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驚人的，不是我記得那麼多事情，而是我記錯那麼多事情。
～Mark Twain
George Orwell的《一九八四》最令我心驚的一點是：原來過去是可以改變的。
Even God can’t alter the past這一直是我的基本信仰之一。人也好，神也好，我們都被鎖在時間這條線上，絕不回頭，也無法重來。過去是否存在？是否可改變？這些問題看來都有清楚明確的答案，還有什麼好質疑的？
然而，到底我們「怎會知道過去是不變的？如果過去的事和客觀的現實只存在於自己的腦海裡，而腦的本身又可以控制得住的話，那又怎樣呢？」
思想中發生的事，就是真正發生過的。在你自己思想之外的事物是不存在的。─這種唯我論的觀點在《一九八四》中為大洋國的極權政黨所服膺著，並以之作為統馭人民的有效手段。因此「過去是可以改變的，過去的事件沒有客觀的存在，只留在文字的記錄和人的記憶裡。過去就是記憶和記錄的東西。由於黨控制了所有的記錄和思想，因此黨認為過去是怎樣的，過去便是那樣。黨也承認過去是不容改變的，自稱對過去的事實沒有作絲毫改變。因為若修改得以適宜目前的需要，這一套改變便已成過去，沒有其他的過去曾存在過。……控制過去有賴記憶的訓練，使所有記錄配合目前黨的需要……。」所謂的過去，其實僅是一種操作。
Alan Lightman在《Einstein’s Dreams》中曾描述一個「人們沒有記憶」的世界，過去只存在於書籍和檔案中。《Dark City》中的strangers沒有個人記憶，只有集體記憶。《一九八四》中的情境於此相距不遠，試看幾段內黨黨員奧布林和男主角溫斯頓的對話：
奧布林走近牆邊，牆上有一個記憶洞。他把門洞打開，那張紙已被捲入熱流中，在火爐中被焚。奧布林走近來。
「變成了灰燼，」他說：「變成了不能辨別的灰燼。它並不存在。這從沒有存在過。」
「但這確是存在過的！它存在記憶裡。我記得它。你也記得它。」
「我不記得！」奧布林說。
「那麼過去在哪裡存在呢？」
「在記錄中，在歷史書上。」
「在記錄中……。」
「在思想中，在人類記憶中。」
「在記憶中，好吧，我們黨控制一切記錄，控制一切記憶。這等於我們控制了過去，不是嗎？」
「但你怎樣去阻止別人的記憶呢？」溫斯頓又忘了儀表板，說：「這是天性，你怎樣去控制記憶？你沒有控制我的記憶！」
「相反地，」奧布林說：「你控制不住記憶，因此你來到此地。……現實並不是外界之物，是在人類思想中間。並不是在個人思想中間，因為個人是會犯錯的，是會滅亡的；現實是在黨的思想中，這是集體的，是不朽的。……」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說過“No man and no force can abolish memory.”委內瑞拉詩人Ali Lameda也曾說：「他們殺光一切，唯有我的記憶長存。」果真如此嗎？我們對於自己的記憶會不會太有信心了？我們的記憶是否牢不可破完好無缺，堅強可靠得足以在歲月遞嬗中留守純粹？在《一九八四》中，個人的記憶可以被徹底解消，依照黨在新時期的新需求重新塑造。其實不用極權主義的刑求相逼，也毋須高科技的洗腦置換，我們的記憶就會欺騙自己，杜撰過去，刪改事實，串起一些不相干的片段，削去令人困擾的線索，甚至將無根據的設想拉扯進來，令我們相信從未發生過的事情。我們抱殘守缺的，究竟是經過或未經修剪的人生呢？有太多因素會污染我們的記憶，而真相就在記憶的褪色和扭曲中悄然流失了─當然，這是說，如果有所謂「真相」的話。
袁瓊瓊在〈漂流的星球〉一文中即印證了人們對於記憶的懷疑。文章一開頭便說：「記憶是非常個人化的東西。我們自以為正確的記憶，時常是經過虛飾和扭曲的。」緊接著記述她創作小說的心路歷程：「我在小說裡建構我的回憶，借給書中人使用。整整一年，我的舊居成為心靈之家，我和我的角色在其中進出，我的記憶完整而且鮮明，而且，我以為是正確的。」然而，當她回到舊家，卻發現存在她記憶中的，後院的屋頂陽臺原來是不存在的，房間的數目也有所出入。她不禁發出以下的感喟：「我同時面對了我記憶的不正確和符合著我的記憶的現實。而我的記憶，究竟是以什麼標準來扭曲我的過去呢？存留的是為什麼被存留？而遺棄的又為什麼被遺棄呢？……一切在歲月中被中阻的事物的記憶，我想都有這個問題，所謂的真實，往往只是有限的真實。而每個人又各自擁有不同的真實……。」
人類心靈的魔術詭詐微妙得令人無從捉摸。我們記憶中的人事物亦真亦假，虛實相生，若有還無。也許奧布林說得沒錯吧！畢竟，透過記憶的濾網，所謂的「真相」並非客觀的存在，而是主觀的、經過詮釋的事物。以這種角度而言，其實我們記憶中的往昔並不比所謂的「現實」更真實或更不真實，那是「另一個真實」……。
李黎在〈追憶逝水〉一文中也以行雲流水的筆觸引述了數個鮮活的案例，說明記憶的栽培植入和強化牢固，其中之一是摘自「西班牙電影大師布紐爾（Luis Bunuel）的自傳，頭一章就叫〈記憶〉，他清清楚楚記得三○年代在巴黎參加過一個好友的婚禮，出席者包括大名鼎鼎的沙特……。然而有一天他忽然認識到，這段記憶極可能是他自己的想像，或跟另一場婚禮混淆了；因為事實證明，那場巴黎婚禮是斷無發生的可能的。」李黎認為「虛擬記憶絕對是可能的」，因而她重新檢視爬梳自己童年的記憶：「我自己也有兩三樁小時最早的記憶，略顯朦朧的景象，常在腦中放映老電影殘片般地重播。據大人說，我那時才兩歲不到呢，因此一直很得意於自己的記憶如此之好。最近有一天乍然疑惑起來：這果真是自己記得的事呢？……還是大人敘事時『植入』的記憶？」
何謂記憶植入（memory implant）？心理學家Elizabeth Loftus在《辯方證人》（Witness For the Defense）一書中如是說：「人們在經歷過某一事件後，仍會不時暴露在新的訊息之下。這個新訊息的形式，可能是誘導性的問題，也可能是讓證人碰巧聽到別的證人對該事件的看法。在許多情況下，新訊息會與證人的記憶糾結在一起，或者被植入證人的記憶中，成為追加的記憶，也就是一段變形的、不純正的或扭曲的記憶。」的確，記憶的機制既複雜迷人又玄賾難解，它引領我們重訪過去，又往往讓我們在不自覺中重新詮釋了過去。記憶的植入和謬誤若僅發生於平日生活的瑣碎細節，尚且無關緊要，然而，一旦碰上了犯罪或意外事件，就連最微末的細節也得錙銖必較，記憶的品質也就格外重要了。「一般人會認為間接證據很薄弱，但其實間接證據比目擊者要可靠太多。目擊者證詞的問題多多……。」在Agatha Christie的《死亡約會》（Appointed With Death）中，Hercules Poirot為了測試一位證人的可靠程度，展開了下面一段有趣的對話：
「桌上有束野花吧？」
「是的。」
「你走進房間後不久，有沒有注意到我打了一兩次噴嚏？」
「注意到了。」
「你有沒有注意到我聞了這花？」
「哎呀，真的，不，我沒注意到。」
「但你記得我打了噴嚏？」
「是的，我記得。」
「原來如此─沒問題啦！我只是以為這花會引起枯草熱。呵，沒問題了。」
「枯草熱！我記起來了，我的表姊因此而死。她常常說……。」……
白羅關門，揚起眉毛，回到房間。
「其實，我並沒有打噴嚏。」他自言自語。「完全胡說，我根本沒有打噴嚏。」
由此可見，人類的記憶敏感而脆弱，可以予以改變，也可用中間穿插的資訊捏造出來。要把意念植入他人的心中，清除舊有的記憶，讓新的意念逐步取得主導的地位，其實十分容易。訊問者可以用最和善、最不令人起疑的方式創造出新的記憶，只要問個誘導性的問題就行了。所謂「誘導性的問題」，指的是已經暗示了答案應該為何的問句。例如，「你有沒有注意到我打了噴嚏？」這個問題，便暗示著我打過噴嚏，但你有沒有注意到？
心理學家已經發現，要對人們暗示訊息並不困難，而且在某些情況下，人們會真心相信這些細節是自己親眼目睹的。問句裡若暗示了答案為何，答話者會擷取這個訊息，結合到自己的記憶裡，並真心相信自己經歷了這些情節，而事實上這些情節都是別人暗示的。
人們在經歷重要事件後，所接觸的訊息，往往不會加強既存記憶，反而會改變既存記憶，甚至使根本不存在的細節與既有的記憶融合在一起。在Agatha Christie的《謀殺啟事》（A Murder Is Announced）裡，亦可以看到這種「事件後資訊效應」（effects of postevent information）的例子。書中的幾位證人異口同聲地說他們「看到」一個持槍的蒙面歹徒闖進了室內，實則事發當時室內是一片漆黑，闖入者用手電筒輪番迅速地照著每一個人，在突如其來的強烈眩光下，室內的人怎能看到任何東西呢？他們當時既看不到歹徒有沒有蒙面，也看不到他有沒有持槍，他們真正「看到」的只是室內恢復光亮後，一個蒙面人倒在血泊之中，而他身旁有一把槍。這些證人的記憶，事實上是從儲存的資訊片段重建起來的，其中的任何空隙，則下意識地以推理的資訊予以彌補。他們並沒有說謊─當一個人深信自己的記憶為真時，你怎能指責他們說謊呢？問題在於「證人的記憶是原始的真相，還是事後營造的真相？」
小說中虛構的例子，讀來固然意趣盎然，但翻開《辯方證人》一書，所讀到的卻是活生生、血淋淋、令人怵目心驚的真實案例。本書的副標題是「一個心理學家的法庭故事」（The Accused, the Eyewitness and the Expert who puts Memory on Trial），Elizabeth Loftus以洋溢人道關懷的熱情筆鋒訴說了她「對記憶的研究工作和對法律的關切，而使她的生命和被指控犯罪的人們產生交集的故事；而這也是被告和受害者的家人、律師、法官與陪審員的故事，他們在這些悲劇裡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不但記述著她對記憶的詰問和思忖、和記憶的錯誤抗辯的生涯，也指陳了刑事審判的核心問題之一：「到底目擊證人的證詞可信嗎？」有多少人因錯誤指認而含冤莫白？有多少人為了自己沒犯下的罪而被司法欺騙、利用、出賣？有多少人能夠了解，對於清白的人來說，無罪有多麼重要？翻開《辯方證人》，你將會知道。
這本書裡有生動鮮活的心理學知識，也有血淚斑斑的苦悶故事。終究，這還是個關於記憶的故事。也難怪閔斯特堡會嘆道：「如果所有會去衡量證據之價值的人，能多體認到人類記憶的詭詐，那麼正義就不會常常出軌了！是的，我們這麼說吧，在謀殺案中，若有一滴乾血，法庭會應用最先進的科學方法予以檢測，但是同一個法庭，在需要檢驗心靈產物，尤其是目擊證人的記憶的時候，仍會以最不科學且最隨便的解決方法─即偏見與忽略─為滿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