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世界上最大的流氓國家 ？
是伊拉克？古巴？利比亞？北韓？ 巴基斯坦？ 還是美國？
廢話！當然是美國了。Chomsky的《流氓國家》（正中書局，2002）如是說。
比起前評《權力與恐怖》由於是杭士基演講與訪談錄，雖然較無系統，卻更加口語化，更容易理解，可說是杭士基立論基礎的極好入門書籍。
Chomsky的《流氓國家》（正中書局，2002）討論的內容頗爲雜包，不是專業或高度興趣于美國對外關系與政策的人士，讀起來往往失焦；但如果把它視爲上課，在連續不同的專題演講過程中，讀者當能把握重點。此外，Chomsky書中的大多數論點，作者均列附出處注解，所以，此書應很適合相關系所的大學生研讀參考。
http://2006.chinataiwan.org/web/webportal/W4836877/Uadmin/A4992142.html
可惜是本惡譯一一杭士基(Noam Chomsky)著《流氓國家》
這是一本錯誤百出或可能更糟的翻譯製作之作品。
New York Time 大部份翻譯成「紐約時報」，少數翻譯成「紐約時代(科學類)」（頁303）
MIT 多翻譯成「麻省理工學院」，不過也有翻譯成「麻塞諸塞科技研究所」（前言末段）
最恐怖的可能是內容，譬如說柬埔寨的POL POT變成越南的（頁14）。
http://qualitytaiwan.atwiki.com/page/%E6%83%A1%E8%AD%AF--%E6%9D%AD%E5%A3%AB%E5%9F%BA(Noam%20Chomsky)%E8%91%97%7B%E6%B5%81%E6%B0%93%E5%9C%8B%E5%AE%B6%7D
流氓國家
流氓國家（Rogue state）或稱無賴政權，是主要由美國政府使用的政治概念，含侮辱性貶義，用來指集權體制、違背其他國家的願望，試圖獲得其他國家設法控制的武器、對內或對外挑起其他國家憎惡的戰爭、進行反人類的罪行、窩藏恐怖份子、容許其他國家不容許的犯罪活動（如販毒）、或者尋求顛覆或損害其他國家的政治實體。此一概念的外延在美國外交中基本等同於「邪惡軸心」。
美國總統小布希用「邪惡軸心」一詞稱呼海珊時代的伊拉克、伊朗、北韓三國，由於他們違背美國的意願，試圖獲得核武器及遠程導彈。後兩者與美國沒有正式外交關係。
擴張與減少
除了謀求發展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而在2002年1月29日被布希在國情咨文里點名的伊朗、伊拉克和朝鮮政權外，在2002年5月6日美國副國務卿博爾頓又擴容了三個政權：古巴、利比亞和敘利亞，指責其支持恐怖主義或者其本身就是恐怖主義政權。
而在增加「流氓政權」名單的同時，北非最富有的穆斯林國家利比亞的領導人穆阿邁爾·卡達菲，改變對恐怖主義的支持態度，並將「反美」立場轉向了「順應西方」，又實行對外開放政策，放棄核武器計劃。2004年9月24日，布希因卡扎菲宣佈放棄發展核武，而宣佈將利比亞從「支持恐怖主義」國家名單中剔除。
其他領域
不同國家、地區對哪些國家為流氓國家有不同的看法。對於以色列，阿拉伯伊斯蘭教諸國被視為流氓國家。
美國政府是「流氓國家」這種表達的最經常使用者。這種表達方式引起了不少反對美國外交政策者的批評。有批評指責該表達僅僅被用來指與美國敵對的，或者一些反對美國的但並未造成巨大威脅的國家。也有人，例如美國的政治批評家William Blum的著作Rogue State: A Guide to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中稱美國自身就是個「流氓國家」。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5%81%E6%B0%93%E5%9C%8B%E5%AE%B6
美國全球戰略中的“無賴國家”＞劉建飛
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的一個重要理由就是打擊“無賴國家”。那么，何爲“無賴國家”？美國確定“無賴國家”的標准是什么？“無賴國家”在美國全球戰略中占據什么位置？
一、“無賴國家”是美國政治文化的産物
“無賴國家”（Rogue States, 也可譯成“流氓國家”）在美國並不是一個新詞語，它源于美國特有的政治文化。在美國人看來，世界上存在著善良和邪惡兩種勢力，它們之間會經常發生沖突；美國是善良勢力的代表，那些邪惡勢力則被冠以各種含貶義的稱謂，“無賴國家”就是其中之一。裏根曾經將蘇聯稱爲“邪惡帝國”，老布什經常使用“叛逆國家”一詞，小布什一度將伊拉克、伊朗、朝鮮稱爲“邪惡軸心”。
美國人的善惡觀深受其政治文化的影響並構成其重要內容。美國在經濟社會發展上的成功使美國人深信，美國的價值觀和社會制度是好東西，是上帝對美國的特殊恩典；同時，美國還負有上帝賦予的特殊使命，即幫助世界各國都實行美國式的社會制度，信奉美國人所信奉的價值觀。按照這種邏輯，實行與美國相近社會制度的西方國家都是善良勢力，是美國聯合的對象，而那些實行各種專制制度的國家都是邪惡勢力，是美國打擊的對象。不過，美國出于策略上的考慮，對邪惡勢力又區別對待，暫時聯合那些親美的專制國家。美國在70年代前後使用“無賴國家”稱謂時，就是指那些“內部統治令人憎惡”的國家，實際上就是沒有實行西方民主制度的國家。
由此可見，美國在使用“無賴國家”概念時帶有很強的主觀性，因此必然會實行雙重標准。實際上，美國確定“無賴國家”的首要標准就是同美國的關系，只有那些專制獨裁而又反美的國家才會成爲“無賴國家”。
二、“無賴國家”是冷戰後美國諸多戰略利益的彙合點
冷戰結束之前，“無賴國家”一詞使用得並不頻繁，而且既沒有確切的含義，也沒有固定的對象，80年代主要指利比亞，海灣戰爭後主要指伊拉克。當然，這時的“無賴國家”並沒有上升到美國全球戰略的層次。
蘇聯解體後，美國開始調整全球戰略，“無賴國家”才逐漸在美國全球戰略中占有一席之地，其含義也越來越明確。起初主要是與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和恐怖主義有關。克林頓在談歐洲安全問題時就提到“諸如伊朗和利比亞等‘無賴國家’的導彈”給歐洲造成的威脅。以後，奧爾布萊特將世界上的國家分爲四類：國際體系內的國家、過渡國家、失敗國家和“無賴國家”；並且認爲所謂“無賴國家”就是那些要摧毀國際體系的國家。綜合起來看，這時美國心目中“無賴國家”的標准主要有三個：一是對內實行專制獨裁統治；二是謀求發展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並具有這種潛力；三是缺乏理性，會出人意料地“大膽行事”，也就是不遵守國際秩序。到第二屆克林頓政府任期內，“無賴國家”的對象已經比較明確、固定，經常在名單上的國家主要是伊拉克、伊朗、朝鮮、利比亞、敘利亞、古巴、蘇丹、南斯拉夫等國。與此同時，“無賴國家”一詞也開始出現在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文件中，意味著美國已經在戰略層面上考慮“無賴國家”問題。按照2002年9月公布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的說法，“20世紀90年代，出現了少量無賴國家”，表明“無賴國家”作爲一個美國全球戰略中的概念，是冷戰後的事情。
隨著美國後冷戰時代全球戰略的形成，“無賴國家”問題在美國全球戰略中的地位與作用也逐漸明確。冷戰後美國全球戰略的基本框架是“一個中心，三個基本點”。一個中心就是以維護、鞏固、加強美國的惟一超級大國地位，建立美國單極霸權爲總目標；三個基本點就是爲維護一超地位所確立的三個具體目標或三大支柱，即維護美國及盟友的安全，擴展美國的經濟，在世界推進西方式的民主。在這三個目標上，“無賴國家”都占有一定的位置。
首先，“無賴國家”是美國推進民主的障礙。被美國列在“無賴國家”名單上的都是美國心目中的專制獨裁國家，而且沒有任何接受美國“幫助”進行民主改革的意向。只要這些國家存在，美國的推進民主戰略目標就不可能實現。
其次，“無賴國家”是美國擴展經濟的潛在威脅因素。由于“無賴國家”在作爲發達國家經濟生命線的中東地區較爲集中，如果它們“大膽行事”，搞地區擴張，就像1991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那樣，就會破壞地區穩定，進而影響發達國家的石油供應，威脅美國的經濟利益。
最後，也是美國最爲重視的，“無賴國家”成爲美國及盟友安全的重要威脅。由于蘇聯威脅的消失，冷戰後的美國已經不存在國家生存層面上的安全威脅，其注意力一方面轉到對付潛在戰略競爭對手的崛起，即潛在安全威脅，另一方面轉到美國駐海外機構、人員、設施的安全以及盟友的安全，即現實的安全威脅。現實安全威脅主要來自于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恐怖主義、國際犯罪組織和“無賴國家”。其中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排在首位。2000年1月公布的《美國新世紀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指出：“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對全球穩定與安全構成最大的潛在威脅。先進武器和技術的擴散有能向無賴國家、恐怖分子和國際犯罪組織提供對美國、我們的盟國以及在國外的美國公民和軍隊造成嚴重破壞的手段。”這裏將“無賴國家”與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聯系起來，主要還是將“無賴國家”作爲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可能的使用者。當然，美國也認爲某些“無賴國家”如伊拉克、朝鮮、伊朗一直在謀求開發、掌握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並且具有這方面的能力。此外，“無賴國家”對美國安全構成威脅還在于它們一直在支持恐怖主義，比如利比亞。再者，“無賴國家”也有可能威脅美國盟友的安全，如朝鮮對韓國、日本，伊拉克對以色列、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等。
當然，美國突出“無賴國家”的地位還有策略上考慮。一是爲推行對外政策尋找道義基礎。由于美國的國家安全環境非常好，所以美國在推行對外政策時非常注意道義基礎，以便得到國內公衆的支持和國際社會的理解。在蘇聯這個“邪惡帝國”崩潰後，美國要想再打著“替天行道”的旗號，以善良勢力總代表的面目出現在國際舞臺上，遏制、打擊“無賴國家”是最佳選擇。用美國學者科姆斯基的說法就是：“盡管冷戰結束了，美國仍然要保衛世界。那么威脅在什么時候？”能說得過去的就是“無賴國家”的威脅。
二是爲強化軍事同盟提供新的借口。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美日同盟都是冷戰的産物，成立的目的就是爲了對付蘇聯。蘇聯解體後，這兩個組織本應隨之而消亡。但是美國從全球戰略考慮，需要將它們保存下來。美國的理由之一就是要對付“無賴國家”的威脅。三是爲擴充軍事實力制造理由。美國建立單極霸權的重要手段就是提高軍事實力。美國已經擁有超越其他任何國家的軍事力量，然而美國卻要進一步拉大這種差距。美國的理由之一就是對付“無賴國家”。比如對付朝鮮的導彈威脅就是美國要在東北亞地區部署戰區導彈防禦系統的理由。四是爲其在某些地區的軍事存在尋找依據。美國聲稱要保護其在海外的公民以及一些盟友免受“無賴國家”的威脅，因此需要在相應的地區維持、加強軍事存在，如中東地區和東北亞地區。但真實意圖是要加強對這些地區的控制力，謀取地緣戰略上的優勢。
克林頓政府對待“無賴國家”的政策起初以遏制、孤立、打擊爲主，除了實施嚴厲的制裁外，還對某些國家進行軍事打擊，比如對南斯拉夫、伊拉克，試圖通過“大棒政策”影響這些國家的國民心理，最終促使它們垮臺。然而，“大棒政策”並未收到明顯的效果。到了90年代末，克林頓政府調整了對“無賴國家”的政策，由遏制轉爲遏制加接觸，加強了接觸的一面，比如緩和同伊朗、利比亞、朝鮮和古巴的關系，部分解除對它們的制裁，試圖通過接觸來逐漸演變這些國家。2000年6月，克林頓政府正式宣布將用“需要關注的國家”來取代“無賴國家”的稱謂。美國做出這種調整，一方面如美國所說，這些國家出現了一些“有利于美國的變化”，美國需要通過接觸來促進這種變化；另一方面在于，美國認識到，沒有其他國家的有效配合，對“無賴國家”的遏制不可能達到目的。
三、“無賴國家”在美國反恐防擴戰略中的地位進一步提升
布什政府上臺初期，“全盤否定”克林頓政府的對外政策，對“無賴國家”的政策轉爲強硬。同時，布什政府對美國國家安全戰略進行了調整，一是突出了三大支柱中的安全這根支柱，二是在安全中又突出了對付潛在戰略競爭對手的崛起。如此，“無賴國家”在美國全球戰略中的地位又相應降低。
然而，“9?11”事件打斷了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這一調整進程。恐怖襲擊事件表明，是國際恐怖主義而不是所謂戰略競爭對手對美國國家安全造成了現實的威脅。正如約瑟夫?奈所說的：“9月11日使一切都變了”，“美國的軍事優勢並不能保護我們免遭敵人在美國本土上對我們進行攻擊”。冷戰結束後，美國戰略家們就一直在爲美國尋找對手，並爲此而爭吵、煩惱，“9?11”事件幫助他們解決了這一難題。新的安全形勢促使布什政府對國家安全戰略作出新的調整。
2002年9月，布什政府公布了它上臺以後的第一份《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對美國的全球戰略進行大調整。新國家安全戰略的最大變化是：將反恐作爲第一要務。布什政府不僅將“打擊遍及全球的恐怖分子的鬥爭”看成是一場戰爭，要“利用擁有的一切手段”來打贏這場戰爭，而且還認爲反恐“是一項長期的全球性任務”。與反恐密切相關的是防擴散和推進民主。美國戰略家們深信，雖然“9?11”事件並未使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但是如果恐怖分子掌握了它們並用來襲擊美國，所造成的損失會成百倍地增大，而且“現在的敵人把使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當作他們的選擇”，因此，必須將防擴與反恐緊密結合起來。美國戰略家們還將推進民主與反恐聯系起來。他們認爲，以反美、反西方爲重要特征的現代國際恐怖主義之所以主要源于中東的伊斯蘭國家，就是因爲這裏沒有實行民主制度。不民主是伊斯蘭極端主義滋生的終極根源，而伊斯蘭極端主義則是現代國際恐怖主義的最主要源頭。這樣，由于推進民主與反恐這個第一要務密切相關，其在美國全球戰略中的地位得到進一步提升。
美國將反恐作爲第一要務，並不與原有的霸權戰略相抵觸。推進民主本來就是美國全球戰略的一大支柱；反恐防擴也一直是維護安全這根支柱中的重要內容。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將反恐戰略與霸權戰略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利用反恐之機進行海外擴張，並增強軍事實力。這正是美國霸權主義的新表現，已經引起世界各國的警覺。美國利用反恐戰爭躋身中亞，加強了在東南亞的軍事存在，特別是單邊發動“倒薩”戰爭，將伊拉克改造成親美國家，從而大大加強了對中東的控制力。中東不僅是聯結亞、非、歐三大洲的樞紐，而且是世界最大石油供給地，美國要稱霸世界，必須控制中東。特別是石油，作爲不可再生的能源，至今仍是世界多數國家所用的主要能源。1973年的石油危機已凸顯出石油對發達國家經濟的影響。誰控制了中東的石油，誰就控制了世界經濟的命脈。同時，控制石油也有利于美國實現長期的經濟擴展。
與全球戰略調整相適應，布什政府突出了對“無賴國家”的關注。2001年12月，布什在聯合國大會上使用了“無賴國家”這個稱謂，聲稱它們“最有可能向恐怖分子提供生物、化學和核武器”。“逢克必反”(ABC, Anything but Clinton)的布什，卻繼承了克林頓政府的“無賴國家”概念，而且美國國務院所公布的“無賴國家”名單也是伊朗、伊拉克、敘利亞、利比亞、古巴、朝鮮和蘇丹。這7個國家，除伊拉克外，在“9?11”事件後，都曾公開譴責對美國的恐怖襲擊行爲。在2002年1月29日的國情咨文中，布什總統提出了“邪惡軸心”說，即伊拉克、伊朗和朝鮮這3 個國家將成爲美國爲防止恐怖分子獲得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所要打擊的目標，它們是“邪惡軸心”。這裏布什比較強調“邪惡軸心”獲得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能力，並且試圖用一個新的概念來取代“無賴國家”這個克林頓政府的遺産。然而，此說一出就遭到國際社會及美國一些戰略家的批評。用“軸心”一詞，意味著這三個國家之間存在著某種聯盟關系，就像二戰時的德、日、意軸心國那樣，這明顯與事實不符。同年5月6日，美國副國務卿約翰?博爾在一次講話中指責利比亞、敘利亞和古巴也在謀求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將它們列進了“邪惡軸心”名單。然而，這樣一來，又使人感到“邪惡軸心”與“無賴國家”基本上是一回事，還是那幾個國家。在9月份公布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又恢複使用了“無賴國家”一詞。不過，在這裏，“無賴國家”的含義更爲明確了。“它們雖然在許多重要方面有著不同之處，但是它們有許多共同的特征。”這些共同特征是：（1）粗暴對待自己的人民，統治者爲得到個人利益不惜揮霍國家資源；（2）置國際法于不顧，威脅它們的鄰國並無情地踐踏它們所參與制訂的國際條約；（3）決心得到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和其他先進軍事技術，以此作爲威脅或發動主動進攻來實現它們的政權所制定的侵略圖謀；（4）在全球範圍內資助恐怖主義；（5）拒不接受基本的人權價值觀念，憎恨美國及其所代表的一切東西。可以看出，基本內容與克林頓政府的定義相近，只不過是更加具體罷了。
與克林頓時期相比，“無賴國家”在美國新全球戰略中的地位得到提升。首先，“無賴國家”與反恐這個第一要務直接相關，在美國眼中，“無賴國家”是國際恐怖主義的堅強後盾。其次，“無賴國家”是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的重要實施者。第三，“無賴國家”是美國整合伊斯蘭世界的重要突破口，而整合伊斯蘭世界，既涉及到反恐防擴和推進民主這些戰略目標，也關系到控制石油這樣的傳統地緣戰略利益。由此就不難理解，爲什么布什政府在阿富汗戰爭基本結束後，就將打擊矛頭指向了伊拉克並執意發動了“倒薩”戰爭。 （《中國黨政幹部論壇》2003第6期）
http://www.cntheory.com/news/Llts/2008/614/0861417115615CDE8E0BKCH452884KH.html
倫理的維度:恐怖主義産生和泛濫的根源＞趙幼鳴
“9.11”國際恐怖主義事件發生之後聯合國大主持召開的人存在著不同程度的正當性，才使它成爲自法國資産階級革命“關于消除國際恐怖主義措施”辯論大會上，相當數量的國家在以來，一直經久不衰被各種不同制度的國家、各種不同宗教或信表示“濫殺無辜，天理難容”之後，強調造成恐怖主義的潛在因仰、不同文化和不同思想追求的個人和團體或組織反複、不斷利素。例如多米尼加的代表指出:“另一方面，我們願意重申這樣的用的策略。信念，即恐怖主義是與多方面的情勢相關聯的現象，其根源超出但也有學者認爲，在目前關于恐怖主義的討論中，當人們從思想意識。..”爲了鏟除這一禍害，分析其迄今爲止的原因是必各個方面對全世界意義上的恐怖主義之産生前提進行思考的時要的。一貫的並日益增長的不公平、苦難、饑餓、毒品、排外、偏候，就會發現“好的”與“壞的”恐怖主義分子之間的界線已經被見、由于沒有前途而絕望、多發的精神狂亂和失去理性，都會通完全打破而化爲烏有了。過去在民族解放運動中，民族主義者所過不加控制的暴力無數次表現出來。反對恐怖主義的鬥爭必須采取的一些恐怖主義行爲，往往很容易被人們所理解，並受到人首先預防和禁止這些社會疾病並與它們做鬥爭。
因此恐怖們的同情、尊重和敬仰，而原教旨主義者所采取的一些恐怖主義主義的起因是我們應該關注的，因爲這才是它的根源所在。行爲則令人憎惡。而在當今時代，民族主義也被賦予了現代性的這些思想驅使我們建議聯大指示恐怖主義特設委員會仔細研究可能導致恐怖主義的經濟、社會和文化原因。從這些表述的字裏行間不難看出，國際社會對于國際恐怖主義背後隱藏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原因公開表示關注的同時，還隱含著對恐怖主義行爲不同程度的理解甚至同情。
黑格爾認爲，罪疚是不可避免的，因爲它是行動內在固有的，而行動是自我內在固有的，我們不妨引用他的話。“罪疚並不是一個具有雙重意義的外部的冷漠本質(wesen)，在光天化日之下實際表現出來的行爲可能是感到罪疚的自我的一種行動，也可能並非如此，仿佛在這樣做的時候，可能會把某些本來不屬于它的外部的和偶然發生的事物聯系在一起，因此，從這種觀點來看，這種行動可能是無罪的。”[2]所以有人說，個人恐怖行動的實質就是企圖在人世間恢複上帝的公正，恐怖分子就是新時代的羅伯斯庇爾，在其有關地位的理想中，他充滿著以死才能懲治一切創傷的決心，而且，爲使那種暗懷的感受不再打破由他的自尊而編織的幻覺，他甚至希望只同那些他所認爲不善于自損尊嚴的人爲伍。[3]正是由于恐怖主義行爲的動機和目標對于不同的蘊涵，如果一個人想要對此作出價值判斷並試圖找到“好的”與“壞的”恐怖主義分子之間的區別，從而爲一部分恐怖主義襲擊行爲進行辯解的話，那麽，在一個恐怖主義盛行的全球風險社會裏，並且同時考慮到戰爭的個人化發展趨勢的可能性，他將在道義上和政治上成爲一個走人邪路的墮落敗壞之人。
一、貧困與不公正
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已經造就了一個非常不公平的世界，貧富差距越來越大。這是很危險的，因爲一個不能爲失敗者提供任何希望和援助的體系，很容易被絕望的行動所破壞。相反，如果我們爲那些渴望得到援助的國家提供經濟激勵，我們就可以創造強有力的危機防範工具。經濟激勵措施促進經濟和政治發展，也可以使我們更好地建立起強有力的危機防範工具。
與經濟上的貧窮聯系在一起，貧窮還表現在窮人缺乏受教育權、政治權利和發言權，對疾病、經濟混亂、人身暴力威脅以及自然災害的低下的承受能力。世界銀行警告:貧困已經成爲新世紀全球性的重大問題。這一切，無疑增加了窮人被剝奪感和不公平感。當人們的基本生活需要得不到滿足，對自己的未來喪失信心，當人們的困惑找不到答案，困苦得不到關愛，怎能杜絕可能發生的過激的反抗呢?
當然貧窮未必直接産生恐怖。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及這些國家的人民不會因貧困而與西方對抗，但怨恨情緒比較普遍，並與蔓及西方的反全球化等思潮産生共振，爲國際恐怖主義的滋生提供了“天然土壤”。
還應當看到的是，國際事務中諸多不公正現象也成了一些恐怖主義組織發展的借口。在國際上，發達國家爲了本國利益，憑借其政治、經濟、軍事實力的優勢主導國際事務，忽視現實社會中各國民族、宗教、文化與傳統的多樣性，強行推銷本民族的價值觀，爲本國政治與經濟利益服務，竭力扶持親己政權。形成了一種推行強權政治、幹涉他國內政的國際秩序格局，爲恐怖主義發展拓寬了空間。從文化觀念上說，恐怖主義的泛濫可以歸因于西方“霸權化現代性活語”的影響，一些國家和地區的“改革家”在接受了西式市場經濟公式時，倉促地砍掉了傳統文化精神而又沒有及時提出符合人性標准的新文化理念，國家和個人都失去了靈魂，成了不擇手段地斂聚金錢的工具。麥德維傑夫在分析大規模的社會犯罪現象時就認爲，在這種缺乏新的文化建構的改革中，“以往的價值和權威貶值了，新的價值和權威卻並未隨之産生。新的理想還沒有形成，而對多數人來說從前的理想卻已經喪失殆盡。犯罪行爲道路上的道德障礙消失了。大量的人都卷人了犯罪”。
全世界到處都存在著心懷不滿，憤慈和迷失方向的人，其中青年人尤其多。他們是恐怖主義組織潛在的支持者和成員。他們的不滿還來自于其自己政府一些公共政策的不滿，如貪污腐敗、教育政策失當、衛生等公共服務部門條件惡劣等。這種狀況爲恐怖組織尋求社會支持並發泄憤怒提供了機會。由對貧富差別的合理性、合法性的懷疑導致對立。當貧困者不再認爲貧困是“命中注定”或者“應該這樣”而産生被剝奪感的時候，當相互溝通不滿情緒的成員越來越多，形成團體的時候，懷疑將更爲深刻，人與人、團體與團體的對立便發生了。
二、發達國家的傲慢與偏見
發達國家認爲，他們自己對絕對現實(即上帝)的看法是唯一本真的看法，他們獨自感受到了某種啓示;揭示給他們的那種真理就是全部的真理，他們自己就是“上帝的特選公民”和“靈光的寵兒”，而其他的人則是坐在黑暗中的異教徒和野蠻人，這種傲慢與偏見實質上就是原罪(original sin)的症狀。這樣，與全球化過程相聯系的是，處于主要地位的依然是當代的野蠻、壓迫、戰爭、貧困和饑餓，結果是:加劇了貧困，擴大了窮富之間的差距，産生壓迫與剝削的新形式，這都是向開放的西方社會代表的人道主義社會性的公開挑戰。我們毫不誇大地說，目前發展中國家的一切災難，西方國家只是在涉及自己的安全時才會去注意，在國際舞臺上並不重視他們，也沒有打算把自己的財富分給他們。西方功利主義思想家穆勒認爲“人公認每人得到他應得到的東西爲公道;也公認每人得到他不應得的福利或遭受他不應得的禍害爲不公道。"[4] (P48)這種傲慢與偏見，不僅加劇了人作爲一個“類”群之間的對立，而且導致了一系列人文生態災難。
(一)公正倫理與關懷倫理的疏離。公正倫理是一種分配和爭奪各種話語權利的遊戲規則，體現的是爭奪、獲取和占有;其過程是全部資源及其話語權利在不同利益主體間的分配或轉移，其結果是不同利益主體在獲得利益和話語權利的量與質上的差別，從而造成事實上的弱勢群體和強勢群體，盡管在理論上存在著羅爾斯給定的公平的原初狀態，但實際的曆史過程總是在差別中運作的。西方發達國家力圖通過文化滲透來宣揚西方的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通過用學術術語包裝的價值預設、研究範式形成一整套的後殖民話語，並利用自己掌握的話語霸權來影響東方國家的知識分子，進而影響、同化其社會大衆。後殖民主義理論提出的這些問題，雖然有些並不准確，但確實引起了人們的警覺和深思。如果將這種差別推至極端，就會造成資源與話語權利的壟斷，出現“損不足而奉有余”。嚴格說來，公正倫理是用來保證效率的，體現的是最大差別原則，實現的是多勞多得、優勞優酬的分配原則，這是人類社會之能夠發展與進步的主要原則，但卻不是唯一原則。爲保證弱勢民族與強勢群體的生存權利和生活基礎，必須輔之以人道或倫理意義的分原則，這是人類意義的效率，體現的是最小差別原則。關懷倫理是真正的人性要求，是超越于功利之上的倫理品質。
(二)自然主義與人道主義的背離。近代以來的現代化運動，在人類中心主義和科學技術的強勁支持下，借助與人性替代神性.現代性替代封建性的過程而使人道主義擺脫了封建主義的羈絆，但同時也使人道主義脫離了自然主義的關照，使人道主義成爲了無根基的價值觀。自然主義價值既表現在理性化的觀念中，又充斥于日常意識中。在這種觀念的支持下，人類做爲強勢群體開始無度地開發資源甚至破壞自然;西方發達國家做爲強勢群體向不發達國家以及發展中國家輸入資本、技術和管理，攫取原料和成品，拿走的是價值留下的是代價。喬治?索羅斯曾經批評說，應該說，世貿組織是一個出色的機構，它也有通過貿易限制和懲罰關稅的做法來制裁錯誤行爲。但事情總有兩個方面。第一是，富國利用世貿組織對自己有利的一面。對例如來自第三世界的農産品和紡織品之類的商品，工業國家則常常關閉市場，而來自歐美的商品一般情況下是不是受進口限制的。另一方面，迄今世貿組織只負責商品的自由往來，而不管出口商品是否符合環保標准和勞動法要求。這才是問題的實質。
(三)工具理性的無限擴張。工具理性是指人的行爲合乎自己本性與願望的選擇，而不是受到他人或外在因素的影響。它與個人看得見的“利益”聯系在一起，把個人財富與名譽的擴大作爲目的，並爲了達到目的而精心地計算、策劃，以及合理地安排自己的行動。從某種程度上看，工具理性是一種更接近于人的本能的理性。人類工具在理性的支配下，一方面增強了征服自然，改造社會的能力，創造出巨大的物質財富和現代制度文明;另一方面工具理性的態肆橫行也給人類帶來了不少災難性後果，如嚴重的環境污染和生態失衡等，對人類社會的持續生存與發展造成了很大威脅，人們在享受高度物質文明的同時，生存環境卻日益惡化，人的個性自由和發展受到理性化、科層化的極大封殺。
(四)尊嚴的喪失。羅爾斯說過:沒有尊嚴，那就沒有什麽事情是值得去做的，或者即便有些事值得去做，我們也缺乏追求它們的意志。當代恐怖主義在現象上表現爲弱勢團體對強勢團體的反抗，一種在無奈境遇下弱者與強者的“對話”方式。但是從某種程度上說，沖突是社會生活中一個不可避免的現實，其原因在于有著價值觀念、文化背景等等判別的人都在無限制地追求有限的稀缺資源。這種稀缺資源具有非常廣泛的範圍、個人、團體、民族、國家的經濟、政治、文化等的地位或狀況，甚至還有某些人病態的幻想。一個社會，無論是國內社會還是國際社會，越是缺少供邊緣成員向中心流動的渠道，越是缺少給予邊緣成員發泄不滿的途徑，這種社會越容易産生恐怖主義。無論是窮國還是富國，這種狀況都是永遠無法徹底消除的。像中東沖突中的巴勒斯坦人，他們基本失去了用常規戰法打擊以色列的可能，所以“人體炸彈’舊益成爲常用手段，殺不了軍人，就殺平民。巴勒斯坦激進分子將以色列平民看成是以政府的支持基礎。國際社會顯然的無能爲力使巴勒斯坦人幻覺破滅，采取了血親複仇的方式，殺紅了眼。以至于連英國首相布萊爾的夫人在談到巴勒斯坦的恐怖襲擊時都失口說出:只要年輕人覺得除了自爆之外別無希望，巴以和平就根本不可能取得進展。
三、“布什主義”的報應
所謂布什主義，就是9.11事件後，布什及其幕僚圍繞反恐怖得出的一系列戰略主張和新外交准則、外交理念，是以反恐怖爲核心，以實力爲基礎，以本土安全爲重點，以強化全球霸權爲戰略目標，單邊主義色彩濃厚的國家安全戰略代名詞。它實質上已成爲當前及今後一個時期美國對外戰略的指導原則。被布什總統視爲智囊的羅伯特?庫拍在《新自由帝國主義》一文之中把世界分成三種社會。
“後現代社會”，其典型是歐盟國家;“現代社會”，如中國、印度等國;“前現代社會”，如索馬裏、阿富汗等國。在後現代社會裏，“存在的目的”以及曾經規範現代社會國際關系的政治權謀上的馬基亞維利理倫中的超道德性已經被國際和國內關系中采行的道德良心所取代。那些采行常規國家行爲的保持傳統意義上的“現代”國家，則奉馬基亞維利主義的政權謀術爲行爲准則:國家利益至高無上;按照克勞塞維茨的格言，戰爭是政策的手段，如果穩定是存在的，那一定源自侵略性勢力間的平衡。滯留在“前現代國家”的境況意味著一小撮失敗國家正處在霍布斯所說的那種相互間無休止的戰爭狀況下。在此，國家不再符合韋伯的存在一個正統權力使用壟斷者的標准。它不是失去了權力使用的正統性就是失去了對權力使用的壟斷性;往往是兩者兼備。庫拍認爲，爲了解決前現代社會中的混亂狀況，“需要一個新式的帝國主義，一個可接受人權的世界和普世價值觀的帝國主義”。
庫拍還公開提出:當我們與後現代歐洲大陸之外的老式國家打交道時，我們需要采取比舊時代更加強硬的方式— 武力、先發制人的進攻、欺詐以及一切認爲必要的手段。我們遵守法律，但當我們生活在叢林中時，我們必須同時運用叢林法則。”庫伯的論調與布什在西點軍校提出的“先發制人”原則如出一轍。理查德?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中將生物進化的單元或層次確定在基因，並借用倫理學語言，說明基因的基本特性就是“自私”。基因惟一感興趣的就是不斷重複地拷貝自身，在進化過程中爭取最大限度地生存和擴張。由于基因掌握著生物的“遺傳密碼”，因此，一切生物一切生命的繁殖演化和進化的關鍵最終都歸結于基因的“自私”。“我們都是生存機器— 爲一種被稱爲基因的自私分子而被隱蔽地輸人了程序的機器人載體”但他同時指出:基因盡管自私，卻也需要合作，它們只是經過選擇而能相互合作的“自私的合作者”。
強勢現實主義者可以通過聲稱道德規範和戰爭互不相容來概括他們對待戰爭的非道德性立場。從道義上探討開戰或交戰是一種修辭上的自相矛盾。現實主義者是非道德主義者並不就意味著他們不能夠辨別正確和錯誤。而只是意味著對于他們來說國家在策劃戰爭或實際卷人戰爭時去關心道德規範在邏輯上是毫無意義的。
對于這種叢林法則的道德觀，赫青黎早就對其作了深刻的批判，“然而人類是從無政府狀態進到有社會組織，文明的價值愈是增高，這些根深蒂固的有用的特質就成了缺陷”因爲“猿與虎的生存鬥爭方法與健全的倫理原則是不可調和的”。“倫理本性雖然是宇宙本性的産物，但它必然是與産生它的宇宙本性相對抗的⋯⋯這種表面上的反論乃是一種真理，既平凡而又偉大，承認這一真理對倫理哲學家來說是最基本的。如果沒有從被宇宙過程操縱的我們祖先那裏遺傳下來的天性，我們將束手無策;一個否定這種天性的社會，必然要從外部遭到毀滅。如果這種天性過多，我們將更是束手無策;一個被這種天性統治的社會，必然要從內部遭到毀滅。”
在法律權利、義務關系中，蘊含著社會公共權力機構對違法者施行懲罰的外在強調性的必然性，也包含著在沒有公共權力機關的情況下，同態複仇的正當性。而同態複仇對道德而言是不可取的。道德從根本上說並不主張“以怨報怨”。當然也不完全主張“以德報怨”。道德主張“以直報怨”。一個人對他人要承擔道德義務，在嚴格意義上，並不以他人是否對此人承擔義務爲前提。這一切都表明，道德義務對于道德權利，具有其他義務不具有的對權利的先在的目的性。道德義務這種超越功利動機先在目的性，使履行道德義務的行爲富有神聖高尚的價值。
衆所周知，制裁和戰爭不僅不會帶來和平，相反會挫傷非自由社會人民的自尊，産生對自由社會的仇恨。所以，羅爾斯提出，國際關系領域的政治自由主義要更加寬泛些，要區分不同國家，進而采取不同的態度。自由社會應該尊重具有不同曆史、文化和認同的其它社會。
因爲敵人是“仇恨”創造出來的，一個國家越具有軍事優勢，就越有可能在處理國際事務中缺乏公正，因爲使用軍事手段就可以不考慮對方的理由，而“兼聽”往往能夠糾正一方的偏見。因此成爲新帝國的美國可能四面樹敵，軍事優勢反而創造了越來越多的敵人。他們將采取各種各樣的形式“報複”美國人。許多博弈論家都試圖找到關于善有善報的科學證明。道金斯在他的名著《自私的基因》裏簡明地綜述了這種努力。他利用了一種在解釋動物界比較有效的ESS(evolutionary stable strategy)理論和力圖證明，即使在人類社會裏，一種稱作“針鋒相對”(Tit-for-Tat)的策略也可能同樣比較有效地避免沖突和暴力。這種“針鋒相對”策略被定義爲，在時間足夠長的多次反複博弈中，總是在第一回合主動采取合作性策略，然後每一回合都重複對方上一回合的策略。就是說，它以合作爲基本精神，但會根據需要進行報複。這意味著它是有限度的善良和寬恕性策略。據理論上的證明，這種有善意的策略盡管“從來沒有真正贏過一場遊戲”，但最後的總成績是最好的。這是想證明善良能夠笑在最後。我們可以假定雙方都認識到這種策略的優勢，那麽對話就似乎能夠形成。然後按照哈貝馬斯的交往理論，如果對話是在“理想的言說狀態”中長期持續的話，那麽終有一天人們會達成良好的一致。
問題在于，恐怖主義的形式本身，就使它失去了道義力量，從而得不到大多數國家和民族的支持。而新帝國的政治性質決定了，它更看重對恐怖主義的眼前報複，和借口對恐怖主義的打擊強調美國的安全利益，而較少反省在戰略恐怖主義背後所蘊含的國際政治因素。"9.11”事件並沒有延緩，而是加速了美國從《反導條約》中退出;美國的鷹派力量空前強大。戰略恐怖主義不是新帝國注定要衰落的主要原因，這個原因只能是新帝國自身，但戰略恐怖主義及其所代表的民族卻有可能成爲新帝國的殉葬。
如果將布什政府對外戰略的這些特點做一個概括，那就以反恐戰爭和美國無與倫比的實力爲基本支點，以軍事力量爲主要依托，以“有利于自由的均勢”爲基本框架，以單邊主義爲主要手段，以美國的價值觀爲道義基礎，構築一個單極世界體系。按照美國時下流行的說法，就是建立一個新的“美利堅帝國”或者實現“美國治下的和平”。寫過《大國的興衰》的著名曆史學家保羅?肯尼迪曾經指出:帝國總是會竭盡全力地向外擴張，直到擴張的成本等于擴張的收益。所謂帝國的邊界，就是擴張的邊際成本爲零那條曲線，伊拉克就坐落在這條曲線上。爲了“帝國”的尊嚴，美國必將竭力地維護它的邊界，在伊拉克扶持親美政權、繼續駐軍、投資援助、推行民主等等。從戰爭結束一年來伊拉克內外的局勢看，要實現這一系列目標，需要耗費的時間恐怕不只布什的一屆或兩屆任期，需要付出的美國士兵陣亡的代價恐怕不只幾百人，需要花費的美元更是難以估量了。”如何對付形成恐怖主義的長期溫床呢?在這方面，美國領導人似乎更感興趣的是利用恐怖襲擊事件，而不是設法防止滋生
恐怖主義的那些條件。如何在政策上做出重大的改變，以便緩解世界上許多人對美國勢力的仇恨;對此，美國領導人既沒有這方面的興趣，也沒有這方面的意志。例如，他們沒有興趣打破“以暴易暴的惡性循環”，寧願采取大規模空襲的報複手段，造成破壞’和無辜平民的傷亡。
“暴力絕對不能解決任何問題”— 這樣的說法當然不正確。多年來，我們中間的一些人經常指出，暴力是統治階級進行控制的一個有用的手段。這就是爲什麽暴力經常被使用的原因。暴力是政治權力的有效源泉，是強制手段之一，被用來使他人屈從于對他們有害、而對全球投資者有利的政策。美國領導人經常使用暴力或其他形式的強制鎮壓手段，來壓服持不同政見的個人、組織或政府和摧毀整個社會的生活標准，如最近所帶來的快捷的惡性成功也會造成自己的問題，其中之一是恐怖主義。當一個民主的反對派受到壓制而演變成一種惡毒的宗教變種時，就有可能産生恐怖主義。
恐怖成爲常態，意識著人類文明的大踏步倒退。此間，以恐怖手段反對恐怖主義是促使恐怖不斷升級的重要原因。無論進化到什麽程度，我們依然擺脫不了以牙還牙、以血還血的怪圈。當激進的思潮、憤怒和絕望的情緒如潮水般彌漫開來，一個動蕩不安的時代來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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