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完了心中對於台灣獨立建國的呼喚，
來寫一篇貢獻給獨立建國運動的分析。
這也是響應
【Change】-串連一種監督，串連一種希望網路串連活動的一篇。
拋磚引玉，也懇請看見了的大家，花一些時間讀，花一些時間寫，來共襄盛舉。
現在，回想年初總統大選之前曾經聽到的言論和意見，立刻會記起一個至今言猶在耳的聲音。不止一次，聽到選民朋友說：
「我在乎的是荷包，是經濟啦！空談什麼國家、統獨。只要能把經濟搞好，誰當總統都沒關係，都一樣啊！」
聽完到這樣中立的高論，每當我反問：「咦！啊既然誰當總統都沒關係，都一樣，那你怎麼不投謝長廷一票？」眼前的人總是瞠目結舌答不岀話來。不過，現在能夠了解了。因為謝長廷的經濟政策看起來就是沒辦法把台灣的經濟搞好；沒有保證經濟成長率達到百分之六，沒有保證失業率低於百分之三，沒有保證國民平均所得每年達到三萬美元，沒有保證股票市場加權指數達到兩萬點⋯⋯。
當一個總統大選的競爭主軸被簡化操作成為口號式的「拼經濟」，也就難怪敢漫天喊價，敢一再加碼的候選人能夠勝選。勝選以後，隨著股票市場加權指數跌落到眼看就要剩下兩萬點的四分之一，台灣二零零八年的經濟成長率一再向下修正以及美國金融市場混亂潰敗引發的全球效應；靠著把「拼經濟」和「保證633」、「保證⋯」喊得震天價響勝選的馬英九，陷入連串承諾無法兌現的泥淖。
投票支持馬英九的台灣人，反對馬英九的台灣人，恐慌、失望、憤怒，有人後悔，有人怒罵，有人可能還在忐忑地寄託將來，寄託馬英九再一次保證的，連任以後的二零一六年。馬英九很冏，不管有沒有以選票支持馬英九的台灣人個個都很冏。冏⋯冏⋯冏rz。但是，到底，到底是怎麼會變成這樣呢？
怎麼會這樣？
在二零零四年五月十日的〈時代雜誌〉（Time Magazine）裡，有一篇評論者Charles Krauthammer的短文，標題是
〈Where Presidents Have No Power〉，翻譯為我們的文字的話，可以叫做〈總統（們）一點也沒輒兒的事〉。而什麼是總統一點也沒輒兒的事呢？Krauthammer先生說，是經濟！有興趣的朋友，可以點進上面的連結看全文。沒那麼多時間的朋友，且聽我的整理：
總統固然能夠影響經貿政策、投資環境（重點來了！作者說的還是總統制的美國；在台灣，對上述決策有決定權的甚至是行政院長，不是總統），但是他既沒有控制貨幣流通的權力，也無法對國際貿易施力。在全球化的現代，大量的貨幣是在國際貿易當中流通，因而實際影響一個國家的產業的，是數不清的外國企業和資金操作。這些，總統一點輒兒都沒有！施政者頂多只能規劃岀有利的環境和條件，其它的，完全不在他的掌握之中！
Krauthammer在他的文中最精辟的段落裡提到：怎麼會有人相信「柯林頓和高爾創造了兩千兩百萬個工作機會」這種話？柯林頓和高爾不會創造工作機會。比爾．蓋茲（Bill Gates）才會創造工作機會，安迪．葛羅夫（Andy Grove）才會創造工作機會！
對啊！那我們就不免要問：難道這些人不是聽他們的企業財務報表的話，而是聽總統的話？
同樣的，回到台灣的狀況，也可以來個照樣造句：馬英九不可能創造經濟成長率！張忠謀才會創造經濟成長率，郭台銘才會創造經濟成長率！而這些創造經濟成長率的人都不可能保證經濟成長率，馬英九到底是拿什麼來保證經濟成長率呢？又甚至拿什麼來保證若是台灣人讓他連任的二零一六年經濟成長率呢？
總統候選人馬英九的錯誤是，他竟然去保證完全不在他的掌握之中的經濟表現；現任總統馬英九的錯誤是：竟然還再去保證依然完全不在他掌握之中的八年後經濟表現。而台灣人，當我們指責馬英九沒有兌現他的承諾；難道不必想一想，我們始終沒有去面對的錯誤是：自己竟然相信他！
真正理性的選民好似應該在候選人濫開空頭支票時就揭穿他，而不是盲信以後拿著一開始就是空頭支票的廢紙質問候選人為什麼沒有將它們兌現。直到像馬英九這種「保證」完全不在其掌握之中事物的行為在發生之初就被唾棄，就被恥笑；台灣人還會再承受與這一次總統選舉之後如出一轍的失落和憤怒，和蒙蔽。
問題不只是如此而已。難道我們當真以為「國家」、「統獨」都是空談，將它們擱置了專心於經濟，它們就不會對經濟有一絲一毫干擾？這不免要從
憲法說起。憲法規定的總統職權，有統帥三軍（憲法第36條）、公佈法令（憲法第37條）、宣戰媾和（憲法第38條）、宣佈戒嚴（憲法第39條）、宣佈赦免（憲法第40條）、任免官員（憲法第41條）、⋯⋯。就是沒有「振興經濟」！就像上述所說，那是行政院長的事。台灣政黨政治的現狀下，總統和行政院長的政治立場一致理所當然，總統的意志若不要說指導，也自然會影響行政院長的施政方針。而這就是關鍵！總統對於經濟政策沒有實權，想要完成他的「保證」而對經濟問題置喙；他唯有以一己的意志去對經濟政策造成影響，這就是關鍵！
馬英九政府到目前為止最引起爭議，也最為人詬病的經濟政策，就是他嚴重的「親中」傾向一再地引燃在野政黨及其支持者的國家認同神經。立場相反的人會說，這就是在野黨泛政治化，不讓經濟歸經濟的證據！然而，從CEPA的例子來看，一個兩國經濟條約的問題，竟然會在台灣、中國雙方都挑動國家認同、主權歸屬的角力；這麼說連中國都在處心積慮的泛政治化，怎麼好像就只有馬英九和與他同黨的人士要把經濟問題當作單純的經濟問題考慮呢？再問道：在陳水扁政府時期掌握行政權力的行政院，沒有要同中國簽署CEPA之議；現在在馬英九執政時掌握行政權的同一個行政院要去簽署CEPA，難道不是因為兩任總統的國家認同、主權認同迥異！那麼，（即便不要說指導，）影響經濟決策的作用力裡面，怎麼可能完全沒有政治立場，沒有國家、主權認同的影響。
再就台灣本身的現狀看這個問題，一個經濟政策竟然引發有迥異國家認同的陣營壁壘分明的對立。那麼，不就說明了台灣的經濟問題不能夠只以經濟思維去考量的複雜性嗎！畢竟，有聽說過美國要和英國簽訂經濟協議，竟然會在國內引發「要當美國人還是英國人？」的爭議這樣的事嗎？或者是，有聽說過美國國內有竟然有政黨以「英國意圖併吞美國」而強烈反對這樣的事嗎？
這個問題問到最後，就會回到最初的那個命題：「我在乎的是荷包，是經濟啦！空談什麼國家、統獨。只要能把經濟搞好，誰當總統都沒關係，都一樣啊！」
從已經辯證過的「經濟不在總統掌握之中」、「經濟不可能自外於政治現狀」，再考量到「總統職權不包含經濟政策」，就要問：台灣人真的能夠，或者說，有這樣的條件依據經濟口號來選擇總統嗎？更要問：應該依據什麼條件選擇總統？
這個問題，從馬英九的話當中可以獲得一個初步的解答。即便馬英九已經在競選的時候錯誤地去保證不在他掌握之中的經濟表現，當人民指責在他的執政之下，經濟一落千丈，他畢竟說了正確的答案。他說：有不可抗拒的國際因素。馬英九很準確地表明了總統選舉跟經濟無關。畢竟，他至少承認了在國際因素的影響下作為總統的他控制不了經濟。重要的是，國際因素永遠都在。再看看馬英九自五月二十日開始執政以後的紛擾，很明顯的：
馬英九因為他的的經濟口號獲得所謂「中間選民」的絕大多數支持而當選。經濟口號作為選擇總統的指標的荒謬性已經非常明顯，而馬英九自執政以來不斷推動與改變的，唯有他依一己的國家認同為指導進行的台灣與中國關係。馬英九對台灣與中國關係的詮釋和處理固然令許多人憤恨難平，但是他畢竟是在做合乎於總統職權的事。在憲法架構下，總統具有直接權力的職權是：國防、外交與台灣、中國關係。而馬英九之所以能夠在執政之初就立刻大幅改變台灣和中國間的關係，改變李登輝一九九九年「兩國論」以來，花去將近十年漫長光陰好不容易在台灣人的意識當中生根的「國與國關係」，唯一的原因，正是因為台灣人用一張一張選票讓他坐上了總統的位子。讓他在職權內有實際的權力去造成，去定調「非國與國關係」。根據種種觀察、討論得到的結果是：不論誰當總統，經濟表現可能都受制於舉世的大環境因而大同小異，但是主權的尊嚴和完整，卻會有立即的差別和轉變！台灣人應該要認識到，台灣的總統選舉，不是經濟舵手的淘汰賽，而是活生生的主權公投啊！
選擇的不是掌櫃，是代表台灣主權的元首。台灣的總統選舉，是「台灣的主權絕不退讓」或者是「可以和中國協商，讓中國參與決定」，兩種國家認同的主權公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