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步 城 思 Life is beautiful Life is a struggle Life.... is a beautiful struggle (A line by John Coltrane. I learned it from the ’Marxism festival 2006’ in London)

1,511愛的鼓勵 9訂閱站台

　　

　　　　　　　澳門，一個「性別盲」的城市　　　李展鵬

　　早前在美國出席婚禮，我目擊一場有關女性的「人道危機」。

　　話說晚宴尾聲，司儀宣佈即將進行「拋花球」環節，並請場內的單身女子到台前。起初，全場沒甚反應，但經過司儀一再呼籲，慢慢有零星的幾個不情不願的女賓客出來，幾經努力又終於召集了十數人。好！一聲令下，新婚子拋了，但無人搶接；又拋了幾次，終於落在某女賓客前，她別無選擇，只好配合地拾起花球，臉上不無尷尬之色。

　　近距離目擊這場「人道危機」的我不禁想：為什麼到了廿一世紀拋花球仍然流行？是誰假定那些未婚女子個個如飢似渴，希望下一個結婚的是自己？為何我們有權像納粹黨從人群中揪出猶太人一樣，把未婚女子叫出來侮辱？結婚生子當然也是美事，但是，就像整個社會用「剩女」、「敗犬」等污名壓迫未婚女子，為何自稱進步文明的人類仍然不了解女性單身，不尊重女性單身？這種並不有趣的遊戲，為何又只針對女人？

　　毫無疑問，不管看起來多麼文明，這社會仍充斥可怕的各種歧視，性別就是一例。很幸運地，我在台灣求學時遇上了一股反思性別問題的浪潮。修讀社會學，教授第一堂就開宗明義：我教的是女性觀點的社會學，要退選的請便。當時，台灣發生轟動一時的婦運領袖彭婉如被姦殺案，這位教授呼籲我們參加悼念活動，為性別不公呼喊；台北美術館有女性藝術作品展，她又推薦我們去看藝術家如何思考性別問題。那位教授叫林芳玫，在台灣是為人尊重的女性主義學者，那一門社會學是我大學時代最豐收的課堂之一。

　　另外，當時台灣大學的學生女性社團，不時有好玩搞作：她們組織「女生看Ａ片（即AV）」活動，鼓勵女生談性，並讓她們以批判眼光了解男性的性幻想構成，反思AV工業的男性霸權；她們又發起「搶攻男廁」活動，叫女生進入男廁，看看女廁整天要大排長龍的原因，除了是女性如廁時間較長之外，還有空間分配上的不平均──女性需要更多如廁空間，但大多男廁卻是較女廁大得多。在大學的氣氛中，性別議題早已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直至我到英國求學，發現彼邦的人文社會學科的幾乎任何研究都必經女性主義的檢驗；不管你是大師或名家，如果忽視性別問題，一概被批得體無完膚。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的男性本位、薩依德對性別問題的忽略，都被狠狠的修理過。

　　澳門一向是個「性別盲」(gender blind) 的地方，我們從來對性別問題視而不見，不當性別問題是一個問題。這一點，從我逾十年前大學畢業回澳到現在，一點也沒改變。男性普遍認為澳門女性已很強，沒什麼不平等，卻不顧家庭暴力、性侵犯的受害者仍多是女性的事實。更可悲的是女性自己也不意識性別問題，朋友甲明明因為身為女性而在進修方便有諸多不便（社會接受一個男性因在職進修而常不在家不理家務，女性如早出晚歸則承受不小壓力），但她偏偏覺得自己的情況是「個別事件」，否認社會存在不平等。如此的「性別盲」，連家暴等血腥歧視都可忽視，就自然不會意識表面上沒那麼暴力──但其實非常暴力──的其他問題，諸如傳媒物化女性（看看《獎門人》如何意淫）、女性在情慾上的不自主（看看AV中的男性快感如何建立在女性的痛苦上）、女性在職場仍然受歧視（看看社會仍然把「未婚中年女主管」視為洪水猛獸）等等。

　　一個社會的最大問題不是它存在一些問題，而是社會根本不意識、甚或否認問題的存在。壓迫的最終極模式，不是有人用武力對待你，而是令你在壓迫當中渾然不覺，甚至為不公的制度辯護。在澳門要談「性別開眼」絕不容易，但這卻是現代人不可或缺一課。

＊原文刊於三月號《新生代》雜誌。這一期的專題是＂Women Rock＂，訪問了從二十幾歲到六十幾歲的幾個富代表性的澳門女性，包括在劇場及影像上奮力創作的莫倩婷，教書、寫作、做研究、參與社會都有成績的林玉鳳，從當年的選美佳麗變成今天成功商人的張茜，為弱智人士爭取權益近二十年的劉玫瑰。澳門女人的故事，就是可以這樣精彩。另外，還有封面人物－－世界級舞者許芳宜－－的專訪。《新生代》雜誌從今期開始改於全線ＯＫ便利店及各大小書店有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