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本質有多壞？
──本質論、民族主義與全球化 李展鵬
災難是一塊試金石，它考驗一個地方的政治、經濟、國民素養，它試探人性，它試煉文明。這次世紀大地震後，日本社會的種種優點與問題無所遁形，不過，這次天災竟讓中國人也現形了──說的是仇日情緒的高漲與「日本人有報應了」、「慶祝日本地震」的此起彼落聲音。活在相對不仇日（甚至有時親日？）的港澳，內地的仇日情緒是否跟我們毫不相干？在今天的全球化時代，對異文化異種族的誤解與仇恨，帶給我們什麼反思？
日本生來就仇恨中國人？
我想起在廣州的一些朋友。他們受過高等教育，在國內著名大學畢業，周末他們會開車去看七八十元一張票的首輪電影。他們在小洲藝術村有個展覽室，不為營利，只為工餘的一點風雅。儘管算不上富有，但他們是現今中國一群有文化素養的中產階級。我跟他們從電影到政治，談笑甚歡。可是，只要談到日本，我們就總是話不投機。恨日本不是問題，當年日軍所為的確令人齒冷，就算是恨今天的日本，我也尚可接受，因為日本政府對歷史真的不知悔改。但是，當他們表示深深相信日本人生來就仇恨中國人，我就不得不起而反駁。他們認為，日本人恨中國人不是一時一地之事，而是世世代代的事，日本整個民族就是與生俱來要千方百計對中國人不利。可以想像，抱持這種想法的人會對日本地震叫好。
把他們的看法說得形象一點，那就是：如果一個日本嬰兒在手術室呱呱落地，而負責接生的剛好有一名中國籍護士，這嬰兒就會即時怒瞪她一眼，眼神中定必藏著千古隔世仇恨。如此荒誕不經的事，為什麼為受過高等教育的一群所相信？
文化研究有個非常重要但很少被社會討論的概念，叫做「本質論」（Essentialism），這個概念很適合破解中國人的仇日情緒。所謂的本質論，就是相信某一個族群的人（如女人、黑人）會有一些獨有的、內在的、天然的「本質」。既是與生俱來，那麼這些本質也不會改變。本質論一直是個很受歡迎的概念，原因之一是它非常「方便」，因為它一早已經對人們分門別類，安放在不同的抽屜裡，我們一目了然，無需思考；於是有人相信黑人就是有暴力傾向，女人就是情緒化的，很多港澳人也認為，菲律賓人是不文明的，印度人是不愛乾淨的。
本質論：分門別類，造成不公
如此便利的概念，有什麼問題呢？其實，那是歧視、排外與仇恨的開端：如果某族群天生就是暴戾低等的（如黑人？），他們自然不應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如果某族群天生就不理性，他們自然不適合領導工作（如女人？）。首先，這會造成社會不公，例如古代中國女性在「無才便是德」及「女主內」的觀念下被剝奪教育權工作權，直至百多年前的歐洲，當公民政治權利迅速發展之時，醫學界仍以女性的生理結構（如頭顱骨的大小）來說明女性不該享有政治權利。這種把人類差異全盤訴諸天生本質的論調，輕而易舉地合理化不公，因為，掌握發言權與定義權的往往是社會的既得利益者，任何族群一被定為劣等，自然不必談什麼公平，甚至活該做奴隸。而狹窄的民族主義亦在這裡滋長，因為本質論常強調敵我分明──我的優越，是透過他人的劣等而成立；我的文明，透過他人的野蠻而確認；我的權力，是透過他人生來就不配有權力來合理化。
本質論發展到最極端的，就是戰爭與屠殺；希特拉屠殺猶太人，他聲稱後者是劣等民族；美國在出兵伊拉克之前，亦先打意識型態之戰，把伊朗等國家定義為「邪惡軸心」。在這樣的本質論下，要消滅劣等民族與邪惡軸心自是合理不過了。而中國人亦是本質論的受害者。薩依德的《東方主義》的焦點是西方眼中的中東，但在十九世紀的帝國主義與殖民侵略下，中國正正被視為西方的對立面：落後、愚昧、不科學、不文明。這些「中國本質」一旦成立，對中國的侵略與瓜分不就是可以是順理成章的「教化」嗎？本質論的問題就在於此：對比西方，晚清的中國的確比較落後愚昧，但這絕非中國人之本質，而是在特定的封建制度與閉關鎖國的大環境下形成的。
反本質論：文化的建構
於是，「反本質論」的學者提出嚴正警告：本質論非常危險，又易被政治力量利用。他們提出，一個族群的所謂本質，其實是文化建構的結果，形而上的本質並不存在。這種建構，可分為兩方面：一是被刻意的抹黑，例如布殊有意挑起九一一事件帶來的餘悸，並利用美國人長期對回教世界的不了解，把他們劃分為邪惡一族，與美國在政治上代表的民主及宗教上代表的正統形成對比。這種抹黑跟傳媒長期以來呈現的形象，如蒙黑紗的女人、包頭蓄大鬍子的男人等一拍即合，一種強加在他們身上的「邪惡」本質即時生效。另一種文化建構，則不是外人所加，而是一個地方在特定的背景下形成的人民特性，如上文談到的晚清中國人，他們的落後愚昧是由政治社會環境造成。今天，在內地、台灣、香港的華人特性各異，至於新加坡華人的差異又更大，這說明同一種族的人在不同制度環境下自會發展出不同特性，而非與生俱來。
如此，談日本人的本質就要非常謹慎。首先，從二戰時日軍之殘酷，到今天日本政府及至部分人民不反思歷史，這其中有多少是政治氣候的操弄？二戰的侵略，是日本極右組織與日本軍部勾結的結果，日軍受軍國主義的洗腦，日本國民也為政治宣傳所欺瞞。二戰後，右翼政權曾被壓抑，但後來又得勢，他們做了大量工作掩飾戰爭罪行，改教科書與掌控傳媒都是慣用技倆。如此說來，政府不反省，人民其實是受害者，他們被蒙騙誤導。那麼，說被蒙騙的人本質有多壞，又有什麼意義？再者，報應又怎可能落在受害者身上呢？其實，不只日本人的壞不是本質，他們的好也不是。地震發生後日本人的淡定以對與井然有序，亦是在集體主義先行的教育與社會氛圍下慢慢培養的，他們也不是一出生就比較文明守禮。
當然，這並非全盤否定不同族群的獨有特質，事實上，如氣候地勢等因素必然影響一個地方的人的性情。但是，這種因素有多大的決定性呢？相信什麼都是與生俱來又有多懶惰多危險呢？對後天的政治文化的忽視，其實也是人文社會學科的受忽視，因為人文社會學科相信所有人都是社會人、歷史人，人類脫離不了社會與政治而存在，我們之所以跟其他生物不同，是因為我們是文化的產物。而在今天的全球化格局談本質論特別有意思：世界因為交通方便與資訊交流而成為地球村，但我們並不見得比以前更了解不同地方不同族裔，所謂的世界資訊有時只是歐美發達國家動態。另一方面，與全球化共生的卻是民族主義與排外情緒：當國家之間的分野越來越模糊，人口越來越混雜，帶來一定的不安感，這時，分清敵我的界線會特別有吸引力，也容易被政治力量利用。
澳門人：如何做世界公民？
澳門自然不能置身事外，自從賭權開放後被捲入猛烈的全球化，澳門人面對眾多外來文化外來人種，我們會不會用上本質論來思考？從坊間網上的某些言論，情況已亮起黃燈：有人對自由行不滿，有人發起「反港燦」遊行，有人熱烈地反阿蘇，有人歧視南亞人。當不少澳門人指責內地憤青過激之時，我們自己又有沒有陷入了本質論的陷阱？在一個人口多元的城市，澳門人如何學習做一個包容的世界公民？人文社會學科又如何啟發整個社會思考，讓我們知道我們眼見的只是政經與文化的結果，而非人的本質？create_adam@yahoo.com.hk
（澳門日報３月２８日視野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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