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時代，這些劇場作品
──談回歸十年前夕的幾部劇場作品
六十年代美國的搖滾樂唱出反戰呼聲，法國新浪潮電影與「五月風暴」學生運動關係密切，中國的五四新文學運動要改變的不只是文學，還有整個社會。藝術也許有時是關起門來沉思創作，但它從來都跟外面的世界同呼同吸。臨近回歸十周年，近期幾個重要的劇場作品都以澳門現今的社會問題為題材，創作者有劇場新人（葛多藝術團），也有已成為「澳門品牌」的導演（許國權）及演出團體（石頭公社）。究竟，這些創作如何回應社會？
《聽風的卡夫卡》的局限
從逾十年前的「後太平天國」系列至今，石頭公社一直表現了他們對政治社會、城市空間的敏銳觸角。這次重演的《聽風的卡夫卡》選在即將消失的青洲鐵皮屋區演出，再次以舞蹈與肢體跟特殊的城市空間對話，引發社會問題的思考；在這個可能是澳門最簡陋殘破的貧民區，表演者訴說著兩種截然不同的澳門故事：一是在那條金碧輝煌的金光大道漫遊，二是幾個平常的澳門年輕人的生活感觸。整個演出最觸動人的地方，是兩組數字的對比：第一組是天文數字，包括用數以百億建成的金光大道，以及以數千萬打造的澳門成就展；第二組數字，則是平常澳門人的生活小事，包括每天用多少秒鐘跟媽媽通電話，每天走多少分鐘的路。透過這個對比，《聽風的卡夫卡》並置了兩個澳門，一個金光奪目，一個平實真摯，前者是用金錢堆砌出來的繁華景象，後者是用真情實感娓娓道來的庶民生活。
然而，這次演出的最動人處卻恰恰是其視野的最大局限：這種對比，把當下的澳門不無粗疏地作出了二元對立的思考，它甚至暗地裡在定義著什麼才是真正的澳門故事，什麼又不是。當一切被劃分為鮮明的非此則彼，甚至是敵我分明，藝術形式非常創新大膽的《聽風的卡夫卡》就不免陷入了一種思維簡單的保守意識中，沒法深入其所要探討的問題的複雜性。創作人面對今天的澳門，有一股勁把某些東西妖魔化，因此，在看似深層的手法下，其思考卻是平面的，無法開拓觀眾視野。雖然石頭公社選擇了跟真實環境互動，包括此劇初演時的文化中心與這次的青洲鐵皮屋區，但《聽風的卡夫卡》卻沒能呈現今天澳門的複雜性與立體感。
《澳門特產之五碌葛》的草率
同樣的局限出現在由少壯派創作的《澳門特產之五碌葛》中。由一群非常年輕的創作人組成的葛多藝術團，近年來多次展示了他們回應社會問題的迅速，以及把社會批判化作戲劇場景的幽默感，頗受好評。然而，《澳門特產之五碌葛》卻曝露了這群年輕人的思考局限：當他們要尋找澳門文化，竟然順手地把老舊的「人情味」奉為最大代表與至高理想。一籮筐的社會問題的答案，不加思索地從一個被刻意美化的過去中尋獲，而沒有真真正正探討問題根源，也沒有反思社會結構如何造成今天的問題。簡便的順手的懷舊，全無說服力地成了所有問題的答案，輕輕打發掉事情的複雜性。
如果說《聽風的卡夫卡》在其抽象的形體劇場及《澳門特產之五碌葛》在其通俗的嬉笑怒罵的背後，其實缺乏真正的深層思考，甚至是妄下結論，那麼，《七十三家半房客之澳門奇談》則起碼表現了不簡化問題的自省態度。此劇由資深劇場人許國權編導，一口氣道出了廿多個故事。這些故事發生在澳門某一天的廿四小時，在小城的不同角落上演著。十年前，許國權在「全澳戲劇匯演」中創作了一齣《眾生》，同樣以喜劇形式書寫了當時的社會百態；十年之後，這部《七十三家半房客》則顯然是對應他本人的十年創作及澳門的十年變遷。他的野心是很大的，他有意完成一種澳門論述，他的野心卻又不很大，他沒有像《澳門特產之五碌葛》要為澳門文化作出一錘定音的結論，沒有像《聽風的卡夫卡》向最尖銳的社會問題開炮。像《眾生》一樣，許國權用看似拉雜成軍的小故事去看大時代。
這廿多個澳門故事表現了在《聽風的卡夫卡》及《澳門特產之五碌葛》中都缺席的立體感與自省。最好的例子，是此劇對外來者的書寫：多國的性工作者聚集，導演先對她們開點小玩笑，點出澳門人對她們的刻板印象，直到她們唱起各自的國歌，以及其中有人受到欺凌，導演表現了他對這群社會邊緣人漂流他鄉與身為弱勢的同情。在嬉笑中，外來者被公平地呈現，這在澳門幾乎是前所未見的。另一段，一個澳門女子在巴士上與外籍勞工共處，起初是我們見慣的歧視態度，但發展下來，我們卻看到外籍勞工的善良與熱情，最後甚至竟然發展出有點窩心的情緣。如果說這兩段都罕有地把立體感還給這些常被刻板化、甚至污名化的社會弱勢，那麼，內地傭工疑似企圖跳樓的一段就有著更為罕見的澳門人自省──當茶餐廳的市民對這名外來者是有一句沒一句的漠不關心，我們卻看到一個孤獨的、神秘的、似乎充滿故事的弱者。無論她是真的「企跳」，或是純粹引吭高歌，導演都借此讓澳門人的冷漠無所遁形。
《七十三家半房客》的自省
這就是《七十三家半房客》最可貴的地方：面對社會問題，許國權沒有劃出一條敵我分明的界線，他也沒有就今天的澳門問題提出輕率的答案。在發問、批判、質疑的同時，他呈現了一個立體的複雜的澳門，而不是一個非黑即白的澳門。至於劇中隱約滲透著的情味──首推那個在清晨時分決定回鄉看望母親的黑幫大飛，一方面讓整個戲有了情感的支撐點（而不只是批判的支撐點），另一方面則毫不突兀地點出了「回歸」的主題──這可以是政治上的十年回歸，也可以是劇中著墨不少的流動人口渴望回家，也可以是每個澳門人對身份與認同的尋索情緒。老實說，《七十三家半房客》不比《澳門特產之五碌葛》好笑，但前者的帶來的笑，卻不是單薄的，它有時諷刺時弊，有時帶點情味，有時又是自省的笑。
懂得批評，從不梳理
早前擔任由澳門劇場文化學會舉辦的澳門青年劇本創作比賽，看到一個令人眼前一亮的劇本：一個畢業生心不甘情不願的當上了某賭場派駐口岸的發財車服務員，然而，在他上班的第一天，他卻被遊客的連串問題難倒──在哪裡可以吃到禾蟲？打去馬來西亞的國家區號是多少？究竟什麼酒店可以被評為五星級？三個問題，有關草根文化，有關國際常識，有關今天現況，他都答不上來。這個由梁錦生創作的劇本《我們的故事》摘下了是次比賽的首獎，獲勝的一大原因，就是作者的自省精神──他沒有一味指責賭業發展，沒有一味覺得自己是受害者，而竟然設計了幽默場景，自問有沒有能力擔任發財車服務員一職。簡單地批評，把問題推給別人，從來是容易的，但這顯然不是藝術上的高招，因為藝術最終還是得引導我們思考──尤其在一個大家都似乎懂得批評，但卻從不梳理問題的大時代。Create_adam@yahoo.com.hk
《澳門日報》演藝版,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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