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讜的《美國在中國的失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乍是客觀地美國在中國的失敗之因：蔣介石政權貪腐無能、中共的奸（比如偽裝成民主）巧（比如深得民心、游擊戰術）、美國有限援助蔣介石政策，實則如美國對華政策白皮書、是站在美國的立場立論。
目錄：
第一部分 使中國成爲大國
第一章 門戶開放政策的原則與美國的中國政策的格局
第二章 美國的觀念與中國的現實
第三章 外交行動和軍事戰略
第四章 壓力策略與有限地、但無條件地支持蔣介石的政策
第二部分 以和平方式建立統一、民主的中國
第五章 中國的權力之爭和美國政策的影響
第六章 美國對中國共産主義的印象和美國的政治傳統
第七章 雅爾塔協定與和平統一中國的政策
第八章 赫爾利綱領逐步走向失敗
第三部分 有限援助政策的局限性
第九章 馬歇爾的對華政策——設計的過程與決策
第十章 馬歇爾使命
第十一章 局部撤退、有限援助及放棄中國的決定（1947-1948年）
第十二章 擺脫和遏制（1949年1月-1950年6月）
第四部分 令人啼笑皆非的結局
第十三章 朝鮮戰爭及共産主義中國以強國姿態出現
鄒讜1918年12月生于廣州，廣東大埔人。父親鄒魯（海濱）是國民黨元老、政治家及中山大學的籌創人和校長，母親乃許素貞（劍魂）女士。鄒教授畢業於西南聯大，1946年就讀芝加哥大學研究院，主攻美國政治學，1951年獲芝大博士學位；及後一直任教於芝加哥大學政治科學系，直到1988年退休。鄒教授先後擔任利文思敦講座教授，北京大學名譽教授，美中關系全國委員會理事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名譽高級研究員。
鄒讜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學者，出版了六部著作及多篇學術論文，其中包括《美國在中國的失敗1941-1950》（芝加哥大學1963年出版，中譯本由王寧和周先進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中國之危機》（1968，合編），《從1850年到今中國基層的政治領袖與社會變遷》（1981），《文化大革命與毛後改革》（1986），《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從宏觀曆史與微觀行動角度看》（1994）等書。《美國在中國的失敗》一書更令其聲名大噪，被譽爲芝加哥大學出版社當年的最佳著作，奠定了他在學術界的地位。
鄒讜于1999年8月7日晚上7時30分（美國中西部時間）因心髒衰竭，逝世於芝加哥大學醫院，享年八十。
http://baike.baidu.com/view/1553931.html
二戰後亞太格局：國民黨失敗原因
【大紀元8月25日訊】(美國之音記者：王怡如2005年8月25日香港報導)在討論中國國民黨為甚麼會在二戰勝利之後失去江山的時候，無論是學者官員還是普通老百姓，大概都能說出“貪污腐敗”這樣的答案。國民黨在經濟政策，處理群眾運動等方面的失敗，都是無法否認的事實。
針對這一連串的批評，國民黨領導人也進行了反省。國民黨總裁蔣介石1950年復行視事發表文告。他對於抗戰勝利不到5年，國家卻經歷內戰失敗感到自責，呼籲軍人奮發圖強，官員勵精圖治。
蔣介石在國民政府遷台之後曾經表示，“戡亂失敗的最後一步就是黨的失敗。”據國民黨黨史的記載，所謂『黨的失敗』是指國民黨在精神上、組織上、紀律上、工作範圍和方法上都有改進的必要。
*國民黨內部份裂*
政治大學教授邵宗海認為，從國民黨撤退到台灣之後加強黨內政治思想工作來判斷，蔣介石相信國民黨內戰時內部份裂，無法貫徹黨的意志，才會造成失敗。
邵宗海說：“當時的國軍部隊不完全和蔣先生的看法是一樣的。特別是桂系、白崇熹和何應欽他們的看法，也包括了山西的閻錫山、東北的部隊。因為張學良始終認為國共之間最好是合作。最主要是蔣先生覺得大陸失敗的經驗就是他的命令沒有能夠完全貫徹。軍命有所抗衡。來到台灣以後，他希望能夠建立一個比較嚴格的黨軍，整個黨能夠影響到政策，軍事行動。不可否認，台灣從1949年撤退過來到1970年之前，我看臺灣幾乎是如同蔣先生所期許，他的一個命令能夠貫徹到基層裡面去。”
除了黨內的分裂，台灣東華大學教授楊開煌認為國民黨面對一個戰爭突然的勝利，以及伴隨而來的龐大財富，為國民黨官員創造了貪污的機會。
*國民黨官員貪污*
楊開煌說：“那個時候國民黨的腐敗還不只是他掌握政權，而是戰爭的迅速獲得勝利。原來在抗戰的時候表現其實還可以，也是官民一體，體恤老百姓，否則他也沒有辦法領導人民抗戰。所以國民黨的腐化有很多原因，派系鬥爭是一個滿重要的原因，爭取資源等等。我認為一個直接導致國民黨失敗的因素就是勝利來得太快，從原來憋在重慶一個小地方，突然有了巨大的財富，每個人都像鯊魚一樣，貪婪的去獵食，這可能是他迅速腐化的一個原因。所以你看他到了台灣之後迅速的覺悟過來，又回到所謂艱苦奮鬥，因此才有他50年在台灣掌握政權。”
*戰略戰術頻頻失誤*
此外，國民黨在對抗共產黨的戰略和戰術上也失誤頻傳。根據<美國對華關係白皮書>的記錄，1948年，蔣介石曾經指示要徹底檢查國軍戰略、戰術、訓練和戰場組織，這顯示蔣介石終於明確找到了軍事問題的關鍵，不過為時已晚。
美國在對日戰爭結束之後向國民政府提供經濟和軍事援助。美國軍事顧問團在1946年成立，目的是援助和幫助國民政府戰後的發展 。美國向聯合國的援華方案捐助了5億美元，並且將價值9億美元的剩餘戰時物資以不到2億美元的價格賣給了國民政府。共產黨批評美國以這些美援的方式增強了國民政府的軍事力量，因此美國宣佈在1946年對中國武器禁運。儘管禁運令不到一年就解除，但是批評人士認為武器禁運造成了國民黨的軍事失敗。
政治大學教授邵宗海在1991年發表國共內戰的研究論文，他指出美國在戰後就已經陸續收拾國內傳統的武器生產線，因此即使恢復對華武器銷售，工廠也不能馬上開工，因此延緩了武器運送的時間，而且彈藥也有瑕疵。
邵宗海說：“真正的第一批彈藥運送到中國已經是1948年了，就是北京傅作義要投降的前兩天，才到天津的塘沽口。這些彈藥經過後面人的檢查，很多彈藥已經潮濕，槍支也有故障。”
*美援未改變內戰結果*
但是台灣淡江大學美國研究所教授戴萬欽並不認為美援增加能夠改變內戰的結果。戴萬欽說：“當時來講，政治的形式比軍事的形式更重要。國民黨當時在大陸的統治失去了民心。美國人算過，他就是給你再多的錢，也不見得會打贏這個戰爭。”
經濟和軍事援助無法改變內戰的結果，但是美國曾經希望一個民主化的國民政府能夠避免內戰的命運。戴萬欽說：“從美國一開始建國就是兩股力量，從來沒有說國家力量就是在一個政黨裡面。就是因為有政治競爭，他認為這樣才符合民主的原則。中國的情勢當時來講，共產黨的力量已經在那裏了，美國並不認為當時的共產黨完全聽蘇聯的指揮，如果能把共產黨當作獨立於蘇聯的力量，也來參與國政，會讓國民政府的統治更加民主化。”
國民黨的民主化沒有在內戰時期，也沒有在撤退台灣的時候完成。2005年，擁有百年歷史的國民黨第一次民主選舉出了黨主席。政治分析人士都在觀察，這將是國民黨再次分裂的開始，還是民主化的契機。
http://news.epochtimes.com/b5/5/8/25/n1030749.htm
美調整對華政策發表白皮書 讓蔣介石氣得暴跳如雷
1949年蔣介石政權土崩瓦解，讓美國徹底絕望。於是，美國政府準備調整對華政策，併發表了轟動一時的《美國與中國的關係》白皮書。
儘管有美國的支援，但國民黨軍隊還是節節敗退，圖為1949年1月國民黨軍隊乘火車撤離南京早在1944年6月，到中國訪問了4天的美國副總統華萊士根據各方面得到的情況判斷，蔣介石政權在中國極不得人心，要不了幾年就會垮臺。
但從自身利益考慮，抗戰勝利後，美國繼續援助蔣介石政府，希望延長其壽命。但蔣介石自己不爭氣，內戰一爆發，就被人民解放軍打了個落花流水。
白皮書批蔣毫不留情
據蔣介石的秘書周宏濤說，美國國務院在起草白皮書的過程中，蔣介石就通過特殊渠道知道了大致內容，並試圖通過一些關係較好的美國共和黨議員阻止白皮書出臺。
到1949年7月底，蔣介石見無力阻止白皮書的出爐，便指示周宏濤開始整理與美國交往的檔案資料，為批駁白皮書做準備。
8月1日，蔣介石在台北草山成立了“總裁辦公室”，並計劃3日到南韓，與李承晚商談籌建反共聯盟等問題。到了2日，韓方突然要求將訪問日期推遲兩天。
蔣介石擔心引發安全問題，於是臨時決定3日飛往浙江定海，並遊覽兩天。沒想到，就在他遊興正濃時，8月5日美國白皮書就發表了。
白皮書除對中國共產黨進行誹謗外，對蔣介石集團的腐敗無能作了深刻的剖析和毫不留情的批評。
白皮書在談到蔣介石集團一敗再敗時說，腐敗使國民黨的抵抗力受到致命的削弱。國民黨的領袖們對遭遇的危機無力應付，軍隊已經喪失鬥志，政府失去人民的支援。白皮書還說蔣介石是與過去的軍閥並無區別的反動分子。
蔣介石氣得暴跳如雷
蔣介石得到此消息，氣得暴跳如雷，大罵杜魯門、艾奇遜不是東西。當時，蔣介石雖下野，但仍以國民黨總裁的名義，在幕後操控一切。蔣介石氣憤地對幕僚說：“美國政府口裏總說中國重要，不能落入中共之手，援華時又小氣得要命，如果他們對我們的經援、軍援得力一點，我們就不會輸得這樣慘。事情到了這一步，將責任全往我們身上推，太不道德！”
蔣介石從南韓回到台灣後，開始考慮如何對白皮書進行反擊。8月10日，蔣介石對馬歇爾等人進行了一通指責。他在日記中寫道：馬歇爾、艾奇遜為掩飾對華政策的錯誤與失敗，不惜毀滅中美兩國的傳統友誼，為美國歷史上留下莫大的污點。
蔣介石的幕僚王世傑見蔣介石很氣憤，於是建議說：“美國可以用白皮書推卸責任，污衊總裁，我們也可以用官方文件進行反駁。”
蔣介石說：“對，我們應該公開反駁。不然，國際間都認為我是壞人，而且把在大陸失敗的責任歸在我個人身上。”
召集幕僚準備反擊
8月14日晚，蔣介石在台北草山(今陽明山)，召集王世傑和國民黨中央非常委員會秘書長洪蘭友、外交部長葉公超等人商討對策。蔣介石說：“美國白皮書把我和政府的名聲弄得極壞，其惡劣影響超過了共產黨對我的醜化宣傳，這一個多星期以來，我一直被此事困擾，在南韓訪問時也心神不安，今晚把你們召集來，就是商量如何回應白皮書。”
蔣介石說完，葉公超拿出一份以外交部名義起草的聲明文稿，及國民黨中央非常委員會討論修改的文字，並一一念給蔣介石聽。蔣介石聽了，認為聲明稿內容空泛。王世傑見蔣介石對外交部的文稿不滿意，當即拿出自己草擬的一個聲明文稿。蔣介石說，這份文稿比較好，說到了關鍵處。
8月15日上午11點，蔣介石再次召集重要幕僚開會。蔣介石說：“美國白皮書有瑕可擊，以後一定要發表一篇詳盡全面的聲明駁斥，現在只發一個簡單的聲明稿，大家現就這個聲明稿的文字作最後一次研討，望大家暢所欲言，發表高見。”
蔣說完，在場者各講了一通，但文字修正不多。此稿由洪蘭友、葉公超帶回廣州後，交中央非常委員會討論。
當天，國民黨中央非常委員會通過了蔣介石主持擬定的聲明稿。16日，共330字的《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對美國政府發表對華關係白皮書的聲明》發表。聲明中說：“中國政府必須鄭重聲明，吾人對於中美關係白皮書內容所涉及之其他許多重要問題，在意見方面或論據方面，實有不能不持嚴重異議之處，吾人雅不願使兩國政府關於過去問題之辯論，而影響兩國之傳統友誼……”
看到蔣介石不痛不癢的聲明後，美國政府很不滿意，但未作任何官方反應。他們心裏很清楚，白皮書打到了蔣的痛處。而原本還想在適當時候起草一份詳細文稿批駁白皮書的蔣介石，卻因國民黨軍隊在東南沿海連連失敗，也無暇顧及了。
據周宏濤說，美國的這份白皮書長達千余頁，是馬歇爾、艾奇遜在背後主使，由艾奇遜的好友、哥倫比亞大學國際法教授傑賽普組織專人，用6個星期的時間，在舊檔案中選取資料拼湊而成的。出臺白皮書的目的，是將美國對華政策的失敗完全歸咎於蔣介石及其政府，也為美國與日益壯大的中共建交做輿論準備。
針對白皮書對中國共產黨的無端攻擊，毛澤東連續寫了《丟掉幻想，準備鬥爭》、《別了，司徒雷登》、《為什麼要討論白皮書》等文章，進行反駁。(特約撰稿人 汪幸福)
http://big5.china.com.cn/world/txt/2007-05/25/content_8303267.htm
《台灣共犯體》第六章、近代中國與台灣。六、蔣中正之分析
（一）學者對蔣中正的不同看法
有關對蔣中正的評價，由艾愷的《西方史學論著中的蔣介石》可知，被負面評價者多（五三七p1）。艾愷認為其實這些評價大多是自相矛盾的，比如認為蔣太保守傳統故無法讓中國現代化，但蔣大致同樣的做為卻能讓台灣現代化，而毛卻不能使大陸現代化（p12-3）。
艾愷認為會如此評價是因學者在找蔣失敗的理由（p61-3），結果：「辯論的核心是，如果蔣介石不是Ｘ（軍人、儒教徒、頑固、權威主義等等），他可能不會把大陸失落於共黨之手。同時他們又辯解或承認（暗示或明示），蔣介石之成為Ｘ，也正是他成功的原因。在政治和行動的問題方面，蔣介石採取短視的Ｙ政策（派系權力均勢、派系彼此對抗、與地方當權者妥協、在實施社會改革前致力於軍事統一、喜好比較現代化、西方化的城市資產階級等等），而不採Ｚ政策（促進群眾組識、農村改革等等），是他最後失敗的理由。然而，他們同時也辯解和承認，如果蔣介石沒有採取Ｙ政策，他就得不到他那樣的顯要地位或根本不能生存。因此在基本上，他們的辯論是：使蔣介石成為一個成功的、甚至『不可缺少的』政治人物的因素，也就是他保不住大陸的原因」（p61）。
但艾愷認為：「他們為什麼不辯稱，蔣介石Ｘ因素不夠或Ｙ政策未能充分執行，這樣不是更符合邏輯嗎？」（p61）。
（二）蔣中正與孫中山
孫中山的繼承人是蔣中正，理由是蔣氏除清共、反共、及統治較集權外，其餘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之看法與做法均承襲孫。即便清共反共及集權，孫蔣易位，孫也會如此，不然只能對中共和軍閥稱臣，其實孫在討袁失敗後成立「中華革命黨」對黨員要求也是非常集權（五一四Ⅱ3p2，Ⅱ6p16），並造成黃興反對而脫黨。
至於中共所謂孫中山的「三大主義」（援助工農、聯俄、容共，五三八p290），也不過是中共在爭孫之正統（五三八p531,650,765）下所創出的口號。更何況孫的工農政策也非中共的工農運動，而是與蔣的主張一致。蔣在18年1月1日〈對於關稅之感想〉認為國民黨的農工政策不同於中共的抗租、罷工、怠工、減工（五三０p527）。
在民族主義方面，孫認為中華民族是五族共和而成，蔣亦然（五三二p2）。孫主張中國統一反對聯省自治，反對蒙、回、藏分裂，蔣在民33年的《中國之命運》也認為百年前尚未被分裂的中國疆界－－包含當時不被國府管轄的東北、台澎、內外蒙古、新疆、西藏－－是中國生存所必需（p7）。即便撤台，也反對台獨，反對兩個中國，堅持中華民國是中國合法的正統（五三０p2352,2356,2360）。
在民權主義方面。蔣繼孫厲行軍訓政。蔣也與孫一樣認為學生、軍人、黨員不可有個人自由，而必須為追求國家的自由而奮鬥（五三０p1701）。
在民生主義方面。蔣不但依孫的平均地權節制資本，並在民生主義增補育樂兩篇。
（三）蔣中正的基本特質
１、思想
蔣的思想主要來自孫的三民主義、中國傳統儒家、及日本武士道軍事教育，蔣對西方的理解和毛一樣欠缺。蔣類似孫強調中國固有道德（忠孝仁愛信義和平，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五一四Ⅰ1p42，五三０p580-2）。蔣認為朱子的格物和陽明的致良知，陽明的知行合一和孫的知難行易，彼此可互通（五三四p32）。蔣批評日本的武士道在學習陽明學說時忽略了王道與仁，只知忠勇（五三０p578-580,594）。又批評中共的唯物辯證法是獸性奴性的，而易經天人合一、心物合一、性善、承認天及神存在的辯證法才是真正的辯證法（五三三
p22,11,53）。蔣認為從三十年的反共戰爭血的教訓，得到對付共黨的矛盾律，要使自己內部單一純潔決不容許任何一點矛盾或對立而被滲透分化；對付否定律，反共組織的精神必須自強不息，當你強彼弱時不可姑息，必須徹底消滅，當彼強你弱時寧可待機報復，切勿妥協共存；對付質變律，反共組識的精神必須嚴肅保密（p20-1）。以上促使在台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及白色恐怖。
為對付中共，蔣除現代代的地方建設外，還大力推行傳統的保甲團練（五三０p630），並要求將領和官員熟讀曾國藩、胡林翼等清代平亂的練兵語錄及文集（p221,927）。這些做為在瓦解的結構中，如同蔣的反省，已成為「假公濟斯，招搖敲詐，公報私仇，勒索窮戶」的工具（p1267）。而建設農村的現代化計劃（含建立行政體系、警政、戶政、預算制度、銀行合作社金融業、財政、交通、水利、地政、教育、司法，p847），也因軍閥割據、中共叛亂、和官僚腐化無能（p561，五三三p104）而失敗。除上述政軍建設外，九一八事件後又發動新生活運動，希望藉類似軍事化、教條化的生活規範（四維、八德、整齊清潔迅速確實）來維持瓦解中的道德秩序（五三二p118）。
對以上現象的研究，Duara認為在伝統鄉村社会權力文化網絡瓦解下的清末民初，當各種新政權試圖以現代机搆或舊文化網絡來重建政權時，舊有的社会精英因無力保護鄉村杈益而被新勢力淘汰或逃避徵召，而新的掠奪者則乘机占領此一杈力真空，而與新政杈共犯來掠奪鄉村杈益，如此一來不但造成現代化失敗也更進而瓦解了舊有的文化權力綢絡（一二一八p.234-243）。
蔣到台後更加強地方的現代化建設和以大傳統教條改造民間的小傳統禮俗信仰，相對的中共則否定大傳統強調小傳統。而李政權則試圖以後現代的「集體記憶」，喚起已瓦解了的台灣前現代的城鄉情感及結構，藉以突顯其台灣生命共同體、社區運動、文藝季的政治目的。前三者所為，因皆存在某一國家意識形態（西方列強入侵，導致中國民族喪失自信心，故要復興中華文化；西方列強入侵，加上封建文化壓迫，故要解放中國小傳統的生命力；外來統治者尤其中國意識使台灣意識低落，故要重造台灣），所以都在美化某點的同時，虛構一個業已消失或正在瓦解的幻想，其實幻想能否實現對負責推動的官員、學者、及運動家在客觀上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經由這些運動達到了國家意識形態重建及權力論述霸占的欲圖。至於民進黨陣政權更是大力搞文化台獨，因為其他形式的台獨已被美中聯手封殺了，難怪杜正勝幹教育部長幹的那麼差也下不了臺，台獨嘛！只要頭頂台獨神祖牌，任誰也动不了他。。
２、軍事、教育、與政治
比較蔣在大陸及台灣的統治，前者重軍事後者重政治，這與蔣的軍事教育背景及當時面對軍紳政權有關，但深入反思大陸敗因後更加強調政治。
蔣從黃埔建軍開始就強調國民革命軍的使命在建國及實現三民主義（五三０p391-2），撤台後形成建國的近中遠程目標，近程是建設台灣成為模範省，中程是實現三民主義於全中國，遠程是弘揚三民主義於全世界（五四三p52）。對此，台獨、反國府、及台灣優先論者，展開了對國府在台含社政經軍文化等舉措的扭曲性批評，而不知國府的這些舉措均有其背景條件，主要並非出自將台視為過渡或剝削的工具，果真如此就沒必要建設成「模範省」（李的「新中原」也不過如此）。老蔣的近中遠程理想，隨著中華民國在國際外交的劣勢，小蔣經國改成「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到李登輝奪權之初偽倡「立足台灣，胸懷大陸，放眼天下」，奪權中則操弄「台灣優先」「台灣至上」，已奪權則高舉「經營大台灣，建立新中原」。其实李一貫的本質是投机下的台獨分子，所以下台後便原型畢露了，不！從年青時加入共產黨便已是个投機分子。還有陳水扁也一樣‧怪了？為何只有投機分子才能在力得勢，這顥然不只是投機者本身的問題，更嚴重的應是台灣人出了問題，不然怎会老是選出這些人？
革命軍的精神強調主義，軍紀，三信心（自信、信仰、信任），主義領袖榮譽責任，服從命令，親愛精誠（p393,408），這些成為國府在台軍隊及軍訓的政戰之核心－－五大信念、三信心（五四三p20，五四五p110）。
蔣並認為透過政工人員、革命警察、學校教育、新生活運動等，撤台之後更透過系統性的黨政軍教育、救國團、各式社團組織、傳擴媒體等，以威權統治方式，將以黨治國、以三民主義治國的理念，貫徹到整個社會國家（五三０p493,505,1055,477）。過程雖有效但最終還是失敗。
民國16年批評各級學校大對三民主義和當前中國問題欠了解（p481），這種教育教出的學生不知如何做人，不知本國歷史及立國精神，只知盲目地接受外國一切，不惜出賣國家民族（p1055）。蔣認為唯有依黨員十二守則而來的青年十二守則來教育，才是革命的、愛國的、人生的教育，才能建立民族自信及自覺（p1056）。
蔣的上述教育原則均體現在大陸及台灣的所有軍事、學校、和軍訓之教育上，只不過實施方式不同。在學校是透過正式的公民與道德、生活與倫理、三民主義、國父思想、軍訓之課程，及非正式的朝會、週會、標語、口號、訓話……等等來完成。
由於蔣認為民主非長期訓練不可，有了知識和紀律才有民主可言（p552，民18年），加上軍訓憲政的革命方略傳統。蔣反思北伐之後列強侵略、地方武力、思想紊亂，所以要先訓政，不准罷工、罷課、示威遊行（p516，民17年）。認為青年救國的方法是刻苦求學而非呼口號搞小組織（p554，民18年）。之後中共又利用民主自由，發動群眾運動（五三一p408-9）。抗戰勝利後中共和共路人更鼓吹「國民黨退出軍隊、校園」「反內戰」「反美帝」「反飢餓」「反壓迫」等之學生運動（五四五p89,90,94）。
以上促使蔣認為在革命成功及全國統一前不能充分地實施民主憲政，表現在台的就是長期戒嚴、以黨政軍治國、反對美國以外援要求實施民主自由（五三一p266）。批評異議人士為反動分子，試圖以民主自由迷惑世人、擾亂社會、投機取巧（五三０p2015）。並認為立院的質詢要有分際，要考量當前的反共抗俄任務及國家民族利益，監院監察的敵人應是共匪而非國府（p1768）。又將憲法冷凍，如停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以臨時條款擴大總統權力（p2037）。
蔣的上述做為在國際冷戰、威權統治、及大力發展經濟下，在民60年之前雖有《自由中國》、雷震組黨、少數省籍政治人物、彭明敏事件、及孫立人事件等政軍異議問題，但統治上仍屬極有效。之後小蔣在內外情勢力變化下逐漸將老蔣的硬式威權，轉成軟式威權（到李登輝則是名為民主實為民粹威權，中共則還只是準威權）。反映在軍訓上的是，民41至49年軍訓由救國團主管，民49年之後由教育部主管。民64年開始革新，教官年青化、校外輔導時可著便服、校內則將重點置於軍事教育和生活輔導而減少思想政治的成分（詳見五四五）。但隨著社會運動及自由派師生之反對，軍訓及教官在教改的聲浪中遲早將被掃出校園，現今李政權尚需以它執行軍政任務而已。
蔣在軍事上除強調學自日本的正規軍訓練之操典外（五三０p417），從國共合作中學得蘇共式軍隊黨代表制，並在與軍閥及中共鬥爭中加強以黨領軍，加上克勞塞維玆的軍事是政治的延伸（五四六p1，五三一p310-320）。這些總和成政治作戰（五四五p98），並由小蔣負責「政戰學校」和軍隊之政戰。如此雖能有效地以黨領軍，有效地解決了大陸時代的幹部腐化、軍閥遺習、軍紀敗壞、及薪水補給遭貪污等弊病。但在台獨及反軍權的聲勢下，軍方成為反對運動的靶子，李登輝趁勢先除去軍方強人赦柏村，再迫使軍方認同其經營大台灣的政策，軍方表面上最附和李，但其實早在意識形態尤其國家認同上陷於紊亂及分裂。二蔣時代的國軍戰力在Cline的國力評估公式：國力=（基本人口領士+經濟能量+軍事能量）*（國家政策+國家意志），因後二項得分很高，故國力評估結果大增（五四七p269）。但隨著國家認同紛亂及族群對立，國力衰退。李政權採取強化台灣意識及增購尖端武器的方式，來加強國力，而正好對上中共的中國意識及更尖端武器，於是在1995年6月之後爆發了中共對李的文批武嚇。到陳政杈時玩的更兇，當然老共下手的也更狠，什麼三天亡台、斬首行動等都伝出來了，連老美也跟著起哄，當然其目的是為了賣武器及恐嚇陳不得盲搞台獨。
另參本館＜蔣的本來面目＞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souj/3/1301369355/20080105060341
《台灣共犯體》第六章、近代中國與台灣。七、毛澤東之分析
（一）社會主義論戰
分析毛之前先要論及民初的兩次社會主義論戰。第一次是1920年的「社會主義論戰」，此次論戰為馬克思主義及中共在中國的地位奠定了基礎（五四八p454）。第二次是1928-1933的「中國社會史論戰」，此次論戰是以馬克思主義分析中國社會的屬性是奴隸、封建或資本主義，並藉以找出階級鬥爭的力量及對象（p464）。
第一次論戰的背景是陳獨秀等主張民主自由《新青年》，由於欠實現民主之社政經條件，故從道德型的知識分子變成行動型，試圖以共產革命方式建設一套全新的社會主義政治。而當時的西方正處文化危機，蘇共則以全世界受帝國主義侵略的保護者自居，向外含中國輸出共產革命（五五一p212,216）。此次論戰共有三方，社會改良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分別從兩方夾攻共產主義（p455）。
社會改良主義（張東蓀、梁啟超、蔣百里、張君勱……）以《解放與改造》雜誌為基地，分四點攻擊共產主義：一、中國當時缺乏社會主義（即共產主義）革命所需的資本主義發達之工業，及大量的無產階級。二、中國當時急需的是開發實業以解決貧窮。三、社會主義者應自知自己沒有打倒軍閥的能力，而只能以教育救「無知病」，發展實業來救「貧乏病」。四、缺乏大量自覺的勞動階級、強行共產革命，將發生「偽」的農工革命（p456-7）。
馬克思主義者（陳獨秀、李大釗、李達……）以《新青年》雜誌為基地，反駁如下：一、中國不但有階級對立，且有大量因地主、資本家、帝國主義剝削下的貧富懸殊，所以應建立無產階級為主力的革命。二、發展實業建立資本主義只會增加貧富對立，故應行社會主義。三、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優越，是全世界發展的必然趨勢。四、社會改良方法是與資本主義妥協，根本不可能解決社會問題（p457-8）。
無政府主義者（黃凌霜、區聲白……）以《民聲》雜誌為基地，分四點批評如下：一、人應有絕對的自由和自由意志，人類社會也憑此而進步。二、國家是強權之最惡，必須反對並消滅之。三、政府尤其蘇聯的無產階級專政政府，濫用強權、壓制自由、剝削和迫害勞動者，故要全力反之。四、任何國家、政府、組織、紀律均違背人的絕對自由意志，故須取消（p459-460）。
馬克思主義者反駁如下：一、絕對自由不可能，強權如用於對抗資本主義則非罪惡。二、國家在共產主義之前不能消滅，必須以無產階級專政國家來對抗資本主義、封建階級、帝國主義。三、資產階級不可能自動讓位，故須有強大的無產階級專政。四、為了革命和建設，必須加強人民的組織和紀律，在共黨的領導下有計劃的生產與消費（p460-1）。
由上述批評及反駁可知，陷於政治意識形態者（不只上述陳獨秀等，從馬恩、列寧、到毛澤東均如此）在狂熱的信念下，不但會以保護帶來反駁共產主義既已存在或將會存在的弊病，而且能在背離教義下，深深地動員出革命力量，而取得政權。
雖然陳獨秀在1922年中共二全大會曾提出最低綱領的「民主主義革命」和最高綱領的「社會主義革命」（p433-5）。但陳因：一、不了解西方民主政治，而只依打倒權威之心態在批評軍閥、國民黨及中共的反民主。二、不了解革命組織和動員群眾之重要，故在任七年的中共中央總書記期間，除前二年前參與北京上海的群眾運動外，其餘均只是名義領袖，且被排除在國共合作之外。三、不了解武力對革命之重要，故不但反北伐也反紅軍（五五三p367-371）。相反的毛則深深地掌握了：「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五四八p449）。所以陳不但在國共合作失敗後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也在1942年死之前的1940〈給西流的信〉中批評無產階級專政違背了民主政治的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並重新肯定傳統文化「國粹」的價值（五五二p335-6）。可惜號稱中國啟蒙運動大將和中共創始人的陳獨秀，由於對西方的民主科學、中國傳統文化、和馬克思主義等的理論及實際，均欠深入的了解，以致於在救亡心切下，導致了啟盲與滅亡的相互芻化。
第二次社會主義論戰的背景是聯俄容共政策失敗，1927年陳獨秀下台，瞿秋白繼任總書記執行農工城市暴動，1928年失敗又以左傾盲動主義被清算。在共黨國際方面，托洛斯基認為中國的無產階級尚無力量，農民又非革命主體，故中共的革命應是培養革命力量而非盲目暴動，此被與托奪權的史達林稱為「托派」（五四九p44-5）。史達林控制下的共黨國際則認為中國革命主力在農工，革命對象是封建、資本、及帝國主義，故李立三又繼續執行左傾冒險主義，又失敗。以上內鬥及失敗，刺激了爭論中國社會屬性之論戰，以便找出革命的主力及對象。論戰的過程及有那些主張參見（五四九，五五０p127）。重要的是中共經由此次論戰，將中國社會定位為「半殖民半封建」，主張以無產階級領導農民革命推翻國內封建勢力、國內外資本及帝國主義（五四八p464）。
（二）毛澤東的奪權策略
研究毛澤東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奪權策略極其高明且有效，只是奪權卻無助反損害了中國之現代化（就好比之前的革命黨人能奪滿清之杈而無力建設中国，之後的李登輝、陳水扁能奪二蔣中國民黨之權，但都種下经政社敗坏之因）。另外民進黨的美麗島及新潮流兩大派系的奪權策略與毛竟然神似。毛以分析革命的結構為基礎，找出可做為統一戰線的革命力量和被革命的對象。同樣的，美麗島系的張俊宏和許信良早在《台灣社會力分析》便已開始，到《到執政之路》張俊宏更進一步以革命方式分析國民黨的統治基礎及民進黨應有的鬥爭路線，以做為民78年選舉策略的理論基礎。許信良以主席身分替民進黨民81年選舉失利負責下台後，更積極地建構台灣的民族主義，到84年提出《新興民族》及《挑戰李登輝》，做為黨內競選及85年參選總統的理論基礎，如能在黨內打敗台獨基本教義派支持的彭明敏，將有機會檢驗他的「新興民族」論能否做為革命的力量以對抗李登輝。至於新潮流的《到獨立之路》更加入葛蘭姆西的陣地戰及運動戰，定出獨立革命的方式。（結果許敗出走，之後成為陳水扁的批評者，而新潮流則成為陳的打手，直至2004年立委敗選，二者才鬧意見。但在2008年之大選，二者皆失足。）
毛每一階段的鬥爭策略都是經他本人獨特的方法，分析了革命環境的結構之後再採取的。依他自述，1927年〈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之分析〉調查的對象是，能夠從他們身上找出革命對象的弊病及革命主力的，中下級失勢官員、窮秀才、破產的商會會長和貧農（五三八p748）。毛辯駁這種方法「雖曾被人識為狹隘經驗論，我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堅持沒有調查就沒有也不可能有發言權」（p749）。毛迷信這種非理性不科學的調查方法，難怪會發生全民大煉鋼、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極悲劇。奈何這種歪理逆施不但能動員群眾和精英，還能奪權。執筆至此，真令人迷惑，為何歷史上一再出現這種非理性，果真是根源於人內在的邪惡？！
毛1926年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正處國共分裂及清共的前夕，毛為找出中共革命主力及對象之所在，以進行統一戰線，認為當時中國社會階級如下：一、地主資產階級。他們是國際資產階級的附庸，是反革命派。代表他們的政黨是青年黨和國民黨右派。二、民族資產階級或中產階級。他們反對階級鬥爭，反對聯俄容共，反對左派分子。但革命時這些人只能向左向右，不可有中間獨立的可能。三、小資產階級。含自耕農，手工業主、小知識階層、小商人。其中的：１、右翼，有餘錢剩米的少數，膽小怕革命，相信中產階級。２、中立者，能自足，對洋人、軍閥、土豪、劣紳皆不滿，懷疑革命但非反革命。３、左翼，生活漸壞，是革命主力之一。四、無產階級，可分：１、半無產階級，含半自耕農、貧農、小手工業者、店員、小販。２、無產階級，指現代工業的無產勞工，約二百萬人。３、游民無產階級，指丐幫、土匪、馬幫……等，引導得當可成為革命力量。
毛的結論是（一）和反動分子是主要敵人，（四２）是革命主力，（三）及（四１）是朋友，（二）左是友，（二）右可能是敵（p3-9）。
到1927年3月為反駁當時黨內外對農民暴動的指責，毛於是到下鄉調查，依長沙地區調查，他認為中國農民，貧農占70%、中農占20%、富農占10%，毛的結論是「沒有貧農就沒有革命」（p20-1）。毛認為單就湖南地區就有農會會員二百萬，能動員群眾達千萬（p13）。
毛認為農民革命中所做的事均是被土豪劣紳逼出來的，在清算過程也算計的很清楚，一點也不冤枉，他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誘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行動。農民若不用極大的力量，決不能推翻幾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權力……每個農村都必須造成一個短期間的恐怖現象，非如此決不能鎮壓農村反革命派的活動，決不能打倒紳權。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決不能矯枉」（p17）。此種坦白其實是所有革命皆有的合理化現象，只是有些「聖人」不會明言，而是透過「打手」來說。比如李登輝的「寧靜革命」對其對手決不手軟，無論速斷或迂迴，一定會用任何方法，包括抹黑、食言，必除去對手才干休。而他的「打手」則扮白臉，說什麼他的對手貪戀權位及反對改革，所以李必須除去他們；說李為了台灣利益，故食言不算什麼。
毛的農民革命主要有以下做為：一、以清算、罰款、捐款、小質問、大示威、戴高帽子遊街、關進監獄、驅逐出境、槍斃等來打擊地主，並沒收土地、減租、減息。毛認為土豪劣紳以前行白色恐怖，現在一點小小的鎮壓反革命的恐怖現象，很應該。二、以農民組織、共黨組識、農民武力、農民學校等取代舊有的縣府、團練、紳權、祠堂族權、淫祠神權、洋學堂、私塾等。三、禁止農民的舊習陋俗，如賭博、煙毒、花豉、鞭炮、道場、奠儀。四、清匪、修道路、興水利、廢苛捐、辦合作社（p22-42）。透過上述，毛認為農民運動在幾個月內完成了孫中山四十年國民革命做不到的事。
其實毛誇大其詞，兩湖農民暴動事實上失敗，且造成了極大的破壞，所以毛在1928〈井岡山的鬥爭〉和1929〈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才會以工農武裝鬥爭需要：一、有很好的群眾。二、有很好的黨。三、有相當力量的紅軍。四、有利於作戰的地區。五、有足夠給養的經濟力等為由（p56）。為解決蘇區遭國軍封鎖所帶來的經濟困境（p69），首先對自耕農和富商讓步（p70）。毛並批評群眾有極端民主化、絕對平均主義、主觀主義、個人主義、流寇思想等毛病，所以必須由黨實施民主集中主義的領導（p71）。這種對私人經濟的讓步及對群眾的控制，隨著國軍的第五次而加強（p105,119）。
蘇區被攻破，紅軍逃往延安之後，毛在1936年12月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分析了從國共合作以來黨內外的鬥爭情勢。毛認為國共合作因國民黨資本封建階級叛變和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而失敗，之後中共內部又犯了一連串左右的冒險主義和盲動主義，所以才導致蘇區被攻下，「長征」到延安（p169）。分析結果，毛認為除了要反對冒險主義、保守主義、逃跑主義外，應依革命的三大法寶，結合當前革命形勢的改變而調整鬥爭策略（p138）。
毛在1935年12月27日的〈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抓住了當時抗日的氛圍，提出「停止剿共，一致抗日」成功地打敗蔣的「攘外必先安內」，毛並策反西安剿共領袖張學良、楊虎城，而爆發民25年12月的西安兵變，挾迫蔣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毛除趁機坐大外，並宣傳西安事件乃國民黨不抗日的結果，且認為中共有調停張蔣之功（p228）。真是占了便宜還賣乖。
毛重拾中共早期的二階段革命論，提出最低綱領的民族民主革命，和最高綱領的社會主義革命（p649）。毛認為抗日時期革命策略應是聯合抗日各階級組成抗日統一戰線（p145），但毛認為最高綱領不能放棄，只要時機成熟就應為之（p146,239）。
西安事變後，毛除一面進行統一戰線，放鬆早先的農工暴動和沒收土地，改同意用立法解決土地和勞工問題外（p240,766），還一面進行內部鬥爭。利用抗日機會壯大自己，同時對國民黨的要求也隨自己壯大而胃口愈來愈大，最後鯨吞掉。
毛內鬥的高潮是延安1942年文藝整風運動，毛針對當時大量湧入的革命新力軍所帶來的意識形態紛亂，提出黨內有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等三股歪風（p770）。毛批評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主觀主義不了解來自群眾的客觀真理，批評黨內其他派系犯了不懂民主集中制的宗派主義（p779）。批評黨八股文章對群眾無煽動力（p790-7）。批評文藝作家忘了文藝家的任務在暴露敵人的殘暴，並歌頌人民群眾革命鬥爭的光明面（p828）。毛認為文藝是一種意識形態，只能反應某一特殊階級的社會生活，不能超越（p817），不存在超階級的人性（p827），所以文藝批評的標準，政治第一、藝術第二（p826），革命文藝要求的是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p824）。
毛在1940〈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問題〉則露出了他所謂的「新民主主義」「民主集中制」「人民民主專政」的尾巴，毛認為必須保證共黨占有領導地位，政權代表人數，中共必須占1/3，無黨無派的左派占1/3，不左不右的中間派占1/3（p701）。這種原則中共日後一再用於奪取大陸政權時的民盟，和九七前的港事顧問。
毛對國府胃口與時激增如下：
１ 1937年8月25日毛向國民黨提出救國十大綱領，其中毛高明地提出全國人民除漢奸之外，都享有抗日救國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和武裝抗敵等之自由。廢除一切束縛人民愛國運動的舊法令，頒佈革命的新法令。釋放一切愛國的革命之政治犯。開放黨禁。動員蒙回及其他少數民族在民族自決和自治原則下共同抗日。召集真正人民代表的國民大會，通過真正的民主憲法。選舉國防政府，國防政府採民主集中制，實行地方自治。鏟除貪官污吏，建立廉潔政府。改良人民生活－－改善工人、公務員、教員、和抗日軍人家屬的待遇、廢除苛捐雜稅、減租減息、救濟失業、賑濟災民。肅清漢奸、賣國賊、和親日派（p326-8）。
２ 1904年1月〈新民主主義〉主張：一、政治上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以民主集中制方式，聯合反帝反封建者，專反革命分子的政。二、經濟上沒收大銀行、大工業、大商業為國有，其餘資本主義私有財產暫不沒收。沒收地主土地，分配給農民，成為農民私有（p639）。
３ 1940年2月〈向國民黨的十點要求〉要求：一、實行所謂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二、取締「軍統」「中統」等特務機關。三、取締利用兵役、公債、統治經濟、救濟難民等機會的貪官。四、保護青年的言論、行動、集社……等自由。五、抗議國府的「限共、反共、溶共」政策，八路軍新四軍受到不公平待遇（p680-4）。
４ 抗戰勝利後1945年4月24日〈論聯合政府〉批評國民黨武器比中共好，抗日戰力卻差，貪官污吏導致缺糧、拉夫、發國難財。主張廢除國民黨一黨專政，成立聯合民主政府。懲罰親日分子、法西斯。取消特務、集中營。給人民一切的言論、集社……之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撤消對解放區的包圍，承認解放區政權。懲罰貪官將領，改善中下階級官兵生活。實施土地改革，減租減息。取締官僚資本，廢止經濟管制，制止無限制的通貨膨脹，改善工人生活。取消黨化教育，保障教職員生活和學術自由。允許少數民族有自治權（p1013-4）。
當國府在國共內戰中不斷挫敗時，中共的胃口更是愈來愈大，最後是全面侵占、奪權、清算戰犯和反革命分子。
依蔣在《蘇俄在中國》的反思，蔣對毛的鬥爭策略是明瞭的，但蔣的回應受限於，他的威權統治必須像在台一樣能有效統治，不然更多的回應造成更大的腐化及民怨。蔣甚至無法讓國內外媒體及知識分子相信本來是事實的批評－－中共存在著民主及土改的虛假性、販毒（一一八七p.17,90,125,一一八八p.34）、走私、偽鈔、匪帮（中共如同孫蔣李陳，皆是對黑道旣利用又壓制，基本上是奪杈中利用、奪權後壓制，一二七一p.605-,721-,798。當然找个黑道來在自己鮪鱼肚上開个槍也無妨、只要能當上總統、一切值得。）等。基於以上教訓，蔣才會在台斷然地處置228、之後的白色恐怖、及各種以硬式威權對付異議。
由上分析可知毛的鬥爭掌握了以完善的軟體（黨的組織），結合各方力量（統一戰線），展現硬體實力（武裝鬥爭），彈性地（最高最低綱領靈活辯證地運用）順勢打擊對手直到倒地為止之原則。
就此比較，孫中山歷經十次革命、討袁、護伐、北伐等之挫敗，死前才從國共的合作中認知此原則，但這一切太遲了，且也僅於認知而已，就好比他透過書本來認知中西文化一樣，並未能在主客的深層對革命及中西文化產生無意識地體驗，所以他雖革命不斷但浪得「國父」虛名而無實權。
蔣中正雖從孫的教訓中了解軟硬體的重要，但卻無力完成「結合各方量彈性地順勢打擊對手直到倒地為止」。其因雖有外在環境之限制，但根本上還是他內在虛構出的仁愛慈孝（習自儒耶）異化了他完成鬥爭該有的精神意志。
相對的，李登輝個人深層地排他且不寬容的愛憎（習自耶教及個人成長之磨練），驅使他順台灣至上的勢，結合各方力量對其敵手彈性地展現實力，直至對手下台為止（或許有人會反對怎可將李的「民主之寧靜革命」與毛的「共產的暴力革命」比附，此種人若非基於護主心態，就對革命、共產、及民主無知）。
另外許信良大致上也掌握了毛李二人皆有的原則，但許面對的對手（蔣經國、彭明敏、李登輝）比他更強，因此勝利困難。雖然李許在修憲上為各自利益而相互勾結，但李無時不警戒對手想吞噬自己，故李在86年5月「就職週年記者會」上，批評許的「國、民兩黨合流及共組聯合政府」，好比共產黨要滲入並瓦解國民黨。李許在台灣民族文化意識形態上的共通，促使他們在面對中共及中國民族文化時，能暫時合作；同理，毛蔣在中國民族文化意識形態上的共通，促使他們在面對美國及台灣民族文化時，也能暫時有默契。
最後毛李許三人皆共有實現其目標之彈性，故皆知情勢對己不利時應採取迂迴以待機再打擊對手，這可從李與郝柏村、林洋港、中共的交手可知，但吾人不要誤以為李會妥協，甚至對一路為他衝鋒先陣的宋楚瑜也如此，就好比許信良對於張俊宏，毛澤東對於劉少奇。結果吾人看到當宋阻礙了李為台獨而廢省時，李宋便翻臉，從情同父子転為仇敵，即使下台後仍要組个台联、勾結陳來鬥連宋的泛藍。本書從十年前便已揭穿這些政客的面目，奈何台灣人連媒体學者專家都迷失。其实只要能拋開意識形態情結，無論從奪權理論、人性本質及古今中外史实等來看，便可一目了然了，而無須當事後諸葛後悔不已，如此才是研究理論、歷史及時事之正途。
http://www.jslm.twmail.net/Data/Paper/History/LSTaiWanGongFanTi.mht
冷戰後美國遏制中國策略失敗原因深層分析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短短一段時間裏，美國很快確定了其對前蘇聯的策略，那就是“圍堵”政策。美國的圍堵政策導致了以美國爲中心的西方陣營和前蘇聯陣營之間長達半個世紀的冷戰。
冷戰結束後，美國一霸超強，其國際戰略的矛頭馬上就對准了中國。這是因爲在美國看來，蘇聯解體之後，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如迅速崛起的中國那樣能夠對美國的世界地位構成挑戰了。
因此多年來，美國一直在尋求有效的對華戰略和政策。從傳統的圍堵政策到接觸政策再到和平演變政策，美國根據需要不時地作出這樣那樣的選擇。
但到現在爲止，美國還沒有形成一個占主導地位的中國策略和政策。爲什麽？
世界體系産生結構性變化
這裏的因素當然很多，包括美國持久而無效的反恐怖主義戰爭。但最主要的根源在于世界體系的結構性的變化。
結構性變化的基礎在于近20多年來的經濟全球化和區域化。經濟全球化和區域化給傳統上占主導地位的國際政治的無政府結構引入了新因素。
也就是說，經濟的全球化和區域化給中美兩國都帶來了很大的制約。對美國來說，經濟全球化和區域化制約了其在中國問題上的軍事主義傾向性。對中國來說，則是提供了一個可以和平崛起的有效機制。
換句話說，中國可以借助全球化和區域化來達到國家的崛起，而無須再走過去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老路。
主權國家還是今天國際社會的最高權力載體，經濟的全球化和區域化並不能完全消除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結構。中美兩大國之間仍然存在著學術界所說的“安全困境”。中國的軍事現代化會導致美國的警覺和擔心，同樣美國的軍事發展也會給中國造成同樣的效果。
正因爲存在著安全困境，美國一直在尋求著圍堵中國的有效方法。近年來，美國和其盟友日本、澳洲等國努力構造一個亞洲版北約就是這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同樣，中國加緊國防現代化也是爲了防禦和反制一切盡可能産生的外在威脅。
但因爲經濟的全球化和區域化，美國等國家的圍堵政策很難發揮其在冷戰時期所發生過的效應。美國要圍堵中國，就需要其他一些國家的通力合作。但這種合作在全球化和區域化時代顯得相當困難。
就以日本和澳洲爲例。盡管這兩個國家在戰略上和美國合作與結盟，但它們本身和中國的經貿關系已經相當深化，並且很多年來這兩國對中國的經濟依賴度較之中國對這兩國的依賴度大得多。
與之相比，亞洲的其他中小國家，也就更難和美國或者美國的盟友合作來圍堵中國了。
中國開放的經濟已經逐漸造就了中國和亞洲國家之間相當程度的經濟一體化。對這些中小國家來說，其最大的利益就是從中國、美國和日本等大國都獲得好處。
大國之間的和平相處，對這些中小國家是最有好處的。一旦大國之間發生沖突，它們很難選擇靠向哪一邊。
大國軍事力量隱性化
經濟的全球化和區域化也使得大國軍事力量隱性化。這和冷戰期間美蘇兩大陣營之間的關系比較一下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在冷戰時期，兩大陣營間沒有實質性的經濟關系，軍事對抗變得非常容易，也非常顯性。
在全球化和區域化的時代，大國間的軍事力量平衡也不可避免。在東亞更是這樣。隨著其經濟發展，中國的軍事現代化呈現必然之勢。
同時，日本也在追求與其經濟力量相適應的國家軍事地位和國家的（政治地位）“正常化”。但是因爲大國間經濟相互依賴性的不斷深化，軍事力量相對不容易走到前臺。
這並不是說，軍事力量變得不重要了，而是說這些國家在考量訴諸于軍事力量來應付國與國之間的關系時，必須考量到其經濟利益。
這對美國和日本，還是中國，都是如此。經濟的相互依賴性不能保證國家的理性決策，但其可以促使國家的決策變得理性一些。
但另一方面，正如這些年來人們所觀察到的，中美之間經濟貿易方面的糾紛越來越多。經濟交往越多，沖突就越容易發生，這並不難理解。
中國方面所擔心的就是美國越來越盛的貿易保護主義。但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取得成功，這是令人懷疑的。
在冷戰期間，貿易保護主義非常容易。實際上，冷戰時期，西方同盟內部國家之間（例如北約）的經濟貿易往來，要遠遠多于和非同盟國家的貿易，而且主要的貿易都發生在同盟國家之間。
在經濟的全球化和區域化的語境下，美國即使對中國（或者其他一些國家）不滿，也很難關上貿易大門。經濟上的博弈往往不是零和遊戲，只是相對利益問題，即一個國家可能要比另一個國家獲得更多的利益。美國貿易保護主義會損害中國的利益，但同時也會損害其自身的利益。
更爲重要的是，因爲中國已經成爲世界經濟體系和産業鏈上的重要一環，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不僅會影響中美兩國之間的關系，而且也會影響中美兩國分別和其他許許多多國家之間的關系。這就迫使中美兩國在處理與對方的關系時，考量到其他相關國家的經濟利益。
中美之間策略會相互轉型
這些因素制約了美國的中國戰略的形成，使得美國很難有一個明確的中國戰略。相信在今後很長一段時間裏，這種局面還會繼續下去。
美國會繼續在圍堵和交往之間、在軍事和經濟之間作選擇。因爲國際政治的規律性因素的作用，加上美國國內的各種力量的影響，美國對中國的戰略在不同時期會向不同方向傾斜。
這種大局面決定了中美兩國之間既具有合作的空間，但也不會出現蜜月。除了臺灣問題，兩國之間不太可能發生大規模的軍事沖突。（如果考量到中美兩大國都擁有核武，公開的軍事沖突更不可能。）盡管在經貿領域，沖突會不斷，但也不致于演變成軍事沖突。
很顯然，美國的中國戰略往哪個方向傾斜，也受中國的美國戰略的影響。可以這麽說，美國在冷戰結束後沒有很快確定圍堵中國的策略，和中國沒有走往日蘇聯的對抗路線是有很大關系的。
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化時代，中美兩國之間的戰略是相互影響和相互轉型的。相互轉型性質既決定了中美關系可操作程度的提高，也表明了處理兩國關系的複雜性的增加。
作者是英國諾丁漢大學中國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鄭永年
http://junmeng.nen.com.cn/blog/html/83/63983-11592.html
美國對中國的和平演變必然失敗原因
與和平演變相應的是暴力演變，當然，兩者不是截然割裂的，而只不過是在不同的時期根據具體的情況有所選擇，有所側重不同而已。
暴力演變的最近最突出的例子當屬美國直接武力入侵伊拉克，直接顛覆伊拉克現政權。按照美國的說法，就是美國是“民主制度”的國際警察，因爲伊拉克被美國認爲不是民主制度，所以美國警察就直接派兵把伊拉克現政權給推翻了，然後據說要在伊拉克建立一個民主制度，以作爲中東地區的民主制度樣板國家，也不知道美國現在搞得怎麽樣了，不過看來好像不太順利，否則的話美國早就會利用它的國際傳媒優勢地位大吹大擂了。
而和平演變最突出的例子當屬上世紀末蘇聯的崩潰瓦解了，蘇共上層的主要的核心領導層在搞改革的時候，毫無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概念，而是在思想上完全向美國繳械投降，完全按照美國希望的思路進行改革，結果把自己搞的分崩離析了。
美國沒有直接對蘇聯進行暴力演變，只因爲蘇聯有足夠的武力可以抗衡，而伊拉克則武力不足，美國就幹脆利落地選擇用武力解決伊拉克了，而對蘇聯則選擇需要耗時較長的和平演變策略。
中國在毛澤東時代已經搞出了兩彈一星，改革後，雖然其它方面的很多東西如航空工業電子工業等都下馬了，甚至軍工也一度大幅蕭條，但是，好歹沒有完全忘記近代中國百年的屈辱曆史，仍然堅持兩彈一星事業，並還做了一定的發展。也就是說，中國也有一定的武力抗衡實力，因爲這個原因，所以美國不能象直接入侵伊拉克那樣直接武力侵入中國，而主要側重于選擇對中國進行和平演變。
和平演變的突出特征就是意識形態鬥爭優先，在文化領域向對手展開思想鬥爭。如毛澤東指出的那樣，意識形態領域，無産階級不去占領，則資産階級就會去占領。毛澤東還指出，一切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都是先從意識形態鬥爭開始的，從造輿論宣傳開始的。誰的思想掌握了群衆，群衆力量就會爲誰所用，誰的思想能量就能轉化爲物質力量。
對于蘇聯的改革大家都知道，蘇共的核心領導層是基本完全抛棄了馬列主義，抛棄了社會主義理念的，這就意味著在思想上已經向美國繳械了。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行動，同樣，有了反革命的理論，就必然會産生反革命的行動。既然蘇共核心領導層的思想已經被反革命思想所俘虜，那麽隨之做出危害蘇聯社會主義事業的行動也就太自然不過了。蘇聯改革的失敗，不是社會主義理論的失敗，而恰恰是抛棄了社會主義理論後的失敗。
而經曆過文革的中國的情況則與蘇聯有所不同，從文革中過來的中國人，在思想上潛意識裏多多少少總對美國抱有一定的戒心的，就算有時候好像淡忘了，但是一旦一些情況現象出現，這種戒心就會被重新喚醒。所以說，中國的改革總的來說還是比較的小心翼翼的。
美國曾經表示過，要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中國第四代第五代甚至第六代人身上，這表明美國還是認爲文革是産生了一定的效用的，要搞垮中國必須要做長遠一些的打算准備。基于這個原因，美國把很大的精力放在了中國年青人的身上，通過發動意識形態鬥爭，寄希望于從娃娃抓起，從小就培育新生代的中國人崇信美國的社會價值觀念。可以想見，若幹年後，一旦被洗了腦的新生代將來接管了中國政權的話，肯定是會象蘇共上層那樣，把中國那些不符合美國價值觀的東西全部改革掉的，這樣中國就自然步蘇聯後塵了。
不過，近期圍繞2008年北京奧運發生了一些意外事件，有美國主流媒體公然惡毒地攻擊挑釁中國人的良知，結果一下子把中國年青人的血性給挑起來了。美國多年營造的民主自由人權客觀公正的美好形象在一瞬間被嚴重撕裂，而且還是美國人自己這麽做的。這給了中國年青人一個極大的震撼，據說有些年青人在目睹美國的無恥行徑後曾一度失聲痛苦流涕，他們心中曾經的美國正義之神的形象竟然被美國自己親手打倒了。試問，還有什麽比偶像自我毀滅更能震撼人心呢？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共産黨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沒能做到的效果，竟然借助一個本來打算的奧運形象工程過程中無意中給實現了。世間總會不時地爆出一些有趣的事情，美國這次應該很有點偷雞不成蝕把米的感覺了吧。
當然，現在我們要想說點風涼話的話，可以說，啊哈，這是美國自身內在的邪惡本質決定的，強盜就是強盜，魔鬼就是魔鬼，不要以爲自己給自己披上了民主自由人權客觀公正的漂亮外衣，就真的以爲自己可以變成善人天使，那不過是自欺欺人罷了，畫皮總會脫落的，那醜陋的本來面目終究是免不了要曝光的。
在美國主導的反華大合唱裏還有一只仰仗美國施舍的奴才狗腿子隊伍，這種上不了臺面的隊伍是無法爭取到廣大群衆的支持擁護的，只要美國這個後臺一跨，這群狗腿子自然就會作鳥獸散。
美國真正寄予希望的其實是中國內部的一個“精英”群體構成的特別縱隊，這個群體內的“精英”有的是被美國洗腦拿美國的錢辦事的，有的則是自覺自願地拜倒在美國的價值觀體系石榴裙之下的。其中，那些奉行美國價值觀的“精英”最具欺騙性，也是危害最大的，因爲他們差不多是在爲一種他們的美國信仰而鬥爭著，他們有的根本不貪污腐敗受賄，其中一些身居要職的，更是名正言順地利用職權按照美國的希望要求制定改革政策，事實上推動著中國在全盤西化的道路上飛奔。要識別這類隱藏的特別深的“精英”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這些人仍然逃不脫群衆監督的法眼，因爲這類“精英”的行爲總會或多或少或早或晚危害到廣大人民群衆的利益，他們的反人民的本質面目終究會在血的現實面前曝光，而擦亮人民群衆的眼睛。美國寄予希望的這個“精英”群體分布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等各個領域，在他們得勢的時候，對中國造成的危害之烈也是全方位的。當然，這個“精英”群體越是得勢，能做的壞事越多，這也的確是壞事，但是，反過來，也起到了更快地教育人民覺醒的作用，如果因勢利導恰當的話，是可以把壞事變成好事的，最後反過來徹底擊垮這個“精英”勢力。
就近期的一些形勢來看，因爲十七大以來，中央多次表態要堅持中國的基本社會制度，一些“精英”已經感到，當前要想直接推翻中國現在的政治制度機會是不大的。有些“精英”開始動起歪腦筋，開始想辦法換個方式來顛覆當前的中國政治制度，這個辦法就是推動用政協取代人大。大概的思路就是，先把政協並入人大，然後削減人大代表人數，最後把人大變成一個由少數“精英”構成的俱樂部。當然，要實施這些，他們的策略仍然會還是先從輿論宣傳造勢做起。不過，此計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呢？如果政治改革真的沿著“精英”設計的這條路徑發展下去的話，那麽共産黨的領導必然將變得名存實亡，而人民民主專政也會被徹底架空，也就是說，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實際上被徹底掏空了。如果共産黨不是特別特別笨的話，“精英”的這條計謀當會胎死腹中。
綜上所述，從當前國內國際的形勢發展來看，美國能夠在中國境內爭取到大量群衆的可能性越來越低了。雖然中國境內仍然會發生一些群體抗爭活動，但是，群衆的主要鬥爭矛頭始終是指向貪污腐敗分子的，而中央已經表態，共産黨與腐敗分子是水火不容的。也就是說，美國想把這部分群衆引向變成他們所希望的推翻共産黨領導的可供他們利用的力量的希望也是很渺茫的。
和平演變歸根結底是一場政治鬥爭，而搞政治鬥爭如果爭取不到群衆的話，不能把群衆力量轉化爲自己所用，那麽，這樣的政治鬥爭最後只能是無疾而終。簡言之就是，美國對中國的和平演變只能必然是失敗，而不可能有其它結果。
最後要說的就是，美國現在正面臨嚴峻的經濟危機風暴，歐洲日本現在表面上附和美國，甚至做出一些對中國不友善的樣子或動作，但是，私底下，歐日不過是在等待一個時機，一旦這個時機到來，歐日將迅速地對美國落井下石。歐日現在的策略是以觀望爲主，就是看中國能不能頂住美國對中國發動的金融戰爭，一旦中國的積極防禦戰略成功，美國表現出力不從心的疲態，歐日將迅速轉向對美國下手，牆倒衆人推嘛。隨著美國跨下去，就連那些平時叫得特別歡的狗腿子們自然也會消聲了。那些一直以美國爲自己靠山的“精英”自然底氣不足，越來越被社會所厭棄。這就是最後的結局，無論“精英”還是美國，不管如何掙紮都是無濟于事的。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0805/38019.html
中國學者分析美國在亞洲屢屢收獲失敗原因
美國的亞洲外交似乎總是處于“失敗———總結教訓———再失敗———再總結……”的無休止輪回中。在歐洲屢試不爽的均勢戰略、民主改造、和平演變等手段在亞洲不是遭遇失敗，就是收效甚微。
比較美國的歐洲與亞洲戰略，歐洲戰略顯然更為成功。諸如取代英國成為世界霸權、坐收兩次世界大戰“漁翁之利”、馬歇爾的“歐洲復興計劃”、建立北約、成功改造德國、演變東歐蘇聯，直至取得冷戰勝利達到弗朗西斯?福山所謂的“歷史的終結”。
美國在亞洲真正的勝利似乎只有1898年通過美西戰爭奪取菲律賓和夏威夷，進而取得對太平洋的支配權。1991年的海灣戰爭是勝利，但是用拉登的邏輯，正是這場戰爭埋下“9?11”事件的種子；2002年的阿富汗戰爭是勝利，但是不僅拉登依舊逍遙法外，北約盟國因苦撐殘局怨聲載道，而且由于美國反恐政策的失敗，愣是使巴基斯坦作為犧牲品而成為全球恐怖主義新的網絡中心。
作為歐洲移民國家，美國歐洲戰略之所以相對較為成功，在于美國對歐洲的認知和理解相對較為準確，文明與制度的相似使其戰略獲得歐洲認同的程度也較高。相反，亞洲地緣政治復雜，文明與族群多樣，宗教信仰與價值觀念多元，社會制度差異普遍存在，而美國對真正的亞洲卻缺乏了解，以致不斷制造“文明衝突”。美國或許可以成功地擔當西方的領導角色，但卻無力領導亞洲。
美國是對“假想敵”戰略最感興趣的國家，其“假想敵”在亞洲有兩種類型。第一種能夠影響美國全球領導地位的大國，如冷戰時期的蘇聯，以及今天部分美國人所擔心的中國。對于中國、俄羅斯這類“假想敵”，由于這類大國的外交較為理性，導致的局面或許主要是大國戰略競爭等可控態勢。但是，約瑟夫?奈仍然警告美國：“如果你想中國成為美國的朋友，中國就會成為美國的朋友；如果你想中國成為美國的敵人，中國就會成為美國的敵人”。第二種是威脅美國安全與利益的地區性國家，即所謂的“流氓國家”、“邪惡軸心”和“失敗國家”，並在戰略上或者進行威逼利誘；或者在其內部培植“代理人”；或者實行“先發制人”和“政權改變”戰略。美國的反恐戰略失敗就在于一味地將某些國家視為滋生恐怖主義的溫床，而訴諸武力威懾或戰爭，不僅使反恐戰爭的風向發生了錯誤性的轉折，而且使以非國家行為體形式存在的“基地”組織等恐怖組織重整旗鼓，卷土重來。
在亞洲，美國的盟友戰略總是制造先傷人、後傷己的“飛去來器”。美國在亞洲的盟友戰略似乎可圈可點，日本、韓國、東南亞國家、巴基斯坦、沙特、以色列等盟友，為美國在亞洲的存在發揮著重要作用。但是，美國的盟友戰略同樣寫滿了失敗。僅以中東為例：在伊朗，美國在20世紀50年代通過中央情報局策劃政變，推翻了推行石油國有化運動的摩薩臺政權，以便為控制中東石油掃清障礙，巴列維王朝被打造成在中東的鐵桿盟友。但不得人心的巴列維王朝在1979年霍梅尼領導的伊斯蘭革命中壽終正寢，不僅使美國苦心經營的“中東柱石”坍塌，還發生了令美國人蒙羞的伊朗人質危機。伊朗戰略的失敗似乎打開了美國中東戰略失敗的“潘多拉之盒”，美國轉而扶植薩達姆政權抵制伊朗“伊斯蘭革命輸出”，從而發酵了伊拉克地區霸權的野心，薩達姆卻以發動兩伊戰爭和入侵科威特回報了美國，乃至有了後來讓美國人歡喜的海灣戰爭，當然更有令美國人沮喪的伊拉克戰爭。為應對1979年同時發生的蘇聯入侵阿富汗，美國利用沙特和巴基斯坦等盟國向阿富汗輸送“聖戰遊擊隊”，拉登的“基地”組織就這樣在得到美國中央情報局的訓練後，奔赴了阿富汗的反蘇“聖戰”戰場。當然，美國怎麼也不會想到這種“聖戰”以“9?11”的方式回報了美國，也正是“9?11”，繼續讓美國在伊拉克犯下了天大的錯誤。用美國學者的話說，在功利主義支配下的美國盟友戰略，總是制造出先打傷別人，然後更重地打傷自己的“飛去來器”。
亞洲是全球性、地區性矛盾匯集之地，地區衝突以及許多國家的內部衝突的經常性外溢，使得亞洲尤其是西亞、中亞、南亞的問題具有巨大的連鎖反應效應。美國的亞洲戰略經常顧此失彼，“按倒葫蘆起了瓢”，或者“為他人做嫁衣”；美國一直追求“多米諾骨牌效應”（如越南戰爭），亞洲也確實多次發生“多米諾骨牌效應”，但骨牌倒塌的方向總是與美國的期待背道而馳；美國的盟友戰略時常急功近利，三教九流皆交，不僅給人以“雙重標準”的口實，而且還讓自己成了最終的受害者。（劉中民 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教授）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world/2008-05/23/content_8233721.htm
文章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