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儒學的分期，一般來說已經有相當的輪廓，也是目前學術界普遍的定論。即是將儒學分成原始儒學、新儒學、當代新儒學。原始儒學，指的是先秦時代的孔孟儒學。新儒學，是指宋明儒學而言。當代新儒學，是從一九五八年，牟宗三、張君勱、唐君毅、徐復觀四位學者共同署名，向全世界宣示他們對中國文化所持的立場，所發表的＜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一文，此篇宣言所代表的是「當代新儒家」的指標，熊十力、張君勱、梁漱溟以及熊氏弟子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為代表的儒學 。
目前學界所出現儒學的「分期說」，筆者例舉如下：
杜維明先生的「三期說」，第一期是：從先秦源流到儒學發展成為中國思想的主流之一。第二期是：儒學在宋代復興以後（976宋太宗）逐漸成為東亞文明的體現到19世紀末葉。第三期是：甲午戰爭（1894）、五四運動（1919）以後。
劉述先先生的「三代四群說」，第一代第一群是：梁漱溟、熊十力、馬一浮、張君勱。第一代第二群是：馮友蘭、賀麟、錢穆、方東美。第二代第三群是：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第三代第四群是：余英時、劉述先、成中英、杜維明。另外，有新儒家四潮的「四波說」，第一波是：二○年代。第二波是：四○年代。第三波是：六○年代。第四波是：八○年代。
方克立先生的「三階段說」，第一階段是：1920－1949。第二階段是：1950－1979。第三階段是：1980－。
李澤厚先生的「四期說」，第一期：孔孟荀時期。第二期：漢儒時期。第三期：宋明理學時期。第四期：現在或未來的發展，雖繼承前三期，卻又頗有不同的特色。
鄭家棟的「四代說」，第一代是：梁漱溟、熊十力、張君勱。第二代是：馮友蘭、賀麟、錢穆。第三代是：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第四代是：劉述先、杜維明、蔡仁厚。
蔣慶的「四期說」，第一期是：守先待後期，梁漱溟、熊十力、馬一浮。第二期是：講明正學期，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方東美。第三期是：傳播反哺期，劉述先、杜維明。第四期是：返鄉復位期，代表人物尚未出爐。
吳光先生的「三階段說」，第一階段是：發端時期，1921－1945。第二階段是：創教立說時期，1950－1979。第三階段是：創造轉化時期，1980－。另外，有新儒學的「三代說」（主流派），第一代是：梁漱溟、熊十力、張君勱、賀麟。第二代是：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第三代是：劉述先、杜維明。還有非主流派：馮友蘭、錢穆、方東美、陳榮捷。
林安梧先生認為儒學應分成傳統儒學、當代新儒學、後新儒學或後當代新儒學。傳統儒學，從先秦時代之後到宋明理學，也稱為老儒家。當代新儒學，以牟宗三逝世（1995）為標幟，牟宗三逝世以前稱為新儒家或當代新儒家。後新儒學或後當代新儒學，即牟宗三逝世之後，是後新儒家。
從「當代新儒學」在整個「儒學分期」當中，筆者無意評判儒學分期的諸多說法孰是孰非，而是呈顯出儒學分期的現象，進而在本文作幾個面向的思考。
關鍵字：儒學、新儒學、當代新儒學、後新儒學。
綜觀以上諸說，筆者以為有兩個現象是容易混淆的，一是，「儒學」的分期。二是，「當代新儒家」的分代。所謂「儒學」的分期，是從先秦儒學一直到當代儒學來講，大體是以「時代」作區隔。例如：杜維明先生、李澤厚先生。又如林安梧先生，雖然以整個「儒學」作分期，但是並不完全是以「時代」來區隔，而是一則以「時代」，一則以「牟宗三逝世（1995）」為標幟。
所謂「當代新儒家」的分代，是只以「當代」為範疇去做區分，而不是從先秦時代開始作區分，換言之，「當代新儒家」的分代不包括先秦時期、宋明理學時期。大抵上，「當代新儒家」分代又分為兩種：一是以「人物」作區隔，例如：劉述先先生、鄭家棟先生、蔣慶先生、吳光先生。二是以「時代」作區隔，例如：劉述先先生、方克立先生、吳光先生。因此，在「當代新儒家」的分代中，有的學者同時使用「人物」與「年代」作區隔，例如劉述先先生、吳光先生。
一、為「儒學」分期現象評析
杜維明先生所提的「三期說」，對應到傳統儒學的分期，第一期對應「原始儒學」，第二期對應「新儒學」，第三期對應「當代新儒學」，這和傳統以來的說法差異並不大。
李澤厚先生所提出的「四期說」，他將「漢儒」獨立分作一期。從「分期」這件事情本身來看，筆者認為，李澤厚先生所採取的「斷代分期法」，其意義不甚大。若是以中國歷史的斷代，是可以再無限的分期下去，例如，北宋、南宋、明初、明末各分一期也無不可，當然這只是舉例，如果要把一個朝代，例如「漢儒」也分一期，是不是可以找到其內在理路或其他更有力的論證。
更甚者，如果後代有學人繼而分期下去，將每個朝代分作一期，例如魏晉、唐代各分一期，似乎也無不可，但是將每個時代都各分一期充其量也只是彰顯每個時代各有各的儒學而已。
二、為「當代新儒家」分代現象評析
林安梧先生將儒學分為「老儒學」、「當代新儒學」、「後新儒學」，這個分法並無不可。但有兩個問題必須釐清的是，（一）分類標準的問題。「老儒學」指的是從先秦時代之後到宋明理學，這是以「時代」劃分，到「當代新儒學」，以牟宗三逝世（1995）為標幟，是以「人物」或說「事件」劃分，造成分類標準不一的情形。事實上，儒學分期的分類標準不一的情形早已存在，並不是林安梧先生才開始的，最早學術界所普遍認定的劃分方法，筆者以為就是犯了這樣的毛病。最早期的說法是先秦儒學是「原始儒學」，宋明理學是「新儒學」，從1958年〈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以後是「當代新儒學」，從那時候就已經採用不同的分類標準。
從「分期」這件事情本身來說，用任何分期方法分類，都沒有關涉到價值的問題，只要大家認同便可以達到「分期」的功用，這是最實際的問題。但是，分期標準不一會形成許多問題，一是，當時人也許都認定「時代」、「人物」或「事件」作為一個分期的分水嶺，但是事過境遷，也許有更多「人物」或「事件」值得去作一個區隔，並非是「人物」或「事件」本身的問題，而是「人物」或「事件」的評判標準如何取捨的問題。亦是說，這些「人物」或「事件」是否能夠凝聚每個時代、每個人的「共識」？
舉例來說，「從1958年〈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以後是當代新儒學以後，熊十力、張君勱、梁漱溟以及熊氏弟子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為代表的儒學。」、「以牟宗三逝世（1995）為標幟，1995年以前是當代新儒學」，這兩個分期標準不一樣，是「時代」，也是「人物」，也是「事件」，因此在「分期上」很難產生同一個焦點與對話。因此，「當代新儒學」的分期，最大的問題在於：每一個學者依照自己認定的「時代」，或「人物」，或「事件」去分期、分代，造成相分歧的說法。
（二）名詞混淆的問題。林安梧先生「由『老儒家』、『新儒家』繼而『後新儒家』」 的分法雖然他有他的定義，但是名詞上，很容易與傳統一般的的說法：「新儒學」、「新儒家」，是指宋明儒學之說相混淆。使人混淆的原因，除了在名詞上沒有界定的很明確，一般學者在使用上也很籠統，因為現行說法已經多樣，光是一個「新儒家」，已經使讀者無所是從，或許要問問：你說的是哪一個學者定義的「新儒家」？若是指「當代新儒家」，又要問問你只的是哪一期？哪一代的新儒家？如此我們會發現，讀者所使用的標準可能從林安梧先生到杜維明先生都有可能，一提到當代新儒家，年代、分期各個學者的使用標準相互關涉，從這裡又會發展出另外一套模糊的系統出來。
三、「儒學」分期、「當代新儒學」分期的弔詭
究竟什麼是儒學？這恐怕已經不是字義上釐清的問題了。甚至不是「儒學究竟是美名還是臭名」可以一分為二的，「儒學」或「當代新儒學」若是依照每個學者自己認定的儒學，（包括重要的「年代」、「人物」、「事件」）為「儒學」分期、為「當代新儒家」分期，恐怕我們必須回到最初原點思考，當時「分期」的意義是什麼？如果「分期」沒有共識，「分期」恐怕比「不分期」還要更複雜許多。如同沒有共識的分類，所形成的自成一套的分類系統，已經失去了原始分類的意義了，「儒學」分期與「當代新儒學」分期的弔詭也即在此。
例如說：1958年第三期儒學。雖然所指為何相當明確，但這是另外發展出來相互關涉的使用法，這樣的用法相當危險，目前的學界分期已經多樣，若是使用上不加留意，同時關涉多種分期標準這是常有的。又例如說：我講「當代新儒家的第一代第二群：錢穆先生」（依劉述先先生所分），也許就會有人大聲疾呼說：錢穆是「當代新儒家第二代」（依鄭家棟先生所分），也許有學者認為：錢穆是「主流派」分期的三代之外，他是「非主流的」當代新儒學，當然，余英時先生一定會反對，他認為錢穆先生並非當代新儒家。
四、小結
筆者無力去平議關於「儒家」分期、「當代新儒家」分期的「論戰」，更不打算加入這場「論戰」，只是以分析的角度對儒學分期、當代新儒學分期的現象面作幾個面向的評析。儒學分期現象評析的結果是：「分期」會產生諸多分期的說法，大概來自每個學者依照不同的「時代」、「人物」、「事件」，量身定作出自己認為「儒學分期」或「當代新儒學分期」的標準，當多數的學者分期標準不同時，容易造成名詞上的混淆。使用者亦依照自己的方式，將幾個不同學者的標準混雜使用，使原本已經諸多的「分期」治絲益棼。
因此，筆者對於相關學者作儒學分期、當代新儒家分期並無任何價值性的評價。筆者認為，若是儒學分期（包含當代新儒學分期）有其可能性的話，我們應該重新審視，儒學分期應有統一共識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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