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於讀到一本反思中國對外開放的書了：李海艦著《走向平衡式開放:中國對外經濟開放結構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02）
第一章開放結構概論
第二章開放客體結構（上）
第三章開放客體結構（下）
第四章開放國別結構
第五章開放地區結構
第六章開放層次結構
第七章開放産業結構
第八章開放流向結構
第九章從傾斜式開放走向平衡式國際開放的背景
第十章從傾斜式開放走向平衡式開放式的總體思路
李海艦，1963年11月生，山東省濰坊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經濟學碩士、博士，美國伊利諾伊大學高級訪問學者。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中國工業經濟雜志社社長、副主編，兼編輯部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投資研究中心副秘書長中國企業管理研究會理事。
先後主持、參與完成國家社科基金、省部級以上國家重點課題30余項，論文和研究報告180余篇，獨著2部，參與寫作專著10多部，獲獎論文6篇，發表論著約300萬字。作者主要從事對外經濟、企業經濟研究，其中，關于對外經濟開放的若幹重要思想，如“開放結構論”“均衡開放論”、“圈層開放
《走向平衡式開放——中國對外經濟開放結構研究》，雖以優秀學術理論著作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青年學者文庫，且、“優化開放結構”也正式寫入黨的“十七大”報告，但他洋灑灑多達幾十種的各種學說（貼於後）也未免太浮濫了？
別妒，看下他如何自吹：
優化開放結構——學習“十七大”報告關于“拓展對外開放”的體會＞李海艦
在“十七大”報告中，新的表述很多。例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從“三位一體建設”到“四位一體建設”、從“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到“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提法等。在關于拓展對外開放的闡述中，首次提出“優化開放結構”問題。
一、“優化開放結構”正式寫入黨的報告
我是1991年開始研究“優化開放結構”問題的，1992年5月正式完成博士畢業論文《中國對外經濟開放結構研究》，後經修改、完善以《走向平衡式開放》爲名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專著。期間，關于優化開放結構的學術論文曾在多家報刊發表。2007年11月，“十七大”報告將“優化開放結構”正式寫入，這充分體現了黨對學術界關于這一研究成果的高度重視，本人感到十分欣慰。
二、“優化開放結構”的深層背景分析
1978年以來，在對外開放結構上，我國走的是一條“傾斜式開放”的道路。具體來說，可有“七個傾斜”。
①開放客體結構傾斜。開放客體，一是商品開放，包括商品進口和商品出口；二是生産要素開放，包括引進外資和對外投資、技術引進和技術輸出、智力引進和勞務輸出、在國內建立經濟特區和到國外建立經濟特區，即資金開放、技術開放、勞動力的開放和土地開放。目前看來，在中國開放客體上，生産要素開放嚴重滯後商品開放。
②開放國別結構傾斜。開放國別，一是對發達國家和地區的開放，二是對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開放。目前看來，在中國開放國別上，對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開放嚴重滯後對發達國家和地區的開放。
③開放地區結構傾斜。開放地區，一是東部經濟地帶的對外開放，二是中、西部經濟地帶的對外開放。目前看來，中國在開放地區上，中、西部經濟地帶的對外開放嚴重滯後東部經濟地帶的對外開放。
④開放産業結構傾斜。開放産業，一是第二産業的對外開放，二是第一、第三産業的對外開放。目前看來，中國在開放産業上，第一、第三産業的對外開放嚴重滯後第二産業的對外開放。
⑤開放流向結構傾斜。開放流向，一是“引進來”的對外開放，二是“走出去”的對外開放。在商品開放中，中國偏重“走出去”的對外開放；在生産要素開放中，中國偏重“引進來”的對外開放。整體看來，中國在開放流向上，“引進來”的對外開放嚴重滯後“走出去”的對外開放。
⑥開放內容結構傾斜。開放內容，一是經濟開放，二是非經濟開放，包括政治、社會、文化等領域的對外開放。目前看來，中國在開放內容上，非經濟開放嚴重滯後經濟開放。即深化經濟開放遇到了來自非經濟開放滯後的制約。擴大政治、社會、文化等領域的對外開放，可以引致新的意識形態革命，引發價值理念和思維方式的重大飛躍，可使經濟開放走向一個更高的層次和境界。
⑦開放內外結構傾斜。開放內外，一是對外開放，二是對內開放。目前看來，中國在開放內外上，對內開放嚴重滯後對外開放。綜上所述，優化開放結構，即從傾斜式開放走向平衡式開放，在中國不僅具有現實意義，而且具備現實條件。
三、通過“優化開放結構”，解決對外經濟問題
目前，中國已成爲世界第三大對外貿易國家，成就舉世矚目。但是，對外貿易領域難題頗多，諸如貿易摩擦問題、反傾銷的問題、商品出口偏好問題、外彙儲備過大問題、加工貿易升級問題，以及落後産業向外轉移、承接全球服務外包，等等。以上問題，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歸根結蒂，開放結構落後則是根本所在。也就是說，以前的傾斜式開放其作用已發揮到了極限。不能單純就外貿做外貿，而是跳出外貿做外貿。這是因爲，整個對外經濟活動實際上是一個有機整體，通過擴大平衡式開放，可從戰略制高點上解決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中國對外貿易中的若幹棘手問題。因此，必須從戰略高度認識“優化開放結構”在拓展中國對外開放中的重大現實意義。
四、充分認識對外開放在新時期的重大作用
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新時期最鮮明的特點是改革開放。而且，對外開放意義尤其重大。就對外開放與國內改革的關系而言，新時期是以開放促改革的，即大開放帶動大改革。就對外開放與國內發展的關系而言，新時期是以開放促發展的，即大開放促動大發展。就對外開放與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關系而言，只有深化對外開放，才能挖掘新的思想源泉；只有擴大對外開放，才能樹立世界眼光，客觀認識全球發展；只有拓展對外開放，做到與世俱進，進而才能做到與時俱進。因此，今後亟須把對外開放推向一個新的階段。期間，優化開放結構將成爲中國對外開放躍上新階段的突破口和總思路。
http://gjs.cass.cn/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153&Itemid=38
李海艦簡曆
一、學術簡曆
李海艦， 1963 年 11 月生，山東濰坊人。1980 年 9 月至 1984 年 8 月于山東大學學習，獲經濟學學士學位；1984 年 9 月至 1987 年 5 月于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習，獲經濟學碩士學位；1989 年 9 月至 1992 年 5 月于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習，獲經濟學博士學位。
期間：1990 年 1 月至 1991 年 1 月爲美國伊利諾伊大學高級訪問學者。1987 年 6 月至今，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工作，曆任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和研究員。
期間：1994 年 1 月—12 月在河北省安平經濟技術開發區管委會任主任助理，1999 年 4 月—7 月借調中共中央辦公廳工作，2002 年 1月至 2004 年 12 月西南財經大學博士後流動站管理學博士後。
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所學術委員和高級職稱評定委員會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工業經濟》雜志社社長、副主編兼編輯部主任，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兼任國家戰略研究咨詢專家、國家軟科學專家和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同行評議專家、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同行評議專家，兼任中國工業經濟研究與開發促進會副理事長、中國社會科學院鄧小平理論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投資研究中心副秘書長、中國企業管理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國際經濟技術合作促進會理事、中國工業合作經濟學會理事、中國經濟期刊聯合會常務理事等，兼任吉林大學、鄭州大學、江南大學、中國海洋大學、湖南師範大學等兼職教授，兼任太原市黨政領導科技顧問、煙臺市人民政府經濟顧問。
長期以來，實行研究、咨詢、講學、編輯“四位一體”發展。即：“寫字”（研究），“說字”（講學），“改字”（編輯）和“造字”（咨詢）。以“玩字”爲生涯，圍繞著“字”，研究如何把“字”變成財富。2002 年 6 月，榮獲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頒發的“爲發展我國社會科學事業做出的突出貢獻”表彰證書。
二、研究和咨詢
1.研究咨詢簡況專業領域：産業經濟；主要研究方向：戰略管理、跨國公司、國際産業轉移和利用外資，形成了一整套與時俱進的觀點、思想和思想體系。微觀領域，其新企業觀、新産品觀、新戰略觀、新辯證觀、新文化觀、新財富觀、現代企業腦體分離發展、企業市場相互融合發展、從競爭範式到壟斷範式、企業無邊界說、客戶價值理論、利潤轉移規律；宏觀領域，其新發展觀、新流通觀、新凡是觀、新公有觀（私營企業姓公）、新開放觀、新安全觀、“三大法則”、“四個代表”、西部開發 、中國入世 、制造業的 、中國企業的國際化經營，産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
受中共中央辦公廳委托，獨立完成《中央關于國有企業改革與發展的政策要點》等 3 個報告；主持完成海關總署、原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原國家經貿委、原國家計委、商務部、科技部、中國社會科學院、青年社科基金等省部級以上重大課題 10 多項；作爲骨幹，參與完成中財辦、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工程院等國家級重大課題 10 多項；執筆完成沈陽、成都、太原、襄樊、順義、肇慶、南川、樂平、蘇州等地工業發展和結構調整思路規劃研究 10 多項；調研完成中化進出口、北京綜合投資、江蘇遠東、旭日升、格蘭仕、中紡機、亙元藥業、黃海橡膠等企業咨詢報告 10 多項。完成論文和研究報告 400 余篇，專著 2 部，合作專著 10 多部，主編 3 部，獲獎論文 10 余篇，發表文字 400 萬字。論文發表載體多爲中央級報刊，諸如《中國社會科學》、《中國工業經濟》、《人民日報》、《經濟日報》、《經濟參考報》、《中國國防報》、《北京日報》等。
主要代表作有：
（1）《基于價值鏈層面的利潤轉移研究》，論文，載《中國工業經濟》2005年第 6 期。
（2）《論無邊界企業》，論文，載《中國工業經濟》2005 年第 4 期。
（3）《論企業與市場的相互融合》，論文，載《中國工業經濟》2004 年第 8期。
（4）《十大關系新論——基于企業經濟的視角》，研究報告，載《經濟學家茶座》總第 16 期，2004 年 6 月。
（5）《企業價值來源及其理論研究》，論文，載《中國工業經濟》2004 年第3 期。
（6）《中國流通産業創新的政策內容及其對策建議》，論文，載《中國工業經濟》2003 年第 12 期。
（7）《從競爭範式到壟斷範式》，論文，載《中國工業經濟》2003 年第 9 期。
（8）《現代企業家：玩什麽？怎麽玩？》，研究報告，載《經濟學家茶座》總第 11 期，2003 年 1 月。（
9）《全球化時代的企業運營——從腦體合一走向腦體分離》，論文，載《中國工業經濟》2002 年第 12 期。
（10）《企業的競爭優勢來源及其戰略選擇》，論文，載《中國工業經濟》2002年第 9 期。
（11）《資本經營與企業兼並》，論文，載鄭海航、李海艦、吳冬梅主編《中國企業兼並研究》，經濟管理出版社 1999 年 8 月。
（12）《新國家經濟安全觀》，論文，載吳家駿、李海艦主編《中國産業經濟發展與企業制度改革》，經濟管理出版社 2002 年 3 月。
（13）《跨國公司是全球四個代表》，論文，載《經濟學家茶座》總第 7 期，2002 年 1 月。
（14）《利用外商直接投資成效的衡量基准探索》，論文，載王洛林主編《2000中國外商投資報告》，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 2000 年 8 月。
（15）《走向平衡式開放——中國對外經濟開放結構研究》，專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1999 年 7 月。
（16）《對外經濟活動中的幾個關系》，論文，載《中國社會科學》1992 年第 6 期。
2.代表成果評價
（1）《我國跨世紀經濟發展進程中的國際投融資戰略問題研究》，項目成員兼分報告執筆。由成思危任主任、魏禮群任副主任組成的國家軟科學成果評審委員會認爲，該課題提出的有些觀點思路及政策建議爲起草“十五大”報告，爲制訂中發（1998）3 號文件和中發（1998）6 號文件提供了重要參考，並引用了本課題的部分觀點及建議（摘自《評審意見》）。
（2）《進出口企業通關風險分析研究報告》，課題主持人。該課題運用神經網絡分析方法，通過對天津、石家莊、上海、拱北、九龍和黃埔 6 個海關 2452家企業近 30 萬個調查數據進行分析後，提出了適用全國海關對企業風險評估的
數學模型，通過選擇蘇州、南通和廈門海關實地驗證，其結果與各地海關對企業的實際分類情況基本相符，總體准確率達 80%。海關總署稽查司認爲，企業風險分析數學模型的建立，初步解決了在各種複雜因素的多維指標體系中評估企業信譽度的科學判別問題。時任海關總署署長錢冠林批示：“此項研究成果很大，意義深遠，現代海關制度其他課題的研究，也可以借鑒這一方法”。一並通過《海關要情》第 130 期（1996 年 9 月 27 日）上報黨中央和國務院有關領導和部門。
（3）《走向平衡式開放——中國對外經濟開放結構研究》（專著），作爲優秀學術理論著作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青年學者文庫。全國政協委員、著名經濟學家周叔蓮認爲，“本書爲建立‘開放結構學’這門學科打好了基礎”；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副所長、《中國工業經濟》總編輯金碚認爲，“本書對促進中國進一步對外開放具有一定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書中部分觀點引起了有關部門高度重視，已在《人民日報內部參閱》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要報》刊載。
（4）《國有資産出資人代表——大型集團公司成爲國家授權投資的機構實施研究》，項目成員兼分課題主持人。該項研究成果在東聯公司、中信公司付諸應用並加以豐富完善，它對深化國有資産管理改革，落實國有資産出資人代表，保證國有資産保值增值，已經發揮並將繼續發揮重要作用。
3.主要獲獎情況
（1）《中國工業經濟》（社長、副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三屆國家期刊獎，2005 年 2 月。
（2）《中國工業經濟》（社長、副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第二屆優秀期刊獎一等獎，2002 年 10 月。
（3）《超越危機——國家經濟安全的監測預警》（作者之一），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 2001 年度優秀著作二等獎，2001 年 11 月。
（4）《外資進入與國家經濟安全》，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首屆青年學術討論會優秀論文獎，1997 年 6 月。
（5）《21 世紀中西部工業發展戰略》（作者之一），第四屆中國社會科學院優秀科研成果三等獎，2002 年 9 月。
（6）《工業增長質量研究》（作者之一），第三屆中國社會科學院優秀科研成果三等獎，2000 年 10 月。
（7）《嚴重虧損國有企業的虧損原因剖析》、《嚴重虧損國有企業的對策和出路》（作者之一），孫冶方經濟科學論文獎，1999 年 7 月。
（8）《順義縣“二次創業”發展戰略策劃與研究》（作者之一），北京市第五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1998 年 12 月
（9）《嚴重虧損國有企業虧損問題原因分析》（作者之一），蔣一葦企業改革與發展學術基金首屆優秀研究報告獎，1998 年 2 月。
（10）《中國經濟特區體制創新思路研究》，中國經濟特區未來與發展國際研討會優秀論文獎，1995 年 7 月。
（11）《市場經濟與現代企業制度》（作者之一），該書被經濟日報社評爲 1994年全國十佳經濟讀物，1995 年 3 月。（12）《沿海開發城市的技術經濟發展預測》（作者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機械電子工業部科學技術進步二等獎，1989 年 12 月。
三、講學和編輯
1.講學
自 1995 年以來，曆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碩士生導師和博士生導師，繼續教育學院 MBA 核心課程主講教授。前期主要講授《工業經濟學》，後期主要講授《戰略管理》。
一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授課，如碩士、博士研究生；
二是全國高校MBA 講座（包括中外合作辦學），如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對外經濟貿易大學、鄭州大學、香港公開大學、美國管理技術大學、美國普萊斯頓大學等；
三是全國企業 MBA 培訓，如中國建築發展有限公司、潞安礦業，山西焦化、青島黃海橡膠，以及北京、天津、濟南、沈陽、太原、鄭州、廣州、青島、石家莊、鞍山、攀枝花等地有關部門組織的企業高層經理人員培訓；
四是國際學術交流，如赴美國、日本、俄羅斯、瑞典、意大利、瑞士等國家訪學，中國北京國際科博會中國企業國際競爭力論壇演講專家。在 MBA、DBA（工商管理博士）講學中，提出 IAP 範式，即理念—行爲—績效。
目前，指導在職碩士研究生多名，已畢業 DBA 4 名，在職 DBA 5 名，博士研究生 3 名。在培養研究生的過程中，要求他們先做人，後做事；既要做好人，更要做能人。作爲好人，能夠合作；作爲能人，能夠善事。主張多看、多寫、多思、多走，反對讀死書、死讀書。作爲管理學者、經濟學者，不僅要講真話、講實話、講直話，而且要真話真講、實話實講、直話直講。
2.編輯
1995 年 3 月任《中國工業經濟》編輯部副主任，1998 年 1 月主持《中國工業經濟》雜志日常工作，曆任副主編、副社長，編輯部主任、社長。根據所領導把《中國工業經濟》在本領域辦成國內一流、國際知名的精品學術刊物的指示，爲提高刊物質量開展了富有成效的具體工作。
一是提出《中國工業經濟》的辦刊宗旨：一切爲了“兩個上帝”（作者、讀者）。
二是提出《中國工業經濟》的論文取向：前沿性、原創性、實用性。即選題要有前沿性，突出前沿問題、難點問題、熱點問題和重大問題；思想要有原創性，突出新理念、新視角、新架構和新觀點；結論要有實用性。
三是提出《中國工業經濟》的編輯模式：編者走進作者，作者走進編者。四是提出《中國工業經濟》的運作思路：①按照“頂天立地”的理念辦期刊。“頂天立地”，即在理論上要做到“頂天”，在實踐上要做到“立地”。②按照國際慣例的範式辦期刊。規範刊物版式，按照國際慣例要求一步到位；提倡名人名作，樹立精品欄目，打排炮式，集中轟炸。③按照企業運行的規則辦期刊。搞責任制，即內部市場化，實行指標量化，層層分解，責任到人，責任到位；提出一般編輯的“平臺”是“四能”，即能編輯、能經營、能搭架子、能寫文章；主張人人都是老板，人人都是總編。
四、主要學術思想
（一）微觀領域主要學術思想
1. 新企業觀
（1）關于重新認識企業問題。
知識經濟時代，企業是一個“把思想變成財富的組織”，其實質是思想變物質，“無中生有”。具體包括：①企業是一個契約型組織；②企業是一個市場型組織；③企業是一個學習型組織；④企業是一個宗教型組織；⑤企業是一個無邊界組織；⑥企業是一個虛擬型組織；⑦企業是一個網絡型組織；⑧企業是一個全球化組織；⑨企業是一個扁平化組織；⑩企業是一個雙模塊化組織；⑾企業是一個系統性組織；⑿企業是一個體系型組織。
（2）關于企業核心能力問題。
核心能力既是客觀的，更是主觀的；核心能力既是有形的，更是無形的；核心能力既在企業內部，更在企業外部。所謂核心能力的隱性，是指企業的核心能力在其財務報表以外，無形資産、人力資本、組織資本、社會資本，在會計中無從體現；所謂核心能力的外部化，是指企業核心能力所依賴的一切外部因素，如産業景氣、戰略群組，等等。核心能力可有下列學派：制度學派、資源學派、技術學派、知識學派、學習學派、創新學派、文化學派、理念學派、整合學派、標准學派、體系學派，以及人力資本學派、無形資産學派，等等。盡管核心能力的形態是多樣的，但其變化是有規律的：從實到虛、從硬到軟、從無形到有形、從顯形到隱性、從內到外、從物到人。
（3）關于企業經營10大最新轉向。
①從玩實的轉向玩虛的；②從玩慢的轉向玩快的；③從玩硬的轉向玩軟的；④從玩有形的轉向玩無形的；⑤從玩顯形的轉向玩隱性的；⑥從玩軀體轉向玩腦袋；⑦從玩內部轉向玩外部；⑧從玩競爭轉向玩合作；⑨從玩實力轉向玩規則；⑩從玩物轉向玩人。
（4）關于企業理論五次重大突破。
傳統理論認爲，只有所有者享有企業剩余。然而，實踐正在改寫理論。不僅企業的所有者享有企業剩余，而且企業的經營者也要享有企業剩余，這是對企業理論的第一次重大突破；不僅企業的所有者、經營者享有企業剩余，企業的生産者也要享有企業剩余，這是對企業理論的第二次重大突破；不僅企業內部的利益相關者享有企業剩余，企業外部的利益相關者也要分享企業剩余，讓經銷商分享企業剩余，這是對企業理論的第三次重大突破；不僅讓經銷商分享企業剩余，而且也要讓消費者分享企業剩余，這是對企業理論的第四次重大突破；把社會責任引入企業競爭戰略以後，不僅利益相關者享有企業剩余，而且非利益相關者也要分享企業剩余，這是對企業理論的第五次重大突破。
2.新産品觀
首次提出産品三境界的思想。①産品就是産品。經典理論認爲，産品=核心産品+形式産品+外延産品。②産品不是産品。包括：産品是專利，産品是技術，産品是標准，産品是制度安排，産品是盈利模式，産品是總體解決方案，産品是一種生活方式；産品是企業，産品是網絡，産品是能力，産品是模塊；産品是信息，産品是概念、産品是思想、産品是文化；産品是快樂，産品是過程，産品是服務，産品是體驗。③産品還是産品。産品，既是有形的，更是無形的；既是靜態的，更是動態的；既是客觀的，更是主觀的；既是物質的，更是精神的。
總之，産品是一個雙模塊結構。沒有靈魂的東西和有靈魂的人類是無法溝通的。爲此，要給産品注入“靈魂”，即把一個物質的東西轉換成一個具有精神含量的東西，“把死的說成活的”。過去：大物質，小精神；現在：大精神，小物質。3.新戰略觀提出在經濟全球化、經濟知識化、經濟過剩化背景下重構企業發展戰略。具體包括：專業化經濟；規模化經濟；範圍化經濟；深度化經濟；模塊化經濟；兩重化經濟；服務化經濟；資本化經濟；制度化經濟；學習化經濟；虛擬化經濟；簇群化經濟；網絡化經濟；全球化經濟；時間化經濟；主流化經濟；飛地化經濟；零度化經濟；總部化經濟；一體化經濟。
4.新辯證觀
基于企業經濟的視角，傳統哲學上的若幹命題已經發生重大革命。①就物質和思想的關系而言，過去物質決定思想（意識），現在思想決定物質（把思想變物質）；②就對立和統一的關系而言，過去對立高于統一，現在統一高于對立（利用私發展公）；③就內部和外部的關系而言，過去內因決定外因，現在外部決定內部（外部社會需求決定內部企業功能，外部市場規則決定內部企業規則，外部市場理念決定內部企業理念。客戶利益至上，資源來自外部，利潤來自外部。④就量變和質變的關系而言，過去先量變後質變，現在先質變後量變；⑤就時間和空間的關系而言，以時間消滅空間，以空間消滅時間，時間和空間之間可以相互轉換；⑥就絕對和相對的關系而言，從絕對遊戲規則轉向相對遊戲規則，相對是絕對的；⑦就過程和結果的關系而言，現在只要結果不問過程，結果重于過程；⑧就多數和少數的關系而言，過去少數服從多數，現在多數服從少數；⑨就分工和融合的關系而言，過去分工創造價值，現在融合創造價值；⑩就搬山和搬家的關系而言，過去搬山而非搬家，現在搬家而非搬山。
5.新文化觀
企業文化是社會的核心文化、先進文化和領航文化。不同産業，企業文化不同；不同區域，企業文化不同；不同業務（生産經營、資本經營、虛擬經營），企業文化不同；不同業主，企業文化不同。從金錢統治企業到文化統治企業，這是大勢所趨。而且，企業文化呈現 10 大最新走向。①從以行政運行爲中心的企業文化轉向以市場運行爲中心的企業文化。②從以有形資本爲中心的企業文化轉向以無形資本爲中心的企業文化。③從工業經濟的企業文化轉向知識經濟的企業文化。④從競爭型的企業文化轉向競合型的企業文化。⑤從集團企業文化轉向集群企業文化。⑥從實體企業文化轉向虛擬企業文化。⑦從非體驗經濟的企業文化轉向體驗經濟的企業文化。⑧從封閉型的企業文化轉向開放型的企業文化。⑨從民族化的企業文化轉向國際化的企業文化。⑩從企業文化轉向文化企業。
6.新財富觀
財富是思想的物化。獲取利潤可有三種境界：第一種境界，辛苦但不賺錢；第二種境界，越是辛苦賺錢越多，賺錢越多越是辛苦；第三種境界，越是清閑賺錢越多，賺錢越多越是清閑。爲此，可有四種收入情形：一次勞動一次收入，一次勞動多次收入，一次勞動終生收入，一次勞動多代收入。這樣，必須完成從“提桶”到“修築管道”的轉變。即：從一份辛苦一份收獲轉向一份辛苦十分收獲、百份收獲、千份收獲，甚至萬份收獲。爲此，實踐“四讓理論”：讓能人爲你工作，讓資本爲你工作，讓制度爲你工作，讓體系爲你工作。要麽打造一個有競爭力的體系，把這個體系無限次的重複使用。體系，體系，還是體系；有了體系，複制，複制，再複制。要麽融入一個有競爭力的體系，一個是融入更大的體系之中，一個是融入更多的體系之中。在體系和事務之間可有四種組合：①舊體系，舊事務；②舊體系，新事務；③新體系，舊事務；④新體系，新事務。這裏，發明一種新體系，用新體系去做舊事務，這是一種成本最低、效益最高的組合。利潤來自體系。
7.現代企業腦體分離發展
過去，産業就是産業；現在，行業成爲産業（例如，機械産業），産品成爲産業（例如，汽車産業），部件成爲産業（例如，輪胎産業）。這還不夠，一個區段成爲一個産業（例如，研發、制造、營銷、營運産業），甚至一個區段中的某個環節成爲一個産業。過去，這些區段或環節由一個獨立法人運作，現在則由不同法人獨立運作。就企業而言，一個完整的業務流程可分爲四個區段：一是研究開發，而是生産制造，三是展覽營銷，四是營運管理。這裏，生産制造是“軀體産業”，研究開發、展覽營銷和營運管理則是“腦袋産業”。今後，越來越多的企業將實行腦體分離經營，即只做“腦袋”，不做“軀體”。不僅如此，軀體産業再分離，形成組裝、一般部件制造和核心部件制造三個産業；腦袋産業再分離，一類是做研究開發或展覽營銷的“小腦袋産業”，一類是做營運管理的“大腦袋産業”，即只做“大腦袋”，不做“小腦袋”。所謂“大腦袋企業”就是通常意義上的鏈主企業、網主企業，即系統集成商。從全球看，腦袋産業向發達國家轉移，軀體産業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從國內看，腦袋産業向東部沿海地區轉移，軀體産業向西部內陸地區轉移；從城市看，腦袋産業向特大城市轉移，軀體産業向中小城市轉移。
８.企業市場相互融合
發展在企業和市場的關系上，過去，企業就是企業，市場就是市場，二者分離，是替代性關系；現在，市場進入企業，企業進入市場，二者融合，是一體化關系。因此，當代經濟組織發展的新趨勢是企業與市場的相互融合，即企業中有市場，市場中有企業；企業也是一種市場，而市場也是一種企業。其政策涵義是：①把企業做成市場。在經營層次上引入市場機制替代科層機制，在戰略層次上利用模塊協調替代行政協調；而且，內部市場化的程度決定了企業發展活力的大小。②把市場做成企業。在管理層次上引入科層機制替代市場機制；而且，內部企業化的程度決定了市場交易費用的高低。
９.從競爭範式到壟斷範式
在競爭和壟斷的關系上，過去，全部經濟學的實質在于如何促進自由競爭。這是因爲，競爭才有競爭力，但結果是“你死我活”。現在，全部經濟學的實質在于如何推進合作壟斷。這是因爲，壟斷才有競爭力，其結果是“全贏發展”。在經濟全球化、網絡化和知識化的大趨勢下，邊際收益遞增、網絡的外部性、贏者統吃原理、範圍經濟效應起著主導作用，導致現代壟斷有利于推進産業技術進步，有利于避免社會福利損失，有利于促進企業有效競爭，從而使傳統壟斷的諸多缺陷在新時代得到克服和解決。利潤來自壟斷，壟斷是市場對競爭成功者的一種獎賞。當然，競爭仍然存在。但是，競爭越來越多地打上了“壟斷烙印”。一是從單體企業之間的競爭轉向價值網絡之間的競爭，即這一壟斷市場體系和另一壟斷市場體系之間的競爭。二是從“優中劣”競爭轉向“入圍”的競爭，即壟斷優勢核心能力是“入圍”的競爭的資本。三是從同質化競爭轉向異質化競爭，而壟斷某一核心能力是異質化競爭的實質。四是從競爭走向競合，而競合狀態的實現則意味著形成了新的市場壟斷。
10.企業無邊界說
企業是有邊界的；企業邊界是動態的，不是固定的；企業既有邊界又無邊界；企業是無邊界的，企業的邊界可以無窮的大。過去是有形資産決定企業邊界，現在則是無形資産決定企業邊界；過去是邊際效應決定企業邊界，現在則是核心能力決定企業邊界。從管理學上講，由于無形資産、核心能力可以無限次地重複使用，因此，任何企業都可以成爲無邊界企業，即有實體的無邊界企業和無實體的無邊界企業兩種基本形式。具體包括：價值模塊型企業、價值鏈條型企業、價值體系型企業和價值網絡型企業四種具體型態。從經濟學上講，基于軟部資源爲主體的經濟運作體系，由于邊際收益遞增規律作用增強，邊際收益大于邊際成本；或者，邊際成本幾乎爲零，邊際收益不變甚至增加，即只要存在正的邊際收益，企業的邊界就趨于無窮。企業進入了一個無邊界的時代。
11.客戶價值理論
提出與新經濟時代相適應的全新的價值來源理論，即從勞動價值理論到資本價值理論，最終到客戶價值理論。①勞動價值理論。認爲只有勞動創造價值，而且這種勞動主要是指體力勞動。②資本價值理論。不僅勞動創造價值，而且資本也創造價值。即不僅活勞動創造價值，而且死勞動也創造價值。在企業家看來，一切都是資本，一切都能創造價值。諸如：有形資本創造價值、無形資本創造價值、人力資本創造價值、生態資本創造價值、知識資本創造價值；思路創造價值、關系創造價值、政策創造價值、自然創造價值、環境創造價值、空間創造價值、時間創造價值、平臺創造價值、技術創造價值、制度創造價值；等等。根據資本價值論的思想，雇主對雇員的“剝削”關系可有如下四種情形：有剝削論，剝削有功論，無剝削論，逆剝削論（雇員剝削雇主）。③客戶價值理論。與傳統認識利潤來自企業勞動不同，現代企業利潤來自市場認可。價值是由客戶決定的。客戶認可就有價值，客戶不認可就沒有價值。客戶購買得多，價值就高；客戶購買得少，價值就低。過去，價值創造是最重要的；現在，價值實現是最重要的。而價值能否實現、實現多少，則完全取決于客戶認可。因此，企業必須首先做對，然後才是做好、做大。第一次就做對，每一次都做對，這是企業獲取利潤的秘密所在。
１２.利潤轉移規律
利潤區並不總是固定在一個地方，它會四處走動。需求在哪裏，利潤就在哪裏；找到需求，就找到了利潤。利潤在價值鏈各環節的變動大體遵循如下規律：①從産品的制造環節轉向銷售環節；②從産品的銷售環節轉向消費環節；③從價值鏈的中間環節（制造）分別轉向上遊環節（研發、融資）和下遊環節（營運、服務）；④從産品的內在環節轉向外圍環節；⑤從産品的實體環節轉向虛擬環節。鑒此，企業必須：①從價值創造理論轉向價值實現理論；②從生産創造價值理論轉向消費創造價值理論；③從同質化創造利潤理論轉向異質化創造利潤理論，④從産品價值理論轉向環境價值理論；⑤從靜態價值理論轉向動態價值理論。
（二）宏觀領域主要學術思想
1.新發展觀
從國家層面看，提出中國應樹立以國際慣例爲主流的發展思想。即妥善處理“中國特色”與“國際慣例”的關系，突出強調國際慣例——按照國際慣例改革，按照國際慣例開放，按照國際慣例運作。具體包括：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從國有經濟爲主體轉向非國有經濟爲主體；從按勞分配轉向按生産要素分配；從長期短缺轉向相對過剩；從以模仿型爲主的經濟發展方式轉向以創新型爲主的經濟發展方式；從以硬資源爲主體的經濟體系轉向以軟資源爲主體的經濟體系；從生存型消費轉向發展型消費、享受型消費；從物質經濟轉向精神經濟；從一國發展轉向全球發展；從中國特色走向國際慣例。從企業層面看，提出從舊企業到新企業的若幹轉變：由“兩權分離”轉向“兩權合一”；從整合內部資源轉向整合外部資源；從實體企業管理轉向虛擬企業管理；從明晰內部性物質資本産權轉向共享外部性知識資本産權；從腦體合一經營轉向腦體分離經營；從分工創造價值轉向融合創造價值；從競爭才有競爭力轉向壟斷才有競爭力；從單個企業之間的競爭轉向一個價值鏈與另一個價值鏈之間的競爭；從生産決定流通轉向流通決定生産；從供給創造需求轉向需求創造供給；從産業獨立發展轉向産業融合發展；從一元價值論轉向多元價值論；從經濟型組織轉向學習型經濟；從別人打倒自己轉向自己打倒自己；從廠商主導模式轉向客戶主導模式。
2.新流通觀
進入過剩經濟時代，整個國民經濟運行圍繞著流通企業爲中心而展開，流通企業將成爲整個國民經濟的龍頭企業，以流通企業爲“鏈主”向上整合制造企業，向下整合服務企業。與此相適應的是，整個國民經濟的收入結構、就業結構重心亦從制造企業轉向流通企業；整個國民經濟的利潤來源、運行效率重心亦從制造企業轉向流通企業。過去，只有大生産，才有大流通；現在則倒過來了，只有大流通，才有大生産。惟有抓住流通融合這個核心環節，整個國民經濟運行才能“綱舉目張”，躍上一個新的平臺。因此，適應國民經濟從“生産中心論”到“流通中心論”的轉變，適應流通産業從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未端産業”升位爲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先導産業”的變化，應以流通産業爲主線重構整個國民經濟運行。
3.新凡是觀
①凡是從假定利己出發的最終都利他了；凡是從假定利他出發的最終都利己了。②凡是國有經濟比例高的地區，其經濟發展就慢、社會穩定程度就差；凡是非國有經濟比例高的地區，其經濟發展就快、社會穩定程度就好。③凡是國有股比重高的企業，其經濟效率就低；凡是國有股比重低的企業，其經濟效率就高。④凡是費力的都不掙錢，凡是掙錢的都不費力。⑤凡是在美國成名者，就是全球成名；凡是在北京成名者，就是全國成名。⑥凡是與歐美、世界主流對接的國家，其經濟發展就快；凡是與亞非拉小朋友、原蘇聯東歐對接的國家，其經濟發展就慢。⑦凡是國家保護的部門和産業，其發展就慢、國際競爭力也弱；凡是開放競爭的部門和産業，其發展就快、國際競爭力也強。⑧凡是市場化程度高的地區，其經濟發展質量和水平就高，人民就富；凡是市場化程度低的地區，其經濟發展質量和水平就低，人民就窮。⑨凡是生産力先進的地區，其生産關系也先進；凡是物質文明高度發達的地區，其精神文明也高度發達。⑩凡是多元的，都是優的；凡是一元的，都是劣的。
4.新公有觀（私營企業姓公）
就社會而言，公有制的實現形式只有一種，就是稅收。公有制實現的重點領域應在社會財富的終端管理上，通過個人所得稅、遺産稅，把 80%以上的社會財富“公有”到政府手裏，保證政府有充裕的錢用于國防建設、社會公益事業、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這才是真正的公有制。就企業而言，公有制的判斷標准要從起始環節（産權安排）轉向終端環節（財富分配），即“財富的創造從私有開始，財富的享用以公有結束”，否則難逃“從公有開始、以私有告終”的怪圈。據此，首次提出“私營企業姓公”的理論主張，認爲私營企業其産品、就業、稅收、利潤（絕大部分再投資于企業，少量用于個人消費，可以全面擴大內需）等具有完全社會化的性質 。與公有企業具有“內公外私”的屬性相對應，私營企業則具有“內私外公”的屬性。因此，不論生産資料屬性如何，如果以終端環節爲判斷標准，所有（法人）企業全部姓公。
5.新開放觀
首次提出“促進中國對外經濟開放由傾斜式開放轉向平衡式開放”的政策主張。認爲 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中國對外經濟開放在客體、國別、地區、層次、産業及流向上都具有傾斜性的特征，今後應當引導傾斜式開放向平衡式開放轉型，即開放客體結構均衡、開放國別結構均衡、開放地區結構均衡、開放層次結構均衡、開放産業結構均衡和開放流向結構均衡，一並實行“點線面體”總體開放戰略。進而提出，經濟開放與非經濟開放是一個有機整體。目前非經濟開放嚴重滯後經濟開放，以至于深化經濟開放遇到了來自非經濟開放滯後的制約。擴大政治、社會、文化等非經濟開放，可以導致新的意識形態革命，引發價值觀念和思維方式的重大飛躍，可使經濟開放走向一個更高的層次和境界。
6.新安全觀
首次提出“大開放、大安全；小開放，小安全；不開放，沒安全”等10大國家經濟安全新理念。具體包括：①樹立“大開放，大安全”的安全觀；②樹立“發展是硬道理”的安全觀；③樹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才能夠更安全”的安全觀；④對立“打工才有競爭力，打工也有控制力”的安全觀；⑤樹立“從民族經濟轉向全球經濟”的安全觀；⑥樹立“規制控制比股權控制更重要、更有效”的安全觀；⑦樹立“走出去比引進來更安全”的安全觀；⑧樹立“內外貿一體化”的安全觀；⑨樹立“國家在變小，企業在變大”的安全觀；⑩樹立“按照國際慣例運作”的安全觀。
7.“三大法則”
根據“三大假定”：①假定人是有欲望的，包括正當的欲望和不正當的欲望；②假定人是有理性的，理性不僅決定著人的欲望性質、內容、程度，而且同時規範著人的欲望實現方式；③假定人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而利益並非是單一的；任何一項政策、體制乃至制度，它要獲得實踐中的成功，必須符合“三大法則”。這就是：①人性法則；②自然法則；③市場法則。根據“三大法則”，可有四種制度安排：①用自己的錢辦自己的事，既講節約又講效果；②用自己的錢辦別人的事，只講節約不講效果；③用別人的錢辦自己的事，只講效果不講節約；④用別人的錢辦別人的事，既不講節約又不講效果。根據“三大法則”，一種制度設計，它的基本指導思想應是“從關心個人利益出發來關心他人利益”、“利用私來發展公”，而不是相反。
8.“四個代表”
首次提出“跨國公司是全球四個代表”的重要思想。認爲，當前乃至今後一個時期，制約中國經濟發展的最大問題已經轉向技術、管理、機制和理念瓶頸，亦即“技術缺口”、“管理缺口”、“機制缺口”和“理念缺口”。而名列世界 500 強或處于國際同行業領先地位的跨國公司，它們：一是全球先進技術代表，二是全球先進管理代表，三是全球先進機制代表，四是全球先進理念代表，亦即“四個代表”。主張用“四個代表”來彌補“四個缺口”，實行“與跨國公司捆綁在一起發展”的戰略。這是目前爲止，國際上對跨國公司在理論上的最高認識。
9.西部開發10大觀點
評析具體包括：①西部大開發是一次“大開放”；②西部大開發是一次“大創新”；③西部大開發是一次“大投資”；④西部大開發是一次“大跨越”；⑤西部大開發是一次“大躍進”；⑥西部大開發是一次“大破壞”；⑦西部大開發是一次“大開花”；⑧西部大開發是一張“大畫餅”；⑨西部大開發是一次“大轉移”；⑩西部大開發是一次“大洗牌”。
10.中國“入世”10大沖擊比較“
入世”對中國經濟造成的影響，其“絕對沖擊”無法計算，但是“相對沖擊”可以比較。具體包括：①“概念性”沖擊大于“實質性”沖擊；②由投資造成的沖擊大于由貿易帶來的沖擊；③對第一産業的沖擊大于對第二産業的沖擊；④對第三産業的沖擊大于對第二産業的沖擊；⑤對高新技術産業的沖擊大于對傳統産業的沖擊；⑥失業擴大，就業更加擴大，但結構性失業嚴重；⑦對政府的沖擊大于對企業的沖擊；⑧對國有企業的沖擊大于對非國有企業的沖擊；⑨體制沖擊大于産業沖擊（理念沖擊大于經濟沖擊、無形沖擊大于有形沖擊）；⑩政治沖擊大于經濟沖擊。
11.制造業的12大發展趨勢
目前，全球制造産業範式正在發生一場重大革命。具體包括：制造業的專業化發展；制造業的集中化發展；制造業的集群化發展；制造業的高級化發展；制造業的服務化發展；制造業的全球化發展；制造業的智能化發展；制造業的信息化發展；制造業的網絡化發展；制造業的虛擬化發展；制造業的模塊化發展；制造業的綠色化發展。在制造業的發展上，要想做大，首先做小；要想做大，首先做專；要想做大，首先做精；要想做大，首先做強。現代企業競爭已演變爲一個價值鏈和另一個價值鏈之間的競爭，一個價值網絡和另一個價值網絡之間的競爭，一個體系和另一個體系之間的競爭。包括中國在內的絕大多數企業必須融入全球某一價值鏈中，你做一段，我做一段，然後全球集成。因此，在融入價值網絡中才能發展。一個是融入更大的價值網絡，一個是融入更多的價值網絡。
12.中國企業的國際化
經營中國的企業國際化戰略分爲兩個層面：一是“引進來”的企業國際化戰略，包括嫁接外資型企業國際化戰略、國際産業轉移型企業國際化戰略；二是“走出去”的企業國際化戰略，包括對外投資型企業國際化戰略、生産能力轉移型企業國際化戰略。針對發達國家，中國應主要實行“引進來”的企業國際化戰略；針對發展中國家，中國應主要實行“走出去”的企業國際化戰略。研究表明，通過在發達國家進行直接投資並將産品打入其市場的做法只能是中國極少數企業的行爲，絕大部分中國企業應當選擇在國內通過與歐美日等跨國公司建立合資企業或被歐美日等跨國公司並購的方式將自己的産品出口到歐美日等國市場。企業“走出去”，其目的在于産品“走出去”，不能爲“走出去”而“走出去”。
http://209.85.175.104/search?q=cache:Rx_1EoTVH2QJ:bs.uibe.edu.cn/keyan/05_xsxx/lhh.pdf+%E8%B5%B0%E5%90%91%E5%B9%B3%E8%A1%A1%E5%BC%8F%E9%96%8B%E6%94%BE&hl=zh-TW&ct=clnk&cd=21&gl=tw
陳潭：走向共享式改革
當下中國人均GDP達到了1000美元，已經充分表明改革開放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就。與此同時，中國的基尼系數也達到0.465直奔0.6的警戒線，這又表明中國社會已經進入社會轉型加速期和社會矛盾凸顯期。我們可以看到，資源約束與資源配置機制扭曲的存在導致了某些社會領域出現了“改革爛尾樓”工程，“劣幣驅逐良幣”的格雷欣法則以及階層差異、城鄉差異、區域差異所導致的馬太效應不可避免地顯現，腐敗現象、農民負擔過重、中央與地方利益沖突、公司治理結構難以改善、産權保護不足、環境污染、能源危機等等問題不同程度地影響著社會的和諧機理。于是，“私人領域改革的持續推進與公共領域改革的嚴重滯後”已經不得不提上“反思改革”的日程，要讓全體國民共享改革開放的偉大成果，由“扭曲式”走向“共享式”的改革方式與政策調整勢所必然。
我們知道，在2004－2006年間出現了基于改革開放的“第三次論爭”，表明“改革中的問題”和“發展中的問題”的持續存在嚴重幹擾了“改革的共識”。這種“爭論”引發了人們對中國改革的重新審視，于是，在對待改革問題上呈現了三種不同的態度：第一，堅持改革，繼續向前；第二，放大改革負效應，阻擾改革；第三，無所謂，改革與我無關。究竟要不要改革呢？究竟如何改革呢？這些問題攀附于國人的案頭，引發了各界的深深思考。爲此，2006年3月6日胡錦濤參加十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海代表團審議時強調，要毫不動搖地堅持改革方向，進一步堅定改革的決心和信心，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同時努力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保證經濟社會又快又好發展。要不失時機地推進改革，切實加大改革力度，在一些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實現改革的新突破。胡錦濤指出，要在新的曆史起點上繼續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說到底要靠深化改革、擴大開放。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講話不僅爲“第三次爭論”按下了“暫停鍵”，而且爲中國的“下一步”指明了方向。
經過多年的發展，中國的經濟社會格局與利益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形成了多元化的利益階層和利益群體，因而不同階層、不同受益者對改革的態度、取向都不盡相同，利益平衡和利益調整成爲轉軌實踐的重大政治命題。同時，在這面向多元化的時代裏，改革已從局部試點、單項突破，轉爲綜合配套和整體推進。在解決溫飽問題之後，人民群衆對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生活環境等公共産品的需求持續上升，如何在繼續深化市場化改革、促進經濟高效運行的同時，解決好公共産品和服務的供給問題，如何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以及解決好收入分配、城鄉二元結構和增長方式等問題，是中國改革進入新時期新階段所面臨的重大公共問題。爲此，深化改革必然需要完成新的轉變：從主要重視提高效率，轉爲重視促進公平和推動均衡協調發展；從著重解決基本物質供給不足問題，轉爲著重解決公共需求與效益的平衡；從以紅利爲動力和以普遍受惠爲基點，轉爲更多涉及利益格局的調整。實際上，“第三次改革論爭”是圍繞改革反思而開展的公共政策大討論，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化和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需要公共政策的合理調整和公共管理的有效變革。
與此相適應，加快轉變政府職能、建設服務型政府，培育壯大市場主體、全面建設現代企業制度，合理配置城鄉公共資源、建設公共服務體系，建立公平與效率並重的分配機制、調整利益分配格局，這些均將成爲共享式改革的主要著力點，並以此全面推動體制改革和制度創新。因此，必須扭轉改革中的利益失衡，由“少數人先富”走向“多數人受益”；必須改變“內部人改革”的不合理做法，由“瓜分式改革”或“掠奪式改革”走向共享式改革；必須改變片面追求效率和速度的做法，由單一的經濟改革走向全面的綜合改革；必須降低改革的不協調成本，剔除思想和行動中的“改革疲勞”甚至“改革厭倦”。
如前所述，中國已經進入了利益博弈的時代，不同的利益主體追逐利益的行爲，只要是合法的就都是應當的。但是，要達成共識和利益均衡，就必須采取對話、聽證、談判等多種民主協商形式。特別對于涉及重大利益關系的改革，必須在廣泛聽取相關利益方意見和要求的基礎上進行。衆所周知，改革是一項複雜的系統工程，不是高層決策者參與制造的“形象工程”和“政績工程”，它必須讓絕大多數公衆參與到改革實踐當中來。那種“改革部門化、部門利益化”的封閉式方式只能排斥利益的共享和均衡，那種“精英聯盟”、“利益共謀”、“贏家通吃”的強勢群體瓜分和掠奪方式需要得以排除和糾正，更有必要對改革付出代價者和利益受損者進行一定程度的補償。此外，改革需要法律作後盾，需要對扭曲改革的現象和行爲實施反扭曲，需要對改革過程及其效果進行監控，需要對改革滋生的腐敗現象實施釜底抽薪式的政策應對，讓改革在規範化和法治化的空間中成長，因爲任何的“暗箱操作”和“無法無天”只能窒息既有的改革和未來的改革。因此，改革的商談機制、參與機制、矯正機制、補償機制、監控機制的建立是必要的，同時相關改革機制的建立和完善也是中國社會走向和諧的制度保障。
我們始終認爲，“科學的發展觀”並非一種智力藍圖或公式化語言，而是一種實實在在需要付諸實踐行動的改革哲學。
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10970
改革開放
改革開放是中國共產黨於1978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提出的一條戰略決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第一個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這個決策的成效之一便是改變了中國長期以來對外封閉的情況，令中國大陸向世界開放，同時大幅度提高了國內人民的生活水準，改善了國際上的形象，使中國大陸進入了經濟高速發展時期。
背景
1970年代末期，政治上中華人民共和國剛剛走出了文化大革命的陰影，但自1958年大躍進以來發展遲滯不前的甚至有嚴重倒退的中國經濟依然處於一片混亂之中：舊有的計劃經濟體制根本無力控制一個具有7億消費群的國家經濟，導致人民對現有生活的狀況日漸不滿。1978年，鄧小平第三度上臺，開始推行由周恩來最早提出的四個現代化，嘗試對當時國內的經濟體制進行全方位的改革，並試圖將中國的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體制轉移到市場經濟上。
對內改革
計劃經濟曾一度被認為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經濟標誌之一，自1950年代以來中國的計劃經濟雖然曾一度為中國早期的經濟恢復和初步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但隨著時間的推進其弊端日漸明顯：
對國內經濟的控制達到驚人的程度，政府企業職責不分，無視價值規律與市場調節的作用；一切以計劃為綱，無法適應消費群體的需要，制約商品經濟的發展，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最大瓶頸。
生產商品的數量都在計劃之中，購買商品還需要相應的商品票（如購買糧食就需要有相應的糧票），造成消費者即使有錢也難以買到需要的商品。
工農業生產與商品經營均為強制性的生產資料公有制，個人不得持有私有財產，一切勞動成就都會被均分，這導致生產者沒有興趣擴大生產，很大程度上喪失了勞動積極性。只知道依靠「大鍋飯」過生活，喪失了發展經濟的動力。
為儘快提升經濟發展速度，鄧小平與黨內的開明派開始逐一解決這些問題，並試圖改變人民心目中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根深柢固的形象，這場改革運動的目的是以維持社會主義制度為前提，改變生產中不適應生產發展的管理體制和政策，並建立社會主義下的市場經濟。這場改革的經濟方面在農村取得了率先突破，並隨之迅速在全國各經濟領域內推行改革。
農村經濟改革
中國大陸農村地區自1958年北戴河會議後建立了全國範圍的人民公社，將農民手中的一切個人財產與生產資料劃歸公有，生產生活的指導權過於集中，並且在產品分配上採取了絕對平均主義來分配，造成「幹多幹少一個樣，幹好幹壞一個樣」的局面，雖然這種體制在產品相對充裕時可以有效地減少自然災害為個人帶來的損失，但更多的是挫傷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
安徽鳳陽小崗村農民簽訂的大包幹「契約」1978年，中國安徽省面臨旱災，當地鳳陽縣小井莊、小崗村等地的農民決定實行包產到戶，均分小隊下轄的土地與勞動工具，展開自負盈虧的農業生產——這在人民公社下是屬於私分共有財產的重罪。然而這兩個村在當年的農業收入中就創造了驚人的成績，這件事情不久就被上報至中共中央，雖然中共中央在1979年的《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幹問題的決定》中依然規定不得私分田地，但這種行為早在1978年安徽、四川兩省便已試行包產到組、包產到戶的農業生產責任制，並取得了在災年農業生產超過往年的成績。1980年5月31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的講話中公開支持了這項措施。不久，在中國所有的農村都開始實行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主要形式的的體制轉變，這種決定在堅持土地最終所有權為國家的情況下，許可農民自行生產、自負盈虧，只繳納部分農業產品。並鼓勵農村發展鄉鎮企業和農業副業，向專業化、商品化的方向繼續發展，並廢除了不適合農村生產力發展的人民公社體制。
中國農村的改革取得的成效使得佔全中國人口70%以上的農民逐步擺脫了貧困，並促使部分農民先於其他地區富裕起來。同時農業的改革雖然在初期頗有成效，但隨著中國全方位對外開放的逐漸深入，農村的發展開始低於城市地區的發展速度甚至至今兩者之間已經有了巨大的差距，這導致中國出現了令世界關注的貧富分化現象——這在強調以共同富裕為最終目標的社會主義制度下是難以想象的。由於步入20世紀90年代來中國政府並沒有對農村地區貧富分化抱以足夠的關注，事態逐步成為中國迅速發展，建設全面小康社會，實現全面復興的最大障礙——三農問題。
自2002年以來，中國最高行政文件中央一號文件連續強調三農問題對中國建設的影響，中國政府也開始從新調整農業地區的政策。
城市改革
農村地區6年多的改革令中國的領導人看到了改革帶來的巨大動力，轉而著手對中國城市經濟進行改革。1984年10月，中國共產黨十二屆三中全會發表《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標誌著城市改革的開始，並在1985年全面展開。早在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後，公有制經濟（尤其是國營經濟）佔據了90%以上的工業總產值。而且企業的生產經營脫離市場，一切產品生產由政府下達訂單；而掌握企業主導權的並不是工廠廠長，而是國家委派的幹部——公方代表或上級黨委委派的黨支部書記。無論是國營企業還是極少部分的私營企業，工人一律不得被辭退，也沒有相應的破產措施，部分虧損嚴重的企業只得由國家背負這些不良資產。缺乏競爭、不負盈虧的企業主觀上沒有研發新科技、擴大再生產的動機，結果在同期世界上大部分資本主義國家都抓住了科技革命帶來的機遇，導致中國與其他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
鄧小平在1977年全國科學技術大會上便提出以科學技術帶動社會生產力。1985年的改革更進一步打破了原有的計劃經濟理念：政府一方面擴大了企業的自主權，遣返私營企業中的公方代表，引入市場經濟中的許多觀念，發展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認可了私營企業對中國經濟的貢獻和所處地位，並鼓勵非公有制經濟成分進一步發展以帶動中國經濟，打破了中國經濟公有製成分一枝獨秀的局面；抽回公方代表，逐步放寬私營企業的經營自主權。將企業納入宏觀經濟的管轄範圍內，與市場調節作用相結合；對於生產盈利不再堅持一刀切的均分政策，轉而以按勞分配為主要的分配方式，以不再堅持共同富裕為代價換來了企業的生產活力。對國有經濟成分進行改組，由政府絕對控制經營轉為政府擁有企業的絕對決策權，將一半經濟活動權下放給企業，支持並鼓勵負債企業兼併或破產——這極大地動搖了工人心目中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形象，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政治地位極高的工人群體被改革開放引入的政策所衝擊，伴隨著各地國營企業的關閉，全國約有數百萬工人失業，在當時中國政府受到了極大衝擊。中國政府轉而以國家權力轉變人民的意識形態，將馬克思主義與市場經濟理論巧妙的結合在一起，緩解了工人的情緒。引入下崗再就業政策，大量安排紅帽子工程來減少失業人口。
城市的改革取得的進展並沒有預期的成效，反而在原有計劃經濟理論遭到拋棄的情況下引發了國內民眾的思想混亂。加之1985年以來政府不斷放寬思想言論控制，原先身為「封資修大毒草」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開始被部分知識分子所接受，對西方民主的嚮往與追求成為日後兩次大規模學生運動興起的原因之一。1989年後，政府再度放緩城市改革步伐，轉而開始控制國內混亂的思想、經濟。1992年過後，政府再度對城市的體制進行改革，並不斷將各種政治決策公開化，並設立聽證會以便於民眾參與政治決策。
自1989年國內外政治上的巨大風波過後，中國政府的立場日趨保守，不但改革步伐放緩，黨內也出現了重提階級鬥爭觀念的聲音。為維護改革開放的大局，退出中國政壇的鄧小平再度出面，南下巡視中國數個設立經濟特區的省份，發表了事後稱為「南巡講話」的發言，提出「發展才是硬道理」，利用個人威望重新將改革開放的政策穩定下來，並成為中國共產黨執政政策的「兩個基本點」之一。這場講話確保了今後十餘年間中國政府既定國策的穩固，也逐步將中國經濟實力帶上一個又一個臺階。
對外開放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79年以前對外貿易值只佔經濟比重很小的一部分，這一情況源自於毛澤東「內無內債、外無外債」的政策。但一些海外華僑的主要集散地廣東、福建經常有一些華僑在自己的祖籍所在地開辦工廠。1979年，中國政府決定放寬對對外貿易的限制，給予廣東、福建兩省的對外經濟活動的特殊政策。1年後在鄧小平的大力支持下，廣東省深圳、珠海、汕頭及福建省廈門四個地區宣佈改制為對外經濟特區。參考亞洲四小龍的發展經驗，將加工裝配、合資經營作為主要的外貿形式，並許可了少量外商獨資企業存在，意圖從中學習領先的科學技術和優秀的經營方式。改革開放的四個試點城市的發展模式在1980年鄧小平南下巡視時被給予充分肯定。在1984年進一步開放了上海等14個作為「沿海開放城市」，並將環渤海地區、長江、珠江、廈漳泉三角州地區辟為經濟開放區。
對外開放的4個試點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取得了驚人的進步，深圳從一個泥灣村落發展為與深圳一河之隔的香港不相上下的繁榮都市。其餘三地也成為80年代初中國經濟的巨大亮點。隨後開放的14個城市也取得年均10%以上的經濟增長。1988年，感受到對外貿易帶來的巨大經濟效益後，中國政府將海南島單獨設省後全省對外開放，成為中國最大的對外開放區。同時對外開放的地點也隨著沿海向內陸地區發展。而現在各省各市均有權規劃土地，並在國務院批准後設立對外開放區。這成為刺激中國經濟起飛的一大因素。
然而隨著對外開放日漸擴大地發展，在中國與城市改革一樣引發了人們在思想上的混亂。部分人對外國企業與中國企業的競爭稱為是中國政府「主動將中國再度變成殖民地」，並在部分沿海省抵制中外合資企業。另外對外開放的同時中國政府不僅放寬了經濟上的門檻，客觀上也大量引入了有西方意識形態色彩的文化思想。這導致自改革開放以來人民對中國共產黨的不信任與反感日漸加深。在20世紀90年代後，政府雖繼續對經濟開放給以支持態度，但加強了對於民眾言論（包括網際網路）、文化類的產物（如電影、書刊、電視廣播等）的監控。
影響及意義
改革開放為中國所帶來的，超出了1978年幾乎每一位政治家的預想。鄧小平以及他的理念的繼承者及其他改革派人士頂住了來自國內保守派的進攻，成功地將改革開放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策基石之一，並不可逆轉地將中國帶入世界經濟中，與世界經濟緊密結合在一起。從1978年至200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由一個尚有4億餘人生活在溫飽綫下，與世隔絕的國家，變成了一個經濟繁榮，有著活躍市場的強大經濟體，並減少了當時世界近1/5的貧困人口。中國也在邁向工業化的道路上飛速前進，成為新的世界工廠。而中國的經濟結構也隨著改革開放而巨變：大量的非公有製成分為中國的經濟繁榮做出了貢獻，而非公有制所佔的比例還在進一步攀升。國有制經濟開始逐漸轉型，令更多的資本能夠流入市場。經濟規劃方針放棄了原有的計劃經濟體制，開始逐步引入市場經濟的理念。中國的社會意識形態也開始出現變化，不認同共產主義已不再被政府所打壓，言論自由也在客觀上隨著經濟的發展而緩步開放，因而更多的人願意去追求物質文化帶來的愉悅。
現在的中國，將堅持改革開放作為既定國策「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之一。然而改革開放給中國帶來的外來思想，也在中國社會的思想領域產生了極大的衝擊。很多人認為隨著改革開放以及市場經濟理念的引入，宣告中國共產黨背棄了馬列主義的基本信條，中國已不再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而是具有某種資本主義性質的社會。並且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農村地區生產再度陷入瓶頸，城市與農村、中國東部與西部、城市與鄉村的貧富分化逐年加深。中國社會的犯罪率和重大貪污事件也在改革開放後不斷上升。放棄崇拜共產主義的人轉而尋求精神上的替代補充，令氣功、修法等一些未經科學證實的活動逐漸被人們所接受。這些不穩定因素令中國的社會充滿了挑戰，樂觀的分析認為改革開放會令這些因素最終減小，而且隨著社會的發展，對民主與自由的追求將不再遙不可及；而悲觀的預測則是認為進一步開放的中國將會被這一系列的社會矛盾所擊倒，令中國的政局崩潰。不過對於中國而言，政治經驗的不足令執政者們也無法準確的預料中國政局的發展，因而採取在經濟上開放，思想上保守的方式，帶領著中國前進。
改革開放經濟數字
從開始改革開放的1978年到2005年，中國大陸經濟總量增長了11倍，按年度平均匯率折算的國內生產總值由2153億美元增加到22257億美元，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由225美元增長到1707美元，2005年進出口貿易總額達14200億美元，到2006年11月，中國外匯儲備約1萬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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