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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少書或許非專業的國際關係學者，而是美國斯坦福大學歷史系教授，雖然他的學術研究主要包括美國國內種族關係以及美國的國際關係。
故其《美國分化中蘇聯盟內幕》（台北：金禾出版社，1992）9、10章，以史識將美國寫得有點損人（分化中蘇聯盟）又害己（中共參與越戰）。

不過張書仍太以美國看天下了！

是嗎？那我貼些對岸學者專家的觀點。
不過先看下此岸的研究：

于仁壽《中共對抗美蘇超強之研究》2003年中山學術研究所博士論文

過去有關中共外交的研究較為輕忽軍事因素，這造成中共對外軍事行動只被當作外交政策的結果，而無視於外交政策與軍事因素之間所具備的互動關係。因此，本研究企圖將中共外交與軍事戰略相結合，並回答三個問題：一、中蘇共為何能夠發展成為同盟關係？二、中共為什麼選擇與蘇聯結盟後又反目，讓自己陷入兩強相逼的險境？三、在軍力明顯不如人的情況下，中共憑藉什麼力量先後與美、蘇進行軍事對抗？

本研究主張：一、中共決定結盟對象的關鍵，是因為當時蘇聯能提供比美國更為豐厚的利益，在政權還不穩固之際，決定中蘇共結盟的因素並不是因為雙方具備共同的意識型態；二、當政權開始穩固後，中共外交決策中意識型態的影響力便上升，意識型態的爭論確實是造成中蘇共分裂的主因；三、毛時代的中共知道利用陸權國家的戰略優勢，讓解放軍在地面作戰上不致落居下風，這是討論中共在對抗美蘇超強過程中一個長期被忽視的因素；但也正由於中共在海空軍實力上的不足，使得美軍第七艦隊能夠遏制共軍「解放台灣」，也造成海峽兩岸分治問題直到今日仍懸而未決。

第一章 序 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目的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議題
第三節 現有文獻分析
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限制
第五節 論文架構
第六節 史料來源略述
第二章 歷史背景：中蘇共結盟的曲折過程
第一節 聯盟理論
第二節 國共內戰前的中蘇共關係
第三節 國共內戰前中共與美國的關係
第四節 雅爾達協定的影響
第五節 國共內戰
第六節 新政權的外交抉擇
第七節 美蘇政策比較
第八節 本章小結
第三章 中共介入韓戰
第一節 中國戰略文化解析
第二節 戰略文化與嚇阻失敗
第三節 韓戰爆發過程
第四節 中共出兵參戰
第五節 本章小結
第四章 兩次台海危機
第一節 消失的危機
第二節 萬隆路線的提出
第三節 第一次危機台海
第四節 中蘇共聯盟關係的變化
第五節 第二次台海危機
第六節 本章小結
第五章 中共介入越戰
第一節 抗法援越
第二節 1954至1961年的發展
第三節 抗美援越
第四節 本章小結
第六章 中蘇邊境衝突
第一節 中蘇共交惡
第二節 邊境衝突過程
第三節 文化大革命的影響
第四節 社會主義陣營的內在矛盾

毛澤東的“危機意識”與中蘇同盟破裂＞牛軍

90年代中期以來，有關中蘇同盟破裂的研究出現兩個重要的特點。其一是越來越多的學者更加強調毛澤東個人的作用，甚至有學者認爲，在導致中蘇同盟破裂的各種因素中，"領導人（也包括蘇聯領導人）個人因素是最主要的"。其二是有關的論著證明，以往將毛澤東改變對蘇政策主要歸結于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和毛澤東堅持獨立自主、捍衛國家主權、反對蘇聯控制（較早的論著一般都如此強調）等等，至少也是過于簡單了。它們更強調毛澤東選擇的國內發展戰略與他對蘇聯的態度和政策變化等等之間的關系，或者是毛澤東的意識形態或革命理念與赫魯曉夫路線之間的根本沖突。這些分析的共同點在于，它們基本上都將毛澤東的有關政策視爲理論思考的結果。 　　
如果將上述研究成果作爲一個出發點，便可以發現1957年到1959年可算是獨特的時期。從毛澤東探索中國發展戰略的角度說，它是毛澤東背離中共"八大"即定方針的開端；從他後來用以指導對蘇政策的理論的發展脈絡看，它又是刺激毛澤東進行他那獨特的思考並逐步形成"無産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理論的初始。在這個時期，毛澤東精神興奮，經常鬥志昂揚，但在推動他的事業時，卻經曆了兩次重大的挫折。最初是試圖吸取斯大林的教訓，嘗試進行政治改革，結果卻以發動"反右派運動"而結束。其次是試圖超越蘇聯的經濟發展模式，發動了"大躍進運動"，然而到1959年至少敗象已露，最終在廬山會議上釀出反右傾鬥爭。國內這些重大事件與莫斯科會議、長波電臺和潛艇基地、中印邊界沖突、核武器合作、赫魯曉夫1959年10月訪華等相互交織在一起，構成了毛澤東思考的複雜背景，而毛澤東在這種背景下的思考和作用，仍然存在著諸多需要分析和解釋的問題。其中之一是在毛澤東的頭腦中，在思考和處理不同問題時，那些即定的概念是如何與國際政治中複雜多變的現象聯系起來的？爲什麽面對同樣的現象，他得出的結論會與那些與他信奉同樣理論的人不同？ 　　
針對上述疑問，本文試圖通過分析1957至1959年間導致後來中蘇同盟破裂的事件以及毛澤東對這些事件的看法，揭示毛澤東的"危機意識"對中蘇同盟破裂的影響。這裏所謂的"危機意識"並不是一個很容易精確定義的概念，它包含了毛澤東對世界政治的基本觀察和他對世界政治本質特征的感受，大體說來有三個方面：（1）認爲緊張與沖突是世界政治最基本的特征、（2）對威脅特殊的敏感以及（3）迫切追求激烈的變革或躍進。這種危機意識更象是概念與經驗、感覺的混合物，它區別于理論思想，沒有系統和明確的框架，但在強化理論思考和判斷形勢的過程中，起著相當重要的作用。毛澤東的危機意識是在長期革命生涯中形成和強化，並植根于內心深處。它經常作爲一種潛意識，塑造毛澤東思考和理解國際事務的前提，從而對他的外交決策，包括處理與蘇聯的關系，産生重大的影響。 　　
在赫魯曉夫執政初期，中蘇關系確實一度向更符合毛澤東願望的方向調整。不過在經曆了短暫的密切之後，中蘇關系便開始出現新的裂痕，至1959年同盟的破裂已經無可挽回了。在這一急劇的發展過程中，毛澤東的看法和有關決策，包括在發展核武器問題上與蘇聯的分歧、反對蘇美緩和和發動大躍進等等，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而那些重要決策的産生直接涉及到他那獨特的危機意識。這裏需要說明的是，在本文涉及的重大事件中，危機意識並不總是影響毛澤東思考和決策的唯一主觀因素，有時甚至不是主要的主觀因素。

（一）"原子彈"――危機與裂痕。
　　
斯大林逝世以後，中蘇關系進入了重要的調整時期，在斯大林時期積累的矛盾和怨憤終于有了化解的可能，而且在赫魯曉夫執政初期，中蘇關系確實一度向更符合毛澤東願望的方向調整。不過在經曆了短暫的密切後，中蘇關系便開始出現新的裂痕，其原因直接涉及到毛澤東那獨特的危機感，即對外部軍事威脅的敏感和對國際形勢能否緩和深刻懷疑。 　　
毛澤東在革命戰爭時期形成觀念中包含著兩個重要的內容：其一是緩和與穩定即使不是虛幻的，也是相當有限的。抗戰結束前後他一度認爲，世界有可能真的出現緩和和穩定，大國之間在戰時建立起來的合作將長期維持下去，並最終導致各國內部鬥爭的緩解。然而美蘇冷戰和中國內戰幾乎同時爆發使他終于得出結論，在世界政治中，只有持續不斷、此起彼伏和各種各樣的危機，才是絕對的，而且通常需要通過劇烈的革命，才能消除危機的根源。從這個意義上說，1946年"中間地帶"思想的提出，標志著緩和已經從毛澤東心中永遠消失了。其二是當革命運動從根本上威脅到帝國主義的存在時，帝國主義國家將同有關國家的反動派公開"站在一個"極端，用分化革命隊伍或直接出兵幹涉來反對革命。建國以後一個時期裏，這兩種看法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影響著毛澤東對國際問題和中國安全環境的思考。 　　
建國初期的曆史似乎在證實毛澤東的上述看法。新中國剛剛成立，便在朝鮮戰場上與美國兵戎相見。在三年戰爭期間，美國一再發出擴大戰爭的威脅，還加緊在亞洲太平洋地區建立針對中國的軍事體系。這一切使毛澤東相信："世界戰爭的危險和對中國的威脅主要來自美國的好戰份子。他們侵占中國的臺灣和臺灣海峽，還想發動原子戰爭。"50年代中期，毛澤東確曾在與外國人會談時，多次談到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不過在他看來，那更多的是用來反對戰爭和爭取和平的策略，而不是在當時的條件下可以實現的目標，因爲美英都不會接受。他在黨的會議上提醒全黨："帝國主義勢力還包圍著我們，我們必須准備應付可能的突發事變，……我們在精神上和物質上都要有所准備，當著突然事變發生的時候，才不至于措手不及。" 　　
毛澤東決心與蘇聯結成同盟的原因之一，就是他擔心新中國將面臨美國等帝國主義國家的威脅，所以需要蘇聯在維護中國安全方面承擔義務，盡管中國有可能要爲此而付出較高的代價。經過朝鮮戰爭和兩次臺灣海峽危機，毛澤東清楚地意識到，面對美國海空軍先進技術兵器和戰術核武器的攻擊威脅，中國依靠自己的軍事力量是難以防禦的。所以從50年代中期開始，毛澤東和其他中國軍隊領導人制訂了積極防禦的軍事戰略，並決定裁減軍隊，以便節省下經費，用于發展技術兵器，包括核武器。 　　
根據當時的條件，中國要迅速取得和發展先進武器和軍事技術，最佳的甚至是唯一的途徑，就是爭取得到蘇聯的援助。事實表明，正是發展諸如原子彈、導彈與核潛艇等問題，成爲導致中蘇關系緊張的重要誘因，其中最典型的是雙方在中國發展核武器方面的合作。蘇聯方面對中國迫切發展先進武器、特別是發展核武器的態度，引起毛澤東産生強烈反應。 　　
在整個50年代，中國曾經三次面臨美國直接和赤裸裸的核威脅。第一次是在朝鮮戰爭後期，中國領導人因此而命令在大城市准備防空洞，並計劃遷移在沿海地區的工廠。其他兩次核威脅發生在1954/55年和1958年的臺灣海峽危機期間。正是這種情況使毛澤東和中國領導人産生了迅速獲得核武器的迫切願望，建立有限的核打擊力量成爲積極防禦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用毛澤東的話說就是：解放軍"不但要有更多的飛機大炮，而且還要有原子彈。在今天的世界上，我們要不受人家欺負就不能沒有這個東西。" 　　
需要指出的是，毛澤東是從兩個方面考慮發展核武器的。一方面如上述是中國軍事安全的需要。另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是，在毛澤東看來，擁有核武器關系到中國的國際地位。他認爲帝國主義"看不起是我們因爲沒有原子彈，只有手榴彈"，因此中國"應該有原子彈並盡快發展氫彈。"如果考慮到每一次受到來自美國的核威脅，毛澤東除了表示無所畏懼以外，只有依靠能否靠的住尚有疑問的蘇聯盟友提供保障，便可以設想他內心的焦慮和屈辱感。從這個意義上說，發展核武器實際上被認爲關系到國家安全與尊嚴的重大利益，而這直接涉及到毛澤東獨特的國家利益觀。 　　
如果說戰爭年代毛澤東考慮的是如何在危機和戰爭的環境中保存和推動中國革命運動，那麽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的關注中則包含了中國的國家利益，即如何在複雜和危險的環境中維護中國的國家利益。在毛澤東的心目中，什麽是中國的國家利益並沒有被清楚定義出來，不過大致上可以概括爲六個字："存亡、興衰、榮辱"。它們包含了國家的安全、發展、國際地位和威望等等內容，毛澤東如何處理它們的關系及其在不同時期如何權衡輕重緩急，是相當複雜的題目，在此不贅述。這裏只是指出，這種複雜的國家利益觀是決定毛澤東如何衡量形勢和危機程度的重要坐標，也是他進行外交和安全決策的宏觀目標。由此才能理解擁有核武器對毛澤東的含義，以及爲什麽毛澤東不能接受赫魯曉夫將中國置于蘇聯核保護傘下的安排。 　　
顯然毛澤東從一開始就試圖取得蘇聯的幫助。現有的資料表明，毛澤東第一次請求蘇聯幫助中國發展核武器，是在赫魯曉夫1954年10月訪華期間。在10月3日的會晤中，可能是因爲認爲已經向中國領導人作出了足夠的奉獻，赫魯曉夫主動詢問毛澤東還有什麽要求？毛澤東告訴他："我們對原子能、核武器感興趣"，希望蘇聯能提供幫助。赫魯曉夫沒有做任何承諾。他勸告毛澤東放棄這個打算，因爲中國沒有制造核武器所必需的工業基礎和財政能力，暫時依靠蘇聯的核保護傘就行了。蘇聯在核武器上的保留態度使毛澤東和他的同事相信，蘇聯不可能事事滿足中國的要求，他們還會"在某些方面留一手"。 　　
在隨後的兩年裏，中國與蘇聯相繼簽訂了合作開發鈾礦的協議和蘇聯幫助中國建設核工業的協議，當然那都是用于"和平的目的"。直到1957年蘇聯領導人才同意向中國提供生産核武器及其運載工具的資料和模型。9月間中國代表團前往莫斯科談判，此時赫魯曉夫剛剛在同反對莫洛托夫等人的鬥爭中占了上風，特別希望毛澤東能夠親自出席即將舉行的莫斯科會議。毛澤東則利用了赫魯曉夫的困難，直到中蘇雙方代表簽署了國防新技術協定，他才正式宣布將親自率團前往莫斯科。 　　
已經出版的有關論著表明，中國的要求大致包括原子彈、導彈和核潛艇等方面的技術。蘇聯同意提供原子彈的教學模型和圖紙資料，但是拒絕提供研制核潛艇的任何資料。對于協議涉及的重要項目，蘇聯也不肯就實施日期作出承諾，事後又一再拖延。蘇聯當時很可能並沒有打算滿足中國對核技術和設備的要求，盡管它派出了專家並提供了2枚短程地對地導彈作爲樣品。 　　
上述背景對于理解毛澤東在1958年發生的長波電臺與聯合艦隊等問題上的態度是至關重要的。就蘇聯方面的那兩項要求本身看，未必比斯大林時期的某些做法更帶有所謂的"不平等"色彩，但是毛澤東表現出特別難以容忍。除了是因爲毛澤東認爲中蘇關系在斯大林去世後已經發生了重大改變之外，蘇聯在先進武器和生産技術上的政策確實使毛澤東有理由怒不可遏。他痛斥蘇聯人"看不起中國人"，以爲"俄國人是上等人，中國人是下等人"，並聲稱"你們不給援助，可以迫使我們自己努力。滿足一切要求，反而對我們不利"。後來赫魯曉夫親自前往北京平息毛澤東的憤怒，但是他的辯解是無濟于事的。蘇聯領導人既然無意按照毛澤東的願望，提供核武器和核潛艇的制造技術和設備，他們也就無法根本抹平已經出現的裂隙。 　　
1959年6月，蘇聯與美國等西方國家在日內瓦舉行禁止核試驗的談判。蘇共中央于6月20日通知中國，爲了避免影響談判進程，已決定暫緩按照協議提供有關的模型和資料，兩年後再根據形勢作出決定。與此同時，蘇聯的核專家以休假爲由全部回國，而且再也沒有返回。這些再次間接地證明，蘇聯在幫助中國發展核武器方面從一開始就是相當勉強的。在討論了蘇共中央的來信以後，毛澤東和他的同事相信，蘇聯即使在兩年以後也不會執行有關協議，他們決心克服種種困難，依靠自己的力量使中國成爲核國家。

（二）"美蘇緩和"――危機與裂痕。
　　
1959年6月蘇聯決定延緩執行有關核技術協議不僅限于損害了中國的軍事戰略，而且還震動了毛澤東最敏感的神經之一，即大國妥協的結果往往威脅到中國的利益，以及損害革命運動的發展。 　　
毛澤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走上政治舞臺的，在他眼裏，世界危機四伏，一方面是列強侵略和壓迫弱小民族，同時它們之間也是相互攻伐不斷，到處是矛盾、動亂和沖突。此後的經曆在不斷加強而不是削弱他對世界政治的那種基本感受，即在國際政治中，對立、矛盾和鬥爭普遍存在而且是變動不居的。不論是中國近代的曆史還是本人的政治經曆都使他相信，大國間的對抗而不是妥協，使中國有更多的機會從中獲利，因爲中國是一個弱國。在他看來，1840年以來，中國之所以還能夠保持"半獨立的地位"，部分地是因爲"帝國主義國家間的沖突"。"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的幹涉"則是阻止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單獨占領中國的重要因素。1920年代中期，列強在華盛頓會議上的妥協和九國公約的簽署導致它們結成聯盟，成爲中國社會變革主要障礙。相反，1930年代列強之間矛盾的增長則成爲中共及其軍隊和根據地生存發展的基本條件之一。因此毛澤東認爲，不論是爲了應付戰爭還是推進革命，都必須研究和分析各種矛盾，在利用矛盾的過程中不斷建立各種同盟關系。從抗戰後期和戰後初期美蘇在對華政策上的妥協中，毛澤東不僅看到了中國利權的喪失，而且經曆了被大國孤立，甚至蘇聯的冷遇。總之，正反兩方面的經驗都促使毛澤東對"大國妥協犧牲中國"的可能性極其敏感、警惕和反感。 　　
無獨有偶，就在蘇聯單方面宣布暫停執行國防新技術協議後不久，蘇聯在中印邊界軍事沖突中的態度又一次激怒了毛澤東。自1959年3月起，中印邊界緊張形勢加劇。盡管中國作出外交努力，試圖緩和中印關系，雙方還是在8月25日發生了軍事沖突。從此以後，中印邊界的緊張形勢有增無減，直至1962年爆發大規模的武裝沖突。 　　
理解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處理中印沖突的基本認識，對于分析他後來對赫魯曉夫的譴責是重要的。從1959年3月發生西藏叛亂起，中共中央就認爲，美國、英國和印度介入了這次叛亂，尤其是印度在美英的支持和鼓勵下，扮演了特別積極的角色。4月初毛澤東建議發動一場宣傳攻勢，揭露印度在西藏叛亂中的作用。在4月22日的政治局會議上，他決定必須公開譴責印度的擴張主義。在4月25日給胡喬木和吳冷西的信中，毛澤東強調應該公開批評印度在西藏問題上的政策，只是還不要點尼赫魯的名字，以便留有余地。 　　
由于斷定印度的政策已經嚴重地損害了中國的安全利益，特別是印度還得到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支持和鼓勵，毛澤東認爲必須堅決予以反擊，甚至不惜使用武力，因此也就對蘇聯的立場尤爲不能容忍。 　　
蘇聯領導人從一開始便表明不贊成中國的政策，認爲中國的強硬政策將增加尼赫魯推行中立政策的困難。中印邊界沖突發生後，蘇聯又將這一事件與赫魯曉夫即將訪問美國聯系起來，認爲中國反擊印度的軍事行動不利于蘇聯推行緩和政策。蘇共中央因此致函中共中央，對中印邊界沖突表示嚴重的關注，實際上也就是向中國施加壓力。9月10日，蘇聯不顧中國的反對，以塔斯社聲明的方式公開表明了不贊成中國的立場。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的反應是相當嚴峻的。他們認爲那是赫魯曉夫"爲了討好美帝國主義"而"送給艾森豪威爾的見面禮"。 　　
9月25至27日赫魯曉夫與艾森豪威爾舉行了他執政後的第一次會晤，這是蘇共在21大以後推行緩和政策的重要步驟。盡管會晤並沒有取得多少重要成果，赫魯曉夫仍然大加宣揚，稱之爲打破了"一直僵持的冰塊"，是"道義上的巨大勝利"。需要指出的是，赫魯曉夫在會晤中與艾森豪威爾討論了中美關系，並暗示蘇聯願意居間調停，說服中國釋放拘押的美國人犯。在遭到艾森豪威爾的反對後，赫魯曉夫只是表示，他不贊成使用武力解決中美之間的分歧。沒有證據表明中國領導人曾經授權赫魯曉夫居間調停中美關系，但赫魯曉夫的作爲卻足以證明，毛澤東對"美蘇妥協犧牲中國"的擔心是有根據的。 　　
赫魯曉夫于9月30日到達北京。他此行可能既是要表示對中國戰友的尊重並消除他們的疑慮，也是要說服毛澤東接受蘇共21大的路線，配合蘇聯的對外政策。在9月30日的國慶招待會上，盡管周恩來客氣地祝賀赫魯曉夫"作爲和平使者"訪美取得成功，赫魯曉夫卻按捺不住地暗示中國領導人在對外政策上必須改弦易轍。他聲稱：戰爭作爲解決國際爭端的方式應該永遠被擯棄，而且不要企圖用武力去"考驗資本主義制度"。在同中國領導人的會談中，赫魯曉夫試圖說服毛澤東追隨蘇聯的緩和政策。他在臺灣、中印沖突等問題上，指責中國采取了"冒險主義"的政策，並稱"所有社會主義國家不僅要在信念和目標上緊密地聯系在一起，而且我們在同盟行動上也是緊密聯系的"。
　赫魯曉夫的此類言行引起毛澤東的極度反感，不僅是從理念上，即使從中國當時面臨的形勢看，毛澤東都很難接受赫魯曉夫的政策。僅僅美國從1957年開始在臺灣部署可以運載核武器的"鬥牛士"戰術導彈一例，就使毛澤東有足夠的理由，拒絕與蘇聯共同軟化對美國的態度。更何況赫魯曉夫10月1日還告訴毛澤東，蘇聯已經不打算幫助中國發展核武器。面對這種"美蘇妥協"的結果，毛澤東激烈地譴責赫魯曉夫"有兩大怕，一怕帝國主義，二怕中國的共産主義"。他決心拒絕與赫魯曉夫合作。用他的話說就是，蘇聯不反美"我們自己反，因爲那時形勢是美逼我反，我不得不反"。 　　
中蘇首腦會晤以後，重新思考國際問題和中蘇關系，一度成爲毛澤東關心的重點，而且他開始在黨內進行思想動員，爲公開批評赫魯曉夫的對外政策做准備。在後來中共中央舉行的一系列討論國際形勢、蘇聯對外政策以及中蘇關系的會議上，毛澤東對有關問題發表了尖銳的評論，並表明他對1956年以來蘇聯對外政策的擔心也是他不贊成赫魯曉夫在蘇共20大上對斯大林的批評的原因之一。1960年4月22日，中共中央利用紀念列寧誕辰90周年，發表了經過毛澤東本人和其他重要領導人討論修改過的三篇文章，系統闡述了他們對時代、帝國主義、戰爭與和平、和平共處、和平過渡等理論問題的觀點，以批判南斯拉夫爲名，尖銳批評了蘇聯的對外政策及其指導思想。毛澤東顯然已經開始將中蘇在國際問題上的分歧歸結爲赫魯曉夫背離馬克思主義。

（三）"大躍進"――危機與裂痕。
　　
1959年10月的中蘇首腦會談是中蘇同盟走向衰亡的轉折點。從中蘇關系演變的脈絡看，1959年10月以後中蘇矛盾愈演愈烈毋寧說是1957年莫斯科會議以後毛澤東與蘇共領導人之間的矛盾的總爆發。如果僅僅對1959年發生的糾紛就事論事，中蘇同盟的結束至少會被推遲，而且很可能不是以那種劇烈沖突的形式結束。可以肯定地說，1958年毛澤東對形勢的判斷和在此判斷基礎上制定的政策及其後果，對中蘇同盟的演變影響巨大。 　　
在1957年的莫斯科會議上，毛澤東曾經宣布當今世界形勢是"東風壓倒西風"，"我們的天上是一片光明，西方的天上是一片烏雲。那以後毛澤東相信，1958年的形勢簡直是少有的一派大好。他在批評"觀潮派"時說："他們是好人，就是不懂當前形勢的迫切要求，而且問題已經成熟了。"這裏所謂"問題"甚至包括中國和蘇聯誰應該先進入共産主義。在毛澤東看來，"共産主義精神高漲，這是目前國內形勢的顯著特點"有了這樣的精神，原定15年超過英國的計劃便被毛澤東提前爲兩年，而且"1962年達到6，000萬噸鋼，超過美國就不難了"。這大概可以說是毛澤東在1958年發動"大躍進"時，對國內形勢的基本判斷和他心中的主要目標之所在。 　　
毛澤東這時對國際形勢的描述同樣是驚世駭俗的。他對來自各種渠道的那些分析美國陣營內部矛盾的報告尤爲關注，甚至親自爲他感興趣的報告或報道加上色彩鮮明的標題，例如《宦鄉論西方世界的破裂》、《美國政治氣氛向好的方面發展》、《帝國主義內部矛盾重重，主動權操在我們手裏》等等，以便宣泄他那難以抑制的豪情壯志。毛澤東在這些報告上的批語表明，他之所以認爲"東風壓倒西風"，是因爲帝國主義陣營的形勢就是"四分五裂"，"反動派大恐慌"。與帝國主義陣營相比，社會主義陣營則占優勢，特別是共産主義運動與民族主義運動相結合，其力量大大超過了帝國主義，所以"主動權操在我們手裏"。 　　
既然美國陣營處于弱勢和被動，社會主義陣營采取更爲主動和激烈的外交行動當然就是合理的。1958年夏季毛澤東在一系列他認爲是根本性的問題上作出了結論。例如"誰怕誰多一點"？美帝國主義"是向社會主義進攻，還是向民族主義進攻"？緊張局勢對哪一方更不利？對戰爭"還是怕好，還是不怕好？"等等。毛澤東的回答既有邏輯又富于鼓動性。他斷言"西方國家怕我們怕的多一些"，而且力量對比對美國陣營越來越不利，帝國主義國家只是以反蘇反華爲借口，進攻民族主義國家，爭霸"中間地帶"。這種戰略態勢決定了"緊張局勢對于西方國家不利，對于美國不利"，因爲它們既不敢貿然進攻社會主義國家，又無法安穩地統治民族主義國家。最典型的是毛澤東對炮擊金門的效果頗爲欣賞，一方面是"金門、馬祖打這樣幾炮，……世界鬧得這樣滿天風雨，煙霧沖天"，如此壯觀何樂而不爲？另一方面是緊張局勢"可以調動人馬，調動落後階層，調動中間派起來奮鬥"，既然如此又何樂而不爲？正是這種思考邏輯促使毛澤東興沖沖地描述了他的"絞索政策"，即運用制造緊張局勢，甚至"戰爭邊緣"的手段，削弱美國及其集團，或者迫使其作出讓步。 　　
毛澤東在1958年對形勢的認識展示了他的危機意識中追求激烈變革與躍進的特征，表明了他對"突變"的欣賞以及由欣賞而産生的關注與追求，擔心因爲保守而錯失機遇。用他當時的話說就是："世界上的事情就這麽怪，不搞就不搞，一搞就很多，要麽就沒有，要麽就很多。你不信這一條？比如我們打二十二年的仗，二十一年就是不勝利，而在二十二年這一年，就是一九四九年，就全國勝利了，叫突變。"他說後來新中國的糧食生産和鋼、機器等的生産也是這樣，突然一下就增長上去了。 　　
其實毛澤東從1957年的莫斯科會議到1958年不斷用來論證形勢大好的那些事件，如蘇聯發射人造衛星、中東局勢緊張和美英幹涉受挫、美國陣營內部的矛盾等等，在許多人、包括同樣信奉列寧主義的蘇聯領導人看來，也遠不足以說明世界形勢正出現重大的轉折，以至于必須加快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進入共産主義的步伐。但是毛澤東寧願將目光更多地放在那些有利于中國甚至世界再次出現革命性發展的信息上並信以爲真，他迫不及待地推動中國建設和外交的"大躍進"，並爲由此而産生的動蕩、緊張甚至沖突而興奮不已。究其原因就在于毛澤東尤其擔心會失去發生曆史性突變的機會。 　　
這一時期毛澤東的危機意識展示得相當全面。他盡管一再強調形勢一片大好，即使出現緊張局勢也不大會引發戰爭，但在內心同時保持著緊張和對沖突的敏感，並因此認爲也要對所謂"最壞的結果"有所准備。帝國主義和反動派在"行將滅亡"的時候總要進行"垂死掙紮"，包括進行軍事冒險，這是毛澤東的一貫看法。他很可能考慮過美帝國主義集團是否會坐視中國向共産主義突飛猛進以及執行革命的對外政策，並認爲必須估計美國等采取冒險行動的可能性。所以在推動內政外交"大躍進"的同時，專門提出"要准備作戰"，搞"全民皆兵"，要求"軍事有一個大發展"。同樣的邏輯使毛澤東特別警惕美國領導人這一時期關于"和平演變"的言論，並斷定那是"在加緊利用滲透、腐蝕、顛覆種種陰謀手段，來達到挽救帝國主義的頹勢，實現它侵略野心的目的"。 　　
在整個1958年，蘇聯對外政策從發展趨勢上看，與毛澤東對中國外交的調整基本上是背道而馳的。在當年元旦克裏姆林宮的宴會上，布置著象征熊熊烈火的盆景，上面嵌著"解凍"兩個大字。在蘇聯對外政策方面，"解凍"就意味著美蘇緩和，和平共處。蘇共21大制定的對外政策表明，1957年的莫斯科會議以後，蘇聯對外政策向"緩和"的方向調整是確定不移的。不過這種發展趨勢在1958年間並沒有引起毛澤東特別的不滿，實際上他本人在審閱《再論無産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時，還專門要求加上"與帝國主義國家和平共處和緩和緊張局勢的必要和可能"。毛澤東當時主要反對的是被認爲否定了"十月革命道路"的"和平過渡"，而不是"和平共處"。莫斯科會議的結果也證明，當時在"和平共處"的問題上，毛澤東與赫魯曉夫的分歧仍然是可以調和的。 　　
即使在1958年7月發生的使毛澤東極表震怒的"聯合艦隊"、"長波電臺"等事件，對當時中蘇關系的消極影響也在後來的意識形態論戰中多少被誇大了一些。很有可能的是毛澤東幾乎全神貫注于他正在進行的共産主義實踐，軍事合作中的糾紛屬局部性問題，而且擬議中的炮擊金門仍有可借助蘇聯的地方。 　　
更重要的是，炮擊金門後不久來自中國駐蘇使館的報告指出：蘇聯對大好形勢的認識"有所進展"，盡管"深度還不足"。報告說赫魯曉夫幾次提到"我們對付戰爭的正確的態度，即決不害怕戰爭和不乞求和平"，"在理解和評價我國在國際鬥爭中的重大作用和社會主義建設經驗比以前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和估價"，並且"逐步吸收了中國的經驗"。毛澤東對蘇聯這種變化的反應是可想而知的。他在此後一段時間裏的確在強調，對蘇聯要保持"謙虛的態度"。 　　
"大躍進"運動在1959年下半年已經露出的敗象對毛澤東處理中蘇關系産生了極其重要的影響。迄今爲止，"大躍進"運動對中國外交造成的沖擊和影響還沒有被中國學術界認真地梳理過。從已經公布的毛澤東在1959年下半年的有關論述中，至少他本人也沒有看到"大躍進"給中國的外交和國際地位帶來多少積極的影響，反之他不得不同時應付包括來自中共黨內和社會主義陣營的懷疑和挑戰。 　　
可以想象嚴重的內憂外患多麽嚴重地加劇了毛澤東的危機感。彭德懷等人不過對"大躍進"運動發表了不同意見，在毛澤東看來這足以證明他們是資産階級在黨內的代表人物。彭德懷的意見書不過有一萬個字，在毛澤東的眼裏卻嚴重到"把個廬山幾乎轟掉了一半"，從而證明了那是"兩大對抗階級的生死鬥爭的繼續"。黨內的不同意見與國內外反動勢力的猖狂進攻勾結在一起，就"簡直要把個昆侖山脈推下去了"。 　　
使毛澤東危機感加劇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蘇聯領導人公然對"大躍進"運動不以爲然。在他看來，赫魯曉夫那些被認爲是影射和攻擊人民公社的講話，既是落井下石，也是火上澆油，而且與彭德懷等人在時間上幾乎同步，說輕些也屬于"內外呼應"一類。因此當他從《內部參考》上讀到赫魯曉夫7月18日有關蘇聯公社問題的講話後，從此怒不可遏。即使隨後一期的《內部參考》中的某文標題表明，美國主流媒體正在利用赫魯曉夫的講話挑撥中蘇關系，毛澤東寧可中"離間計"，也不放棄"要向全世界作戰"的決心。他隨後開始布署最快在當年秋季、最遲在1960年春季，反擊蘇聯的"反對派和懷疑派"和"向世界宣戰"，甚至考慮馬上在《人民日報》公布赫魯曉夫那些被認爲是"反公社"的言論。 　　
在分析從廬山會議到赫魯曉夫訪華批評中國對外政策這一時期毛澤東的反應時，有必要指出中蘇關系的某些特征。在中共以往的曆史中，唯一能夠影響它內外政策的大國就是蘇聯。蘇聯經常利用它與中共的特殊關系，要求中共服從其對外政策的目標，而這些要求往往釀成中共黨內鬥爭，毛澤東與王明在30年代後期和40年代初期的鬥爭就是相當典型的一例。這場鬥爭以蘇聯和共産國際支持毛澤東的政治路線結束，但如果它們采取相反的立場，後果對毛澤東是不堪設想的。後來的整風運動證明，毛澤東充分意識到蘇聯在中共黨內的影響及其可能帶來的危險，他只要打算貫徹任何與蘇聯不同的政策，就必須使中共拉開與蘇共的距離，否則就會在黨內遇到更大的阻力。 　　
50年代中期，當毛澤東探索與蘇聯模式可能有區別的中國發展道路時，他便開始在黨內批評所謂的"教條主義"，指責一些人"盲目"和"機械"地照搬蘇聯的經驗。1957年莫斯科會議以後，爲了順利貫徹"大躍進"政策和相應的對外政策，毛澤東在黨內進一步批評了那些強調蘇聯經驗的人，尖銳指責他們"拿蘇聯嚇人"，搞了"八年的教條主義，沒有吸取王明教條主義的教訓"。顯然，在毛澤東爲貫徹"大躍進"政策而進行的思想動員中，"反對教條主義"，"破除（對蘇聯建設經驗的――作者注）迷信"，"打倒賈桂"等等，是相當重要的內容。炮擊金門的的決策也是一例。蘇聯在炮擊金門的過程中的確清楚地表達了站在中國一邊，盡管開始時一度表示憂心忡忡和隨後對中國的聲援多少有些勉強。擔心受到蘇聯的牽制很可能是毛澤東沒有將炮擊決定事先通知蘇聯的原因之一。 　　
上述曆史背景、廬山會議等與赫魯曉夫對當時中國內外政策的批評混合在一起，導致了毛澤東將赫魯曉夫的言行同中共黨內的鬥爭聯系起來，並逐步從中演繹出後來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一整套理論。毛澤東之所以要發動"文化大革命"，恰恰是因爲他在鞏固政權和鞏固自己的領導地位方面，感到了強烈的危機。1959年夏季是毛澤東這個思考過程的開始，曆史的演變證明，毛澤東的理論邏輯決定了從這一時刻起，中蘇同盟的破裂已經無可挽回了。
　　
結束語
　　
本文的研究表明，毛澤東的"危機意識"在他1957年至1959年處理中蘇關系的過程中，經常起著不同的作用，這部分地是由中蘇關系本身的複雜性造成的。這一時期在毛澤東心目中，中蘇關系經常涉及到三類問題，既（1）中國的國家利益，（2）毛澤東當時全力以赴地推動的大躍進和（3）毛澤東本人的權力地位。在這三類問題上，毛澤東對危機感受的程度不同，因此他的危機意識在不同問題上産生的影響也不同。相比較而言，這一時期毛澤東更重視的是他全力以赴推動中國早日進入共産主義的事業和這項事業的成敗。當大躍進運動在1959年夏季已經露出敗象後，毛澤東對任何批評顯得極度敏感，蘇聯領導人的講話被他斷定爲是對大躍進的攻擊或對人民公社的影射，特別是這些攻擊和影射與中共黨內的反對意見同時發生，使毛澤東更不能容忍。實際上毛澤東感到他的威望和與威望相聯系的權力地位受到嚴重的挑戰和威脅，廬山會議因此被認爲是一次嚴重的政治危機。這種危機感與中蘇在對外政策、安全戰略等方面的一些分歧結合在一起，終于使中蘇同盟破裂成爲不可逆轉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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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寒冰：中蘇關系史的特點及其研究現狀評析

[本文提要] 從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1991年12月蘇聯解體，中蘇關系整整持續了43年，其基本特點就是高開低走最後到正常化。因此，一部中蘇關系史，應當是以兩國關系爲縱軸展現中蘇兩黨超越國家利益的意識形態之爭並對與此相關的重大理論問題進行分析與評判，揭示中蘇兩國在國家利益上的矛盾和兩黨在意識形態上爭論是如何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的。另外，還要注重如此複雜的中蘇關系對中國社會發展所産生的影響，從一個特殊角度來說明中國建國後頭30年曲折發展的重要原因。

一

“以銅爲鏡，可以正衣冠”。不過，即便是這句流傳已久的古訓，若作爲真理，也必須有一個前提，那就是這面鏡子本身必須是平整的。如果凸凹不平，那它就成了一面哈哈鏡。在它面前，歪曲的必定是照鏡子者自己。胖子一照就成了瘦子，瘦子一照就成了胖子。于是，胖子忙不叠地大吃特吃來增重，瘦子則慌慌張張地不吃不喝來減肥，其結果就不言而喻了。20世紀後半期的中蘇關系差不多就是這樣一面哈哈鏡。
從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1991年12月蘇聯解體，世界上兩個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之間非同一般的大喜大悲的關系整整持續了43年。
所謂大喜，是指兩國關系剛一確立時定位極高，好得至少在表面上幾乎已經無可複加。建國前夕，1949年６月30日，毛澤東在爲紀念中國共産黨成立28周年而寫的《論人民主專政》一文中專門論證了即將誕生的新中國要全方位地站在蘇聯一邊，即所謂的“一邊倒”政策。他說：“一邊倒，是孫中山的四十年經驗和共産黨的二十八年經驗教給我們的，深知欲達到勝利和鞏固勝利，必須一邊倒。積四十年和二十八的經驗，中國不是倒向帝國主義一邊，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絕無例外。騎牆是不行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所以，“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 此後不久，斯大林7月27日在歡迎秘密訪問莫斯科的劉少奇的宴會上也動情地講：“我們（中、蘇）兩兄弟之間的友好是最重要的，對世界革命是具有重大意義的。斯大林在世，我們兩國人民應該是團結的，斯大林不在世了，仍然應該是團結的。團結就是力量！我們之間的團結，是與世界革命和人類命運息息相關的，是具有重大意義的。” 正是彼此認作兄弟當成一家人，新中國剛剛建立，毛澤東就不遠萬裏親赴莫斯科，將他認爲最能體現兄弟之情的大黃芽、白菜、蘿蔔、大蔥和梨等中國北方的土特産作爲斯大林70誕辰的賀禮。 也是在這次訪問中，《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誕生了，兩國之間的“蜜月”關系開始了並且一直持續到50年代中期。
所謂大悲，則是指50年代中期以後，先是中蘇兩黨就一些國際共産主義運動的重大理論問題發生分歧，後是中蘇兩國關系不斷惡化並導致雙方兵戎相見。中國黨認爲：1956年召開的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是走向修正主義的第一步，因爲在那次大會上，蘇共領導借口所謂反對個人迷信全盤否定斯大林，而且提出所謂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議會道路。這是一個重大的原則錯誤。此後到1960年4月召開的蘇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蘇共領導的修正主義路線已經系統化了。 蘇聯黨則認爲，“如果說民族主義分子從前把自己的觀點僞裝起來，並不得不按中國革命運動的曆史任務行事的話，那麽中國人民在蘇聯和其他兄弟國家幫助下在恢複時期和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取得了巨大成就之後，中共內部的民族主義分子就決定公開實現他們的大國主義和民族主義觀點。” 分歧進一步發展便波及到了國家關系，蘇聯中斷與中國的一切經濟合作項目，接著兩國邊境接連發生小規模沖突，最後雙方軍隊1969年在珍寶島交火，中蘇關系也隨之到了最低點。兩國在經濟上毫不往來，在政治上相互攻擊，在軍事上重兵對峙，在外交上各自爲政，這種局面一直持續到80年代中期。
無論是大喜還是大悲都沒有也不可能真正地反映相應時期中蘇關系的現實。前者掩蓋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起作用的兩國、兩黨的曆史恩怨以及兩大民族不同的政治文化和民族心理；後者則是雙方老帳新帳明白帳糊塗帳一起算，文攻武圍互不留余地。其實，綜合已有的和新公布的曆史資料和曆史檔案不難看出，即使在“蜜月”時期，中蘇關系裏也潛伏著非常多非常大的危機。國內外許多學者都指出了這一點。中國學者楊奎松以《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簽訂爲背景，探討了中蘇之間國家利益與民族情感的最初碰撞； 國外學者哈羅德．C．辛頓在探討中蘇爭論的起源時也說：在中蘇關系發展中，民族政治文化傳統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唐納德．S．紮果裏亞認爲：中蘇兩黨領導人的馬克思主義水平上的高低，兩黨在革命經驗上的多少，兩國政治環境上的不同，兩國經濟發展、軍事力量以及各自利益上的差別等等，是造成中蘇關系危機的主要因素； 1989年5月16日鄧小平對來訪的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語重心長地說：“多年來，存在一個對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理解問題。從一九五七年第一次莫斯科會談，到六十年代前半期，中蘇兩黨展開了激烈的爭論。我算那場爭論的當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無足輕重的角色。經過二十多年的實踐，回過頭來看，雙方都講了許多空話。” 造成中蘇關系的現狀與現實嚴重背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探討這些原因也是本書的重點之一，在這兒就不多論及了。但有一點必須指出，那就是這樣的中蘇關系是嚴重扭曲了的，因而對中國和蘇聯的社會發展都産生了非同小可的負面影響。
就中國而言，在幾十年與蘇聯的交往過程中，中國黨一直把蘇聯當作一面鏡子，原意是想校正自己，走正道或不走歪道。可是，由于不恰當甚至反向地總結了蘇聯黨和國家的經驗教訓，中蘇關系就成了哈哈鏡並且對中國社會發展産生了極大的負面影響。
一方面，在關系極好的時候，中國領導人向全國人民發出號召：“我們要進行偉大的國家建設，我們面前的工作是艱苦的，我們的經驗是不足的，因此，要認真學習蘇聯的先進經驗。無論共産黨內、共産黨外、老幹部、新幹部、技術人員、知識分子以及工人群衆和農民群衆，都必須誠心誠意地向蘇聯學習。我們不僅要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而且在學習蘇聯先進的科學技術。我們要在全國範圍內掀起學習蘇聯的高潮，來建設我們的國家。” 結果基本上按照蘇聯模式建立起來的政治體制、經濟體制、軍事體制、文化體制、意識形態體制等等並不完全適合或完全不適合中國的國情，這不僅嚴重地制約了中國社會發展，而且還帶來了許許多多體制上的弊端。美國學者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在總結蘇聯東歐社會主義的經驗教訓時說了這樣一句話：“社會主義70年嘗試的最大教訓就在于它們放棄了探索其他的道路。” 這對于改革開放之前的中國來說，也差不多有同樣的教訓。蘇聯模式的許多弊端，如指令性的計劃經濟、農輕重比例失調、嚴重的個人迷信以及大量的冤假錯案等等無一例外地在中國重演。也正是考慮到了這一點，鄧小平特別強調要探索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道路。如今，鄧小平關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已經成爲中國向前發展的一面旗幟，不也正說明了這一點嗎？
另一方面，在關系極壞的時候，在中國的人中，蘇聯黨和國家都成了不可救藥的“修正主義”。1962年秋在北戴河中共中央會議上，毛澤東提出：赫魯曉夫在蘇聯搞的修正主義爲國際資本主義服務，實際上是反革命。因此，中國黨要搞一萬年階級鬥爭，以防止和反對修正主義。 這樣一來，蘇聯爲首的修正主義就與美國爲首的帝國主義相並列，成爲中國頭號敵人。不斷惡化的中蘇關系“促進和發展了一種‘和蘇修對著幹’爲特征的形而上學思維方式，扼殺了任何敢于提出懷疑和否定意見的創造性的批判思維。
‘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毛澤東的這段語錄被絕對化，成爲一種占統治地位的思維定式。任何人稍有不同觀點的表示，哪怕是十分合理的意見，也會被視爲異端，遭到岐視、批判和打擊，甚至被戴上修正主義的帽子遭到殘酷折磨。這種狀況只能鼓勵盲從而扼殺獨立思考，使整個民族在錯誤的指引下陷入災難的深淵。” 甚至可以這樣講，新中國前30年內政外交的許多重大事件，比如反右運動、人民公社和大躍進運動、三線建設、文化大革命等，都直接或間接地與中蘇關系的走向聯在一起的。
綜上所述，跌宕起伏的中蘇關系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也是新中國前30年社會曲折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從這個意義上說，不了解中蘇關系，也就不可能很好地認識新中國的頭30年，更不可能正確估價改革開放以來的20年。

二

這40多年的中蘇關系是非常複雜的。完全有理由這樣說，在中外關系方面，中國與任何一個國家的關系都不像中蘇關系有那樣多的內涵、那樣多的層次。實際上，這個時期的中蘇關系是集國家關系、黨際關系和領導人之間的個人交往于一體，牽扯到國際國內、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各個領域。相同的意識形態、一樣的社會制度本應使中蘇兩黨、兩國建立並且維系更加親密、更加持久的友誼，卻不料增添了許多不應有的麻煩。所以，中蘇關系更像一個加了密的軟件，需要人們慢慢地、細致地去解讀。也正是由于如此複雜，中蘇關系一直是國內外學術界、政治界和外交界研究和關注的重點。
中國大陸以外對中蘇關系的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成果主要出自西方（美、英、德等國）、蘇聯（俄羅斯）和臺灣。
西方國家對中蘇關系的研究除了散見于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史、蘇聯史、當代世界史、國際關系史方面的著作中和大量的學術論文之外，還出版了許多有關中蘇關系方面的著作。 就著作而言，大體可以分爲按時間寫的通史和按事件寫的專史兩大類。
在通史方面的代表著作主要有：迪特•海茵茨希的《中蘇走向聯盟的艱難曆程》，桑特•巴巴拉的《中蘇沖突》，威廉•E．格裏菲斯的《1945～1950年的中蘇關系》、《1964~1965年的中蘇關系》，彼得•邁耶的《斯大林去世以來的中蘇關系》，唐納德•S．紮果裏亞的《中蘇沖突：1956～1961》，克勞斯•梅內爾特的《北京和莫斯科》，R．K．I．奎斯特的《中蘇關系簡史》，卡爾•G．雅各布森的《毛以後的中蘇關系：毛主席的遺産》，G．塞格爾的《毛以後的中蘇關系》，彼得•瓊斯和西安•凱維爾的《1949～1985年的中蘇關系》，托馬斯•G．哈特的《中蘇關系：對其正常化前景的考察》，L．迪特默的《中蘇關系正常化及其國際影響》等。

在專史方面還可以進一步分成幾個專題：

一是中蘇邊界與軍事關系，主要代表著作有：丹尼斯•J．杜林的《中蘇沖突中的領土要求》，喬治．金斯伯格斯的《1949~1964年中蘇領土爭端》，雷蒙德•L．加爾特霍夫的《中蘇軍事關系》，哈裏•格爾曼的《蘇聯在遠東的軍事集結和反華冒險》，諾頓•H．哈爾派林的《中蘇關系與裁軍》，瓦爾特•C．克萊門斯的《軍備競賽與中蘇關系》。
二是中蘇矛盾與沖突，主要代表著作有：威廉•E．格裏菲斯的《中蘇沖突：文件與分析》、《中蘇的分裂》，吉奧弗雷•哈德森的《中蘇爭論：文件與分析》，裏查德•維希的《中蘇危機政治學：對政治變化和交往的考察》，克勞丁•門嫩斯的《中蘇沖突中的蘇聯的觀點》，G．F．赫魯森等人的《中蘇爭端》，威姆拉•薩蘭的《中蘇分裂》，哈羅德•C．辛頓的《中蘇對抗》，喬納森•D．波拉克的《中蘇競爭和中國安全爭論》，赫伯特•J．埃利森的：《中蘇沖突》，庫特•倫敦的《結盟與沖突》，赫伯特•J．艾利森的《中蘇沖突：全球性的考察》，約翰．吉丁斯的《對中蘇爭論的考察：最近爭論的評論與文選》，傑西卡．布朗的《中蘇沖突》，戴維•弗洛伊德的《毛對赫魯曉夫主義》，阿爾弗萊德•D．洛烏的《毛澤東以來的中蘇矛盾：爭論、緩和與沖突》。
三是中蘇關系與第三世界，主要代表著作有：阿爾文•Z．魯賓斯坦的《蘇聯和中國在第三世界的影響》，赫門•瑞的《中蘇在印度問題上的沖突——1949年以來莫斯科和北京之間在印度問題上沖突的原因分析》，羅格爾•皮爾森的《中蘇對非洲的幹預》，羅伯特•A．斯卡拉皮諾的《中蘇在非洲的競爭》，勞倫斯•普拉特的《北越與中蘇的緊張關系》，羅伯特•A．魯彭的《越南與中蘇爭端》，道格拉斯•T．斯圖加特的《中國、蘇聯和西方》，查爾斯•麥克吉格爾的《中越關系與蘇聯》，威廉•格裏菲斯的《阿爾巴尼亞與中蘇分裂》，羅伯特•R．西蒙斯的《緊張的聯盟：北京、平壤、莫斯科和朝鮮內戰的政策》，戴維•高的：《中蘇在印度尼西亞的沖突》，托馬斯．E．斯托爾泊的《中國、臺灣和海島：對外蒙古和中蘇關系的影響》。
四是中蘇美三大國關系，主要代表著作有：肯尼思•G．利伯撒爾的《70年代的中蘇沖突：演變及其對戰略三角的影響》，帕薩•S．高什的《1949～1959年中蘇關系：美國的看法和政治反應》，戴維•A．邁耶斯的《擊碎柱石——美國反對中蘇聯盟的政策，1949~1955年》，喬納森•D．波拉克的《中蘇沖突和美國安全考慮》。
另外，其他國家的學者也寫有中蘇關系方面的著作，如韓國學者著的《俄國對抗中國，下一步是什麽？》，《中蘇關系（1972~1988）：美國精英對中國的看法和政策》，《北京和莫斯科之間的平壤，《中蘇爭論與北朝鮮》，《北朝鮮卷入中蘇爭論（1958~1975）》，《中蘇領土爭端》等；日本學者著的《中蘇關于日本共産黨的爭論（1961~1968）》，《高崗事件與中蘇關系》，《從兵要看中蘇戰爭》，《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嗎？》等；印度學者著的《作爲1975~1984年間中蘇沖突的一個因素的柬埔寨》等等。
總的看來，西方學者對中蘇關系的研究還是比較全面和比較細致的，因而出的成果也比較多。然而必須注意的一點是，其中一些學者是站在反共、反蘇和反華的立場上，因此在對事件的描述和評判方面特別突出其負面效應，特別強調中蘇之間的矛盾和沖突及其根源。這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他們的研究成果的科學性。

作爲當事國的一方，蘇聯無疑十分重視對中蘇關系的研究。就專門的著作而言，比較重要的有：E．卡巴列夫著的《中蘇兩國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誼》，M．卡比恰 著的《中蘇兩國人民的偉大友誼》，米•約•斯拉德圖夫斯基著的《蘇聯同中國經濟關系概論》，《蘇中關系：1917～1957（文件集）》，米•安•蘇斯洛夫著的《蘇共爲爭取國際共産主義運動的團結而鬥爭》，O．伊萬諾夫著的《蘇中關系的一些事實》，米•A．克洛奇科著的《在紅色中國的蘇聯科學家》，O．M．拉馬年科著的：《毛主義反社會主義的實質》，米•斯•卡皮查著的《左得不顧理智—論毛主義的對外政策》，奧•鮑裏索夫著的《蘇聯和南滿革命根據地》，奧•鮑•鮑裏索夫和鮑•特•科洛斯科夫合著的《蘇中關系1945～1980》，普羅霍羅夫著的《關于中蘇邊界問題》，伊•格•洛博達的《莫斯科——北京：下一步是什麽？》，勃•T．庫裏克的《蘇中分裂：原因與後果》，尢•米•加列諾維奇的《兩大領袖：斯大林與毛澤東》、《兩個一把手：赫魯曉夫與毛澤東》、《兩大元帥：斯大林與蔣介石》、《勃列日涅夫與毛澤東 戈爾巴喬夫與鄧小平》、《世紀之交的俄羅斯與中國》、《1917~1991年蘇中關系中的“空白點”和“痛處”》、《莫斯科——北京、莫斯科臺北：新的起點》、《20世紀俄羅斯與中國的邊界》，A．M．多列夫斯基的《斯大林與中國》等等。在這些著作中，影響最大的也是最能反映出蘇聯觀點的是《蘇中關系1945～1980》。關于該書和該書的作者，1982年中文版的出版說明這樣寫道，“本書的主要作者奧•鮑•鮑裏索夫是蘇共中央聯絡部第一副部長和中國問題專家奧•鮑•拉赫馬寧的化名，亦即人們熟知的所謂蘇中問題專家、反華幹將羅滿寧。他與鮑．特．科洛斯科夫合寫的這部著作集中了蘇聯當局對蘇中兩黨、兩國關系和對我國政治經濟發展狀況的基本觀點。作者從大國沙文主義和霸權主義立場出發，把中蘇兩黨、兩國關系惡化的責任全部推卸在中國黨和政府身上，對我國的內外政策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恣意歪曲；篡改曆史，捏造事實，攻擊我們黨和國家領導人。本書出版之後一直是蘇聯官方和學術界經常援引的權威性反華專著。1975年美國根據原著第一版出版了英譯本；西方把本書視爲研究蘇中關系的‘難得的文獻’。1980年蘇聯又出版了增訂第三版。無論在蘇聯還是在國際上，這部著作都有很大影響。由于這一特點，本書無疑對我國外交、宣傳、學術研究等有關方面也有重要參考價值。” 這種評價和鮑裏索夫的著作一樣，都反映出中蘇關系具有很濃厚的政治的和意識形態的色彩。
另外，近些年來，蘇聯時期一些曾在華工作過的外交官撰寫的回憶錄也陸續出版，其中有齊赫文斯基的《我的一生與中國的30~90年代》，賈丕才的《在不同的地平線線上：外交官回憶錄》，費德林的《我所接觸過的中蘇領導人》，奧•特羅揚諾夫斯基的《跨越時空——蘇聯駐華大使回憶錄》，A．A．勃列日涅夫的《中國——通向睦鄰的艱難之路：回憶與思考》等等。
主要是出于政治上反共的需要，臺灣也有大量的關于中蘇關系方面的著述。不過，臺灣雜志上發表的有關中蘇關系方面的文章帶有很強的情報性質， 事實上許多作者就是臺灣的軍情人員。若抛開政治傾向和特點不論，臺灣有關文獻所涉及的問題卻也是中蘇關系中的重大問題。臺灣出版的中蘇關系方面的主要著作有：許昌武著的《赫毛理論鬥爭之研究》，彭士諤著的《匪俄關系的演變》，章孝嚴著的《“珍寶島事件”及匪俄關系》，張少書著的《敵乎？友乎？美國分化中蘇聯盟內幕》，王聿均著的《中蘇外交的序幕》。需要指出的是，80年代以前臺灣出版的著作或者發表的文章及其作者對中共和蘇聯是持敵視態度的，這從書名上就可以看出，因此沒有也不可能對中蘇關系做真正科學、客觀的研究和論述。但是，這種情況在80年代以後隨著兩岸關系的緩和而大有改變，如伊慶耀的《中蘇關系：回顧與展望》，潘錫堂的《中共“十二大”後對蘇聯外交政策——“獨立自主”外交政策對蘇聯運用之研究》等等。

三

中國大陸無疑更爲重視對中蘇關系的研究。然而，曆史地看，中蘇關系在中國更多的不是一個學術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問題，學術界對它的研究往往服從于政治上的需要，甚至就是當時政治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就像大起大落的中蘇關系一樣，對它的研究也是熱一陣冷一陣。當時中蘇關系處于“蜜月”時期，所有的文章著述都充滿贊美和頌揚之辭；當中蘇關系處于“離異”狀態時，所有的文章著述又都用盡譴責和攻擊之語。總之，純學術意義上的著述並不多，以至于評述中蘇關系史研究的文章不得不將評述的重點放在1917年至1949年這一段。 這種狀況直到90年代以後才有比較大的改觀。
綜觀近半個世紀中國大陸對中蘇關系的研究，從出版物上看，明顯地分爲三個階段。下面用已經出版的有關著述來說明各個階段的特點。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50年代是第一階段，特點就是高度贊美中蘇關系。這時期出版的著作有三類：一是各地中蘇友好協會編輯的，數量最多，如北京市中蘇友好協會編的《中蘇大事日志》、《中蘇友好空前發展一年》，上海中蘇友好協會編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與協定學習資料》，重慶中蘇友好協會編的《蘇聯經驗硬是好》、上海中蘇友好協會《蘇聯對我國工業化的援助》等等；另一類是出版社編輯的文集，如新華時事叢刊社編的《中蘇關系史料》，人民出版社編的《中蘇團結萬古長青》，五十年代出版社出版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人民出版社編印的《中蘇友好文獻》，新華時事叢刊社編的《中蘇友好新條約》，世界知識出版社編輯的《中蘇兩國站在保衛和平的最前線》東北人民出版社編輯的《蘇聯專家在東北》、《斯大林派來幫助我們的人》，新華通訊社編輯部編的《擁護蘇聯，學習蘇聯》，勞動出版社編審部編的《中蘇友好合作萬歲》，工人日報文藝組編輯的《蘇聯專家到了我們工廠》等；第三類是個人寫的書，如彭明著的《中蘇人民友誼史》，郭沫若著的《中蘇文化之交流》，方堃著的《中蘇友好史》，廖蓋隆著的《中蘇友好一年來的成就》，王火編的《蘇聯專家在中國》，海父編著的《爲什麽一邊到》，廉風編著的《蘇聯怎樣幫助中國》，凝遠編著的《蘇聯怎樣幫助中國建設》，汪敏之編著《中蘇同盟無敵天下》，廖經天著的《中蘇友好講話》，星火等編著《中蘇友誼史話》，楊英傑著的《蘇聯對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偉大援助》，胡明俊著的《我們的良師益友》，黃陳明等編著的《從中蘇合作看中蘇人民偉大友誼》等。
60～70年代是第二階段，特點是以批評和批判蘇共和蘇聯爲主。這時期中蘇關系方面的文獻幾乎都是政治性的，其中絕大多數是以單行本方式出版的中共中央的重要文章或這些文章的彙集，主要有：《中共中央和蘇共中央來往的七封信》、《中國共産黨中央委員會對于蘇聯共産黨中央委員會一九六四年七月三十日來信的複信》、《關于國際共産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蘇共領導同我們分岐的由來發展》、《關于斯大林問題》、《兩種根本對立的和平共處政策》、《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嗎？》、《蘇共領導是當代最大的分裂主義者》、《新殖民主義的辯護士》、《無産階級革命和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的峽谷條路線》、《關于赫魯曉夫的假共産主義及其在世界曆史上的教訓》、《蘇共領導是宣言和聲明的背叛者》、《駁蘇工領導的所謂“聯合行動”》、《把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鬥爭進行到底》、《蘇共領導聯印反華的真相》、《評莫斯科三月會議》、《駁斥現代修正主義論文集》、《關于國際共産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和有關文件》等等。另外有少數由研究者撰寫的著作，如複旦大學曆史系編寫組編寫的《沙俄侵華史》、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寫的《沙俄侵華史》、北京大學曆史系編寫的《沙皇俄國擴張史》，《蘇修的謊言和曆史的真相》（論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沙皇的的醜惡面目》，柯雄著的《蘇聯國內資本主義複辟紀實》，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社會帝國主義國家——蘇聯》、《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的反動本質》，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蘇聯資本主義複辟的經濟基礎》，樊肖等著的《蘇修超級大國的帽子是摘不掉的》，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看，今天的蘇聯資本主義全面複辟》等等。單從書名上看，這些著作都帶有非常明顯的時效性和非常強烈的政治性。
80年代以後是第三階段，特點是逐漸淡化了意識形態色彩，開始轉向學術性。與前一階段不同，這時期的有關文獻不再只是中共中央的聲音，而是出自學者之手，因而意識形態色彩越來越淡化，相應的學術性越來越強。 不過，從內容和寫作方式上看，這一時期關于中蘇關系的文獻也不盡相同，大體上可以分爲四類。
第一類是學術著作，主要有林軍的《中蘇關系1689～1989》，胡禮忠等人的《從尼布楚條約到葉利欽訪華—中俄中蘇關系300年》，沈志華的《朝鮮戰爭揭秘》、《毛澤東、斯大林與韓戰》、《中蘇同盟到朝鮮戰爭研究》、《中蘇結盟的經濟背景1948~1953》，楊奎松的《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崔建華的《七十年代中蘇邊界爭端》（英文），張樹德的《蜜月的結束——毛澤東與赫魯曉夫決裂前後》，王琦的《二戰後中蘇（中俄）關系的演變與發展》，蒲國良的《走向冰點――中蘇大論戰與1956－1965年的中蘇關系》，夏林根編的《中蘇關系辭典》，李連慶的《冷暖歲月－一波三折的中蘇關系》，李真的《動蕩中的同盟》，中國中俄關系史研究會編的《戰後中蘇關系走向》，劉志清的《恩怨曆盡後的反思：中蘇關系七十年》，孫其明的《中蘇關系始末》，蘇聯問題編寫組的《冰封歲月——中蘇沖突實錄》，沈志華著的《蘇聯專家在中國：1948-1960》等等。
第二類是回憶錄，主要有吳冷西的《十年論戰—1956～1966年中蘇關系回憶錄》，師哲著的《在曆史巨人身邊》，劉曉著的《出使蘇聯八年》，伍修權的《在外交部八年的經曆》等。
第三類是記實性的著作，主要有王鐵著的《珍寶島未曾陷落》，李健編著的《臺灣與前蘇聯交往秘錄》，葉永烈著的《毛澤東與赫魯曉夫》，黃紀蓮的《中蘇關系史話》，徐曉天等的《新中國與蘇聯的高層交往》，曹志爲的《走出國門的毛澤東》，羅時敘的《由蜜月到反目——蘇聯專家在中國》，劉傑誠著的《毛澤東與斯大林》等。
第四類是論文集，主要有中國中俄關系史研究會編的《戰後中蘇關系走向》，倪孝銓等主編的《美中蘇三角關系》，章百家等主編的《冷戰與中國》等。
值得提及的是，近些年來中國大陸也有一些學者潛心研究中蘇關系，他們不僅搜集、翻譯大量俄羅斯和美國新解密的中蘇關系方面的檔案文獻，而且還發表了一些很有學術價值的論文，在國內外引起廣泛的關注。
不過，總的看來，中國大陸對中蘇關系的研究比起中美關系、中日關系、中國與西歐國家關系的研究來，仍顯得有比較大的差距，真正意義上的完整的中蘇關系方面的專著還不多。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中蘇關系的政治性太強，牽扯到中國黨和國家的路線、方針、政策以及領導人的評價問題；另一方面，蘇聯已經解體、不存在了，因此似乎中蘇關系也就無所謂、可有可無了。其實，這些雖然是中蘇關系研究狀況比較落後的原因，但並不能說明不加強對中蘇關系研究就是正確的。

四

大量的文獻資料的公開和研究成果的問世，比較寬松的學術研究環境和中蘇關系研究方面禁區的逐漸解除，都爲系統地和真正科學地研究中蘇關系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如何寫中蘇關系史，經過長期的思考，我認爲：一是不能單純從曆史角度來描述40多年的中蘇關系，必定要涉及許多重大的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理論問題；二是不能單純就事論事只講中蘇關系的過程，而應當從中蘇關系角度來提示中國社會曲折發展的重要原因。我有這樣一種的或者狹隘或是極端的看法：研究社會主義，研究馬克思主義，研究國際共産主義運動甚至研究中外關系，如果脫離了中國，不僅會變成曲高和寡的東西，而且無補于中國社會的發展，還會造成空洞的理論與我們身處其境的現實相悖離。這也是目前馬克思主義理論、社會主義理論和國際共産主義運動方面的研究越來越不吸引人的原因之一。
就前一點而言，正如上面所提到的，中蘇關系是集兩國關系、兩黨關系和兩國、兩黨主要領導人之間的交往于一體，而將兩國、兩黨及其領導人連結在一起的最重要紐帶就是馬克思主義這種意識形態和社會主義這種社會制度。正因如此，單從一般國際關系角度和單靠曆史文獻是無法解釋清楚中蘇關系中的許多事件。比如，中國批判蘇聯是修正主義而蘇聯批判中國是教條主義。這主要所牽扯的就是中蘇兩黨如何認識什麽是馬克思主義、什麽是社會主義之類的意識形態問題。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這種意識形態以及由此引起的中蘇之間的聚合與分離甚至又是超越各自國家利益的，當它與以蘇聯的大國主義和中國的民族主義爲載體的各自國家利益結合在一起、共同起作用時，中蘇關系才會出現大喜大悲、大起大落的曆史局面。也正是由于這樣，中蘇關系才絕不同于中美關系，也不同于蘇美關系，顯得十分獨特。從這個意義上說，中蘇關系也可以被看作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社會主義實踐曲折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
就後一點來說，中蘇關系的陰晴圓缺無疑對中國和蘇聯都産生了影響，但程度上卻有很大的差別。蘇聯的重心畢竟在歐洲，盡管西方將它視爲東方“蠻夷”，它自己卻始終把自己當成是歐洲國家，不論是斯大林還是赫魯曉夫，抑或勃列日涅夫和戈爾巴喬夫，都將發展同西方國家的關系放在首位，因此，中蘇關系在蘇聯人心目中始終沒有占據主導地位，因此對蘇聯社會發展雖然也産生了的影響，但程度與對中國社會發展的影響相比還是小得多。然而，中蘇關系在中國人心目中的地位和對中國社會發展所産生的影響可就非同小可了。雖然包括周恩來、鄧小平在內的中國早期共産黨人留學在法國，可是，馬克思主義卻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從蘇維埃俄國（蘇聯的前稱）送到中國的，中國共産黨也是由俄共（布）（蘇聯共産黨的前稱）幫助創建的。在長期革命鬥爭的歲月中，通過世界性的共産黨組織—共産國際，中共和蘇共兩黨又密切地聯系在一起。新中國成立後以蘇聯爲樣板，稱之爲“老大哥”；自50年代後期開始，蘇聯又逐漸成爲中國反對的主要對象，被稱作“現代修正主義”和“新沙皇”。總之，不論好也罷，壞也罷，蘇聯在中國人的心目中都是“重千鈞”，中蘇關系至少在70年代之前在中國對外關系中始終占據著主導地位，因此對中國社會的發展産生了重大的影響。新中國的頭30年裏發生的重大政治運動和意識形態方面的鬥爭，都直接或間接地與中蘇關系的曲折發展聯系在一起的。作爲一名中國學者，在研究中蘇關系時對此不能不給予特別的關注，也只有這樣做才能使成果更具有現實意義。
綜上所述，我認爲，一部中蘇關系史，應當是以兩國關系爲縱軸展現中蘇兩黨超越國家利益的意識形態之爭並對與此相關的重大理論問題進行分析與評判，揭示中蘇兩國在國家利益上的矛盾和兩黨在意識形態上爭論是如何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的。另外，還要注重如此複雜的中蘇關系對中國社會發展所産生的影響，從一個特殊角度來說明中國建國後頭30年曲折發展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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