濟體系和促進西歐重建進，同時複興德國西占區經濟而對抗蘇聯，拒絕了蘇聯的要求。再次，建立軍事同盟也順應了美蘇的均勢政策，促成冷戰的最終形成。爲了對抗蘇聯共産主義勢力的擴張，保衛西歐的安全，1949年8月北約成立。北約的建立是對美國與蘇聯對抗的舉措，也對美蘇間均勢的最大的挑戰。這個舉動引起了蘇聯的極大的擔心和不滿，也最終導致了華約的建立。最後，軍備競賽成爲了美蘇各自均勢政策的重中之重。1945年，美國成功地施暴了第一顆原子彈，這導致了美蘇間的均勢的失衡。于是蘇聯也加緊研制屬于自己的原子彈以制衡美國。1949年蘇聯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從而導致了美國對于蘇聯的更加的擔心和不信任，最終造成了美蘇間不斷的軍備競賽的開始。
綜上所述，美蘇在二戰後各自所采取的“均勢”政策導致了美蘇間在建立勢力範圍、獲得戰爭賠款、組建軍事集團和擴充軍事實力等方面的競爭，從而嚴重的導致了美蘇兩個大國的不信任的加劇。相互敵視、相互猜疑、和相互對抗的“直接對抗”的均勢模式由此産生。最終導致了美蘇間敵對思想的形成與僵化，冷戰的局面在所難免。
冷戰未最終升級爲熱戰的原因
美蘇兩個戰後超級大國間的冷戰爲什麽沒有變成熱戰呢？筆者認爲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第一，先進的發達國家吸取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教訓，各國的人民和政府持有強烈的反戰情緒。各國都集中精力搞戰後的重建工作，根本就不想打仗。第二，美蘇兩國所追尋的“均勢政策”導致不能爆發熱戰。因爲均勢政策是爲了維護現存的國際格局而不是將其推翻。因此，美蘇兩國都在有些問題上采取了抑制的態度，避免兩國的正面交鋒。第三，在很多分析家看來，冷戰之所以沒有發展成爲熱戰，這個問題的答案很大程度在于“核武器和核威懾的特殊性質”。核武器的獨特性質改變了冷戰時期超級大國處理國際關系的方式，或者說，核武器使得大國的行爲是十分謹慎，核恐怖通過“水晶球效應”導致穩定的政治局面。國家都不會冒自我毀滅的危險去追求某個政治目標。正如一位美國學者所指出的，“核武器的巨大毀滅力意味著，今天軍事手段和國家所追求的幾乎所有的政治目標是相脫節的。目標和手段的脫節，導致有關國家在大多說情況下無法使用核武器這個終極的軍事手段。”因此1949年以後，美蘇兩個超階級大國都具有了核武器使得美蘇間形成了“恐怖平衡”，美蘇間爆發熱戰的可能性幾乎降到了零，最終使得美蘇冷戰的局面的已延續。
總結
美蘇冷戰的起源是多種因素的結果，意識形態和思想觀念的不同，以及二戰後所造成的兩極格局的形成是美蘇冷戰不可缺少的兩個原因，但卻不是最終導致美蘇冷戰的根本原因。因爲意識形態不同的兩個超階級大國間也可以“求大同而存小異”實現彼此間的合作，形成雙贏的結果。而正是因爲美蘇兩個戰後的超級大國，在戰後所遵循的均勢政策導致了兩個在勢力範圍劃分、軍備競賽、利益補償和組建軍事同盟等方面的對抗導致雙方互信程度的降低最終導致彼此間的難以合作的局面最終導致冷戰局面的形成。而核武器的出現，反戰思想的影響有將美蘇間的對抗限制在了一定的程度之內，避免了熱戰的爆發。
http://www.newslist.com.cn/html/xueshu/20080403/188.html
中國的冷戰國際史研究狀況
“冷戰”時期作爲世界現代曆史上一個具有特定意義的階段，已經結束了。正是因爲20世紀中葉出現的世界兩大陣營相互對抗已經成爲曆史，使得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之間拉開了距離，各國學者才有可能在擺脫冷戰環境及其思維定式束縛的條件下，對冷戰的起源、美蘇沖突的演變過程、中蘇結盟和走向分裂的原因、中美蘇三角關系的內部結構、冷戰對蘇聯解體的影響等一系列重大曆史問題，進行比較客觀的重新思考。從90年代初，國際學術界關于冷戰及其曆史的研究和討論掀起了新的熱潮。在參與學者的人數和國度、研究的角度和方法、題目的種類和範圍以及檔案資料所涉及的語種和國家等等方面，都大大超過了以往幾十年的研究狀況。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美國著名冷戰史專家、耶魯大學教授約翰?路易斯?蓋迪斯將這種新的國際學術潮流稱爲“新冷戰史”（The New Cold War History）,而在學術界享有盛名的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The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則創造了一個新概念——“冷戰國際史”（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在曆史研究中，冷戰史或者更准確地說是冷戰國際史，可以納入國際關系史的範疇，但它又不僅僅是研究國際間雙邊或多邊關系，而是在這一研究的基礎上，向外擴展，探討某一地區乃至全球的政治、軍事格局的形成和走向；向內延伸，分析在已經形成的世界格局中各國國內政策的變化和發展，以及由此而産生的對國際關系的影響。在這個意義上，冷戰國際史可以也應該成爲一個新的研究領域。
就戰後國際關系史而言，中國學者的研究在文化大革命快要結束時便開始了，1975年上海複旦大學劉同舜教授主編的《戰後世界曆史長編》（第一冊），就是利用美國當時公布的檔案，講述冷戰起源的初步嘗試（該叢書一直到最近出版了12冊）。以後，學術界在中美關系史研究方面又有了較大發展（資中筠、袁明）。然而，真正從冷戰的角度研究中外關系史，或把中國外交史納入冷戰的框架中進行研究，特別是充分利用最新解密的俄國和東歐國家檔案材料，並與國際學界接軌共同討論冷戰曆史問題，應該說是從90年代初期才開始的。不過，根據蓋迪斯的概念，“新冷戰史”的研究在國際學界也是此時才興起的。從這個意義上講，1996年1月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冷戰國際史項目在香港召開的“冷戰在亞洲”國際學術會議（中國學者十幾人參加了這次會議），對于推動中國的新冷戰史研究起到重要作用。
簡要介紹近年來中國學者的研究狀況。
檔 案 資 料
一、檔案館的開放和檔案文獻查閱
1、中央級檔案館的情況
1998年實施的檔案法與實際政策；中央檔案館、中央軍委檔案館、外交部檔案室、國家計委檔案室、鐵道部檔案室等，基本上不對外開放，但在某種情況下也可以加以利用；
2、省市級檔案館的情況
各地開放程度、收費標准、執行政策的情況不一，其檔案收藏特點和利用方法；比較開放的地方檔案館（吉林、福建、廣西、江蘇等）；
3、個別機構或個人保存的特殊文獻
當代中國研究所、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毛澤東與外賓談話記錄和毛澤東與兄弟黨領導人或代表團談話記錄；重大項目課題組保存的檔案複印件；中國經濟檔案選編組等；
二、檔案文獻的解密和公布
中國沒有相應的檔案解密委員會，檔案保管部門各自爲政；
中央文獻研究室、軍事科學院、外交部等官方研究機構的特殊作用：
《毛澤東軍事文集》1-6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
《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1-1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1997年
《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18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1997年
《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
《毛澤東文集》4-8卷，人民出版社1996-1999年
《周恩來軍事文選》1-4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
《周恩來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
《1949-195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共21卷，1990-2000年
《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3年
王焰主編：《彭德懷年譜》，人民出版社1998年
薛銜天主編：《中蘇國家關系史資料彙編(1945-1949)》，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7年
金沖及主編：《劉少奇傳》，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
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
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
軍事科學院軍事曆史研究部：《抗美援朝戰爭史》1-3卷，軍事科學出版社2000年
裴堅章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1949-1956)，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
王泰平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1957-1969）》第二卷，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年
王泰平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1957-1969）》第二卷，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年
三、整理和翻譯國外解密檔案
介紹到中國的國外檔案資料的兩個主要渠道：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中國冷戰研究者必讀刊物；在中國雜志上翻譯的俄國檔案文件和有關書籍。
1、從1994年開始啓動的中國社會科學院重點項目《蘇聯曆史檔案選編》，13000余件，譯文1700萬字，其中包括來自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Архив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檔案館（Архив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俄羅斯聯邦國家檔案館（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俄羅斯現代史文獻保管和研究中心（Российский Центр Хранения и Изучения Документов Новейшей Истории））、當代文獻保管中心（Центр Хранен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Документации）和俄羅斯聯邦國防部中央檔案館（Центральный Архив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的原始檔案複印件，以及俄國刊物《史料》（Источник）、《曆史檔案》（Архив История）、《近現代史》（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рия）、《曆史問題》（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遠東問題》（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祖國曆史》（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以及一些檔案專集中發表的檔案。其中涉及冷戰的專題檔案：斯大林對戰後蘇聯外交戰略的構想；蘇南沖突的起源及其公開化；蘇聯對馬歇爾計劃的反應；蘇聯對德國的占領；拉科西回憶錄（死後托蘇共中央保管）；蘇聯與東歐各國的關系；日內瓦會議評估；蘇聯的核武器政策；50年代蘇聯裁軍；蘇日緩和與建交談判；匈牙利事件；古巴導彈危機；美蘇首腦會談；越南戰爭；阿富汗戰爭等等。此外，已經譯好但未獲批准出版的還有朝鮮戰爭和中蘇檔案各500余件。
2、已經翻譯出版和即將出版的冷戰專題檔案
齊德學、沈志華編：《關于朝鮮戰爭的俄國檔案文件》，40萬字，軍事科學院軍事曆史研究部內部編印，1996年10月。
沈志華編注：《關于朝鮮戰爭時期中蘇關系的俄國檔案文獻》，10萬字，載1997年《世界曆史年刊》。
沈志華編注：《關于劉少奇訪蘇的俄國檔案材料》（23000字，合作），載《黨史研究資料》1998年第2期。
沈志華編注：《關于毛澤東訪蘇的俄國檔案材料》（40000字），載《黨史研究資料》，1998年第4期。
沈志華編注：《關于1950年中蘇條約談判的部分俄國檔案文獻》（17000字），載《中共黨史資料》，第67輯（1998年9月）。
李丹慧編：《中國與印度支那戰爭》，20萬字，香港天地圖書公司2000年出版，附中越等國領導人關于印度支那戰爭的77個談話記錄。
陳春華等譯（Ледовский編）：《斯大林與中國》（СССР и СТАЛИНв СУДЬБАХ КИТАЯ），30萬字，新華出版社2001年版。
沈志華編注：《斯大林與鐵托——蘇南沖突始末》，30萬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出版，附1948年蘇南沖突檔案。
楊存堂編注：《震撼世界的十三天——加勒比海危機內幕》，20萬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出版，附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檔案。
葉書宗編注：《凋零的布拉格之春——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30萬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出版，附1968年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檔案。
沈志華編注：《共産黨情報局檔案文獻選編》，60萬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出版，附1947-1951年共産黨情報局檔案。
馬細譜編注：《季米特洛夫日記選編》，30萬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出版，
沈志華編注：《蘇聯對德國的占領與東柏林起義》，20萬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出版，附1945-1953蘇聯對德政策檔案。
杜蒲編注：《40-60年代美國對中蘇關系的評估》，25萬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出版，附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和中央情報局檔案
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關系檔案選編》，10卷300萬字，即將出版
四、回憶錄和口述史料
由于中國的檔案利用受到較大限制，中國學者的冷戰史研究比較注重利用當事人的回憶和口述。目前，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正在牛軍教授主持下整理和編寫多卷本《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口述史料》。已經出版的比較有史料價值的當事人回憶錄有：
伍修權：《在外交部八年的經曆(1950-1958)》，世界知識出版社1983
劉曉：《出使蘇聯八年》，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
李海文整理：《在曆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
雲水：《出使七國紀實——將軍大使王幼平》，世界知識出版社1996年
外交部外交史編輯室編：《新中國外交風雲》1-4輯，世界知識出版社1990-1996年
耿飈：《耿飈回憶錄（1949-1992）》，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
吳冷西：《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系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
主要研究人員和成果
目前中國已經形成了一支人數不多但比較精幹的冷戰史研究隊伍，北方以北京爲主，南方以南京、上海爲主。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都開設了專門的冷戰國際史研究生課程。年輕的研究人員正在成長。
牛 軍 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
1.《朝鮮戰爭中中美決策比較》，《當代中國史研究》，2000年第12期。
2.《新中國外交的形成及其主要特征》，《曆史研究》，1999年第5期。
3.《論1945年至1955年中國外交的“內向性”》，《國際政治研究》，1999年第4期。
4.《1969年中蘇邊界沖突與中國外交的調整》，《當代中國史研究》1999年第1期。
5."Guomindang and CCP Policies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Marshall Mediation", Larry I. Bland edited, George C. Marshall's Mediation Mission to China, published by The George C. Marshall Foundation, (Virginia, 1998), published by The George C. Marshall Foundation, (Virginia, 1998).
6.《論新中國對美政策的形成》，《美國研究》1996年第4期。
7.《論中蘇同盟的起源》，《中國社會科學》1996年第2期。
戴超武 南京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1.《美國結束太平洋戰爭的戰略與原子彈的使用》（American Strategy to End the Pacific War and the Use of the Bomb），《世界曆史》1995年第4期。
2.《美國曆史學家與五十年代臺灣海峽危機》(American Historians and Taiwan Strait Crises )，《當代中國史研究》1998年第4期、1998年第5期。
3.《“新冷戰史”與當代美國外交史研究趨向》（"New Cold War History" and the Trend of Thought among American Diplomatic Historians），《美國研究》1999年第1期。
4.《中國、美國和第一次臺灣海峽危機的結束》（China, US and the End of the Taiwan Strait Crisis of 1955），《國際關系評論》（南京），2000年第1期。
張小明 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1.《古巴導彈危機的再認識》，《世界曆史》1996年第5期。
2.《不應該誤解喬治‧凱南的“遏制”概念》，《戰略與管理》1996年第3期。
3.《冷戰時期新中國的四次對外戰略抉擇》，《當代中國史研究》1997年第5期。
4.《對斯大林曾否勸阻過長江問題的再思考》，《曆史教學問題》1997年第5。
5."China and the Korean War: From a Chinese Perspective," The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41, no. 1, 1998, pp. 63-80. （《亞細亞研究》， 1998年6月，第41卷，第1號，通卷第99號，高麗大學亞細亞問題研究所）。
6.《美國對中蘇同盟的認識和反應》，《曆史研究》1999年第5期。
7.《喬治‧凱南遏制思想研究》，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4年版，15萬字。
8.《冷戰及其遺産》，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28萬字。
時殷弘 南京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1.“蘇聯對外政策的轉變—一從斯大林去世到蘇共二十大”（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oviet Foreign Policy: From the Death of Stalin to the 20th Party Congress of the USSR），《南京大學學報》1999年第l期。
2.“權力欲望與改革嘗試——貝利亞在1953年”（Desire for Power and Attempt to Reform: Beria in 1953），《曆史研究》1999年第5期。
3.“1956年波蘭事件與美國的政策”（The Changes in Poland and the American Policy, 1956），《國際論壇》1999年第2期。
4.“匈牙利事件和美國的政策”（The Hungarian Rebellion in 1956 and the U.S. Policy），《南京大學學報》1998年第1期。
5.“與複雜形勢相違背的簡單化政策——冷戰時期美國在東亞的安全政策”（Policy Simplification versus Situational Complexity: U.S. Security Strategy in East Asia during the Cold War Years），《美國研究》1997年第2期。
6.“蘇聯東歐內部變化與美國的政策”（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Domestic Changes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its Eastern European Satellites），《世界曆史》》1997年第6期。
7.“美國與蘇共二十大”（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20th Party Congress of the Soviet Union），《南京大學學報》1996年第3期。
8.“激變戰略和解放政策——冷戰初期美國對蘇聯東歐內部狀況的政策”（The Strategy for Radical Change and the Policy of Liberation: U.S. Approach toward the Internal Situations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1947-1955），《世界曆史》1995年第3期。
9.“促進蘇東變革—一從設想到政策（1953-1955）”（Promoting Transform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Eastern Europe: From General Idea to Concrete Policies, 1953-1955），《南京大學學報》1995年第3期。
10.“來自冷戰外的挑戰——美國在菲律賓的失敗與調整”（Challenge from Outside the Cold War: American Failures and Adjustments in the Phillipines, 1946-1954），《美國研究》1995年第2期。
11.《新趨勢?新格局?新規範——20世紀回顧?國際關系卷》（New Trends, New Structures, and New Norms: World Politics of the 20th Century），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12.《敵對與沖突的由來—一美國對新中國的政策和中美關系（1949-1950）》（The Origins of Confrontation and Conflict: U.S. Policy toward Communist China and the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1949-1950），南京大學出版社版社1995年版。
沈志華 北京東城東方曆史學會研究員
1.《中蘇結盟與蘇聯對新疆政策的變化（1944-1950）》（28000字），載《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
2.《對1948年蘇南沖突起因的曆史考察——來自俄國及東歐國家解密檔案的新證據》（30000字），載《曆史研究》1999年第4期。
3.《抗美援朝戰爭決策中的蘇聯因素》（25000字），載《當代中國史研究》2000年第2期。
4.《抗美援朝戰爭中的蘇聯空軍》（8000字），載《中共黨史研究》2000年第2期。
5.《中美和解與中國對越外交（1971-1973）》（12000字），載《美國研究》2000年第2期。
6.《論中國出兵朝鮮決策的是非成敗——50年後的考察和反思》（25600字），載《二十一世紀》（香港）2000年第10期。
7.《曆史考察：中蘇同盟的經濟背景（1948-1953）》（80000字），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2000年8月單行本。
8.《中蘇條約談判中的利益沖突及其解決》（24000字），《曆史研究》2001年第2期。
9.《1953年朝鮮停戰：中蘇領導人的政治考慮》（23000字），《世界史》2001年第2期。
10.《建國前夕蘇聯與中共的經濟關系》（12000字），《黨的文獻》2001年第2期。
11.《朝鮮戰爭揭秘》，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5年版。
12.《毛澤東、斯大林與韓戰——中蘇最高機密檔案》，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8年版。
13. 《中蘇同盟與朝鮮戰爭研究》(附俄國檔案)，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楊奎松 北京大學曆史系教授
1.《新中國從抗法援越到爭取印度支那和平的政策轉變》，《中國社會科學》2001年第1期。
2.《美蘇冷戰的起源和對中國革命的影響》，《曆史研究》1999年第5期。
3.The Sino-Soviet Border Clash of 1969: From the Zhenbao Island Incident to Sino-American Rapprochement, Cold War History, V. 1, First Issue, 2000/2001.
4.《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40萬字），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香港三聯書店2000年出版繁體中文版。
李丹慧 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副研究員
1.《五十年代中後期中蘇關系的演變》（23000字）（The Evolu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ino-Soviet at late 1950'），《黨史研究資料》1995年第12期（該文原標題爲《毛澤東對蘇認識與中蘇關系》，收入薛銜天等編：《戰後中蘇關系走向》論文集，社科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革博黨史研究室編：《共和國重大事件述實》，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1969年中蘇邊界沖突：緣起和結果》（15000字）（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Border Conflict Between China and Former Soviet Union in 1969），《當代中國史研究》1996年第3期（收入張化、蘇采青主編：《回首文革》一書，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版）。
3.《中蘇分裂與“文革”時期中國外交》（14000字），《黨史研究資料》1997年第1期。
4.《中蘇關系與中國的援越抗美》（18000字）（Sino-Soviet Relations and the ‘Aid Vietnam Resist America’），《當代中國史研究》1998年第3期；《中共黨史研究資料》1998年第6期。
5.《對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起因的曆史考察》（33000字）（A Historical Examination of the Origin of the 1962 Ita Incident with Materials from Archives in Xinjiang, China），《中共黨史研究資料》1999年第4、5期。
6.《中蘇在援越抗美問題上的沖突與矛盾（1965-1972）》（30000字）（The Sino-Soviet Dispute over Aid to Vietnam's Anti-United States War, 1965-1972），《當代中國史研究》2000年第4、5期。
7.《毛澤東的安全戰略思路及其轉變 1964-65》（12000字）(The Mao Strategy for National Security and Its Metamorphosis 1964-65)，《二十一世紀》(香港) 2000年6月號。
8.《中國與印度支那戰爭》(China and Indochina War)，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0年版。
章百家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員
1.《從危機處理的角度看抗美援朝出兵決策》，《中共黨史研究》2000年第6期。
2.《對抗中的方向盤、緩沖器和測試儀：從中國的角度看中美大使級會談》，《當代中國史研究》，2000年第1期。
3.《通向緩和的崎嶇之路：變動的國際環境與中國對美政策（1954-1971）》，姜長斌、羅伯特?羅斯主編：《從對峙走向緩和：冷戰時期中美關系再探討》世界知識出版社2000年版。
牛大勇 北京大學曆史學系教授
1.《跨越冷戰的東亞國際關系》，《中國評論》（香港）1998年第5期。
2.《"栓緊繮繩"與"反攻大陸"：肯尼迪與蔣介石的戰略之爭》，《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4期。
3.《肯尼迪與1961年聯合國中國代表權之爭》，《中共黨史研究》（北京）2000年第4期。
4.《冷戰國際環境與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二十一世紀》（香港）2000年6月號。
5.《1961-1963年的中美大使級會談》，《北大史學》第7輯，2000年出版。
任東來 南京大學霍普金斯大學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1.《美國對中國參加萬隆會議的反應》(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Bandung Conference of 1955)，沈宗美編《理解與溝通》，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
2.《論1946年〈中美商約〉》(On the Sino-US Commercial Treaty of 1946),《中美關系史論文集 第3輯》, 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
3.《大國幹預與共産黨的革命戰略:對中國和希臘的比較研究(1944-1946)》(The Communist Revolutionary Strategies and Great Power Interventions: the Cases of China and Greece, 1944-1947)，《美國曆史問題新探》，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
4.《1946-1949美國駐華軍事顧問團的若幹問題》( The US Military Advisory Group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46-1949),《美國與近現代中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
5.《美國對英蘇劃分巴爾幹勢力範圍的反應,1943-1944》(The American Response to Anglo-Russian Divisions of Balkans in 1944), 《美國研究》1997年第1期。
6.《試論萬隆會議期間周恩來外交》(Zou Enlai's Diplomacy during Bandung Conference)，《南開大學曆史研究所建所二十周年紀念文集》，南開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7.《從兩大陣營理論到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中國對亞洲民族主義國家的看法和政策的演變》(A Transition of China's Perception of and Policy toward the Asian Nationalist States, 1949-1954),《太平洋學報》，2000年第4期。
張盛發，中國社會科學院東歐中亞研究所研究員
1.《再論1948年柏林危機：緣起與結果(根據俄羅斯新的檔案材料)》,載《曆史教學問題》，1999年，第5期
2.《建國初期中蘇兩國的齟齬和矛盾及其曆史淵源》，載《東歐中亞研究》，1999年第5期
3.《從消極冷漠到積極支持——論1945-1949年斯大林對中國革命的立場和態度》，載《世界曆史》，1999年第6期
4.《蘇聯與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二月事變(根據新的檔案材料)》，載《東歐中亞研究》，2000年第1期
5.《1948-1949年蘇南沖突原因新探,根據新公布的檔案文獻》，載《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問題》，2000年第1期
6.《雅爾塔體制的形成與蘇聯勢力範圍的確立(根據新披露的檔案材料)》，載《曆史研究》，2000年第1期
7.《50年代初期中蘇共同抵制對日媾和與蘇聯拒簽舊金山和約》，載《世界曆史》，2001年第2期；香港《二十一世紀》，2001年第4期
8.《斯大林與冷戰（1945-1953）》，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
當前重點討論的問題
主要研究領域比較集中地反映在三個方面：80年代以中美關系爲主，90年代以中蘇關系、朝鮮戰爭爲主。
中美關系：比較早的有資中筠的《戰後美國對華政策的緣起與發展（1945-1950）》（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2000年再版），宮力的《跨越鴻溝：1969——1979年中美關系的演變》（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近年來出版了一批專著和論文集，包括陶文釗主編的《中美關系史，1949——1972》（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主要特點是比較詳細地描述和分析了這20多年來中美關系中幾乎所有的主要事件和冷戰時期導致中美關系緩和的主要因素。賈慶國著《未實現的和解：中美關系的隔閡與危機》（文化藝術出版社1998年出版），該書詳細探討了50年代中美和解的可能性及其未能實現的原因。蘇格著《美國對華政策與臺灣問題》（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年）），該書以臺灣問題爲線索，系統分析了中美在臺灣問題上的曆史性沖突于妥協，凸顯了中美關系中的矛盾在冷戰時期和冷戰後的延續性。另外有兩本值得重視的論文集，其中包括了近年來中國學術界探討冷戰時期中美關系的一些重要成果。一本是姜長斌與美國學者羅伯特?羅斯共同主編的《從對峙走向和解：冷戰時期中美關系再探討》（世界知識出版社2000年出版），另一本是趙寶煦主編的《跨世紀的中美關系》（東方出版社1999年出版）。其中的論文的特點是對中國國內政治與對美政策的影響有較多的論述，並比較注重從多邊關系的相互影響中，分析中美關系演變的複雜性。這些可以說在研究方法上展現了新的發展趨勢。蔡佳禾的《雙重的遏制——艾森豪威爾政府的東亞政策》（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主要分析了50年代後期美國政府對中國的封鎖和遏制政策。最近牛大勇的關于肯尼迪時期美國對華政策的專著即將出版，其中大量運用了肯尼迪圖書館和美國國家檔案關的檔案文獻。
這方面的研究進行的較早，也比較成熟，目前沒有太多的爭論問題。研究的重點從中美對抗逐步轉向中美緩和。
中蘇關系：中蘇關系研究在中國比較敏感，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問題，尤其是對于冷戰時期中蘇關系的研究，起步較晚，大體上90年代開始的，特別是俄國檔案解密以後，研究的人比較多了。1995年沈志華與中國中俄關系史學會聯合在黑龍江省的同江召開了一次“戰後中蘇關系走向”的學術討論會，會後出版了論文集《戰後中蘇關系走向》，比較集中地反映了當時中國學者對這一問題的研究成果。1997年10月，美國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當代中國研究所和沈志華聯合舉辦了“冷戰與中蘇關系”國際研討會，與會學者來自6個國家，並由當年中國和蘇聯領導人的翻譯或秘書出席，不但宣讀論文，進行爭論，而且對當事人進行學術質詢，會議開得生動活潑，會後，李丹慧編輯了論文集《北京與莫斯科：從聯盟走向對抗——1945至1969年中蘇關系的演變》，其中還收集了1996年香港國際學術會議“冷戰在亞洲”上的有關中蘇關系的論文，可惜因政治審查原因，已經3年了，尚未得以出版。此後比較有影響的是楊奎松的《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使用了最新的檔案材料，提出了許多獨到的見解。此期官方史書主要是外交部編寫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前後有3卷，也使用了一些外交檔案，但在嚴格的意義上，很難稱得上是學術著作。
有爭議的問題較多，雖然並沒有都反映在成果中：中蘇結盟的必要性，斯大林對華政策的評價，中共黨內的親蘇、親美派，中蘇條約的實際意義，蘇聯對華援助的評判，匈牙利事件中中蘇各自的作用，聯合艦隊問題，中共對蘇共二十大的看法，對蘇聯專家作用的估計，中蘇分裂的責任，毛澤東外交戰略轉移的形成和結果，中國在蘇聯解體過程中在作用等等。影響中蘇關系研究深入的兩個障礙：檔案文獻的限制和意識形態的制約。李丹慧、沈志華最近正在合著《冷戰與中蘇關系的演變》一書，試圖在利用中俄雙邊檔案文獻的基礎上，論述冷戰與中蘇關系發展變化的過程、背景及其結果。
朝鮮戰爭：一個在中國更加敏感的題目。但80年代末中國思想解放和文獻公布提供了契機，著述頗豐，比較有影響的：柴成文、趙勇田的《板門店談判》（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版），徐焰的《第一次較量——抗美援朝戰爭的曆史回顧與反思》（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0年版），軍事科學院軍事曆史研究部的《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戰史》（軍事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齊德學的《朝鮮戰爭決策內幕》（遼寧大學出版社1991年），華慶昭的《從雅爾塔到板門店——美國與中、蘇、英：1945-1953》（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王焰等編的《彭德懷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年版）。除華的著作使用了西方的檔案，並主要從大國外交的角度進行研究外，其他著作基本上使用的中國材料，研究主要限于軍事曆史方面。
90年代初俄國檔案中大量關于朝鮮戰爭的檔案陸續開始披露出來，研究出現四個方面的突破：史料——中俄檔案比較；角度——冷戰與高層決策；觀點——戰爭的起源和目標、範圍——政治、經濟和外交。出現了大量論文和專著：沈志華的《朝鮮戰爭揭秘》（1995年）和《毛澤東、斯大林和韓戰》（1998年），使用了中國和俄國雙方的檔案文獻進行比較研究，但因外交上的原因大陸不予出版，均是在香港出版的。大陸出版的比較有價值的著作有逄先知、李捷：《毛澤東與抗美援朝》（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軍事科學院軍事曆史研究部著：《抗美援朝戰爭史》三卷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0年）。這兩部著作披露了中國許多新的檔案文獻。
朝鮮戰爭研究的限制不在史料，而在意識形態的禁錮。爭論十分激烈。戰爭的起源問題，中蘇參與決策的角度和程度，中朝關系的內幕，中國出兵的動機和評價，中國戰略的變化及其結果，停戰的時機問題，戰俘問題，原子彈的威脅和實際作用，細菌武器問題，停戰談判拖延的原因和責任，停戰協定簽字的政治背景。其中許多問題的討論由于意識形態或外交原因，無法見諸文字，至少在大陸不能發表。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朝鮮戰爭研究在中國學術界的深入開展。
中國的冷戰史研究才剛剛起步。在過去的十幾年中，中國學者在冷戰曆史的某些領域是頗有建樹的。例如關于中美關系史、中蘇關系史、新中國外交政策的形成以及朝鮮戰爭等領域的研究，已經達到了可以在國際論壇上與各國學者對話的水平。這就構成了在中國把冷戰國際史研究作爲一個學科發展起來的良好的基礎。然而，也正是從學科建設的角度來看，這樣的基礎還顯得十分薄弱。
首先，對于冷戰史研究的許多方面，中國學者還涉足不深或剛剛開始探索，特別是對一些涉及冷戰史發展重大事件，如土耳其危機、馬歇爾計劃、柏林危機、蘇南沖突、核武器問題、匈牙利事件、加勒比海危機、阿富汗戰爭等等，都是目前國際史學界十分關注的課題，而且有關這些曆史事件的檔案文獻也已經陸續公布出來。在這些尚未開墾的處女地上必定是大有作爲的。
其次，較少從中國的角度來考察和評價冷戰的曆史，或者從冷戰的角度來研究和解釋中國的曆史。中國在冷戰中處于什麽樣的地位，發揮了什麽樣的作用？中國的政策如何影響了冷戰，冷戰又如何影響了中國的發展？如果把中國當代對外關系史的研究納入冷戰的框架進行考察，例如中國對美政策的演變、中蘇關系的惡化、臺海危機及對臺政策、中印邊界沖突、中國與越南戰爭、中國與東歐國家的關系以及中國與第三世界的交往等等，特別是充分利用中國的檔案文獻，那麽，中國學者無疑將對冷戰國際史研究做出獨到的貢獻。
再有，中國對冷戰曆史的研究還處于單兵作戰的狀態，沒有形成系統和規模，學者之間也缺乏交流和互補。目前，利用第一手史料從事世界史和國際關系史研究的條件在中國學術界已經出現，在這樣的基礎上，應該有相應的學術機構通過組織專題討論會，開展學術交流活動，聯絡各方面從事冷戰史研究的學者，加強隊伍建設和學科建設。目前出現的兩個專門研究機構：北京大學現代史料研究中心（以楊奎松、沈志華爲首），即將出版《冷戰年代的中國與世界》（系列叢書?資料和文獻），兩本檔案文獻：《援越抗美鬥爭中的廣西》，《援越抗美鬥爭中的雲南》；華東師範大學以紫江學者計劃支持的冷戰國際史研究中心（以陳兼爲首）：計劃中的譯叢和冷戰檔案文獻選編。二者均在申請中國社會科學十五規劃中的冷戰研究項目。相信在這樣的努力，一定能把中國的冷戰國際史研究推上一個新臺階。2002年3月，日本早稻田大學學術報告提綱
http://www.shenzhihua.net/wszt/000045_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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