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以後，美國學者杭廷頓提出「文明衝突論」，用以預測未來國際政治的主要矛盾。文明衝突一說，從「符號」的意義上掩蓋了各國之間的實際利益衝突，因此是一種過於簡化的論點。廿四日平可夫發表在蘋果日報的「『中國威脅論』將繼續升溫」一文，以為中國的神秘引來疑慮，也有同樣的弊病。
平可夫指出中國軍費的不透明引起外界更大的疑慮，這無疑是正確的。但黎安友、陸伯彬的「長城與空城計」一書，也早已強調這種「不透明」是弱勢中國虛張聲勢的計略，不是平可夫所謂的「神秘主義」。隨著中國的崛起，其軍備的透明度將日漸提高，但如此就能稍減外國疑慮？恐怕並不見得。
與其聲稱中國的「神秘」使他國產生被威脅的疑慮，不如直率地指出，世界首強的美國，作為既得利益的一方，對於發展中大國具有本能的防範心態。與中國宿怨未解，並在地緣政治、經濟上矛盾重重的日本，對中國的崛起則更為忌憚。而美、日對中國的提防，並非中國單方的軍事透明化可以稍解。
與美、日不同，歐洲與中國並無地緣政治和經濟的衝突，中國威脅論的聲浪也微不足道。印度在與美國合作的同時，和中國、俄羅斯的合作也在加深之中；美國總統布希訪問印度之後不到一個月，中國的軍事訪問團即應邀赴印觀賞其三軍聯合演習。可見疑慮與否，基於現實利益衝突者多，基於所謂「神秘」之原因者少。
讓我們回首二次大戰爆發前的國際現實。德國和日本是較為發達的國家與國際社會的完全成員，共產俄國與蔣氏中國則較為落後專制，處於被排擠或「次殖民地」的地位。然而發動戰爭的是德國與日本，而非俄國與中國。德、日開戰的原因並非俄、中兩國的「神秘」或者「不民主」，而是由於其「崛起」。
就當代而言，為了延緩中國的發展，美國曾長期拖延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僅是由於九一一事件的爆發，迫使美國暫時尋求與中國的和解，但對於軍售中國，則仍戒慎恐懼，並在兩國貿易與投資上也仍尋求抵制。日本為了避免在中國崛起中淪為次要角色，近年既謀求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且在國際宣傳「中國威脅論」，更在靖國神社參拜與東海問題上擺出對立姿態。
歷史與現實都說明，快速發展的大國如中國，由於美好未來已可概見，投鼠忌器，避戰唯恐不及。相對來說，既有強權則有「先下手為強」的衝動，不時尋求挑釁。因此「中國威脅論」所蘊含的衝突引信握在美、日之手，而非「神秘」的中國之手；但衝突的最大受害者，仍是發展前景可能受創的中國。
為了減少損失，雖然衝突責任可能並不在己，中國仍必須更積極主動的改革政治，謀求和平，尋求多贏的可能，以化解他國對本國的可能誤解。這是後進者的無奈與現實的必須。中國人得面對這種無奈與必須，但不必自慚於「神秘主義」或「意識形態」等託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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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威脅論」將繼續升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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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的內外環境因素顯示在一個相當漫長的時期，中國在經濟、政治、軍事力量崛起的同時，與西方世界的關係將會處於摩擦、合作並舉，西方社會以及日本、印度對中國的不信任、猜疑態度還會長期持續下去。
歷史難度超越美日印
這將視中國的社會制度轉型時間而定，中國因為崛起而出現的「光榮孤立」現象可能長期持續，遠遠超過美國、印度、日本在崛起過程中所遭遇的歷史難度，甚至可能因為國內政治的動蕩再度出現嚴重的挫折。
眾所周知，同處於經濟、軍事力量崛起之中的印度，擁有僅次於中國的10億人口以及日趨龐大的核武庫，為何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對印度的崛起另眼看待？美國甚至積極鼓勵印度使用包括F18E戰鬥機、PAC3地對空導彈在內的武器系統。而戰後在和平憲法的旗幟下重新崛起的日本基本上十分容易地獲得了歐洲、美國的認可。西方社會迄今為止，幾乎不存在「印度、日本威脅論」，對於日本新近的軍事大國化趨勢，除了中國、韓國之外，並未有其他西方國家甚至東南亞國家表示擔心。
就歷史而言，「美國的光榮孤立」持續時間非常短暫。基本原因在於在文化、語言上與英國是一體的，這一點，印度也得益於英語的使用，促成其無論是在官方還是民間層次與西方國家的溝通變得容易。溝通一容易，就缺乏神秘感，再配合完全相同的社會制度，早期的美國、目前的印度就在很短時間內被西方列強接受，不再成為異教徒。日本的崛起也得益於其與歐美完全相同的政治社會制度。歐美難以接受中國的最大障礙就在於在西方看來中國不僅社會體制與之不同，而且文化深處處處體現毫無必要的神秘感。
愈神秘愈被認未開化
VAYARG航母的問題就更加典型。甚至就連一些在普通的第三世界國家都較為透明的軍購專案，在中國都是極端神秘化的存在。而人類卻又與此同時進入了衛星時代和相互依存的歲月，毫無必要的神秘特色，表明中國的領導人思維方式與西方社會是不同的。一旦處於神秘的色彩，就容易引起別人的猜疑。因此，中國愈是神秘，中國威脅論的市場就越大，就越被人們認為是「未開化」社會。
除了巨大的社會體制的差異，中國的思考方法、文化特徵與西方社會的差異也是巨大的。中國的神秘主義來源於長期的水稻農業文明，這一文明的基礎是對既有疆土的固守，而非具備遊牧民族的移動、開放性。
為何中國威脅論始終存在？中國近代史上過度被西方列強欺負的結果，促成了中國有人在看待外部世界的關係時候具備很強的被害意識。動輒就是西方「陰謀論」。另一方面，崛起的過程中所出現的喜悅，又使另外一部分人處於非常狹隘的民族主義自大狂中。「祖國」、「黨」、「中華民族不可戰勝」這一類權威主義國家曾經使用過的名詞不斷地出現在中國的宣傳機器中。這種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又促使外部世界增大了對中國的猜疑。只是中國人自己不覺得怪而已。
中國事實上正在面臨著一個「軟圍堵」 的外部環境。這一環境的最主要特點是包括日本、歐美、印度等國，基於實際經濟利益的需要在表面上改善同中國政治關係的同時，可能因此推行「悄悄的」、「事實上」 的對華戒備、圍堵政策。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威脅論不可能淡化，只會繼續升溫。
作者為加拿大《漢和防務評論》總編輯 平可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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