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性別弱勢
比起薩依德的中東背景，我的弱勢經驗其實是芝麻小事。我出生於小康家庭，我入讀名牌中學，中學畢業後有機會先後到加拿大及台灣求學。從某個角度看，我甚至是享盡了不少七字頭該有的社會資源。然而，我當年卻有過作為弱勢──性別弱勢──的經驗。
中學時期，我是個很少得到同輩認同的男生。在我就讀那間中學的文化中，一個受歡迎的男生通常是一個「很男仔的男仔」：他應該是好動的，最好是球場上的健將（而且要是籃球而不是排球，因後者被標籤為具有女性傾向）；他不需要學業成績好，最好有一點壞；他應該有前呼後擁的一眾同性朋友，保持著一種外人難以融入的「社群次文化」。
然而，我的特質卻恰恰相反：放學後男同學去打球，我卻去了圖書館，更慘的是我除了看金庸衛斯理，還會看三毛亦舒；放假時男同學相約去看色情電影，我永遠不在被邀請之列，事實上當時的我常去教會；男同學都迷賽車、看《風雲》、交換日本漫畫，我通通感到陌生，事實上我當時悄悄地參加了話劇活動；男同學開始玩槍戰，我卻去參加歌唱比賽。像我這種男生，客氣一點的同學會稱之為「斯文」，不客氣的則稱之為「文弱書生」、「懶乖仔」或「死讀書」（很奇怪，他們會把一個興趣較靜態的男生跟「死讀書」扯上關係，而不理會我的興趣跟生活圈子很可能比很多「波牛型」同學更廣），甚至是「女人型」（把一個不合乎傳統男性特質的男生跟女人混為一談，是為社會對一個男性的最嚴酷懲罰）。種種原因，造成了我當時在學校的孤獨心情及弱勢地位，那是同輩社群對多元性別特質的排斥──甚至是壓迫，我被推到一個邊緣的位置。
升上大學後，我選修了女性主義社會學，授課者就是台灣著名的女性主義學者林芳玫老師；我又從其他途徑認識了《內在革命》及《女太監》等著作，開始閱讀相關理論，了解父權制度對人類的身心壓迫。當時，我跟性別研究就像一拍即合。一直到了很多年之後，我才慢慢明白當年我為何跟這個學術領域一見如故，因為，那直接關係到我個人的弱勢經驗，換句話說，那些理論對我來說不是假大空的空中樓閣，而是活生生的「血淚史」。此後，我對性別問題的觀察總是比較敏銳。如不少學者所言，當今世界的三大壓迫來自性別、種族及階級，我很慶幸我中學時就經歷了其中一種，體驗到什麼是意識形態，什麼是權力，什麼是壓迫。一理通百理明，這令我後來思考種族與階級的問題事半功倍。
作為種族及階級的弱勢
很多年過去了，活在台灣及澳門，我沒有機會親歷種族與階級歧視──直到去年赴英國求學。英國的種族歧視的確比我想像中嚴重，我跟多數亞裔同學幾乎是一人有一個（或幾個）被歧視的故事：有同學曾在街上被人踢他的行李，並被罵「滾回日本去！」有同學曾在巴士上被罵是「亞洲豬」；而我也曾被一個擦身而過的路人對我說「中國人，走吧！」這種來自街頭的歧視畢竟是容易辨明的，更為可怕的是來自較高文化水平的階層的歧視──例如我身處的學術環境，他們不會罵你「亞洲豬」，他們對你的歧視常是不動聲色的、難以明辨的，這種情況會導致兩種後果：一，弱勢索性不思考歧視的問題，甚至自我催眠，認為歧視根本不存在；二，弱勢成為驚弓之鳥，把所有問題推到種族上，患上「被迫害妄想症」。這種似是無形卻有形的歧視，顯然更為棘手。
其實，早有英國報章報道過去幾年種族歧視在歐洲日益嚴重，原因涉及恐怖份子及亞洲崛起帶來的恐懼等。可笑的是在赴英以前，我竟曾天真地以為歐美早已對不同膚色習以為常，種族歧視早已不值得大書特書。這種對種族問題的漠視與否認，正正體現了權力的運作：壓迫的最高境界，是要令弱勢社群「身在苦中不知苦」，甚至相信所謂的歧視與壓迫是不存在的。情形就像澳門今天很多女性打從心裡相信性別歧視就已是明日黃花。
面對英鎊的高企與英國的高昂物價，身為留學生的我又稍稍經歷了作為經濟階級的弱勢之苦。在英國，我大多只能在最便宜的店舖，購買裡面最便宜的東西。我曾多次在唐人雜貨店拿起一樽腐乳，但最後還是依依不捨的放下，只因那腐乳盛惠港幣近四十元；我喜歡星巴克的沙冰，但我一年來從沒喝過，只因那沙冰盛惠港幣近五十元；最妙的是購物，因為每間超市的價格各有不同，我有時會在Ａ超市買牛奶、Ｂ超市買廁紙、Ｃ超市買罐頭，常常不能同一時間買齊所需物品。經濟的問題不只關乎物質，還涉及生活空間及生活型態。比如說，我很少逛宿舍附近那間商場，我也很少到倫敦的某些區域，因為那裡的東西我買不起；我在英國又很少買新書，因為書價實在太高。如是，作為經濟階級的弱勢，我的城市空間受限制，我的休閒生活也受到影響。
當然，我始終是個時代的幸運兒，我所有的弱勢經驗其實都只是「淺嘗即止」，比起世界上處於水深火熱的弱勢──如貧窮國家的雛妓、非洲的飢民、美國的中東人，我「買不起沙冰」的抱怨似乎是無病呻吟。然而，以上經驗卻令我學習如何作批判思考，培養對權力與壓迫的敏銳。受種族歧視的經驗，令我重新思考全球局勢與媒體呈現的種族刻板印象等問題，甚至是澳門人如何看待新移民、自由行與菲傭的問題；至於作為經濟弱勢的經驗，除了令我更關心勞動階層，也引發我思考城市空間如何被階級化，以及促使我發掘電影小說中潛藏的階級問題。
弱勢、體制、雙重視角
在《知識份子論》中，薩依德早已明言：知識份子應該質疑階級的、種族的或性別的特權意識。他認為一個知識份子應該跟體制保持距離，只有這樣，他們才能培養出一種「雙重視角」(double perspective)；我把這理解為一種既能從主流價值，也能從弱勢的角度思考的能力。薩依德深信知識份子的要務之一是要把社會上的刻板印象一一破解，而邊緣的狀態──弱勢──則能提供解放的力量，令人反思權力，令人有創新及實驗精神，而不被馴化。
我並不認為所有知識份子都不該進入體制，體制內的改革者以及體制外的批評者在社會中應該是同等重要的。然而，無論是否身處體制，知識份子也都應該勇於對權力說真話、對弱勢的苦難敏感、對社會的不公敏銳。一個學識淵博的人如果只捍衛主流價值，為當權者及社會的既得利益者說話，缺乏反思權力的能力，那麼，如薩依德所言，他只會是個專家，而不是知識份子。而弱勢的經驗就能造就上述的一種「雙重視角」，並培養出薩依德所言的「反對的精神，而不是調適的精神」。
活在今天的澳門，我們不見得都有機會體驗弱勢之苦。然而，這卻會是我們認識社會的一個有力的切入角度。例如，我們可曾好好了解過澳門的菲傭社群？他們受到怎樣的歧視？澳門的社會制度及城市空間給了他們什麼位置？我們比較了解皇朝區還是北區？這幾年澳門的巨大變遷怎樣改變了北區？社會的低下階層能合理地分享經濟成果，還是進一步被邊緣化？老年人這一弱勢社群的生活是否有保障？我們的城市是否有足夠的「無障礙空間」提供給殘障人士？澳門有沒有團體為同性戀者爭取權益？澳門女性被性騷擾、遭受家庭暴力的情況嚴重嗎？
社會是一個環環相扣的結構，對弱勢的關注，其實關係到整個制度的建立。公平合理的制度一旦建立了，社會上所有人都得益；反之，若沒有好的制度，今天受苦的是他，明天遭殃的就可能是你。我們當然希望社會上有更多知識份子的出現，但就算你沒意思當個知識份子，你都不能對弱勢的問題置身事外──因為，誰都逃不過權力，逃不過政治。
延續閱讀:「公共知識份子」系列
1-林玉鳳:《讓茶餐室討論成為公共意志》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agnesmacau/3/1274666698/20061024005810/
2-知識份子就是公共的--香港文化學者梁文道專訪
http://manfaiw.blogspot.com/2006/10/blog-post_25.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