仍有兩項關於核子武器的問題仍待討論，第一，有些評論者堅持德國和日本不能成為核子國家，因為他們的領土太小了，因此太容易成為被攻擊的目標，「現在沒有一個小於大陸規模的國家在玩核子遊戲」。日本、德國與英國也都瞭解此點。不過另一種看法則是擁有廣大海洋的領土，解決了易受攻擊的弱點。領土小的國家不會比大國更為嚴重；投射系統的不易摧毀性而非目標分散的問題才是核子武器主要關心的議題。
第二、關於日本可以透過掌握某種高科技的方式來平衡軍事武力的劣勢，或是以經濟優勢來取代軍事劣勢等，甚至Ishihara提出「如果日本將晶片賣給蘇聯而不賣給美國，將完全改變雙方均勢平衡關係」。但是因為核子武器可以抵抗退化的現象，所以這位日本人的想像將無法實現，然而這位日本人又再度強調，「經濟戰爭是自由世界生存的基礎，對美國來說，美國將在這種鬥爭下毫無勝算」。每個國家自然很容易截長補短，史達林與毛澤東在只有美國擁有核武的情形下，藐視核武的存在，所以晶片的優勢或者科技的領先不能夠提供日本海外油源來源的安全。就如傳統武力與經濟優勢一樣，都不能取代核子赫阻的地位。
對西歐而言也是相同的，經濟力與軍事力是很容易被抽離的，歐洲統一將會快速製造一個新強權，並會競爭第二擊的核子武力，但政治上的歐洲是極端複雜的，很多人相信「歐盟」已經走到統一的極限，這個推斷可能是真的，但也可能只是部分為真，歐盟統一步伐較簡單的事情已經完成，比較困難的事情放在後面，最困難的事情則放在最後。經濟統一不容易達到，但政治統一卻更為困難，這是因為「歐盟」目前國家的數目已經增長到12個，另外還有4個候選的國家。特別是法國與英國，相信他們的國家絕對不會放棄他們的主權。事實上，馬斯垂克條約對丹麥與法國的安全問題仍有爭議，而英國對經濟與社會議題仍有爭議。一般國防與外交政策只有在多數同意的情形下才能決定，而防衛政策「部分會員國的意見」是應該被尊重的，歐洲社會的外部政策也因此變成一種無用的東西。
儘管遭遇到重大的困難，仍有3個因素可以促進西歐政治統合，這3個因素分別是德國、日本與美國。對政治與經濟不安的德國，強化了其成為核武國的可能性，並且對西歐的統合會有臨門一腳的作用。大部分包含德國在內的西歐人，懷疑他們在沒有政治統一的情形下，是否有能力與日本、美國競爭的能力。
假如「歐盟」沒有辦法成為一個單獨的政治體，世界仍然會變成4個至5個的強權，歐洲將會被稱為是德國或美國的歐洲，下一步我們將要討論這樣的情形會使國家的行為與互動產生什麼的差異。
舊模式與新模式的權力平衡
那許多撰寫美國即將衰退文章的作者們，似乎認為美國地位的下降非常明顯。像他們說的，因為日本明顯的經濟復甦，將會使美國人的世紀為之中斷。然而日本相對於美國的經濟優勢並非命中注定。科技上而言，日本與美國大約是平等的，但經濟成長與技術進步則屬日本較優。然而我們必須注意到，在低出生率、沒有移民與老化的人口的情況下，除非婦女能有效的投入工作，生產力才能夠增長，但目前日本的科技所能提供的已經到了極限。在這種情形下，高生育率將會帶來通貨膨脹，而且老化人口吃的多、存的少，日本和美國將比較可能擁有相同的成長率。一些人也許期望美、日之間的經濟差距仍將繼續縮小，只不過趨於緩慢；因為美國擁有龐大資源，以及對於逐步衰弱的關切與回應。美國在1950年代曾趨於衰弱，但史普尼克上天後，美國就振作圖強。相反，蘇聯對其1970年代以來的衰弱卻缺乏回應。同樣的，美國在1990年代，也將對日本構成的挑戰進行有效的回應。
國際政治結構的改變，不僅是因為美國遭遇到嚴重的衰退，蘇聯也是一樣，而日本、中國與西歐則快速的增長。但無論這種情形在未來數年將會更好或更糟，美國仍將在經濟與軍事上保持領先地位。
德國呢？假如德國變成一個強權，他將是在這個強權的最底端。日本，相當於美國GDP的60％，將可以很容易的在軍事上與他國競爭，但德國在大約僅有日本一半的情形下，可以這樣做嗎？我仍然相信德國可以的，基於以下兩點理由：第一、攻擊性與防衛性的優勢可以藉由核子武力來加以轉化；第二、足夠的經濟基礎可以讓一個國家跳到強權的地位。德國將比英、法兩國合起來還要更容易達到，德國開始朝向一個強權的過程中，也或者可以刺激西歐的整合。
改變將會製造不穩定與重重困難，特別是改變發生在結構上的時候。德國、日本與俄羅斯必須要重新學習到他們舊有的強權角色，美國則要學習他從來沒有扮演過的角色：換句話說，也就是與其他強權共存與互動。美國在1945年之前是孤立主義的，1945年之後則成為國際主義者。不管是孤立主義或國際主義，美國的政策都是由單邊所擬定的。當美國牽涉到全球的事務時，大部分的決定都沒有透過事先的知會，這種情形是非常自然的，就好像付錢給吹笛子的人有權決定音調一般，決定只有在能力相當的時候才能夠集體做決定。
眾院議員李‧漢彌爾頓，對德國指導西歐的政策的評論。是這樣說的：「這是一個新的多級世界的例子，這使我們學會了什麼叫做協商，這也代表了美國人不能再對歐洲頤指氣使」。1990年春天，美國想要藉由修改憲章的方式來避免歐洲享有在「世界銀行」或「國際貨幣基金會」的否決權。「紐約時報」的記者對此評論表示，「在後冷戰時期，華盛頓首次參與了多級領導體系機制的建立」。而這反映了美國在全球相對地位的下降。新舊強權，必須重新學習他們的舊角色、或學習新角色；並且在變動的時段中，想想他們必須如何扮演他們的角色。新角色是很難去學習的，而且行為者很容易在過程中跌倒。
在自助體系下，各單位從事於平衡的行為，在兩極體系下，主要藉由內部的手段來保持平衡。聯盟是有效的，而且是需要的，但是他們在兩大強權下，對安全關係來講，卻不是必須的。因為戰後和平有兩大基石，其中之一的核子武力仍然存在，但另一基石，即兩極體系，則已消失。我們必須比較傳統武力與核子武力的平衡問題，在兩極的傳統世界中，一個國家只需要估計他與另外一個國家的力量比較，在一個多級傳統體系中，這種比較將更為困難。此外，在一個傳統世界中，沒有一個武器是具有絕對優勢的，國家必須衡量現存武器的有效性，同時懷疑技術改變會帶來的影響，所以他們必須準備應付各種不同的戰略，最有效的想定是避免鬥爭，但是在兩造之間的力量比較上，正確的資訊來源只有透過實際的衝突才有可能獲得，因此在傳統界中，計算錯誤是很難避免的。
在核子世界中，有一種武器是具備決定性優勢的。一旦所有角色都擁有第二擊的打擊力，戰略武力的比較就完成了。就算部分的國家較其他國家擁有更大的戰略武力，但他們的有效性則仍相當。如果要超越第二擊的武力，就必須使自身的第一擊有效，或者具有有效的戰略防禦能力。既然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會忽略他國對此種神蹟的可能追求，因誤判而發生的戰爭就可以被排除在外。既然核子武力可以很容易產生出第二擊能力，他們在戰略層次上就不需要別國的幫忙，就戰略上而言，一如戴高樂時常掛在嘴邊的，核子武器不需要聯盟。
核子武器並未消除使用武力以及平衡行為的重要性。但在戰略層次上，核武確實限制了武力的使用，使之以赫阻為已足，並使估計他國的戰略力量輕而易舉，且使平衡易於達成。多極體系拋棄了兩極的僵硬對稱與單純；但核子武器會回復這些特性。傳統國家對於合作是非常膽怯的，對於獲得絕對收益也心有疑慮，唯恐他方獲得更大收益。但對擁有第二擊武力的國家來說，既然經濟利益的獲得不容易轉變為戰略利益，那麼相對或絕對利得的問題，就因而過時。核武國家不能經由核報復獲得重要利益，因此傳統性武力的重要性也隨之降低。經濟競爭為衝突提供了豐沃的資源，但是我們會比較喜歡這種衝突甚於軍事衝突。
權力平衡理論導致國家會往比較弱的一邊聚集。因為比較強的國家往往將他偏好的政策，強壓在其他國家身上。John Dryden對此的詩意描述是：
But when the chosen people grew more strong,
但當上帝的選民變得更為強大，
The rightful cause at length become the wrong.
好的開始最終變成壞的結果。
上面這句對聯是300年前寫的，根據Anthony Lewis的看法，以色列政府發現這句對聯對阿拉伯的領導人功過評斷非常符合。即使強權國家的意圖善良謙恭，但弱國從不同的歷史因素、地理位置與經濟利益來看，對事件的解釋仍有不同。因此就算在北約裡面，西歐國家和美國對蘇聯行為的解釋就有所不同，對威脅的承受與處理的方式也就有所不同。
在多極世界，美國這一最強的國家將不時發現其他國家正與之反向而行。德國往東歐與蘇聯靠攏，蘇聯則往日本與德國靠攏。儘管蘇聯瓦解、華約解散，美國仍持續對北約凝聚影響力。以美國國務卿貝克的話來說，北約提供了一個穩定歐洲安全環境不可或缺的基礎。但我們必須懷疑北約會持續多久？我們通常講組織的成立是由於他們的敵人存在，聯盟的成立是由於一個可察覺的威脅，我們從權力平衡理論與歷史中的得知，戰勝聯盟通常在勝利的第二天就瓦解了。
當蘇聯開始瓦解，機警的觀察者很快就注意到，美國在歐洲的部隊將很快班師回朝，在美國走後，誰將扮演歐洲事務的保護者與調人？在過渡時期，北約的存在仍有意義，而長期來看則不然。美軍在歐洲的駐紮則變成一種刺激歐洲國家的象徵，因為歐洲安全並沒有受到威脅；而在一個全球政治與經濟上更為競爭、軍事上趨於緩和的世界，美國卻成為她的負擔。
聯盟如何在缺少一個對手的情形下能夠繼續生存？很諷刺的是，蘇聯在東歐的崩潰，跟隨著美國在西方聯盟的崩解。在沒有蘇聯威脅的共同認知下，北約將不會獲得新生。蘇聯創造北約，但蘇聯威脅北約的死亡釋放了歐洲，東西皆然，但自由必須承擔自賴，在這個意義上，歐洲部分說明了目前令人喜歡的但卻危險的自由的道路。在不久將來，他們將會學到如何照顧自己，或承擔可怕的後果。美國在歐洲的撤軍將會比蘇聯慢，而美國也將也助於歐洲國家。有些人希望，北約會成為限制新德國的工具，但如果新德國走出自己的路，他將不會受到美國、北約會其他國家的限制。
結論
Robert Gilpin和A.F.K. Organski提到，要有一個首位的國家，和平才會來到。霸權國家不需去開打，其他國家沒有開打的能力。然而有些國家可能會合作對抗佔優勢的國家，而且當優勢國家衰退時，其他國家就會去挑戰他。國內不安也會伴隨著國家著衰退，引誘國家向外發動戰爭，轉移人民注意力，或藉由戰爭補償他們的財產損失。日本、中國與德國目前是上升國家，蘇聯則在下降當中，但即使他們想這樣做，也沒有人可以使用武力的手段達到政治或經濟的目的。在核武時代，想要挑戰領導地位的國家，只有依靠政治或經濟的手段。
John Mueller相信，已開發國家間的戰爭是可以消亡的，因為核子武器使他們沒有事情可以做，戰爭失去了訴求，而繁榮與經濟成長的基本共識變成國家的目標，戰爭成為追求這些目標時的無效裝置。當Norman Angell總結道戰爭因為成本太高而不再會發生時並沒有錯，但還太早熟了。John Mearsheimer表示，能夠讓歐洲人發誓拋棄傳統戰爭的，只有第一次世界大戰，那是因為他們傷亡慘重，但如果Mearsheimer的推論是對的話，似乎可以相信「權力的平衡…在主要強權間」，將減少戰爭的可能性，那麼第一次世界大戰就不會發生。因為雙方的軍事力量約略相等，而雙方也都瞭解此一形式。然而就我們所知，在擁有傳統武力的國家之間，戰爭總是可能的。或遲或早，有些領導人會認為，透過精細的外交手段，會避免對手的合作，最終將使得他們以可承擔的代價來贏得一場戰爭。
和平有時候是與霸權相關的，有時候則是在各強權間的平衡。但去問何者更為正確則乃不得要領。關鍵在於其他國家對某國尋求壓倒性權力時，將試著尋求一種平衡。霸權所導致的平衡，很容易從理論及歷史來瞭解。權力平衡正在發生，但變化緩慢的原因是美國仍對其他國家提供好處，而這些國家仍習慣於在美國承受他們負擔的情況下享受安逸的生活。
前面我們藉由數世紀的回顧認識了國際政治的現實。但對於現在被廣為接受的關於未來將有更多的民主國家、更少威權國家、威爾遜式的穩定和平正義的國際秩序的看法為何？民主國家一如其他國家一般，也有也有利益與經驗上的衝突。法國總理於1992年提到國際間需要歐洲強權是「因為世界上只有一個單一的超級強權是不健康的」，並非因為這個單一的超級強國是不民主的，而僅是因為只有他是超級的。雖非總是如此，但比起弱者，強者愛自行其事。民主國家亦如其他國家一般，也關心在競爭中的損益，從歐盟內部政治中即可看出這點。
如果民主國家之間不會發生戰爭，那麼人們或可說他們的競爭是良性的。但很不幸的，這個觀點有很多問題。當民主國家確實與其他民主國家發生戰爭時，這個前提就會瓦解。1812年美國與英國之戰，是當時僅有的兩個民主國家的戰爭。1860年美國內戰中北方的民主政權也對受到其他國家承認的南方開戰。另外一個重要的例子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當時的德國是一個多元民主的國家，但卻無法控制內部的分歧利益，來制定一個緊密結合的符合國家利益的政策。人們或者可以進一步試著去聲稱，假如不久的將來美日之間發生戰爭，則人們也會把日本描繪為非民主的國家，而是一黨國家。從康德的說法推論，民主國家之間不會發生戰爭；但這種情況，只有在民主國家是由他所定義時才能成立。
這裡也有個困難。國家間有時也會在互相提防的情況下出現短暫的和諧。冷戰結束導致一種和平的種子開花結果的期待。然而最近潛伏在巴爾幹半島與東歐地區、以及在某種程度上的俄羅斯與前蘇聯地區，還有中東地區的衝突，卻取代了這種期待。西歐的統一變得更加困難的原因之一，是因為沒有對統一的威脅存在。
在平靜時期，有一種相信權力政治將結束戰爭可能爆發的信念。Brent Scowcroft 提到與他人的利益平衡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可以發生。他預見整個世界都將追求「同一種普遍的目標」。John Steinbruner 想像整個世界都將接受「武力協作的型態」，因為在軍事上他們都無法管上什麼事。他補充道，「將會有一種促成此事的安排」。這種看法就像是宣傳花車啟動之後，看熱鬧的人就聚集在一起了。Stephen Van Evera相信我們只要透過現在困難的道路，意指「現在東歐與前蘇聯的民主化」，然後「這將是歷史上首次主要的國家接受普遍的政治與經濟體系，而沒有意識型態的衝突。主要戰爭的原因將被馴服，而且強權間合作與避免戰爭的可能性將大為提高」。與此相反，這篇文章乃使用結構理論的觀點凝視未來，質問未來最可能的情勢為何？其中之一是說，隨著時間演進，未受平衡的權力，將被其他較弱的、感覺被欺騙的權力所阻止。這種陳述暗示了其他的可能性，較強國家的自我節制會減低較弱國家的擔憂並讓他們放鬆，Fareed Zakaria 提到，歷史上曾有兩個國家擁有很強的地位，但沒有採取高壓政策，以致於其他國家並沒有聯合起來對抗他們----即是美國與英國的全盛時期。這兩個例外很容易被解釋，英國無法威嚇其他主要的大陸強權國家，其帝國的負擔與人口的限制，導致英國無法採取威嚇的行為；美國則是受制於另一個超級強權競爭對手。
在世界新秩序中的新現象是，舊的限制對美國的應用較為微弱。然而，由於外交政策的行為可以由內部與外部情況的共同影響所解釋，因此人們或可期待內部事務優先的美國不會制定出已不可能實行的孤立主義政策，但能夠克制自己，讓其他國家處理自己的問題並承擔錯誤。但我不會對此有多少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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