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切‧格瓦拉的著作如此多，為何評楊碧川的《切‧格瓦拉》（臺北：大作文化，2000）？
不為啥，算作記念他倆難兄難弟吧！
以下以（楨：）夾批方式評下文：
英雄的兩面：神話與真實07/10/01林載爵(聯經出版社發行人)
2005年11月，34個美洲國家領袖在阿根廷舉行高峰會，試圖建立2006年重啟自由貿易談判的共識，但部分國家不滿美國的農業補貼政策，加上許多南美 洲人反對全球化，數萬名示威者在當地一座足球場集合抗議，現場懸掛一幅南美革命英雄切‧格瓦拉的巨型畫像。不僅如此，世界各地的年輕人在遊行抗議時，都會 舉著他的頭像。
在格瓦拉逝世將近四十年後的今天，他依舊是革命的標誌。有關他的書籍不斷出版，電影不斷拍攝，他的故事不斷累積擴大，形象不斷被塑造得更完美。
1961年沙特和波娃在拜訪格瓦拉之後說，「他不只是一個知識分子，也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完整的人。」他典型的頭戴黑色貝蕾帽，一臉捲曲的濃鬚和長髮，炯炯有神的眼睛，深邃的目光凝視著遠方的照片，完全顯露英雄的形象與氣質，成為一個時代，一段歷史的表徵。
「格瓦拉是二十世紀已經幾乎再也看不到的浪漫英雄，而他之所以成為英雄，乃在於他是如此的獨特，以至於變成了一則幾乎不可能的傳奇。」這是《格瓦拉畫傳》的題辭。
於是印上他的頭像的T恤在世界各地年輕人的身上出現，有關格瓦拉的產品已經成為一種時尚，特別是近十年來此風益盛。網路上的「切專賣店」 （thechestore.com）標榜的是「所有你需要的革命必需品」，你可以買到一切格瓦拉的相關產品。反諷的是，在格瓦拉所堅持的價值已經崩解的時代，他卻從共產主義的煽動者變成資本主義的暢銷商標。（楨：毛亦然）
然而，一股去除神話，重新認識真實的格瓦拉的趨勢也開始了。
（楨：當時的反古巴革命者就已將切渲染成殺人魔王了、楊著p130，但切不如此如何壓制反革命？況且切並不比 《法國大革命》 更恐怖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souj/3/1306784067/20080509055608）
從他的日記、談話、著作以及當時人物的訪談和證詞，試圖重建真實的格瓦拉。這個格瓦拉有殘忍的一面，1967年4月，就在逝世前半年，他總結過去的經驗說：「恨是鬥爭的一個元素，對敵人堅定的恨，可以讓人超越他的自然界限，成為一個幹練的、暴力的、精挑的、冷血的殺人機器。」他下令槍決過數百名被他懷疑的、不忠的同志。革命成功後，他掌握古巴大權，先後擔任軍事監獄的檢察長、工業部長、國家銀行總裁，在他的主持下，引進了蘇維埃制度，數百萬人民的生活被徹底顛覆、犧牲，在〈人與社會主義〉一文中，他說：「為了建立共產主義，你必須建設新人與新經濟基礎。」於是，反對者以反革命分子之名被關進集中營。他也協助設立祕密警察組織，遂行恐怖與謀殺。最嚴厲的陳述是來自他被槍決時現場目擊者的證詞，他並非慷慨就義，而是懇求「不要射殺我，我是切，我活著比死對你更有價值」，當然這是無法獲得證實的。
一個英雄本來就有神話與真實兩種面貌，格瓦拉也是同樣的情況。
（楨：旣然如此，美化醜化皆是神話）
格瓦拉主義，又稱是「遊擊中心主義」或「遊擊中心論」。格瓦拉主義是在1960年代產生於拉丁美洲，然後傳播到世界各地的一種思想。它是古巴革命領導人之一切?格瓦拉，在總結於古巴和拉美各國的革命經驗，而提出當代拉丁美洲和世界各地的民主和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思想。
主張
武裝鬥爭的領導者和參加者就是遊擊隊本身
不承認黨的領導的必要性
認為「政黨就是軍隊」
「遊擊隊是先鋒隊的先鋒隊」
單獨一國革命很難取勝或不可能取勝
革命的形式無例外應該是武裝鬥爭
革命應該在拉美整個大陸同時進行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A0%BC%E7%93%A6%E6%8B%89%E4%B8%BB%E7%BE%A9&variant=zh-tw
格瓦拉 拉丁美洲的悲劇浪漫先知 07/06/15 【文/南方朔】
二○○七年，是拉丁美洲浪漫革命英雄切‧格瓦拉逝世四十週年紀念。四十年前的十月九日，他率領的游擊隊在玻利維亞遭到美國中情局指導下的政府軍強力清剿， 他受傷被捕並立即槍決，享年卅九歲，格瓦拉企圖藉著游擊戰爭，讓整個南美洲大陸擺脫美國控制，走向自主方向的夢想，宣告失敗。
但格瓦拉真的是失敗了嗎？答案卻再也顯然不過了。因為就在二○○六年，以反美為訴求的拉美左翼領袖，紛紛在這個大選之年獲得勝利。迄至目 前，拉美的左翼政府計有古巴卡斯楚、委內瑞拉查維斯、巴西盧拉、阿根廷基什內爾、烏拉圭巴斯克斯、玻利維亞莫拉雷斯、智利巴切萊特女士、尼加拉瓜奧爾特 加、厄瓜多爾柯雷亞，計達九國之多。
此外，墨西哥的左翼領袖奧拉多在作票疑雲下落選，但已憤而宣告當選，在自己勢力範圍內組成「平行政府」，與靠作票而執政的政府打對台。在這些左翼領袖裡，包括查維斯、盧拉、巴斯克斯、莫拉雷斯、奧爾特加、柯雷亞等長期以來皆為格瓦拉的信徒。
這意謂著四十年前格瓦拉主張以游擊革命為手段而企圖達成的目標，現在終於時間成熟，可以靠選舉而獲致。四十年的時間差距，所印證的其實不是他的失敗，而是他那種先行者的地位更加鞏固確定。
目前拉丁美洲正在進行委內瑞拉總統查維斯所謂的「廿一世紀的社會主義」之重建工作。它們在外交上開展獨立自主路線，拒絕再當美國的後院。在 內政上則揚棄那種美國財團及親美財團壟斷一切國家資源，因而富者愈富、貧者更貧這種「依賴而不發展」的策略，而將重要資源收歸國有，也將大批美國富翁所持有的大莊園收回，還地於民。
而對窮人則推動二○○六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孟加拉經濟學家穆罕默德‧尤努斯所創發的「微型金融」和「微型貸款」，特別是鼓勵教育，以助人脫貧。
另外則是展開各類拉丁美洲的整合工作，包括跨南美油氣管線的建造，拉美內部相互優惠貿易體系的展開等，「脫美」、「脫貧」、「區域整合及自主」，已成了拉美發展的新方針。
而這些其實也都是格瓦拉當年獻身游擊革命時的期望，儘管這條路仍前途坎坷，但在格瓦拉逝世四十週年的此刻，終究已走出了第一步。因此我們已可鐵口直斷，二○○七年已勢必成為整個拉丁美洲的「格瓦拉年」，其程度勢必超過一九九七年紀念他逝世卅週年。
近年來，台灣也開始出現格瓦拉熱，不但有關他的傳記、評傳和圖片集已先後多本面世，有關他的電影也曾上映，而最新的，就是這本由美國作家坎 特所寫的小說《切‧格瓦拉之死》了，這是一本卅年前的舊作，但它雖舊猶新，我們可以由這部小說延伸出許多更深刻的討論，而在開始討論前，我們可先扼要敘述 格瓦拉的生平。
格瓦拉出生於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四日，他是阿根廷人，父為醫師，母親則是上流社會名媛。幼時他母親帶他參加帆船俱樂部的海邊活動，由於母親只顧嬉水，將他放在岸邊，他被冷風吹久，得到終生不癒的哮喘。後來他為了承襲父業，進入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醫學系就讀。
學生期間曾與好友騎著摩托車漫遊南美大陸，由於看到了社會的不平，人道情懷開始萌芽，成了甘地的信徒。但因一九五四年美國中情局策動瓜地馬 拉軍人政變，推翻了主張國有化的阿本斯總統，並在瓜地馬拉大軍鎮壓，於是親歷其事的格瓦拉遂成了革命派。而後，格瓦拉在墨西哥邂逅了流亡的卡斯楚，成為革 命夥伴。
一九五六年底，兩人偕同一群游擊戰士共八十二人，捨棄一艘原本只能容納八人的遊艇「格拉瑪號」要登陸古巴，但遇暴風，所帶武器多半被棄，也距預定登陸地點偏差了廿多英哩。他們登陸後旋即遭政府軍攻擊，最後只剩十二人，輾轉逃亡至山中打游擊，一九五九年革命成功。
古巴革命成功後，格瓦拉曾任陸軍副總司令、央行總裁及工業部長等職，而後他與卡斯楚意見相左而放逐派恩島，主張推動全球革命，他一度至剛果從事游擊戰，無功而返。
一九六六年底，又率隊赴玻利維亞，但因古巴革命成功後，美國有了警覺而全面防堵，於是格瓦拉的革命大業遂遭到極大困難。玻利維亞印第安農民不敢支持，玻利維亞共黨也扯後腿。游擊革命遂告失敗，格瓦拉也在受傷被捕後第二天即現場槍決。
他那張死體照片，中情局原先拍攝並公開之目的是要嚇阻各國革命派，但因該照片與耶穌受難圖太相似，反而更壯大了格瓦拉的死後聲名，他成為一九六○至七○年間歐美反叛青年的偶像，印著他頭像的Ｔ恤，直到今天仍在全球熱賣。
在這個政治冷漠的反啟蒙、反浪漫時代，格瓦拉已成了最後的英雄，他用他的失敗，鼓舞著人們已愈來愈稀薄的良心與熱情。在他死後四十年，整個 拉丁美洲逐漸在他的影響下出現他所預期的改變。他的失敗又怎能不算是一種成功呢？如果沒有他那種明知不可也要硬幹到底但卻失敗的熱情，後來的人又怎麼可能找到終於成功的動力？
（本文轉載自傑伊‧坎特《切‧格瓦拉之死》序言，中文譯本由聯經出版）
格瓦拉被殺40年 拉美左派齊悼【聯合報2007/10/09編譯王麗娟
生於阿根廷的古巴共黨革命領袖切‧格瓦拉40年前在玻利維亞遭到處決，古巴與拉丁美洲國家的左派領袖九日將分別舉行儀式，紀念這位全球性的反叛象徵人物逝世40周年。
與此同時，一名研究人員向法新社披露秘密的歷史文件顯示，1960年代拉丁美洲獨裁者曾試圖合力緝捕切‧格瓦拉。這項合作行動較1970年代南美洲獨裁者 進行的「兀鷹計畫」更早。「兀鷹計畫」旨在剷除該地區的政治異己。文件的日期為1966年十月，切‧格瓦拉1967年在玻利維亞宣傳革命時遭到逮捕與處 決，得年僅39。
切‧格瓦拉生於阿根廷，但他在古巴成就了個人的神話。古巴的紀念儀式將由一位「革命領袖」主持，目前不知此人是否為病後康復中的領導人卡斯楚，或是他的弟弟勞爾。切‧格瓦拉的遺孀艾莉妲‧馬奇將與四名子女一起出席儀式。
玻利維亞總統莫拉萊斯九日將在東南部的大谷地主持紀念儀式。1997年，切‧格瓦拉的遺骨在這個小鎮被人發現。當年玻國軍方以及美國中情局 的兩名幹員捉到生病的切‧格瓦拉，並在1967年10月9日將他處決。死後，他成了第三世界共產革命運動的英雄，和西方左翼運動的象徵。
＜攝影機就是一桿槍＞戴瑜慧 2007/06/15智利電影導演古茲曼成立五人的電影小組，為了人們知道美國情報局是如何顛覆智利合法選出的左派政府，如何以強大軍力攻擊總統府，人民是如何一次次走上街頭，吶喊著「阿葉德，別害怕，人民站在你身旁」，他們冒死拍攝「智利戰役三部曲」
相對於美國的如數家珍，對於南方的拉丁美洲諸國，空白大腦映現的不是巴西嘉年華會上狂放的胸就是舞動的臀。氤氳熱氣中，慢慢擠兌出著軍服叼雪茄的古巴卡斯楚，還有指責美國布希總統為惡魔的熱門人物，委內瑞拉總統查維斯。查維斯還說了，「要麼社會主義，要麼，滅亡」。
社會主義，這曾經在19，20世紀引領千萬人的革命信仰，卻在1989年蘇聯東歐垮台之後，被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譏諷為歷史的終結 (The End of History)，在中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後，被視為名存實亡的遮羞布。被唱衰的社會主義，卻未就此終結，反而重返大地，掀起紅潮，籠罩了80%的拉丁美洲，在巴西，智利，委內瑞拉，尼加拉瓜，厄瓜多，海地，祕魯，古巴贏得政權。
儘管對拉美無知，卻還是可以對這樣的政治變化，產生無來由的恐懼。懼共產幽靈的重返，懼拉美成為世界亂源，查維斯的反美言論，乍聽有點痛快卻又感覺直言挑釁姿態不雅。對於拉美這陌生難以理解的變化，冷戰時期長久薰陶的「污名化與妖魔化」反共宣傳，成為人們潛意識接收的詮釋架構。何須管拉美左轉的理由，帶來動盪就是不好；將領導人妖魔化為獨裁者，則將一切的變化簡約為獨裁者個人煽動的結果。污名化與妖魔化，製造的是簡單對立的厭惡與恐懼，排除的是對拉美社會歷史的脈絡性解讀，與人民作為行動者角色的閹割忽視。
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拉美的左轉，是人民被當成駱馬使役，是極度貧富不均，是長久壓迫的結果。壓迫久遠，上溯自數百年新舊殖民主義； 反抗持續，自奴隸先輩到後世街上貧童。看不見拉美人民的反抗，是因為有一種壓迫手段，就是淹沒反抗。在美國好萊塢電影工業的全球廉價傾銷下，黃黑皮膚的人 們自此從藍眼睛的視野認識世界，更看不見被殖民者對西方的血淚對抗。
被好萊塢消音，是因為拉美的社會運動掀起對抗好萊塢的電影運動。在1954年的越戰，1959年的古巴革命，1963年的阿爾吉利亞獨立， 非洲獨立運動，學生運動以及拉美武裝游擊隊的激勵下，拉美的文藝工作者早在1960年代就提出了「以攝影機為槍」的革命影像運動。他們主張以反殖民反壓迫 的「第三電影」，取代以好萊塢為代表宰制世界的「第一電影」，以及無能挑戰好萊塢，強調精英品味的歐洲「第二電影」。電影不是商品，而是革命運動的一環， 是政治、經濟鬥爭之外的文藝戰線。
為了紀錄壓迫與殖民者的醜惡，這場電影運動的參與者，如同游擊隊員般，冒著生命危險。智利電影導演古茲曼成立五人的電影小組，為了讓後世的 人們，知道美國情報局是如何顛覆智利合法選出的左派政府，如何以強大軍力攻擊總統府，人民是如何一次次走上街頭，吶喊著「阿葉德，別害怕，人民站在你身 旁」，他們冒死拍攝「智利戰役三部曲」(the Battle of Chile)。
片中，記錄了一位攝影師儘管面對坦克威脅，卻拒絕離開，中彈之後，搖搖欲墜的身軀依舊持續拍攝的動容畫面，以及阿葉德總統在美國直升機的轟 炸下，拒絕離開，決定就義的最後廣播道別，他平靜的說著：「雖然叛軍當前，以武力威嚇大眾，但他深信千萬智利人民的善良的意識將不會被摧毀；因為，社會的 進程將不會被武力與罪惡所終止，歷史是屬於我們的，而它是由人民所共建的」。
若說拉美的左轉，是少數政客的煽動結果，其欺詐，就如同宣稱美國情報局未染拉美人民的鮮血；若說其變化是一夕發生，則是對拉美人民數百年鬥 爭歷史的無知。沒有奧斯卡獎的鍍金與壟斷全球的行銷發行，智利導演面對美國支持的皮諾契政權恐怖虐殺的骯髒戰爭(Dirty War)，只有逃亡，分批偷渡膠捲，於異國等待會合，艱困籌資剪輯的心酸。古茲曼說，這一切，只為了讓後世人們，知道我們曾經是多麼努力的建立經營一個社會主義政權。拉美的今日左轉，是昔日無數人們的生命仆迭，是歷史的不曾忘記。
殺人機器－－真實的切-格瓦拉
【大紀元07年7月28日訊】【本文譯自《INVESTOR'S BUSINESS DAILY》對Humberto Fontova的采訪。Fontova本人是古巴裔，1962年跟隨父母逃離共產主義古巴，來到美國。他著有《揭露真實的切-格瓦拉，以及將其偶像化的有用的白痴》一書（Exposing The Real Che Guevara and the Useful Idiots Who Idolize Him）。
古巴的馬克思主義革命人物埃內斯托-“切”-格瓦拉，正在經歷一次重生。1961年攝影師Alfredo Korda攝下的照片里，他熱烈的眼神，搖滾明星般的外貌，似乎開啟了少年人對革命、反叛和自由心靈的理想主義的紀元。
從那以後，這個著名的共產主義者的面孔就出現在T恤衫上、汽車上、手表上、嬰兒服裝上、CD封套上、首飾上、背包上、曼哈頓教室的招貼上，諷刺的是，他的頭像在資本主義市場有廣告價值。
希拉里-克林頓（Hillary Clinton）被人發現在選戰中與穿著格瓦拉T恤的人在一起。歌星Carlos Santana在領獎儀式上穿著格瓦拉T恤。有報道說Angelina Jolie（好萊塢電影明星，曾作為民主黨候選人參加加利福尼亞州州長競選）刺有格瓦拉紋身。好萊塢還制作了電影“The Motorcycle Diaries”，把這個阿根廷出生的革命人物理想化。
唯一的問題是，這個浪漫故事沒有一點真實性。格瓦拉是個要命的“殺人機器”（killing machine），他的革命遺產，是一個奴役人的赤貧的古巴。
古巴裔美國作家Humberto Fontova研究頭像後面的那個人，以及流行文化為什麼會對格瓦拉那麼著迷。在與幾十個認識格瓦拉並和格瓦拉一起打過仗的古巴人交談之後，Fontova在《揭露真實的切-格瓦拉，以及將其偶像化的有用的白痴》一書中，講述了一個非常不同的格瓦拉。
我們訪問了Fontova，討論這個世界上最不該被偶像化的殺人狂之一－－切-格瓦拉。
參訪人︰你在古巴度過了幾年的少年時光，直到1961年你們全家逃離古巴。你們一家是怎麼逃出來的？
Fontova︰Michael Moore（美國左派電影人）說，在美國的古巴人生活那麼好是因為他們把在古巴搶的財富都帶到了美國。但實際上，幾乎所有逃到美國的古巴人，除了隨身帶的衣服以外一無所有。
我們一家是乘飛機、而不是小艇或汽車內胎離開古巴的。專制官僚系統允許一些人合法出境，但辦出境手續花了一年時間，而在我們到達機場時，共產黨軍人從母親耳朵上拿走了她的耳環，還拿走了我姐姐脖子上的十字架。我們只能帶一個行李箱。他們說這些物品屬于“革命”（la revolution）或“人民”（the people），他們所謂的“人民”，指的是斯大林主義的家庭。我父親在鞋里鑽了個洞，把他的結婚戒指藏在了里面。
但是飛機起飛前一刻，我們正要登機的時刻，安全人員上來抓住了我父親，說他哪都不能去。就在他們把父親拖到門里的時候，母親說我們也不走了。父親說她必須離開，我們猜想父親會被行刑隊處決。父親抓著母親的手說，“無論我發生什麼事情，都不希望孩子們成長在一個共產主義國家。”當時我們三個孩子只有8歲，7歲和5歲。我們也感覺到事情不對勁。
采訪人︰你父親為什麼想逃離古巴？
Fontova︰父親不喜歡听命行事。有人說離開卡斯特羅（Fidel Castro）的古巴的人都是百萬富翁，或者是黑幫人物，或者是騙子，那完全是個神話。我父親只是不想作奴隸。
我們到了邁阿密（Miami），母親給哈瓦那打電話，了解到父親被帶到G2安全部門總部接受審問。許多人沒有能通過審問這一關。你可以想像母親當有有多恐懼，處在一個陌生的國家，一文不名，有三個孩子，自己還很可能成為寡婦。後來我們搬到新奧爾良（New Orleans），在親戚家里寄居。
新奧爾良有不少古巴人，我們住在一個小公寓里。幾個月之後母親再次給古巴打電話。這次，她的反應與以往大不相同，她發出喜悅的尖叫。這次是父親從機場打來電話，我還記得他出現在飛機門口，母親跑上去抱住了他。那個擁抱我永遠不會忘記。我們的故事有個快樂的結尾。
可我想提醒大家，幾千個古巴家庭並沒有我們那麼幸運，他們的故事沒有快樂的結尾。
采訪人︰你提到共產黨政權把人們投入監獄。那個數字有多高？
Fontova︰在1961年，古巴有630萬人口。根據“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數據，50萬古巴人曾經被投入監獄，在比例上超過斯大林的古拉格。1961年的某個時期，35萬古巴人由于政治原因被投入監獄，18個古巴人里，就有1個政治犯。這些人被听到對共產黨政權表示不滿。人們很難想像極權統治是什麼樣子，畢竟，拉美不是一直處于獨裁統治之下嗎？是的，可是古巴是拉美唯一的斯大林式的極權獨裁。
采訪人︰格瓦拉如何建立了這個極權統治呢？
Fontova︰卡斯特羅進入古巴首都哈瓦那以後2周，甦聯情報人員就來了。格瓦拉是甦聯情報人員的主要聯絡人。
在比例上，古巴共產主義政權在最初3年處死的人，比希特勒（Hitler）6年時間處死的還要多。想想處決的數字，再想想格瓦拉代表的口號“反壓迫”。太有諷刺意味了，比較一下古巴裔美國人讀到的，和他們親身經歷的。
采訪人︰格瓦拉在聯合國講壇上吹噓說“我們處決人”。
Fontova︰而且他還在1964年說“我們還要繼續處決人”。根據在巴黎出版的《共產主義黑皮書》（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這個時期古巴共產黨處決了14,000個男子和男童，這相當于在美國處決3百萬人。然而，設計這些處決的格瓦拉，被Jesse Jackson（美國左派黑人領袖）贊美，而Jesse Jackson自己就譴責死刑寫了一本書。
采訪人︰談到共產主義信徒（communist chic），Cameron Diaz因為在秘魯使用印有毛澤東像的背包而遭到譴責，在那里，人們了解毛主義的恐怖。
Fontova︰但是你會發現Cameron Diaz為他的行為道歉，因此我把人們佩戴格瓦拉行頭80%的原因歸結為無知。特別是在我處于慷慨狀態的時候，我不願意想到人們有那麼愚蠢。不知道是另一回事。畢竟，從遠處看格瓦拉的照片，你會認為那是張很cool的照片，因為他看上去像是“The Doors”里面的Jim Morrison。人們、特別是年輕的小孩子，把格瓦拉看作英雄，他很有革命性，他和“大人物”（The Man）戰斗。我說︰先生們，不是這樣，他自己才是人們反抗的“大人物”。你們完全搞反了。
采訪人︰你在書里寫道，格瓦拉是多麼厭惡搖滾樂、同性戀、藝人、黑人、以及現有秩序里的任何成員。
Fontova︰我只是在書里引用切-格瓦拉自己的話。一個誤解是格瓦拉代表自由精神。其實他個性冷酷。早期他曾用“斯大林二世”作為自己的簽名。他還說世界所有問題的解決辦法都在鐵幕後面。他可不是一個嬉皮風格的馬克思主義者，格瓦拉在1962年的演講里曾說他認為反叛精神屬于反革命性質。請注意，他說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必須被清除出古巴。如果你干自己想干的事情，你會進監獄的。
采訪人︰格瓦拉到底是什麼個性呢？
Fontova︰他比較傲慢。我采訪過一些人，這些人求見過格瓦拉，以拯救自己的兒子免于未經審判的處決。格瓦拉喜歡耍弄他們。他喜歡當著哭泣的母親的面在電話里大喊，“立即處死Fernandez。”
臨床上說，格瓦拉是個虐帶狂。卡斯特羅是個精神病。謀殺對他毫無影響。對他來說，那只是功利性的屠殺，以鞏固個人權力。
所有我訪問過的人都說，格瓦拉把屠殺作為生活的佐料。他的二樓的辦公室里，有一部分牆被打掉了，這樣他能在辦公室里觀賞他熱愛的行刑隊行刑。
采訪人︰格瓦拉殺害兒童嗎？
Fontova︰很多男孩被行刑隊處決的時候只有15，16，17歲。他們是窮孩子，為了軍餉而當兵，就像這個國家有時的作法。他們夾在當中。斯大林式的政權處決他們，只是為了顯示“現在是我們發號施令”，“如果你們質疑我們的作法，這就是結果。”
他們並不隱藏這種處決。他們希望把處決作為公開的樣板，象斯大林在卡廷森林（Katyn Forest Massacre）屠殺波蘭軍官一樣。一個原因是對古巴前軍人斬草除根，因為他們知道，一旦反革命運動爆發，這些人會成為領袖。同時他們想恐嚇大眾。
采訪人︰格瓦拉是個理想主義者嗎？
Fontova︰我這本書應該起名為“你讀到的關于格瓦拉的任何信息不但錯誤，而且完全相反”。格瓦拉1959年搬到哈瓦那的時候，住在古巴最華麗的豪宅里。那里面有瀑布，有類似現在的等離子電視（Plasma TV）類的娛樂設施，有游艇碼頭，桑拿浴室。這些都有完整記錄。
采訪人︰格瓦拉被認為是古巴革命的靈魂人物。
Fontova︰Ariel Dorfman在《時代雜志》（Time magazine）寫了大量文章，他把格瓦拉劃為與特麗莎修女（Mother Teresa）一類，是20世紀的英雄和標志人物之一。巴黎的知識人薩特（Jean Paul Sartre）把格瓦拉稱為“20世界最完整的人”。格瓦拉經常被成為革命的大腦，但科斯特羅是在背後拉繩子的人。格瓦拉看上去像個知識人，因為他和一些阿根廷人一樣，和法國知識人打得火熱，而實際上他是卡斯特羅的傀儡，和主要行刑人。
采訪人︰媒體把這些都搞錯了。這個現象會改變嗎？
Fontova︰主流媒體（The mainstream media）的壟斷正在被打破。熱門電視節目“Hannity and Colmes”左派主持人Alan Colmes曾經問我，“為什麼這些故事在今天而不是20年前冒出來？突然之間，你發現關于格瓦拉的這些恐怖信息。”
我說，“不是的，Alan，從1959年開始人們就在說這些事情，但一直都被主流媒體過濾掉了。”主流媒體的壟斷結束了，所以我們這邊可以對美國人講這些事情。我喜歡把這本書作為（壟斷結束的新時代的）一個例子。
http://news.epochtimes.com/b5/7/7/28/n1785359.htm
切‧格瓦拉
埃內斯托·拉斐爾·格瓦拉·德·拉·塞爾納（西班牙文：Ernesto Rafael Guevara de la Serna，1928年6月14日－1967年10月9日），常稱作切·格瓦拉（Che Guevara）。他出生於阿根廷的馬克思主義革命者和古巴游擊隊領導人。格瓦拉于1959年參與了卡斯楚領導的古巴「七二六運動」，推翻了親美的巴蒂斯塔獨裁政權。在古巴新政府擔任了一些要職之後，格瓦拉于1965年離開古巴，在其它國家繼續策動共產革命。首先是剛果，然後是玻利維亞。在玻利維亞，他在一次由美國中央情報局策劃的軍事行動中被捕，並於1967年10月9日被玻利維亞軍隊殺害。死後，他成為了第三世界共產革命運動中的英雄和西方左翼運動的象徵。
早年
格瓦拉出生於阿根廷羅薩里奧，是這個西班牙和愛爾蘭裔家庭的長子。他出生證明上的日期是1928年6月14日，但一些資料認為他實際上出生於5月14日。他的出生證明被故意修改，以掩飾他母親在結婚時已懷孕的事實。格瓦拉父親埃內斯托·格瓦拉·林奇的家族已在阿根廷生活了12代，是一個聲譽卓著的家族。他的祖先派屈克·林奇1715年出生於愛爾蘭，后經西班牙轉輾來到阿根廷，在18世紀末，他已成為了巴拉那河地區的總督。而他母親塞莉亞·德·拉·塞爾納·略薩的家族也已在阿根廷生活了7代，同樣也是貴族家庭，祖先約瑟·德·拉·塞爾納曾是西班牙最後一任駐秘魯總督。格瓦拉的父母于1927年結婚。
格瓦拉父親在傳記《我的兒子，切》中寫到：
「5月（注：1930年）的一個早晨，寒風呼嘯，我的妻子帶著我們的小埃內斯托去游泳。中午時分，我去俱樂部找他們，準備和他們一起去吃午飯，這時我發現，孩子穿著一身濕漉漉的游泳衣，已經凍得直打哆嗦。塞莉亞卻還一個勁地在游泳。她不是個有經驗的母親，根本沒有意識到現在已是冬天，天氣變化對這樣一個脆弱的孩子來說，該有多危險。」
從此格瓦拉便患上了嚴重的哮喘病。受這個有著一定左翼思想的上層家庭（尤其是作為阿根廷共產黨員的姨父母）的影響，格瓦拉從小便對政治的十分熱衷。雖然患有哮喘，但格瓦拉十分熱愛體育運動。1948年，他進入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學習醫學，並於1953年3月順利完成了學業。
遊歷
當他還是一個學生的時候，格瓦拉時常利用假期在拉丁美洲周遊。1950年1、2月暑假時，他遊歷了阿根廷北部的12個省，走過了約4000多公里的路程。1951年，他在自己的好友藥劑師阿爾貝托·格拉納多（西班牙語：Alberto Granado）的建議下，決定休學1年環遊整個南美洲。他們的交通工具是一輛1939年產的Norton摩托車。他們于1951年12月29日出發，決定的線路為：沿著安第斯山脈穿越整個南美洲，經阿根廷、智利、秘魯、哥倫比亞，到達委內瑞拉。在路途的中間他們的摩托車壞掉了。格瓦拉還在秘魯的一個麻風病人村作了幾個月的義工。
在這次旅行中，格瓦拉開始真正了解拉丁美洲的貧窮與苦難，他的國際主義思想也在這次旅行中漸漸定型，他開始認為拉美各個獨立的國家其實是一個擁有共同的文化和經濟利益的整體，倘若革命則需要國際合作。離家8個月后，1952年9月，格瓦拉乘飛機回到了阿根廷，全家人都去機場迎接他。在他此時的一篇日記中他寫到：
「寫下這些日記的人，在重新踏上阿根廷的土地時，就已經死去。我，已經不再是我。」
格瓦拉在這次旅行中所寫的日記後來被成冊出版，依此巴西導演沃爾特·薩雷斯（Walter Salles）2004年拍攝了電影《革命前夕的摩托車日記》。格瓦拉開始拼命複習，在1953年6月1日，他正式成為醫生。他本可成為一位受人尊敬的醫生，可是，這次旅行徹底改變了格瓦拉。
踏上瓜地馬拉
由於貝隆政府當時在阿根廷的的獨裁統治，擔心兒子被徵用做軍醫的母親讓格瓦拉逃離阿根廷。1953年7月7日，格瓦拉開始了他的第二次拉美之旅。在玻利維亞經歷了一次革命之後，格瓦拉從厄瓜多前往瓜地馬拉。途經哥斯大黎加時，這個當時拉美唯一的民主國家深深打動了格瓦拉。
1953年12月24日，格瓦拉到達了瓜地馬拉。當時瓜地馬拉正處於年輕的左翼總統阿本茲（Arbenz）的領導下，進行著一系列改革，尤其是土地改革，矛頭直指美國聯合果品公司。在瓜地馬拉他也得到了他知名的綽號「切」（Che），「Che」是一個西班牙語的感嘆詞，在阿根廷和南美的一些地區被廣泛使用，是人打招呼和表示驚訝的常用語，類似於漢語中的「喂」、「喔」等。
1954年3月28日，美國中央情報局在宏都拉斯成立了一支由瓜地馬拉軍官阿瑪斯領導的雇傭軍，阿本茲政權很快被推翻，阿瑪斯成為瓜地馬拉總統，開始對左翼人士進行殘酷的鎮壓，幾個月之內約9000人被捕或被殺害。從此，格瓦拉堅定了自己的共產主義信仰，認為共產主義是解決目前拉美種種困難的唯一途徑。隨後，他前往墨西哥避難，並在此遇見了菲德爾·卡斯楚。
古巴革命
1955年，格瓦拉同卡斯楚在墨西哥城相遇，當時卡斯楚兄弟正為重返古巴進行武裝鬥爭並推翻巴蒂斯塔獨裁政權而進行準備。格瓦拉迅速加入了卡斯楚組織的名為「七二六運動」（以一次失敗的革命：蒙卡達事件的日期命名）的軍事組織。1956年11月25日，「七二六運動」的82名戰士擠在「格拉瑪號」（Granma）小遊艇上，從墨西哥韋拉克魯斯州（Veracruz）的圖克斯潘（Tuxpan）出發，駛向古巴。
1956年12月2日，比計劃推遲了兩天，他們在古巴南部的奧連特省的一片沼澤地登陸，遭到巴蒂斯塔的軍隊的襲擊，只有12人在這次襲擊中倖存。格瓦拉，作為軍隊的醫生，在一次戰鬥中，當面前一個是藥箱，另一個是子彈箱時，他扛起了子彈箱。從這一刻開始，格瓦拉徹底從醫生轉變為了一名戰士。
剩餘的游擊隊戰士，在馬埃斯特臘山中安頓下來，並使革命隊伍逐漸壯大，得到了一些農民及工人的支持。在戰鬥中，格瓦拉的超人的勇氣及毅力、出色的戰鬥技巧和對敵人的冷酷無情得到了越來越多人的，包括卡斯楚的賞識。他很快成為了卡斯楚最得力和信賴的助手。到1958年初游擊隊員約有280人，在經歷了一系列戰鬥之後，到12月27日，革命軍擁有了8000平方公里土地和50萬人民。1959年1月2日，革命軍成功佔領古巴首都哈瓦那，巴蒂斯塔出逃。一些證據表明，在1957至1958年，CIA曾暗地裡向「七二六運動」提供了大筆資金，這也是革命成功的原因之一。這段經歷，被格瓦拉寫入了自己1963年出版的《古巴革命戰爭的回憶》（西班牙語：Pasajes de la Guerra Revolucionaria）中。
政府高官
戰爭結束后，古巴新政府成立，格瓦拉被授予「古巴公民」的身份。1959年5月22日，格瓦拉同自己的第一任秘魯裔妻子伊爾達·加德亞（Hilda Gadea）離婚，他們唯一的女兒由格瓦拉撫養。6月，格瓦拉同參與了古巴革命且與自己志同道合的阿萊伊達·馬奇（Aleida March）結婚，之後他們共育有4個子女。
首先，格瓦拉被任命為卡瓦尼亞堡軍事監獄的檢察長，負責清除巴蒂斯塔時代的戰犯（主要是政客和警察），一些資料認為格瓦拉處死了156人，但一般認為，人數可能高達600。1959年10月，並不懂經濟學的格瓦拉被任命為國家銀行總裁，開始對古巴經濟體制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將企業收歸國有，並實行了土地改革。1961年，格瓦拉又被任命為工業部長。
格瓦拉幫助卡斯楚在古巴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在古巴遭到美國經濟封鎖后，格瓦拉與蘇聯簽定了貿易協定。在這段時間內，他也因為其對美國的強硬態度而逐漸聞名于西方。在古巴飛彈危機中，他是1962年赴莫斯科談判的古巴代表團的成員之一，並最終簽署了蘇聯在古巴部署核武器的計劃。格瓦拉認為，安置蘇聯的飛彈將捍衛古巴獨立，使古巴免於遭受美國的侵略。
1964年12月，格瓦拉代表古巴出席聯合國第19次大會，之後相繼訪問了阿爾及利亞、剛果民主共和國等8個非洲國家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當1965年3月14日回到古巴后，他與卡斯楚在諸如對蘇關係、援助第三世界革命等問題上的分歧日趨嚴重。不久他辭去了自己的職務，4月1日他乘飛機離開了古巴，前往剛果。
在古巴擔任高官期間，格瓦拉抵制官僚主義，生活節儉，並且拒絕給自己增加薪水。他從沒上過夜總會，沒有看過電影，也沒去過海灘。一次在蘇聯一位官員家裡做客時，當那位官員拿出極昂貴的瓷器餐具來招待格瓦拉時，格瓦拉對主人說：「真是諷刺，我這個土包子怎麼配使用這麼高級的餐具？」同時格瓦拉周末還積極參加義務勞動，比如在甘蔗地或工廠里勞動。
出走剛果
1965年4月23日，格瓦拉從坦尚尼亞穿越坦噶尼喀湖，前往剛果。一些資料指出，在之前他同卡斯楚的一次秘密會談中，格瓦拉說服了卡斯楚支持這次行動。在最初他得到了當時剛果游擊隊領導人洛朗-德西雷·卡比拉（Laurent-Désiré Kabila）的協助，但不久格瓦拉拒絕了他的幫助，認為其是完全無意義的，並寫到：「沒有什麼能讓我相信他是一個現在的人」。
格瓦拉向剛果起義軍隊傳授游擊戰術，他的計劃是利用剛果坦噶尼喀湖西岸的解放區作為基地，訓練剛果及周邊國家的革命武裝。此時格瓦拉已經37歲，而且並沒有受過正規軍事訓練的經驗（他的哮喘使他免於在阿根廷服兵役），他的戰鬥經驗大都來自古巴革命。
與剛果政府軍一道的美國中情局人員，此時正全程監控格瓦拉部隊的對外通信，以便於在格瓦拉的游擊隊來襲前能先發制人、截斷其補給線。格瓦拉在此役所期許的是能夠向當地的辛巴人灌輸古巴共產革命思想及游擊戰術，將他們訓練成一批驍勇善戰的游擊隊。事後格瓦拉在他的《剛果日記》裡回憶，當地人組織起來的烏合之眾愚笨、漫無紀律、內部紛爭不休是導致這次起義失敗的主要原因。同年，在非洲叢林吃足了7個月的苦頭之後，病弱的格瓦拉沮喪地與他剩存的古巴戰友離開剛果（有6個夥伴沒能活著離開）。格瓦拉一度考慮將受傷士兵送回古巴，自己留在剛果叢林裡戰到最後一刻，用生命為革命豎立典範。不過，在幾次徘迴後，格瓦拉經不住同志們的苦苦哀求，同他們一起離開了剛果。
離開剛果的格瓦拉並沒有因此回到他熟悉古巴。在卡斯楚公佈的格瓦拉道別信裡，格瓦拉宣稱他將切斷與古巴的一切聯繫，投身於世界其他角落的革命運動。為此，格瓦拉深覺在道義上他不應回古巴。接下來的六個月裡，格瓦拉極其低調的遊走於坦尚尼亞首都達累斯薩拉姆、布拉格以及東德。這段時期，格瓦拉除了記載他在剛果的經過外，還開始起草兩本書，準備對經濟學及哲學加以論述。在卡斯楚獲悉格瓦拉的下落後，極力要求他的老同志回到古巴。格瓦拉則明確的聲明，除非是為了在拉丁美州國家進行革命活動，因地利之便，他會在絕對機密的情況下回到古巴進行籌備工作外，他將不再踏上這片土地。
玻利維亞
1966年至1967年間 ，格瓦拉開始在玻利維亞帶領游擊隊員進行革命活動。 當地的玻利維亞共產主義者購買了Ñancahuazú的密林地區移交給格瓦拉用作訓練區域。格瓦拉及其古巴伴隨亦編改了一些游擊隊員軍隊方式。格瓦拉的第50號游擊隊員名為Ejército de Liberación Nacional de Bolivia（玻利維亞全國解放軍ELN），有著精良裝備及早期在險峻山區Camiri 與玻利維亞正規兵作戰的經驗，然而在9月，軍隊卻設法想消滅第二個游擊隊小組，殺害其中一個領導。
玻利維亞總統René Barrientos得知他的存在後，揚言要殺死格瓦拉。他下令玻利維亞軍隊四處搜尋格瓦拉和他的追隨者。希望挑起革命的格瓦拉對玻利維亞的錯誤判斷令他後來慘敗。他只準備應付國家軍政府及其訓練和裝備皆差的軍隊，但卻沒有顧慮到玻利維亞身後的美國。
當美國政府得知他的革命活動地點後，很快便派出了CIA人員進入玻利維亞援助反革命。因為美國的援助，玻利維亞軍隊由美國陸軍特種部隊顧問訓練，當中更包括了一支以應付密林戰而組織的別動隊。而格瓦拉在游擊當中卻得不到地方分離分子及玻利維亞共產黨的預期協助。這時，用來與古巴聯絡的兩台短波發射機損壞令他無法寄發消息到哈瓦那，游擊隊員用來為從哈瓦那發出的短波解碼的錄音機亦在渡河中亦丟失了，這令格瓦拉完全地被隔離。由於美國對玻利維亞政府的軍事援助和缺乏盟友，令格瓦拉的形勢顯得十分不妙。
另外，CIA幫助了反對卡斯楚政權的古巴流放分子設立審訊室拷打那些被認為協助格瓦拉的玻利維亞人。為搜尋格瓦拉的支持者，幾乎有300,000人因而受到政治迫害。
受難
1967年10月在玻利維亞La Higuera，格瓦拉游擊隊中的一個逃兵向玻利維亞特種部隊透露了格瓦拉游擊隊的營地。10月8日，當格瓦拉在La Higuera附近帶領巡邏，特種部隊包圍了營地並且捉住了他。他在他的腿受傷後投降。關於他被擒時的情景分別有幾個版本，有說法在衝突期間，有幾個士兵想接近他，他便喊道：「不要射擊！我是切·格瓦拉，我活著對您來說比死更有價值」。另一說法是他被捕獲時身份仍然不為人所知。他在捕獲之時佩帶著一隻剛收到的禮物勞力士手錶。當Barrientos知道他被擒才馬上命令處死他。格瓦拉被囚在一個破落的校舍一夜後，第二天下午他便在他的手被綁在板上的情況下被一個抽中籤的玻利維亞軍隊中陸軍中士瑪利歐·塔蘭（Mario Terán）射殺。一些人認為那個中士是向格瓦拉的面和喉頭開槍。廣泛受認同的是，他開槍射格瓦拉的雙腿以令他的面孔完整以便證明身份，並假裝是作戰的創傷以隱瞞他被槍斃。他們咬住格瓦拉的胳膊以免其大聲呼喊，他們最終見格瓦拉太痛苦而向其胸口開槍。切格瓦拉在他的死亡之前曾向那中士說過：「我知道你要在這裡殺我。開槍吧！懦夫，你只是要殺一個人」。他的屍體被直昇機送到了一個地方醫院和展示予傳媒。那時被拍攝照片成為了一個傳奇，很多人頌揚他為聖人。在一名軍醫切斷了他的手之後，玻利維亞的陸軍將校將格瓦拉的屍首轉運去一個秘密地方，並拒絕透露他的遺骸是否已被埋沒或火化。
玻利維亞搜捕格瓦拉的中央情報局特工頭子Félix Rodríguez在聽說格瓦拉捕獲的消息後將消息經由在南美各國CIA 駐地然後才傳回至CIA在弗吉尼亞州Langley的總部，將他的死訊公布天下這做法，最主要的目的便是令游擊隊放棄幻想。在處決後，Rodríguez還取了格瓦拉的Rolex手錶和幾樣私人物品，在往後日子裏經常驕傲地展示在記者面前。
切格瓦拉在10月9日1:10 PM被處死的校舍在La Higuera，游擊隊員被拘捕並審問有關一位年輕法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和作家，卡斯楚的親密朋友雷吉·德布雷（Régis Debray）。在1967年4月，政府勢力捉了Debray，並且指責他與游擊隊合作。德布雷聲稱他只是記者，並且透露那Che(切格瓦拉) 早期神奇消失的幾年是帶領游擊隊。玻利維亞在10月上旬開始對德布雷的審判，在當時成為了一個國際事件。當局在10月11日正式報告了格瓦拉在10月9 日被殺。10月15日卡斯楚宣告古巴全國哀悼三天。切格瓦拉之死被認為大力鼓吹了當時社會主義革命運動思想遍及至拉丁美洲和其他第三世界國家。
1997年，切格瓦拉的無手身體骸骨在Vallegrande被掘出，由DNA辨認吻合，並運返古巴。在1997年10月17日，他的遺體以頂級軍事榮譽安葬在聖塔克來拉一個被修造的陵墓，以紀念他在三十九年前贏取了聖克拉拉古巴革命的決戰。
玻利維亞日記
玻利維亞日記記述了游擊隊在玻利維亞革命活動。第一篇日記寫於1966年11月7日，是他到來之後在Ñancahuazú農場寫的，最後一篇寫於1967 年10月7日， 是他被擒的前一天。日記敘述了游擊隊怎樣開始運作以及被政府軍發現，解釋切格瓦拉怎樣決定劃分二個縱隊但隨後無法重建聯繫，並且描述他們的整體失敗。它記錄了格瓦拉和玻利維亞共產黨之間的不和導致格瓦拉游擊隊士兵比最初期望少。日記上敘述了格瓦拉游擊隊因語言障礙問題而難以由地方民眾招募新兵。革命活動亦隨著格瓦拉變得越來越不適而式微。他的哮喘在死前曾經大幅惡化。 玻利維亞日記由Ramparts 雜誌迅速及未加修飾地翻譯後在世界上流通。他的革命摰友，現任古巴總統卡斯楚亦曾介入翻譯。
英雄
格瓦拉死後，隨著他的屍體的照片的傳播，格瓦拉的事跡也開始廣泛為人所知。全球範圍內發生了抗議將其殺害的示威，同時出現了許多頌揚他，和記錄他生平以及死亡的文學作品。即便是一些對格瓦拉共產主義理想嗤之以鼻的自由人士也對其自我犧牲精神表達了由衷的欽佩。他之所以被廣大西方年青人與其他革命者區別對待，原因就在於他為了全世界的革命事業而毅然放棄舒適的家境。當他在古巴大權在握時，他又為了自己的理想放棄了高官厚祿，重返革命戰場，並戰鬥直至犧牲。
特別是在60年代晚期，在中東和西方的年輕人中，他成為一個公眾偶想化的革命的象徵和左翼政治理想的代名詞。一幅由著名攝影師阿爾貝托·科爾達在1960年為切·格瓦拉拍攝的生動的肖像照片迅速成為20世紀最知名的圖片之一。而這幅格瓦拉的人像，也被簡化並複製成為許多商品（比如T恤衫、海報和棒球帽）上的圖案。格瓦拉的聲望甚至延伸到了舞台上，在蒂姆·萊斯和安德魯·洛伊·韋伯的音樂劇《貝隆夫人》中他成為了旁白者。該音樂劇講述了格瓦拉由於胡安·貝隆的受賄和專制，而對貝隆夫人和她的丈夫感到失望。這個旁白者的角色是虛構的，因為格瓦拉與貝隆夫人並不是同一時代的人物，而且他一生中唯一一次與埃娃·貝隆有關的事情是他在孩提時代曾經給貝隆夫人寫過信，信中向貝隆夫人索取一輛吉普車。 切·格瓦拉的陵墓和紀念碑格瓦拉的遺體，同其他六個一同在玻利維亞戰鬥的同志的遺體一道，于1997年被安置於一個叫埃內斯托·格瓦拉司令廣場（Plaza Comandante Ernesto Guevara）特別的陵墓之中。該陵墓位於古巴聖克拉拉，2004年，大約205,832人蔘觀了格瓦拉的陵墓，其中127,597人是外國人，包括來自美國、阿根廷、加拿大、英國、德國、義大利等國的遊客。該處陳列了格瓦拉寫給卡斯楚的道別信（信中，格瓦拉宣稱他將切斷與古巴的一切聯繫，投身于世界其他角落的革命運動）的原稿。
法國哲學家讓-保羅·薩特稱許格瓦拉是「我們時代的完人」，格瓦拉的支持者認為，格瓦拉被證明是繼拉美獨立運動的領導者西蒙·玻利瓦爾之後，拉丁美洲最偉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
批評
雖然格瓦拉被許多人視為英雄，但他的反對者們在他的遺產中發現了他們眼中格瓦拉一生中不那麼光彩的部分，他們認為格瓦拉熱衷於處死古巴革命的反對者。一些格瓦拉的著作被作為這種狂熱的證據，其中的一些被Alvaro Vargas Llosa（他的眾多堅決反對者中的一個）所引用。比如，在格瓦拉的Message to the Tricontinental一文中，他寫道：「仇恨是鬥爭的一個要素，對敵人刻骨的仇恨能夠讓一個人超越他的生理極限，成為一個有效率的，暴力的，有選擇性的，冷血的殺戮機器」。
紐約太陽報作家Williams Myers給格瓦拉貼上了一個「反社會的暴徒（sociopathic thug）」的標籤。其它一些美國報紙的批評家也有同樣的評價。這些批評家聲稱切·格瓦拉本人應該對古巴監獄中數百人受酷刑和被處死，以及他領導的古巴革命武裝控制或造訪過的地區許多農民被謀殺之事負責。他們也相信格瓦拉是一個拙劣的戰術家，而不是一個革命天才，他從沒取得過一場有記錄的戰鬥的勝利。一些批評家認為格瓦拉在阿根廷讀醫學院時是失敗的，沒有證據表明他真的獲得了醫學學位。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8%87%C2%B7%E6%A0%BC%E7%93%A6%E6%8B%89
楊碧川 台灣的歷史運動家
三十五年前在坐政治牢的時候，楊碧川就覺得自己像托洛茨基一樣，把監獄當作大學，並從火燒島及其他的黑牢裡，鍛鍊出自己反抗統治政權的意志。
只有高中學歷，出版了超過三十本以上的歷史書籍，楊碧川從不承認自己是學者，只認為自己是創造歷史的人，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實踐者，他堅信研究歷史、撰寫歷史，要從生活中去了解，他甚至以「歷史運動家」自許。
自修博覽群書醉心社會主義
讀初中時，楊碧川讀了鄭學稼教授的《史大林評傳》，就對托洛茨基深感興趣，並且痛恨史大林和他的官僚集團。讀高中時，他對世界歷史和文學有著濃厚的興趣。一九七○年，讀高中的楊碧川被國民黨政府以「蓄意顛覆政府」為由，抓到綠島去關，前後共七年。
綠島坐牢期間，他堅持不肯與獄方合作，不肯「對其他人犯打小報告」，獄方因此不給他任何看書、寫字的機會。只要楊碧川一寫東西，獄卒就把他寫的東西搶走，哪怕只是一張小紙頭，他們也不放過。
在獄中的歲月，楊碧川甚至因罹患肺病，一個人被關在獨居房約三、四年的時間。七年的獄中時光，獄方嚴格控制他們的思想，不但不讓他接觸任何書籍，連報紙也不讓他看。他除了一個人腦中思考之外，沒有其他選擇。
他身繫囹圄時，有機會接觸到一些前輩政治犯。黃華教他英文，江漢津教他一些馬克思主義的思想。他們都利用在一起的時間「口授心傳」。楊碧川因此在獄中學到許多「在一般學校裡學不到的知識與學問」。
一九七七年出獄後，只有高中學歷的楊碧川，開始靠著自修的方式，不斷努力學習英文、日文，並博覽群書。他仍醉心於社會主義的理論研究，以及台灣史、世界史的研究。
一九八二年，當時的台大學生李文忠，開始幫他安排到台大校內的社團去講授台灣史、世界史。他的課吸引不少台大學生。這些學生後來畢業後仍與他保持聯繫，甚至成為朋友。從一九八○年代到一九九○年代的十年間，楊碧川幾乎都是靠著朋友或學生的經濟支援而維生。
一九八四年六月，《新潮流》雜誌創刊，楊碧川是十八個創刊編輯委員之一。在黨外雜誌百花齊放的年代裡，社會主義的研究算是熱門的顯學。但是後來因為理念不合，楊碧川與新潮流系的友人漸行漸遠而分道揚鑣。
地下電台講史節目深受歡迎
一九八七年，在綠島前輩政治犯柯旗化的鼓勵之下，開始出版他第一本有關台灣史的書│《簡明台灣史》。問他，「這本書與史明的《台灣人四百年史》的觀點是否相近？」楊碧川答道：「我們的史觀是一樣的，我出這本書，為的是希望更多人深入了解台灣史。」
一九九○年起，台灣的反對運動開始從平面的文字轉往有聲的電子媒體發展。當時，由於媒體的掌控權操縱在國民黨的手中，加上人民對國民黨諸多的批判與不滿，「地下電台」就如同雨後春筍一般地一個接一個成立。楊碧川在電台上「講史」成了很受歡迎的節目。
這些地下電台的經費來源有限，他常常自掏腰包來電台做節目。有些朋友因而贊助他一些經費營生。「地下電台」當紅的年代，楊碧川的節目不但支援全台，就連錄音帶都是可以賣錢的，一捲五十元。
然而，也正因為經常在線上講史，讓他有機會接觸到「叩應（call-in）聽眾」，楊碧川發現，有不少基層民眾，其實沒常識、不讀書，又喜歡亂扯與雄辯。他非常感慨，他雖然學歷不高，但用心自修學問；相較之下，很多人不管學歷高不高，常常不根據事實或理論而言，就胡說八道一通。
國民黨當權的時代，「地下電台」再糟也就是電台被罰款，負責人被起訴、判刑而已。令楊碧川詫異的是，民進黨執政後，對「地下電台」的做法，竟然是釜底抽薪地對它施以「抄台」的手段。楊碧川忿忿不平說道：「民進黨執政前，我一年的演講、出書的收入可達十萬至二十萬元，民進黨執政後，我反而沒有收入！」
著作超過卅本把監獄當大學
楊碧川的個人著作，至少超過三十本以上。他寫過的書裡，自己最喜歡的是《世界民族解放運動史》，但他也很坦白，「這本書沒什麼人要看，除非是被指定為教科書。」
而他所寫的人物傳記如《切．格拉瓦傳》、《托洛茨基傳》、《後藤新平傳》，常是參考中文、英文、日文多國文字，並且融會貫通之後才寫的，不是逐字翻譯而來的。
看看楊碧川的著作，由此可知，他的社會主義理想性格非常強烈。台灣的歷史人物中，他最欽佩的是為台灣獨立而死的英雄陳智雄。廖文毅在日本推展台灣獨立運動時，曾委派陳智雄到東南亞向台僑鼓吹台獨，國民黨政府於是千方百計將他誘捕回台。
一九六一年，國民黨因陳智雄組織「同心社」，宣揚台獨主張，將他逮捕。一九六二年，陳智雄被判處死刑。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八日清晨，陳智雄被綑綁後拖出去槍決，離開押房時，還高呼「台灣獨立萬歲，萬萬歲！」臨刑前，陳智雄拒絕下跪，最後壯烈成仁。楊碧川的心中，這個徹底反抗國民黨政權的台灣人，雖死猶榮。
三十五年前在坐政治牢的時候，楊碧川就覺得自己像托洛茨基一樣，把監獄當作大學，並從火燒島（即綠島）及其他的黑牢裡，鍛鍊出自己反抗統治政權的意志。楊碧川所寫的《托洛茨基傳》，雖然到一九九七年才出版，中間經過二、三十年，他仍不改其志。而寫這本《托洛茨基傳》，也是為了紀念台灣早期犧牲的鬥士，並藉此勉勵年輕的台灣人，要先解放自己，才能解放其他被壓迫的同胞。
研究國共歷史老芋仔很認同
為了讀書、寫書，他常到國外找書。「我太太最不喜歡和我出國，因為我不是去旅遊，而是去找資料。」他在許多台灣同鄉的協助下，一九八七年就到哈佛大學蒐集資料。紐約、日本、香港、大陸也都留有他蒐集資料的足跡。
一九九九年他寫了一本書《國共談判（毛蔣大決戰三部曲１）》，由一橋出版社出版。這本書後來有很多讀者回響，大多是所謂的「老芋仔」（即戰後隨著國民黨政府撤退來台的軍人）。他們看完書之後，才了解當年的國共歷史，以及當年為何而來台灣，大有那種「就算要死，也得知道為什麼死的」深刻感動。楊碧川很興奮地說：「我讓他們了解歷史，他們從了解而『支持』我對台灣獨立的堅決主張。他們甚至告訴我，如果我有需要找他們，他們一定站出來支持我。」
二○○二年，在好友趙天儀的安排下，楊碧川到台中的靜宜大學歷史系，擔任「臨時講師」，時薪五百八十元。每週一的下午有四堂課要上。這個工作持續了兩年。到了二○○四年，楊碧川開始向系方提出「申請為正教授」的要求。然而礙於教育部的法令規章，他的要求無法如願以償，他也因此拒絕再接受臨時講師的教職。他覺得自己比起正規的大學教授還認真，卻得不到應有的尊重。這也是他強烈控訴台灣的教育制度、文憑主義的原因。「有的人雖然考試得第一，或者拿到博士學位，但不表示他真的把知識、學問讀進腦子去。」
革命尚未成功執政黨應反省
就歷史的觀點而言，楊碧川認為，民進黨上台執政後，很多制度並沒有改變多少。他甚至認為還有許多值得「革命」的空間。「這二十年來，我看透了人間的世態炎涼，以往尊敬的朋友們，幾乎一個個成了半吊子的史大林。革命尚未成功，他們就迫不及待地篡奪台灣人民幾十年來爭取民主、獨立的那一點點的成果。我也看到年輕的一代，享受台灣人民的血汗代價，個個成為小官僚、小政客的醜陋一面。」
鑽研歷史的楊碧川，眼看二○○五年底，民進黨選舉大敗，他深信：「民進黨執政，為了討好財團，不惜犧牲廣大人民的利益。唯有敗選，才能讓民進黨自我反省，他們是如何失去民心。這些貪官污吏，離人民愈來愈遠了！」
《蘇聯地下小說》
《世界史大辭典》
《活用歷史手冊》
《簡明台灣史》
《漢江怒潮》
《歐洲社會主義運動史》
《毛澤東傳》
《列寧傳》
《史大林傳》
《昭明歷史手冊》
《世界民族解放運動史》
《切·格瓦拉傳》
《革命的故事》
《蔣介石的影子兵團－白團物語》
《中國人民解放軍》
《四個偉大毛澤東》
《毛澤東與周恩來》
《陳獨秀傳》
《毛蔣大決戰三部曲—國共內戰、國共談判、國共諜報》
《胡志明與越南獨立》
《托洛茨基傳》
《台灣歷史辭典》
《中國共產黨簡史》
《達賴與西藏獨立》
《後藤新平傳—台灣現代化奠基者》
《台灣的智慧》
《台灣歷史年表》
http://www.newtaiwan.com.tw/bulletinview.jsp?bulletinid=23447
為後代子孫堅持那一點的普世價值！
【大公報訊】據台灣媒體06/07/26報道：「看到他（陳水扁）的家人這樣吃香喝辣，而且陳水扁還威脅台灣民眾『不選我，你還能選誰』，這些是我最無法忍受的。」民進黨新潮流創流「十八飛鷹」之一的楊碧川憤怒地說。今年五十七歲的楊碧川也是歷史學者、作家，更是「台獨」運動的老前輩，對於他出面反扁，許多人很震驚，楊碧川本人則表示，「老早就想出來了」，還痛罵民進黨現在根本就是為了選舉在包庇，批陳水扁是希特勒。
楊碧川在二十歲那年，因為涉及「飛虹盟」事件，坐了七年的牢，出獄後繼續投入反抗國民黨的運動，把「台獨」當成最高理念，堅持用同一個普世標準來看藍綠政黨，楊碧川認為，他沒有雙重標準，對於藍綠都一樣，現在陳水扁用「捍衛本土政權」來包庇貪瀆，讓他不滿，陳水扁說「反對貪腐，就是反台灣人」，讓他直呼根本就是「法西斯」。
楊碧川認為陳水扁現在一直拖，就是不願下台，還拿「我下台，台灣就完蛋」威脅人民，真的是太離譜了。之前發表第一波親綠倒扁宣言發表時，他就打電話抗議，怎麼沒人找他，「雖然自己老了，但是，一定要為這些年輕的學者加油，出一分力」。
楊碧川指出，他希望站出來，為後代子孫堅持那一點的普世價值，否則以後誰要教育孩子，做錯事，只要靠著有權勢的丈人、家人就會沒事。擁有不少「獨派」朋友的楊碧川，這次站出來連署，勢必引起很多好友反對。「我有決心和一半的朋友劃清界線。」他呼籲，民進黨和深綠支持者，要和阿扁及「第一家庭」人切割，民進黨才會有救。
台灣媒體指出，對照起部分依然挺扁的深綠陣營，楊碧川的加入更是清楚的切割出「理想台獨」與「現實台獨」的分際線，在經過繼續發酵之後，「台獨」力量是否也會跟進棄扁的行列？將會影響泛綠與陳水扁未來內部政治動向的重要指標。
廖偉棠VS.張鐵志 談切‧格瓦拉2009-09-03
網上筆談兩小時倏乎而過，一點也不冷場，竟比看動作電影還刺激。幾乎一字不改的原文刊載，除了發現作家的思路脈絡，也可見文字比言說似乎多了一層清澈的質感，直入人心。可畢竟是打字，兩個鐘頭共合寫了約三千二百字，已經是驚人。意猶未盡之餘（寫的人跟即時監看的編輯都是），遂相約隔日同一時間再戰兩小時。（編者）
廖：午安！鐵志、逸君。我們繼續我們的游擊吧。鐵志你終於看到足本的電影《切‧格瓦拉》上下集了嗎？我是上個月在香港電影節上看的，當我看到下集切‧格瓦拉的遊擊隊在猶羅峽谷中最後一戰時，耳邊是淒慘得如來自另一世界的零星鳥啼、加上那一兩個長度不超過十秒的主觀蹣跚的鏡頭，一下子糾結起前面三個多小時的壓抑，轉換成泰山欲傾的巨力向我壓下來。那一刻我突然感到渾身戰慄，不覺間竟然淚流滿面——那完全是他一個人求索的地獄，我覺得Steven Soderbergh對《玻利維亞日記》裡那種彷彿被命運控制的氣氛理解得很好，成功轉換為影像，他用目不暇給的鏡頭切換配合明亮環境下的淺景深，成功地營造出游擊戰中充滿不可知因素的噩夢氛圍，我們不時看到焦點外的世界如幽靈一樣向鏡頭飄來，迅即又落回實處，這種一張一弛的節奏也像極了切在《玻利維亞日記》裡記載的戰爭，還有隱藏得更深的切‧格瓦拉的內心：孤絕的意志在痛苦中咬牙、衝突。
這部電影不迴避殘酷，我覺得比《革命前夕的摩托車日記》拍得好，《革命前夕的摩托車日記》把現實的矛盾簡單化和淡化了，變成了一部青春成長小說式的電影，過於突出溫情和夢幻，而忽略了現實是夢魘。 我在那部電影中感受最痛苦的是：那出賣游擊隊的農民羅哈斯臉上現出的一個最平凡、最正常的、人的表情，這一張臉，和不久面對死亡的切‧格瓦拉的那一張臉，竟然都屬於人類之臉。人究竟是怎樣的一種動物，是否還存在救贖的可能？我們面對背叛和不理解的時候，都忍不住自問，我們為之付出的努力是否有意義？但切更無私，超越了這種質疑，他完全相信意義就存在於尋找意義的行為本身之中。
張：我還沒有機會看到Soderbergh這部片，但我知道台灣在這個夏天會上演，很期待。
電影作為一種大眾文化的力量，確實影響力深遠，我可以想像，這部片在台灣上演時，必然又會捲起一股格瓦拉熱潮。但這也正觸及了我們這個時代的格瓦拉現象的核心矛盾：切的商業化，以及革命的庸俗化。
我們該如何看待他無所不在的頭像，尤其是各種商品上的英挺頭像？而這部新的電影除了讓我們對切有如
你所論及的理解外，可以讓新世代更理解切真正代表的革命精神嗎？切的商品化在現象古巴也一樣。我前兩年去哈瓦那時，就發現切已經是他們最大觀光商品，氾濫到讓人幾乎都不想買。如果我們對於卡斯楚的矛盾情結是，他是一個後來成為政治獨裁者的革命者；對於格瓦拉的矛盾情結則是，他是一個後來成為商品化偶像的革命者。不過，某方面來說，我對於這個現象倒不是完全批判。因為人們總是需要令人感動的故事與啟發。切成為一個大眾的英雄並不是壞事。畢竟，如我前面所說的，還是有許多對全球化的反抗青年把切的頭像穿在身上。他們並沒有忘記切的真正精神。而且，還好他的形象不是屬於某企業的智慧財產權，而是可以被不斷複製、再造。你可以在任何國家的地攤、夜市看到。這不也是一種對當前資本主義私有財產邏輯的顛覆？
當然，更重要的是，我們如何去介入對於切的詮釋權，如何讓他成為不只是商業機器的搖錢樹，而是在他已然被大眾化、流行化的既有事實下，去讓那些只以為這個頭像很酷的年輕人，對於切，對於左翼歷史，對於切的精神在現實的實踐，有更多的理解。
廖：這點我和你觀點很接近，不吐不快，所以剛才我已經也在同時寫，剛剛寫好就看到你的信，真是一拍即合！切的影像和事跡的傳播，的確有被流行商業文化利用的嫌疑。但是反過來說，也可以是切的幽靈對商業傳播的利用，我常這樣說：假如一千個人因為迷戀切的頭像之帥和酷而購買相關的產品，其中或許有十個人對這個帥哥頭像背後的思想產生好奇，然後去尋找關於他的文字、去了解他的意義；而其中有一個人被他觸動、感召，繼而想行動起來做點什麼去改變這個需要變革的世界，那麼這被利用也是值得的。我看過紀錄片《暗殺卡斯楚的638種方法》，當被問及為什麼不怕暗殺的時候，卡斯楚說：「我有道德防彈衣！」而在一九九七年紀念切的遺骸運回古巴時，卡斯楚的講話中說：「我也把切當成道德力與日倍增的巨人，他的形象、力量與影響澤被全世界。」道德正義正是切無敵的武器，卡斯楚用之武裝著自己也武裝了古巴，即使他在一次次的講話中也有利用切的偶像號召力之嫌，但是毫無疑問他也幫助切‧格瓦拉實現了一個理想：讓殉道者的精神成為抗爭者的意志、動力。他一九六七年、六八年大量「輸出」切的影像、開放切的著作的版權讓各國翻譯出版，這都是好事。所以我們看見當今世界各地的抗爭街頭上，飄揚的都是切‧格瓦拉的頭像作為旗幟，而不是來自好萊塢造夢工廠生產的任何一個英雄人物。
不過，切和卡斯楚相比，分野最大的還是切毫不戀棧權力；最近在美國的古巴流亡作家紛紛撰文批評切‧格瓦拉，說他在獨裁和對暴力的迷戀中不遜卡斯楚，我看了一些翻譯過來的文章，覺得極像是捏造的。你怎麼看？
張：很高興我們很有共識啊，而且總是你說的比我更清楚。
提到他和卡斯楚的比較，這是我一直以來對於社會主義革命的感想。
過去幾十年來，很多左派因為反美，反對美國對古巴禁運，所以高度支持古巴。但是我覺得，支持古巴人民，和支持古巴政權，是不同的。我們不能因為卡斯楚的反美帝，或是他在教育、醫療方面進步的社會政策，而對他的獨裁視而不見。一個人長久把持權力直到老死，這絕對不是一個進步左派可以接受的。盧森堡與列寧當年的辯論已經很清楚說明，社會主義不能沒有民主。對於民主，說實話，我們不太知道切的細微立場。例如你提到那些文章，我們無從知道是否是捏造。切對於前朝官員的執刑，這是一個典型轉型正義的難題：該如何處理之前獨裁政權的官員？至於說他鎮壓異己，這個為了權威與紀律而鎮壓異議的問題，的確是革命行動普遍的內在問題，如日本赤軍連後來的發展，這是值得我們集體反省與思考的經驗。切如此做，這主要是因為他把革命理念純粹化，而非為了鞏固自己的政治權力。事實上，切對於權力的立場是另一個他被人尊敬的原因。一九五九年後，他看到了當年同志的日益庸俗化、墮落，看到了革命終將被官僚體制邏輯吞噬並逐漸自我背叛化，所以他選擇了放棄權力，繼續上路去革命。
正如沙特和許多曾經支持卡斯楚的左派，對於卡斯楚的日益獨裁在一九七一年的公開批判信的最後所說的，「我們重申，我們與當時指引著山中游擊鬥爭的原則站在一起，而這個原則是卡斯楚和格瓦拉曾一再以言語和行動所展現出的。」
廖：所以我覺得要從兩方面看切的意義。第一，是他作為一個個人的意義，他以其對肉體疾病和權力誘惑（也是一種病）的超越，證明了一點：人是可以超越、並應該超越的，在物欲橫流的時代，他的存在本身就是奇蹟。而同時他人性化的種種行為又反駁了聖徒化和革命樣板英雄化他的可能，他是一個悲劇英雄，又不止是一個悲劇英雄，他知道自己所面對的地獄，毋寧說：他是地獄的從容體驗者。第二，是他作為人民抗爭方式的一個轉折點式人物的意義，他身上有早期共產主義者如盧森堡的自律氣質和犧牲精神，但又有無政府主義者如巴庫寧、克魯泡特金等人的魔幻與樂觀主義（這點在他最後的歲月糾正了他剛掌管革命成果時可能的極端），這幾種精神如果結合起來，產生的是現今城市青年鬥爭所需要的素質，這是切作為一個行動者的演示。他的游擊戰思維更是適合當代，更何況我們有了更廣闊的游擊場域：網路。
張：此刻，那些不正義的壓迫制度，仍然強大，且全球資本更會流竄，並以更細緻、更多樣的面貌展現。
如今我們的游擊戰場或許不在山中，而是如你所說的，有更廣闊的戰鬥場域：網路。的確，尤其是相對於資本構築起來的主流媒體，網路提供我們文字與影像的游擊空間，尤其是對於中國這樣的威權機器，網路更是主要鬥爭場域。但另一方面，街頭的鬥爭依然重要（我突然想起滾石樂團的名曲Street Fighting Man）。就在我們對話的今日早晨，我和朋友們在凱達格蘭大道上被警察追逐，我們高喊著人權，要求國家把集會遊行自由還給人民。
當然，文字、思想、與街頭行動的各種抵抗形式，都是同樣重要。這就是格瓦拉之於我們的火矩吧。
http://blog.chinatimes.com/soundfury/archive/2009/09/03/431428.html
這場對談很有意思，從發生到進行到結束，似乎就如「革命」般，充滿不確定因素。找廖偉棠(人在義大利)跟張鐵志(人在台北)談切‧格瓦拉，是因為這二位作家的特質相當迷人，而且對切都有深入的理解，某種相同的質素將這三個心靈互相拉扯住，在網路上以mail進行對話。編輯負責搖旗吶喊，發出mail提出第一個問題暖場：「第一次知道切是在什麼時候、什麼情況下？初次的印象如何？」（台北時間PM 04:28）為了真實的呈現，我們把時間也標示出來，這是非常即時的反應，打字速度先不說，要能夠在這樣的時間內寫出如此深刻的話語，不禁讓身為旁觀者編輯的我大為驚嘆！只有切有這麼大的魅力吧，他所影響的一代一代人，將他的信念繼續燃燒、延伸。(印刻文學雜誌編者)
廖偉棠（以下簡稱廖）：可能很早就在某些影像上看到切的頭像，但不知道是什麼，還有在美國樂團「憤怒反抗機器」（Rage Against the Machine）的專輯上也見到過。但真正認識到切，是在一九九七年，我從香港到廣州買書，回來的巴士上我在最新一期《讀書》雜誌上看到大陸的拉美研究學者索颯寫的關於切的紀念文章，當時我在巴士上讀得淚流滿面，沒想到當代還有這麼偉大、無私的人。回到香港，馬上買到大塊出版的《革命前夕的摩托車之旅》看了，很快又買到香港一家托派出版社在七十年代出版的《古巴革命戰爭回憶錄》，以及大陸七○年代出版的蘇聯人寫的切的傳記，於是對切有了基本的瞭解。對他的初次印象就是：那是一個可以信任、可堪追隨的人。（台北時間PM 04:36）
張鐵志（以下簡稱張）：我記得，應該是九○年代前期的大學時期讀到格瓦拉。彼時終日投身於學生運動，搞讀書會、上街頭、在學校發傳單，手持麥克風在少少的人群前演講。除了專注於當下的台灣社會矛盾，我也很著迷歷史上的青年革命，不論是台灣從日治時期開始的學生運動，或者六○年代的全球學生反抗。然後，不記得在什麼書上，讀到了切的故事。那樣典型的革命者的故事，決絕的姿態。結合了勇氣與悲劇，獻身與犧牲。在那個我們正急切於尋找反抗典範的過程中，他當然是成為無可取代的典型。（台北時間PM 04:54）
廖：你提到勇氣和悲劇、獻身與犧牲，我想這是吸引我們的最初動機，其實這幾種特質在宗教殉教的聖徒（比如說聖塞巴斯蒂安）身上都具有，我們早年對革命的嚮往中也是混雜著宗教情感的。而你提到的決絕才是我們更進一步認識切的道路，他有別於其他共產主義當權者的一點是他對自身也非常決絕，具有苦修精神──當然這又讓人想到宗教，如聖方濟各（San Francesco，1182-1226）。但同時他對普遍的人類情感並不冷酷，他的革命是飽含了愛、愛恨分明的革命，如果只有愛不講恨那就和宗教無異，只講恨不講愛──那是極端左派如日本聯合赤軍那樣的。切是一個心懷大愛的戰士，他身上也有很多屬於人類的弱點，正是這樣的一個人才不至於淪為神話符號吧。如沒記錯，我是在他的《論游擊戰》的序上讀到他談論革命中的「愛」的見解的，深為折服，你看到過嗎？（台北時間PM 05:09）
張：你說的真好，且我正好在思考這一點。關於革命與愛。
我在我的書《反叛的凝視》寫切的文章時，引用了他的一句話：「一個真實的革命者是被偉大的愛所指引」。誠如你說的，他的革命是愛恨分明的革命。但我想，應該是以愛，對於被壓迫者的愛，對正義、和平的價值的愛為底蘊，然後才會出現對那些壓迫與支配者的恨。所以愛是指引。
回首歷史，太多的革命者以正義之名，但最後都是以醜惡的面孔出現。尤其作為一個革命者，是處在高密度思想和肉體鬥爭的處境，他的愛與善很難在與惡的鬥爭過程中不被一步步侵蝕。於是，許多革命者最初對人民的愛，很容易後來只淪為對權力的愛。
這就是格瓦拉最吸引人的部分。我在想，或許因為他是醫生，所以可以保持那樣的愛，如同我們在《革命前夕的摩托車之旅》和《玻利維亞日記》中所看到的，對同胞與同志的愛。
格瓦拉還有什麼特質吸引你呢？
或者說，他對你相信的信念來說，還有什麼樣的意義呢？（台北時間PM 05:18）
廖：對，我在《論游擊戰》序言中注意到的也正是這句：「一個真實的革命者是被偉大的愛所指引」。很多革命者（在當代也存在這樣的人）在鬥爭中，很容易忘記了最初的革命動機，而對權力和榮譽的迷戀導致出一種變態的潔癖——認為其他所有人都不如自己革命，繼而以此為藉口來清洗革命隊伍，把恨放諸那些應該去愛的人身上，這些人也許是不夠自己「革命」的同志，也許是「革命覺悟」不高的人民，但無論如何，他們不應成為恨的對象。
切能避開這一點，除了因為他是個醫生，更因為他是個詩人──我是這樣理解的。他身上的詩人氣質，他的憂鬱都是吸引我的，也許他寫的詩滿一般的，但他的行為本身就是一首詩。至於說到他現在對我的意義，我和他不同的地方是我比他虛無一些，但正是他不斷提醒我在理想主義行為中存在的積極意義，讓我從不對理想主義絕望。他的行為告訴我們，那些被譏為空想的行為，竟然是可以實行的。他令我堅持了行動主義的信念，革命絕對應該坐言起行。
但畢竟不是全世界都是當年的古巴或今天的查巴達，那麼我們如何行動下去？我想聽聽你對切的鬥爭方式的理解，還有你覺得如何轉化為我們現今在城市中的鬥爭？（台北時間PM 05:35）
張：哈哈，你果然是詩人之眼讀到了切的詩意。是的，他的行動就是一首詩，抒情而飽滿意義。
回答你的問題。我覺得切的游擊鬥爭有幾層啟示：
第一、他對社會不平等、對弱勢的關切是這個時代最迫切的問題。當然，在資本主義體制中，這個階級矛盾的問題從來沒有消失。只是，隨著過去二、三十年的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國與國之間，以及一國之內的社會不平等增加了，且非洲大陸、南亞等地區人民的貧窮並未改變。改造資本主義的迫切從來沒有一刻停止過。而且，這個鬥爭不是正在進行嗎？從一九九九年西雅圖反WTO的抗爭，左翼、環保主義、青年安那其們，他們許多人身上穿著切的T-shirt，秉持著他的火炬，用身體去抵擋新自由主義的暴力巨輪。（那一年在香港，你不是也在抗爭現場嗎？我想起你那首我摯愛的〈灣仔情歌〉）
而這些格瓦拉的子民們某程度上是取得成就的：血汗工廠減少了，世界貿易談判的議程轉變了（更強調第三世界的發展，雖然還在談判中），公平貿易的概念越來越深入人心。然後，去年，新自由主義的資本邏輯吞噬了自己，造成內爆。當然，鬥爭還是要繼續。
第二，他的游擊戰對我們來說，也可以從另一個角度理解，亦即文化的游擊戰。面對資本主義的強大力量，除了與其正面對抗，除了用街頭的公民不服從取代切的山中武裝游擊，也有必要展開文化的游擊戰。透過各種文化的形式，音樂、詩歌、劇場等，去暴露體制的暴力與壓迫，去展現抵抗的可能。
我其實在想，切如此愛寫日記，他一定是很重視文字所能展現的力量。
你說呢？切對於你的文化行動主義有產生影響嗎？（台北時間PM 06:00）
廖：切對文字力量的注重這點你發現得好。其實他很敏感與現代鬥爭的新形式，比如當法國人德布雷被捕後，切並不感到害怕，反而高興於這樣一來會有傳媒、繼而是大眾知道和關注游擊隊的存在；而之前他在非洲給周恩來寫信要求支援大功率的發射電台，也是出於同樣考慮。如果切身處如今這網絡時代，他將會和馬可仕一樣如魚得水。我想這也是他對我們現在的文化行動的啟發，盡可能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傳播資源，把要求變革的思想傳達到任何可能、渴望接觸它的人眼中。所以我毫不避諱在社會運動中寫作和朗誦、傳播詩歌，我始終認為詩歌是可以有實際影響力和提供反思能力的（當然我也認為沒有上述兩者的詩歌也可以是好詩歌）。切的信念是能影響一個人就是一個，所以他在臨刑前夕還會對士官們「說教」。我的詩歌觀也如是，正如我曾經在一個訪談裡說的：詩歌對現實是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無能為力，但我偏就不放棄那百分之零點一，我的憤怒只對我的良知負責，如果有人傾聽或和應的話，就能賺一個是一個。
你對切的文字和著作最感興趣的是哪本？我最喜歡的，還是《革命前夕的摩托車之旅》，但最震撼我的是《玻利維亞日記》，我以它為藍本寫了一部詩劇《玻利維亞地獄記》。（台北時間PM 06:20）
張：和你一樣，最喜歡《革命前夕的摩托車之旅》。主要還是因為相對於其他幾本書，是比較細瑣地談游擊戰過程，摩托車日記更有血肉，有對土地傷痕、人民苦難的描寫，也讓我們看到一個青年理想主義者的成形，讀到那些青春的純粹熱情。
你對詩的看法也正如我對音樂的看法，我深信音樂或其他文化形式的力量，對人們意識的衝擊與塑造的力量。所以我特別有興趣於文化和社會運動的接合。兩者都是在抵抗。文化創作是要抵抗既有的價值、意識形態與霸權，是要創造另一種想像可能。社會運動則是改造壓迫性的政經、社會結構。兩條路線的行動者可能是分開的，但當他們結合時，就會產生巨大的力量。當然，我這幾年都是在以搖滾作為文化的切入，去挖掘搖滾的激進主義及其限制。我也是這樣期待自己的文字：希望文字書寫成為我的文化實踐之一。我寫的題材乍看比較雜，但其實都是一貫的：去揭露、批判資本主義或威權政治的壓迫，或者比較抒情地去書寫那些反抗行動，不論是搖滾人的社會介入，或是如《反叛的凝視》一書中所討論的各種行動者，這是因為我自己被他們深深感動或是inspired。
當然，文字，或者文化行動，還是必須植基於書房外的行動中，這樣的文化實踐才是有機的，也才能讓我們不斷地反省文化實踐的可能虛弱，起碼我是常常覺得自己的不足。（台北時間PM 06:38）
http://blog.chinatimes.com/soundfury/archive/2009/09/02/43114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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