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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登於《文化快遞》297期，2025年2月號，頁22-25。】

時間：2024年12月21日，周六19:30

地點：國家戲劇院實驗劇場

 

在戲劇的世界裡，幾乎是只要有飯局，多半沒好事。創劇團的《在世紀末不可能發生的事》也不脫此定律，劇中的兩個家庭，彼此的兒女論及婚嫁，一場「安排」了將近三個月的雙方家長正式會面，卻也意外地揭開了隱藏三十年的家族秘密：女方黃心怡（楊瑩瑩飾）的父親（王肇陽飾）年輕時因言論違反當年的黨國意志而入獄，男方蘇彥博（呂栩智飾）的父親（林文尹飾）年輕時則擔任過參與審判的法官，而在不知情的狀況下卻成了舉發者的竟然是黃母（劉淑娟飾）。

 

在兩個時代與兩個世代之間，多年來，彼此不（多）問、不（多）說，劇中男女對於父母的職業、經歷及遭遇，其實都不太清楚，累積了許多疑惑與不安，逐漸升高為緊張和衝突，最終在「會面」之後嚴重爆裂。劇中人物多半都有點麻煩與惑亂（character trouble）：最主要也最明顯的是黃父，長期患有白恐創傷後壓力症，多年來的畏鬱隱忍，過度敏感與偏執，有如驚弓之鳥，定期回醫院精神科看診，卻仍時時關注時事新聞，心智狀態似乎停格在1969年遭受審判之前。黃母當年因受脅迫誘導而無知、害怕，從而洩漏了丈夫的行蹤，這勢必造成其人生下半場莫大的心理黑洞與罪咎感，只求平安度過餘生。心怡做為（原先不知情）白恐受害家屬，一心懷有美國夢，想離開台灣，究其實，是想逃離這個家，感覺有點超齡的世故與老成，應該就是成長背景所致。

 

至於蘇父，身為戒嚴時期體制底下可能是直接「加害」黃父的退休法官，當年是依法執審的平庸之惡，如今若以轉型正義來看，成了不義且顢頇的父親，為捍衛自己當年的「依法正義」，不惜與兒子撕破臉，還勸說黃母不要抱怨；退休後的他，修佛、讀經、寫字、修身養性，經常說著自以為的佛式語言，「一切都是業力因果，諸法無相，諸行無常」，在劇中是令人生厭的反面人物，塑造得有點單面向。而同樣是年輕世代的彥博和心怡，則是從成長歲月裡不甚明白地背負著家族秘密及白恐創傷遺產，到揭密、發現與追求夢想的重生，將惑亂予以釋懷。

 

整齣戲的人物對話和語言，經常出現欲言又止的情形，可是又感到人物似乎知道在隱藏些什麼，或為什麼而隱藏，在觀演訊息不對等的狀態之下，這就讓人覺得很憋悶。全劇沒有直接明講蘇父當年就是審判黃父的法官，甚至也沒有明講黃父究竟犯了哪一條罪刑，只讓黃母自己承訴是告密者（但卻是不知而為），後續還安排心怡想像當年母親是如何告發父親的場景。這種曖昧不明、似有所指、諱莫如深的戲劇狀態，看似寫實日常，實則暗含象徵寓意，詭譎狡獪，正是編劇陳建成所擅之處。

 

猶記得劇中心怡曾說，算命的要她「不要碰政治」（這應該屬於戒嚴時代／世代的語言），但政治偏偏會來碰你，台灣是個泛政治化的島嶼，不同年代的政治治理技術各異，但總是無所不在，人人無以遁形，且跨越時空，影響深遠。當代編劇技術對這般景況，自有因應之道。

 

演出舞台呈現為敞亮的四面台，三十張的靠背椅，不斷地隨著戲劇行動的推進，也不斷地排列重組成不同的場景，不斷地組構與解構，象徵著不同政治及社會秩序的建構與崩解，同時也是人物關係的趨近與拉遠、糾結與疏離；整體舞台極其簡約，觀眾視聽的焦點大多落在演員的表演與語言的展現，如此更能夠端詳日常語言中的張力與暴力，以及人物的內心惶惑與悸動。尤其那些懸浮在空中的記憶碎片裝置（剪報、書頁、證件、文書、相片等），象徵著不同記憶的敘事節點，沒有誰的敘事是絕對權威或正確，更沒有核心或邊緣論述之分。透過這齣戲所提出的「歷史假如」（what if），帶著當代多元而糾纏的意識，重訪世紀末與千禧年的時間交界，以未來之眼看視當年，實有可能重啟某些歷史皺褶與記憶暗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