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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研究馬基維利之著名學者如: J.G. Pocock, Quentin Skinner, Allen Gilbert等都認為馬基維利思想背後有一種「終極價值觀」(value)，這種價值或者是共同之善，或者是自由、安全、穩定等，促使馬基維利提出種種解決之道，畢竟「思想」之目的是為了使人類過更美好的生活。

然而本文所要強調的是，這種目的論之解釋，其典範(paradigm)來自希臘時期之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等人的哲學觀，而不是文藝復興時期的觀點。希臘人認為人的行為是「價值」取向而非「動機」取向，人所有的行動都是為了完成所存在之「價值」。事物的價值係由目的來決定，能達成者為善，否則就是惡。然而價值雖是好的，動機卻不一定是好的。歐洲中古時期堪稱思想的黑暗時代，基督教神學雖主導整個歐洲，但並未中斷希臘思想家價值取向之哲學觀，而是進一步主張價值之定義係由神的意志來決定，而認知神意之方法是沉思而非科學。

文藝復興時期思想家的觀點卻與之迥異。一般史學家均同意文藝復興時期有「重生」與「新生」兩種特色。就「重生」而言，人是宇宙的中心，「再生」的體現則端視人在世俗上的表現，這種表現既非依附神意，也不完全靠科學去攫取宇宙的本質，而是靠人的行動來完成。像這種缺乏外在固定認同對象之觀點其影響有好有壞。在好的方面：人類第一次有完全的自由意志，不必受任何框架之束縛。在壞的方面，這種從行動而非從價值來建立自我認同的基礎一開始並無固定方向，行動之目的非為成全價值，價值必須在行動之後才能詮釋及建構；行動力來自動機，一種想要瞭解及展現內在之我的動機。從這個角度來看是「我行故我在」(You are what you do)，而非「我思故我在」。

在這種氛圍下，辯證法思考模式有了成長茁壯之空間。辯證法在西方哲學思想中屬於一種較罕見的思考方式，但它的影響力卻非常大。就動機來說，辯證思想家並不認為世界多變的現象是真實的，他們要探究的是人們從現象中所引申之推論。例如168這個數字是一種客觀的存有，然而它在代表身高、體重或樂透中獎號碼時，所代表的意義便不相同，端視外界從哪一種角度去看。就程序而言，辯證法著重將現象分為正(已出現或確定者)，反(將出現或不確定者)，合(正反衝突的結果)。他們最感興趣的是在衝突的過程中找出變化背後之終極動能與意義，也因此他們很少墨守成規，也不認為有放諸四海皆準之價值觀。(A.F. Harrison & R.M. Bramson)

馬基維利的思想看似雜亂無章，缺乏系統，實則他有一個重要動機，亦即在揚棄神國幻想之後，真實的世界是變化無常的，人一方面有創造的潛力，一方面又感受到環境無法完全配合人類意志之無奈。因此人所能建構之最佳狀態就是維持自強不息的動力，倘若人人皆如此，在短線而言是彼此勢均力敵，不卑不亢，長期而言可促進競爭與進步，亦能帶動歷史之進步。他的共和國理想就是這種辯證史觀之呈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