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在哥倫比亞大學聽過關於台灣國家認同的講座之後寫下的感觸。
再一次，敬請各位看到的朋友以及大德為我轉寄。
近來，我感到馬英九的一意孤行竟然讓應該奮力制止他的我們疲軟了，
我親愛的國人們，我牽掛的台灣，我們不能夠啊，
我們不能夠就這麼疲軟，就這麼束手了，我們要制止他，要制裁他啊！
二零零九年二月五日，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 in the City of New York）的魏德海東亞學院（Weatherhead East Asian Institute）舉辦了以「交關緊要的台灣認同」（Identities at Stake in Taiwan）為題系列講座的第一場演講，講題為：
「為『正常化國家』奮鬥—後獨裁時期的台灣國家認同」（The Struggle to be a “Normal Country” — National Identity in Post-Authoritarian Taiwan）
演講者是任教於德國Tuebingen大學，亞洲暨東方研究中心的Gunter Schubert教授。Schubert教授自廿世紀九零年代初期在台灣居住時開始研究當代台灣的社會與政治、經濟問題。在二月五日的演說內容當中，Schubert教授歸結整理台灣社會自八零年代末期，約略是李登輝執政之初開始至今國族意識與國族認同的演變，並且提出對於二零零八年五月中國國民黨重新執政以後，台灣與中國關係的發展對於台灣國家認同可能的影響與展望。
講座進行的場地是哥倫比亞大學國際、公共事務學院（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nd Public Affairs）所在的I.A.B.大樓918室。因為是一場公開講座的緣故，到場聽講的除了國際、公共事務學院當中研究台灣問題的美國、法國學人以外，更有關注台灣事務的一般民眾；當然，也少不了在哥倫比亞大學任教或者就讀的台灣人。
不消說，人在天涯的台灣人，當天下午在I.A.B.大樓的918室或者以寒暄，或者以了然的眼光認出彼此。一場在美國舉辦，發表演說以及參與討論的學人並非台灣人的公開學術講座當中，I.A.B.大樓918室當中的族群和人種結構為整個講座憑添兩種一樣活絡，焦點卻判然分別的熱烈氣氛。
Schubert教授對於台灣內部國家認同的歸納與詮釋以著名國族研究學人Anthony D. Smith（b. 1933）的理論為基礎。Smith的理論，簡單地說也就是國家認同當中，包含「族」的意識（ethnic identity），也包含「國」的意識（national identity）。「族」的意識意謂一的族群中的人們對於自身淵源、歷史記憶以及文化情感（可以是多元的）的認同。「國」的意識意謂一個政體下的人們對於土地、歷史、文化以及團體中成員分享權利義務的共識。很明顯，「族」的意識和「國」的意識中間，基於同樣以歷史、文化作為要素的前提，有重疊和融會的可能。也因此，國家認同當中，「族」的意識和「國」的意識同時在折衝運作。
基於這個理論，Schubert教授歸納台灣自廿世紀九零年代以來國家認同的轉變。在最初期，（所謂的最初期，指的是中國國民黨的獨裁統治被撼動，台灣開始有除了「作為『中國人』」以外的國家認同選項以後）台灣內部開始有在學術、文化……各種領域當中追求「非中國」、「去中國」的自我意識。當然，這一個時期的努力，去論述的權力可以說匯聚在台灣人口結構當中佔最大多數的福佬族群。簡單地說，以福佬族群為論述中心的民族主義開始普遍而堅固地形成，並且緊密連結構建「民族國家」的理想。
繼起的發展可以說是具有強勢論述權的福佬族群對於前面提到的民族主義的修正。經由確認台灣人口結構當中「原住民」、「客家」、「福佬」、「新住民」的四大族群，台灣的國家認同當中「族」的意識開始產生質變。更進一步地，「台灣人」的內涵繼續修正成為生活在台灣並且將自己歸屬於島國台灣的所有住民。越來越朝向以團體中成員共享的權利義務去詮釋的國家認同代表著台灣從純粹「民族國家」（ethnic nation）轉變成為「公民國家」（civic nation）的發展軌跡。
Schubert教授以Smith的理論為基礎，這樣詮釋台灣國家認同的發展。他特別指出，這樣的發展脈絡曾經在廿世紀的九零年代末期讓民主進步黨和中國國民黨在國家認同和國家意識論述上發生出人意表的近似。這個詮釋也是他在論及中國國民黨於二零零八年重新執政，以及台灣與中國兩國關係因為越發緊密的經濟依存可能產生的變化時的基本論點。
他是這樣說的，從中國國民黨的馬英九在二零零八年的總統選戰中勝選的結果看來，台灣的國家認同當中「族」的意識的作用不再具有從前的趨力，而以「主權」（sovereignty）為核心的「國」的意識愈發的重要。因為台灣和中國越發密切的經貿關係，所以馬英九能夠以他和中國交好協商，一方面顧及經濟利益，一方面也藉友好保持台灣主權完整的訴求獲得選民的支持。就Schubert教授的觀察，民主進步黨當前面臨的嚴重困頓就在於他們因為中國國民黨在行政、立法權的政治角力當中接連勝選，頓時失去了因應台灣與中國兩國間發展中的新關係的論述能力。用我的話說，Schubert教授認為民主進步黨沒有能夠在台灣越發成為「公民國家」的現實下，扭轉昔日較傾向「民族國家」的理論基礎，好好發展關於與中國關係以及國家認同的論述。
就在這裡，I.A.B.大樓918室當中，非台灣人以及台灣人各自所形成的熱烈張力迸發了出來。
具體說，看得出來作為一名學者的Schubert教授盡他所能地站在客觀的立場分析台灣的現狀和展望；並且，他也陳述了馬英九以「與中國交好、協商」（作為手段）來「確保台灣主權完整」（作為目的）的政策在台灣遭受嚴峻的質疑與挑戰。Schubert教授嚴謹持守的學術觀點顯然讓在場許多台灣人感到難以認同。激烈的討論緊接著發生。
就一個聽眾的立場而言，Schubert教授對於學術立場的謹慎以及翩翩君子的風度和修養都令人敬佩。就一個台灣人的立場而言，不因為馬英九的政策方向感到義憤填膺，那只能說，如果不是鐵打的大泛藍，就是沒血性、沒熱淚。
就一個論述者的立場而言，必須指出Schubert教授對於台灣現狀詮釋的一個盲點。也就是，Schubert教授將「確保台灣主權完整」視作馬英九的「目的」，而將「與中國交好、協商」視作馬英九的「手段」。其實，以Schubert教授立論的基礎檢視馬英九的言論和施政，顯示的結果和Schubert教授對馬英九的「目的」和「手段」的認識只會是大相逕庭！馬英九以「確保台灣主權完整」作為他蒙蔽台灣人民的修辭「手段」，而「與中國交好、協商」……，噢，不，這樣說太客氣了，「將台灣置於中國治權之下」才是「目的」的居心，實在是再明顯不過地昭然若揭！
怎麼說？
事實上非常簡單。記得Anthony D. Smith關於國家認同當中「國」的意識的理論嗎？他說什麼？他所說的「國」的意識的關鍵，就在於社會成員對於共享的權利義務的共識。
注意，是對於「共享的權利義務」的「共識」！
而馬英九說什麼？馬英九說：台灣和中國是「中華民國」的兩個「地區」。兩個地區的居民的差異不在於「國籍」，而在於「戶籍」的不同。「台灣地區」和「大陸地區」的人民因而有各自不同的「權利和義務」。
各位朋友，我親愛的國人，切莫忘了，「國」的意識的關鍵是「社會成員對於共享的權利義務的共識」！馬英九都這樣表態了，他的國家認同跟你一樣嗎？很顯然的，不一樣啊！不一樣啊！
我親愛的台灣國人，問題還能夠這樣問，你曾經想過中國人（即便有所不同）事實上和你分享你所擁有的權利和義務嗎？而你願意和他們（十幾億人）分享嗎？
但是馬英九說的話就是那個意思。那麼，他的國家認同跟你一樣嗎？不一樣啊！不一樣啊！
國家認同都不一樣了，他口中說要確保的「主權」，跟你要的「主權」還會一樣嗎？不一樣啊！
Schubert教授的盲點是，他沒有發現他自己立論的基礎就明白地說明了馬英九的「國家認同」和他所謂台灣正在形成的「公民國家」的國家認同並不一致。
我親愛的台灣國人們，我們再想一次，看看這樣是不是很可怕。馬英九說，現今居住在中國領土上的人們，和你即便不同，但是都負有義務，分享權利。你能同他作一樣的想像嗎？這樣，他的國家認同跟你一樣嗎？
不一樣啊！我親愛的台灣國人們，不一樣啊！
註：文中的英文名詞以及Gunter Schubert教授的演說內容出自石小民一己的翻譯和領會，若有謬解誤讀，敬請先進大德不吝賜教。
文章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