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發表於《文訊》341期,2014年3月,頁138-140。】
1980年代:戲劇與文學暫時分居
台灣戲劇的發展在1980年代之後,随著政經社會局勢的快速與大幅轉變,以及歐美現代劇場美學形式的引介,再加上戰後嬰兒潮的成長經驗與文化養成,使得戲劇的創作理念與範式有了很大的突破,「蘭陵劇坊」與舉辦了五屆的實驗劇展(1980-1984),逐漸開啟了1980年代戲劇美學探索與形式實驗的風潮,包括集體即興、編導合一、去語言、多焦點演區、符號化人物、排練室風格、拋棄劇本等,極力開展表演者的身體與演出空間的衝突及對話,劇本多半成為戲劇行動的腳本,劇場儼然成為當代青年回應與再現社會現實議題的主要表達方式之一。
解嚴前後那幾年,台灣戲劇和台灣的歷史與現實連結得更為緊密,幾乎大部分當時所興起、成立的現代戲劇團體,都自覺地去重新面對台灣歷史的文化主體性,並在社會運動風起雲湧的公民行動浪潮之中,不但沒有缺席,還經常成為發起人或帶領者,媒體稱之為「小劇場運動」。那是一個爭取言論表達自由、創作主題思想自由的年代,小劇場創作者們挾著社會變革的集體焦慮感、年輕充沛的創作能量,以及敏銳深刻的現實感與務實性,創作了一個又一個批判與省思力度飽滿的作品,可以說是1980年代絕對無法忽視的一道文化風景。
在這樣的年代中,劇場創作者積極而自覺地說著自己的故事、實驗著各種手法與形式,或者再現社會現實議題,所謂「文學」或「文學劇本」暫時被排除到邊緣角落。但仍有少數台灣文學改編戲劇作品,如新象藝術中心製作、黃以功導演、白先勇原著╱改編的《遊園驚夢》(1982),以及黎煥雄改編陳映真的《兀自照耀著的太陽》(1987)等。
1990年代:小劇場精彩有餘,後續美學追求不足
經過了一番政治解嚴與社會運動的洗禮,許多政治人物與社運人士也學會了街頭行動劇與造勢活動的手法,劇場界也開始釐清戲劇與政治、社會之間的關係,重新自我叩問與尋找獨特風格,有些劇團與創作者逐漸走出自己的美學路線與藝術語彙,像是結合身、心、靈的修煉,涵養表演者自我的身體特質與能量,如「優人神鼓」;或者會通遊戲與戲劇的同質性,從民俗技藝、通俗娛樂、流行文化、動漫媒體、網路影視等不同領域尋找素材,嘗試創造多元的戲劇故事內容與敘事手法。可以說,小劇場最精彩的十年(1986-1996),前期與社會運動合拍,力道十足,後期則百無禁忌,創作百花齊放,十分精彩。
然而,隨著藝文資源的重新分配與補助趨制度化,促使若干劇團與業界人士面臨「收編」與「抵制」的掙扎,諸如此類的爭論至今仍未曾休止;另一方面,為了劇團的經營,也使得大多數的劇團投入了整個補助機制的生態循環,「考核」與「業績主義」很快凌駕了創作本位,整體演出活動量越來越多,但關於創作美學的追求,並未因此而相對提昇。
這段時期,較為重要的文學改編戲劇作品,主要是李國修改編林懷民的《蟬》(1991)、改編陳玉慧的《徵婚啟事》(1993)、改編張大春的《我妹妹》(1999),都是屏風表演班的演出;另外,汪其楣以台灣原住民各部族二十幾個傳說神話改編的《海山傳說‧環》(1994),以及改編施叔青「香港三部曲」(包括《她名叫蝴蝶》、《遍山洋紫荊》、《寂寞雲園》)的《記得香港》(1997),則是她在國立藝術學院(即今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系任教時期的編導作品。
2000年代至今:華文戲劇的「懷舊症候群」
最明顯的轉變應該是,台灣和其它亞洲華文戲劇的交流,廣度與深度都不斷地擴充,「華文戲劇」做為一個概念詞,在過去十餘年左右,越來越多人使用,藉以指稱以華語文(Sinophone)所創作的戲劇作品,演出及發展較為活絡的地理範圍多在亞洲,包括:台灣、中國大陸、香港、澳門、新加坡、馬來西亞等,隨著全球化及網路資訊科技的發展,跨地域、跨媒介、跨文化的交流與合作也越來越頻繁,而且在可預見的未來,這種現象會越來越普遍。
同時則產生另一種相對的「懷舊症候群」,在台灣、香港、澳門、新加坡等華文戲劇界,紛紛出現了關於懷舊、鄉愁、傷逝等為主題的戲劇作品,如台灣李國修的《京戲啟示錄》與《女兒紅》、香港杜國威的《我和春天有個約會》、澳門李宇樑的《紅顏未老》與《海角紅樓》,以及新加坡郭寶崑的《小白船》等;這些地方各有不同的被殖民歷史經驗,在後殖民歷史階段,也各自經歷獨立、回歸、認同分歧的尷尬與危機,再加上全球化浪潮的襲捲而來,社會出現了不同程度的不安與焦慮;懷舊固然可以作為一種心理修復的機制與文化適應的策略,台、港、澳、新雖同屬大中華文化圈,但不同地方的創作者,因應當地的社會文化歷史情境,仍呈現出不甚相同的文化症候與創作策略,有的是對於家族歷史的回溯,有的是藉以確立自我的身分認同,有的則是面對現代性的回應等等。
令人可喜的是,若干出生於「小劇場運動」風起雲湧年代的劇場七年級生,在編劇、導演、表演、設計、行政等方面都逐漸嶄露頭角,慢慢成為新生代劇場的中堅分子,讓人感受到台灣劇場運動與發展的薪火相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