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LUSHARP 劇場生態、劇場史料、戲劇評論、出版觀察、比較文學、文化研究、雜書亂評這一類的東東

1,549愛的鼓勵 20訂閱站台

諶湛。〈改編與新創──以影視劇集《竇娥冤》為例〉。「2009年北台灣科學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學術研討會」。台北：北台灣科學技術學院。頁129-151。

花了過半（23頁裡的14頁，約佔六成）的篇幅，鉅細靡遺地重述了元雜劇《竇娥冤》和影視劇集《竇娥冤》的故事內容及場次表，尤其是影視劇集《竇娥冤》的場次表，根本就已經是分鏡大綱了，看久了就覺得無聊、灌水了。一方面可能要感念作者對讀者的體貼，因為不見得所有讀者都能像我一樣，可以先看過該影視劇集的DVD；但另一方面，在寫作策略與觀點上，卻也有值得商榷之處。

在改編比較的部分，為了歸整出一些不同之處，常有大篇幅原劇本台詞與唱詞的引錄，然後予以評點或眉批。是否有可能再精簡？或將要比較的論點更聚焦？（如採取主題學、形象學、敘事學、原型分析、語言分析、精神分析、女性主義等文藝批評方法，偏偏作者提到卡西爾的《符號‧神話‧文化》一書時，只是淺嘗即止地引用了「藝術並非印象的重組，它是形式的創造。」等字句，不見其對卡西爾理論架構的理解與運用）目前的做法是透過敘事結構、人物性格、故事情節、時空變易、新創部分等五個角度，來進行兩個文本（萬一有兩個以上的文本呢？）之間的多面向比較，大體上就是「排比」，接近「新批評」的形式比較，屬封閉式的文本研究。但所比之兩個文本原本就不同，創作目的不同，創作方法也不同，讀者比較期待的其實是看到這些不同之間，有何相同之處；倘若原本就不同，且知其不同，即使花了許多篇幅指出其不同，似乎有點大費周章，卻所得不多，大概只有苦勞，沒有功勞。

由於作者是元雜劇的研究專家，所以在「道具、布景之裝置」（頁21）一節（同時也是令人讀來最有興味的一節，不過也就只有這一節有趣），以歷史偵探的考據態度，列舉了影視劇集的八個瑕疵（天干地支、戲曲音樂、至元紀年、店招文字、城隍官服、蒙官右衽、供詞文字等），想必一定還有其它未列舉之處，這的確是在看具有高度歷史含量的戲劇或其它創作作品（如電影、小說等），一種找碴的樂趣。當然，在史實、考證與藝術再現之間，究竟要拿捏什麼樣的分寸，歷來就有許多的討論，像是郭沫若就曾經說過──

郭沫若：「歷史的研究是力求其真實而不怕傷乎零碎，愈零碎才愈逼近真實。史劇的創作是注重在構成而務求其完整，愈完整才愈算得是構成。說得滑稽一點的話，歷史研究是『實事求是』，史劇創作是『失事求似』。史學家是發掘歷史的精神，史劇家是發展歷史的精神。」（郭沫若。1961。〈歷史‧史劇‧現實〉。《沫若文集》，第13卷。北京：人民文學。頁16。）

郭沫若：「劇作家的任務是在把握歷史的精神而不必為歷史的事實所束縛。劇作家有他創作上的自由，他可以推翻歷史的成案，對於既成事實加以新的解釋，新的闡發，而具體地把真實的古代精神翻譯到現代。」（郭沫若。1957。〈我怎樣寫《棠棣之花》〉。《沫若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學。頁168。）

《竇娥冤》本就不是一齣歷史劇，而是一齣原創於元朝的雜劇，關漢卿透過劇中人物與事件，來反映甚至批判時局，若說該劇歷經數百年，仍能令後人「感天動地」，那應該不是劇中所觸及的歷史事實，而是劇中所呈現的「情感結構」，戲假情真，當真即可，不能認真。

歷史真實VS藝術虛構。歷史屬於科學，要有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和方法；歷史劇屬於藝術，遵循歷史本質真實基礎，表現想像與創造力。虛實相伴。Aristotle：「詩比歷史更真實！」

作者結論提到「三一律」編劇手法值得學習→應該是值得商榷吧！

Aristotle從沒說過「三一律」，是藝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古典學者，針對其《詩學》的重新詮釋與誤讀。當然，美國學者Harold Bloom曾說：每一次的閱讀都是誤讀！但若像「三一律」這樣類似戲劇創作的藝術枷鎖，深深影響了西洋劇場史幾百年的發展，那就值得我們深切思考。

1570年左右由義大利人卡斯泰爾韋特拉諾（Castelvetro）所立下，卻成為往後兩百年的金科玉律。當年他是這麼寫的：

「表演的時間和所表演的事件的時間，必須嚴格地相一致。事件的地點必須不變，不但只限於一個城市或者一所房屋，而且必須真正限於一個單一的地點，並以一個人就能看見的為範圍。悲劇應當以這樣的事件為主題：它是在一個極其有限的地點範圍之內和極其有限的時間範圍之內發生的，就是說，這個地點和時間就是表演這個事件的演員們所占用的表演地點和時間，它不可在別的地點和別的時間之內發生。

事件的時間應當不超過十二小時。不可能叫觀眾相信過了許多晝夜，因為他們自己明明知道實際上只過了幾個小時，他們拒絕受騙。在一個極其有限的時間和極其有限的地點之內完成的主人公的巨大幸運轉變，比起在一個較長時間和不同而範圍較大的地點內完成的幸運轉變來，它要奇妙得多。」

三一律從十八世紀以來就不斷地被批判，如萊辛的《漢堡劇評》、狄德羅《論戲劇詩》、雨果的《克倫威爾序》等，甚至是十九世紀末以降的現代劇場發展，對於三一律的顛覆、揶揄、丟棄。就連本論文所舉的兩個文本都不合乎三一律，如何值得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