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最徹底的識破共產黨的本質的，就是“九評”。在此之前，第一個初步識破共產黨之邪惡的，當是中華民國總統蔣中正先生。在俄國爆發共產暴亂時，有相當一部份不明真像者被俄共誘惑，激進者更是躍躍慾試，為弄清楚共產黨到底是甚麼，蔣介石在孫中山的催促下，親赴蘇俄考察共產黨的本質，才得到了“共產革命不適合於中國”的著名論斷。以鬥爭為哲學的共產黨，其本質之一就是惡，因此共產黨給中國人的一切善的天花亂墜的允諾就都是騙人的謊言。可惜當時的國人像蔣中正先生這樣洞悉共產黨是甚麼的並不太多，才致使中共竊取大陸，使國人受半個多世紀的欺詐與蹂躪。今天，在中共即將滅亡前夕，特地發表蔣介石先生在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在湖南長沙的講演：“本黨國民革命和俄國共產革命的區別”(節選)，看一看歷史上的中國人是怎樣識破共產黨的。
本黨國民革命和俄國共產革命的區別(節選) 蔣中正
──中華民國十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出席長沙市民歡迎大會講演──
中正與湖南人民暌違久了，今日到這個歡迎大會，與湖南人民握手言歡，中心欣悅，不可以言語形容。湖南人民最富有革命性，在中華民國國民革命歷史中具有無限光榮，這是值得我們佩慰的。今日特就此機會，將中國國民黨國民革命和俄國共產革命的區別，向湖南人民說一說。
湖南人民受共產黨的殘殺壓迫和剝削，到現在想起來，恐怕還有餘怖。回憶十五六年之交，共產黨盤據湖南的時候，不僅是到處罷工罷市抗租，而且到處從事沒收土地，沒收工廠，沒收商店，結果使湖南農民，沒有田可耕，湖南工人，沒有工可作，湖南商人，沒有商業可以經營，民生凋敝，社會紛亂，使湖南人民，不僅不能安居樂業，而且單純的生存，也無時不在危險狀態之中。湖南共禍之所以這樣蔓延，考究其原因，就是因為一般青年，沒有認清共產革命的性質和方法，也沒有認清共產革命，是不是適合於中國的社會經濟和民族性，他們誤以為適合於俄國的共產革命，也可以適用於中國。他們誤認共產革命，可以解除中國人民的痛苦，可以解放中國民族的壓迫，思想上既有這種錯誤，所以行動就不免盲從。為完成國民革命計，為圖謀人民利益計，為促進民族獨立計，對於這種錯誤的思想，便不能不加以糾正。
總理(台長註：總理即孫中山)曾經告訴我們，解決問題，要以事實做基礎，這兩句話雖然簡單，但是乃是根據許多經驗，許多考察，而得的結論，這即是革命的最高原則。一切革命的行動，都要根據這個原則去決定去推行，然後才不會錯誤，才會成功。因為要解決一個問題，要先把這個問題的性質、內容和背景，看得清清楚楚，然後去尋適當的方法，這個問題，才能得到完滿的解決。俗語說得好，“對症下藥”，在下藥之前，先要把病看清楚才行，如果病源病象都沒有看清，就隨便下藥，不僅不能醫好，而且反要弄壞；這個道理也可以適於革命。革命要有主義，有方法，然而革命主義，和革命的方法，要根據特殊的環境來決定。一國所採取的革命主義和方法，不能完全適用於別國，因為適合甲國國情的革命主義和方法，不一定適合於乙國。因此，在甲國成功的革命主義和方法，在乙國難免失敗。明白了這個道理，就可知在中國行共產革命，不僅是無益而且有害。根據中國過去的歷史和社會的環境，根據中國國際的地位和民族的特性，只有中國國民黨的國民革命，是救民族，救人民的唯一出路。我現在先從理論上比較研究共產革命和國民革命的差別，再研究這兩種革命，那一種適合於中國國情。
先從革命的動機說，俄國共產革命和中國國民革命的動機根本不同，俄國共產黨革命的動機起於階級爭鬥，起於恨。中國國民革命的動機是在求民族獨立，就是求人類和平，是起於愛。所以民國十二年總理對蘇俄代表越飛說：“俄國革命是由於恨人，我之所以從事革命是由於愛人”。這一句話很可以說明蘇俄革命和中國革命動機上的差異。中國兩百多年來受了滿清的專制，人民痛苦已經是水深火熱，近八十多年來又加上一重帝國主義的束縛，人民的痛苦，更加利害。 總理滿眼充滿了中國人民受壓迫的事實，滿耳充滿了中國人民求生存的呼聲，所以毅然決然擔負起拯救民族的責任，領導人民實行革命。所以 總理所領導的國民革命，其目的是在拯救全體人民，整個民族，不是在求本身的利益，這是因為他的革命，是由於愛。俄國人民因為受專制帝王的壓迫和大地主的剝削，人民對於統治階級充滿了憤怒和怨恨，共產黨利用人民的這種心理，遂鼓動所謂無產階級為本身的利益打倒其餘各階級，所以他們的革命是由於恨，以愛人為動機而實行的革命，在革命的過程中，既不許肆行屠殺，在革命的成功後，就可以實現和平。以恨人為動機而實行的革命，不僅在革命的過程中，會發揮殘狠的行為，就是在革命成功後，社會也不能消滅仇視嫉惡的現象，革命的動機不同，革命的結果也當然兩樣，這是中國國民革命和蘇俄共產革命不同的第一點。
次就革命的性質說，蘇俄的共產革命是階級革命，中國的國民革命是全民革命。所以蘇俄的共產革命在以所謂無產階級的利益為本位。在共產黨的眼中，除無產階級之外，沒有別的人民，除無產階級的利益之外，沒有別的社會利益。他們的主張，究竟是否能夠真正的實現無產階級的利益，現在姑且不論。然而以一般社會利益供犧牲，只圖無產階級的利益，卻是共產革命的特性。中國的國民革命則不然，國民革命是以全社會全民族為本位的，除郤軍閥官僚以及依附帝國主義者的買辦階級以外，一切被壓迫人民的利益，都要同時實現，既不犧牲某一階級的利益，也不只圖某單一階級的利益；至於無產階級的利益，當然毫不忽視。不過我們認為只有全民族得到解救，才能完成無產階級的利益，只有全社會利益得到實現，才能增進全民族的福祉。而且我們認為解救全民族，事實上就是解救無產階級，實現全社會的利益，事實上便是實現無產階級的利益。總而言之，共產革命是以單一階級為本位，國民革命是以全民族全社會為本位，這是中國國民革命和蘇俄共產革命不同的第二點。
最後就革命的方法來研究。蘇俄共產革命不外兩個方法：一個是階級鬥爭，一個是奪取民眾和武裝暴動。他們革命的性質，既然是以階級為本位，他們的革命方法，當然就是階級鬥爭，他們把整個社會，畫分做許多對立的階級，他們以為階級鬥爭，是社會進化的原動力，所以階級的意識，如不明顯，他們要使之明顯，階級的衝突，如不激烈，他們要使之激烈。他們以為只有無產階級打倒其餘一切階級，革命才能成功，這便是他們革命的一個方法。此外他們還要奪取民眾和武裝暴動。他們以為要發展革命勢力，非有偉大的民眾擁護不可，而要得到民眾擁護，非民眾服從共產黨指揮不可，所以他們常姦淫擄掠殺人放火，使得社會混亂，民不聊生，然後可用威迫利誘的方法，奪取民眾，來做他們的奴隸，民眾而可曰奪取，是其已不當民眾為人類了，其居心可知矣。一方徒唱高調，以最遠的將來的利益，引誘民眾，使之為共產黨效力，別方面又以政治力量，強迫民眾，聽其指揮。這便是共產革命的另一方法。中國的國民革命則不然，國民革命的性質，既然是以全民族全社會為本位，國民革命的方法，當然是聯絡全社會被壓迫的人民，統一全民族革命的力量。詳細說，就是只要服膺三民主義參加國民革命的人，不問他是屬於那一階級，都要統一在一個聯合戰線之下，在革命勢力的內部，既不許有任何的對立，更不許有任何的衝突，其中全社會被壓迫的人民，以充實革命的勢力，便是國民革命的方法。至於國民革命，當然是要民眾參加的，然而我們要民眾參加，不是采奪取的手段，而是用感化和訓練的方法。我們既不以各階級的特殊利益為餌，而引誘其為我們的工具，更不以甚麼勢力做威脅，強追民眾服從。
蘇俄共產革命和中國國民革命，我們已從動機、性質和方法三方面來比較研究了，究竟那一種革命適合中國的國情，這是我們研究的第二個問題。
當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之初，我個人是同情共產黨的革命的，我當時以為俄國革命，在近代革命歷史上，開闢了一個新紀元，當時如有人攻擊俄國革命，我必力與之爭，即此一點，就可證明，我對共產黨革命的態度，其始並無絲毫成見。所以俄國革命之初，我就決心親赴蘇俄實地考察；因為當時國內革命環境，不許我離開，所以沒有實行。十一年陳炯明叛變，我赴難到粵，後來在由粵到港的船中，和我們 總理深談了一夜。總理當即准許我照預定計劃前往蘇俄，切實考察。後來陳逆(台長註：指陳炯明，背叛孫中山後被平定)雖然逃竄，廣州雖然克服，而楊希閔劉震寰飛揚跋扈，日益囂張。當時革命環境，惡劣萬分，我更覺得中國革命若不改弦更張，另辟新路，決不容易成功。於是擺脫一切，決心赴俄。哪曉得到俄考察的結果，令我以前對於共產黨革命的一切希望，全歸泡影，就是考察以後覺得共產黨所號召的目的，以共產黨的方法，決不能達到。所以俄國共產革命，決不能算是成功；即使退一步說，他們的革命，可算成功，然而決不能適用於中國，所以回國以後，對於共產黨加入本黨的問題，曾對總理表示異議，這是很多同志所知道的。我對於蘇俄革命的感想，可分兩時期：從蘇俄革命時起，到我赴俄之時止，為第一時期；赴俄之後到了現在，為第二時期。第一時期的感想是同情的。第二時期的感想是失望的！是反對的！這種變遷，乃是實地考察的結果。現在許多青年，因為沒有實地考察，所以對於共產革命，不少盲從。
我現在特本個人經驗，再強調說明共產革命不適合於中國的理由如下：
第一，以恨為動機的革命，決不適於中國的民族性，因為動機既然是恨，行動一定是殘酷和卑污，而且要損人利己的，這完全和中國的民族性相反。中國幾千年來倫理觀念，都是利他的，不是利己的，所以中國民族的固有特性，是和平的、寬厚的、和光明的；不願受別人的殘酷的待遇，也不願以殘酷的手段施諸別人。既不願以卑污的手段對待別人，也不願別人以卑污的手段對待自己，所以殘酷和卑污手段，在中國決不能行使，至少不會為大多數人所讚許。而且以殘酷的手段革命，沒有不失敗的。法國大革命之所以迭次失敗，使帝制復活，就是因為過於殘酷，使社會全體，發生反感。這種殘酷手段，適用於殘酷的民族，都遭失敗，哪裏能適用於和平的中國民族。共產革命，既然採取殘酷的卑污手段，當然受中國全國人民，至少亦要被大多數人民所反對。革命的行動，既然得不到大多數人的同情，就絕對不能採用，這是蘇俄共產革命，決不適於中國的第一點。
再從革命的性質說。共產革命，是階級的，前面曾經說過；單一階級的革命，在產業十分發達；階級對立十分明顯的帝國主義的國家，或者可以實行，但是無論如何，決不能實行於中國。第一，中國近代產業，並沒有發達，階級的區別，並不明顯，如果勉強要說中國有階級也不過粗具階級的雛形，階級的對立，既不明顯，階級的利害，自然沒有甚麼衝突，階級的利害，既沒有多大的衝突，就沒有為某一階級的利益，打倒別階級的必要。而且更沒有為單一階級的利益，打倒許多階級的可能。所以我們應該以社會全體的利益為前提而消滅階級的區別，不應該以階級的利益為前提，促成社會的分化。這是從中國的社會狀況，說明共產黨的階級革命不適於中國。第二，在軍閥已經打倒的現在，國內實在沒有某一階級十分壓迫某一階級的現象，只有整個民族，受帝國主義者壓迫的事實。所以現在應該只有民族的利益，沒有階級的利益。如果以階級為本位去革命，不僅民族的利益不能實現，階級的利益也不能實現。因為整個的民族，都不能生存，棲息於民族內部的某一階級，那裏能夠得到利益。印度朝鮮的無產階級狀況，就是明證。但是如果以民族為本位去革命，不僅民族的利益可以達到，民族中各階級的利益，亦可以實現。因為整個民族，能夠發榮滋長，民族內部的各階級生活，當然可以增進。這是從中國民族的國際地位，說明共產黨的階級革命，不適於中國。總而言之，無論就中國的社會狀況或國際地位說，階級革命，都沒有在中國實行的餘地。這是俄國共產革命，決不適於中國的第二點。
最後從革命方法的研究。以階級為本位的革命，不能適用於中國，前面也已經說過。那末，中國革命不能以階級鬥爭為方法，乃是當然的結論。中國目前的唯一目標，在打倒帝國主義。然而要打倒帝國主義，一定要國傢俱有統一的實力，因此必使社會秩序安定，生產事業發達，則國家的實力，才能形成。階級鬥爭，和武裝暴動，足以擾亂社會秩序，破壞建設事業，乃是很明顯的事。我們即使把殺人放火的暴動，暫置不論，只就罷工、怠工和抗租等舉動而言，也會使社會秩序和生產事業發生莫大的影響，受莫大的障礙。所以為充實國家實力，以打倒帝國主義者計，不僅武裝暴動的階級鬥爭，絕對不能實行，就是罷工、怠工，和抗租等階級鬥爭的行為也不能輕舉妄動。如果我們一方面打倒帝國主義，別方面又用暴動、罷工、抗租等方法，破壞社會秩序和生產事業，不僅是帝國主義不能打倒，而且使帝國主義者，有益加侵略之機會，這不是明白的矛盾行動嗎？不待說，罷工是工人謀利益的武器，抗租是農人謀利益的手段。但是工人要知道，工人的利益，非到產業發達以後，不能實現。如果沒有工廠收容工人，工人的單純生活，都不能得到保障，那裏能夠改良。所以工人如果罷工、怠工，致妨礙產業的發展，乃是自殺。農民也要知道，如果地租過高，國民政府當然能以政治力量，加以制裁來減輕，不待農民的要求，更不須農民的還動。
總而言之，無論就打倒帝國主義說，或解放農工說，中國都不能採取階級鬥爭。至於奪取民眾，乃是以民眾做工具，不是以民眾做本位。以民眾為工具，實在是殘酷和卑污的行為，不適於寬厚和平的中國民族，前面都曾經說過了。綜上所說，就是階級鬥爭武裝暴動和奪取民眾等方法，在中國都不能實行，這便是蘇俄共產革命不適於中國的第三點。
共產革命不適於中國，根據上述，大概可以明瞭了，只要知道共產革命和中國國情的人，大約不會再被共產黨欺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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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先生在講演中對共產革命如盲目偏激運用於中國可能造成的災難性後果的一切推斷，從中共一九四九年以後禍亂中國大陸的實際情況上來看，一切推斷幾乎都是準確的。一方面驚訝於蔣介石先生推斷的準確，一方面又長歎一聲：這種準確不也是中國人的悲哀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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