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城市，深圳很難令人特別喜歡。深圳有什麼好？沒歷史沒文化沒傳統，那不過是個在改革開放下瞬間拔地而起的商業城市，冷冰冰的沒什麼趣味。但是，像深圳這樣的一個沒根的城市，卻自有它的吸引人之處；而深圳的特點，也可以給今天的澳門一點反思，也就是：我們想要一個怎樣的澳門？
什麼人都可以是深圳人
有一次，我跟一個畢業於廣州暨南大學的東北人談起珠三角的城市。他跟我說，他的不少外省的同學畢業後若果留在珠三角，他們都會選深圳而棄廣州。原來，由於深圳是個新近發展的移民城市，因此，一個外來人就不太會被視為外來人，因為，本來就沒什麼純正的深圳人。相反，在廣州生活，他們還是感到疏離，因為廣州人還是不會把他們當自己人，甚至排斥他們。他們覺得，深圳比廣州更歡迎外來人。的確，作為一個年輕的城市，深圳沒有建立一套堅固的身份認同，當肯定地自稱“我就是深圳人”的人還不多，也就意味著什麼人都可以是深圳人。
為什麼突然說起深圳？回歸十年，談起澳門人，總有一種說法：澳門人的身份太模糊了，澳門人的認同太空白了，澳門人的國家意識太薄弱了。我們不像香港人，他們對自己的城市非常認同，在外國時大多宣稱自己是香港人，絕不含糊；就像作家西西在《我城》中提到的，香港人只有“城籍”而沒有“國籍＂。我們也不像內地人，他們有非常鮮明的國族認同，甚至隨時準備起而捍衛民族尊嚴。總之，無論對城市或國家，澳門人的身份認同好像出了問題，澳門人也好像很可憐。這種說法，把澳門人身份的模糊與認同的空白視為一種“病理”──那是有問題的，需要矯正與治療的。然而，這種模糊與空白，有時卻並不見得是一種缺點。
相信不少曾在外國求學或工作的人都有類似感覺：澳門人可說是兩岸四地人民之間的“友誼小姐”，我們很容易跟任何地區的華人交朋友，而不受政治或地域隔閡影響。我們跟香港人很容易熟絡，因為方言相同，文化接近；我們跟香港人聊天談的多是香港的事情，也不是刻意遷就，而是澳門人早就認同了不少香港文化。另外，台灣人跟內地人在外國時常因為政治分歧而生嫌隙，甚至因此連朋友都做不成，這時，澳門人也可以左右逢源，我們沒有鐵板一塊的認同與立場。換言之，我們跟香港人一起就幾乎變成香港人，我們對內地人的民族感情很是理解，我們對台灣人的政治意識也見慣不怪。我發現，到了外國，不少澳門人的人緣在華人圈子中是特別好的，原因之一，是我們沒有非此即彼的身份認同或牢不可破的政治取向。
澳門：比邊緣更邊緣
是的，如果說台灣跟香港身處政治與文化的邊緣，那麼，澳門就更是處於邊緣外的邊緣。台灣跟香港的邊緣位置，令他們產生身份認同危機；香港學者葉輝就妙用“臥底主義”去描繪香港文化，那是一種歸屬不明、既非此亦非彼的認同問題，因此臥底題材才會在香港的電影電視歷久不衰。台灣也長期在統獨的政治鬥爭與社會爭議中，身份搖擺不定；去年大賣的台灣電影《海角七號》，索性把日本描繪成台灣的政治史與庶民史的最終依歸，依戀日據時代而不談統獨。不過，儘管有身份認同危機，但從政治、傳媒、藝術到流行文化，他們的發聲仍是相當清晰。他們的確處於邊緣，但那是個有被說明的邊緣狀態。
但反觀澳門，卻是在邊緣中沉默，像個不吭聲的異鄉人。這種狀態，某程度上是一種社會文化上的“病理”，然而，這種狀態也帶著一種開放性，也就是說，當我們連自己是什麼都說不清的時候，我們其實是很兼容並蓄的，澳門人的定義是可以很廣的。雖然背景各異，但澳門像深圳一樣，都是因為沒有堅固的本土認同而有了一種開放性。
在全球化席捲各國的今天，同時也有極端保守的原教旨主義興起，在民主國家有美國的極保守福音派教會，在回教國家則有仇恨西方的恐怖份子。他們拒絕任何變化，容不下任何彈性，只為堅守所謂的傳統與教義，而願意為此赴湯蹈火，死而後己。而澳門，可能是全世界最沒有可能滋生原教旨主義的地方，在殖民地文化中，我們從來沒什麼根深柢固的政治意識，我們的世界沒有鐵板一塊的金科玉律，一個歸屬不明、身份認同模糊的地方，又怎會動輒不理性地捍衛傳統與教義，甚至拿起刀槍？
身份模糊未必是一種病
身份的模糊、認同的空白與文化的混雜，其實可能充滿創造性的力量。如上述的深圳，不會排斥外來的人與物，這就是文化創造性的土壤所在。沒什麼人在深圳被質疑不是深圳人，沒什麼文化在深圳被貶抑為不合深圳傳統。就像一種藝術創作，深厚的傳統有時會窒礙創作（如古典音樂），而沒有傳統則可能最適合大膽創意（如塗鴉或行為藝術）。而這就是澳門所潛藏的文化力量的所在，因為澳門很可能是兩岸幾地文化包袱最小的地方。當北京及上海有深厚的“京派”及“海派”的文學及文化傳統，香港或台灣也有某種積慮下來的文化範式（如香港電影或台灣流行曲），澳門就可能因為本土文化的模糊與身份的不鮮明，而爆發文化、社會、政治上的新意，例如澳門基本沒有文學傳統，要書寫澳門就更揮灑自如，又如澳門人的個性沒有被定型，新的定義就成為可能。
後殖民理論大師霍米巴巴（Homi Bhabha）曾分享過他的一段引人深思的經驗。他來自印度孟買，後來去了英國牛津讀書。在牛津這個西方文化學術奠堂，處處被深厚傳統包圍，他卻很懷念孟買的混亂、包容、多元。他很感慨，當一些所謂偉大的西方都市常有仇外的叫囂，一些被視為次等的後殖民商業城市卻是充滿生機與可能性。霍米巴巴的核心理論，就是混雜（hybridity）、模糊（ambivalence）、邊緣（periphery）及“居間性”（in-between-ness）──即是不屬於這，也不屬於那。他認為，混雜的文化打破僵化的國族傳統，模糊的身份質疑排他的民族主義，邊緣的位置則有利於挑戰掌握話語權的中心。對他來說，曾被殖民時代的地方會因為其混雜而併發新意，蘊藏變革因子。
澳門可以像深圳、孟買？
回歸十年，一種“澳門論述”正漸漸建立，一種“澳門人身份”也正逐步被書寫定型。這一方面令我們思考、關心、書寫自己的城市，有其不可否認的積極意義。然而，讓身份認同與文化歸屬保有一定的模糊與不確定，卻有其正面價值。在全球化的洗禮下，在大型外資的進駐下，在大批移民的入境下，澳門人很容易因為所謂的“自我身份”與“本土認同”而大喊“外來的人事物通通給我滾出去”，這顯然亦非澳門之福。一個多元進步的澳門，應該多少像深圳像孟買，充滿開放性、混雜性、可能性。
（十年回望與反思．六）
《澳門日報》1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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