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的記憶也有個Google系統，那麼，在你打上“一九九七年”之後，什麼記憶會被搜尋出來？那些被搜尋出來的連結，會不會包括《甜蜜蜜》、《春光乍洩》、黎小軍或黎耀輝？
《甜蜜蜜》於九六年年底放映，映期延至九七年；《春光乍洩》於九七年夏天上映，正是回歸前的那個多雨的夏天。這兩部至今為人津津樂道的電影，都彷彿在最合適的歷史時刻，為香港總結了一點什麼。長期處於殖民統治下的香港，沒有明顯的政治身分認同，甚至沒有深刻的社會問題思考，他們的心靈歸屬，有時就是流行文化──諸如電影或流行音樂。時隔十年，我們大概可以肯定，《甜蜜蜜》與《春光乍洩》已成了香港人集體回憶的一部分。
黎耀輝回去香港之後
《春光乍洩》在九七年夏天上映，電影帶著複雜的“回家情意結”。黎耀輝逃離香港，因為他擅自拿了父親公司的錢，可他又仍然想家，他得知道阿根廷跟香港是在地球的兩端時，會想像倒轉了的香港是怎樣的，後來，他也真的努力儲錢回家。片末，他從台北轉機，他聽到了鄧小平的逝世消息，那是一個時代的結束，帶著忐忑的心情，他準備回香港了。這個家，這個香港，對他來說是又愛又怕的。這分心情是“九七症候群”的一部分，非常的有代表性。
然而，黎耀輝回香港後又怎麼了？我不是期望《春光乍洩》要拍續集，而是，在九七之後，當香港的命運塵埃落定，王家衛卻不再拍當今的香港了。這十年來，他寧願延續他對六十年代的執著，拍了《花樣年華》及《2046》，他寧願遠赴美國拍《藍草莓之夜》，總之，在時間上在空間上，他都要遠離今天的香港。至於他現下的計畫《上海來的女人》及《葉問傳》，亦都與今時今日的香港沒直接關係。
九七前的香港曾經給王家衛帶來無窮的創作靈感，《阿飛正傳》中的時間焦慮與身份追尋，《重慶森林》與《墮落天使》中常被侵擾的空間，又或是《春光乍洩》中的那種對家的又愛又怕，那都是王家衛對香港的獨到描繪。雖然《阿飛正傳》跟《春光乍洩》借的都是別的時間空間，但這些電影卻掌握了一個形而上上的香港，抒發了鮮明的香港情懷，以至香港內外的影評人都認定王家衛的電影寫活了香港。可是，在九七後，王家衛對香港的觀察似再沒有新意與洞見，從風格到內容，他的電影亦有原地踏步之嫌。回歸之後的香港，沒有給他新的創作泉源，於是這十年來，他有時埋首進去那個舊香港，有時又跑得遠遠的。我們始終沒能看到黎耀輝回去之後，會發生什麼香港故事。
情形令人想起張愛玲。她在上海的時候，文思泉湧，就是她到香港暫住，也對上海念念不忘。可是，一旦離開上海，尤其在她在美國定居之後，她的作品卻大不如前，後來甚至輟筆。有人說，上海是張愛玲文學創作的原鄉。是的，某些作者只屬於一個城市。就像四九年前的上海之於張愛玲，九七前的香港就讓王家衛的作品妙筆生花。可是，當這個漂流的城市要著地了，當她的命運要定案了，王家衛也就失去了當年寫出“不著地的飛鳥”的那份神采。
小軍與李翹重逢之時
《甜蜜蜜》的意義，除了因為它的確是港片中難得一見的動人愛情故事以外，還在於它重構了香港回歸前的十年微觀歷史：拚搏、排隊買樓花、炒股票、移民。那是一個賺快錢的時代，那是一個漂流的時代。而這段歷史，是用了兩個大陸人的眼睛去看的，以往常被排斥在外的大陸人，首次成為香港歷史的主角，他們都在草根的角落見證這個城市的歷史。漂流，是電影的一大主題：黎小軍從天津去香港，李翹從廣州去香港，然後他們又先後遠赴美國紐約。這條流動的軌跡，除了為這個愛情故事添上離離合合的情節之外，更重要的是它標示出九七前不少香港人的足跡：從內地南下香港，又遠渡重洋去外國。《甜蜜蜜》勾起了香港人深層次的共鳴，那是一個移民城市獨有的漂流感。在漂流的過程中，既有討生活的辛酸，也有追尋身份的迷惘。
十年過去了，今天回看《甜蜜蜜》，我最感興趣的反而是導演陳可辛本人的十年軌跡。作為九十年代最成功的香港導演之一，他在《甜蜜蜜》之後進軍荷里活，拍了一部票房與口碑皆不成功的《情書》，然後他回來亞洲，為香港電影謀求更大的生存空間，與日本泰國導演合拍靈異片《三更》，並親自執導其中一個短篇《回家》，到了近年，他又回到中國開拍合拍片《如果愛》。
無論是嘗試不同的類型，還是到他方謀求發展空間，陳可辛其實有點像《甜蜜蜜》的兩主角。那其實都是典型香港人的故事：當初可能是為了掙一口飯的卑微願望（如黎小軍），又或許暗藏一個“發達”的夢（如李翹），然後，他們打拚，他們或身不由己或為了更好的發展，漂流遠方。而當黎小軍與李翹十年之後在美國被鄧麗君的《甜蜜蜜》牽引，而終於找到情感的歸宿，這彷彿對應了陳可辛在多年探索之後回到中國拍《如果愛》。《甜蜜蜜》這首歌其實是電影中的一個“大中華文化”的表徵，當片中人漂流四方，唯有鄧的歌聲成為唯一不變的身份認同。今天的陳可辛拍的《如果愛》及《投名狀》，集合中港台的陣容，就是一種“大中華”概念的產物。就如黎小軍李翹，走了一圈，陳可辛最終還是離不開“大中華”的情感認同。
在這種認同下，他拍《如果愛》就如魚得水了。這部電影不單只讓他盡情地書寫他鍾情的愛情故事，還延續了他對“漂流”的觀察。九七之後，香港人不再往外移了，他們的流動方式變成了中國國內的南北流動，一如《如果愛》中周迅從鄉村到北京，又從北京到上海，金城武則是從香港北上發展。陳可辛的電影有時像一張香港人的流動地圖，而他自己的工作經驗，又彷彿現身說法地證實了這張地圖的代表性。
戲裡戲外，漂流與迷失
十年過去了。十年前我們為黎小軍與李翹的漂泊而流淚，十年前我們為了黎耀輝終於告別瀑布重返香港而動容，因為他們的故事挑動的是我們的歷史處境。而在銀幕以外，陳可辛跟王家衛的經驗亦可堪玩味，他們跟戲中人一樣漂流四方，他們甚至曾經跟戲中人一樣迷失，如今，他們繼續尋找創作的新方向，有人回家了（陳可辛），有人越走越遠（王家衛）。原來，無論戲裡戲外，無論是陳可辛或黎耀輝，大家都不過在變幻的歷史中尋找自己的情感歸宿與歷史歸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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