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攝於法國安波瓦斯堡頂層】
趙剛：這波紅色運動 台灣母親vs.台灣之子
【2006/09/18 聯合報】 記者 郭乃日
九一五紅潮圍城，台社成員、東海大學社會系教授趙剛指出，這一波紅色運動的核心意義不是「反貪腐」，更不是「倒扁」，而是保衛社會。
趙剛以他在廣場七日的觀察，分析這場運動的特色，首先是女性參與者遠超過男性，意志也更高亢，隨時可見婦女抱著、攙著、或推著小娃，昂然走進廣場。在這場可謂「台灣母親」對抗「台灣之子」的行動之後，是眾多母親鬱積對社會道德底線的磨蝕與下一代教養問題的憤怒與焦慮。這是所有公民，不分藍綠，必須深切理解並面對的。把母親的真誠焦灼面容抹藍，是徹底虛無的。
以下是趙剛專訪，以第一人稱記述：
這場運動並非只是眾口鑠金的「中產階級反貪腐」運動，而是各行各業裡的中、下階層民眾，各族群都有，在民進黨政權這些年來變本加厲變賣國產投靠財團之下，面對財富縮水、賦稅加重、失業減薪、生活無著之下，所不得不投入的自救運動（想想看，這六年來一萬六千名自殺者的冤魂）。
很多人是帶著剛從中產市民地位摔下來的傷痕來到廣場，連甚少出現在一般性社會抗議的原住民也都頻頻現身。如果不是因為民眾「活不下去」（廣場上每天都可聽到的自發呼號）了，台灣人民對貪腐政權其實是能容忍的。群眾自發地參與這個運動的最深層意義，其實就是共同拯救這即將傾圮的台灣社會的基礎結構。這是最素樸、最基準的保衛社會的公民集體行動，叫它革命太沉重，但說它是「台北的」、中產階級的，是異常偏頗的。
掌握住這些特質，才能真正理解為何這是一個完全不需政黨動員的自動自發的聚集，也才能理解為何這個運動在最根本的意義上「超越藍綠」，因為先前也許是藍的，也許是綠的民眾，在共同的自衛基地上，相逢一笑泯恩仇；「阿扁」竟是促進「大和解」的重大推力。
而「紅色」之所以成為群眾共同接受的顏色，也必須從這裡獲得理解，因為它象徵了反抗的熱血、沛然的正義，與人民不想再區分藍綠，團結起來保衛社會的慾望。相對於大致缺席的大學生，大量的高中生加入到這條紅潮中，反映的無非是尚未被早熟世故所麻木的正義感。他們是台灣的希望所寄，雖然，並不應該過早放棄對大學生的期待。
廣場群眾不是「中產階級」一詞可以概括的，但總部與群眾的政治關係則是準中產階級模式。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現實上，百萬人民必須要達到阿扁這個人下台這個簡單明確的目標，在既存的文化條件下，也唯有以古典契約論的方式，讓渡一部分權力給「暫時協議的（反）國家」（即施明德為領袖的總部），民眾願意將自身當為沙子與石頭，交給混凝土。
但是，隨著運動的進展及圍城成功，聲音與憤怒的人民體，必須要及早自我轉化，開始批判性的公共論述，揭示那隱藏在「阿扁」這個「擬人化」之後的各種生存痛苦、政策錯誤與社會不義。不然，就算是扁下台，民眾也將在勝利的暈眩中，遺忘了各種被不當擬人化的痛苦根源。畢竟，阿扁下台是第一步，自主公民應該要開始問的恰恰就是：「阿扁下台以後呢？」
公共論述又和圍城後所面臨更複雜的行動策略的選擇密不可分。畢竟，運動要採取罷工、罷課、抗稅、拒服兵役…這些不同的路線，必需要讓廣大的運動參與者能加入討論。
如何能讓批判的公共論述有效地介入到未來的運動組成中，形成最嚴格意義的「自主公民」，恐怕是這個運動走向下一步的最大考驗，假如我們的目標是保衛社會、提升社會，而非獨夫之去留或政權之重組。
愛與和平 怎會是納粹同路人
趙剛／台社成員、東海大學社會系教授（台中市)
日昨，執政黨立委林濁水為文論證「反貪腐倒扁運動」深具法西斯性格。但論證卻不敢面對一個簡單事實：法西斯運動曾有以女性、以母親為主體，幾十萬人手段平 和，只要求一個貪腐領導人下台的嗎？這些可敬公民手裡的「愛與和平」的倒扁扇子硬是被看成納粹的反萬字符。
其實，站在統治者立場的眾多男性對一個「異己」女性的毫無羞恥與憐憫的暴力，才更深具法西斯性格。
這是繼執政黨主席抹藍、抹「中」策略後的又一波論述。可惜缺少對新興運動的起碼理解，只有回到集體暗示與攻擊的老套路。在扣帽子這點上，執政黨竟是戒嚴時期國民黨的隔代遺傳。
這場運動，根據多日現場觀察，有兩大核心意義。
首先，這是社會保衛運動，保衛社會賴以維繫的基本道德與分配正義。民眾，特別是母親們，為了台灣社會的道德底線挺身而出。她們的語言是：「不出來，將來如何教育我們下一代？」道德危機之外，更重要的危機是維繫台灣社會的中下階層結構在這些年來的崩壞。這些年來財富兩極化越來越嚴重，「過不下去」不是修辭， 反映的是這六年來激增的自殺者。
其次，這是大和解運動。很多評論者抓住了「台灣國」不容於現場，就驟下結論說這是一個不包容的場子。但是，他們選擇性不提的是，國旗也是不容於現場。廣場上的民眾柔性勸退手持國旗欲進場的激動老兵，反映民眾希望能超越藍綠，達成大和解。
這是「藍的群眾」開始面對與體會黨外運動以來的某種「黨外」純真年代時的心靈、情感、歷史認知的重大關節。當補破網、雨夜花、心事誰人知等歌曲在廣場上、在雨中被合唱時，那種新的歷史際遇感是需要被細心體會呵護的，而非犬儒地祭出「法西斯」惡幡，就可以免除理解的公民義務。
要找出運動的缺點無限上綱地全面否定它，是容易的，但指出它的歷史意義、進步性以及限制，則是自主公民（包括批判知識分子）的責任。
容我舉個例子，好比，如何看待「禮義廉恥」？有人說，禮義廉恥曾和蔣介石的宣傳有關，而蔣介石是法西斯，因此禮義廉恥也是法西斯。這種童騃三段論很容易，也許也很過癮，但卻是虛無怠惰的，因為論者只快慰於抹殺，而沒有努力地在舊的價值條目上開拓新的價值內容，論述出有時代關連的新義。
好比，禮，不應只是「規規矩矩的做人」的個人德目，而是「尊重差異，進而在差異中學習」的公民修為。這種擴充後的具有當代社會內容的多元文化價值觀，或許才更有助國人在面對族群差異、流移勞工，甚至兩岸關係時，能夠援引為有效的自我批評基礎。禮，恰恰是反法西斯的！更何況那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的「義」、反剝 削反貪腐的「廉」，及公共性、反身性、拒絕尋找替罪羔羊的「恥」。
因此，這個運動的未來，要免於成為政治掠食動物的打劫對象，必須要努力的方向不是紅軍出城，反而是論述回城──讓公共論述成為這場運動的核心。把人民的苦悶轉化成價值導向的公共論述，並落實為具體政策，並以這些政策檢驗所有對運動虎視眈眈的掠食者，是當下首要課題。而歷史也將無情地檢驗所有為掠食者提供論 述的學者或政客。
【2006/09/24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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