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在不了，李英明的《中共研究方法論》（揚智，1996）明明只是針對美國的中共研究典範的階段性演變作了總體的整理和分析，怎會全稱成《中共研究方法論》？頂多是《美國的中共研究方法論》嘛！而且美國各階段的中共研究方法，都是無法預測到中共做為（如發動韓戰、越戰、文革、六四，還有最近的拉蕯事件、川震救災）的失敗之研究方法論（反而我館沒啥方法限制之研究，較能合乎六四、後鄧、拉蕯事件、川震救災之事後發展，其因是依宏觀的歷史之經、論理之緯，不預設立場、如實地了解中國大陸，便是了）。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souj/3/1306137900/20080421061822/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souj/3/1306718531/20080507061324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souj/3/1306751047/20080508063819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souj/3/1305810499/20080413071214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souj/3/1306819906/20080510062858/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souj/3/1303029209/20080205063338
有啥辦法？台灣的學術多是西方尤其美國的後／殖民地，被殖民了、還說：「本書主要針對美國的中共研究典範的階段性演變作了總體的整理和分析；並且也說明在不同典範下，美國的中共政治和經濟研究的具體內容。美國的中共研究領域，持續不斷的順著大陸內外形勢的變化而反思其既有的研究典範之本質和侷限，從而促使美國在這領域的研究成果不斷獲得豐富發展。他山之石，可以借鑒，我們期待台灣在這方面的研究也能不斷進行反思突破，以獲致更多的成果。」
這也不能怪李氏呀，別說「中共研究方法」、就連所有學科的「研究方法」都是以洋學（邪？）者為典範（當？）！
未必！楊開煌的＜台灣「中國大陸研究」之回顧與前瞻＞的下文就很有己見（全文貼於後）。
在研究方法上：九○年代的中國大陸研究十分重視研究方法的運用，研究方法本身是一種很好的學術訓練，因此，從研究方法訓練入手培養學圈新的參與是毫無疑義。然而所有的方法多以西方社會科學的學術研究為範本，其結果常常失去台灣與大陸之間同文同種的優勢，特別是量化的研究方法就很難彰顯我們對中共文件方面特有的本質掌握，是以除了量化的研究方法之外，質化的研究應該也值得我們努力提倡，近些年台灣的部份學者開始倡議到大陸作訪問，作田野調查，就應該多用質化的研究途徑，以便積累我們對中國大陸研究成果。在理論解釋上也同樣是借用西方學者的理論，如派系理論，決策理論，現代化理論，比較共黨理論，比較欠缺從中共自己的作為在不同地區、不同時代的相似事件中去歸納出若干假設，來發展對中共行為的理解。近幾年外國學者已經在研究中共的談判行為作了一些努力，也有了一定的成果，而我方的學者類似的努力則比較少，事實上中國大陸研究是在社會科學研究方面最有可能使我們擺脫學術殖民化的突破口，而且在五○、六○年代我們的研判他們也就是依賴自己的優勢而得以立足於國際的中國研究之林的。
對共黨理論的研究並不受重視：九○年代初正值共黨在東歐和蘇聯垮臺、瓦解之際，因此西方政治領袖和學者難免不表現躊躇滿志，認為已經完全將共產主義埋進歷史的灰燼之中，因此在台灣的大陸研究所開始越來越不重視共黨理論和思想的課程，從而也使得新訓練學者多半是從西方的思維觀點和西方的學術理論來解釋和觀察中國大陸的行為與現象，其結果就很難準確的理解中共行為的合理性，例如在討論兩岸關係中，我們會認定中共的「一黨專政」是錯誤的，是不合時代潮流的，但是我們很少去關心，去理解社會主義的政治哲學和政治原理；我們在討論民主的問題上也以自己的民主模式要求對方，對方不作就是對方不民主，然而民主的價值是一回事，民主的模式又是一回事，我們可以鼓勵中共實踐民主的原則，但是沒有理由把我們模式標準化。再如與台灣相關的中共統一政策－「一國兩制」，也同樣只是從台灣的觀點去批評，很少能從中共的觀點去反省，事實上，馬列主義的研究是理解中共行為，也是深化「中國大陸研究」十分重要的方法之一，另一方法為強化中國文化的研究，如果台灣在中國大陸研究放棄此一途徑，完全依靠西方的研究方法、途徑和理解，則我們以為在國際中國大陸研究領域上，我們必將出現衰退和落後。因此台灣的中國大陸研究必須覺悟到，在西方國家他們研究中國大陸，可以不必瞭解馬列主義，因為對他們只是地區研究的文化比較或經濟利益的興趣而已，對中華民國則是攸關國家的存亡和人民生活方式、政治制度變遷的重要課題，我們研究不能只是瞭解，而必須理解，才能有效與中國大陸交流，透過理解來主導形勢的發展。
方法上的反省。「匪情專家」的前輩，他們慣用的研究方法雖然帶有了強烈為政治服務的色彩，不過那種獨特的經驗途徑的研判，仍見其功力所在。目前台灣的中國大陸研究學界必須將「匪情研究」前輩們研判大陸形勢的特點加以概念化、通則化，選擇性地結合當代的相關理解，以便與當代開始受到重視的「質化研究」的理論和方法進行對話，才能逐漸整理出一套綜合匪情專家和當代研究方法的研究途徑，走出自己的路子，彰顯自己的研究特色，為自己的研究作積累，這才能將目前只是扮演中共資料與西方研究理論與途徑的加工中心的角色，轉變為中國研究真正的研發中心，從而與西方的「中國通」平等對話，重塑我們在國際上中國大陸研究界的重要地位。
論文審查意見 (一)
本文還有一可惜之處，就是沒有採取一種比較的觀點。作者曾提到台灣的「中國研究」欠缺自己的反省與視角，其實在此問題上，作者也可以再深入些。如果將美國的中國研究的路徑或成就做一個簡單的回溯(美國已經有此方面的文獻，可直接引述)，然後再將我國的中國大陸研究目前的發展與成就做一比較，可能有助於我們反省。此外，關於研究方法與研究概念許多是舶來品問題，這牽涉到方法和概念本身與文化的關係，是很複雜的科學哲學或科學方法論的問題，在某些問題上，從某些科學哲學的角度出發，根本不存在舶來品問題，此其一。其次，就算是舶來品，關鍵是它們對於我們的知識是否起這「有用」的工具性作用。如果在本土的「匪情研究」傳統下沒有一套有系統的知識架構，幫助後進進行研究，那麼借用外國的工具可以更有效地增進吾人對中國大陸的理解，這也沒什麼不好。第三、還牽涉到拋開什麼文化因素，說到基本面，還有「誰的研究做得比較紮實」的這類非常基本面的問題。在外國的中國研究傳統中，不可否認地其紮實程度往往要讓我們汗顏。最後，在比較之下，我們也才可以發現外國人的研究盲點為何，以及我們自己的潛在長處為何，如此才有利於我們找到自己未來的研究方向。
作者的回應
評論意見“4＂的後半段大肆評論文所謂研究方法的問題，評論者假設了論文是排斥西方科學的研究，個人以為這是一種閱讀上嚴重的誤解，事實上在送審論文頁 18，明明白白說到「九○年代的中國大陸研究十分重視研究方法的運用，研究方法本身是一種很好的學術訓練，因此，從研究方法訓練入手培養學圈新的參與是毫無疑義」。個人提出中國大陸研究中不可放棄「質化研究」，而「質化研究」不也正是西方的研究方法嗎？作者所關心的是台灣不應該失去自己的優勢，而太過偏重量化的研究，這一點和評審人的意見是一致，事實上個人還認為縱使用量化研究，也應該將大陸研究作為提高為我國社會科學界擺脫「學術殖民化」的突破口，此一論述的背後預設正是巴柏的否證論，亦即評論人所提的科學哲學中的大師。評論人這種片面閱讀後的評論，令人頗為遺憾。
基於上述的理由，個人在修改論文時，並未採納評論人的意見。當然個人也願意再與評論人對話和討論此一問題的可能性，畢竟學術的成長是建立在相互的良性批判。當然所有的文責仍有自己負責。
科學方法
科學方法是進行科學研究，描述科學調查，根據證據獲得新知識的模式或過程。 即便科學領域涉及廣泛，任何研究方法要被視為科學方法，則必須是客觀（科學家們不能對於科學方法下產生的單一結果有不同的解釋或不能去改變結果的發生）。另一項基本期待，則是必須有完整的資料文件以供佐證，以及研究方法必須由第三者小心檢視，並且確認該方法能重製。如此也才能進行統計上的可性度分析。科學方法也包含了意圖去掌控或質問在科學研究中，因人為操縱因素所導致的後果。
科學方法包括以下步驟的疊代和遞歸:
觀察 - 用感應器官去注意自然現象或實驗中的種種轉變，並記錄下來。涉及的活動包括: 眼看，鼻嗅，耳聞和手的觸摸。
解說 - 將從觀察得的事實，加以解釋。
預測 - 根據假說引申出可能的現象
確認 - 透過進一步的觀察和實驗去證實預測的結果
評估 - 根據經驗和結果主觀地評比或下結論。
發表 - 公佈成果。發表有很多形式，像是投稿或是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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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是一個主動和系統方式的過程,是為了發現, 解釋或校正事實、事件、行為, 或理論, 或把這樣事實、法則或理論作出實際應用。"研究"一詞常被用來描述關於一個特殊主題的資訊收集。研究"research"源自中古法語，意思是徹底檢查。
基礎及應用研究
研究如同"自動改正的" 過程。通常來說, 你能夠把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區別出來。
基礎研究
基礎研究/基本研究/純粹研究的主要宗旨是推進知識和變數間聯繫的理論。它的開發性質原於好奇心及興趣。通常研究直到應用才停止。
基本研究常問的問題，例如：
人類歷史中，邏輯思維何時開始？
生物是從常規中出現還是意外誕生的？
什麼是身心的聯繫？
應用研究
研究基本上又分為純粹研究和應用研究。 純粹研究又被稱為基礎研究，目的乃是為了增加人類的知識，但不關心這類只是是否具有立即應用的價值。 應用研究是將基礎研究所產生的知識，設法應用到解決人類實際的問題上。
當我們更仔細的估量純粹與應用科學間的分際，道德的區別就變得模糊了。近來有些學者主張，「純粹」與「應用」之間的區分是錯誤的概念，應該不予認可（Georgoudi & Rosnow, 1985; Pepitone, 1981）。根據這種論點，由於應用研究經常導致理論的理解，而理論的增進又具備實用的可能，這兩種研究類型之間，並不如原初所顯示那麼不同。理論不是遠離給予它動力的具體事件的社會真空中所產生的（Sarason, 1981）。
一般的學術及工業的機構會進行應用研究。學術機構的研究經費都會從工業上的夥伴得到資助。常見的應用研究的範疇包括：電子、資訊科技、電腦技術、應用科學等。
研究方法
新的知識會透過三種研究過程而得到的：
試探性研究：發掘問題、弄清問題
建設性研究：為問題提供解決方法
經驗性研究: 為解決方法的可能性提供實質證據
學者常用的研究方法有：
行動研究
實驗
個案研究
參與者觀察
經驗和直覺
面談
調查
統計分析
數學模型及模擬
原文分析
分類
製作地圖
符號論
線索分析
雖然研究題目各異，一般研究過程如下：
確立主題
確立命題
概念上的定義
運作上的定義
搜集數據
分析數據
結論，審查命題
大眾常常誤解以上的過程可以證明命題成立，實際上只可以直接證明命題不成立。證明命題成立是需要反覆的測試和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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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方法
methods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指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中，用以認識經濟活動和經濟關系（生産關系）的方法的總和，包括認識論和具體的研究方法。
唯物辯證法
唯物辯證法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最根本的方法。它應用于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要求實事求是，不是從概念、原則出發，而是從客觀的經濟事實和經濟現象出發，透過現象剖析出隱藏在經濟現象後面的本質，並揭示經濟運動規律。曆史上存在過的社會經濟形態都是遵循客觀經濟規律發生、發展並爲更高級的社會經濟形態所代替。因此，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不同于資産階級經濟學和其他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它研究的出發點是處于曆史發展過程中的一定的社會經濟形態正如K.馬克思強調的,他研究政治經濟學的方法，不是從概念出發，也“不是從人出發，而是從一定的社會經濟時期出發的分析方法”（《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15頁）。
任何經濟形式和經濟過程自始至終都存在著矛盾運動。在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中運用唯物辯證法，必須觀察和分析不同經濟時期的各種經濟形式的矛盾運動，闡明它們的産生、現狀和今後發展的趨勢。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不應靜止地反映客觀經濟現實，必須反映客觀經濟現實的發展。這也意味著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不能爲某種固定的框架所束縛，它必須保持自己的革命的、批判的本色，包括批判和揚棄自己的學說中已經不符合客觀經濟現實的內容。
抽象法
要透徹了解客觀經濟現實，掌握它的發展趨勢，必須深入實際進行調查，充分掌握資料，分析實際經濟運動過程中的各種經濟形式，探尋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系。這就要求運用科學的抽象，即在複雜的經濟現象中，排除那些次要的、偶然的、表現事物外部特征的一切聯系，一步一步地深入考察和分析經濟運動過程中各種經濟形式的內部聯系,闡明經濟範疇,揭示出經濟規律。科學的抽象是政治經濟學必須使用的研究方法，它是唯物辯證法的具體運用。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講到政治經濟學的方法時,提出了“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經濟學界對此有不同的解釋。有人認爲，研究方法是“從具體到抽象”，敘述方法是“從抽象到具體”；有人則認爲，從現實的具體（客觀事物）到理論的抽象，只是研究工作的起點，研究的進程還包括“從抽象上升到具體”這個邏輯思維的發展階段。馬克思說：“具體之所以具體,因爲它是許多規定的綜合,因而是多樣性的統一。因此它在思維中表現爲綜合的過程,表現爲結果,而不是表現爲起點”(《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103頁)。可見，從抽象上升到具體，也就是從簡單的範疇上升到複雜的範疇，從個別、局部到整體，即運用從客觀事物中抽象出來的概念，進行判斷、推理，以構成理論的體系。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正是這樣做的，他從分析商品出發,研究了商品到貨幣、貨幣到資本的轉化,從剩余價值的生産、實現到它的各種現象形態──利潤、利息、地租,一步步地上升到把握資本主義經濟形態的整體這種思維中的具體是資本主義現實的科學反映，也就是把資本主義現實“當做精神上的具體再現出來”。持這種觀點的人還認爲，“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是抽象法的具體化。
邏輯的方法和曆史的方法
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中，必須依據研究進程的需要，運用科學的認識論的各種方法：分析和綜合，歸納和演繹，邏輯的方法和曆史的方法。
政治經濟學既采用曆史的研究方法，也采用邏輯的研究方法。一般說來，曆史從哪裏開始，思想進程也應當從哪裏開始，並隨著曆史的發展而前進。但曆史常常是跳躍式地和曲折地前進的，思想進程不可能也不應當出現同步的跳躍和曲折。“因此，邏輯的研究方式是唯一適用的方式。但是，實際上這種方式無非是曆史的研究方式，不過擺脫了曆史的形式以及起擾亂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同前，第2卷，第122頁）。
運用邏輯的方法進行研究，常常需要在一定的假定下進行推理，這是許多門類科學在研究過程中都必須使用的。不能因爲這種推理的運用同資産階級政治經濟學中的某些推理在形式上有相似的地方，就把二者等同起來。資産階級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具有它自己所特有的分類，如局部均衡分析、一般均衡分析，等等。這種研究方法,相對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方法來說,是理論體系根本不同的兩種研究方法，應當加以區別。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不是單純地運用分析的方法或單純地運用綜合的方法。單純運用分析而不進行綜合，不容易全面了解和掌握客觀經濟現實中的各種情況，也難以把各種不同的情況進行比較，因而容易片面地看問題。單純地進行綜合而不加分析，不可能從客觀經濟現實的各種複雜情況中做到去僞存真,去粗取精。因此,分析法的運用應當同綜合法有機地結合在一起，使兩種方法反複交替，互相補充。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也不是單純地運用歸納法或演繹法。如果只進行歸納而不進行演繹，容易成爲經驗事實的堆積，難以形成理論概括和推理，甚至在混亂的事實中迷失方向，導致否認客觀經濟規律的存在。如果只進行演繹而不以歸納爲基礎，就會脫離實際，流于空洞的推理，甚至會作出錯誤的結論。因此，歸納和演繹的運用，也應當有機地結合，依據研究的需要，交替使用，互相補充。
數量分析的方法 經濟形式和經濟過程不僅有自己的質的規定性，也有自己的量的規定性。因此，政治經濟學必須在進行質的研究的同時，進行量的研究；在數量分析中探求經濟形式變化的數量界限，探求經濟過程變動的量的趨勢。馬克思說過：一種科學只有在成功地運用數學時，才算達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對象，具有繁多的數量關系，蘊含辯證法中質量互變的豐富內容，對于研究過程中進行分析和綜合、歸納和演繹，都有重要的意義。所以，在政治經濟學中不應缺少量的研究。政治經濟學中的數量分析要以質的研究爲前提，它不能代替定性的理論分析。只依靠數學定理和數學方法不可能從經濟過程中推導出經濟規律。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方法不是固定一式而無發展變化的。隨著現代科學方法的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也吸取其中可以吸取的方法用于研究中。例如，運籌學、控制論、信息論、系統論等，都可以作爲政治經濟學研究的輔助工具。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方法，遵循唯物辯證法的一條根本原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判別政治經濟學采用的研究方法和它取得的成果是正確或是錯誤，是應當保持和發展還是應當修改或廢棄，都以經濟實踐爲唯一標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必須不斷地經受經濟實踐的檢驗，隨著經濟實踐的發展而發展，才能保持自己的創造性和生命力。
http://baike.baidu.com/view/1567421.html研究蘇聯演變的幾個方法論問題＞周新城 <理論學刊>04年08期
圍繞著蘇聯演變的性質和原因,學術界發表了大量的論著,看法五花八門,分歧甚大.如果從方法論的角度就蘇聯演變問題進行必要的深入思考,可能會有助于理清這方面研究的思路.
不要拿中國的實踐來推論蘇聯演變的原因＞周新城
在一次討論蘇聯演變的原因和教訓的學術研討會上,一位在這一領域資深的研究人員談到,當前研究蘇聯演變問題有一種很不好的傾向,即不是根據蘇聯演變的客觀事實,而是從論證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的需要出發,來推論蘇聯演變的原因和教訓. <<中共石家莊市委黨校學報 >>2006年05期
兩種改革觀的原則分歧與蘇聯演變的根源＞汪亭友
蘇東劇變十余年來,我國理論界在研究蘇聯演變的性質、原因和教訓等方面取得豐碩成果,但在蘇聯演變的根本原因問題上,爭議很大.本文運用比較研究的方法,將戈爾巴喬夫改革與中國及當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進行對照,以未劇變國家爲何沒有步劇變國家後塵作爲重要的參照系,比較這兩種改革觀之間的根本區別,論述爲何蘇聯演變是蘇聯領導人徹底背離馬列主義、放棄社會主義的必然結果.（中共濟南市委黨校濟南市行政學院濟南市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02年03期
對10年來中外學者關于蘇聯演變原因的評析＞劉昀獻
蘇聯演變是社會主義運動史上影響重大而又極其複雜的事件，對其根本原因的分析，可謂衆說紛紜。10年來中外學者有關此問題的主要觀點有“烏托邦說”、“原罪說”、“葬送說”、“和平演變說”、“民族矛盾說”、“上層自決說”、“經濟沒搞好說”、“斯大林模式說”、“錯誤路線說”、“意識形態說”、“抛棄說”、“曆史合力說”等。這些觀點，除了“烏托邦說”和“原罪說”明顯地帶有敵意和偏見外，其他說法都從不同的領域、不同的層次、不同的視角對蘇聯演變的原因作出了探討，都含有正確的因素。但不可否認的是，在國內學術界的研究中，一直存在著把蘇聯演變當做我們黨的中心工作和各個領域正面經驗的反證去研究的現象，這就使我們的研究往往停留在淺層次和表面現象上，難以挖掘出反映事物本質的深層原因。事實上，蘇聯演變的根本原因，既不是斯大林模式的罪過，不是因爲經濟沒搞好；也不是錯誤的改革路線和民族矛盾造成的；更不是由于工人階級和蘇聯人民抛棄黨等原因而導致的，而是以戈爾巴喬夫爲代表的既得利益階層的有意所爲。蘇聯的演變是黨內既得利益階層推動的自覺過程。（02年01期河南大學學報）
台灣「中國大陸研究」之回顧與前瞻＞楊開煌
一、前言，二、學科之建立與發展，三、歷史的回顧，四、反省代結論
本文主要是透過歷史的回顧來檢討在台灣的「中國大陸研究」發生與發展的歷程。本文作者以個人親與的經驗，深刻檢討在八○年代以前，在政治指導和政策扶持下的這一學術所謂「學術研究」，了解其侷限，描述其貢獻，以及八○年代之後在現實環境的衝擊下，此一行的研究學者如何自我掙扎的過程，並對未來的研究提出期許。簡言之，台灣的「中國大陸研究」從五○年代完全以中國方式的研究所形成的優勢，一方面擁有以個人工作經驗作為基礎，另一方面也拜中共鎖國政策之賜。到了八○年代學習和引進西方的「中國研究」（China studies）之後，在台灣有一種耳目一新的感覺，然而在世界卻失去了自己的特色。再到九○年代以後，逐步有學者認識除了運用純西方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之外，在台灣的「中國研究」也應有自己的主體，因此辯證地回歸主體的研究方式，漸漸形成另一種趨勢。作者提醒台灣的「中國大陸」研究不可放棄台灣和大陸之間同文同種的優勢，完全以西方的研究方法、研究邏輯和研究語言，不但未有台灣研究的長處，反而是狗尾續貂，表現不出台灣的特色，也無法體現台灣在世界的「中國研究」的重要性。
一、前 言
在台灣「中國大陸研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回顧「中國大陸研究」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則是十分特殊和曲折的過程，從名稱的變化也可以看出學科所經歷的變化。在五○年代初期，當時的相關研究稱為「匪情研究」「敵情研究」與此相對的年代，台灣也有一少部份的出版品在海外發行，稱之為「中共研究」，「中共研究」的名稱在八○年代之後，在台灣內部也開始普遍化，同時也有稱「中國大陸問題」研究；九○年代隨著兩岸交流的頻繁和台灣內部對兩岸關係立場的不同，於是名稱上也出現「中國大陸研究」「中國研究」「大陸研究」等不同稱謂，足見「中國大陸研究」的複雜性。本文的目的首先在於回顧在台灣「中國大陸研究」的歷程，粗略地整理出每一時期研究的特點，並整理出學科發展的軌跡。借用普通課程的原理來檢視目前的發展狀況與問題所在，並引導出未來發展的可能性。
二、學科之建立與發展
一般而言，學科（a discipline）之所以為學科，其分類的依據：一是探究的「對象」，一是探究在工作時所必備的「能力」和「習慣」，三是探究的「方法」，四是探究的「目的」。所謂「對象」是指作為被研究的「客體」必須十分明確，包涵了明確指涉，有範圍，從傳統的學科分類來論，學科研究所指的對象都是指「題材」，而很少指地區，因為以不同學科來分類人類的知識，比較具有「普遍」的意涵，所以在社會學科就會區分為政治、經濟、社會、法律、教育等。然而在二次大戰之後，資本主義國家為統治或協助殖民地或開發中國家或地區「民主化」的需要，因而有了以地區為對象的整合性研究，而有「區域研究」（area studies），不過「區域研究」的發展並不順利，但是無論如何在目前不但在各大學的政治學系在比較政治領域中，開設有大量的地區研究的課程，特別是在民間的智庫單位，更是以地區研究為主要設立的宗旨。
所謂「範圍」是指學科的界別（boundary）。在以傳統學術分類的學科中，儘管在社會科學中定義往往並不完全明確，但是一般而言，仍然有其習慣性的共識，至少可以提供研究者分辨何者不是該學科的範圍之內，對地區而言，「範圍」的問題看似清楚明白，因為他可以和政治疆界相等，然而在事實上，沒有那一個地區研究是以政治疆界為範圍的，因為我們的「區域研究」不是以地理為對象，而是以「法人」的政策和行為為對象，因此「區域研究」就不得不是以該「區域」的法人，自然人的政策、行為，以及涉及該地區的人、事、地、物，均為研究的標的。
所謂「能力」和「習慣」是指該學科的研究者所必備的與其他學科研究不同的專業素養，例如政治學、經濟學、法律學、教育學，均有其不同的學科訓練，任何一門學科之所以成立，必然是有一群學者共同的推動，為了建構學科的生命和活力，一門學科如何吸引新人，使後繼者不斷加入研究的行列，仍是學科十分重要的「內在使命」。因此學科的訓練養成，專門的理論、術語和習慣是標誌了學科獨特性的基本要素。在「地區研究」這一方面與傳統的社會學科之中也存在很大的共享性，不過此種共享在很大的範圍內只是單方面的借用，即地區研究向傳統學科借用，其所以是一種單向道，主要是因為傳統學科是以全體人類為研究對象，所以普遍性意涵高，而地區研究只是以部份人民為對象，只具有特殊性意涵。
所謂「方法」是指該學科特有的研究方法，在這一部份地區研究和傳統學科存在著極大的爭議，正由於傳統學科強調其研究方法的普遍意義，因此相當排斥地區研究具有任何特殊的研究方法，例如研究地區政治就是以政治學方法為主，研究地區經濟自然使用經濟學方法，研究地區歷史則是以歷史學方法為主。如果有人強調區域研究的方法學，等於就挑戰了一般社會科學普遍性的假設，傳統學科的學者承認地區的不同，只能是程度的差異，而非本質的差異，因而不存在區域研究的特別的方法，但是從邏輯上說，學科的研究方法正是從個別的對象中，抽繹整理出來的，假如那些個別的、具體的研究方法沒有任何不同，那就不存在普遍適用的方法，所以只有在承認個別差異的基礎上，才有可能有普遍的方法，目前在區域研究上是存在大量借用學科研究的方法，然而近年以來，質化研究的重要性越來越突出，因此地區研究在依賴質化的研究方法上也越來越有特色。
所謂「目的」一般學科的目的自然是為了滿足和解決人類某一類的需要或問題，而建構起來的知識。假如沒有目的，學科的發展便失去其必要的動力。從科學主義的角度理解，這些目的常常是落實在理論與興趣之上，希望找出因果預測未來，然而對非科學主義的知識論者而言，其目的則在於理解和開創，並不在於掌握因果，預測準確，對地區研究而言，其目的則近似於理解。
然而學科的建立除了上述的內在條件之外，尚有外部條件，這裡包括了社會條件、資料條件及出版自由、批評系統等。從社會條件來看，社會的需要是學科不斷發展的主要動力，沒有這樣的動力必然不能持久，有社會需要才能吸引青年不斷加入研究的行列，有了不斷增加的新人，才能創造出健全的研究梯隊，也才能獲得社會的資源，不斷的挹注，因此社會條件也是學科得以壯大的基礎。
從資料條件來看，學科研究不可能不依賴大量的資料，特別在以往沒有網際網路（internet）的時代，資料的多寡、品質和開放性決定了研究的品質，特別是許多政府檔案開放的問題，開放的數量、時間、正確性均對社會學科的研究有很大的影響。如今網際網路的時代來臨，資料的擷取較之以往方便許多，但是也出現資料過量和智慧產權的問題，所以資料條件的本質從以往的需求性轉為安全性和閱讀習慣的問題。
從出版自由來看，學科研究不能不針對研究的結果進行溝通，沒有溝通不能建構成為學圈（Academic Community），沒有學圈，學科也不能成立，而學圈之間的溝通，除面對面的溝通，研討會、座談會的溝通，更重要的是出版面的溝通，此種必須建立在出版自由和溝通自由，當然也同樣拜科技之賜，如今學圈的溝通較之以往方便許多，也比較沒有出版不自由方面的困擾。目前的自由也出現到數量過多，以及缺乏語言以外的符號意義的問題，所以傳統的出版閱讀和人與人的面對面溝通也十分必要，因此出版自由在學科建立仍有其必要性。
從批判系統來看，每一門學科的進步與否都和同一時代該學科的批判系統的建構是否健全有關。批判系統在學科進步問題上扮演著類似社會的法院的角色，也像工廠中的品管檢驗師一樣，批判系統負責監督學科中作品是否抄襲，有無法律責任，監督學圈中作品的優劣和水準高低，批判系統越強，相對學科的進步也越快越大，否則就會出現劣幫驅逐良幫的現象，對學科的發展自然是大大不利的。此地所謂批判系統並非真有一個有形的、專門職業批判的一組人，而是一種嚴肅批判，人事分開的批判，只要是在學圈之中，每位學者都負有論著和批判的兩重義務。
三、歷史的回顧
如果依據上述的要素，則在台灣的「中國大陸」研究自然也是一門學科，它具備了所有學科成立的內在條件，外部條件也大部分具備，以下我們就按學科的內、外條件，來檢視中國大陸研究在台灣的發展情況。
台灣的中國大陸研究始自國民黨政權退守台灣，而國民黨的共產黨研究則始自 1925 年的國共第一次合作之時，孫中山先生去世之後，所以初始的研究就帶有權力鬥爭的目的和動機，這樣的研究基本上就是帶有為權力服務的政治宣傳的目的，因而從名稱到內容都彰顯了明顯的主觀意圖，如赤匪、奸匪的稱謂，內容上也多以「蠱惑」「煽動」「欺騙」「裹脅」「流竄」等負面的字眼來描述中共的行為與行動。其後國共之間雖然迫於形勢第二度合作，然彼此心結未解，猜忌仍在，敵意未消，以至日本軍國主義一旦投降，國共內鬥隨即展開。國共內戰期間，國民黨改稱共產黨為「共匪」，其後國民黨政權在大陸戰敗退守台灣，「共匪」也自然成為台灣研究「中國大陸」問題的主要取向，「共匪」乙詞在台灣使用了卅餘年，其後在主、客觀形勢的重大變化之下，「中國大陸研究」也不得不隨著外在環境的變遷而出現相應的調整，以下區分為三期：
3.1 「匪情研究」時期
此時期大約卅年餘，從 1949 年到 1981 年3，按上述學科的標準來看，此一時期的研究不能稱為學術研究，因此以學科的要素來描述對當時的研究，略有不公平之感，但為了描寫上的便利，以及現今的相關研究與當時仍有歷史性的承繼關係，是以準學科的角度來描述。
1. 對象：中共政權，尤其是中共中央為主要甚至是唯一對象。
2. 範圍：中共政治重點在高層政治、政治鬥爭為主，也涉及中共外交，中共經濟，中共文化教育，共黨理論，中共黨史，共軍動態。
3. 方法：歷史敘事，意識形態批判，個人經驗的推論。（郭華倫，1982：359）
4. 性質：一是敵情研判；二是內部宣傳。
5. 學群的背景：在此一時期的研究者，究其事業的背景大致歸為三類：一是早期的共產黨員；二是長期在國民黨內從事對匪鬥爭的幹部；三是從事「三民主義」教育和政治宣傳的人員，當然此類的人員不是研究者。
6. 研究的目的：尋找對方的弱點，研商對應之策，建立反共的信念，強化國民政府在台灣實施或解放的正當性和合法性。
以上就是內部條件的觀察。其次就外部條件來看：社會條件：在早期的卅餘年，在政治兩岸是敵對，徹底封鎖，因此在台灣的社會中，早期可以說沒有強大的需求，當然大家關心中共是否來戰，我們是否安全，不過，一般而言，其需求較多的仍是依賴政府的支持，才能獲得研究的經費和人力的支持。
資料條件：在當時相關的出版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公開的政治宣傳，另一類是限閱的研究成果，直到 1966 年的《匪情研究》（中共研究雜誌社），其後又有《匪情月報》（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共黨問題研究》（法務部調查局），《中國大陸》（中國大陸問題研究中心），另外在五○年代初國民黨中央也出版過若干小冊子，如中共組織戰、情報戰、宣傳戰等內部刊物，此時的刊物均為官方刊物。六○年中，中共爆發文化大革命，蔣介石下令各中央政府單位均成立敵情研究單位，密切注意大陸文化大革命之情勢發展，其後也有不少單位曾有出版，如經濟部的《大陸經濟》，交通部《大陸交通》，教育部也出版過若干有關大陸教育方面之單行本。不過在此時期完全沒有民間的刊物可言。
批判系統：當時是以敵情研究為主，因此批判系統也不是經由學術上的任何批判系統，但是在研判之後的事實發展便是一種批判。從某一角度來論，事實的批判反而是最嚴苛的批判，它對錯立判。不過也因為事實多變化，其後反而驅使各研判單位的預測越來越趨向於「四平八穩」，趨向於「包羅萬象」，包含所有的可能，以免自己犯錯，導致事實的批判也自然失去應有的功能。此一現象代表了研究不是一種學術心態，而是一種情治單位，敵情研判邀功的心態。從學術的角度來看，首先重視的應該是方法的選擇和邏輯的嚴謹度，解釋的深度等面向，預測是否準確只是評價學術的標準之一，而非全部。
總之，在前卅年在台灣的中國大陸研究，大致包含了以下的數點特徵：
第一，特別的經驗（personal experience）開創了研究的知名度：在當時中華民國的研究者對中共的人事變局上，派系的淵源和中共行為的預測準確度都較高，因為參與研究者除了極少數例外，其餘的研究者均有十分豐富的與中共的領導者共處或鬥爭交手的經驗，因此對中共個別對手的思維模式，行動可能，人脈關係，可以說是知之甚詳，瞭解透澈，因此能對中共內部的運作方式有所把握，自然在人事的的預測上，行為的預測也比較準確。例如在五○年代對中共參與韓戰的預測便是明顯的例子；有如對三面紅旗、文化大革命、林彪事件的預測也有一定的準確，鍾燾先生在 1976 年夏天開始預測中共內部將出現重大政治鬥爭，之後在同年十月底「四人幫」被捕，故而在中共封閉的時代，台灣的中國大陸研究是自由民主國家瞭解中共動態十分重要的研究重鎮。
第二，個人化經驗的侷限性：在這一段時間中華民國的中國大陸研究建立在兩大基礎上，一是中共的封閉，一是個人的經驗。在中共封閉的因素是全世界研究者共同面對的困難，兩岸之間雖有間諜滲透，然而所獲得情報在研究上多半只能是佐證，而主要的研判是依賴研究者對情報的判讀的功力，在這一部份後者的作用就十分關鍵，十分重要。然而類似的經驗存在著二種危機，一是這個共同生活經驗或長期鬥爭的經驗是無法傳承、教授的，它是時間的積累和國共合作到國共鬥爭特有的環境所造成的結果，因此我們的研究人員只能說我們知道事態大致發展的趨勢，但無法解釋為什麼會如此。其次一個危機是只要對方的人事更迭，換成一批新人，我們的研究成果就可能遭受考驗，另外我方研究者的老化，也同樣產生後繼無人的困難。
第三，在八○年代之前，在台灣的「中國大陸」是屬於對敵鬥爭的範疇，因此中國大陸研究是一門十分封閉的官方知識，研究的內容被列為國家機密，不但是資料禁止閱讀，連研究的成果也是發行有限，所知有限。人民唯一理解大陸的管道是官方的宣傳，因此大家都只知道中共信仰的社會主義是邪說，中共的所有作為都是暴行，其他的均不知道，而也不應該知道。同時由於是機密性質的對敵鬥爭的研究，因此研究機構也自然具有或染上一般「情治單位」上的性格，彼此都希望自己的研究最全面、最完整、最精確，所以每個研究單位都是「小而全」，「小」是研究人員有限，「全」是研究的範圍是政、經、社、法、軍、文教完全涉獵。同時更嚴肅的問題是橫向不聯繫，所以彼此不知其他機構的研究課題、研究的成果，除了上級單位，也不願也不能讓其他機構知道，其結果是大家的注意力相似，研究的結果雷同性極高，而在反共的氣氛要求政治正確的情勢下，大家的研究的水平沒有提高，研究只是在重複從事低效益的體力勞動而已。
第四，研究工作為政治服務：一如前面所論，台灣的中國大陸研究是帶著國民黨化的色彩，早期的不說，到了國民黨退居台灣，該研究工作更是完全徹底國民黨化，所以研究工作彰顯的特質就完全服從黨的意識型態和需要，從研究人員的心態到研究成果，都是先有結論再找證據。因此在研究共黨理論的必然是歸結到邪說論、破產論，有不少的研究人員完全沒有讀過馬列主義的著作，也可以大談馬列主義批判，大批唯物辯證法；在研究中共的黨史，必然是歸結到蘇俄的援助，中共的統戰伎倆，中共裹脅農民，共黨同路人的興風作浪，美國人的天真、浪漫，廣大人民無知受騙。總之，中共的壯大是騙術高明，國民黨特別是蔣介石完全沒有過失。在研究現狀必然是派系鬥爭日熾，現在的妥協是另一波鬥爭的開始，中共的內政、經濟必然是困難重重，危機四伏，隨時都將爆發，所以完全沒有接觸過「中國大陸」問題的「專家」「學者」也都可以發表高論，只要將報章報導中共目前的作為，加上中共自行披露的缺點，再套上上述的結論，就可以成為一篇很好的為政治服務的「論文」。問題是類似的論文，除了資料整理的貢獻之外，完全沒有學術價值。
第五，研究工作為時事分析服務：在這一段時期研究工作基本上是敵情研判，即是研判自然必須緊跟著時勢的變化，中共有任何新的政策、新的人事，軍隊有任何新的調動、變化，研究者都必須隨時留心留意做出研判，以供上級決策的參考，結果久而久之，研究工作變為為時事服務，追逐時事的結果，使得研究的深度大打折扣。每篇的研究就像記者的報導一樣，既沒有研究方式，也沒有全面的資料，又無理論的指導，再加上政治的禁錮，因此以目前的標準來看，我們就很難認同類似的研究成果，特別是從五○年代到六○年代的廿年之間，號稱「反共堡壘」，但在研究上完全沒有相對應的建樹，在學術上的成果也只能以資料完整、豐富作為第一代研究重要的遺產。當然上述的反省完全以當代標準來批判是有失公允的作法，特別當時的研究環境來看，研究者的侷限是十分自然的，同時台灣當代的研究也是奠基在他們努力的基礎上，問題是目前我們在台灣所觀察到的中國大陸研究社區中，仍存在上述的問題，這才是吾人真正值得警惕和嚴肅批判的目的。
3.2 中共研究時期
此一時期大約二十年，前十年與匪情研究重疊，所以在時間的變化上大概是從 1971 年到 1991 年，也即是中共進入聯合國到我提出國統綱領政策為止。在此一時期中華民國的中國大陸研究之所以有所調整，事實上是受了極大的外在環境的重大改變所導致，在外環境中，中共取代了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中共進入了國際社會，從而帶起國際上一片搶搭北京巴士的建交熱潮，這是第一波的重大打擊，這一波衝擊使得中華民國認識到「反攻大陸」已是不可能的夢想，因此開始在面對如何以新的說辭來詮釋反共價值觀的問題，「反共」學術化無疑是十分重要的選擇，於是開始運用政治力量去設置相關的研究所，並且決定於 1973 年開始在四所大學試設「中國大陸問題研究概論」的課程，其內容包括了共黨理論與黨史、中共政治、中共經濟及中共文教等四大單元，這是台灣的「中國大陸」研究嘗試與學術相結合的開始。而研究所的任務則在培養新一代的反共研究人才，不過受到當時時空的限制，這些研究所的背後，則都是不同的情治單位加以支持，而使得這些研究所也增添了許多神秘的色彩，在大學中似乎並沒有真正接受其學術的地位。以現代的術語來形容，這些研究所只是大學的「掛靠單位」而已，但無論如何過去純粹為政治服務的反共宣傳，不得不在大學學術的衝擊，做出相應的調整。
同時在七○年代前後，台灣的「中國大陸」研究開始邁出與國際學術交流的步伐，由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定期舉行中美、中日、中韓、中歐的「中國大陸問題」學術研討會，以擴大學術研究的接觸。
第二波重大的刺激是「中」美建交。美國作為台灣在國際外交上唯一的、最堅強的支持，自從 1972 年尼克森訪問大陸之後，其實就一直卡在何時建交的過程中，台灣在此一過程中飽受驚嚇，1978/12/16 中共與美國終於宣布於 1979 年元旦開始正式建交，雖然是遲早的問題，但是到了真正宣布仍然引起巨大的震動。此一事件對於台灣八○年代的中國大陸研究引起了巨大的衝擊，
首先是「中」美建交之後，美國隨之在八○年代初與中共簽訂文化學術交流的協定，美國國內因此對大部分的學術資源向中共傾斜，於是七○年代從台灣去美國留學的留學畢業之後，留在美國的機會因此大量減少，從而造成特別是研究社會科學的博士生大量回台，他們的回國不但造成台灣社會科學界的大變動，自然也衝擊了原來的相對封閉的中國大陸研究，特別在「研究方法」上更可以說是出現了「科學革命」，例如在 1982 年 7 月時報雜誌就曾經舉辦「中國大陸問題的研究方法」座談會，這也是中華民國中國大陸研究人員與國內相關學科的學者第一次與相關學界的對話，而且是以研究方法為主題，其後國內的相關刊物在論文作品上也可以察覺研究方法方面的變化。
其次是美方的學者開始可以進入大陸從事田野的研究，這使得美方學者開始有機會直接接觸中共的官員、學者以及中國大陸的民眾，而台灣的學者卻完全沒有類似的可能性，因此西方特別是美國的中國學者也開始反省他們以往使用的方法，同時也注意到中國大陸的社會科學發展，以及在大陸作田野的研究方法、方式。在此情況下，他們對台灣的依靠必然越來越少，加上西方本身研究方法的訓練，是以學術的積累性和發展性，自然是十分清楚地區分出來。相對而言，台灣的「中國大陸研究」自然是經不起學術的檢證，而顯得落後。
第三件重大的衝擊是中共自身的「改革開放」以及對台提出「和平統一，兩黨談判，三通四流」等和平攻勢，中共的改變著實讓台北方面無法有力的回應，只能以「三不」加以拒絕，以統戰陰謀回應中共的和平攻勢，然而隨著中共的「改革開放」政策廣受全世界的重視，台灣作為以對外經貿為最主要生存支持的國家，自然無法真正的、長期的執行「三不」，因此在 1985年討論對共黨國家採政經分離原則來交往，而蘇聯、中共例外。1987 年底不得不在壓力以開放探親，兩岸的民間交流因而如洪流開閘，不斷往來，此一形勢的發展對台灣的「中國大陸」研究學者自然也是一大衝擊，此一衝擊包括面對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吾人應持何種心態和立場來理解和說明，也包括了研究者有必須赴大陸進行訪問，這是台灣之中國大陸研究有可能進行田野研究的開始，也是台灣中國大陸學者第一次有機會真正接觸到他們反對和咒罵了幾十年的對象、人物和地方，無論在經驗上，在知識上都是一大考驗。
有了上述的背景，我們再敘述此時期的中國大陸研究在台灣的內在情況：
1. 對象：從中共政權逐漸擴大為中國。
2. 範圍：除了上一階段的課題之外，中共外交，尤其是「中」美關係，中共統戰等。
3. 方法：從反省傳統的研究方法到引用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
4. 性質：敵情研判，反共宣傳，逐漸邁向學術研究與敵情研判分開。
5. 學群背景：前一時期的研究人員依然在研判上扮演角色，二是開始加入本土培養的碩士生及少量的博士生；三是留學回國的博士。
6. 研究目的：七十年代是強化反共的信心，八十年代是抗拒中共的統戰。
7. 研究機構：大陸觀察雜誌社、中國大陸問題研究所、中國大陸問題研究中心、中央日報社、中共研究雜誌社、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國際共黨問題研究社、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
至於外在情況：
就社會條件來看，在此一時間台灣基本上仍處在戒嚴時期（至 1987/06/15 解除台灣地區的戒嚴令），因此台灣仍是在封閉的管理之下，社會的需求並沒有任何發展。不過在八○年代開始，受到中共和平統一的衝擊，社會出現以出國觀光為名，行探親之實的現象，至 1987 年底開放，社會對大陸認知的需求從而大增，各個媒體也開始以專版報導大陸資訊，其後隨著開放的幅度，需求量和質也都大量增加。
就資料條件來看，七○年代仍是有限度的、定點式的開放，八○年代之後在台灣開放仍有其限度。不過八○年代之後，台灣民眾出國的機率大增，親赴大陸的機會也增加，是以資料的問題形成在研究領域範圍內，資料限制也不得不隨時代而調整放寬。在研究領域之外，想閱讀的並不難獲得，不想閱讀自然也無此需求，從而在中國大陸研究學界資料權威不復存在。
就出版條件來看，七○年代的出版情況比上一時期熱絡許多，如：政大國關中心的《匪情月報》（現易名為《中國大陸研究》）；中共研究雜誌社的《匪情研究》（現易名為《中共研究》）；中國國民黨陸工會的《中國大陸》（月刊）等，為了配合大學的課程，因而出版若干定期刊物，以補大學生無參考書目之缺憾，不過出版的權利仍然掌握在官方。到了八○年代才開始有半官方的出版，如當時的《時報雜誌》、聯合報的《歷史月刊》，偶然會有一些討論中國大陸的文章，不過在論點與立場仍與官方相似。直到《八十年代》雜誌有大陸方面的討論文章才是真正民間出版和民間論點。其後在八○年代，台灣的黨外雜誌中偶然總會選刊一二篇有關中國大陸的文章，因其為黨外的色彩，扮演反對的角色，所以其論點也自然與官方有異，1988年開放「黨禁」「報禁」之後，言論更加自由，在台灣突顯出版自由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
就批判系統來看，在七○年代所了研究方法的自省之外，客觀的學術批判並未建立，因此政治宣傳的意味仍十分濃厚，直到八○年代，研究方法的引進，中國大陸研究課程開始在大學從必選課變為選修課，因而面臨了市場的考驗，此一轉變本身自然就形成了市場的壓力。另外，黨外刊物對中國大陸情勢的討論也同一樣是一種批判。當然這些都不是系統性的批判，然而相較與前一時期來看，可以已經有了不同的變化。
綜合而論，在這一時台灣的中國大陸研究突顯了以下的特徵：
第一，敵情研判從利用研究到與學術研究對話：七○年代開始由於客觀環境的改變，促使台灣的中國大陸研究不再不破除自己的封閉的籓籬，而開始利用學術研究來修飾其主觀研判宣傳性與片面性，也透過正規的學術渠道來培養新進人才，以取代以往以在職訓練方式來培養人才的方式，然而在進入校園之後，受其研究氛圍的影響，研究取向逐漸滲入研判式研究，而二者之間的「緊張關係」也隨之滋長。到了八○年代初終於引發了一場研判與研究的對話，此一對話促使研判不得不整理出自己的研究方法，他們稱之為「歷史法、比較法、演繹法、歸納法、分析法和辯證法」，但是從事研究方法研究的人可以了解研判者所舉證的方法，其實演繹、歸納、分析法（意義並不清楚）等方法比較是資料的整理和解釋的邏輯，至於歷史法、比較法才可以稱為研究方法，然而研究式的研究者所謂之歷史法與比較法也只是時間序列地安排資料和對比，事實上與研究方法也有距離，更重要的是研判者並未使用社會科學，已經普遍認同的理論來解釋事件和行為。
總之，在七○年代的中國大陸研究並沒有方法論的覺悟，直到七○年代末八○年代初，才為了對話而辯護式地提出所謂研究方法的問題。而在此時又沒有研判者認真去思考，提出他們自己比較獨特的「神入法」，加以辯護，反而陷入西方科學主義論述的傳統之中，而使自己處於下風。而八二年對話的結論也明顯地帶動而台灣本土的中國大陸研究開始出現舊典範的鬆動和研究具研判的分水嶺。
第二，學術梯次建立是此一時期對台灣的中國大陸研究重大的貢獻：七○年代前後台灣的匪情研究專家開始覺察到世代交替的問題逐漸逼進，而且以往以業務訓練模式所引進而加以培養的人才，過於狹隘，而且成功率低，成效慢，因此在六○年代底，七○年代初開始利用學術渠道培養，一方面使之訓練可以系統化，一方面也可以降低失敗的風險，此一措施還使得每二年總有一批新生的研究者出現。到八○年代末，中國大陸學界從學群來看，單就本土的學者已經形成三、四百人的研究隊伍，再加上留學回國的，則人數更多，是以基本形成了老、中、青的學群梯次，加上社會的需求日殷，因此在後繼有人的情況下，不但人才的量不虞乏，而且在質的方面，也可以進一步做到擇優而取，這對於九○年代以來中國大陸學圈能夠在台灣立足，而且生根發展，起了重大的意義和作用，這是在這一時期最值大書特書之事。
第三，中國大陸「經驗性」（empirical）研究壓力為八○年代台灣「中國大陸研究」的最大內在震撼：1987/11/02 日中華民國政府開放台灣民眾赴大陸人道探親，因此台灣民眾從秘密前往到公開前往，蔚為風潮，而且不論有親無戚，都可以經由旅行社的便宜管道赴大陸探親，反而是在大學講授「中國大陸研究」課程的學者專家，礙於法令，卻步不前，於是研究、授課的壓力大增，加以情緒反共之習性未改，僵化宣傳也未調整，民眾與學生的好奇心，趨使台灣民眾自然地從善意而理解大陸的信息，加以個別觀察和總體現象的差距，因此研究者的公信力也備受質疑，不過這種壓力尚屬短期的壓力，也比較容易解決，而比較嚴重的挑戰是西方，尤其是美國學者已經開始在中國大陸進行田野研究，而深入調查。台灣的學者專家仍然停留在文件分析的紙上研究階段，因此台灣的「中國大陸研究」的優勢必然迅速消失，因此如何，何時可以進行經驗性的研究，才是台灣「中國大陸研究」學者真正的危機所在。
第四，非官方中國大陸研究的萌芽：在這一段時期中，台灣的中國大陸研究最突出的變化在於從八○年開始，隨著台灣非執政黨的力量的整合成功，而在黨禁、報禁依然嚴格的情況下，雜誌成為反對者的代言人，更難得的是他們在大幅討論台灣內政之餘，竟然也有不少的雜誌有文章討論中國大陸，以學術的眼光來看他們的作品，均不是學術論著，也談不上研究，不過在當時資訊完全壟斷的情況下，這些雜誌透過各種方式取得資料，閱讀出與官方知識不同的意義，提供當時台灣在「中國大陸」研究一種徵弱但不同的聲音，雖然在當時不是主流，也不影響主流的論述與思想，但畢竟是一種突破，一種不同理解的萌芽，也因為有了這些突破，因此到了八○年末民進黨才有不同於國民黨的「中國政策」。
3.3 中國大陸研究時期
此一時期大致在 1988 至現在，從事件來看，1988 年是政府開放國人赴大陸探親的第一年，而且國民黨也在同年的「十三全」，將反共政策修訂為「現階段中國國民黨大陸政策」，到了 1991 年五月政府更廢除了實施四十餘年的動員戡亂時期，這可以說是政治氣候的驟變，此一驟變，快速、巨大而且直接衝擊到「中國大陸研究」領域，從此一時期來看，也有一些重大和直接影響。
第一，從反共國策轉大陸政策：在反共國策時期，「中國大陸研究」具有三大色彩。一是獨佔性：中國大陸研究不是任意參與的研究領域，而是選擇性參與，除了參與的機會之外，資料更是獨佔性很強的學科。雖然在八○年代開放了幾個口岸可以前往閱讀，然而並不普遍；二是官方性：這是意味著在這一時期有關中國大陸的研究受到一定的主流論述的規範，主流論述以外的題目和論點是很難有出版和發表的空間；三是神秘性：由反共國策被賦予強烈的軍事色彩，因此類似的研究工作也自然必須以情治單位為後盾，才能有資料，有設備，所以凡是研究者都被賦予情治人員的色彩。等到轉型為大陸政策之後，自然在性質不再有神秘性和獨佔性，而開始是來自官方性的衰退，不再成為主導力量之一。因為大陸政策是大眾公共政治之一，只是屬於高政治議題性質的公共政策，因此各行各業的知識菁英參與討論就是一種必然的趨勢，既然可以討論，當然原來的獨佔性、神秘性也必然隨之消失。獨佔性和神秘性的消失，自然就是自由、多元化研究的開始，這是大陸政策與反共國策的最大不同之處。
第二，中國大陸研究出現典範之轉移：自從政府開放兩岸交流之後，引出兩種現象，一是台灣內部對大陸認知的需要，一是台灣外部對大陸認知的需要。就內部而言，包括民間和政府在與大陸隔絕近四十年之後，重新恢復接觸和交流，當然需要重新認識與瞭解中共，以便在交流中對對方的訊息能有正確的判讀，特別政府在民間先行的逼近之下，陸續開放更多可以赴大陸的自由，這意味著台灣去大陸的需要越來越大，需要的增加，代表市場的擴大，中國大陸研究又就從原先大家不願碰觸、學習的學科，一下成為顯學，再加上九○年代兩岸在外交上、國際上的鬥爭，因此在外部問題上也需要瞭解中共的戰略、策略、談判作為等。
綜合以上兩個方面，自然需要客觀的中國大陸的研究，不過此時的研究在取向都是為了兩岸交流或兩岸鬥爭，這與八○年代未開放交流之前不同。交流之前的取向是為了反制中共的統戰「陰謀」，強化國人反共的認識，換言之，八○年代末到九○年代，台灣的中國大陸研究漸漸出現了典範式的轉移，此其一。其二是兩岸之間原本不證自明基礎出現鬆動，最終遭到推翻，兩岸之所以為兩岸，正是因為是「一個中國原則，尚未統一」的現況所造成，這一點在過去蔣家時代是十分明確，因為兩岸才有可能長期拖延。到李登輝時代就希望破壞此一基礎，最終提出「兩國論」，在此一過程中，使得兩岸鬥爭越來越尖銳，兩岸關係也時好時壞，而長期陷入不安和危險的狀態，影響了中國大陸研究趨向的學術化，變得十分政策取向的學科。
第三，島內的不斷鬥爭，統獨不和，省籍原罪等問題：每次選舉無論任何，總有政客挑起這種無法改變的話題，特別是李登輝在 1994 年與日本司馬遼太郎的講話中，把國民黨政府對台灣的統治視為與日本、滿清、明鄭、荷蘭對台灣的統治，一體視為外來政權之後，國民黨對台灣的統治權一下子從合法變成非法，至少是心理上、社會面的非法，於是連帶當時隨著國民政府來台的大陸各省市的民眾（即外省人）也都是非法入境，從此外省人在心理上就背負了原罪，這種類似大陸「文革」的血統論式論述，雖無政治上的合法性，卻在台灣自有其社會的正當性。在此情況下，驅使台灣的「中國大陸研究」進入另一種意識型態的鬥爭，而且不祇是在中國大陸的研究課題上，特別是兩岸關係研究的課題，統獨、省籍，如同血統一樣，形成以血統來決定其研究的學術價值，而類似的現象其影響是無形的，也是無所不在的，而且逐漸地使台灣的「中國大陸研究」的後設論述發生改變。
其一是過去研究者的假設是「我們是中國人」，現在必須也只能假設自己是「台灣人」；作為中國人的假設，我們批評中共的錯誤，作為台灣人的假設，我們批評中國的罪惡。其二是過去研究者的假設是中國應該是我們的，所以我們與中共之間是中國往何處去的「路線之爭」；現在的假設是「國與國」的關係，因此研究的重點是為台灣服務，而不是為中國找出路。其三是過去我們的假設是「抗戰勝利，國共內戰，國家分裂」作為認識台灣的起點，所以紀念七七抗戰，慶祝台灣光復；現在的假設，同盟國戰勝，國民黨殖民台灣，造成「二二八悲劇」為認識台灣的起點，所以光復不再慶祝，二二八成為紀念。
這三種假設成為台灣研究「中國大陸」三種全新的假設，加上台灣在九○年代在內政上的民主化和本土化，就很容易產生在「中國大陸研究」上的偏見。在上述的背景下，我們一方面覺察了九○年代在中國大陸研究上勃勃生機，另一方面也覺察到九○年代台灣在研究中國大陸議題的分歧和偏見。
在內部情況來看：
1. 對象：中國大陸
2. 範圍：全方為的中國大陸研究，同時涉及國際局勢、亞洲局勢的相關變化。
3. 方法：西方社會科學理論，田野調查訪問或問卷等經驗性研究方法之使用。
4. 性質：學術研究為主，研判也逐漸學術化。
5. 學群：以有完整學歷的學者為班底，新的智庫紛紛成立，學術梯隊更形完整。
6. 研究目的：為新政治價值服務。
7. 研究機構：政府機構：國家安全局、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蒙藏委員會、法務部調查局、立法院法制局；軍事機構：國防部軍事情報局、政治作戰學校敵情系、情報參謀次長室、國防大學；黨務機構：國民黨大陸工作會、民進黨中國事務部、親民黨政策研究中心；學術單位團體：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中山大學大陸研究所、東華大學大陸研究所、淡江大學大陸研究所、中國文化大學大陸研究所、輔仁大學中國社會文化研究中心、中國大陸問題研究所、中共研究雜誌社、共黨問題研究中心；媒體單位：中央通訊社、中國時報社、聯合報社民間智庫：中華經濟戰略與國際研究所、台灣綜合戰略與國際研究所、台灣經濟戰略與國際研究所、遠景基金會、中華歐亞學會、中國大陸研究學會、蒙藏文化中心、國家政策研究院、高等政策研究中心
從外部條件來看，在這一時期也有巨大的變化。
就社會條件：此一時期不但戒嚴令已除，到 1991 年連動員戡亂也終止，而且兩岸交流往來人次已達千萬人次之多，是以社會需要與政府需要均大量增加，使得研究工作大大擴充，人才需求有增無減，特別是民間學術單位和民間智庫的興起，這一方面是兩岸交流的必然結果，一方面也是在台灣政府機關礙於法令、制度、經費種種限制，對敏感而長期性的戰略性質問題無暇顧及，因此也紛紛籌資籌力相關的民間智庫單位，以應需要。另外兩岸的經貿往來也促使在此一時期的社會條件更加成熟。
就資料條件：在此一時期一方面是社會形勢所逼，原來的資料保密已失去意義，特別是學者已經可以方便進出大陸，公開攜帶雜誌、圖書、報章等第一手資料回台，加以近一二年網際網路的使用，另外在學術交流的需要下，幾乎各大學均大量進口大陸的印刷出版品，也都是公開陳列，以供師生參考。大陸的公開出版在台灣也有多處公開販售。除了上述的情況之下，在此一時期也適逢政府解除黨禁、黨報，因此大部分的報紙都設有大陸消息或兩岸三地專欄，電視台、廣播電台也都有專門的節目，而且民眾透過有線電視、衛星頻道就直接可以接收大陸中央第四台的節目。所以此一時期也不是資料保密的問題，而是資料氾濫的問題，這也為此一時期的研究工作創造了十分成熟的條件。
就出版條件：在此一時期從廣義的出版來理解，我們可以發現出版品大量增加是十分明顯的現象，更重要的是學術性研討會不但已經到了每週都有，而且平均恐怕還在二、三次以上，換言之，全台灣每年有一百到一百五十的相關學術研討會，而關心的課題也出現愈來愈細，愈來愈寬的現象，特別是參與討論的學者也從台灣學者、外國學者擴大為大陸學者的共同參與。在近幾年邀請大陸學者的參與也已經蔚為風氣，形成潮流，可惜在此問題中共政權顧慮太多，配合的意願不強也不主動，因此學術交流尚不能像兩岸經貿一樣頻繁往來，不過無論如何此一時期的發表、出版的限制可以說是少之又少。
就批判系統：由於學術研討會的增加，毫無疑問的相互批判的量也自然有所增加，不過由於客觀環境的變遷，在研討會上很容易流於相互包庇，或黨同伐異的現象，從而使得批判流於空言，且不獨學術討論有此趨勢，其實在各行各業中也到處充滿此一偏見，如大學新進教師的聘任，原教師的晉升。研究機構亦是如此，以省籍劃線，以統獨劃別，以致於受批判者，不祇以學術問題，也歸究其立場問題。從此一意義來看，批判系統則尚未建立，不過此一現象發生在兩岸關係研究比較嚴重。在「中國大陸研究」領域則出現些許不同的情況，例如中國大陸國企改革、科技、氣象、農技，或是大陸的地方政府等。學術專業性強，不是一般性政治議題的情況下，批判的工作就相對地學術水準也較高，但是在政治、經濟、社會等意識型態比較強烈影響的議題上，其批判仍受政治立場、統獨傾向的影響，學術的批判比較少。
綜合而言，我們以為在此一時期台灣「中國大陸研究」學術研究工作有著相當的變化，特別是以下的四個方面：
第一，朝野對中國大陸研究的重視程度大大不同往昔：相對於八○年代以前，我們以為更精確的描述是敵情研判為主，而以教育、宣傳為輔。七○年代以後，也只有利用學術研究為敵情研判服務。八○年代才開始建立學術研究的基礎，而九○年代前台灣的「中國大陸研究」已經可以說是具備了學術自主的條件，「中國大陸研究」在台灣學術化的取向也開始被認同，而敵情研判則蛻變為專門為政府服務的研究工作而已。
第二，民間中國大陸研究的興起：在八○年代民間的中國大陸研究已經萌芽，但是畢竟未能鼓動風潮，形成趨勢。到了九○年代，特別是九○年代下半期，民間的智庫單位、研究機構已經蔚為風氣，不論在作品數量，召開會議以及研究成果上均出現與官方機構幾乎可以等量齊觀的水準，特別是有民間企業單位、反對黨以及宗教團體所支持的研究單位，更是注意效率，重視產能，可以濟政府單位的不足。
第三，出版品大量增加：與八○年代相較，在九○年代中國大陸研究的出版品除了在數量上有明顯的增加趨勢之外，在內容上也有相當的區別，八○年代及其以前的出版品必定也必須是批判性的、反共性的作品，才有出版的可能，至於原始文件彙編只能是政府機構才能出版，私人出版文獻彙編是不允許的，15而且不論何種出版絕大部分是由官方的出版社主導。九○年代之後，作品的內容則豐富的多，而且官、民出版均有，特別是主要出版商，如五南、桂冠等，尚願意出版較冷門的作品，充分表現台灣出版社會的活力。
第四，中國大陸研究學族體系逐步建立：一門學科之建立與發展除了朝野重視，民間參與，梯隊健全，出版活躍之外，學科自身也必須充滿活力和發展的可能性，「中國大陸研究」在台灣從早期一門「中國大陸研究概論」，到了九○年代中期之後，就開始衍生出「兩岸關係概論」課程，其後在大學中不同的科學有著不同的中國大陸之事的需求，因此在許多大學中就開始有大陸經濟、大陸法律、兩岸經貿、兩岸法律比較、兩岸教育比較、中共教育概論、中共外交、中共政府與組織等相關的專業課程越來越多，且隨著兩岸加入 WTO，互動更形密切之後，相信還有更多的相關專業課程也將設立，極有可能逐漸形成一門學族體系完備的學科。這也是九○年代的中國大陸研究學術自主化之後必然出現的趨勢。
當然在上述的變化之中，也蘊含相當問題：
第一，在研究方法上：九○年代的中國大陸研究十分重視研究方法的運用，研究方法本身是一種很好的學術訓練，因此，從研究方法訓練入手培養學圈新的參與是毫無疑義。然而所有的方法多以西方社會科學的學術研究為範本，其結果常常失去台灣與大陸之間同文同種的優勢，特別是量化的研究方法就很難彰顯我們對中共文件方面特有的本質掌握，是以除了量化的研究方法之外，質化的研究應該也值得我們努力提倡，近些年台灣的部份學者開始倡議到大陸作訪問，作田野調查，就應該多用質化的研究途徑，以便積累我們對中國大陸研究成果。在理論解釋上也同樣是借用西方學者的理論，如派系理論，決策理論，現代化理論，比較共黨理論，比較欠缺從中共自己的作為在不同地區、不同時代的相似事件中去歸納出若干假設，來發展對中共行為的理解。近幾年外國學者已經在研究中共的談判行為作了一些努力，也有了一定的成果，而我方的學者類似的努力則比較少，事實上中國大陸研究是在社會科學研究方面最有可能使我們擺脫學術殖民化的突破口，而且在五○、六○年代我們的研判他們也就是依賴自己的優勢而得以立足於國際的中國研究之林的。
第二，在研究取向上：承繼太多的「舊包袱」，如在內容上仍然出現很嚴重的傾斜，只見中共的中央、北京、政治、經濟、軍事等面向，對其他方面的研究則數量少，質量更差，因此台灣的學者多半能談大問題、宏觀的問題，對小問題或是問題的精細的部份，則所知有限。而大問題的資料重疊性，雷同性高，大家的見解除了立場的差異之外，彼此的互補性有限，這一點在中國大陸研究了二、三十年之後，仍然只在大問題上徘徊，這是很不足取。在研究的機構上，仍然是一種沒有機構研究特色，政府也無意以資源配置的方式來促進學術研究的分工與整合，而各單位之間的橫向交流有限，彼此聯絡有限，對彼此之間的研究課題、研究方向，所知也有限，單位之間的資料也沒有共享互通的習慣，因此各個機構之間的重複、雷同性很高，形成領域乏人問津。中共的宣傳、新聞、中共的少數民族與宗教、中共當代的哲學思想、中共的教育與文化、中共地方政府等，研究者均為個別學者的努力，甚至不易找到討論和交流的對手。有些領域人滿為患，如中共政治、中共戰略等，而在這些領域又是良莠不齊。在研究功能上仍是政策研究與學術研究不分，而形成十分嚴重的互相穿插、糾纏，結果政策研究失去學術研究的支持，不可能有長遠的政策規劃，學術研究因政策研究的干擾而無法積累研究的成果，因此政策學術化報告只是有其表面的形式，學術政策化，報告內容淺顯，我們看看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近年來委託研究的結論報告，就十分清楚其中即使將政策刪除而能出版作品仍然有限。
第三，對共黨理論的研究並不受重視：九○年代初正值共黨在東歐和蘇聯垮臺、瓦解之際，因此西方政治領袖和學者難免不表現躊躇滿志，認為已經完全將共產主義埋進歷史的灰燼之中，因此在台灣的大陸研究所開始越來越不重視共黨理論和思想的課程，從而也使得新訓練學者多半是從西方的思維觀點和西方的學術理論來解釋和觀察中國大陸的行為與現象，其結果就很難準確的理解中共行為的合理性，例如在討論兩岸關係中，我們會認定中共的「一黨專政」是錯誤的，是不合時代潮流的，但是我們很少去關心，去理解社會主義的政治哲學和政治原理；我們在討論民主的問題上也以自己的民主模式要求對方，對方不作就是對方不民主，然而民主的價值是一回事，民主的模式又是一回事，我們可以鼓勵中共實踐民主的原則，但是沒有理由把我們模式標準化。再如與台灣相關的中共統一政策－「一國兩制」，也同樣只是從台灣的觀點去批評，很少能從中共的觀點去反省，事實上，馬列主義的研究是理解中共行為，也是深化「中國大陸研究」十分重要的方法之一，另一方法為強化中國文化的研究，如果台灣在中國大陸研究放棄此一途徑，完全依靠西方的研究方法、途徑和理解，則我們以為在國際中國大陸研究領域上，我們必將出現衰退和落後。因此台灣的中國大陸研究必須覺悟到，在西方國家他們研究中國大陸，可以不必瞭解馬列主義，因為對他們只是地區研究的文化比較或經濟利益的興趣而已，對中華民國則是攸關國家的存亡和人民生活方式、政治制度變遷的重要課題，我們研究不能只是瞭解，而必須理解，才能有效與中國大陸交流，透過理解來主導形勢的發展。
四、 反省代結論
綜觀台灣的「中國大陸研究」近五十年的發展，我們可以發現從研判到研究的漫長的歷程，其中不乏可喜的變化，但是仍然存在不少的問題，而主要的特點是近十年來我們的外部研究條件有所改善，特別是研究的物質條件、資料條件以及外在客觀的研究條件，均出現今非昔比的變化，同時在台灣的學術圈中，大家的認知上也有相當的變化。按理而論，此種變化必然應該有利「中國大陸研究」學科的建立，然而其結果未臻理想，個人以有三點是特別值得我們反省：
其一是「中國」乙詞在近十年來在台灣社會的感受上已經從前四十年的正面語詞轉為負面語詞。在八○年末兩岸關係開始交流之後，大陸對台灣的影響必定是持續增加，而政府當局為了不使台灣受到大陸的羈綁和影響，幾乎是有計畫地轉變台灣人民心中的中國形象，透過民粹化來帶動本土化，又技巧地利用了千島湖事件和九六年危機、兩岸的外交鬥爭等課題，巧妙地將反共時代的中共的印象移植到中國身上；對已經開放而無法禁止的兩岸交流，則在政策上從不斷的警告，不斷的阻止，甚至不惜祭出台灣民族主義，以阻止或減緩兩岸的互動。所以八八年前就煞有其事地警告不可有「浪漫幢幜」，到九六年突然提出「戒急用忍」的政策，直接粗暴地以政治阻止兩岸的經貿往來。「中國」在台灣人民的心中就是打壓、欺侮台灣，落後、野蠻、僵化、不民主、不衛生、不進步成為同義詞，必須同意這樣的判斷，才是愛台灣，否則就是「賣台」「台奸」，這一點在台灣的選舉中是被運用為打擊對手的利器，之所以有效，就是在此一背景之下所產生的，當台灣的中國大陸研究者心中不自覺或自覺地以仇恨為立場、為基礎，則我們研究的中國大陸恐怕是很難沒有盲點，沒有偏見，這些盲點和偏見又回過來讓我們在閱讀中共的資訊時，只注意到我們需要的證據，來強化自己的信心，交互的作用使我們的研究越來越有偏差，然而在沒有獨立的、批判的監督之下，台灣的「中國大陸研究」就淪入反華和不反華的意識型態之間的鬥爭，而無法進行相對主觀的討論。
其二是學科建立必須有自己的問題意識，自己的研究途徑，才能真正為自己的社會服務，解決我們自己的問題。「中國大陸研究」在過去我們有自己的問題，那就是「中國何處去」，在此一問題意識下，我們的匪情專家，以自己的獨特經驗來理解中共的行為，說明中共的政策，預測中共的走向，不論成果如何，總是關心著自己的問題意識，因此他們有了自己的積累。然而由於沒有能總結自己的方法，而且在相當程度上是為政治服務，因而未能建立成一門學科。九○年代之後，由於台灣內部一連串急就章似的政策改變，所以國家失去方向，人民失去目標，因此出現認同危機；「中國大陸研究」也因為政治上的矛盾，造成方向感的危機，於是失去了自己的問題意識，我們已經不關心中國何處去，我們不知道我們為何要研究中國大陸，是為了認識敵人嗎？不是，因為我們大陸政策的判定根本不需要對大陸的理解，我們大陸政策的目的只是為了使人民更仇視中國，更疏離中國，不是更了解中國，結果我們就只能搭載美國的便車喊喊「大陸民主化」，抱持一種輕視和敵對的態度，而不是一種參與和建設。於是中國大陸研究成為無問題的研究和無研究的問題，表面上看十分重要，事實上，不論是國家的資源分配到社會的整體氣氛，中國大陸研究都是備而不用，無需專家，無需學者，人人得而議論，結果中國大陸研究就越來越流於世俗化、庸俗化。在此情況下，我們的中國大陸學者也不願意利用自己與中國同文同種的長處，從目前的研究發展來看，似乎只是為西方學者的理論或假設作求證，因此所積累的是西方的「中國學」，而台灣在中國大陸研究，並沒有真正的建樹，既沒有自己的觀點，也沒有自己的創見，是以目前台灣的「中國大陸研究」就形成在研判上比不過「匪情專家」，在研究上比不上「中國通」的窘境，因此台灣的「中國大陸研究」必須先有「問題意識」的反省，才能解構目前被殖民化的困境，重構屬於台灣的發展方向。
其三是方法上的反省。「匪情專家」的前輩，他們慣用的研究方法雖然帶有了強烈為政治服務的色彩，不過那種獨特的經驗途徑的研判，仍見其功力所在。目前台灣的中國大陸研究學界必須將「匪情研究」前輩們研判大陸形勢的特點加以概念化、通則化，選擇性地結合當代的相關理解，以便與當代開始受到重視的「質化研究」的理論和方法進行對話，才能逐漸整理出一套綜合匪情專家和當代研究方法的研究途徑，走出自己的路子，彰顯自己的研究特色，為自己的研究作積累，這才能將目前只是扮演中共資料與西方研究理論與途徑的加工中心的角色，轉變為中國研究真正的研發中心，從而與西方的「中國通」平等對話，重塑我們在國際上中國大陸研究界的重要地位。
＜台灣「中國大陸研究」之回顧與前瞻＞論文審查意見 (一)
1. 本文其實是在處理一個很重要的知識社會學的問題。而且作者採取的是一種比較歷史回顧的方法，應該說具有一定程度的價值。誠然作者本身也是有很清楚的價值立場，但是無論吾人是否同意作者的價值，但是作為在台灣內部對此問題的一種對話，此類文章是值得鼓勵的。
2. 如果說作為一種知識社會學的探討，本文似乎還可以再深入一些。譬如可以從將「中國研究」作為一種知識活動來看，其與整個政治社會大的背景的關係，可以做一種知識社會學的反省與批判。此種價值的批判或反省可能有必要跳脫出台灣國內政治的架構來看，譬如可能逃脫不了冷戰和後冷戰這樣的知識背景。因為當初台灣或說中華民國的「中國研究」或說「匪情專家」的傳統，之所以有其獨到之處，是與「人」的因素密不可分的。也就是說，許多匪情專家之所以有其獨到見解，甚至有的時候其「研判」有美國人都不及之處，是與其出身背景有相當的關係，包括他們對大陸高層人事相當熟稔有關。一方面，像這樣的背景是不可能再重複出現的，所以作者在最後第 20 頁之處所謂在研判上比不過匪情專家一語，是沒有太大意義的。但更重要的事，實際上晚近台灣的「中國研究」作為一種知識活動，其目標也已改變。過去的匪情專家的「中國研究」若是說作為一種知識，其目的是在服務政治需要，而且比較是情報或作者所謂「研判」的需求，這是為何許多台灣研判大陸研究學者與情治機關關係深厚的背景，但晚近的中國研究最為一種知識活動，其目的恐怕已經有所改變，所以這種比較不具太大意義。這背後的問題反而是，台灣晚近從事「中國研究」的學者，其研究內容與其背後的價值關懷究竟存在著何種互動關係？其知識的社會意涵為何？知識的社會目的為何？在此方面本文的探討似乎較為不足。在這個面向上，本文的缺點在於較集中於「本土化」或「兩岸關係」作為一種知識的社會背景，而較忽略其他的因素。
3. 本文最大的問題在於對於晚近台灣許多研究大陸的文獻掌握非常不足。因此作為一種歷史的回顧，頗為遺憾。晚近的中國大陸研究，其實最重要的一個特色是愈來愈多的研究，尤其是年輕學者的研究，是奠立於在大陸的田野調查或訪談之上。學門上也愈來愈廣泛，除了政治學外，有社會學、人類學、經濟學等等不同學門，甚至在政治學之中，關心的題目也愈來愈多元，包括對中國大陸之國際關係、兩岸(政治經濟)關係、國內高層政治、政治改革、經濟與政治之關係、基層選舉、政治行為、國家社會關係、政府與企業關係、中央地方關係或政府間關係、農村政治等等不同的課題，每個課題背後都有不同的問題意識，有的問題其實也與意識型態或馬列主義的背景沒有太大關係。這些植基於經驗研究的結果，其與國際上中國研究的成果之間有何對話，對於台灣理解中國大陸有何影響，其實都是應該在本文探討的問題。
4. 本文還有一可惜之處，就是沒有採取一種比較的觀點。作者曾提到台灣的「中國研究」欠缺自己的反省與視角，其實在此問題上，作者也可以再深入些。如果將美國的中國研究的路徑或成就做一個簡單的回溯(美國已經有此方面的文獻，可直接引述)，然後再將我國的中國大陸研究目前的發展與成就做一比較，可能有助於我們反省。此外，關於研究方法與研究概念許多是舶來品問題，這牽涉到方法和概念本身與文化的關係，是很複雜的科學哲學或科學方法論的問題，在某些問題上，從某些科學哲學的角度出發，根本不存在舶來品問題，此其一。其次，就算是舶來品，關鍵是它們對於我們的知識是否起這「有用」的工具性作用。如果在本土的「匪情研究」傳統下沒有一套有系統的知識架構，幫助後進進行研究，那麼借用外國的工具可以更有效地增進吾人對中國大陸的理解，這也沒什麼不好。第三、還牽涉到拋開什麼文化因素，說到基本面，還有「誰的研究做得比較紮實」的這類非常基本面的問題。在外國的中國研究傳統中，不可否認地其紮實程度往往要讓我們汗顏。最後，在比較之下，我們也才可以發現外國人的研究盲點為何，以及我們自己的潛在長處為何，如此才有利於我們找到自己未來的研究方向。
5. 本文另外一個可以深化的方向，是在方法論上進行一種較深入的探討。本文提到可以加強質化研究的問題，其實這正是美國人或外國人有可能較弱的部分。作者可以從此處著眼，探討我們台灣學者作為能操中文作為母語的研究者，如何能有更好的研究結果。另外，相反的，外國學者在大陸有時反而較台灣學者具有更優越的研究條件。由於兩岸關係的僵局，台灣學者往往反而在大陸的研究計劃必較不能由正式的研究管道辦成，這就相當程度地增加了台灣學者中國研究的研究成本，進而對我們研究成果形成了某種先天的限制。為了克服此困難，台灣學者往往會通過非正式管道的運作進入中國大陸研究，這是否也是台灣學者進行中國研究的一個特殊之處，其對於我方「中國研究」的傳統有何影響？這是否也可以從研究方法的角度來探討。
論文審查意見 (二)
1. 作者對台灣的「中國大陸研究」做出反省，相當有意義。
2. 八○年代之前台灣的「中國大陸研究」，作者認為有自己的特色；不過，換另一個角度看，是非常個人化；個人化的涉中（共）經驗，當然會隨時間流轉和空間的阻隔，而失去其效用和說服力；因此，新一代研究者無法像老一輩那樣做研究，必須向西方學習。
3. 八十年代前的台灣「中國大陸研究」，雖相當程度奠立在個人經驗上，但支撐這些經驗的骨架，仍然是歷史研究、集權分析和派系分析，其實這與西方在八十年代前的研究脈動並無太大差別。
4. 九十年代以後，西方「後制度主義」研究，強調研究者必須深入研究對象或領域成為局內人，這也是在強調建立研究者的主體性，因此，在方法論層次上，是否有所謂東西方或台灣和非台灣的區別是可以討論的。
5. 此文頗具創意和用心，以上諸點謹供作者參考。
作者的回應
本文提出之後，前後有五位學者提供了寶貴的意見，對於本文許多不足之處提出深刻的檢討，身為作者，對評論人或審查人的任何建議，不論個人是否接受，都是深表感激。不過，就像任何一篇論文一樣，作者都有其「強辯」的權利，所以也請允許個人提出若干的回應。
第一，個人進「中國大陸研究」的領域是在 1972 年，因此可以說是跨越了台灣「中國大陸研究」的三個時期，所以這一篇論文的寫作立場有相當的程度是一種自我的反省和批判，這是一種明示的主觀立場與客觀歷程的對話。為了使此一主客互動的反省立場不致於在不自覺的情境之下過分的主觀和經驗化，因此我們試圖從「學科」建立的角度來進行這樣的反省，而有兩位學者（一位是評論人，一位是審查人）則是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來解讀，結果形成作者與批評者之間對文章不同的認知上的落差。從「學科」的角度來看，一門學科建立有其內外的各種條件，本文主要是依此思路來審視「中國大陸研究」在台灣的變遷歷程，而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的觀察，然而竟然有兩位批評人都有相同的讀者反應，可能在文章的論述過程也有若干的誤導之處，是值得作者個人審慎檢討的。
第二，在所有評論中有三位都提到應該增加效果的評量，或列舉每一時期的代表學者和代表作品，對於這一方面的評論，個人有兩點回應：一是學者寫作論文常用的藉口「時間不夠」，個人也引用此藉口，因為以一篇論文的規模意圖週延地涵蓋五十年歷程的發展，而且還要去列舉代表學者與代表作品，這實在是寫一本著作的辦法，而不是寫論文的辦法，因為當我們去抽選時代的代表作品時，必要涉及另二個標準的建立，這就不是一篇論所能涵蓋的內容，除非我們在討論的一開始就是以此為論述的取向。二是「中國大陸研究」是「地區研究」的範疇，它的範圍涉及了政治、經濟、社會、軍事、文化、教育、歷史、國際關係等各個領域，事實上筆者的所知有限，亦很難在每個領域中均有把握尋找出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如果勉強為之，必然是使得本論文在主客互動的方法基礎上，呈現更多的成見和偏見。所以代表性學者和代表性作品的抽選在事實上是有困難的，至於學科的效能與功能之彰顯，事實上也不在於選擇性地挑選作品的方式來加以表達，而在學科建立的過程成果反而更容易得出結果。換言之，如果「中國大陸研究」在台灣、在其他國家仍不為社會學科研究學圈所認可，則自然也就無需著文討論其回顧與前瞻的問題。
第三，有某位評審者其評論意見令人頗為費解，例如該評論意見中“2＂意為「過去的研判和晚近『中國研究』，其目標也已改變，所以這種比較不具太大意義」，此一評論本人並不同意，不過個人可以尊重，問題在該評論意見“4＂又云「可以和美國『中國研究』做一比較」，則是評論自身的邏輯矛盾，按評論者的邏輯「目標不同不能比較」，則如何證明台灣的中國研究和美國中國研究的目標是相同呢？又如評論“3＂稱「晚近中國大陸研究，其實最重要的一個特色是愈來愈多的研究……愈來愈廣泛……等」，個人十分奇怪，事實上在原論文之 17 頁第四、中國大陸研究學族體系逐步建立，就提及此一學科在九○年的發展中「充滿活力和發展的可能性是大陸學術自主化之後必然出現的趨勢」。個人相信任何讀了類似的描述，都可以理解到中國大陸研究的晚近多元化的現象。
其如評論意見“4＂的後半段大肆評論文所謂研究方法的問題，評論者假設了論文是排斥西方科學的研究，個人以為這是一種閱讀上嚴重的誤解，事實上在送審論文頁 18，明明白白說到「九○年代的中國大陸研究十分重視研究方法的運用，研究方法本身是一種很好的學術訓練，因此，從研究方法訓練入手培養學圈新的參與是毫無疑義」。個人提出中國大陸研究中不可放棄「質化研究」，而「質化研究」不也正是西方的研究方法嗎？作者所關心的是台灣不應該失去自己的優勢，而太過偏重量化的研究，這一點和評審人的意見是一致，事實上個人還認為縱使用量化研究，也應該將大陸研究作為提高為我國社會科學界擺脫「學術殖民化」的突破口，此一論述的背後預設正是巴柏的否證論，亦即評論人所提的科學哲學中的大師。評論人這種片面閱讀後的評論，令人頗為遺憾。
基於上述的理由，個人在修改論文時，並未採納評論人的意見。當然個人也願意再與評論人對話和討論此一問題的可能性，畢竟學術的成長是建立在相互的良性批判。當然所有的文責仍有自己負責。
第四，這樣的一篇文章其目的在於建立此一學科批判的可能性，主要是討論一門夾在地區研究與對敵研究之間的學科，如何能擺脫「對敵」的政治約束和意識約束，從而建立起批判研究的習慣，以便在下一個階段的中國大陸研究中可汰劣存優，積累成果，樹立台灣的優勢和台灣的觀點，才是本文在回顧中企圖建立的前瞻。最後本人還衷心感謝多位同行不辭辛苦地讀完拙文，而且願意提出他們的看法，從他們的努力，我們看到了中國大陸研究學科發展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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