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貶值的故事
1、「寓言」是一種特別的文學體裁，它包含了一個表面的「故事」，以及背後寄託的「道理」。簡單說來，寓言的形式是：某個A，指向了A1。也因此，「寓言」符合文學的基本表達手段，亦即表面言說的某物，指向了未被言說出的另一物。
2、然而「寓言」是一種特別的文學手段，因為文學的基礎——隱喻，在言說出的「某物」與未被言說出的「另一物」之間，通常無法確定其關係。也就是說，表面言說的A，它既可以指向B、也可以指向C、或者D、甚或者E……。這是文學的特性，它拐彎抹角、曲折間接，這也是傳統上所謂「詩無達詁」的真正意思，面對「文學」，沒有人可以掌握所有的解釋，在這一點上，文學與科學不同，科學語言指陳的對象是確定的，文學語言則始終猶疑曖昧……。
3、「寓言」是一種特別的文學言說手段，它藉由表面的故事，指向了背後真正要談論的道理，亦即，在言說出的「某物」與未被言說出的「另一物」之間，寓言呈現了「一對一」的關係。寓言的「表面故事」與「背後道理」兩者，只能是一對一的關係，我們不能隨意解釋一個寓言，在不同時代、不同文化、不同的人們之間，也不會對同一個寓言產生不同的理解。寓言背後寄託的道理是明顯的、固定的，每個人讀同一個寓言，都應該得到同樣的啟發。
4、文學具有的隱喻關係，是一對多、不穩定的；而寓言在表面的故事與背後寄託的道理之間，則是一對一、明確的關係。也因為這樣的對應關係，寓言通常具有「教導」的作用，它借用了文學的方式，但真正意圖要傳達的，其實是人生的道理。我們有某個道理要告訴對方，但直接勸導顯得枯燥乏味，容易造成反效果；於是我們說一個故事，將道理寄託在故事背後，再神不知鬼不覺地影響對方。
5、寓言的真正重點在於道理，只是表面上假裝說了一個動聽的故事。因此，聽一個寓言不能只是聽完故事卻一無所獲，在邏輯上，它假設每個人都應該發現故事背後那個道理，並且只能是「那個道理」。
6、寓言雖然是一種文學體裁，但這種文學卻充滿「教導」意味，嚴格說來，它其實是一種貶值的文學，在獲得故事背後的道理之後，故事就沒有價值了。寓言不會像《紅樓夢》或是《哈姆雷特》，永遠給人新的、無限的啟示。它就是一種簡單的教導，也因此，「寓言」最適合作為童年的教材，比如《伊索寓言》，或者藉以展現某種思想，比如中國的寓言，便大量出現在先秦諸子之中。
7、然而中國寓言，仍有其不同於西方的特色。首先，中國寓言喜歡在講完一個故事之後，把背後寄託的道理直接揭示出來。西方寓言的作者，很少在講完故事之後跳出來解釋這個故事的意義；然而中國寓言幾乎每一篇的最後，作者都會直接現身再次揭示那個道理。因此，中國的寓言比起西方來更不像文學，它很強烈地讓人感覺到，故事只是最後要引出道理來的便宜比喻。
8、其次，中國寓言的主題，幾乎無一例外地具有政治性。其實這並非中國寓言的特色，而是中國文學的特色。中國文學具有一種強烈的政治語境，因此詩經〈關雎〉歌詠的不只是男女情愛，還美刺了后妃之德；大量的閨怨詩裡感歎的也不只是少婦對於遠行良人的思念，更寄託著貶謫士人對於國君的怨懟與渴盼。中國寓言也是如此，不管表面說了一個什麼樣的故事，最後的道理必然關乎政治，幾乎無一例外。
9、方孝儒的〈指喻〉說了一個友人鄭仲辨的經驗，其實要寄託的是政治上防患未然、居安思危的道理。全文共分四段，第一段是故事本身，而從第二段開始，作者便直接跳出來明言「余因是思之」，進而開啟了往後三段關於政治的議論。〈指喻〉要談論的道理佔據了全文的三分之二，故事僅得三分之一篇幅，這一點都不奇怪，因為寓言這個文體本身具有的特性——它本來就是一種貶值的文學，道理才是真正的重點；更因為中國文學具有的強烈特色——政治語境的強烈導向及至全面籠罩。
文本分析
第一段
1、〈指喻〉是一篇簡單的、結構穩當的文章，因此十分適合作為寫作範文。全文分為四段，大致符合起、承、轉、合的章法。第一、二段運用了文學甚至所有藝術最常見的兩種修辭手段，第三段最為多變、複雜，是全文最精彩的段落，第四段充分體現中國文學的特色，作為結束。
2、第一段作者講述了朋友鄭仲辨罹患指病的故事，重點不在故事本身，而在作者講述它的方式。作者採取了「層遞」的修辭手段，一次又一次累積眾人對於指病的的輕忽，最後差點導致危及生命的結果。「層遞」修辭是一種重複，而許多修辭都涉及這種模式，比如排比、類疊等等，它們都意在造成某種重複的效果。
3、「重複」是文學、甚至是藝術中，最重要的表達模式。我們幾乎可以說，所有藝術便建立在某種重複性上。詩建立在格律的重複上、小說建立在情節的重複上、音樂建立在旋律與和聲的重複上、繪畫建立在線條與色彩的重複上……。因此，找出文章中的重複模式，是理解文章之美的重要方法，是這種充滿節奏感、音樂性的講述方式，使得文學語言與日常語言區隔了開來。
4、〈指喻〉第一段以大量的重複，來講述一個日常的經驗。也就是採取了這種高度修辭的言說方式，使得鄭仲辨的指病變得與眾不同。首先，是鄭仲辨的「左手之姆有疹焉，……人以為不足患」，再來「既三日，聚而如錢，憂之滋甚，又以示人，笑者如初」，最後則是「又三日，姆之大盈握，近姆之指，皆為之痛，若剟刺狀，肢體心膂無不病者」。
5、至此，我們已經察覺一種重複性，但作者似乎不以此為滿足，他要繼續製造、累積這種重複。接下來鄭仲辨懼而謀諸醫，作者也讓醫生以高度的重複修辭，來進行他的言說：「始發之時，終日可愈」、「三日，越旬可愈」、「今疾且成，已非三月不能瘳」；至此還沒結束，醫生接著再次進行了又一次的重複：「終日而愈，艾可治也」、「越旬而愈，藥可治也」、「至於既成，甚將延乎肝膈，否則將為一臂之憂」……。
6、當我們綜覽第一段，將會發現文章建立在一種高度的重複修辭上。總共有三大次的重複：鄭仲辨罹患指病的過程一次，接著醫生的言說兩次。在這三大次重複中，有著更小的重複，那是每一次都講述了三個階段、過程。它呈現了這樣的節奏感：「1—1—1」—「2—2—2」—「3—3—3」，每一次過程會有三個階段，然後整體上重複了三次類似的過程。
第二段
1、如果第一段運用了文學中最重要的「重複」手段，則第二段也運用了另一常見的修辭方式，即是「對比」。「重複」與「對比」，是文學、藝術中兩種最重要也最常見的模式。這可能與我們內在的心理、認知與外在的自然、宇宙，相互應和有關。自然界充滿了各種重複的模式，比如一年有春、夏、秋、冬，月亮則有陰、晴、圓、缺，往復循環不已；人生中也經歷著各式各樣的重複，比如生、老、病、死，喜、怒、哀、樂，交迭起伏不斷。而在此大量的重複之中，又充滿了各種對比，冷與熱、晴與雨、日與夜、光明與黑暗、新生與死亡、獲得與失去、激情與傷心……。人的生命之中，充滿了類似的觀察與經驗，便也自然而然地在文學與藝術之中，再造與重現了這種生命模式。
2、第二段開頭，便提出了這篇文章的主題句：「天下之事，常發於至微，而終為大患」，而這句陳述本身就是一個對比。接著，作者再次製造了兩次對比，各是「當其易也，惜旦夕之力，忽之而不顧」，與「及其既成也，積歲月、疲思慮，而僅克之」之對比；此外，還有「蓋眾人之所可知者，眾人之所能治也，其勢雖危，而未足深畏」，與「惟萌於不必憂之地，而寓於不可見之初，眾人笑而忽之者，此則君子之所深畏也」之對比。
3、當然我們也可以將這兩個對比段落也視為一種重複，它重複了兩次對比。以此觀之，第一段的大量重複之中，也具有對比的效果，總是一開始的輕忽，及至最終釀成了大患。亦即，「重複」與「對比」往往伴隨出現，共同構成了文學與藝術最重要的兩種修辭手段。
4、然而這種普遍的修辭手段，在〈指喻〉中運用得特別適當，這涉及到這篇文章的主題：「天下之事，常發於至微，而終為大患。始以為不足治，而終至於不可為」。〈指喻〉的主題恰恰就有一種方向性與對比性，它由「至微」過渡到「大患」、由「不足治」過渡到「不可為」。因此作者在第一段使用了「層遞」法，一種不僅重複、而且是具有方向性的重複方式；而在第二段，轉而更使用了「對比」，共同來為這個主題服務。這篇文章的開頭兩段，雖然運用了最普遍而常見的文學手法，卻能夠配合主題，做出成功的表達。〈指喻〉開篇二段的成功，就在於主題與形式之間，不著痕跡、無比自然的結合方式。
第三段
1、前面兩段的優美在於自然，而第三段成為文章最重要的段落，則在於效果。就文章的普遍結構而言，第三段往往佔據著「轉」的重要地位，本篇也不例外。「轉」可以在主題上翻新、拓展、開創，但更精彩的文學示範，則是在形式上做出不同的變化。〈指喻〉採取了後者，原因即在於作為一篇簡單的寓言，很難在主題上翻出新意，因此〈指喻〉的「轉」是在形式上展現技巧，也唯有理解這種技巧，才能真正欣賞第三段的特異之處。
2、首先，第三段出現了「疑問句」，且是全篇唯一出現問句的段落。出現疑問句不一定代表著文章出現了變化，然而第三段一連出現了四次疑問句，便是有意地使用這種修辭手段。並且這連續四次的疑問句，都是「反詰」修辭，也就是並非作者不確定答案，而是明知故問，他採取了一種反面的言說方式，來陳述原本正面的意思。在這一點上，我們最可以區分主題與形式的不同，也就是說，〈指喻〉的第三段在主題上其實只是單純承繼前文，而無有新的發展；然而它在形式上做出了變化，它改變了言說的方式，從反面提問，讓人一醒。
2、「反詰」的疑問修辭，明知故問，因此重點不在於答案本身，而是提出答案的方式。反詰修辭在相同的主題上，卻意在造成一種「語勢上的波瀾」，反詰又稱為「激問法」，可見是一種強烈的語勢變化。就是這連續的四次激問，造成了第三段的波瀾起伏，迴盪衝撞，擺盪不已。
3、順帶一提，以「疑問句」造成變化的最好例子，應是徐志摩的〈再別康橋〉，這首詩也在近三分之二的段落，以一句「尋夢？撐一支長篙」造成形式上的轉變，而這也是全詩中唯一的疑問句；另外，以「疑問句」造成語勢波瀾的最好例子，也許則是歐陽脩的〈醉翁亭記〉開篇，以兩句「作亭者誰？名之者誰？」，造成一種頓挫之美。（可參看〈細讀：歐陽脩〈醉翁亭記〉〉）
4、不僅以四個反詰疑問句造成語勢的波瀾起伏，第三段更在下列這個例子中形成巨大的「張力」：天下沒有像鄭仲辨那樣的健壯，愛天下的人也沒有像鄭仲辨那樣愛惜自己的身體，造成天下禍患的事情又遠比鄭仲辨的指病來得更多且更加嚴重。鄭仲辨只是一時輕忽，便幾乎造成一身之危害；則天下如果遭禍，結局將令人難以想像！
5、這種陳述在兩個端點之間造成「張力」：原先舉出一個例子，各有「a」、「b」兩端——以鄭仲辨的例子來說，「a」即是「鄭仲辨的健壯身體」、「b」則是「最後禍及生命」；然後再舉出另一個例子，進一步擴大兩端間的差距，形成「A—a—b—B」，「天下」（A）比「鄭仲辨的健壯身體」（a）更加堪慮，則「最後的結果」（B）勢必會比「禍及生命」（b）來得更加嚴重。原本「a—b」之間便已存在一種危險，而經過作者的陳述方式，更加擴大了這種危險的對比，形成「A—B」兩者間更加巨大的距離，這便是「張力」，靠著言說方式製造出來的強烈對比。
6、迴盪衝撞、擺盪不已，第三段破壞了前面兩段的自然、平衡，靠著語勢的變化，製造了一種強烈的張力，給人激動之感。第三段絕對是一個高潮，然而並非作者另外翻改、拓展、開創出新的主題，而是藉由形式上的各種修辭手段，製造出語言的美學效果，讓人警醒、讓人驚愕。
7、也是順道一提，這種兩個端點之間的張力感，也出現在王安石〈傷仲永〉的最末一段，筆法幾乎同出一轍，先舉出一個「a—b」距離的例子，再加大這種距離成為「A—a—b—B」，最後在「A—B」之間形成巨大的張力感。
第四段
1、本文從第二段「余因是思之」開始，正式揭示出故事背後的道理，到了最末段更是直指政治的核心，明言「謀國」以及「有位於時」，展現了對鄭仲辨、同時也是對於自我的期待。這是中國文學的最大特色，對於「政治語境」的強調，無論是詩還是散文，皆是如此。
2、西方寓言大多關注生活與品行，與此相較，中國寓言的主題則多是歷史的反省與政治的教導，連帶西方寓言多以動物為主角，雖然中國寓言亦有想像成分，然而更多以歷史人物作為題材，更具有現實性。
3、〈指喻〉是一篇簡單的、結構穩當的文章，十分適合作為寫作範文。它有著普遍成立的起承轉合結構，運用了文學中常見的重複與對比手法，並且與主題做出自然的結合，它的第三段具有強烈的動態感，最後呈現出中國寓言文學的政治風格。凡此種種，〈指喻〉都是一篇小而精美的文章，簡單也富於變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