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香港電影金像獎競爭最激烈的兩部電影，相映成趣：《歲月神偷》是小本製作，充滿本土味，曾在柏林影展獲獎，更添藝術味；《十月圍城》則是大製作合拍片，粒粒巨星與動作連場，只顯示那是一部娛樂片。不少電影愛好者在鋤強扶弱及重藝術輕商業的心態下，紛紛支持《歲月神偷》。然而，在骨子裡，《歲月神偷》卻保守得可以，它不反思人民疾苦背後的政治歷史脈絡之餘，更充滿頭腦簡單的精英主義；此片在今天的意義，只是一件好看的老古董。《十月圍城》卻剛剛相反，在商業外衣下充滿革命性，那甚至是一部香港文化的啟示錄。
《十月圍城》的最大意義是它似乎解答了纏繞香港多年的問題：在電影創作方面，當港片只顧大陸市場，遷就內地觀眾，本土味盡失，曾經呈現香港生活風貌的香港電影已經死亡了嗎？在文化方面，在香港融入中國母體之後，曾經獨特的香港文化是否也會隨之消失？當很多人對以上問題感到悲觀之際，《十月圍城》卻提供了一套截然不同的思考方式。
講歷史，你沒有發言權
香港雖然多年來是華人社會的電影中心，然後，它卻常常處於被歧視的邊緣；香港長年被視為不中不西的異體，缺乏中華文化的純淨性，甚至是文化沙漠。因此，香港拍娛樂片沒問題，但一旦涉及中國政治歷史文化，香港一概無發言權。無論什麼電影有孫中山的角色，演員一定不能夠是香港人，因為孫中山代表的是中國政治的正統，不是演慣黑幫片或無厘頭笑片的香港演員可以勝任：關錦鵬當年拍《阮玲玉》，在梅艷芳辭演後換上張曼玉，輿論最初也批評張曼玉是番書妹，太富現代感，不適合穿旗袍演三十年代中國女人。張曼玉後來在《宋家皇朝》演宋慶齡，評論也是未看先質疑：瑪姬張怎樣演國母呀？
然而很少人提出，孫中山本身就是廣東人，講廣東話，香港演員何以不勝任？阮玲玉生活在文化多元開放的三十年代上海，演出多部意識進步的電影，私下又結婚離婚領養小孩，她一身大都會氣息，不是什麼傳統中國女性，香港演員演阮玲玉其實遠比內地演員更合適。宋慶齡也是一樣，是個思想進步的番書妹，她的英文演說令美國人都讚嘆不已，為什麼張曼玉不會比鞏俐更適合飾演？但偏偏，曾身為殖民地的香港，從來沒有表現中國正統的合法性。這其實是一種文化中心主義所導致的刻意歧視。多年前，談到鞏俐在《搖阿搖，搖到外婆橋》中的演出，香港影評人李焯桃就觀察到她演三十年代上海歌女的說服力不及香港的《何日君再來》中的梅艷芳。箇中道理很簡單：歌女是大都會產物，而梅艷芳就是生長於華洋雜處的香港的歌女，自然比當年演慣村婦的鞏俐要手到拿來。
偉大行動，發源地在香港
《十月圍城》不著痕跡地挑戰了這種中心主義。同樣涉及中國近代史，只要一比較《建國大業》及《十月圍城》就可看到香港電影人如何利用其邊緣的優勢述說不同版本的歷史。《十月圍城》講述孫中山來香港開會聯繫革命同志，並被清廷追殺，眾人起而捨身保護，這是個把歷史加工的虛構故事。電影的最大篇幅，就是各式各樣的香港人如何前仆後繼為了保護孫中山而犧牲。為了這個歷史故事，電影鉅資重建彷真度極高的一百年前的中環。從第一幕的維多利亞港風景，電影帶我們重訪歷史，而這歷史故事要強調的，是香港在中國近代史的重要位置：在英國統治下的香港，是革命種子生長之地，是開明進步的力量的藏身之地。就像戲中的陳少白所說：「這樣偉大的行動，發源地就在香港。」
電影的核心人物李玉堂，更是一個香港人的典型；他是富商，他不只一次強調「我只是個生意人」，不想涉足政治，但是，他卻一直花錢支持革命活動──一個平時的經濟動物，遇上民族大義與社會不公時卻不缺席。至於英國人的角色，不是主旋律電影如《鴉片戰爭》中的侵略者與壓迫者，而是「隻眼開隻眼閉」、甚至為革命行動開路的人。至於賣臭豆腐的高個兒，從北方逃難一直往南走來到香港，則是另一種香港人的書寫。如此，片中強調孫中山在天星碼頭登陸的用意就呼之欲出：像天星碼頭這種地標負載的不只是香港人的集體回憶，還有中國歷史意義。
《十月圍城》以合拍片姿態，進入內地市場的核心，書寫的又是中國近代史的重要一頁，它驟眼看來「主旋律」得可以，它甚至連孫中山一角都得服從內地觀眾的口味找來內地演員擔演。然而，它採取的卻是邊緣的姿態、另類的視角。首先，電影沒有一般歷史電影的嚴肅平穩，它用的是商業電影的方式，以虛構發揮史實，毫無冷場，就像當年徐克的《黃飛鴻》，書寫歷史的方式是非常香港的。《十月圍城》不是一板一眼地拍官方歷史，而是選擇了一個側面，這個側面把香港──一個在中國歷史上是恥辱的殖民城市，在中國文化中是淺薄的文化沙漠──從邊緣放回到歷史的中心所在，而建構一種獨特的歷史論述。電影的最大弦外之音是：香港曾經是中國最進步最有革命性的地方，現在很可能也是。
不歸邊，卻有政治力量
當然，有人批評電影還是非常「主旋律」的：一眾人等為了一個並不認識的政治人物犧牲自己，不是一種愚昧嗎？這正是電影最受爭議、卻是最聰明之處。作為一部娛樂片，電影的政治訊息是多義的。你可以把它理解為一種政治愚忠，也可以詮釋為眾志成城抗暴政。流行文化就是有這種曖昧性，在政治意識型態之爭中不歸邊，卻不代表它沒有政治力量。
《十月圍城》是一個獨特的混合體：它表面上不太像一部港產片，但它卻是徹頭徹尾從香港出發創作的電影。它提醒香港電影人，拍天水圍拍永利街不是不重要，但這不是呈現香港風味的唯一方式，而合拍片也不代表一定喪失自我，而是可以把香港的觀點與特色帶到內地。位處邊緣的香港，其實可以走到內地的最核心，以自己的角度說故事講歷史。當有人覺得《歲月神偷》的所謂「本土味」比《十月圍城》濃郁得多，但其實真正有反思香港處境的，卻肯定不是《歲月神偷》。
金像獎把最佳電影頒給《十月圍城》而不是《歲月神偷》，在某些人眼中也許又是商業口味作祟，這種充滿精英主義的評價電影的方式，貌似進步，實則保守。陳可辛與陳德森身體力行證明，主流電影可以怎樣介入歷史論述，合拍片又可以怎樣充滿香港意識。他們爭取的，是一種對正統歷史、政治、文化的詮釋權。這對於香港──甚至澳門──的文化發展的啟示，不可謂不重大。
(澳門日報演藝版,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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