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豪的憲法夢想論壇：法律是顛覆的基地 大部分的法律人，都努力學習如何用法律「維護」社會既有的秩序。但卻忽視了自己不知不覺在捍衛既有的不義......包括瘋狂喊著「革命」的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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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於巴黎，聖心堂】



2006.09.20　 中國時報

肢體暴力的排她

卡維波（作者為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教授，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社成員）

高雄倒扁人士泡茶靜坐，遭到挺扁群眾的包圍，最後倒扁者被警方以巴士帶離現場。這個畫面喚起我對另一個場景的回憶。

　　年輕時因為認同黨外人士，所以當美麗島雜誌在中泰賓館開酒會時也曾跑去湊熱鬧，不料酒會遭到自稱愛國的疾風社群眾包圍，最後警方將黨外人士放上巴士帶離現場。巴士駛離時曾遭到零星砸車，可是當時我內心恐懼的不是罵黨外賣國的群眾，而是國家暴力，畢竟，我認為後者只是國家所利用的工具。

　　有些宣稱群眾暴力有其正當性的人常常認為，人民面對國家暴力，當然有以暴制暴權利。但隨著反貪腐運動進展，越來越多的暴力是發生在人民和人民之間，而且一方人民常是自居「愛國」而譴責另一方人民「賣國」，可能也會認為另一方是國家（本國或敵國）的利用工具。那麼，人民之間的暴力有無正當性？

　　再說，由於國家暴力不只是軍警司法而已，那些以暴力手段來貫徹國家意志的群眾，正如同以暴力手段來執行國家權力的軍警，當然都是國家暴力的一種。如果反擊國家暴力是正當的，那麼對於作為國家工具的暴民或軍警，自然也應以暴制暴。主張人民可對國家以暴制暴，很容易就會走向人民之間的以暴制暴。

　　十八世紀開始以人民暴力推翻暴政的革命經驗，一直驗證了人民以暴力反制國家暴力的正當性。但是「人民革命」假定的是「人民」一邊，「國家」一邊，可是在目前看來，「人民」不是一塊整體，而是分裂或甚至衝突的；當人民之間發生暴力時，如一方以肢體暴力來威脅另一方噤聲時，國家暴力的介入（例如，為了保護集會自由）是否正當呢？如果國家暴力在這種時刻是正當的，那麼此時不服國家介入而以暴力來對抗國家暴力的人民就不正當了。這意味著：人民以暴力反制國家暴力，不一定都是正當的。

　　不過，過去人民革命的「人民」多數仍是青壯年男性，肢體暴力甚至是男性氣概的一部份，而最近數十年，公共領域和公民社會起了很大的變化，就是女性與其他弱勢者的參與加入，九一五圍城遊行中女性眾多便是這個趨勢的指標。從鼓勵弱勢參與公共的角度來講，肢體暴力與暴力的威脅並不是擴大「全民」參與運動的好策略，因為暴力的氛圍會嚇阻、也就排擠了大多數婦女、老人、殘障、兒童、娘娘腔（「懦夫」）的公民參與。

　　換句話說，肢體暴力之錯在於它的排她性質，暴力不但排斥了對方的女性與弱者，也會讓己方的女性與弱者退居邊緣角色，由雙方有能力抗暴與施暴的男人來主導政治，到最後，公民社會只剩下充滿怨氣妒恨的男性「強者」活躍在社會運動場上，由此取得的政權，不論哪一方，還是充滿報復怨恨的、強者主導的，而非包容的政治。因此反對肢體暴力是為了包容弱者參加公共政治。

　　有人說，應該教育老殘婦孺與「溫柔漢」不要害怕暴力。然而弱者倒不是因為暴力長期被污名而害怕暴力，在這些弱者的人生經驗中，他們本來就比較可能是肢體暴力的受害者，畢竟，肢體暴力和「強凌弱」是不可分的。

　　在中產階級所主導、講究文明有禮的歷史過程裡，肢體暴力逐漸退出公共甚至私人領域，學校體罰與家庭暴力都在減少，有些人甚至已經不知道肢體暴力的滋味。身體也逐漸和自我人格尊嚴緊密連結。在這樣的時代中，肢體暴力就像性騷擾一樣，不只是皮肉的接觸，而是涉及人權與人格的侵犯。

　　暴力的形式不只是肢體暴力，人民也不一定要以肢體暴力來對抗現代化的國家暴力。群眾與運動需要開創其他對抗形式，這些形式並不排除肉體的親身介入（如近年流行的裸體抗議）。

　　總之，一個逐漸女性化的公共領域、不排除弱勢者的公民社會，是與肢體暴力格格不入的。然而現今許多肢體暴力背後的個人動機，又與諸如失業、求偶失利、受制於人、遭受歧視等因素而受挫的男性氣概息息相關，有些男性也往往缺乏以其他非肢體的暴力方式來發洩的能力，因此這並不是立即可以解決的現象。長遠來說，由於暴力並不是男性必然的傾向，越來越弱者化與女性化的公共文化應能改變暴力的面貌，公民運動堅拒肢體暴力就是個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