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與國家認同
中國時報,930802 ,A2,A13
民進黨「新文化論述」執筆人、新潮流系中生代立委李文忠，昨日在新系二十周年會員大會發表「族群與國家認同」專文，深入剖析台灣族群問題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一、問題本質
(一）政治爭鬥過程中族群間的不安與猜疑
在政治層次中，外省族群的不安主要有四個因素：
首先是自蔣經國晚期，結合民主化運動所同時發展出的本土化論述，在政治上先後對抗的是國民黨以及中國當局，在文化上在挑戰中華文化的支配性霸權。當此一想像的共同體遭受挑戰時，首當其衝的就是長期依侍其下的外省族群。外省族群對中華文化的依存感和對中華民國的認同感，在其後的本土化過程中，並未得到可轉托安全感的替代對象，其所依存及認同的價值恰恰是被挑戰的目標，使其帶著不安被迫接受新情勢。其次，絕大多數外省朋友並未投身或聲援民主運動，檯面上也鮮少外省籍代表性人物，使外省族群常隱含著outsiders的心態，對變革結果也常被動默認卻仍帶有疑慮與不安。第三，在此政治過程中，藍綠陣營部分領導者皆含混著排他短視的詭計權謀與私利動機，藉族群嫌隙賺取利益，更加深了外省族群的不甘與鄙視。最後，部分外省族群雖認同去威權的民主化運動，但並不能接受隨之而來去中國化的台獨運動。
不幸地是，本省族群同時也充滿了不平。首先，台灣民主化運動初期在對抗中國意識時，是以反支配、反霸權的相對弱勢位置來進行鬥爭，所以難以體貼優勢者--外省族群的不安與焦慮。其次，民主化運動僅是爭取在制度上與機會上的平等正義，並無意而且事實上也沒有造成新的權益優惠與特權位置，亦因此對於外省族群的在過程中的相對剝奪感，不易體會。第三，外省族群仍保有菁英情結，並掌握文化詮釋、大眾傳播上的支配性優勢，將民主化運動指責為民粹動員，並對選舉結果不甘心，將本土化運動矮化為偏狹的、島國的、反全球化的、民粹的住民自決運動，對本土化路線的台灣前景不予祝福。最後，在此一以建構台灣認同對抗中國意識的過程中，旁邊卻同時存在一個真實而且持續崛起的中國，對台灣在經濟上商機誘人，在政治上充滿敵意，本省族群對此不免疑慮。
（二）兩套文化母國想像的對峙與認同光譜的拉扯
外省族群身為最後一批集體來台的中國人民，對中華文化比本省人有著較高的親近性，並視博大精深、播及四海的中華文化為正統，而台灣文化為繼承於中華文化之下的支脈。在長期穩定的統治環境下，這套中華文化母國想像不僅滲透在外省族群內，並也對本省族群有著或大或小的影響力。以致於，在族群想像所衍生往下的國家想像裡，本省人與外省人皆無法對「中華」、「台灣」作一切為二的區分。
而崛起的本土化運動本身也內含著一套台灣文化母國的想像，認為台灣這片土地已融合出極具開放性與冒險性的台灣文化，含括並轉化了中華文化。所以台灣文化是主體或核心，中華文化，如同南島文化、東瀛文化、西方文化，甚至其核心內涵中原精緻文化，也如同客家文化、閩南文化一樣，僅為重要元素之一。
這整個光譜表具有以下兩個特色：
1.方向性：有中華文化母國想像者將具有朝右，也就是朝向國家統一、社會融合方向發展的慾望。
2.移動性：兩邊皆有外部及內部因素拉扯影響每各個位階的人數多寡。例如：若中國經濟持續發展或政治民主化，則朝向右方移動的人數可能增加，若是中國內部發生動亂，則會影響向右的移動。相同地，若台灣本土化教育持續深化、生存環境(社會福利制度、生活品質等)更具人性、或經濟景氣上揚，都將使認同位置左移。
（三）族群間互相的邊緣恐懼
在政治層面所導致的族群間不安與疑慮的基礎上，再因外有中國和華人社群的存在，台灣特殊的族群比例結構，讓任何一套文化母國想像持續發展，都會將另一族群邊緣化，形成邊緣危機。
對較具台灣意識的本省人來說，雖然當下台灣本土化價值已取得主流地位，並看似難以逆轉，但中國國力的崛起，勢必帶起大中華的整合，這將使台灣此一新興民族國家在以中國為首的華人社會中形單影孤。本土意識並將在唯中國馬首是瞻的華人世界中，成為逆流。
相同地在另方面，已對政治爭鬥過程高度反感與不安的外省人，更擔憂在本土路線下恐將變為少數，故雖實質利益損害不大，但在心理層次上確有極強的剝奪感，擔心在狹隘與排他的福佬沙文主義下，將被切斷與中華文化的臍帶，以及失去未來競爭的文化利基。
（四）當下國家認同的妥協默認
所以對於當前國家認同中的「國家實體認知」來說，不同政黨或族群間已彼此拉扯妥協達一致共識，也就是皆臣服在民主化的正當性之下，接受以「公(國)民主義原則」作為最大公約數：主權方面，兩岸互不隸屬，台灣（中華民國）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領土為台澎金馬，不包含外蒙古及中國大陸；人民為兩千三百萬，並非十三億人口；政府為依憲法經民主程序所產生，並非北京當局。但在此認知之下，不同立場及族群仍保持著迥異的情感因素、好惡強度、與容忍程度。
因此，這種衝突的真正根源在於因為對史觀詮釋的差異、對家族與個人生命遭遇的不同、對反對運動與本土路線參與的深淺，所以形塑出不同「文化意識」，並在著眼未來時，投射出不同「發展想像」。
二、戰略解方
由上述結論四項結論，可分別得知四項戰略方向：
1.降低彼此間的不滿與不信任。例如：(1)建立跨族群溝通平台、組織外省人新認同團體。
(2)避免選戰主軸升高族群緊張、推動黨內紀律約束不當政治語言。
(3)扭轉外省族群的刻板印象，強調外省人對民主的參與和貢獻。
2.控制外省人在認同光譜的移動因素。例如：
(1)加大左端（台灣）拉力，持續推動去中國化教育。
(2)減緩右端（中國）拉力，降低中國經濟發展的吸引力。
3.降低雙方的邊緣恐懼。例如：(1)降低外省族群的邊緣恐懼，分享部分權位給泛藍人士。
(2)爭奪外省族群的霸權優位，推動媒體改革，削弱其輿論影響。
4.以「公（國）民主義」，作為台灣主體認同的最大公約數。例如：
(1)建構「國民主義、多元文化」觀點的新論述，並推動臨全會決議文。
(2)默認「中華民國」、國旗的代表性與功能性，但不承認其象徵性。
三、環境分析
1．族群問題的長期趨勢與短期影響
以人口學來看，外省第一代每四年以8萬人銳減（以13％人口比例推算），並由外省第三代「首投族」19萬人替換，來往相差27萬。新增的第三代較第一代深具台灣意識，長期來看，問題在趨緩中。
然而，外省人焦慮的影響力遠大於人口比例。在選票上，此矛盾不僅反映在13％的外省投票傾向的僵固性上，更進一步渲染到中間立場的非外省選票上，產生對泛綠處理族群問題在能力和誠意上的懷疑。在公共議題上，此矛盾藉由媒體優勢而戴著被邊緣化妄想症的不安濾鏡，將其他議題高度政治化與陰謀論，如制憲程序、18％利率、台灣地圖橫躺等等，並以其他外衣（都會菁英、自由主義者、國際左派、世界公民）包裹種族主義者的傲慢與怨忿，曲解本土化為反全球化的、島國的、反智的、狹隘的民粹動員。
因此，族群矛盾在一二十年後勢必趨緩，但短期內外省人焦慮絕非僅單純地反映在族群邊界內，而將由中間立場的本省人擋在對立的前線，或以相同的猜忌倨傲姿態，伴隨著其他面貌，在無關議題場域上變裝現形，幽靈不散，徒增溝通成本與治國困擾。
2．外部因素的影響
(1)中國因素
外省族群的發展想像，從文化、經濟、政治乃至於社會各領域的整合，不一而足，但多少都受到中國興衰的牽動。也就是說，中國兩岸經貿實力的消長、政治氣氛的繃弛，都將牽動外省族群的認同傾向。
(2)台美中關係
同樣地，台美中關係也是變數之一，美中關係改善時，台灣發展空間相對受到壓抑，台灣處境不利，部分外省人將加大對中國憧憬。相反地，台美友善時，台灣地位及尊嚴提昇，將較利台灣內部整合。
3．台獨運動推進的影響
絕大多數的外省人過往的反共概念是以反獨裁、反暴政為核心，而非反中國，所以基本上仍抱有濃烈的中華文化意識或對中國的認同情感。所以台獨運動對外省族群來說，普遍將加深其對台灣未來走向的憂慮，甚至逼使此一族群進一步向中國靠攏或離開台灣。但與台獨運動相關的台灣本土化發展，因使社會氣氛瀰漫對台灣主體性與自信心的堅持，尤其中小學本土化教育的推展，將使新生代外省族群增加對台灣的情感與認同。所以台獨運動表面上將激起外省族群的反抗，但長期而言，仍可加速新世代對台灣的融入。
4．內部關鍵政治事件─憲改工程：對族群問題的影響評估
對族群問題來說，目前較明顯和較具延續性的政治發展變數，即為憲改議題。而族群實力在憲改動員中無法以族群代表或族群議題直接出現，外省族群仍須轉由泛藍政黨代言，或藉由外省籍憲政學者監督論政，避免外省族群邊緣化。
憲改工程可粗分為「憲改內涵」、「憲改程序」、「公民投票」三大塊，「憲改內涵」可再分敏感度高的「主權象徵議題」，以及較具改革共識的所謂「12項實質議題」；「憲改程序」可粗分「制憲」及「修憲」兩類；「公民投票」亦可分「公投創制」與「公投複決」。因阿扁已宣示不碰觸最具爭議性的「主權議題」，而「實質議題」與「公民投票」已略具共識，故較會激化族群矛盾的將是修憲vs.制憲等憲改程序鬥爭。雖然目前阿扁所引領的憲改趨勢為採取「不涉主權的兩階段公投複決修憲程序」，但因３／４的高門檻勢必需要國親配合，修憲仍有破局風險，若修憲進展不順，恐誘發社會甚或政府發起制憲運動，此結果必將造成政治緊張、社會對立，加深族群裂痕。
但憲改工程為形塑台灣主體意識的關鍵進程，即使仍奠基原憲法法統依循修憲，但公投複決機制也將完備此套憲法的國民基礎，即使過程紛擾，但對創造未來取向、同中存異、新而合一的台灣主體意識，將亟具貢獻。所以，對族群問題來說，將是「短空長多」。
5．內部關鍵政治人物─陳水扁：路線轉移的可能性：
阿扁作為國家與民進黨的領導者，具議題設定、協調仲裁、聚焦爭議等功能，其立場路線動見觀瞻，影響頗大。而選後阿扁關切焦點已從爭取連任轉向確保歷史地位，企圖不遜於李登輝「民主先生」的歷史評價。目前有四個位置，可將阿扁送入台灣歷史館。
（１）傑佛遜位置：推動新憲，五十年內不需大規模更動。
（２）尼克森位置：以直航等經貿政策輕鬆打開中國大門。
（３）傑克遜位置：奠基民進黨長期執政的基礎，「泛綠大執政」的第一人。
（４）華盛頓位置：成功正名或宣布台灣獨立。
上述任一歷史位置的確立，都可讓阿扁名留青史，此四者效益類似，但第四者風險與成本兩者皆高。而前三者將驅使阿扁轉向溫和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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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李文忠[族群]一文的批判
筆者
民進黨相對溫和的李文忠委員，在中國時報提出了他的「族群問題」解決之道。筆者認為，李文忠一開始的分析，包括「外省族群的不安因素」與「兩套文化母國想像的對峙與認同光譜的拉扯」等，都有其可取之處。不過，筆者很遺憾地看到，當李文忠此文提出其族群問題的解決之道時，由於他「政治正確」地強調「台灣獨立」與「閩南人政權」立場，於是不免認為族群問題的核心乃是外省族群問題，而外省族群的問題又在於他們承載了在台灣廣泛存在的中國情懷；而此一情懷又是顛覆「台灣國家」的隱患，必須加以壓抑乃至於消滅。
在此脈絡下，李文忠文章中的「公民民族主義」僅僅成了一個陪襯，「進步」立場沾染了向極右的色彩。文章因此提出以下建議：在國際政策上，鞏固與美、日的同盟關係，藉由此種與霸權的聯繫，降低兩岸敵對的不安；在兩岸政策上，不可採取有益於中國經濟發展的作為，以免由於中國的日趨強大，動搖台灣認同；在台灣內部，則推動去中國化教育，逐步消弭台灣內部的中國人認同。然而這些建議，若真如中國時報所稱，「代表民進黨青壯派對於族群歷史的理解與解決當前問題的想像」，那麼恐怕是過於一廂情願了。其原因如下。
首先，美國、日本未必要採取與中國針鋒相對的立場。雖然台灣多年來不遺餘力慫恿美中對立，但三十多年來的美國政策都是不支持台灣獨立、不為台灣獨立而戰。近年一些美國在台協會官員私下鼓勵台灣思索一國兩制，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凱瑞對此亦有偏好，可見美國對台灣混水摸魚的企圖洞若觀火。退一步言，費盡心力挑播離間，意圖使台灣長期與中國敵對，果真是愛台灣之舉？台灣兩千兩百萬人有此大志，希望永世成為西方圍堵中國的棋子？這在戰略上是正確的嗎？這種政策取向，又是道德的嗎？
其次，李文忠主張不可讓中國經濟坐大；但問題是，台灣何德何能，能夠扭轉大陸經濟發展的趨勢？左思右想唯一的可能，還是台灣宣佈獨立、引發兩岸兵燹之災，由此使西方得以與中國進行冷戰或熱戰，讓台灣、中國乃至於整個世界因此玉石俱焚。把「醜陋的中國人」打回石器時代，或者可以成為台灣對「自由世界」的最大貢獻；否則中國經濟日日發展，李文忠認為台灣認同即可能不保。為了台灣認同的鞏固，且讓我們準備好軍事鬥爭，台灣人必可因此贏得世界的尊重？
其三，是台灣內部的去中國化作為。李文忠文章認為，「台獨運動相關的台灣本土化發展，因使社會氣氛瀰漫對台灣主體性與自信心的堅持，尤其中小學本土化教育的推展，將使新生代外省族群增加對台灣的情感與認同」。藉由「本土化」能否帶來「自信心」，恐怕不免要受到唯心主義的質疑。因為李文忠前面提出的與美日聯盟所意味的「軍事體制」與國防預算增加，以及不可讓中國經濟坐大所意味的「戒急用忍」與對台灣經濟升級的阻礙，是否將使台灣競爭力流失，從而斧底抽薪地使「自信心」更早崩潰，更是當前台灣急需面對的挑戰。
我們認為，台獨立場之所以不能有效處理被包裝為「族群問題」的兩岸關係，不是由於僅僅佔台灣人口13％的「外省人」中國情懷，而在於李文忠也注意到的「中國國力的崛起」，以及因此可能造成的使台灣「在華人社會中形單影孤」的戰略危局。面對中國的崛起與台灣的危局，李文忠的處方卻是拉攏美日、打擊中國、鎮壓內部異己。如此作法，豈非飲鴆止渴？代表台灣經濟文化實力的施振榮、張榮發、周杰倫、張惠妹，又焉能不成為此種作法的犧牲品？讓我們面對現實，提出一個更能解決問題的政策吧！
圖：李文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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