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步 城 思 Life is beautiful Life is a struggle Life.... is a beautiful struggle (A line by John Coltrane. I learned it from the ’Marxism festival 2006’ in Lo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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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前，我冒著被指責為「言過其實」的危險，在文章中用「新浪潮的誕生」去描述當年文化中心的「澳門紀錄片新勢力」計劃的一批本地紀錄片。作為一個電影愛好者兼時事評論人，我當時的興奮是雙重的──一方面為本土電影藝術的發展而欣喜，另一方面則為這些影像作品就社會問題發聲的力量而鼓舞。這個時代的澳門，很需要紀錄片。

紀錄片歷史：英國的經驗

談紀錄片，為什麼要跟社會、甚至政治扯上關係？讓我們看看紀錄片的發展歷史：在過去百年的電影史中，紀錄片一直與社會發展與政治問題密不可分。在英國，1928年女性剛剛得到了與男性平等的投票權，達至了全民選舉；當時，導演John Grierson 非常關於選舉的實行情況，他發現選民缺乏教育及政治知識，往往在沒有充分資訊及考慮的情況下投票。因此，他決定用紀錄片進行政治教育，在三十年代就一系列的社會議題拍攝紀錄片，包括拍攝當時的礦工及郵局工人的生活等。

另一個代表性的英國紀錄片導演是Humphrey Jennings，也是第一個把攝影機帶出倫敦的紀錄片導演。他走到英國北部拍工人題材，探討工業革命如何改變底層人民生活。跟之前的導演不同的是，他用的是詩意的、甚至是超現實的影像，開拓了紀錄片的美學風格。這些紀錄片，讓英國人透過新興的影像媒體看到一個前所未見的英國。至於在俄國，亦有導演Dziga Vertov運用大量蒙太奇及先鋒電影的手法拍紀錄片，拍出呈現早期大都市生活的經典之作《持攝影機的人》(A Man with the Camera)。

社會動盪，影像不缺席

在七十年代的歐美，社會運動風起雲湧，紀錄片也有重要作用。女性主義者用紀錄片拍出女性經驗，挑戰父權社會；黑人用紀錄片曝露種族歧視，向白人社會質問；同性戀者用紀錄片批判異性戀霸權，爭取社會理解與法律地位。一時間，無論是種族、性別或階級弱勢都透過紀錄片發聲，構成了一幅有活力又多元化的七十年代文化圖像。到了近十年，美國Michael Moore的《美國黐Gu檔案》質疑美國的私人配槍政策，更為人熟悉的《華氏九一一》大力踢爆「九一一事件」中布殊政府的黑暗與虛偽，成為影史上最賣座的紀錄片之一，至於最新作品《資本主義：一個愛情故事》更對美國現行資本主義制度的「賭場心態」(Casino Mentality)及「貪完就走」的陋習(Runaway Greed)大加鞭策。Michael Moore的出現，成為了當時美國「倒布殊」的一股不小的力量，充分說明了紀錄片不只是在影展出現的小眾之作，而具有不可小覷的政治力量。

從西方的經驗可見，紀錄片往往在社會變動時發揮作用。它有時可以讓我們了解社會，有時直接提出政治訴求。就像過去幾年在澳門，一部又一部的紀錄片湧現，形成一股前所未有的創作風潮。過去，澳門的錄影作品社會性弱，不少作品抄襲香港的電影電視模式。但社會的變動令創作人紛紛拿出攝影機，走進澳門的大街小巷發掘澳門故事，探討澳門問題。

用影像寫澳門故事

過去兩年得到「澳門紀錄片新勢力」大獎的作品，都分別從不同角度呈現澳門：張健銘的《舞價值》藉著幾個熱愛跳舞的年輕人在興趣與現實之間的矛盾，表現出澳門人在賭城生活的一些掙扎。何穎賢的《女移工》追訪幾個印尼女傭，不但紀錄她們在澳門的經歷，更追到印尼把她們的家鄉生活一一呈現。此片最具意義的是導演對社會弱勢的關懷；身為外勞，身為女性，印尼女傭是雙重弱勢。藉著她們流動於家鄉與異鄉之間的故事，《女移工》拍的不只是澳門問題，而是一種在全球化下的跨國流動現象。至於其他作品，則從交通問題、文化遺產、土生文化等方面著墨。在數碼影像出現之後，從來沒有那麼多作品同一時間湧現，聚焦於澳門的人與事，對澳門的過去、現在、將來提出問題。

今年已是「澳門紀錄新勢力」的第三年，作為觀眾的我們，大可以調整一下觀影態度──我們不只是為了親友的作品而捧場，我們看的也不只是一些所謂的「小眾本地作品」，在銀幕上的，是一個個澳門故事，是今天這小城的社會實錄。你參與的，不只是藝術，而是社會。

（本文是為文化中心的刊物CCM PLUS３月號而寫，寫作任務是介紹紀錄片的意義，帶出今天在澳門拍紀錄片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