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良知自我坎陷」說的現實意義
鄭先生對於「良知自我坎陷」說：「無奈這種邏輯過渡總難免給人一種一廂情願的感覺。事實上，現代新儒家在吸收西方哲學的某些材料和方法重建儒家的內聖之學方面，已經取得了相當成就，但他們在運用自己的哲學觀點說明現實的文化問題時，卻顯得蒼白無力。」 他認為牟宗三並沒有真正實現中西方文化道德宗教的貫通，「良知自我坎陷」說的確是立足於對中西文化內在之體的深刻反省之上的，因而得以對中國傳統文化沒有發展出科學民主的缺失作出頗有理論深度的說明。並且認為「良知自我坎陷」說的提出，對於傳統思維方式的缺陷不乏深刻的反省和認識，也意識到對傳統哲學的繼承須經過「轉化之創造」，但是道德主體通過坎陷、曲折轉出知性主體，都是旨在尋求一個能夠實現由「內聖」向「新外王」過渡的邏輯「轉語」。
李榮添先生亦認為「良知自我坎陷」的提出是「牟宗三先生初步正視到此中之曲折而提出『良知坎陷』的說法，要良知先作讓步才可成就出外王的理想；然而，良知讓位給『知性』固然可以加強吾人之架構性思辨，但卻不足以促成健全政體和國體之落實。」
顏炳罡先生則認為：「自我坎陷說對中國文化走上現代化的探討，在邏輯上也許無可厚責。然而在現實上總感有所不足。……因而，引進西方文化的運行機制，促使中國文化格局的變動與再構，是中國文化實現現代化的重要手段。所以，在中國文化中坎陷出接受、適應西方民主與科學的心態與胸懷，遠比從自身中開出民主與科學更為切實。」 他承認「良知自我坎陷」說有其不足之處，因為傳統儒家並未開出屬於中國式的民主與科學，當面臨「現代化」的問題時，必須找出與西方的民主與科學相應的方式吸納與融攝，他說：「在中國，未產生西方近代意義的民主與科學，故使中國滯後、挨打、百弊叢生。在西方，由於其知性主體未能上提到德性主體，沒有產生儒家式的心性之學，其民主與科學最終缺少文化上的根源意義和終極價值。」
中國未開出民主與科學有其歷史因素存在，如要真正面臨「現代化」，即便是西方的民主與科學，也可以適用在不同的文化當中。因為，中國有中國要解決的的問題，西方有西方要解決的問題。因為文化的差異，像西方就不可能開出「良知自我坎陷」說，但不能說，西方的民主、科學就無法用中國傳統文化中「良知的自我坎陷」開出來。因此，顏炳罡先生說：「自我坎陷說對中國文化可以說是針砭痼疾，與當代西方文化之病似乎相距甚遠。不過牟先生考察中國文化是以整個人類文化的走向為背景的。因而它必然涉及西方文化。只是由於中西文化不同，解決它們各自問題的方式不同而已。」
牟宗三先生表示：「然則西方文化之特質，融於中國文化之極高明中，而顯其美，則儒學第三期之發揚，豈圖創造自己而已哉？亦所以救西方之自毀也。故吾人之融攝，其作用與價值，必將為世界性，而為人類提示一新方向。」
雖然，如今我們都要承認中國未曾開出民主與科學，（因其歷史、文化因素而未開出）然亦不表示中國無法開出中國式的民主與科學。牟宗三先生雖是用「良知之自我坎陷」說來解決、疏通中國傳統文化為開出新外王的民主與科學，他是站在中國傳統文化所提出來的，「良知之自我坎陷」的提出：第一、因為它最能相應中國式的民主與科學，它可以把握住中國的傳統（道德主體）與「現代化」（民主、科學）問題。第二、肯定西方所客觀發生的歷史事實與西方文化形態（知性主體）的價值，我們承認中國文化傳統無法開出西方式的民主與科學，並非就是否定中國永遠無法開出民主與科學，或者我們可以說，中國傳統文化開出了中國式的民主與科學，它就是由「良知之自我坎陷」所開出的。第三、如果要實現「現代化」，它應該是大膽融攝、吸納西方理論，而非只是純粹的「吸收」，不知為何鄭先生說「但他們（意指新儒家）在運用自己的哲學觀點說明現實的文化問題時，卻顯得蒼白無力。」因為由牟宗三先生所提出的「良知之自我坎陷」雖是使用西方康德「智的直覺」名詞所證成的「兩層存有論」，然它所肯定的是人具有「智的直覺」的部分。依此，「蒼白無力」便不成立。
五、結語
劉述先先生認為，「中國經過百年來的苦難，新儒家的反思逼使他們在給與儒家精神以創造的詮釋之餘，也真誠地體認到自己傳統的不足，必須吸納西方科學與民主的成就。但他們對走向現代化所可能遭逢的問題和困難認識得還不夠深刻，某些傳統心習也不是那麼容易去除。我們所需要的是順著他們的思路更往前推進一步，我對新儒家的批評與檢討正是基於這樣的同情的了解而進行的。 劉先生是站在一個時代的觀念下來看牟宗三先生，面對眾多對牟宗三先生所提出的「良知之自我坎陷」的批評，我們固然不應忽視它，因為這些批評也許正是我們現代所必須要解決的問題，除了質疑「良知之自我坎陷」外，是否可以從這些批評中作檢討，以「開出」相應於現代的「新儒學」？這個問題，恐怕是「當代新儒家」所亟待關注與解決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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