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只有將個人的生活與社會的歷史這兩者放在一起認識，才能真正了解它們。”（摘自C.Wright Mills的《社會學的想像力》）
陳冠希：
當整個社會認為你欠了他們，我很清楚，如果我對你表示同情，如果我要反過來向你道歉，我也會跟你一樣，被眾人丟石頭。但是，出於一個教育工作者的良心，出於一個傳媒工作者的醒覺，我必須代表整個社會跟你說一聲：對不起！
你的罪狀，包括行為不檢、疏於保護秘密資料、事發後沒即時協助警方調查，以上種種，世人都煎皮拆骨的把你批評過了。然而，當全世界要置你於死地時，卻很少人冷靜下來，想想是怎樣的社會文化孕出一個陳冠希。當你的“淫亂”與“下賤”被定性為只屬於娛樂圈，那就似乎跟我們沒什麼切身關係。我們往沙發一靠，翹起二郎腿，輕鬆地當上道德判官；我們像不負責任的政客，把你的事件歸類為“個別事件”，強辯說這跟整個社會沒什麼關係。但事情卻剛剛相反，這個社會的很多環節一定是出了問題，然後才有你這次事件。你當然對事件責無旁貸，但你也承受了不少社會問題的惡果。
為教育滯後說對不起
對不起！我們的教育制度嚴重滯後。小時候，我們要尋找色情資訊是多麼困難，無論是買色情雜誌或租色情影帶，我們都怕被親友看到，隨後還有棘手的收藏問題。然而，今天的色情資訊卻是無時無刻向我們招手，包括網上無孔不入的色情廣告、報紙的風月版、八卦周刊的軟性色情。然而，面對媒體的巨變，教育制度卻幾乎是十年如一日。我們沒有完善的性教育課程，沒有系統的傳媒教育，學校很少教兩性如何互相尊重，老師不主動分析色情資訊，老師沒能力跟學生談傳播理論。甚至，至今還有教會學校教學生不要用安全套，也視口交為罪行，原因竟是這些性行為跟生育無關。
既然沒有正當渠道，好奇的年輕人便只有靠旁門左道的材料去認識性愛，例如ＡＶ。他們一接觸性，便是那些經過扭曲的內容；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他們冰清玉潔、循規蹈矩，反而是奇蹟呢！雖然你於加拿大長大，彼邦的教育似乎辦得較好，然而，從加拿大高企的性犯罪率可見，西方不少地區的性教育仍然追不上時代。而你，就被這種色情文化毒害。
為社會無知說對不起
對不起！我們這個社會的思考能力低落。二十年前，我們聽梅艷芳唱《壞女孩》就認定她是壞女孩，今天，我們看Twins的形象就以為她們是處女。因為沒有傳媒教育，我們對傳媒資訊照單全收，甚至把藝人當成榜樣，這根本是教育的失敗、觀眾的無知。你自稱是一個很壞的榜樣，很多人終於收貨，社會上卻少有失職的官員出來說一句“我是個壞榜樣”。我們對明星的要求竟比對高官還要高，奇哉。
更甚者，很多人沒有搞清楚事件的受害者是誰。我們不斷向你丟石頭，卻沒有留下一塊石頭丟那個照片發佈者，更匪夷所思的是，有人更視發照片的人是為民除害的英雄奇拿。民間的話題，完全被八卦傳媒牽著走；我們最關注的，是阿嬌如何被反對者圍攻，是張柏芝會否離婚，又或是你會不會自殺。很多人很樂於看到你們身敗名裂、精神崩潰，卻沒多少人批判教育及傳媒的問題，更沒幾個人對你們付出一點同理心。最令人齒冷的，就是眾多觀眾投訴Twins上籌款節目。正所謂不看僧面也看佛面，而這些人竟然反對他們為災民籌款，那種冷血可說是世界奇觀。傳媒畢竟是為了錢而推波助瀾，而我們在你們的傷口上灑鹽，則是損人不利己。當人們失去了對受害者的最基本同情，這就是一個社會的真正墮落，這比起你們的“墮落”可怕百倍。
因為教育的落後、傳媒的歪風，再加上這個社會長期看不起人文社會學科，於是，當問題出現，我們就措手不及，沒有能力宏觀地反思整個事件牽涉的各個環節問題。於是，我們便又使出那最古老的武器──道德，罵你們淫你們賤你們壞。最後，事件的結論便是“道德淪亡”四個大字。而這種咸豐年的悲嘆，究竟有沒有可能幫我們解決性別、教育、傳媒及隱私等各種現代社會的問題？
美國學者C.Wright Mills在其名著《社會學的想像力》中提到，我們的生活模式與社會歷史潮流有錯綜複雜的關係。也就是說，社會上很多看似是很個人、很個別的事情，其實與整個社會文化結構有關。他提出的“社會學的想像力”，聯繫個人問題與社會結構，幫我們看清社會的全貌。你的這次事件，就是很好的例子。若沒有泛濫的色情資訊，若教育制度不是如此落後，若傳媒不存在這般歪風，也許，就不會有你的故事。這次事件明明曝露了社會的眾多問題，而我們賴皮地把一切責任推在一個年輕人身上。刑法典有所謂的“適度原則”，法官對一個罪犯的懲罰必須與所犯罪行成適當比例，例如對一個在超市盜竊的人，不會判他十年監禁。明顯地，今天你所受的惡果，已經不成比例。
那天你在記者會中道歉，我彷彿在你眼神中看到一絲的不忿。我很擔心，這件事會毀了你的一生，令你憤世嫉俗，而你畢竟不曾傷天害理。陳冠希，你已道歉了，你已承受惡果了，但這個社會卻欠了你一句“對不起”！
(《澳門日報》視野版,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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