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國家致力成為強權，有些則不如此。然而這種選擇卻身不由己。基於國家利益，當大國在國際舞臺生存，他們會傾向於在整個系統範圍進行任務。系統內最大的國家，像是美國與蘇聯，發現他們得在全球範圍內進行任務，維護全球性的利益。
討論新強權的興起，我專注在日本的人口及產品。當日本於1945年8月15日投降時，Homer Bigart 寫道：「日本在珍珠港事件中孤注一擲，在今天早上的9點05分與世界強權的地位擦身而過。」1957年， Carter等人出版的書中提到，日本並不在五個外國強權之列。在1964年時，根據經濟成長率預測本世紀末的強權，連我自己都沒想到日本會是其中一個。然而日本現在對強權地位已經是垂手可得了。
大多數日本的機構認為日本將會再度列入強權之林。自從1894年日本與中國一戰勝利後，日本在亞洲成為傑出的一個國家，從1970年開始，日本的產品與科技在全球各地發揮影響力，商人的政策提高了該國的交色，而日本的政策也被商人所把持。 Shinohara 簡潔的描述了日本的經濟政策：
「毫無疑問的，傳統的問題思考方式在本質上是靜態的。動態之所以可能，是由於未來10至20年的工業優勢誰屬，有許多可能。要將動態的變化列入計算，需以新的政策概念加以發展，以應付國際的動態發展。」
這種觀念雖切合日本的政策，但並非首創。李斯特（Friedrich List）在十九世紀中葉就已經爭論說，一個國家的貿易政策，應該隨其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而改變。他將交換價值與生產能力，個人與國家利益，以及城市階級與民族整體的利益，做了清晰的區分。自由貿易藉由交易價值的極大化，增長了世界的利益；但這種自由貿易對特定國家是否有利，怎需視情況而定。原始經濟的國家，必須自由地出口原材料，利用外國的成果以進行工業化。在此階段，保護關稅對製造業的發展有弊無利。在發展中期的國家，必須保護幼稚產業，使之有利用其比較優勢的公平機會。在此階段的國家目標，不是交換利益的極大化，而是發展生產能力。若不保護，任令這些幼稚產業與先進國家競爭，則民族工業不免於危亡。哪裡有潛在的生產能力，國家就要利用關稅，促進其發展。李斯特譏嘲那些被「（古典主義經濟）學派」的自由貿易學說奴役的國家，是跟隨了文字的表面意義，而自陷於危亡之中。為更深入底揭示便宜的進口產品對民族工業的害處，他觀察到「所有事情中最糟糕的」狀況是，美國農夫出口農產品，而進口英國的製成品；這種交換價值的極大化，乃是以未來美國的工業生產能力為代價。至於處於發展最後階段的國家，在李斯特的時代僅有英國，自由貿易乃重又成為正確的政策。「對此種國家來說」，李斯特寫到，「城市階層與民族整體的利益乃合二為一」。伴隨著技術的進步，或許有人會質疑「最後階段」是否將降臨；但就如之前的亞當斯密與之後的凱因斯一般，李斯特傾向於相信，各民族終將動員起所有其所秉賦的資源。
在日本處於李斯特所說的發展中期的時候，美國默認了日本採行的保護政策，但當日本的經濟逐漸成熟，美國對日本保護政策的反對也一日高過一日。來自日本與美國的聲浪要求日本放鬆其經濟政策，雖然多數日本的聲浪被消音處理。「日本國際關係論壇」有一篇政策報告，建議日本政府修改貿易政策，以消除重商主義的惡名；並將海外發展援助與商業利益脫勾，以免看起來是為自己利益服務而毫無誠意；並要取消保護幼稚產業的政策。但日本果真會這些做嗎？這需要政策的大幅修改。根據Clyde Prestowitz的研究，如果日本國內已有相同的製成品生產，那麼日本的同樣產品的進口數盞盞可數。根據Lester Thurow的研究，日本寧願讓外國已失去技術優勢的產品進口，而不願外國先進技術的製成品佔領日本市場。
日本或許已開始開放經濟的步驟，但我對此感到懷疑。Shinohara同意作為「一個主要經濟力量」的日本，有義務為「世界經濟的穩定成長」做貢獻。但他又指出，此一貢獻不必要求日本放棄其「有利於未來五至十年幼稚產業發展」的政策。「一定程度的保護是正當的」。在一個變動不居的世界，「競爭乃極為殘酷的」，而那種用來建立理論的「亞當斯密與李嘉圖賴的超現實與假想中的世界已不再適用」。不管是因為文化的積習或植根於政府的結構，日本的經濟政策看來不會輕言轉向。既然現在日本採取的政策如此成功，為何他必須大幅調整？如果一個國家已走在成功之路上，為何要轉變呢？美國或許會責備日本的不公平貿易措施，或者美國會像Bruce Scott 所建議的，承認日本有一建立優勢的戰略，而非僅是接受現狀。簡言之，「日本的方法比我們的有競爭力」。
日本更可能採取的方案是延伸其經濟政策到整個區域。於是通產省（MITI）長官Tamura於1987年一月在泰國呼籲東亞國家，特別是東協國家，與日本經濟進行整合。1988年五月經濟計畫廳發佈的五年經濟計畫也提出，照David Arase的說法，要「經由更多進口、更多海外直接投資（FDI）、更多官方發展援助（ODA），以進行國際勞動分工」。日本現在利用官方發展援助，非僅開發新資源、開放新市場，更想要「將亞太區域整合到日本的領導之下」。這種操縱「資本、技術與貿易，以建立在東京的緊密協調下的區域的勞動分工」的所謂「雁行模式」或「亞洲智慧」，乃揭示於一個經濟計畫廳的重要政策報告內。
日本對其經濟的成功管理正被用來建設一個區域經濟圈。不少日本人談到或寫到此事，把它當作日本的未來。其他領導國家對此已表示重視。美國在1988年擺出一種防衛性姿態，祭出「超級301」條款，以使日本開放對其他國家其經濟。經濟競爭常與軍事競爭相聯繫；尤其當核武限制了超強之間的武力使用，經濟與技術的競爭相形之下更顯激烈。因此戈巴契夫乃在1986年5月於中央委員會上提出，蘇聯「不是被無敵的軍隊，而是被優勢的經濟力量所包圍」。
然而人們或許會質疑，為何對軍事安全的顧慮會擴展到對國家經濟競爭力的憂慮上。如果對軍事安全的顧慮降低，豈非對整體安全地位的顧慮都該一起降低？四點理由可以對此加以說明：
1. 雖然國家間的地位總是在變動當中，但國際政治的無政府狀態仍然未變。每一國都會發現他國願意與其合作或相反。每一國都注意該國相對於他國地位的變化。Michael Mastanduro曾引述Robert Reich對不同團體的提問，他問到，在未來十年日本經濟成長75％而美國為25％，日本成長10.3％而美國10％，他們叫偏好何者？六群不同聽眾中，只有一組，即經濟學家組成的一組，無異議底支持後者，其餘通通偏好前者。當然，這些經濟學家，不包括李斯特和Bruce Scott。
2. 人們或許會問，為何隨著蘇聯解體、對軍事安全的顧慮降低，反而對相對變化而非絕對變化更為重視。如果日本在未來十年GNP擴張75％，而美國為25％，兩國的生產力相對於十年前都有巨幅成長；但若是10.3％和10％的成長，兩國都堪稱陷入停滯。就此來說，五組偏好前者的團體，都不理性。但「面子」僅僅是用來掩飾國際政治實質的面具。恩格爾就指出經濟競爭終究來說比軍事競爭更為重要，他甚至指出工業間諜的重要性較軍事間諜還為重要。技術和經濟的進展乃為為因果。經由調整後的1950到1980年的經濟成長率，，依照1975年計算的國際美元價格，推估到2010年，William Baumol及其助手預期，屆時美國的平均國內生產毛額為19000美元，而日本為31000美元。這是在美國年成長1.9％，而日本為4.09％的假設下得出的。如果美國的成長率從1.90％提高到3.05％，在其計算的十六國中，兩國將長期佔有前列地位。
3. 經濟與軍事力量雖然相關，但非等值。由於在擁有核武的強權之間，軍事力量的使用變得困難；其中技術越進步的國家，就相對擁有更大的影響力。在過去五十年，美國使用經濟手段提升其安全及其他方面的利益著有成效。因此軍事威脅的減低，會使國家領導人更注意技術與經濟的成敗。
4. 不確定性是生活的同義詞，而沒有什麼不確定性的重要性更高於國際政治。眼看無政府狀態在未來仍將持續。如果一個人不曉得什麼會發生，要有備無患，儲備物資，就要求盡可能擴大現在的經濟基礎。1989年九月新聞週刊與蓋洛普的民調，顯示52％的美國人認為強勢日本經濟對美國的威脅，更大於蘇聯的軍事威脅；這反映了Reich的非正式的研究發現。無論國家對武力的運用的限制為何，國際政治體制都是激烈競爭的場域。關切相對的實力變化，乃國家的自然要務。如果日本的方法持續證明有效，其他國家若非起而效仿，就是採取反對態度。許多人質疑Richard Barnet提出的「全球化」經濟下，國家將「喪失使其領域內經濟維持穩定的手段」。日本看來不像是這樣的狀況。為了管理「全球化」，領導國家似乎更要加強自身經濟對其他依賴於他或緊密相關的國家的經濟的影響。因為競爭既極為激烈，可能出現的結果乃成為大國在亞洲、歐洲、美洲，形成自己的經濟區域基礎，再加上俄國作為一個經濟凋弊的軍事強權。日本將領導東亞板塊，但中國與東北亞的角色尚未有解。西歐，包括歐盟，內部貿易持續增加，而對其他區域的進出口卻有所減少。如果北美自由貿易區也成功形成，美國將成為世界最大貿易板塊的核心，每年的貿易額高達六兆（6 trillion）之巨。落後的國家與區域將變得更依賴他人。
國家偏好和國際壓力
經濟上，日本的力量成長迅速且顯著擴展。但可由此引伸其將產生扮演超級強國角色的慾望嗎？日本在區域極強的活動，他尋求在IMF和世界銀行扮演更大角色的努力，其在經濟與技術上的成就，都指向於此。對經濟能力以及技術手段的自信，引領一個國家尋求更大的政治角色。「無論英國或美國」，Nomura研究所的Yojiro Eguchi在1974年說道，「當他們是最大債權國時，建立並運轉一個其自身作為頂端的世界體系」。注意到十年後日本的國外債權將遠遠超過美國在顛峰時的債權，他總結道，「現在是日本建立一個適合於自己的國際體系的時候了」。沒有一個國家可以比日本更好的宣稱其將在世界經濟上扮演更大角色。
如同日本一般，德國也在最近表現出在世界上扮演更大角色的期望。布希總統於1990年七月，稱呼在休斯頓的會議為「後冷戰時代」的第一個經濟高峰會。柯爾總理在會中表現得像個霸主，柴契爾注意到「在這個會上有三個區域集團，一個以美元為基礎，一個以日圓為基礎，還有一個以德國馬克為基礎」。原設想在四個二次大戰勝利國以及兩德參與下推進的德國統一，被柯爾與戈巴契夫在高加索的會議取代。西德無論在經濟與傳統武力上，在歐洲都處於領先地位。東德又增加了西德六分之一的國內生產毛額，且這尚未發揮其潛力。未來幾年東德將耗費德國不少精力。但由德國在世界的地位觀之，這又有何妨？我們常輕忽了強權間的經濟力差別，就如在前核武時代一般。但一個例子會令人側目，1940年時日本與美國的國民生產毛額分別為90億與1000億美金，平均所得分別為126元和754元美金。在前核武時代，一個窮國要想躋身強權之列，得要犧牲其人民的享樂，而將資源用在軍事目標上。在核武時代，經濟小國更容易擁有強權的地位。雖然統一的德國的國內生產毛額小於日本，但德國在全球的經濟展示卻高於日本，甚至與美國相當。在1986年到1992年的七年中，德國有四年的出口比美國還多，且從未被日本超過。更甚者，德國且擁有一個在東歐、烏克蘭、俄國成為最佳領導角色的地位。新聞週刊引述一位柯爾總理的最高顧問的話說，「我們想要領導，也許就像美國關注中美洲的局勢，我們也想掌握東歐」。很諷刺地，日本在東亞以及德國在東歐在下一個世紀所扮演的角色，似乎將與從前他們曾扮演的頗為相似。
國家經濟能力的影響在過去幾世紀有所變化。早期，只要國內生產能支持大規模軍事力量，不管對其人民多麼吝嗇，都能使國家成為一個強權。現在，沒有一個可觀的經濟力量，沒有一個國家有希望維持世界性的角色，就像蘇聯所顯示的一般。在重商主義時代，國際經濟取決於國內政治。在十九世紀，兩者間的關係弱化，但持續不久。寡佔的大公司重視相對利得與市場份額，同樣底，處身於今日國際政治中的國家，也不僅重視現在的價值的極大化，且重視他們未來的地位。就像我曾說的，高層政治與低層政治的區別，此一國際政治經濟的通行觀念，已經過時了。在一個自助的系統，一個人如何自助，是隨著環境改變而改變的。
日本與德國國際活動的增長，反映了國際政治結構的改變。一國經濟能力增長到超級大國的水準，就將其置放於區域與全球事務的核心。其並使國家的利益範疇擴大，並提高其重要性。在一個自助系統，擁有最多份額但缺乏所有能力的強權，乃將國家依賴於他者，並使國家相對於擁有更多手段者，處於亦毀的地位。雖然人們或許會認為害怕核武的黑函乃是錯信，但日本與德國果真能免於核武的誘惑？在1988年三月，總理Takeshita 呼籲日本的防衛能力應與其經濟實力相當。無論此談話意味為何，他已說日本應該擁有世界其他大國的象徵物。而核武是大國的象徵物。
國家總在競逐財富與安全，而此競逐常引致衝突。為何未來就會與過去不同？對衝突的預期，考慮到國家安全的必要，人們會質疑，為何一個擁有經濟能力的強權，會克制自己不去取得具有那麼好的威懾力量的武器。
自1950年代以來，西歐國家總擔心美國的核保護傘不會覆蓋他們的領土。自1970年代以來，日本也不時表示此種憂慮。1970年代末期蘇聯在東亞軍力的提升，使日本重新審視蘇聯對之的威脅。而1988年到1993年間中國軍事支出的成倍增長，也令之不安。那可是正在現代化的三百萬大軍，其海空兩方面的投射力的提升，在一個領土主權仍有爭議的地方，更發令其鄰邦不安。朝鮮半島上每平方公里的軍事力量，比全球其他任何地方都多。台灣是一個尚未解決的緊張來源。日本與俄國對北方四島的爭議，以及日本與中國就尖閣群島的爭議，也還未解決。中國與英國對香港的未來有些小麻煩。柬埔寨對越南與中國都是一個麻煩。半打的國家對具有戰略重要性和豐富油礦的南沙群島有領土主張。日本也不能無視於中國的核武，北韓的核計畫，以及美國在東亞軍力的減少。加上與美國的經濟衝突，也使日本對美國軍事保證的可靠性更為降低。日本的依賴性以及脆弱，不時就會經由大大小小的事被彰顯出來。1992年二月，總理Miyazawa嘲笑美國的工人缺乏工作倫理，雖然美國的每小時的人均產出還高於日本。這激怒了美國的參議員Ernest F. Hollings，他說「就是這些懶散又不識字的工人，製造出在日本進行試驗的原子彈」。這種談話也使更多日本人覺得必須擁有自己的核武。而日本對其依賴與脆弱性的感覺會日漸加深。例如傳言北韓正在發展核武，使日本深刻底感到立刻擁有偵察衛星的必要。依賴造成的不愉快感覺加上對自身脆弱性的認識，會促使日本要求更強大的軍事能力，雖然許多日本人寧願不要這樣。
近幾年，日本領導人增強軍事力量的意圖表現得愈來愈明顯，這也是對其強大經濟力量的回應。與美國上世紀之交的比較更為突出，那時美國歷屆總統都擴大軍事力量，且兼併了更多國家。當時國會較為克制，在日本則民意也較為克制。現在問題是日本民眾是否希望他們的國家成為一個強權。最重要的問題是，其人民與領導人，是否希望擁有他們所在地區與世界其他國家所擁有的，以Andrew Hanami的話說，各種不同的用以型塑秩序的能力，並有足夠在現在與未來對各種威脅與問題，進行防衛與自衛的力量。許多來自美國的聲音要求日本為自身的安全負擔更大的份額，美國公眾反日的增長，也使日本領導要想想究竟還能依賴美國的保護多久。在一個趨向於多極化的世界，日本能繼續期望已負擔六成費用的代價來租用美軍，並依賴美國的戰略嚇阻嗎？世界的強權，是被期待為能照顧自己的。
Yoichi Funabashi稱讚日本以非軍事的方式完成所有國際責任。就他的觀點來看，日本是一個「全球平民力量」，在冷戰時代以一種人道的國際主義代替軍事政治，在世界佔有一席之地。這裡有一個問題。在整個冷戰時期，美國將安全利益置於經濟競爭之上，但他不再這樣了。隨著對軍事的憂慮降低，對經濟的憂慮上升。競爭仍然繼續，而衝突轉移到技術與經濟方面來。在經濟競爭中，衝突更容易發生，因為比較經濟比比較軍事更容易。就軍事來說，人們會比較誰的軍力更強，但傳統武力的比較，只有在戰爭時才能確信到底誰勝誰負。但經濟不同，價格與品質的變化立刻清楚底告訴人們到底誰勝誰負。對安全的注意很快轉移到對經濟競爭的注意，因為美國已將對軍事與經濟的注意力順序調換了。
一個國家選擇不成為超級強權，是一個畸形結構。為此，維持此一選擇乃困難重重。或早或遲，通常不會很久，隨著該國物資資源的上升，其國際地位就水漲船高。一個擁有超級強權的經濟的國家會成為超級強權，無論其是否願意。德國與日本有理由對邁出這一步有所猶豫，卻無須排練。當一個國家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與尊敬，國內成為強權的聲浪就會對政府未能採取措施提升國家的地位加以批評。尊嚴的要求不分國家。要德國與日本自我否定其擁有與其他核武強權相同的能力，可以維持多久時間呢？衝突與危機必然使之瞭解缺乏其他國家所擁有的軍事設施的不利之處。日本與德國的核武計畫都開始於二次大戰時期，人們或許以為這種企圖隨著上一輩的消逝而忘記。但兩國所擁有的製造核武的能力的不斷提升，卻使此種可能不斷增加。從核電到核武的關鍵技術只有一指之隔，核電研究設施很容易就可以變成核武設施。計算從傳統武力轉變到核武的成本也很難，因為很多武器系統能同時適用於傳統武力與核武。何況每個人都同意，核武的成本只會佔到國防預算的一小部分。
對日本和德國來說，成為一個核武強權並非經濟和技術上的問題，而是政治問題。隨著時間消逝，國內的禁制將被克服，但其他國家對於德國或日本成為核武強權卻將感到不安。但我們也曾討論過。美國曾認為中國成為一個核武強權乃不可想像的，但中國與其他一些國家成為核武強權，卻也並未使這個世界變得更為危險。但為何德國、日本擁有核武就特別讓人擔心？核武會鼓勵其擁有者採取更謹慎的行為，嚇阻核武強權之間威脅彼此的核心生存利益。有何理由認為德國或日本會有不同的行為呢？一些國家擔心德國或日本擁有核武而產生的效應，但誰會試著阻止他們呢？這需要一個在核彈頭製造完成前的預防性攻擊，就像以色列在1981年六月將伊拉克的核武設施一舉摧毀。有何國家將採取類似手段，攻擊德國或日本？這問題自身做了回答。
更甚者，成為核武強權後的問題，更甚於成為核武強權過程中的內外問題。以色列多年來一直否認其已擁有核武，但此一謊言已無關緊要。人們會懷疑現在貯藏鈽原料的日本是否已經是一個核武強權，或保留幾個月或距離成為一個核國家的時間有多麼短暫。自1950年代中期以來，日本一直聲稱其武力為自衛性質，這也是其憲法所要求。核武是否是純自衛性的問題將成為憲法問題。
日本擔心中國，而中國也擔心日本，而兩者都對區域的問題感到頭疼。但人們常會聽到這樣的問題：「為何日本想要核武？」問此問題並非莽撞。任何國家處在日本的地位，都會越來越擔心自身的安全，因為中國正在國內經濟、外貿、與軍事力量等每一方面快速成為強權。
1965到1980年間，中國的經濟成長率平均是6.8％，1980年到1990年則是9.5％，西方估計中國可以在沒有嚴重通貨膨脹問題的情形下，維持6％到9％的經濟成長率。而任何一個經濟體，如果年成長率為8％，其規模每9年增加一倍。世界銀行估計中國的GDP在1990年是3649億美元。中國的資料值得懷疑，但定期到中國觀察的人都認為這樣快速的發展速度是非常明顯的。如果能夠維持有效率的政府，並且給予民眾經濟自由，在10年內中國必將晉升為強權階級，此外，300萬軍隊的現代化，購買軍艦與飛機，中國亦可以獲得快速的軍事投射能力。由於美國武力的減少，加上冷戰後人民趨於萎靡，以及內政問題叢叢，當還有其他安全議題有待處理，就很難期望美國會去用心去平衡擁有十二億人口、在經濟與軍事力量上快速崛起的中國的權力。除非日本起而制衡中國，否則中國將主宰這個區域，並對更遠的地方產生影響。
雖然日本對於他們是否要成為世界強權是非常膽小的，大多數的中國人可不這樣。在所有的自助體系當中，權力平衡是一個很重要的特性。在國家必須選擇的情況下，他們可以選擇不發展針對既有宰制強權的平衡力量，意味支持美國；或是不去平衡快速成長的新宰制力量，意味支持中共。印度、巴基斯坦，甚或北韓與中國，將會為了赫阻敵人、維護他們主要的利益，而謀求核武的建立。而日本越被擠壓，也將越會增加其傳統武力，來保護他在海外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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