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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02-25 22:50:26| 人氣241| 回應1 | 上一篇 | 下一篇

左與右:一位自由主義者對新左派反戰觀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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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美國的一個會上遇見過這位茉莉;她現在僑居瑞典,是中國民運界的一位熱心人士,或者說參與者吧!

中國大陸的新左派,常常比大陸政府還要左得多,因此他們才是左----而中共政府是重商、重發展的,因此(至少在工具意義上)是親美的。何況中國的政治社會有很多地方不如人意。如果在美國的此場戰爭上,也去拋頭露面,豈不是討美國的罵嗎?

自由主義者則情感上也親美----因此在美國對伊拉克的反戰態度上,顯得比較被動。結果新左派好像一時站在了世界的正義行列。不過他們中的一些人,正如同茉莉所批評的,其實是嗜血的怪獸。

台灣這邊,政府一貫是親美的,或者是投機主義者,對於美國的戰爭,當然也很猶豫。我們這兒沒有中共的包袱、自由主義者的猶豫,相反的,政府對美國鷹派熱烈擁護,民間則對國際政治冷漠疏離,因此也不反戰。

習慣於被國際孤立,也對國際事務更為疏離,台灣在這個節骨眼,顯示出的結構性邊緣位置,令人感到一絲悲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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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元專欄】茉莉:《反戰聲明》發起人對臺灣喊打喊殺
--韓德強教授的“聖戰”觀
作者﹕茉莉

(http://www.epochtimes.com)
【大紀元2月24日訊】上個周末我寫了一篇題爲《中國新左派是一個怪胎---我看滑稽的反戰聲明》的文章,談到那份由四位中國學者向美國大使館遞交的反戰聲明既“虛僞”又“滑稽”。此文在國內外網站上引起了一些反響。不少人表示贊同我的觀點,但新左派方面的網友指責本人說:“茉莉對國內情況不瞭解”、對新左派的“判斷完全錯誤”。

茉莉因此趕快虛心補課,拜互聯網無國界之賜,補課不是太困難的事情。不去瞭解這些新左人士還不打緊,一瞭解令我驚愕萬分,例如,這次領銜主演反戰的“中國和平人士”韓德強先生--北京航空航太大學副教授,居然是一個貨真價實的“聖戰分子”,他不但支援穆斯林恐怖分子的“聖戰”,刻意煽動反美情緒,而且一再叫嚷、極力慫恿中國政府使用武力攻打臺灣。

這個令人齒冷的事實,恐怕要使一些真誠盼望和平的簽名者傷心了。但事實就是事實,不管人們願意不願意正視它。

韓德強先生支援阿拉伯恐怖分子“聖戰”的言論,可見于這位教授的大作《誰是撞毀世貿大樓的真正元兇?》911事件時,韓先生本人正在紐約,目睹了這場慘劇,但他對無辜受難者毫無同情之心,只是一個勁地稱讚這場針對平民目標的“聖戰”。他說:“這種戰爭在美國人看來是恐怖主義戰爭,在發動者看來卻是富於自我犧牲精神的高度理想主義的正義戰爭。還記得鐵道遊擊隊裏的插曲嗎?‘我們爬飛車那個搞機槍,闖火車那個炸橋梁,就象剛刀插入敵胸膛,打得鬼子魂飛膽喪。’”

爲什么令全世界善良人們悲傷的911事件,卻使中國的韓教授禁不住快樂地歌唱?在文章中,這位教授訴苦說:美國人寬敞的大房子,“足以讓住了近十年筒子樓的我稱羨不已”。既然那么寬敞的大房子韓教授住不上,因此“聖戰”就具有絕對的正義性,“在力量對比懸殊的情況下,這種聖戰只能是超限戰,只能是自殺性攻擊戰,只能是不分時間、地點、場合和攻擊手段的特種戰爭。”作爲一位反美學者,他的研究結論是幸災樂禍的:美國人“引以自豪的汽車和大房子正是這一事件(911事件)的真正元兇”。

熱衷於鼓吹“超限戰”的韓教授,不但希望阿拉伯恐怖分子再接再勵,把富裕的美國佬打得“魂飛膽喪”,還經常“指點”中國政府,一定要儘快用武力收復臺灣。在《軟弱能消除中美兩國關係緊張嗎?》一文中,教授諫言說:“中國外交部應該鄭重警告美國,如果美國不解釋清楚派出偵察機的動機,如果美國不全面賠償中方的一切損失,如果美國不承諾今後停止此類敵對行動,中國將召回駐美大使,中國將抛售所購的美國國債,中國將斷絕與美國的經貿往來。中國還將保留如下選擇,斷絕中美邦交,立即武力收復臺灣,團結美國以外的一切國家聯合反抗美國的霸權主義。”

在《美國是怎樣製造和支援兩國論的?》一文裏,韓教授攻打臺灣的意志更爲堅定,他強烈要求中國人“認清美國本質,武力攻取臺灣”。根據他對歷史的回顧、對現實的英明考察,他認爲攻打臺灣的時機不能再拖延了:“到了今天這個地步,除了對台動武,已經別無解決台獨問題的良方。而且既然要動,晚動不如早動,邊試探邊動不如謀定而動。”

也許因爲臺灣也有韓教授住不上的大房子,懷著深仇大恨的他因此顧不了兩岸同胞之情,要用鐵血手段,把同文同種的臺灣人也當做美國佬,打得他們“魂飛膽喪”才解恨。也許我這樣理解,太低估了韓教授的政治覺悟,實際上,韓教授進攻臺灣的積極性不但與房子有關,還來自他對於中囯共產黨的忠誠,正如他赤膽忠心表白的:“只要打贏這一仗(茉莉注:指台海戰爭),多年來美國欺辱中國的歷史就將徹底改寫,而中國人民就能重新團結凝聚在中囯共產黨周圍,---。”

但是韓教授熱愛的党似乎沒有重視他的忠心和殷殷勸告,台海戰事至今還沒有打響。於是,想要凝聚在共產黨周圍、比政府更具戰爭欲望的韓教授搖身一變,變成“中國和平運動”的領銜出鏡者。然而,西方和平人士的普世人道關懷,在這種“怪胎左派”那裏是半點也看不到的。“反戰”對於他們,不是目的,而是一個激憤的姿勢和亮相的手段,如上所述,他們並不反對戰爭,相反,他們唯恐專制者和恐怖分子不肯開戰。

這種人絕對不是天真,也不僅僅是媚俗,而是非常冷酷的極端國家主義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好戰分子。他們不但使西方左派羞於與之爲伍,而且玷污了和平運動的名聲。他們的民主人權觀念與和平理念,遠遠低於普通中國人的水平;而他們叫囂戰爭的窮兇極惡,又遠遠超出了我們容忍的限度。

記得不久前,中文論壇“海納百川”有網友做了一個“從美伊戰爭到台海戰爭----戰爭問卷調查”。調查的結果是,參加問卷的42位網友中,有38人表示在臺灣問題久拖不決時堅決反戰;有33人表示,即使在臺灣獨立的情況下依然反戰。反對台海戰爭的人比例出奇的高,令我們相信:中國有不少真正的人道主義者,不管臺灣是統是獨,他們堅決反對一場針對自己骨肉同胞的血腥戰爭。

善良的人們(包括真正的左派人士),你們小心啊,千萬不要因爲誰叫嚷“反戰”叫得厲害,就不問此人根由,承認他爲“和平主義者”。千萬小心一些極端國家獨裁分子披著“左派”的外衣,讓史達林主義借屍還魂。一旦這些人成功地介入政治話語,進入權力圈,我們海峽兩岸的中國人就要生靈塗炭了。好在不少中國人已經看穿了韓德強之流的把戲,正如一位網友指出的:“雖然狼也會高唱和平,但免不了要呲露狼牙。”阿彌陀佛!


◆我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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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長: 包淳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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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雪忠
中國需要負責任的政治改革?
2007-09-29
http://www.zaobao.com.sg/yl/tx070929_502.html
● 張雪忠(上海)
  日前,筆者在《聯合早報》讀到蔡逸儒先生“民主改革有其過程”一文。蔡先生在文章中認為,中國需要進行“負責任的政治改革”,而“西方的民主並非唯一的發展道路”。蔡先生也認同王賡武教授的觀點,即“中國的當地情況和其他國家非常不同,就算有什麼不足之處,不一定要根據西方國家的標準來改革。”

  筆者寫作本文意在與蔡先生商榷,並試圖論證“負責任的政治改革”不一定是一種有意義的政策建議,而是否實行西方式民主也並非中國政治改革的真問題。另外,筆者還將就中國政治改革應如何進行,提出自己的一般性看法。

  首先,“中國需要負責任的政治改革”的提法算不上是一項合格的政策建議。任何一項政策其本身必須是中性的,而不應包含對自身的褒義性評價。一項政策是否可取,只能根據政策實施後的結果來評價。例如,一國的中央銀行不管是決定提高還是降低利率,人們都無法從這些政策措施本身看出其是否可取,而只能根據其是否實現了諸如遏制通脹或緊縮之類的目標來判斷。

  “負責任的政治改革”包含了“負責任”這一肯定性的修飾語,因而只能是對一種政治改革的評價,而不是一項政策建議。人們本不應總是提出“需要採取好的辦法”之類的建議,但在中國這種提法卻非常普遍,如“多快好省”、“三個代表”、“和諧社會”、“制度創新”以及“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等等。

  在中國的政治改革問題上,“國情論”與“西化論”是兩種相互對立的觀點,且兩種觀點的贊成者似乎均無法說服對方。實際上,這一現象很容易解釋,因為人們不可能真正令人信服地證實這兩種觀點的任何一種,也不可能先驗性地確知,究竟是中國與西方國家的社會差異,決定前者無法建立與後者類似的制度;還是兩者作為人類社會的共性,決定前者可以這樣做。

  其實在中國,國情論與西化論的論辯,已經淪為無助於理性提升的意識形態之爭。人們似乎更應該把中國的政治改革,看成一個不斷解決與政治有關的現實問題的過程。為了解決中國的各種社會問題,人們有兩個選擇,要麼冥想出一種全新的政治制度,要麼看看已經解決這些問題的國家是如何成功的。

“西化論”將在實踐上取得勝利

  學習他人的成功經驗,不管是對個人還是國家,都是改善自身境況最基本的途徑。筆者不想在此討論是中國應該借鑒西方的政治制度或是正好相反,因為這涉及對兩種制度優劣的價值判斷。但筆者的確認為,中國與西方兩者現已共存於同一個全球體系,兩者的政治與法律制度必定具有不斷趨同的趨勢。筆者將這一趨勢稱為“競爭性趨同”,並正用一本專著闡述這一主題。

  在一個多個國家共存的國際體系中,由於不存在高於主權國家的政治實體,國際社會從最基本的角度而言,仍處於一種無政府狀態。在無政府狀態的環境中,任何國家都無法把自身的安全乃至生存,寄託於某種具有強制裁斷功能的更高權威。


  處於同一體系的各個國家,若要生存下去,就必須做得至少和其他國家一樣出色。因此,如果某個國家在某些方面落後於其他國家,它必定會設法學習後者成功的經驗,以便迎頭趕上。這個國家也有可能設計一種新的制度,並後來居上地取得領先地位。此時,那些被超越的國家則會反過來向這個國家學習。這種互相學習的過程,也就是不同國家制度日益趨同的過程。
  在人類歷史上,一個社會向不同時空的其他社會學習的情況,遠遠多於自身制度創新的情況。另外,筆者個人認為,由於西方國家在社會發展方面顯然暫時領先於其他國家,至少在今後一段時間內,其他國家在制度方面可能會變得越來越像西方國家,而不是恰恰相反。

  中國有不少人把新加坡作為一個例證,認為一個國家不需要“西化”也能做得很出色,並以此作為在中國實行威權政治的支持性論據之一。但根據筆者赴新訪學所得的印象,新加坡從議會政治、普通法體系到大學治理等方面,似乎更像一個西方國家。另外,最近幾次議會選舉以及更廣泛的政治生活中的跡象似乎表明,新加坡並未朝著更像一個東方國家的方向前進。

  儘管“國情論”在中國的意識形態之爭中似乎稍占上風,但筆者個人仍認為“西化論”將在實踐上不斷取得勝利。納入條約體系後的晚清王朝的命運已表明,一個國家對於生存的需要,必將會戰勝對特定統治模式偏執的堅持。

•作者任教于中國華東政法大學
2007-09-29 11:2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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