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國際關係學的大師級人物，肯尼斯‧沃爾茲的論文的翻譯。
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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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mer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變化中的國際政治結構
國際政治結構的開展
三百多年來，強權興衰接續不絕。在「多極時期」（multipolar era），曾有十二個主要強權此起彼伏，二戰初期尚存七個，戰後卻僅存兩個。過去一強之衰繼以另一強之興，二戰終結了此種循環，兩極體系於茲建立。
我在1964年的文章中曾預言此一兩極體系可以延續百年。到下一個千禧年初始之際，我們得開始準備脫離過去單純安逸的兩極體系下的生活。1989年秋，國務次卿伊戈柏格（Eagleburger）對即將逝去的冷戰的穩定與可預見性，表達出懷舊之情；而1990年Mearsheimer也對未來表達了悲觀論調。
從過去半世紀的歷史來看，第二次世界大戰似乎真實現了「以戰止戰」，兩極體系與核子武器，造就了目前已知的最長的和平時期。Nicholas Spykman曾在二戰結束前預期戰後的國際秩序與舊時代無異，因為「國際社會仍將在相同的權力基礎模式上運作」。現實主義者也分享了此種期待。國家的行為，國家互動的模式，以及互動的產出間，將會重複過去數世紀的戲碼，而無視於國家內部組成方式的改變。Spykman的理論雖然有部份遭到修正，但確實有其歷史根據。國家繼續在經濟、軍事及其他方面上競爭，擅用武力的情況被扼制，但邊緣地帶則仍常有戰爭。而雖然有著意識型態與其他方面的差異，但和平仍出現在國際政治核心地帶。結構的改變，以及部份武器的蔓延，構成了一個有「荊棘和平」（a troubled peace）。隨著兩極時代即將結束，我們必須反思兩個問題：結構改變的前景如何？其效應又為何？
兩極時代與冷戰的結束
和平與穩定能相互契合已眾所皆知。主要戰爭的發生，常被指出是由系統的不穩定造成。然而能在主要的戰爭中存活下來的系統，又因此證明其穩定。多極世界高度穩定，但是卻有戰爭的傾向；兩極世界最為和平，但比以前的體系不穩定。
美國與蘇聯幾乎一當戰時的同盟關係結束，就立刻將自己鎖在冷戰之中。在一個只有兩大強權的世界，一方注定是他方的威脅，且互不信任對方的意圖，並甚至將他方的防禦性手段，也歸罪為攻擊的意圖。國家之間的競爭，因為國家數目減少到兩個，而更加激烈。新現實主義者或結構理論，引導人們相信，在國際體系下國家的所在位置，能夠解釋這些國家的行為。冷戰的多數期間，美蘇兩強的定位，都是由於他們的權力所致。他們的外部行為，也因此展現了顯著的相似性。真的這樣嗎？是啊，其相似超過多數人所理解。國家行為可從多方面認識；但從軍備政策與對外干涉來看，最能夠解釋雙方的相似性。
從第一個面向來說，在1960年代初，美國採取其和平時期以來最大的戰略與傳統武力建設，而赫魯雪夫卻在當時希望對傳統武器進行裁減，以追隨戰略上最低限度的武力赫阻，即使在當時戰略武器的平衡對美國來說是大大有利的。不過，我們卻可以很容易的看出，蘇聯很快的跟上了美國的步伐，恢復作為一個強權應有的行為對稱性，並從此一直延續到冷戰結束。冷戰期間的特色就是一方有任何進展，另一方就會很快的跟上，美國幾乎都是扮演一個先行者的角色。除開地理上的差異不談，雙方軍事武力的一致性相當明顯：蘇聯地面部隊武力大於美國，但在海洋武力上美國則彌補了這個缺失。雖然蘇聯海軍逐步走向遠洋，但其噸位仍僅及美國一半，且北約的軍費也較華約（WTO）為多。
美蘇在軍事武力的對比上約略相等，在軍事準則上也趨於一致。我們指控蘇聯的軍事準則戰鬥勝於赫阻，然而我們也以赫阻的名義發展戰鬥的準則。自從1960年代起，對軍事政策的批評，促使美國「重構有效的戰鬥能力」。Melvin R. Laird在成為國防部長前，曾經寫過一篇「美國的戰略目標為戰鬥、勝利與回復」的論文，聲稱戰略需能承擔核戰，並保有實施先制核打擊（第一擊）的意圖。這種意圖在70與80年代，美國指控蘇聯企圖掌握軍事優勢時，特別明顯。接著，1980年共和黨黨綱誓言重建美國的軍事優勢。雷根主政時代雖舒緩了部分的熱望，卻未消除此種意圖。其代之以重建一個美國軍事的「安全範圍」。於是軍事競爭對兩強的影響是相似的軍備與準則。
從第二個面向來說，干涉主義者的行為需要詳加討論；因為我們先就認定美國乃維持現狀而蘇聯為干涉主義的力量，因而扭曲了對現實的認識。美國與蘇聯一樣，都花了相當多的時間在干涉他國事務，並周邊進行戰爭。大部分的美國人不太需要去解釋美國干涉行動的動機，因為都假定了此種行動是基於國家利益與國際正義的合法性；對蘇聯干涉行動的解釋也不需花費太大力氣，因為蘇聯被認定為不計任何手段企圖擴散共產主義。美國人通常也是如此來解釋蘇聯的干涉行動。撇開意圖不談，美國和蘇聯的行動是極其相似的，在中國、韓國、越南，都有依賴美國軍事防衛的代理人國家（client states），甚至支持他們的擴張行動；而就如同美國在越南的行動，蘇聯也在阿富汗行動，乃至於直接或間接在安哥拉、莫三比克與衣索比亞進行干涉。
David Holloway引述蘇聯在1977年發表的「戰爭與軍隊」一文，指出：「在社會主義國家與軍隊面前的任務，是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及其軍隊一起，防衛自己以及其他社會主義的國家」。跳開這個廣闊的目標不談，蘇維埃的武力有助於解放反革命的那些國家。美國也有相通的使命。美國僅需要一小部分的現存武力就能進行防禦或威懾攻擊，美國維持如此龐大的的武力，是因為延伸了防禦，將西歐、波灣、東北亞、中美洲到菲律賓的世界其他部分，包含在赫阻力量之中。美國人認為美國的安全與其他民主國家，不是共黨統治的非民主國家，甚至一些共產國家的安全，息息相關。我們所包括的利益，甚至遠遠超過蘇聯所要求的。當二次大戰結束之際，蘇聯出現向外擴張的現象。早在1946年，Clark Clifford就建議美國總統杜魯門，不應僅僅從事無聊的圍堵蘇聯的政策，更應建立一個高尚的「世界秩序」。我們很熱情的接受了此一任務。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美蘇之間各自發展出一套意識型態，可以輕易的驅使他們在國際責任上採取單邊行動：其中一國是干涉主義的自由主義，另一邊則是國際共產主義。但雙方都並未早早開始輸出其意識型態。由此可見，若不瞭解國際政治結構已經改變的現實，以及所造成的機會與壓力，就無法瞭解戰後雙方的外交政策。美國在自身安全與全球人類福祉之名下，比蘇聯採取更多的全球干涉。Barry Blechman與Stephen Kaplan發現，在1946年後的近30年間，美國使用武力或其他手段的干涉行動，幾乎是蘇聯的兩倍。
蘇聯的全球目標是輸出其意識型態與培植更多的共產政權，美國則是希望培植民主國家。雷根總統認為美國應該顧慮到，蘇聯將會在尼加拉瓜建立一個軍事灘頭堡，並將威脅到美國船隻航行加勒比海的安全。若拋開國家安全的外衣，將使美國對中美洲國家的頤指氣使顯露無疑。1985年2月布希副總統提出美國希望尼加拉瓜改善的建議，他提到：「當桑定（Sandinistas）把民主領導者帶回政治的過程，當他們擁有誠實的、自由的與公正的選舉，當他們停止搜索教堂、工會與商業社團與審查媒體，當他們將桑定政黨與軍隊的聯繫切除，當他們廢止了叫做『保衛桑定委員會』（SDC）、用來實行集權主義控制的坊間的舉報系統」。根據某位資深官員指出，雷根政府曾「爭論是否我們有權命令其他國家政府的形式，其結果認為應該是肯定的，即某些權利比國家的不干涉原則更為基礎，例如個人的權利…..，我們沒有權力去顛覆一個民主國家，但是我們有權力去對抗一個不民主的國家」。美國在外交行為上與蘇聯並無太大差異，雙方都是根據自己的想像去操控其他的國家，史達林在二戰時說過：「這場戰爭和過去的並不相同，不論誰佔領了土地，誰就強加自己的社會制度於其上；每個人只要在他軍隊所及範圍內就會強加施行其體系，絕對沒有例外」。將自己體系強加他人的努力，一直延續到冷戰時期，只是如果在允許的情形下改採和平的手段罷了。
植根於冷戰期間的國際政治結構，超過40年的戰後期間，冷戰拒絕轉變為「熱和平」（warm peace）。冷戰一直到該體系開始腐蝕後才結束。兩極體系反對1970年代的低盪，而結構的改變使1980年代的低盪成為可能。
結構改變起於系統成員，接著系統的層次與結構產生互動，我們知道從結構論來看，國家都會努力於維持其在結構中的地位。因此在危機初露之際，國家都會盡力扭轉其困局。以20世紀為例，奧匈帝國在1914年寧願參與一場毫無前途的戰爭，而不願因「大塞爾維亞」的脫離，引致分裂的危險。（戰後）英法兩國繼續扮演過去他們的強權角色，並且在1950年代想方設法維持龐大的花費。50年代末，當許多美國人認為棄城失土於蘇聯，甘乃迪總統拋出「讓我們國家再動起來」的口號。國防部長錢尼（Dick Cheney）在90年代抗拒軍費刪減50％，並宣稱如果刪減，「將會使美國成為第二流的國家」。
蘇聯政治與經濟的重建政策部分來自於外部因素，戈巴契夫曾經表示希望蘇聯在進入千禧之際能成為一個「偉大且光榮的國家」，身為布里茲涅夫的繼承者，安得洛波夫和戈巴契夫都瞭解到，蘇聯無法在三流經濟的基礎上重建一個一流的軍事國家，必須在經濟上進行重組，並減少蘇聯帝國的負擔。由於內外因素的綜合影響，雖然蘇聯的領導者希望扭轉其國家國際地位的急遽衰弱，但終未獲成功。
強權的興起與殞落
在不遠的未來，也許10至20年間，會興起三個主要的政治單位，並晉升到強權一級：德國或西歐國家、日本，與中國。短期而言，蘇聯已經掉落出強權一級，因而使當前的國際政治的結構難以定位，而對未來也難以斷言。以下我們將試著認識國際政治結構是如何改變的。
過去的蘇聯與現在的俄羅斯的軍事力量，都一樣令人印象深刻。但強權地位的獲得與維持，並非僅靠某種面向，而必須依靠下列方式的總和：人口與領土的大小、資源多寡、經濟力、軍事力、政治的穩定與競爭。蘇聯一如沙皇時代，其強權地位是極端傾向某一層面的，以軍事力、政治紀律與領土資源來彌補了經濟力的脆弱。然而，強權地位缺乏經濟力便無法維持。在傳統戰爭的時代，軍事力量、經濟力量、科技等關係緊密，蘇聯的弱點一一可數；但在核武的世界，經濟與軍事力量的關係，反而變得鬆散。
就傳統武器而言，由於快速的科技發展，使競爭更為激烈，並很難估計不同國家的軍事力。舉例而言，1906年英國新火砲進步，使傳統的戰艦過時。然而到了核子武器時代，由於使美國（單方）擁有第一次攻擊或有效防禦能力的科技突破的欠缺，使俄羅斯不需要對美國的科技能力亦步亦趨。就像Bernard Brodie所稱，「（雖然）武器不用與她的同行打來打去，但也不會因為不斷有更新與更優越的武器形式出現，而使之沒有用處」。由於美國的核子武力無法將俄國的消滅，兩個國家的戰略就不必完全對應。因為每一個國家可以在赫阻戰略下保持安全。相反的，第一波攻擊或有效戰略防禦的研發，會使的世界退回到傳統時代：武器將會再一次的深陷於對抗武器的時代。競爭的戰略思考重點將會是在防衛與進攻間如何取得平衡，並且會擔憂如果武器的不均衡發展將會造成高度緊張，國家將會採取一種決定性的攻擊對方，如果我方較對方擁有進攻優勢的情況下。一個擁有有效防禦的國家，在擔心對方尋找出破解之道的情形下，會率先發動一波預防性的攻擊。幸運的是，雖然想像可以無限延伸，然而目前尚無任何攻擊性或預防性的武器進展到無視於赫阻力的制約。
只要國家能在受攻擊後還能採取報復的行動，或只要顯示出能夠有此能力，該國的核子武器將不會因為對手的武器研發進展而成廢物。以赫阻優勢而言，第二打擊力只需小小一部份，這所需的小小一部份很容易描述出來：只要在接受第一擊之後仍有幾十個彈頭有報復的能力即可。美蘇兩強都遠與超過此等數目，並且使的傳統武力大小變得毫不相關。
核子武器支持現狀國家將注意力集中在經濟而非軍事力上，對一個窮困環境的國家而言是一件好事，蘇聯可在赫阻對手的情況下轉換軍事資源到民用上。
核子武器加大了國家使用經濟力量的彈性空間。但只有核子武器不能使國家晉級於強權之列，如英法兩國雖擁有核武，但並未成為強權，俄羅斯除非能夠有效的利用其人口、豐富的天然資源以及廣大的領土，否則也無法維持強權的地位。在短暫的分崩離析後，俄羅斯仍然是一個強權----一個防衛性的強權，一如他們在歷史上的地位一般。俄國干預境外事務的能力會降低，但核武足以確保其他國家不敢向其挑戰。
俄羅斯地位弱化之後是如何影響國際政治的結構？答案是兩極體系仍然持續，不過是在一個已經改變過的國家。兩極體系能夠持續是因為軍事蘇聯仍能照顧自己，同時其他國家也還沒有出現改變。然而，兩極體系的意涵已經出現改變。在冷戰時代，美蘇都有很強的羈糜力量；但冷戰結束後，雙方對於從前的盟邦的拘束力都降低了。根據 Butterfield引述法國人Fenelon（死於1715）的看法，權力平衡是一種不斷重現的現象（recurring phenomenon），而非一種獨特的、短暫的情況。他認為國家不可能溫和的使用具壓倒性的權力，權力平衡理論可能導出的結論是其他國家可能會單獨或協力的平衡美國的權力。其可能性如何呢？
因為核子武器改變了經濟力與軍事力之間的關係，某國可以在經濟力低於他國的情況下輕易的採取競爭的軍事策略。相反的，居於領先地位的國家無法使用經濟地位上的優勢去建立軍事優勢，或是從敵對強權身上獲得戰略利益。
我們能說軍事力已經失去用處，或是變得已經毫無相關？很難。然而核子武器減少了追求目標的過程中可以採用的戰略力量。佔領他國領土已經不再有用，核子武器的主要目標僅剩一個，即赫阻對手攻擊我方的主要利益。因此之故，核心利益被維護，而邊緣地區卻可以戰火不斷。由此，擁有核子武器保障了國家的主要利益，並支撐國際秩序。
擁有核武的國家不會增加或減少與其他國家的軍事衝突。核武大戰雖然可以贏得大勝，但核子報復的風險也大到沒有人敢真的去豪賭一場。所以Ball 稱核子報復的威脅為「宇宙大欺騙」，不過核子武器解決了信度的問題，換句話說，核子武器建立了他們自己的可信度。就邏輯上而言，如果赫阻性的威脅失效，則冒著自己被毀滅的風險而進行進行核攻擊，就成為不理性的行為。但邏輯缺乏說服力的原因在於可能的侵略者無法確信邏輯是否被依循。
核子武器在國際政治結構的中心點上製造了一個表面下的寧靜，並有時讓美蘇之間的瘋狂軍備準備變得不得要領，而且也讓準備使用核子武器若干情境規劃變得相當怪異。Delich Bentley在1989年秋天的評論提到，在過去10年花了將近一兆美元的防禦經費，我們發現我們自己非常虛弱。的確如此，從卡特時代開始，歷經雷根政府時代，我們的軍事花費耗盡資源，用盡了那些原本可以更為積極的使用在其他領域上。
假如領導者瞭解核子武器的意涵，他們將會知道僅需合理的花費就可以有一個安全的環境，因為核子武器擴充了經濟力的範圍，在此範圍內，EC、德國、中國、日本可以有效率的競爭，西歐國家可以自行決定是否要組成一個單一的國家。不過在政治領域的其他方面的選擇就不是這麼的自由。19世紀末的美國就面臨到此一問題，經濟上美國已經是一個大國，但在軍事上則不做如此選擇，有些觀察家認為美-西戰爭標誌著美國成為強權的年代，不過沒有國家可以在不具抗衡強權的軍事力情況下被列為強權的行列。勞合喬治（Lloyd George）在他的回憶錄寫到，美國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是比較晚的，並且極端依賴盟國的物資來源。他在1918年4-7月的戰爭中，美國的飛行員飛過法軍的飛機，美軍輕型與中型的火砲直到戰爭結束都還是依賴法國供應，重型火砲則是由英國供應，沒有一發槍砲的發射是由美國製造的，同樣的事亦發生在坦克身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拆除軍事設施的速度極其驚人---非常迅速，似乎要從國際事務中撤退一般。然而，很快的，美國領導人發現，沒有美國人建設性的努力，這世界的悲痛將會壓迫著美國人，並且美國人也無法享受到一個安全與舒適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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