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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8-22 06:22:07| 人氣1,299| 回應29 | 上一篇 | 下一篇

《傳統與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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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周曉虹的《傳統與變遷:江浙農民的社會心理及其近代以來的嬗變》(北京:三聯書店,1998 )
其內容不過是以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方式,研究周莊與虹橋(分別代表改革開放的蘇南模式和溫州模式)的傳統與現代之變遷過程。
目錄首章怎會標:中國農民的心理世界:一種社會史或心態史的研究?

你太孤陋寡聞或學術本位主義了吧,由本台已貼相關書評,可知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史學、甚至文學,早已科際整合了。

是嗎?不過由後貼諸文,可知《傳統與變遷》結論:
蘇南模式在建立集體所有的鄉村工業的過程中,農民為接觸現代工業文明付出的代價較小,並因此形成适應變遷的秩序感;溫州模式在建立個體所有的鄉村工業的過程中,農民付出較高的心理和社會代價,但也獲得了高度的個人自主性和效能感(p.317)。
就未免有點過時了,其因在於隨著以上海為中心的長三角之發展,兩種模式均面臨各自不同的挑戰和調整。

第一章 中國農民的心理世界:一種社會史或心態史的研究
一、問題的緣起
二、社會史,抑或心態史
三、傳統性與現代性:概念的詮釋
四、周莊和虹橋:研究個案和史料的選擇
第二章 傳統及其對農民行爲的塑造
一、鄉與土:農業文明的底色
二、血緣和地緣
三、禮俗:神聖化了的傳統
四、鄉民的心態
第三章 接觸現代:壓力、困境與選擇
一、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與自然經濟的解體
二、貧困的境地
三、現代性的滲入與生長
四、走出土地:對變動社會的被動適應
五、朝向現代的最初嘗試
第四章 徘徊于傳統和現代之間
一、土地改革及其社會影響
二、集體化的動力
三、人民公社:對小農經濟的反動
四、狂熱與冷漠
五、走大寨之路,或人民公社的最後歲月
第五章 劇變,或向現代的進一步邁進
一、變革依舊始于土地制度的變動
二、鄉鎮企業:現代性的熔爐
三、“浙江村”:以特有的方式進入城市
四、江浙農民社會心理的實態分析
五、有關江浙農民邊際性的若幹說明
第六章 結語:比較與前瞻
一、周莊與虹橋:兩種模式及相關的比較
二、江浙農民精神世界的未來圖景

周曉虹 1957年出生于杭州。自1977年起先後考入南京醫學院醫學系、南開大學社會學系和南京大學曆史系,並分別獲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現爲南京大學社會心理學研究所所長,社會學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 已出版專著《現代社會心理學》(上海,1997)、《現代社會心理學史》(北京,1993); 譯著《薩摩亞人的成年》(臺北,1990)、《社會學習理論》(臺北,1995)、《人格,文化的積澱》(長春,1989)、《社會心理學的曆史與體系》(貴州,1991)等。另在《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曆史研究》、《社會學研究》和《讀書》等雜志發表學術論文四十余篇。


021《中國東部地區社會結構變遷》
關家麟 黃陵東 編著的《中國東部地區社會結構變遷:福清市社會階層個案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
雖屬於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社會結構變遷課題組”計劃之一,但由後評《中國中部地區社會結構變遷》的寫作方式之異,可看出各地區各有其主導性。
《東部》是通過訪談、問卷和個案資料,理論聯系實際,整個研究計劃由主編主導,探討福建省福清市社會階層結構變遷的基礎和動因;“農民”的流動;“工人群體”的分化與重組;“幹部——知識分子階層”的更新與重構;社會的新興階層、社會的“邊緣階層”和現階段階層結構整體透視等方面,分析闡述了福清市社會階層結構變遷的背景。
而《中部》將湖北省漢川市選為中國社會結構變遷調查的縣級市調查點,除了未署名的一篇總報告、還包括分別都由數人撰述的33篇分報告。報告雖詳細描述了漢川改革開放20年來社會階層結構的變遷,對漢川社會階層變化作了總體分析,報告以職業分類為基礎,以生產資料佔有狀況和勞動就業為標準,把漢川的群體劃分為9個階層:管理人員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專業人員階層、個體業者階層、商服人員階層、工人階層、農民階層、無職業者階層、無勞力者階層。報告對每個階層的地位、特徵作了界定。但却嫌瑣碎,不如《東部》有整體感。

《東部》大意:

20年來,“我國的社會階層構成發生了新的變化”。這一變化根源于當代中國社會的“兩個轉型”,即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與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而從根本上說,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又根源于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中國向現代社會的轉型應該說從19世紀中期就已經被動地開始了。由于是被動的,因此中國也就經曆了種種磨難。中國人民經過了一百多年的艱苦卓絕的鬥爭,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實現了國家的獨立和統一,中國才開始了自主的現代化建設進程。然而,在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到改革開放之前的一段時期中,我們曾致力于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的體制。在這一模式下,我們在一定時期裏也曾取得過經濟的較大發展。然而,實踐卻告訴我們,這種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模式是同現代社會的發展不相適應的。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探索著經濟體制的改革,並進而確定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一改革目標,從而取得了經濟建設的高速發展。因此,可以說,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是在中國這一特定的背景下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必然要求;或者反過來說,在中國這一特定的背景下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必然要求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
正是這兩個相互交織的轉型促使了這20年來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的重大變遷。以“兩個階級一個階層”(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知識分子階層)爲框架的“剛性結構”正在逐步消解,並由此分化出分層次多梯級的社會階層結構。①以福清市(1990年12月撤縣建市,爲了全書一致,以下文中均稱市)爲例,1978年全市農業人口占人口總數的93.7%;其余人口僅占6.3%,而其中主要是行政機關、國有企事業的人員。到了1999年農村人口已減少爲60.5%,其余人口已上升到39.5%,分布于各種不同的行業之中。如果說在以前“剛性結構”的社會框架中農村內部、國有企事業和行政機關內部,以及他們之間的收人分配還不存在太大差距(或者說差距很小)的話,那麽,經過20年的發展情況卻發生了重大的變化。
總之,隨著社會生産的發展(其中主要是産業結構的發展),在走向市場經濟的過程中,隨著社會流動,社會階層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對原“農民階級”、“工人群體”、“幹部——知識分子階層”的變化與現狀,以及新興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和“邊緣階層——農民工”的狀況,進行了實證分析;並對福清市現階段社會階層結構做了整體的透視,對各階層之間的關系;“幹部——知識分子階層”矛盾和趨勢做了具體探討。

目錄
第一章社會階層結構變遷的基礎和動因
一社會階層結構變遷是由何開始的
二社會階層結構變遷是如何發生的
三一點規律性的認識
第二章“農民階級”的動遷流變
一流動、縮容與結構弱化
二“中度分化”的喜悅與陣痛
第三章“工人群體”的分化與重組
一分化與重組
二階層群體意識的轉化
三內部分化與改革期待
第四章“幹部—知識分子階層”的更新與重構
一幹部階層的變化與發展
二知識分子階層的變化與發展
第五章福清社會的新興階層
一福清社會新興階層概述
二私營企業主階層典型分析
三福清社會新興階層的幾點探討
第六章福清社會的邊緣階層
一福清社會邊緣階層概述
二福清農民工典型分析
三關于邊緣階層的總體思考
第七章現階段福清市社會階層結構的整體透視
一現階段福清市社會階層分析
二現階段福清市社會階層結構變遷引發的問題及政策思考

蘇南模式,通常是指江蘇省蘇州、無錫和常州(有時也包括南京和鎮江)等地區通過發展鄉鎮企業實現非農化發展的方式。其主要特征是:農民依靠自己的力量發展鄉鎮企業;鄉鎮企業的所有制結構以集體經濟爲主;鄉鎮政府主導鄉鎮企業的發展。

蘇南地區位于太湖之濱、長江三角洲中部,人多地少,但農業生産條件得天獨厚。蘇南地區毗鄰上海、蘇州、無錫和常州等發達的大中工業城市和市場,水陸交通便利。蘇南地區的農民與這些大中城市的産業工人有密切的聯系,接受經濟、技術輻射能力較強。同時,蘇南地區還是近代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祥地。早在計劃經濟時期,蘇南地區就有搞集體經濟的傳統和基礎,爲發展鄉鎮企業積累了寶貴的經濟和必要的資金。

蘇南地區通過發展鄉鎮企業,走的是一條先工業化,再市場化的發展路徑;溫州模式則通過發展個體私營企業,通過市場化來促進工業化。兩種路徑的形成各有其主客觀原因。

早在1958年人民公社化時期,蘇南各地在集體副業基礎上辦起了一批社隊企業,主要爲本地農民提供簡單的生産資料和生活資料。到20世紀70年代,這些小型社隊企業逐漸發展成爲農機具廠,爲集體制造一些農機具。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對社隊企業發展的明確支持,促使社隊企業步入了一個大發展的階段。它們利用這一地區工業基礎比較薄弱的特點,抓住市場空隙,迅速壯大起來。改革開放初期,上海大量技術工人節假日到蘇州、無錫等地,給蘇南帶來了信息、技術和管理經驗。因此,曆史上的積累和接受上海的輻射爲蘇南地區工業化的起步創造了良好的條件,而當時的短缺經濟,以及一些偶然因素,如80年代中期的信用擴張,對工業化的發展也起了推動作用。至1989年,蘇南鄉鎮企業創造的價值在農村社會總産值中已經占到了60%。

蘇南地區采取以鄉鎮政府爲主組織資源方式。政府出面組織土地、資本和勞動力等生産資料,出資辦企業,並由政府指派所謂的能人來擔任企業負責人。這種組織方式將能人(企業家)和社會閑散資本結合起來,很快跨越和資本原始積累階段,實現了蘇南鄉鎮企業在全國的領先發展。不可否認,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初期,政府直接幹涉企業,動員和組織生産活動,具有速度快、成本低等優勢,因而成爲首選形式。

這樣做的好處是:第一,鄉鎮企業可以從不多的社區積累中獲取原始資本,並可以依靠“政府信用”從銀行取得貸款,還可以無償或低成本占用社區內的土地資源,廉價使用社會區內的勞動力,從而帶來創業成本的節約。第二,地方政府可以利用其身份和信譽,爲企業取得計劃外的原料,促進産品銷售和處理商務糾紛,並幫助管理人員規避來自于財産轉移和國家政策歧視方面的風險,這也是許多私營企業寧願放棄部分財産控制權和收益權,爭當集體企業的一個主要原因。第三,政府組織資源,企業規模一般比較大,可以生産一些資本密集型的産品。第四,在鄉鎮企業發展初期,人們的産權意識、競爭觀念比較淡薄,平均主義思想嚴重。此時興辦社區成員名義所有、地方政府實際控制的集體所有制企業,社會比較容易接受。此外,政企關系不明、社區成員共擔風險的特性,客觀上也使社區政府和企業決策者敢于大規模舉債,上一些技術含量高但風險大的項目,使蘇南地區在産業結構高級化、企業組織規模化方面領先溫州地區。但這種模式帶來的長期結果是,集體資源實質上成爲政府的資源,個人的財産權得不到應有的尊重,民營經濟、基層企業家的力量得不到發展,市場活力長期受到壓制。

在蘇南,由鄉村集體支配資源,它們同時也是財富積累的主體。而在溫州,由個人積累財富和支配資源。有人認爲蘇南模式是資源共享,但如何保證在資源分享前提下的共享,是一個重要問題。這是因爲,如果不能保證絕大多數人都能分享到資源,那就是少數人獨享資源。

蘇南模式是“地方政府公司主義模式”、“能人經濟模式”和“政績經濟模式”,本質上是“政府超強幹預模式”。有學者把蘇南村鄉鎮政權對鄉鎮企業的實際幹預和控制看作是一種鄉鎮的“地方産權制度”、事實上存在著政企不分的問題,同時産生低激勵和負激勵效應。但改革初期大量經濟空隙的存在爲包括蘇南地區在內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提供了曆史機遇,致使在很長一段時間裏,蘇南地區政府超強幹預模式取得了輝煌的成果。那段時間,企業的部分利潤被用來建學校、建鄉村養老院,農地也被集中到種田大戶。政府幹預的結果,使鄉鎮企業承擔了大量社會政府職能和“公共企業家”職能。盡管這種結果在一段時間內可能是積極的,但政企不分的集體産權制度安排的隱患最終由于外部宏觀環境和競爭環境(如買方市場的出現)的變化而使得蘇南經濟滑坡,人們對蘇南模式開始提出了疑問。

企業制度創新的動力一般有兩種:一是“利益導向”,二是“危機導向”。蘇南模式的制度創新基本是出于危機導向,是迫于經濟形勢的要求。但由于政府利益的存在和采取的自上而下的方式,改制遠不是一帆風順。

1998年,隨著我國進入買方市場和國際經濟環境的變化,經濟空隙的數量、形式和分布發生了本質變化,使在同一個空隙中生存的企業遇到前所未有的競爭,蘇南鄉鎮企業經曆了第一次改制。當時的做法大多是把鄉鎮企業改成集體控股的企業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但這次股份合作制化以後,鄉鎮村的地方産權制度問題仍然存在,政企不分的弊端仍然沒有根本的改觀。由于設置“不可分配給個人的集體股”以及地方政府通過集體股掌握決策權等做法,地方産權制度以另外一種形式制度化和合法化了。

第一次改制並未達到建立起企業內部治理規範化的現代企業制度,或者說,産權清晰了,但集體控股的存在又造成了新的政企合一,使得許多縣市在考慮進行必要的“二次改制”。二次改制的方向是政企分開,打破地方政府的地方産權制度,確立生産者和消費者在市場中的自主地位,以及私人作爲獨立産權主體的地位。二次改制的實質是讓市場內生的發展力量發揮作用。二次改制轉移出來的鄉鎮企業的社會政策職能需要政府來承擔。由此出現一種趨勢,那就是蘇南的經濟路徑將與溫州模式的趨同。也就是說,事態的發展可能導致根本沒有獨立的“後蘇南模式”。
http://baike.baidu.com/view/557931.htm

溫州模式

"溫州模式”說到底,是發展市場經濟的模式。“溫州模式”和“蘇南模式”孰是孰非的激烈爭論圍繞的關鍵問題之一就是,發展市場經濟還是堅持計劃經濟。在“溫州模式”興起之初,提倡“市場經濟”還是“違禁”的,居主流地位的觀念是,必須堅持計劃經濟,而且計劃經濟必須“爲主”,市場(還談不上“市場經濟”)只能“爲輔”。“溫州模式”之所以最終被認同,是因爲經過不斷的實踐,反複的思考。人們從“溫州模式”的實踐中看到,與僵化的計劃經濟相反,市場經濟充滿了活力,效率很高。市場經濟植根于溫州,溫州經濟的發展便加快了,就業的途徑拓寬了,市場供給豐富了,人民迅速地富起來了,政府財政的日子也好過了。

第二,“溫州模式”說到底,是放手發展民營經濟的模式。“溫州模式”與“蘇南模式”孰是孰非的激烈爭論圍繞的另一關鍵問題就是,如何看待發展民營經濟。當時居主流的觀念是,即使在農村發展非農産業也必須以發展集體經濟爲主,只能讓民營經濟起“補充作用”,因爲只有這樣才能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經過包括“溫州模式”實踐在內的不斷的實踐,反複的思考,人們終于認識到,要發展市場經濟就必須發展民營經濟,沒有民營經濟就沒有市場經濟,民營經濟或者說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民營經濟具有很強的利益激勵和約束機制。溫州放手發展民營經濟符合人們要求致富和追求過好生活的願望。“溫州模式”的實踐證明,放手發展民營經濟的結果,在利益的激勵下,蘊藏在群衆中的巨大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便可煥發出來,轉化成經濟發展的強大動力。無須政府的安排和鞭策,也不依賴政府,人們自己就會千方百計地尋求致富之路、發展之路,按照市場的變化去配置資源,在市場的壓力下去提高效率,並自己承擔風險。

第三,在關于“溫州模式”與“蘇南模式”的爭論中,人們對“溫州模式”貶斥最多的問題之一是市場的無序。確實,在溫州出現過大量違反市場規則的現象,溫州的商品一度成爲假冒僞劣商品的代名詞。柳市生産的僞劣低壓電器給用戶的生産和生活造成了巨大損失,遭到中央有關部門的通報,並受到國務院聯合檢查組的檢查。這種市場的無序狀況理應受到譴責和處罰。但也要指出,在計劃經濟秩序依舊占統治地位,市場經濟秩序尚未建立的情況下,溫州率先突破計劃經濟的“秩序”發展市場經濟,一度出現市場無序是必然的,人們對溫州一些企業違反市場規則的種種無序現象嚴加譴責,也是正確的。與此同時,也要看到,當時許多人是帶著長期生活在計劃經濟秩序中形成的觀念來看溫州的,他們把正常的市場經濟秩序(如競爭、投機、長途販運)也看作是無序,而加以否定。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溫州人自己也漸漸認識到遵守市場規則、維護市場秩序的重要,逐漸糾正了自己的行爲,轉而注重産品質量,重視市場信譽。同時人們也逐漸習慣了市場經濟的正常秩序,從而改變了對“溫州模式”的看法,認同了“溫州模式”。此後“溫州模式”迅速在各地移植和推廣,各地民營經濟迅速發展起來,甚至連長時間堅持以發展集體經濟爲主的“蘇南模式”地區(主要是江蘇南部和浙江北部一帶)也逐漸放棄原有模式向“溫州模式”轉變。當然,各地民營經濟的發展有先有後,有快有慢,差別很大,有些地方民營經濟發展得很不錯,有些地方則還未發展起來。實際上,學習和移植“溫州模式”並不容易,而且各地條件也相差很大。從各地學習和移植“溫州模式”的情況來看,我認爲,有幾點需要指出來。

第一,“溫州模式”的最可貴之點在于,溫州人有很強的致富欲望和創業精神。這與溫州的地理環境、曆史和傳統有很大的關系。溫州地處沿海,早在1876年,根據《中英煙臺條約》的附約,就開辟爲對外通商口岸。這使溫州有著久遠的經商傳統、開放傳統和手工業制造技能,而且有廣泛的海外關系,因此商業文化或者說市場經濟文化較爲發達。溫州人不安于現狀,不墨守成規,不甘于貧困。爲了追求財富,追求更富裕的生活,他們不辭艱辛,善于學習,敢于冒險,勇于進取,無論到那裏都能紮根,生存,發展。而在不少地方,特別是內地的一些地方,曆史上就未經曆過市場經濟的洗禮,或很少與市場接觸,農業文化根深蒂固,計劃經濟的秩序又成爲不可逾越的成規,以致人們在思想觀念、行爲方式、生活態度等方面與溫州人相差甚大,甚至截然相反,只要我們親身到一些地區特別是邊遠山區看看,就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差距有多大。在這些地方要移植“溫州模式”,發展民營經濟絕非易事。溫州人能夠不遠千裏到異地他鄉開發廊,辦服裝店,甚至擺修鞋攤,設法尋找賺錢的機會,而當地人卻對眼前的機會視而不見,或者雖然看到了,卻不屑于幹,不願意幹,或者不會幹卻又不去學。當然,有了溫州的經驗,以及在全國市場經濟迅速發展的情況下,這一切都在改變之中,不過需要經曆較長的過程。因此,各地在學習溫州經驗,發展民營經濟的過程中,首先要學習和培育市場經濟文化,學習溫州人的創業精神。

第二,一些地方在移植“溫州模式”以發展民營經濟時,往往注意給民營經濟以各種優惠,這在民營經濟剛起步時可能有必要,但從溫州的經驗看,要發展民營經濟,最重要的是要爲民營經濟的發展創造適宜的寬松的環境,讓人們自己去闖,去創業,去承擔風險。要知道,在“溫州模式”興起之初,溫州幹部受到來自各方的壓力很大,也做過一些不利于民營經濟發展的事,例如,曾把最早創業的“八大王”投入了監獄。但不久,在溫州市場經濟的特定環境的影響下,派到溫州去“滅火”的幹部,經過實地考察,反而給民營經濟助燃。那時,在異常困難的條件下,溫州市政府不可能給民營經濟以優惠,但政府的支持和保護卻爲民營經濟的發展創造了必要的環境,民營經濟之火才越燒越旺。而在有些地方,民營經濟也曾點燃過星星之火,但卻沒能燃燒起來。現在,各地都在提倡發展民營經濟,可是許多地方民營經濟發展的環境並不好,當地政府並不懂得在市場經濟下自己應該做什麽和怎樣做。或者是政府管得太多,不放手;或者是步步設卡,處處幹預;或者是把民營經濟當作“唐僧肉”,各個部門都去“吃”一口。

第三,在溫州,在民營經濟的發展中確實出過不少問題,有些問題甚至是嚴重的。究其原因有民營經濟自身行爲不規範的問題,也有外部環境不規範的問題。對此應從曆史的角度、發展的眼光來看待,並采用正確的辦法去解決。試想,如果當年在處理柳市制造和銷售僞劣低壓電器問題時,一棍子將其打死,也就不會有今天中國電器之都的柳市;同樣,如果當時不嚴加整頓,不實施“質量立市,名牌興市”的方針,也不會有今天中國電器之都的柳市。可見,各地在學習“溫州模式”、發展民營經濟的過程中,如何對待民營經濟發展中産生的問題,值得注意。有的地方一看到民營經濟發生了這樣或那樣的問題就把民營經濟看作漆黑一團,借整頓之名,將其封殺,更多的地方則是從本地的狹隘利益、短期的利益出發,對嚴重破壞市場規則的民營企業(如制造假冒僞劣商品者),肆意包庇,甚至縱容,這樣,民營經濟同樣會走上絕路,因爲在混亂的市場環境中不可能造就優秀的民營企業。然而遺憾的是,許多地方政府尚未認識這個道理,他們應該從“溫州模式”的經驗教訓中獲得教益。這裏還要指出的是,雖然“溫州模式”現在已得到普遍認同,但它以往有過現今依舊存在著一些不足。因此“溫州模式”也需要進一步發展,這是各地在學習和移植“溫州模式”時更應注意的。

第一,“溫州模式”是發展市場經濟的模式,溫州經濟的發展也離不開完善的市場環境。在溫州經濟的發展中,我們看到,固然溫州經濟的發展推進了市場經濟的形成和發展,但是溫州經濟的發展也受到市場發展不足和不完善的約束。以金融來說,在市場經濟中,沒有良好的金融服務,企業是很難發展的。溫州的經濟由于在長時間裏缺乏正規金融的支持,爲了滿足民營企業融資的需要,不得不依靠各種非正規的融資渠道融資,成本很高,風險很大,也確實發生過一些嚴重問題。但在國家銀行不能滿足民營經濟發展需要的情況下,簡單地取締這些非正規的金融組織和活動並不能解決問題,迫切需要的是發展正規的民間金融機構(如民營銀行)來替代,否則非正規的金融一時取締了,但它還會冒出來。市場發展不足和不完善,不是溫州所能解決的,需要有關部門來解決,但溫州也有過一些有益的嘗試,如成立和發展民間投資的城市信用合作社,可惜未得到應有的支持。
第二,“溫州模式”把千千萬萬的農民卷入到創業的洪流中,這使溫州許多早期創業的老板素質不高,文化教育水平低。在“溫州模式”興起之初,他們還能駕馭企業,適應市場的變化,而在全國市場經濟發展起來對外開放程度愈益提高後,他們只有不斷提高自己的知識水平、經營管理能力,才能適應這種形勢,否則就會被市場所排斥。雖然經過市場的錘煉和自身的刻苦學習,在溫州已經産生了一批很有作爲的企業家,然而有全國影響的一流企業家還很少。這個問題可能是關系到溫州經濟在未來能否繼續走在前列的一個關鍵問題。有些溫州企業的創業者已經認識到自己的先天不足,因而不惜花大本錢培養子女,以至聘用高素質的人才。這是很好的。
第三,“溫州模式”下的企業絕大多數是家族企業,對它們不能全盤否定。家族企業有其優越的地方,例如,企業的領導成員間容易溝通,決策快,管理成本低,容易保守商業秘密等。家族企業也有其局限性,例如,如果家族的主要成員的素質和能力不能隨著企業的發展而提高,就會成爲企業發展的障礙;如果形成了家長式的領導就容易發生決策失誤;家族企業是靠親緣關系來維系的“人和”企業,一旦家族成員之間的利益沖突超過了親緣的維系力,企業就會分裂甚至倒閉。受文化素養的影響,溫州的老板大多“寧爲雞首,不爲牛後”,他們把企業封閉起來,不願外人進入,不願與其他企業合並,更不願被其他企業收購和兼並,一般不願接受股份公司的企業形式。這是溫州企業難以長大的一個原因,也是溫州至今只有一家上市公司的原因之一,而這家上市公司還是由國有企業改制而成的。當然,在溫州,實行公司制的企業已經多了起來。總之,對家族企業要全面看待。溫州的企業制度仍然需要創新,學習現代企業制度。即使保留家族企業,也可以考慮,在有些企業的最上層保留家族控股,而將其屬下的企業改制爲公司制的企業。這樣既可以保留家族企業,同時又可突破家族企業的束縛。
第四,一般而言,溫州的企業規模較小,技術水平較低,開發能力弱。這也有其曆史原因。但溫州人的模仿能力極強,可把別的企業的産品仿造得足以亂真。在“溫州模式”興起之初,這難以完全避免。在商品短缺的情況下,溫州的商品盡管質量不高,仍還可以“橫行”于市場。目前,市場情況變了,許多商品供過于求,特別是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後,競爭更加激烈了,更不容許侵害他人的知識産權,一味模仿不僅吃不開,還會阻礙技術創新。對此,溫州有些企業已經注意到了,正在改進,他們的品牌意識也在增強。然而受企業規模小、融資渠道窄、技術力量弱的限制,溫州企業如何提高技術水平,開發新技術仍是需要解決的問題。溫州在傳統的加工制造業方面相當強,而在高新技術産業方面則相當弱。爲在未來的市場上繼續保持競爭的優勢,溫州面臨著用高新技術來改造傳統加工制造業和著力發展高新技術産業的課題。
第五,資本市場不發達,是溫州經濟的另一弱點。而且溫州的企業多靠自身利潤的積累來發展,很少利用資本市場來擴展。目前只有少數的企業在利用資本市場。隨著形勢的發展,不改變這種狀況,溫州企業在與其他企業的競爭中便會處于劣勢地位。
第六,在經曆了柳市的低壓電器被通報和檢查,溫州的皮鞋被焚燒等事件後,溫州企業吃到了不講信譽的苦頭,吸取了教訓,端正了行爲,溫州的商品逐漸獲得了市場的信任。不過,也還有一些企業至今仍在幹著毀壞溫州信譽的事,如不少假證件出自溫州。因此整頓市場秩序仍是艱巨的任務。

上面指出的爲進一步發展“溫州模式”所需要解決的一些問題,對于正在學習和移植“溫州模式”的一些地方來說,也是值得認真思考的。因爲,“溫州模式”産生的大環境(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等)其實也是其他地區發展民營經濟的大環境,雖然其他地區在發展民營經濟時,大環境已有不同,如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已經被確定爲改革的目標,非公有制經濟已經被認定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溫州模式”已經得到廣泛的認同,等等。這些地方在發展民營經濟中遇到的來自意識形態和計劃經濟體制影響的阻力也比溫州當初發展民營經濟時小得多,而且可有溫州的經驗供借鑒。但是,由于曆史的、傳統的、地理和自然條件等方面的原因,原有經濟基礎弱以及商品普遍供過于求的市場狀況等,又使不少地方發展民營經濟的條件在有些方面還不及“溫州模式”興起之初。“溫州模式”當前存在的問題,他們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此外還須指出的是,民營經濟在各地發展很不平衡,有些地方已經出現了很有實力的民營企業,而且在發展民營經濟中創造了新的經驗,也都值得借鑒和推廣。
發展民營經濟是我國國民經濟發展中面臨的重大任務,要使民營經濟更爲健康迅速地發展,需要進一步研究“溫州模式”的經驗,研究“溫州模式”在進一步發展中需要解決的問題。同時也要研究各地在學習和移植“溫州模式”中遇到的問題以及新創造的經驗。
http://baike.baidu.com/view/165669.html

蘇南模式與溫州模式的較量

  無論蘇南模式還是溫州模式,其關鍵都是民間的張力得以釋放和湧流,只不過路徑不同罷了。在所有人都開始相信寧波人修建杭州灣大橋是爲了與上海接軌,與正宗的長三角聯動時,寧波人在竊笑    
   蘇南模式肇始于無錫、常熟、江陰,但典型的蘇南模式不僅僅在于此,還有浙北的蕭山、紹興、鄞縣。只不過隨後的溫州模式更具備無中生有的魅力,讓人們誤以爲蘇南模式僅僅開始于江蘇。而浙江省在1993年後向浙東和浙北地區大力推廣溫州模式,有先見之明地改造了浙東北的“蘇南模式”。蘇南在占得了無盡的先機時也加深了人們的這種誤會。于是,提到江蘇就是蘇南模式,提到浙江就是溫州模式。江蘇把吳越核心區域的鄉村工業化模式搶先冠以“蘇南模式”的稱號,在贏得無限風光的同時也被這種勝利沖昏頭腦。
  
  第一次的優劣互換
  
  經濟的發展往往超出人們想像地改變生活,改變地域競爭態勢。變化比計劃來得快,這是工業化加速過程中的必然現象。   
   1980年代武進曾是蘇南模式最重要的代表之一。在1992年第一屆農村綜合實力百強縣的評比中它名列第二,僅次于無錫縣,而高于第三的江陰縣。當時的蘇南內部並非如今天人們想像的那樣,越靠近上海就越發達。無錫縣、武進縣和江陰縣的鐵三角是當時蘇南地區最發達的三極,他們都不屬于江蘇離上海最近的蘇州。經典的蘇南模式的創新也是圍繞這一核心的。那時昆山還很平庸,張家港也才小荷露角。而且在蘇州所轄的六縣中,當時最發達的、發展最快的都不是直接與上海接壤的太倉、昆山和吳江。此時也是蘇南模式聲譽最著和實惠最多並存的黃金時期。盡管溧陽、金壇稍次,但那時提到蘇錫常,不僅強將無弱兵,而且彼此也不敢小瞧。不論聲勢還是人均,基本上是無錫第一,而常州與蘇州相差並不懸殊。可僅僅過了幾年,蘇錫就漸漸無“潮了。伴隨這種變化的,還有武進甚至宜興的相對衰落,和蘇州總量和人均的節節攀升“蘇錫無潮並非是江蘇的勝利,而是上海的勝利。蘇錫特別是蘇州的繁榮得益于上海而不再是內生的結果。這樣,常州遙遙領先鎮江等地的盛況亦已不再。鎮江對常州也不是望而不及。經典的蘇南模式從1995年風光最無限的巔峰突然滑落不僅讓中央始料未及,也讓蘇南人和江蘇人無法理解。   
  很多人談論傳統的蘇南模式從萬衆歡呼滑落至舉步艱難時,僅僅停留于蘇南模式的集體經濟的性質。這雖不膚淺卻不深刻。如果在蘇南模式風光後把武進、宜興、無錫縣、丹陽等地放到浙江那種行政狀況下,這些地方今天的城鄉面貌會跟溫州、晉江那裏一樣繁囂:外地人比本地人多,本地人樓房起碼六層,人人是老板,家家有汽車,滿街是蹬三輪的外地人,盡管雜亂無章卻生機勃勃。可惜的是曆史不可重寫,假設也不可能是現實。經典的蘇南模式成也政府,敗也政府,有一定的道理。蘇南模式中的政府特點在張家港的兩個文明建設中得到淋漓盡致的表現。張家港精神本質上是大寨精神的延續,本身也並非一無是處,然而在長期堅持下必然始終是粗放型的而不可能是集約化的。結果不僅勞民傷財,而且極易鈍化居民。長此以往,必然會窒息內生型的民間張力。而經典的溫州模式雖然得益于政府某時的保護,但主要動力在民間,它的興起和富民得利始終仰仗于民間對政府的敬而遠之和政府心知肚明的袖手旁觀。   
  經曆數百億資金打水漂于南方的地産、鄧斌的集資案和省內被迫北上做秀般的扶貧,江蘇經濟也軟著陸了“二國有”的蘇南企業體制相繼走入絕境。作爲1980年代全國最富裕的農民的蘇南人一朝醒來才發現桂冠是如此的燙手,富裕亦已相對名不符實。曾經不屑的浙江那些專門造假坑蒙拐騙的土帽如今似乎個個都是腰纏萬貫的老板,而蘇南人卻依舊只能是農民式的工人。每天要去工廠上班,集資款轉眼間化爲烏有。更重要的是見識有限,卻還總期望政府,這特別是蘇州以西的曾經是蘇南模式核心地區的鄉村寫照。

蘇南人普遍勞工化的起因
  
  根源很多,惟有細細梳理。無論蘇南模式還是溫州模式,其關鍵都是民間的張力得以釋放和湧流,只不過路徑不同罷了。蘇南模式成長和壯大,在其企業投資機制和經營方式上存在一個向上走的趨勢:即興辦企業的最主要動力存在一個由民間到政府,由下級政府向上級政府轉移的趨向。而在溫州這種現象是不存在的。蘇南模式首先肇始于大集體時期的農村生産小隊的自辦加工作坊(後來的村民小組),再到生産大隊(行政村),再到人民公社(鄉、鎮),再到縣,甚至市。在這個過程中,企業的規模愈來愈大,模式的光環越來越亮。可是企業産權的主體卻越來越模糊,企業一步一步地蛻化爲准國有企業。固定資産越來越多,機制卻越來越死;與政府越來越近,離民間卻越來越遠;企業招收的農業富余人員越多,農民整體的創新能力就越來越弱:整個蘇南地區的發展活力愈來愈弱也就不那麽讓人稀奇和深感詫異了。蘇南農民的創業沖動被無形地抵消,農民甘願成爲勞工者,而非經營者。這是對經典的蘇南模式走過的路途所作的理性描繪。   
  翻開當代的改革開放史,中國成功的區域發展模式中,農民都是無可厚非的領導者之一和絕對主力。無論在珠三角,還是長三角,無論是溫州還是晉江。解放農民創業的束縛是上述四地鄉村工業化和城市化的主要動力。于是當蘇南把大量土著農民保護式地轉移進當地的集體工廠時,危機就已經潛伏。這種狀況延續至今,也是蘇南之所以成爲國際資本大量進駐無阻而入的關鍵,這同樣也是蘇南GDP越高,而人均收入相對而減的症結之一。   
  而在溫州則遠不一樣。在溫臺那裏,不論企業還是當初的作坊,行政權力始終無法介入。當家庭作坊式的企業初現時,政府不願幹預;當前店後廠雨後春筍般多起來時,政府無暇顧及;當合作企業做大時,政府已經無力介入了。政府無可厚非地都有嗜利的一面,否則江蘇的各級政府不會如此勤勉地介入鄉鎮企業——這是鄉鎮企業最終失去活力的重要根源。而浙江政府也會從地方和政府利益考慮行使地方保護的政策:在中央三令五申要求浙江省嚴厲查辦造假企業的背景和壓力下,浙江造假企業仍然打而不滅。盡管浙江付出了巨大的聲譽代價和道德成本,但企業最終卻越做越大,經曆了一次風波,企業就上一個臺階。地方保護主義並不一定要徹底擯棄,關鍵是僅是遮醜還是夾緊尾巴力圖臥薪嘗膽。這個曆程同樣值得廣東汕頭人尋味。   
  兩個發展資質類同的地區,經濟發展好的地區,政府未必是好政府;但經濟發展活力不足的地區,當地政府或前屆或當屆一定難逃其咎。1995~2000年的蘇南模式的絕境及其重整的巨大代價,政府顯然不能置身度外。浙江GDP在總量上遠落後于江蘇,可浙江的老板數目之多,資本之巨卻足令江蘇汗顔。江蘇鮮有王均瑤、徐冠巨那樣白手起家的風雲人物,這不會是偶然。這是蘇南模式江蘇化與溫州模式浙江化的必然後果。蘇南模式是離土不離鄉的就地城市化。盡管蘇南是村村冒煙,但只是村辦廠、鎮辦廠,而少有家辦廠。然而在溫州早期卻相反,那裏鮮有集體辦的工廠,多是家庭辦的作坊。這就使1980年代蘇南的企業規模遠大于溫州。在1980年代,全國民工數還很有限,而且大量湧入的是大城市和廣東等外資勃興的地區。當時江浙的外來民工還是涓涓細流。這樣,蘇南的鄉鎮企業需要大量的員工,就爲當地的農業剩余勞力提供了就近且風險不大的轉移歸宿。大多數農民于是順理成章地成爲工人。這也是直至如今蘇南的民工數量與廣東甚至浙江都無法比肩的曆史原因。而在溫州,農業剩余勞力比例遠大于江蘇,而當地集體屬規模大的工廠有限,于是只有外出經商。與蘇南比較起來,溫州這種模式中個體需要冒的風險超出想像。   
  蘇南模式的優點多具即期性,而溫州模式的優點相對滯後。因而,蘇南模式的不足讓本地人隨後承擔得更多,而溫州模式的弊端則是更多地抛給了當時和後來的外地和外地人。並不是浙江群體的有意爲之,但面對這個格局“越人”的確比“吳人”幸運。今天的蘇南人普遍勞工化和相對貧窮正是緣于此。政府勤勉作爲,卻爲光環褪卻後的經濟相對停滯准備了致命的起因。這種“政府好心辦壞事”是當時的蘇南及江蘇政府始料未及的。   
  蘇南是作爲下一個短暫時期的世界工廠的加工車間,還是今後較長時期無可爭議的全球制造業基地,不僅僅取決于中國經濟的發展和當地政府的親商程度,更取決于當地民間活力的激發和互動。1990年前後,當集體性質的企業束縛了蘇南民間自主創業的活力後,一向勤勉的政府眼光開始向外,適逢浦東開發開放,長江大流動,外向型經濟成了一根救命的纜繩。它使因溫順地接受1988年開始的治理整頓而在總量上先後被廣東、山東超過的江蘇,在1990年代初再度火冒,雖然追不上廣東,卻勉強壓過了山東。這一是由于江蘇的開發區經濟,二是由于鄉鎮企業基礎龐大,而且在1992~1995年還惡性膨脹。但這兩點都與政府強力推動密切相關,很可能翻水覆舟般地轉眼間變成致命傷。于是回味江蘇的發展,總讓人欣羨浙江發展大戲中那種行雲流水般的感覺。   
  置之死地而後生,人均0.3畝地的溫州人奮起正得于此。給之豔羨而後活,像城裏人一樣安逸地生活,這是蘇南農民興辦社隊工業的樸素理想和原始動力。農民創造出財富膨脹的神話後,集中、建鎮、進城,農民企業家的空間身份完成了變遷,富裕的農民進城後,一是提高了城裏人的平均生活水准,二是狼入羊群,羊皆變狼。城鎮居民一改安逸地等待國家安排的懶惰,主動出擊,自主生産,城鄉一起聯動,居民泛老板化,收入自然也就水漲船高了。這是對浙江城鎮居民收入居高難趕、節節上漲的簡要描述。而江蘇自發的行程卻因鄉鎮企業惡性膨脹,導致相當部分農民的集資款血本無歸而被迫中斷。于是,退而求其次,小富即安,守著征地款,穿著工作服,住著兩層樓,安享別人對蘇南贊譽的同時,自己只能老老實實地成爲新的有一點私産卻不能個人風光的新工人階級。這是今天蘇南大多農民的心理和實況。這種危險的心理,與西北白天放幾頭羊,晚上蜷縮熱炕頭,吃飽即安的文盲老農區別只在于,那裏自然條件太惡劣,而這裏得盡地利和天時。   
  不僅在蘇南,而且在溫州以及大佛山,成功的地區發展的中堅必是制造業,而打造制造業興旺景象的主力必來自鄉村精英。如今有許多人把發展個體、私營經濟的希望放在知識分子和科技人員身上,這很可能只是一廂情願。高科技能帶來巨大財富確是事實,但其風險同樣巨大。擁有光環的知識分子和一窮二白的農民比起來,誰更有創業致富的沖動,誰更有不擇手段遨遊市場海洋的潛力,知情者有自己的發言。市場是一個無法窮盡的黑箱,專業的經濟學人士也無法全部琢磨透徹,無論是學富五車的知識分子,還是胸中無溝壑的激情農民,對于市場本質上只能在遊泳中學習遊泳。知識越多,思考越多;考慮越多,擔心越多;擔憂越多,膽量就會越小。並不是空穴來風的“撐死膽大的,餓死膽小的”,曾經是生動的寫真,現在亦沒有完全失效。   
  缺乏創業激情,一味引用別人資金,成爲加工車間,就只能是附屬而無法獨立。在今日蘇南,東部的昆山,一擲千金的是臺灣阿土伯,在南部的盛澤,腰纏萬貫的多是閩浙越蠻,只是在北部的江陰、張家港、常熟,本地的富人還能風光正盛,然而由于他們的資産實在太大,整個社會分配得並不均勻。老板更多的是曾有政府背景的由鄉鎮企業經理人轉制而來的大老板,並不存在大、中、小老板從小到大的梯隊和有序跟進的連動。而且由于就那麽幾個人被披紅戴綠地供奉爲民營經濟的能手,滿身貼遍對于企業家而言並不實用的勳章。這種氣氛不僅在事實上阻礙了蘇南本地中、小企業主的成長,而且掣肘了蘇南大企業主的繼續做大。在衆目睽睽之下,即使做著早已耳熟能詳的瑣事,激動緊張也是必不可免的,而失誤也就在所難免了。
  
  第二次優勢互轉的危機已在湧動
  
  當蘇州、昆山已經指望無縫隙融入大上海時,寧波、慈溪只能提出“接軌大上海,融入長三角”。口號本身的差異也反映出兩地與上海地緣似的親疏。   
  浙江與上海地理上最接近的是嘉興。但嘉興與周邊的蘇州、杭州、無錫、寧波、紹興比起來,還是弱了點。嘉興、湖州以及北杭州古屬于“吳”,而跨過錢塘江才是“越”。   
   “吳”的核心區域就是狹義的江浙,而這必然包括浙江的湖嘉。浙省的吳地與蘇省的吳地天然親近,而與越地因錢江和杭州灣的阻隔而相對疏遠。因爲吳地屬于浙江太少,更由于江蘇的吳地太過顯耀,于是浙江省向來以“越”自稱。這不僅促成了江蘇以“吳”自居而把吳越等同于廣義的江浙,也影響到浙江的發展策略。   
  烽煙不斷的江浙間的競爭也影響到浙江的吳地的命運。從浙江省曆來的發展策略和政策傾斜來說,湖嘉也一直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甚至有邊緣化的趨向。盡管不能完全歸因于此,但多少與此有關卻是無疑。因爲蘇南的吳地太正宗,因而不管從實惠上還是情感血緣上,“越”才是浙江的靈魂。在1990年代的浙江省區域發展討論中,曾經認定地區的發展極有可能黑洞似地吸光周邊資源,進而認爲如果任憑上海的中心地位,必然會把浙江的資源吸走而讓浙江空殼化。在這個背景下,浙江省的政策制定和基礎設施建設明顯地偏向了越地的寧紹而冷落了吳地的湖嘉。   
   1990年代以後,江蘇的蘇州奉行“大樹底下種好碧螺春”的方針,主動融入上海,做好錯位發展的文章。而浙江及寧波則竭力疑懼作爲區域中心的上海會無底洞般吸走本屬于浙地的資源,由此對上海盡量做出敬而遠之的姿態,把打造杭甬經濟軸作爲浙江的主要對策。于是在江蘇抓住浦東開發,甘願與上海合作,換來外資蜂擁而入時,浙江卻竭力與上海爭奪,盡量拖滯合作。雖然當時的上海市委黃菊書記來自嘉興,但當上海將滬杭高速修到嘉善路口多年時,浙江的杭滬高速段還是紋絲不動。浙江把精力集中到北侖港和杭甬高速的建設上。這一政策導向有著高深的野心,卻暫時給浙江帶來了負面影響,拖緩了浙江引資的幅度和力度。結果是人才産量和投資環境不遜蘇州的寧波,在外資這一塊無法不向蘇州俯首稱臣。然而這種格局最終對兩地的影響卻禍福難料。因爲在江蘇希冀外資時,寧波浙江民企乘機興旺,自有品牌林立,這乃一筆無形的競爭後勁。但外資蜂擁而入,GDP總量迅速膨脹的蘇州,在蘇、甬兩地的爭奪中,雖不是全勝,也略占上風。但在蘇州尚無暇休整時,優勢互轉的危機已經暗流湧動。   
   13%的上海家庭來自寧波,陳良宇、韓正兩位上海大員是寧波籍。杭州灣大橋已經動工,雅戈爾、羅蒙、洛茲、太平鳥、奧克斯等優勢品牌的效益和本地企業家群體的強勢,北侖港的第一深水良港的地位,等等,特別是杭州灣大橋的興建,將會使寧波和紹興的優勢無限放大。而蘇州則面臨土地儲量枯竭,內部造血功能欠缺,勞動力成本上升,居民生活水平改善乏力,強勢政府的弊端,內部行政區離心傾向加劇等諸多不足。這種後勁不足的缺憾是擺在蘇州面前的巨大危險。對于90年代初蘇南模式與溫州模式在刹那間優劣互轉的危機可能重現的恐懼,像懸在蘇州、江蘇面前晃悠的利劍在鄉鎮企業神話破滅之後,因蘇南地理優勢而勉強撐起的江蘇繁榮,將會因寧波浙江的加劇競爭而凶兆畢現。倘若國際資本斷流的迹象一旦出現,與浙江相比失去優勢的江蘇經濟增速將遭受毀滅性的打擊,整個社會發展也會出現根源性的危機,包括“兩個率先”在內必將成爲空話。而這可能就以杭州灣大橋的開工爲起點。   
  在所有人都開始相信寧波人修建杭州灣大橋是爲了與上海接軌,與正宗的長三角聯動時,寧波人在竊笑。當江蘇人趕緊試圖捂緊外商的錢袋,防止浙江引資後來居上時,站在背後的越東人得意洋洋。其實他們的目標並非是做上海的後花園,也不是與蘇州爭當別人金寶寶的炕房。被上海洋山港逼到險境的寧波正在將計就計,准備力促昔日輝煌的再現。杭州灣大橋修建後,上海與寧波的公路連線雖然縮短,卻很有限。有心人可能已經發現,寧波到上海仍然是一個半圓,但大橋及配套的高速經嘉興和慈溪將蘇州、寧波幾乎連成了一條直線。雖然寧波到上海的公路裏程減少了120公裏掩蓋了這一直線,但這卻是杭州灣大橋對于寧波和浙江的意義的關鍵。杭州灣大橋修建的真實目的並非僅僅著眼于上孩寧波的聯動。如果它是這個目的,它必然不惜一切代價爭取從金山衛下海直達鎮海或慈溪東圍的杭州灣大橋,而不是現在的這個。大肆渲染的背後是一個表面的幌子和預設的退路。杭州灣大橋重新洗刷了浙江的經濟版圖,它的出現爲寧波叫板蘇南提供了更充足的力氣和更充分的底本。
http://www.xslx.com/htm/szrp/shts/2003-9-19-14768.htm

蘇南模式的新發展

我這幾年的研究基本上是把理論研究和實際結合起來。我在江蘇地區,所以我對蘇南經濟的研究多一點。我爲什麽會研究這樣一個課題,是因爲我覺得我們現在研究中國經濟發展的時候,都面臨著"三農"問題--農業、農村、農民。這三大問題,正在困擾著我們國家經濟的發展。 "三農"問題應該如何解決?它的出路在哪裏?這是我們每一個搞經濟學的人都要思考的問題,因爲研究中國經濟問題是避免不了對"三農"問題的研究的。如果我們對它進行深入研究的話,一定會碰上許多理論上的問題。"三農"問題在蘇南地區的發展,可能會預示著中國其他地區未來發展的趨勢。
  現在國內的研究,一直有一個"蘇南模式"和"溫州模式"之爭,過去大家談到這兩個模式時,認爲溫州模式是以私有經營爲主要特征的,而認爲集體經濟則是蘇南模式的主要特征。在當前的一些討論中,有一部分人認爲蘇南模式比溫州模式要好,主要是強調它的集體經濟特征,而有一部分人認爲溫州模式比蘇南模式好,主要是認爲私有經濟的生命力更強。我認爲,無論是蘇南模式還是溫州模式,現在都有了一些新的變化,不能夠把原來的蘇南模式和現在的溫州模式來進行比較,也不能把過去的溫州模式當成現在的溫州模式,因爲這兩個模式都在發展。現在處在改革期間,大家好像都比較偏重于私人産權,所以都在批評蘇南模式,但我認爲經過了這麽多年的改革,蘇南模式本身已經有了新內容。
  原來,蘇南模式的基本特征實際上是指蘇南的農民用自己的力量來發展鄉鎮企業,推進非農化。它建立起來的鄉鎮企業有兩大特征:一是集體經濟;二是有鄉鎮政府的推動。這兩大特征在20世紀80年代,尤其是1985年之後,在蘇南地區的發展非常明顯。
  我認爲,在非農化的初期階段,在資本的原始積累階段,在以集體經濟爲主體的時期,鄉政府的推動起到了一些作用。因爲在蘇南地區,集體農業比重比較大,農業發展水平比較高,當地的鄉政府把農業的集體積累轉化爲工業積累,所以推動了非農化進程。如果沒有把農業的積累用于發展工業,蘇南的鄉鎮企業是不會有這樣的發展的。所以鄉鎮政府不僅只是在起著政府的作用,實際上是代表了當時鄉鎮企業的利益,對內是鄉政府,對外是作爲鄉鎮企業家在起作用,所以蘇南的鄉鎮企業迅速發展起來了。
  我曾到蘇南華西去過,華西的領導人講:上海和蘇西的城市一定要感謝我們。爲什麽呢?假如我們自己不辦鄉鎮企業,我們這些農民就要到上海、無錫、蘇州、常州等地方去找親戚,讓那些地方的城市再也不得安寧。而現在呢,我們把鄉鎮企業辦起來了,我們不用進城市就富裕起來了,並且還可以發展自己的城鎮。
  在1997年以後,蘇南地區的經濟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實際上在1995年以後,它的經濟就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一是市場由賣方市場轉化爲買方市場。原來,鄉鎮企業進入市場的時候,市場還是短缺的,生産出産品就可以銷售,所以鄉鎮企業發展快。而1995年之後,在宏觀調控,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化等一系列因素的影響下,由于整個市場由賣方市場轉向買方市場,所以市場並不那麽短缺,競爭變得更激烈。在這種情況下,蘇南地區的經濟發展遇到了許多問題,比如說市場飽和,國企體制改革,原來的動力因素減少等。特別是蘇南鄉鎮企業發展到一定規模時,就出現了集體經濟比重太大,以及政企不分的問題。這些都阻礙了它的發展。
  蘇南鄉鎮企業從1997年開始,進行了大規模的改制。改制的基本趨向就是明確在鄉鎮企業中的私人産權。其具體辦法就是:逐步推出集體經濟的股權。一方面,鄉鎮企業的職工購買企業股權,形成股份合作制。另一方面,企業經營者購買股權,經營者持大股。許多鄉鎮企業改制之後,實際上就變成了私人所有的企業,但又不是現在所講的純粹的私營企業。因爲在許多鄉鎮企業中,既有經營者的股權,又有職工的股權,從而形成了股份合作制。
  還有相當多的企業走了另外一條路。一、江陰的鄉鎮企業改制爲上市公司,江陰只是一個縣級市,但是到目前爲止,它已經擁有了十家上市公司。這在全國來說,是絕無僅有的。二、上海的昆山地區,外資、臺資企業大量進入。現在全國的臺資企業大部分是在昆山。昆山的鄉鎮企業大部分和外資、臺資企業合並在一起,規模就比較大。三、組建大的集團。因爲如果打著鄉鎮企業的旗號去參與競爭的話,就會讓人覺得還是鄉下,鎮上的企業,這樣競爭力就比較弱。
  由于蘇南鄉鎮企業改制的起點較高,所以它的速度很快。北京的理論界一直在討論要不要實行私有化,私有化到底好不好,我們可以到實地去看看,那些企業基本上都已經改制成私人的企業了。討論歸討論,做歸做。當然,私人企業與私營企業並不是一個概念。私人企業是包含了私人産權的企業,它可以是上市公司,股份制經濟,股份合作制經濟,這是在改制中非常明顯的,實踐已經走在了理論前邊。
  從蘇南經濟發展中間,我體會到,現在的"三大經濟"(一是私人經濟,一是外資經濟,一是上市公司經濟)是目前實力最強的三塊經濟。它們之所以充滿了活力,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們都包含了私人産權。現在看來,只有包含了私人産權的經濟,才是有活力,才是有生命力的。從蘇南經濟發展的趨勢中間,我們可以看到今後國企改制的方向就是直接改制爲私人經濟,或直接和外資合作,或者就是被收購成爲上市公司。蘇南經濟發展中,發展私人經濟的含義是比較廣泛的,不僅僅是發展私人企業這一種形式,還要鼓勵私人投資,並且可以投資到國有企業中去,可以投到集體企業中去,形成私人股份,還可以購買股票。
  2000年,我到美國去了一趟,曾和美國學者討論私有化的問題。美方認爲,中國如果不實行私有化,就不能發展市場經濟。我說,我們不講私有化主要是反對把國有企業都變成私人企業。這樣的私有化是應該反對的。但是我覺得美國所指的私有化,應該是指股份化。如果我們把私有化定義在股份制企業中私人股權,中美雙方是沒有太大的分歧的。因爲今後改革和改制的重要內容實際上就是發展股份制經濟,並且是包含了私人股權的股份制經濟。
  進一步研究蘇南經濟,我認爲還要從新的起點開始,比較重要的就是如何把鄉鎮企業做大做強的問題。私人企業成千上萬,數量已經不少了,關鍵就是私人企業規模不大,競爭力不強。在耶魯大學的一位研究人員說到,在中國,中小企業的貸款不像國有企業那樣方便。他認爲,在貸款問題上,私人沒有享受到與國有企業一樣的待遇,存在歧視。爲什麽國內的中小企業在銀行貸款中會有困難?除了政策上的歧視之外,企業不大,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我國加入WTO之後,無歧視待遇原則,國民待遇原則等原則要逐步地實行起來。發展私人企業要依靠多方面的力量,不能把小企業置之不管。這就是說只靠小企業自身的力量它們是變不成大企業的。
  現在要研究小的私人企業如何成爲一個大企業,成爲一個強的企業,它的道理有哪些。我認爲現在要把私人企業做大做強,有幾條道理是可以考慮的。一是,私人企業應該參與國有企業改革,改制。現在我們不能孤立地談發展私人經濟。實際上國有制經濟本身的發展也要求和私人經濟的發展結合起來。江陰有一個企業叫盛達集團,它生産的是香煙包裝上的塑料薄膜,在這個産品的市場上它具有壟斷性。這個企業去收購,去參與國有企業改制。還有一家公司叫南京中達公司,它是一個持股票上市的公司,是江陰的一家私人企業控股的上市公司。它裏邊有相當多的股份是中國包裝公司的股份。像這樣的私人企業就已經做得很大很強了,它已經是個控股上市公司。所以現在我們研究如何把私人企業做大做強,其中一條就是參與國有企業改造,去兼並收購國有企業。我們南京有一個公司是搞食品的,是一個私人企業。它收購了十多家國有的食品公司,于是那個地方的食品市場就被它控制了。這個企業也就變成一個大規模的食品企業,而且它完全是一個私人企業。現在國有企業的改制改造也遇到了很多問題,但如果使現在國有企業和私人企業的發展互動起來,用私人企業去收購兼並國有企業,私人企業的股份去控制國有企業,這樣不但私人企業做大做強,國有企業改制也好很多。這就是我們從蘇南模式中間可以體會到的。
  另外就是私人企業想要發展,想要變得強大,還要解決家企分開的問題。私人企業的發展到了一定階段之後,就遇到了制度的問題。我們講到國有企業時都會說到它政企不分,現在講到私人企業之後,也就遇到了它家企不分的問題。我們城市許多私人企業一開始就是一些家族制的企業。家族制在企業原始積累的時期有非常積極的作用。因爲企業可以依靠家族制的血緣聯系的紐帶形成一股內部的凝聚力。因此可以使私人企業發展。但是家族企業在發展到一定規模之後,肯定會遇到內部制度的矛盾。就像我們講的"富不過三代"這樣一個觀點。創業是一代,守業是一代,然後的敗業階段又是一代。從理論方面來看,熊彼特的《經濟發展理論》中講到企業家時,也講到了這個觀點。他說如果一個企業完全靠他的子嗣來繼承的話,那麽到一定階段的時候也會衰敗。所以在西方的企業理論中提出了經濟革命這個問題。我在新加坡時接觸了許多華人的私人企業。華人的私人企業中普遍的一句話就證明了家族的"富不過三代"。現在可能還到不了三代,可能連一代人都發展不下去。因爲現在競爭非常激烈,尤其是國際競爭。如果企業規模太小,到一定階段以後,企業就會遇到內部的一些矛盾,從而導致它的敗業。
  現在蘇南的鄉鎮企業正在進行的改革除了産權制度的改革以外還有治理結構的改革。內部治理結構的問題非常重要。前一段時間搞經濟研究的人都在談産權制度,都在談搞股份制的問題。但是我們必須注意到,僅僅具有産權制度的改革而沒有治理結構的改革,這個企業仍然是不可持續發展的。因此一個企業要持續發展,就必須要在産權制度明確了的同時解決好治理結構問題。現在在許多私人企業治理結構方面的改革有一個重要措施就是家企分開。最爲典型的還是剛才講的盛達集團。它搞了一個職業經理人制度,就是它在全國招聘總經理,結果它把清華大學畢業的一個MBA招聘到它公司裏擔任總經理,這就把企業的管理權交給了專家。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私人企業發展到目前這個階段,家企分開是改制的一條重要途徑。這就是我們所談的私人企業問題。
  私人企業做大做強,實際上不僅僅指它的規模問題,還有一個就是看它所處的産業等級。原來,我們有許多發展起來的私人企業所處的産業等級都是比較低層次的。但現在看,加入WTO之後,這些私人企業進入的領域越來越廣泛,層次也越來越高,尤其是現在許多私人企業正在進入到外貿領域。現在看來,搞世界貿易比較成功的企業一般都是私人企業。我們對外貿公司改革的主張就是搞大公司小企業,這些小企業要有私人産權。因爲我看到我們好多公司都有駐外機構,爲什麽?實際上是債權是自己的,虧了是公司的。如果說我們把這些外貿公司改制成私人企業之後(例如臺灣的公司是大主內,小主外,就是大企業導內,小企業導外),反而會取得成功,因爲搞外貿的都是一些私人的客戶。所以現在我特別主張一些外貿的進出口權應該交給我們的私人企業。這樣一來,私人企業也可能做大做強。
  另外加入WTO之後,國有企業的挑戰實際上是很大的。尤其是歐洲一些公司一看到你是國有企業,它和你的生意就停止了。他們以爲國有企業都能得到國家的補貼,因此它就不願意和國有企業打交道。如果是私人企業它就願意去了。我的一個學生有一個私人企業,向歐洲一個國家出口一種國外稀有的原材料。當時,許多家大公司都去和那個國家談判,人家一看到那些都是國有企業,都不要,就要了他的,因爲他是私人公司,因此還一下子就給了他一個億的訂單。正當他高興沒幾天的時候,外方告訴他說,據了解他參加了一個行業協會,並且在裏邊當了副理事長。這個行業協會都是由國有企業組成的。因此也就把他的訂單給停了。這也反映出國際上不了解中國的國有企業情況,以爲國有企業都能拿到國家補貼。同樣也反過來說明我國加入WTO之後,私人企業的發展速度可能會進一步加快。
在蘇南的鄉鎮企業發展中間我還有一個想法,就是現在私人企業有一個重塑企業形象的問題。因爲你參加了WTO之後,形象也要必須重新塑造。這個重塑企業形象,特別是鄉鎮企業的企業形象,包括了幾個方面的內容:一是重塑企業文化,二是重塑企業信用。這個競爭是非常必要的。雖然過去和現在我們都在談競爭,但是競爭的含義大不一樣。

首先是要重塑企業文化。我們如果把私人企業和鄉鎮企業比較,會發現它的文化要求特別高,因爲現在看來,文化本身就是一種競爭。什麽是文化,它的一個方面就是文化知識,另一個方面實際上是指企業家的道德觀和價值觀,這也屬于文化的一個重要方面。我記得一個英國人寫過一本書--《國家競爭力》(我們有中文譯本),他仔細地比較了世界各個國家的價值觀,並且提出一個問題:企業提供給市場的是什麽?是産品?他說不對。企業提供給市場的是企業的文化,就是說這個企業信奉什麽樣的文化。所以現在從重塑企業文化這個角度看,鄉鎮企業家,私人企業家,首先要把鄉土味去掉,別讓人家一看就知道是從鄉下來的,就感覺這個企業沒有競爭力,感覺這個企業沒有一種文化的競爭。
在這種情況下,我提到幾個方面:一是鄉鎮企業怎麽脫掉它的鄉鎮外衣。我覺得以後我們應該取消鄉鎮企業這個名字。因爲鄉鎮企業改制到現在,它的內涵也變了。原來鄉鎮企業是指鄉鎮辦企業,是從主體的角度講鄉鎮企業。而現在僅僅是一個地域的概念,是指這個企業辦在鄉鎮。鄉鎮企業的含義發生了變化。現在看來,我有一個主張就是鄉鎮企業的總部應該進城,不應該還在鄉鎮上。我們現在可以發現一個趨勢,就是一些大的鄉鎮企業,已經開始進入城市了。比如講江蘇蘇北的一個生産皮鞋的企業森達集團,現在已經成爲中國的鞋王。這個企業原來是一個村辦企業,它有兩大發展措施,第一大舉措就是把這個企業的總部搬到了上海。第二就是它改制成了私人企業,老總把股份買下來,這就是企業在制度方面發生的變化,在文化上發生的變化。過去我們理解的私人企業家,鄉鎮企業家是沒有文化的,包括他們的舉止衣著。如果現在還是這樣的情況,這個企業在別人面前就沒有競爭力。文化差別是一個企業的形象,是一個企業的競爭力。這是文化上的問題。

  第二就是重塑企業信用。這個信用也是一種競爭力。一個企業守不守信用很大程度上關系到人家願不願意和你打交道的問題。現在大家都在研究一個誠信的問題。從理論上來分析,經濟聯系的紐帶在封建經濟中是血緣關系,在計劃經濟中是國家計劃,在市場經濟中是經濟合同,是一種契約。所以也有人把市場經濟成爲契約經濟。大家都是平等的主體,能夠爲大家所接受的就是經濟合同。那麽市場經濟作爲一種契約經濟,他的基本條件是什麽呢?首先是合同。如果信用合同都不能遵守,那麽就不叫市場經濟。我們現在的那些假冒僞劣、坑蒙拐騙、欠債不還的問題都是信用的問題。並且我們也發現,許多私人企業在原始積累的時期是不講信用的。因此這些問題許多都是出現在私人企業中。就我剛剛講的,一方面,鼓吹私人企業,另一方面又不到私人企業去買東西,這個矛盾就在這裏,所以重塑企業信用就非常重要。剛剛我們講到昆山,爲什麽一個縣級市會成爲臺商、外商所集中的地區,而原來外商都是集中在東莞,集中在廣東的,現在大部分都集中到昆山來了,原因就是這個地區經濟活動很講信用。
  進一步分析,蘇南發展的水平已經很高,它的一個縣級市一年的財政收入水平普遍已經超過了三十個億,江陰已經達到了三十五億,相當于內地一個省的財政收入。這就是它有一定的制度基礎在那裏,不光是看那個地區的經濟條件。
  我們研究到一個地區的投資環境,原來強調得比較多的是政治環境。現在加入WTO之後有無歧視原則和國民待遇原則兩大原則。這兩個規則規定了在利用和引進外資,在講到投資環境的時候不應該再涉及到政治環境。事實上,現在政治環境趨向于一致。這時的投資環境就主要是市場環境(這個市場環境還涉及到這個地方的文化環境以及市場秩序)。我們現在談到地區競爭的時候都在談一個地區的綜合競爭力的情況。它不僅是指經濟競爭力,相當多地區還都包含了非經濟競爭力。就像法制環境,市場秩序和一個地區的行政效率等,這些都是一些非經濟競爭力的表現。所以現在許多學者在談到要改善投資環境的時候,就不僅僅是指像交通設施方面的硬環境,也不僅僅是指政策上的軟環境。更重要的是要加強法制,秩序和行政效率方面的軟環境建設。
  進一步研究,我們還應該體會到城市化的問題。當年費孝通在總結蘇南經濟發展的時候用了一句話:"小城鎮,大問題",就是在蘇南地區發展小城鎮,這是蘇南模式的一個重要內容。我們全國的十五計劃還要講城鎮化,但江蘇已經不再講城鎮化,而是在講城市化。爲什麽?實際上,當年發展小城鎮時候解決了大問題,但現在這些小城鎮也出現了大問題。一個城市首先需要有人氣,如果沒有人氣,它就不成爲城市。小城鎮辦得多,人氣都給小城鎮分散了,分散的人氣會使城市功能得不到很好的發展。
  一方面,每一個城鎮都達不到規模經濟,什麽叫城市,城市化的"市"是什麽?是市場。市場化就要解決一個市場中心問題。只有當城市成爲一個區域的市場中心的時候,它才是一個真正的城市。但目前國內基本是按照人口的比重來計算統計城市化的,就是看城市人口在地區中占多大的比重,就把城市化水平看得有多高。現在我國城市化水平達到30%多,這完全是按照城市人口來計算的。如果僅從城市人口來判別城市化,這並不是很難的事情。現在許多城市都在增加城市戶口,而且都在解決農轉非。我認爲東部和西部的經濟差別主要差在城市化水平。經濟落後地區落後的原因是什麽,是城市供給不足,就是指城市太少,城市太小,城市功能太弱。
  另外一方面,我們要解決一個聚集經濟要素,就是經濟能量的聚集問題。現代經濟中,先進的生産要素,經濟能量都是集中在城市的,人流、物流、信息流、資金流、都是流到城市。城市功能越強,它能夠吸收的各種人流、物流、信息流、資金流的能力也就越強。如果城市功能弱,它就不能吸收先進的生産要素。城市做爲一個經濟要素,應該是經濟能量聚集的場所。蘇南城市經濟水平比較高,一個原因是它離中心城市上海比較近,第二就是這裏是一個城市群,從南京、鎮江、常州、蘇州、無錫到上海,它們能夠充分吸收經濟能量。
  現在這個地區的毛病就是片面發展小城鎮,把每個地區的經濟能量分散化了。所以我對這個地區的城市化提出的重要內容就是:"城鎮城市化"和"城市現代化"。
  說到城市化之後,我們可以看到,現在市場已經變成買方市場。講到買方市場以後,一個中心已經發生變化,即制造業中心不再是經濟中心,而只有既是服務業中心,又是商貿中心的地方,才會成爲經濟中心。所以現在許多城市化的建設中存在一個問題即城市化的産業依托問題。城市化要靠什麽産業來依托?過去我們理解的城市,是煙囪林立的地方,是城市工業,工業集中的地方,就是城市。而現在哪個地區煙囪林立,哪個地區一定就是最落後的,它就不會是一個城市中心。所以現在城市只有成爲一個服務業中心,它才能夠成爲一個經濟中心。
  現在我們在研究城市化的時候,都在討論一個問題,就是怎麽樣解決這個城市的産業依托問題,答案就是發展服務業(我們在研究經濟的時候,要逐步地明確服務業的重要性)。原來我們傳統的理論,一直以爲:由第一産業發展到第二産業,由第二産業發展到第三産業,這將是一個發展的趨勢。但是千萬不要以爲是第二産業決定著第三産業。在現代經濟中間,是服務業主導制造業。一個地區有多高的服務業水平,它能夠形成多高的制造業水平。如果這個地區沒有很高的服務業水平,它就不可能有很高的制造業水平。爲什麽蘇南地區(包括杭州、寧波)經濟發展水平比較高?因爲這裏有一個上海。上海是一個服務業中心。上海能夠提供市場,能夠提供信息,能夠提供國際經濟貿易,上海是這樣一個中心,它就能夠把周圍地區極其制造業帶動起來。上海如果僅僅是一個制造業中心,它就不能夠帶動周圍地區的發展。同樣,我們每一個地區在研究區域經濟的時候,也要考慮:這個地區應該有發展結(就是發展經濟裏面談到的發展結),這個經濟中心也必須要有發達的服務業。所以現在我們講到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對中國經濟有什麽影響的時候,我認爲它的積極影響就是能夠使更多的現代服務業進入。
  我對現在江蘇的經濟發展戰略提出了一個思想,就是在經濟全球化的時候,江蘇應該成爲一個不設防的省份。爲什麽呢?現在許多人在討論,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後,我們應該怎麽進一步保護,即使關稅不能保護,其他一些限制不能保護,那還有什麽辦法可以保護。我對江蘇講,大家不要講保護,一定要講開放。因爲中國面臨全球化的時候有一個特點,是什麽呢?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期到九十年代,外商進入中國是首先進入廣東福建地區,是由南到北的。這是因爲第一那時候這些省份給政策優惠,第二那時侯進來的主要是制造業。而到了二十一世紀經濟全球化的時候,外資進來就很有可能是首先進入以上海爲中心的長江三角洲地區。因爲現在進來的主要是現代服務業,要充分利用上海地區的這樣一個基礎,就是進來必須由外資的銀行,外資的金融機構,保險公司和各種中介機構進來,在這種情況下能夠帶動現代服務業的發展。如果你這個地區還要鼓勵保護,那它就不來了,因爲經濟全球化,不走你這裏可以走那裏,不一定非要到你這裏來,越是開放越是能夠吸引更多的服務業進來。所以這也是說,我們如何把現代的城市化進程和經濟的全球化有機地結合起來,要充分利用外資,充分利用全球化來推動我們的城市化。我覺得這也是從蘇南模式中間體會到的。我覺得這是蘇南的經濟發展在城市化問題上給我們的一個啓示。
http://old.cenet.org.cn/cn/yuanxi/readnews.asp?newsid=1181

台長: 阿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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塵俠
幅員比美國大
人力資源比美國優
以社會民族主義為中心
人民勤奮 政府大力改革
只是起步較慢
隨著潮流的變遷
中共的經濟發展很難不超越美國
甚至取而代之
2008-08-22 15:18:13
版主回應
繼世界工廠之後
中國已不願再當耗能的<中國製造>
將轉型為世界市場

溫州高利貸失蹤案專題
http://finance.sina.com.cn/focus/gldwenzhou2011/index.shtml

背景資料

浙江省溫州市民間高利貸“已經到了瘋狂的地步”,一旦某個環節出問題,很可能造成倒帳的骨牌效應。有報道說,今年溫州至少已有16起涉及高利貸的失蹤案。
據全國工商聯在17省市的調研顯示,90%以上的受訪中小企業表示無法從銀行獲得貸款。另有數據顯示,目前商業銀行指導利率水平是7%左右,而體制外“委托貸款”利率卻是高達20%以上,浙江民間借貸利率最高達180%。

浙江涉高利貸老板出逃事件一覽

2011年4月初
江南皮革有限公司董事長黃鶴逃往國外,傳因賭博欠下巨額賭資
2011年4月
波特曼咖啡老板嚴勤爲出逃,因公司經營不善向民間借入高息資金,最終導致資金鏈斷裂
2011年4月
三旗集團老板陳福財出逃,源于公司資金鏈出現困境,企業互保出現問題
2011年6月初
溫州鐵通電器合金實業有限公司股東之一範某出逃,傳因涉及千萬元民間借貸
2011年6月中旬
浙江天石電子公司老板葉建樂出逃,傳因欠下7000萬巨額債務無法償還
2011年7月
恒茂鞋業老板虞正林出逃,原因和所涉資金不詳
2011年7月底
巨邦鞋業有限公司董事長王和霞出逃,傳其參股擔保公司出問題,涉資金1億
2011年8月24日
錦潮電器有限公司董事長戴列竣出逃,傳其參與經營的擔保公司出問題
2011年8月29日
耐當勞鞋材鞋材有限公司董事長戴志雄出逃,傳因欠下巨額債務
2011年8月31日
部落之神鞋業公司董事長吳偉華出逃,原因和所涉資金不詳
2011年8月31日
唐鷹服飾董事長胡緒兒攜妻兒出逃,胡緒兒曾向多家商業銀行貸款,債務總額2億元左右。
2011年9月1日
蝶夢兒鞋廠老板黃傑出逃,原因和所涉資金不詳
2011年9月9日
百樂家電董事長鄭珠菊攜款潛逃被警方追捕歸案,共欠債權人現金借款、銀行承兌彙票等共2.8億
2011年9月13日
奧米流體設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總經理等負責人出逃,公司價值千萬精密加工設備不翼而飛
中秋節期間
新耐寶鞋業董事長出逃,原因和所涉資金不詳
唐風制鞋董事長黃伯鶴出逃,原因和所涉資金不詳
星際鞋業董事長出逃,原因和所涉資金不詳
歐霸標准件有限公司董事長出逃,原因和所涉資金不詳
2011年9月15日
寶康不鏽鋼制品有限公司吳保忠失蹤,欠銀行貸款2億多,民間借貸8000萬,承兌彙票5000萬
2011年9月19日
福燕兄弟實業有限公司董事長出逃,傳其欠上億高利貸,資金鏈斷裂後房産被銀行轉賣
2011年9月22日
龍灣藍天大藥房董事長出逃,涉案資金8000萬
2011年9月21日
浙江信泰集團董事長胡福林出逃,所欠款項達8億,知情人透露實際欠款20多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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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稱溫州中小企業超1/4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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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0-11 07:51:21
阿楨
信貸風暴 溫州爆發老闆跑路潮【聯合報2011.09.24

大陸溫州近日出現「老闆跑路潮」,大陸官方昨天證實,跑路老闆之一、溫州最大眼鏡生產商「信泰集團」董事長胡福林,吸金人民幣廿多億元(約台幣一百億元)潛逃美國。據當地媒體稱,十天之內,溫州就有九位老闆人間蒸發,這股「跑路潮」讓溫州神話瀕臨破滅。
溫州當地官員指出,中小企業在信貸寬鬆時經營不成問題,但遇上銀根緊縮,倒閉就自然爆發。他直言,最困難的是過年前,員工要回家,得發工錢和獎金,倒閉潮將更加嚴重,「目前只是前奏」。
綜合有關報導,胡福林現已逃往美國,其捲走的資金中,大約六成是民間高利貸,其餘四成為銀行貸款,每月光是利息就高達人民幣兩千多萬元(約台幣一億元);高融資成本讓投資受挫的胡福林無法支撐,巨額利息更讓他喘不過氣。
胡福林在商界頗有名氣,涉足領域眾多,除信泰集團外,還有浙江中矽新能源、賽力科技、溫州中矽科技等公司,另有大量資金參與炒房;信泰集團員工有三千多人,是甌海經濟開發區眼鏡行業的龍頭,旗下的「海豚」品牌是中國眼鏡業唯一的馳名商標。
當地政府的清算小組進駐集團後,截至前天下午五時,至少有超過兩百位債權人前往登記和結算,「受害人數達上萬人」。受到胡福林外逃牽累,大陸「十一」長假之後,溫州可能再爆企業老闆「跑路潮」。
由於大陸銀行緊縮銀根,中小型企業不易從銀行借到款項,因此紛紛向民間高利貸借款,但高利貸利息居高不下,企業若無法維持高額利潤,借款就如滾雪球越來越大。
溫州網路甚至流傳「老闆跑路清單」,涉案金額達空前規模。
根據人民銀行溫州分行最新公布的「溫州民間借貸市場報告」顯示,溫州民間借貸相當活躍,近九成家庭(個人)和近六成企業參與民間借貸,目前溫州民間借貸規模高達人民幣一千多億元(約台幣五千億元)。
2011-09-24 10:18:40
版主回應
救溫州企業 政府大舉進駐銀行【經濟日報2011.10.01

受資金收緊衝擊,溫州企業主「跑路潮」蔓延,溫州政府緊急於日前指派工作小組進駐銀行,要求「不抽資、不壓貸」,試圖為企業爭取喘息時間。
據第一財經報導,在銀行和民間借貸同時催債的雙重壓力下,導致溫州中小民企資金鏈紛紛斷裂。從溫州市金融辦獲悉,截至27日,已經有26家企業的企業主跑路,涉及金額正在調查之中。而且僅 9月22 日一天就有九家企業主跑路,加劇趨勢明顯,引起了大陸官方高度警覺。
為此,溫州市政府緊急於29日召開記者會,分析當前企業、金融、民間借貸等方面的問題,並通報經濟金融維穩和民間金融規範措施。
溫州市政府對媒體表示,市政府下一步將組織調查組進駐全市銀行縣級以上支行,市政府組織25個調查組,每組由一位副縣處級幹部帶隊,進駐25個市級銀行業機構。
調查組將協助銀行業機構做好銀企融資對接,要求銀行業機構「不抽資、不壓貸」;協助銀行業機構瞭解貸款企業情況,防止中小企業出現資金鏈斷裂情況。
此外,溫州市政府網站9月29日發布一份「意見」,則敦促落跑的企業主盡快返回處理後續事宜。「意見」表示,「對繼續回避的,公安、勞動保障等部門要強勢介入,嚴查快辦;對惡意欠薪,搞『假倒閉』、“『假出走』、「假破產』的,要從嚴從重處理。企業主管部門、銀行業機構、公安機關要相互配合,必要時控制相關人員出境。」
香港中通社指出,事實上,溫州小企業高利貸崩盤只是大陸全國民間借貸市場這一金融灰色地帶危機的一個縮影。
就目前了解的情況看,借貸風險高危區除了浙江省之外,還有江蘇、福建、河南以及內蒙古等省區。有專家認為,若無嚴格監管,恐釀成中國式信貸危機。
瑞信新近發表研究報告指出,據溫州政府的數據顯示,溫州的非常規貸款可能已經達到人民幣1,100億元(約新台幣5,280億元),是當地銀行貸款的20%。
若根據溫州的數據推算,中國20個主要城市的非常規貸款已經達到人民幣2.8兆元(約新台幣13.4兆元),全國則達到人民幣4兆元(約新台幣19.2兆元),佔常規貸款市場的8%。
盡管這些不是銀行貸款,但瑞信認為,大陸的銀行未來恐將要間接地承受這些非常規貸款的風險。
首先,非常規貸款牽涉到銀行作為安排人的委託貸款,一旦貸款人違約,銀行也會遭殃。
其次,倘若為銀行貸款提供擔保的企業陷入資金困境,那麼其作擔保的貸款,信貸風險亦會上升。
更重要的是,向銀行貸款的企業的財務狀況總體緊張,為銀行帶來嚴重的間接影響,這亦是最大的風險。
例如,如果地產商被迫要出售庫存來償還非常規渠道的貸款,那麼樓價總體會被壓低,所有發展商都有承受損失的風險,而有向這些發展商發放貸款的銀行亦會受到牽連。

溫州落跑老闆 澳門遣返20多起2011-10-01 旺報

 為防止企業老闆落跑,溫州市政府已下令各港口、機場等要道全面嚴格把關,但仍有不少漏網之魚潛逃至澳門,不料至目前為止,已有20多位溫州落跑老闆闖不過澳門警方法網,先後都被遣返大陸受審。
 根據《21世紀經濟報道》報導,對於今年以來企業主的落跑潮,溫州市政府已採取緊急應對措施,溫州市出入境管理局全面加強空港等口岸管理。該局高層證實,今年以來共有20多名溫州人被澳門警方遣返,但具體案由「不便透露」。
 這次溫州企業老闆的落跑風波,最令人震驚的莫過於眼鏡大王信泰集團胡福林拖欠20多億元(人民幣,下同)後跑路,頗令溫州當局十分難堪,並憂心整個落跑風波再擴大。
 高利貸已嚴重威脅實體產業發展,據甌海區對105家中小企業的抽樣調查,在企業初始資金來源中,有15家企業完全靠自有資金,占14.3%,其餘90家企業多少都涉及民間借貸,其中有32家完全通過高利貸融資,占30.5%。
 里昂證券的民間借貸調研報告指出,溫州民間未償貸款總量可能高達8000億元到1兆元,由於一些當地企業開始破產,估計今年有10%至15%的未償貸款將會變成呆帳。
 有官員透露,「我們將重點緊盯問題企業,避免跑路現象進一步擴大」。
2011-10-01 09:37:27
阿楨
華西村建村50周年:奢華的村慶獻禮 鉅亨網2011-10-09

譽滿天下的華西村終於迎來了建村50周年的神聖時刻,作為華西村建村50周年獻禮的黃金酒店也在同日宣布開業。建村50周年,是華西歷史的重要時刻,然而,曾以儉樸著稱的華西村,這天呈現的卻滿是奢華和浪費。
據新華社10月8日報導,有著“天下第一村”美譽的江蘇省華西村8日迎來了建村50周年。在當天上午舉行的慶祝大會上,華西村致富的領頭人吳仁寶回顧了50年走過的歷程,并描述了華西村美好的未來。同日,由華西村村民每戶出資1000萬元,籌資30億元建起的72層328米高“空中新農村”——龍希國際大酒店剪彩開業。該酒店是中國國內最大的單體酒店之一,也是華西村為迎接和慶祝華西五十年村慶的一大獻禮。而酒店開業后更顯奢華,頂部的61層會有空中花鳥園、空中游泳池;酒店二樓則設有2000平方米的購物區。據稱,酒店鎮樓金牛用價值3億元黃金鑄就因此該酒店也被網友稱為“黃金酒店”。
如此奢華的酒店,在國內恐怕找不出第二家,更何況還是一家村級單位出資建造,恐怕也只有華西也這樣的事例和魄力了。
50年來,華西村走過了一個不平凡的歷程。他們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大力發展共同富裕的集體經濟,建成了家家住別墅、開汽車、有工作、存款多、保障好、精神富的中國農村先進典型。
華西是成功了,成功走上了一條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農村之路,因此華西也有了今天建造“黃金酒店”的能力與魄力,30億元的投資,3億元的鎮樓金牛,華西的奢華,是不是真的有點過了?
目前,我國處在農業化社會向工業化社會的過渡期,農村發展相對落后,尤其是廣大中西部地區,農村人均收入甚至不足千元,一個縣每年的財政收入也不過區區幾個億,和華西相比,相距甚至幾個世紀的距離,這些地區,恰恰是幾十年前華西的一個縮影,30億,可能在中西部能建幾個中型企業,解決數十萬人的生計,能建立幾十所小學,讓更多孩子接受教育,即便是3億,在中西部地區也是大有可為的。
我們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先富帶后富,不能變成先富帶炫富,勤儉節約,艱苦樸素,華西不應淡忘。
2011-10-11 07: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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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西村 维基百科

華西村是隸屬於江蘇省無錫市江陰市華士鎮的一個行政村。被認為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一面旗幟[1]。華西村有「天下第一村」、「華夏第一村」的美譽[2]。原村黨委書記為吳仁寶,現任村黨委書記為吳仁寶的四兒子吳協恩。
 歷史
1957年江陰縣撤區並鄉,原屬瓠岱鄉的華西村改屬華墅鄉,改稱華墅鄉第23高級社,吳仁寶任第23高級社黨支部書記。1958年8月,第23高級社與其它三個高級社合併,改稱躍進社,吳仁寶改任躍進社黨支部書記。1961年10月15日華墅人民公社17大隊拆分為4個生產大隊。因在華墅人民公社最西邊,得名華西大隊,吳仁寶任大隊書記。[3]最初全村約有380戶1520人的常住人口,面積0.96平方公里
 七十年代末,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在農村推行「聯產承包責任制」後,華西村頂著壓力繼續實行大隊核算制度,因公社制度的取消後改名為華西村。華西村經過二十多年的努力,從最初負債2.5萬元起步,發展到如今經濟總量已超280億元,成為下轄9大公司、60多家企業的「華西村集團」。2005年,華西村集團實現總銷售額超300億元。
 華西村通過多次「一分五統」(村企分開;經濟統一管理,幹部統一使用,勞動力在同等條件下統一安排,福利統一發放,村建統一規劃)的辦法和周圍16個行政村合併組成了一個大華西村,人口增加到3萬,面積擴大到30平方公里,
 經濟模式
華西村實行的是按勞分配、多勞多得。華西村集團與下屬企業實行的承包經營,按「二八開、一三三三」制辦法分分配利潤,即企業的超額利潤20%上繳集團,80%企業留用(二八開);留用部分10%獎勵給承包者,30%獎勵給管理和技術人員,30%獎勵職工,30%做為企業公式積累(一三三三)。華西村還有另外一個規定,叫做「少分配、多積累、多記賬入股」,獎勵承包者的獎金20%兌現為現金,其它80%則以入股方式享受分紅。現在華西村集團已經不是完全集體所有制,而是集體控股70%,村民參股30%構成的公私合作模式。
 各類產業
第一產業
第二產業
第三產業
與中國大陸其它行政村不同,華西村的旅遊業較為發達,佔全村經濟總量20%以上,每年平均接待國內外遊客100萬人次。1996年華西村花1.24億元修建的華西塔,塔頂上書「中國華西」四個大紅字,塔頂是一個金色的葫蘆,據說用了3.5公斤黃金包成,是華西村標誌性建築。
 生活待遇
在華西村生活和工作的人因財富差別有明顯的分層。最富裕的中心村村民。次於他們的是周邊村村民。最底層的是外來打工者。
村民和企業里的工人幾乎沒有節假日,周六日也要上班,只有春節兩天假期,村民外出要向工廠請假。如果村民要使用自己股金中的錢,必須向村委會提出申請,經村委會討論通過後才能支取,因此每戶村民的存款最低100萬元以上。村裡統一分配別墅,每戶都配備轎車,費用直接從股金賬戶中扣除。如果村民要離開華西村,別墅、轎車、股金都要被村裡收回。2004年,村民人均工資收入12.26萬元。同年中國農民人均純收入2936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422元,村民的收入是中國農民的41.76倍、城鎮居民的13.01倍。村民的養老、醫療及學生的教育(幼兒園到大學)都是公費。
 爭議
2003年,吳仁寶的兒子吳協恩接任村黨委書記,引發外界的批評。[4]
 外部連結
華西村概況
 參考注釋
1.^ 孫學玉、蘇萱禮、王立人、桑學成、杭邦華、方世南、臧乃康、蔣宏賓、王建潤、馮治、田芝健、金政、尤展. 華西村: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典範. 新華網 來源:揚子晚報. 2006年08月04日 [2011-02-20] (簡體中文).
2.^ 「天下第一村」——華西村
3.^ 華西村概況. 中國廣播網. 2005-12-30 [2011-02-20] (簡體中文).
4.^ 慕毅飛. 華西村還是「吳家莊」. 新浪網 來源:金羊網-新快報. 2003年07月25日 [2011-02-20] (簡體中文).
2011-10-11 07:58:06
阿楨
溫貸危機連累鄂爾多斯 五千萬以上融資者被監控 2011-10-12北京晨報
  
  《北京晨報》9月19日曾報道,鄂爾多斯民間放貸氣氛濃厚,家家放貸不炒股,甚至在京的鄂爾多斯白領也通過各自渠道返鄉放貸,著名財經評論人葉檀發表評論稱“高利貸是可怕的堰塞湖”。如今,這一風險已得到官方的高度重視。
  “你的錢收回來了嗎?”這是如今在鄂爾多斯市一句很流行的問候語。“遇到十個人,至少有八個人這麽說。”在鄂爾多斯從事房地産開發的李總監告訴記者,“溫州老板跑路,很多媒體也報道了鄂爾多斯民間借貸的風險,加上鄂爾多斯的房子賣不動了,這裏的開發商都沒錢,銀行又不給貸款,確實有些謹慎的人把錢收回來存銀行了。”
  記者獲悉,在鄂爾多斯,除了個人對民間借貸的態度開始有些“緊張”外,當地政府也已開始低調嚴防高利貸資金斷裂的風險。“先開始准備控制融資一千萬的人,後來發現太多了,就控制了融資五千萬以上的,如果是做實業,如果短期資金周轉有問題,政府可能還幫一幫;如果是拿錢揮霍的,直接就凍結財産,清償。”一位接近當地政府官員的人透露,“不過清償是從你開始從人家那存錢拿利息開始算,如果給你的利息已經達到本金額度,就不再補償了,相當于你拿走本金。”鄂爾多斯某銀行工作人員、小額貸款公司的工作人員不約而同地表示確有此事。
  當地人表示,如果目前還沒把錢拿回來,也就不用著急再拿了。“當下小額公司湊個百八十萬都困難,等到明年信貸緩緩估計就好了!”有人依舊樂觀地判斷。
  銀行:市場反應過度
  晨報訊(記者 劉映花)民間借貸開始崩盤的消息讓原本低迷的股市雪上加霜,但民間借貸是否真的猶如一顆定時炸彈,甚至會拖累中國經濟硬著陸?
  星展銀行高級經濟師梁兆基昨日表示,對于民間借貸,市場的反應有些過度。“首先,民間借貸的規模比正規的銀行體系小很多。中國銀監會預計,民間借貸市場的規模可能在3萬億元左右,而中國銀行(2.96,0.03,1.02%)(微博)體系規模超過52.4萬億元。第二,銀行系統以外的非正規借貸可能僅限在一些城市中。”
  民間借貸危機讓近日市場上放松貨幣政策的呼聲越來越高。對此,梁兆基認爲,中國必須謹慎地對待經濟前景,采取的政策必須反映事實,而並非根據市場情緒或謠言。
2011-10-12 11:1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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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州擬設150家中小擔保公司 2011-11-09 旺報

 溫州市政府全面啟動「1+8」地方金融改革創新戰略,從體制、機制解決中小企業資金債務危機。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長周德文透露,溫州擬成立150家中小擔保公司,「招安」上千億元(人民幣,下同)民間資本。
 溫州市今年4月開始爆發企業債務危機,民間資本借貸出現惡性倒閉潮,包括三旗集團等溫州企業相繼出現倒閉、出走與跳樓事件。溫州市政府因此訂出《地方金融業創新發展綱領性總方案》及8個配套子方案,引導民間資本規範化、陽光化,從根本上化解債務危機。
 新華網報導,總方案提出要打造資本集散的「資本之都」。2012年溫州將舉辦「資本之都高端論壇」,實現資本與項目、企業、市場的對接,逐步形成民間資本集散中心。
 方案中,溫州3年內將發展小額貸款公司120家。此外,全市新型農村金融機構總數增加到30家,並將農村合作銀行改制為股份制農村商業銀行。溫州市政府副祕書長陳俊表示,今年內將先啟動10至15家小貸公司,為高位運行的民間資金「減壓」。
 《每日經濟新聞》報導,周德文透露,溫州擬成立150家中小擔保公司,集資上千億的民間資本。周德文說,溫州將成立「民間資本服務中心」、「民間資本基金」、「溫州金融資產交易所」等機構,來引導民間資本流動。總體目標是成立幾十家村鎮銀行、150家中小擔保公司,註冊資本在1億到5億不等。
 以今年溫州民間借貸1200億元規模來算,周德文表示,村鎮銀行和擔保公司能聚集的資本,至少會「招安」70%至80%以上。

溫州中小企業未獲得銀行貸款 擔保公司中間阻截 2011-11-26鉅亨網

高利貸危機以來,尤其是總理視察溫州之后,溫州市政府各種拯救市場的方案相繼出臺,每一個方案都打著拯救實業的旗號,每一次方案出臺,公眾都認為資金鏈緊張的中小企業應該得救。
據中國經營報11月26日報導,兩個月即將過去,記者在調查中發現,不管是銀行,還是擔保公司、小額信貸公司,都未實現資金與實業的有效對接。資金仍難到達嗷嗷待哺的實業。
在銀行資金難以有效到達之時,由於年關將至,資金需求增加及信用風險日益加劇,原本一直在溫州盛行的企業和個人間自有拆借也幾乎停止。溫州民間信用危機加劇,實業困境進一步升級。
一線調查
資金來源有限,銀行貸款難以到達,擔保及小額信貸公司“阻截”
資金流向實業仍差最後一公里
“說是拯救小微企業、金融業開閉門會議之類的,但實際上并沒有什么實質舉措,我也沒有看到哪一家銀行有具體的行動,就是找幾個有代表性的人出來做做樣子罷了。”一位汽配行業的老板告訴《中國經營報》記者,對於大多數溫州企業來說,從銀行貸款依然只是一個傳說。
由溫州高利貸而引發跑路潮后,中央及地方政府出臺一系列政策,要求銀行不抽貸,不壓貸,保障企業正常運營。
上述老板認為,雖然政府出臺了扶持小微企業的政策,但是目前銀行對風險把握依然非常謹慎,即便是放貸,也只是短暫地針對“自己認可”的少數企業來做,大多是短暫的、小范圍的行為,并沒有普及到大多數企業。
《中國經營報》記者在溫州調查采訪發現,盡管各種促進放貸政策并進,但銀行沒有實質性舉措,小額信貸和擔保公司一起捂緊錢袋,資金仍沒有進入堅守實業的中小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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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cnyes.com/Content/20111126/KE0GABU1E3R32.shtml?c=macro

溫州企業家應重歸溫州秩序 2011-11-21 鉅亨網

七八年前,腦海中浮現過一個概念:溫州秩序。那個時候,溫州模式還相當走紅。今天,溫州經濟正在遭遇巨大的麻煩。也許,走出單純經濟維度的溫州模式,從綜合性秩序的框架內思考溫州,是溫州擺脫困境的一個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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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cnyes.com/Content/20111121/KE0F80VVRPSJA.shtml?c=index
2011-11-28 10:46:43
阿楨
戳天堂假象 華西村民密謀遊行 2011-11-28 旺報(楨:煸報!另參本館:自作孽的中時)

 50年前,華西村負債累累,殘破不堪,50年後,已是充斥資本主義色彩下共產社會的最佳典範,並贏得「天下第一村」的美名。不過最近有村民踢爆,華西村的天堂假象,並準備密謀大遊行,不料事前先曝光,立刻遭致封殺。但也凸顯華西村周邊村與中心村矛盾公開化。華西村毀譽參半,再度成為大陸各界關注的焦點。

張捷:莫讓華西村老書記成第二個褚時建

號稱“中國第一村”的華西村,先是被爆出花4億元搞旅遊、建金牛,繼而又被曝出老書記吳仁寶的4個兒子,掌握了全村9成的財政支配權。這讓“紅色天堂華西村”再度成為了輿論的焦點。
中國經濟網2011年11月25日訊(記者 李凡)針對今天《我財經》榜單第二位的新聞《華西村老書記4個兒子被指支配全村90%資金》,中國經濟網評論員張捷認為,這實際上就是產權明晰的問題,華西村能有今天的發展離不開老書記的智力奉獻,是他帶領大家創業的,他的突出貢獻是不可磨滅的。
同時,張捷也提醒說,“不公平的分配機制就會出現很多問題,就像紅塔集團的褚時建一樣,他把紅塔做得那麼大,但他自己只拿很低的工資,所以他不平衡。在產權的分配上,我們經常走兩方面的極端,比方說紅帽子企業,曾經一段時間,紅帽子企業全變成了國有企業,不承認它了,等於剝奪了紅帽子企業當時主要勞動者的創造,實際上它是承包這個企業,把沒有的變大了。後來還有一些走向完全的反向,紅帽子企業的產權完全變成個人了,這等於是利用了國家的商譽。尤其是在企業一窮二白的時候,國家商譽還起到了企業發展的決定性作用。因為企業賠本的時候是挂靠國家的,債主不管這一點,只要企業賠光了,肯定是國家替你賠,因為它是國家的無限責任公司,並不是產權明晰的有限責任公司。”
“在歷史問題上,要以歷史的眼光去看,要有一定的歷史寬容,要承認一定的貢獻,以合理的方式解決。就像當時解決股票全流通時一樣,給創造者一定的對價,讓個人有合理的資產。如果不讓他以合法的權利獲得資產,他一定會以非法的辦法把資產拿在自己的手裏。
http://big5.ce.cn/xwzx/gnsz/gdxw/201111/25/t20111125_22868831.shtml

褚時健

褚時健紅塔集團原董事長,曾經是中國有名的“中國煙草大王”。一手將紅塔集團建成大型企業,後因貪污被捕,是中國最具有爭議性的財經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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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aike.baidu.com/view/1067961.htm
2011-11-28 10:1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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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西村金牛被批病態炫富 反對者稱投資黃金保值 2011-11-23 北京晨報

華西村金牛,重1噸。“華西村有錢了,用黃金造了一個金牛,這違背傳統美德。有錢了,可以拿去幫助西部地區的貧困孩子,幫助老百姓。用些黃金堆在那裏,美嗎?
  反對  先讀懂華西再說事兒
  從表像上,造金牛違背傳統美德,與崇尚節儉相悖,似乎還佔著理兒。然而,將這尊金牛放在華西村的發展史上看,恰恰相反,金牛閃耀的正是華西人傳承的傳統美德之光。重1噸、價值3億元的金牛與春節前向村民發黃金一樣,一來製造關注點,擴大華西知名度,為旅遊業造勢,二來通過投資黃金保值,讓全體村民的收入更上一層樓。據報道,金牛現在已增值三成。不知“小蠻腰”現在增值了多少?
  華西人不差錢,有錢就要搞各種投資,否則就是守財奴或是坐視貶值,甚或坐吃山空,富不過三代。但沒聽說華西人炒房團滿天飛,也沒有見到華西人放高利貸,出產了“跑路老闆”。華西人利用多少年來打拼的金字招牌搞投資,錢生錢,連一丁點兒的資源都不浪費,可以這麼說,“誰知大金牛,汗毛皆辛苦”。別以為華西人會把辛苦攢來的錢只用來炫富、玩虛榮,華西人精明到家了,每一個大手筆都是掰著手指頭算過賬的。就在地球人都在爭論摩天樓和大金牛時,華西人已在數他們用這些東東賺回來的銀子了。他們將傳統美德演繹得叫你不細細咀嚼品不出來有多少傳統美德的含量。
  再說華西的扶貧濟困。“十一五”期間華西村投入2500萬元,免費培訓5萬名村支書,智力扶貧帶動了10多萬人脫貧致富。此外,他們在寧夏、黑龍江建設了兩個省外“華西村”,還在江西吉安建設第三個省外“華西村”。值得一提的是寧夏華西村,堪稱中國扶貧史上的一大創舉。華西村不僅幫助1萬多寧南山區的農民解決了溫飽,更在幾代人的心裏種下了窮則思變、求富發展的希望之樹。因此,用傳統美德來綁架華西金牛,不公平,也打錯了靶子。要拿金牛來說事,還是先讀懂華西村為好,否則,就要貽笑大方了。
  金牛擠出的依然是奶
  國家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政策法規司司長徐宗威司長對華西村的這一指責,在邏輯上有點問題。華西村有錢了,就應該把錢全部拿去資助西部嗎?要是這麼說,那麼所有的官員都不應該坐公車,畢竟還有孩子沒有校車坐。這些年來華西村對西部資助不少,建起了不少“西部華西”。希望華西村承擔更多責任,更多的應該是經驗和理念扶持,其中包括必要的資金,但並不是說華西村有多少錢就拿多少錢對口捐助,這是在搞“均貧富”,這樣做還會有華西村嗎?
  先富的煩惱
  “天下第一村”的華西村,是絕對的先富地區。富者有炫富的資本,也有保值增值的渴望。凱旋門、美國國會大廈、微縮版天安門、長城及維也納畫廊、愛因斯坦天文臺,再到金牛……我們可以認為華西村在炫富,但按照華西村的解釋則是,這些建築都是我們在2000年作為旅遊景點開發建設的“世界公園”旅遊項目,並且,金牛讓華西村旅遊火起來。就金牛而言,亦是華西投資黃金保值的行為之一。據悉,今年“十一”黃金週期間共有10萬多海內外遊客前往華西村遊玩參觀。
  華西村金牛,其實是先富的煩惱。創業難,守業更難。先富難,持續富裕更難。對財富的保值增值,是富裕者共同的心願,無可厚非。華西村所做的保值增值,單純從經濟學角度看,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忽略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那就是財富品質。
http://big5.ce.cn/xwzx/gnsz/gdxw/201111/23/t20111123_22861963.shtml
2011-11-28 10:19:47
阿楨
中國十大富村是哪些 2009-11-11

1.大邱莊:位于天津市靜海縣,原華夏第一村,隨著原莊主禹作敏的入獄,持續十年之久的神話也隨之破滅,走上了衰敗之路,大邱莊的級別也升爲鎮。1997年該村的年産值達到100多億元,利稅9000多萬。2000年跌落到谷底。2005年大邱莊鎮工業總産值150億元,實現稅收2.3億,人均收入7200元。
2.華西村:
3.劉莊村:位于河南省新鄉市七裏營鎮,有中原首富村之稱。全村1600多號人,固定資産10億多元。2005年該村銷售收入9.5億元,上繳國家稅金5489萬,出口創彙4000萬美圓,村民人均收入1萬多元,戶均存款數十萬元 原莊主:史來賀
4.南嶺村:位于深圳市龍崗區布吉鎮,全村人口不足千人,2003年全村集體經濟總收入2.3億,純收入1.1億元,人均純收入13萬元,人均固定資産超過一百萬,出口創彙6億多美圓,爲國家貢獻稅金1.1億。莊主:張育彪
5.滕頭村:位于寧波市奉化市蕭王廟鎮,全村人口787人,該村一直穩居浙江第一村的寶座。2005年該村實現GDP3.78億元,社會總産值18.2億,人均收入15300元。莊主:傅企平
6.南街村:位于河南省漯河市臨穎縣,享有中原第一村的美譽,聞名全國的紅色億元村,共産主義第一村。全村人口3180人,擁有總資産29億,2002年實現總産值14億元,利稅6980萬元,村民人均收入7000多元。莊主:王宏斌
7.花園村:位于金華市東陽市南馬鎮。04年十月與周圍十個村合並後,面積5平方公裏,人口4310人。2005年全村實現銷售總額20.86億,村民人均收入16520元。該村的花園集團擁有總資産17.29億元,05年實現銷售收入18.67億元,利稅1.61億,出口創彙4703萬美圓。該村先後被評爲中國名村,中國十佳小康村。莊主:邵欽祥
8.大寨村:位于山西省晉中市昔陽縣,全村510人,面積1.88平方公裏唯一享有幾十年盛譽的中國名村。2004年全村工農業生産總值2934萬元,人均純收入3816元。莊主:郭鳳蓮
9.沈泉莊村:位于山東省臨沂市羅莊區,6.5平方公裏,1600多人。2002年實現産值26.9億,利稅2.5億,人均收入8700元,村裏的華盛江泉集團擁有總資産30多億元。莊主:王廷江
10.羅南村;位于佛山市禪城區南莊鎮,4.75平方公裏,3520人,該村被譽爲廣東第一村,名震全國的民營經濟強村,全村擁有民營企業96家,小氣車850輛。2004年總收入超10億元,上繳國家稅金超6000萬,人均收入1萬多元 莊主:關潤堯
http://wenda.tianya.cn/wenda/thread?tid=6522aba4426860a6
2012-04-08 12:2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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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裕長江村 一男配一幢別墅 2012-04-08 旺報

 除了名滿天下的「大陸天下第一村」華西村,同樣位於江蘇省江陰市的「長江村」,也因實行集體經濟累積雄厚資產。長江村村委辦公室近日向近3千村民每人發放黃金、白銀各100克;每名男性還獲配一幢別墅。超優的福利使長江村聲名大噪,網友紛紛「求入籍」。
 《廣州日報》報導,與華西村相比,位於江陰夏港街道的長江村一向「低調」,但3月17日,長江村向全村2858名村民發放100克黃金和100克白銀後,旋即引來各界關注。拿到黃金的村民喜氣洋洋,充滿自豪感,但他們卻並不知道也不關心,占用了祖祖輩輩耕地的村屬經濟實體「江蘇新長江集團」,到底創造多少財富,而這些財富又將如何分配。
 村民別墅 家戶安裝銅門
 富甲天下的江陰,一舉一動總能引來無數關注目光。在中共改革開放後,江陰依靠「蘇南模式」(鄉鎮企業)迅速崛起,縣內陡然湧現22家上市企業。除了華西村聞名遐邇,江陰也連續11年「折桂」大陸百強縣。江陰因此給外界「霸氣外露」印象。但事實上,江陰也有很多樂於「悶聲發大財」的村莊,而長江村就是其一。
 來到長江村村口,映入眼簾的是一塊寬約40米、高約15米的石牌坊,牌坊石料考究,石塊花紋精美,中間的匾額上寫著「中國長江村」五個金閃閃的大字。牌坊下,便是長江村的主幹道,與村外用水泥鋪設的道路相比,這條主幹道用清一色的瀝青鋪成,道路兩邊的路燈上,懸掛著一個樓盤的廣告看板,樓盤正是新長江集團開發的。
 主幹道兩旁,連亙著一排排村民的別墅,這些別墅大多兩層樓高,每戶家門都是霸氣的圓弧頂銅門。據說,這些銅門價值超過5萬元(人民幣,下同),均由村委於去年安裝的。銅門內,是一個大院子,透過鏤空的牆體,院中停靠的汽車隱約可見。
 在這片別墅群的中間,是長江村花費3千多萬元建造的長江中央公園,公園占地80多畝,建有歐式長廊、中式長廊、健身廣場等大批景觀,但公園卻鮮見遊人。
 700元起家 今資產200億
 很難想像,如今這個擁有200億資產的村落,在40年前,卻是江陰有名的貧困村。長江村村口小賣部的老闆范女士說,她1958年出生在長江村,當時村裡非常貧困,「家家住的都是茅草屋,小時候,吃不飽飯、餓肚子是常有的事情。」然而,從1970年代開始,在村黨委書記李良寶的帶領下,長江村出現巨大變化。
 1972年,當了10年生產隊會計的李良寶轉任村副業辦公室主任,憑藉大隊湊出的700元經費,他與6名農民在老夏港河畔籌建2座小磚窯燒磚起步創業。李良寶先後開辦長江五金廠、長江化工廠、螺帽廠、磚瓦廠、農機隊等企業。至1983年,全村產值突破500萬元。1993年,全村產值突破億元大關,成為江陰地區第3家億元村。
 如今,長江村位列大陸經濟十強村第3名、是全國新農村建設示範村、全國民主法治示範村。村級經濟實體江蘇新長江集團共分冶金、機電、綠色拆船、精細化工、房地產、港口物流、商貿流通、金融投資等8大板塊,淨資產超過200億元,位列2011年大陸企業500強第195位、大陸民營企業500強第13位,2011年工商兩業開票銷售突破500億元。而李良寶個人既是長江村黨委書記,也是新長江實業集團公司董事長。
 福利多 分股金發消費券
 隨著新長江集團的蒸蒸日上,村民的生活也引來鄰村人的羨慕。發黃金、分別墅、分股金、過年有年貨送、平常每人每月發放50元的消費券,長江村的福利讓很多村民都笑得合不攏嘴。范女士說,之所以會發黃金,是因為李良寶在一次會議上與村民的約定,加上今年又值村裡建廠40周年。
 長江村的另一福利是家家住別墅。從1995年起,長江村先後投入4億多,歷經10年建設了818幢、戶均面積380平方米的花園式別墅。
 事實上,從2006年至2010年的5年內,江蘇新長江實業集團產值從128億元到485億元,開票銷售不到100億元到432億元,躋身江陰50家重點企業第二位,利稅6億元到24.45億元,上繳國地兩稅2億元到7.42億元,集團效益呈階梯式增長態勢。

不愛露面 村書記定3不原則 2012-04-08 旺報

 不同於華西村老書記吳仁寶的一貫高調,現年72歲的李良寶並不愛拋頭露面,還定下了「不接受採訪、不上報、不上電視」的3不原則。
 4、5點起床 是個工作狂
 集團子公司 由子女分管
 專家:收益分配應透明化
http://news.chinatimes.com/mainland/17180501/172012040800192.html
2012-04-08 12:28:43
圖博館
溫州炒房團再出江湖伺機抄底:傳1人搶8套學區房 2015-5-30 中國經營報

  近期受一系列利好政策的影響,北京樓市已顯現了明顯的回暖態勢,多個項目出現“日光”,位於六環的樓盤價格也一度突破8萬。
  成交火熱的背後卻是新房供應量日漸萎縮的現實。今年前5個月,商品房供應僅為20238套,不足去年的一半,創下了近十年供應量的新低。

中國房地產市場現復甦跡象2015-5-19紐約時報中文網

過去一年裡,香港投資者一直對中國房地產感到悲觀。但本週一的數據顯示,房地產市場可能出現了少許企穩跡象。 在中國最大的城市——北京,上海和深圳這樣的大都市圈——住宅價格略有上漲。這表明,政策制定者最近採取的一些措施發揮了作用, 上週,央行下調了利率,這已是自去年11月以來的第三次;限購住宅的一些規定也已取消。
  如果房價在近幾個月裡的回升能夠繼續下去,可能就會為一些遭受重擊的經濟部門提供助力,推動開發商、建築公司、鋼鐵,水泥、房地產經紀公司和銀行等多個領域的增長。
  中國住宅市場復甦的最大挑戰仍然是房屋存量巨大,但不同地方的情況大不相同。 上個月IMF發表報告稱,在北京、上海、廣州和深圳等一線城市,過度建設導致房屋存量超過11個月的銷售量。這種水平遠未超出可控範圍,尤其是考慮到這些城市將繼續吸引來自農村的移民。 但在二線城市,新房存量接近於1.5年的銷售量。 而在中國最不發達的三、四線城市,待售房屋存量高得驚人,相當於近三年的銷售量。

旺報2015-3-12社評-以小事大認真了解大陸

最近《紐約時報》刊出一篇〈鬼城不空,還原真實的鄂爾多斯〉實地報導,發現那只是大陸推動城鎮化過程的過度現象。但多年來外界均以「鬼城」形容鄂爾多斯,抨擊大陸瘋狂的城市化及大陸房產泡沫破裂危機。我們掌握政策制定與決策的官員,卻經常以這種片斷認知,甚至道聽塗說來解讀大陸,難怪一再誤判情勢,以致兩岸關係發展,坎坎坷坷,歹戲拖棚。

鄂爾多斯官員2013-1-30回應鬼城:空城不空鬼城沒鬼 與當初規劃吻合

鬼城的說法,主要是不太了解,還有偏見。 任何一座城市都有一個發展過程,從基礎設施的建設,到公共設施的完善,再到人氣的聚集,必須要經歷一個階段。
  相關新聞資料
大陸近50城將淪為鬼城 樓市陷危機2014-10-13大紀元

另詳參【圖博館】:《走向平衡式開放》中國房地產《傳統與變遷》
2015-05-31 10:5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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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媒:談“溫州破產”還太遙遠溫州不會是“中國底特律”

  德國《世界報》2015-08-19文章,原題:中國的底特律 900萬人口的溫州像許多中國城市一樣,正面臨金融崩潰。這座城市必須克服一切困難,進行深刻的結構性變革。
  “是,生意很好。”58歲的王對現狀很滿意,“到2020年,計劃年銷售額翻一番,達到20億元人民幣。”王的企業生產雨刷器等汽車零部件。“我們必須勤奮、創新。”王說。
  像王的公司一樣,溫州99%的公司為私人企業。溫州人被看做富裕和奮進的代表,他們活躍在世界各地。同時,溫州人也非常願意承擔風險,這從越來越多的破產案例也可見一斑。位於上海的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的數據顯示,溫州破產的企業佔30%左右。
  溫州的高負債率在中國聞名。“許多企業家的債務充滿危險,他們投資於高風險項目。”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的專家指出,一些銀行現在拒絕給這些客戶貸款。
  受影響的還有房地產業。溫州一些高樓區並沒有人入住。這裡一套100平方米公寓售價200萬元,而人們的月工資平均只有4000元或5000元。彭博社日前就質疑,溫州可能是第一批被債務崩潰的城市之一——“溫州是中國的底特律?”
  但對許多溫州人來說,“溫州破產”還太遙遠。企業家陳不相信他的家鄉將遭受底特律的命運。他有幾個公司,現有約700名員工,經營​​很好。50歲的他日益感到自己還需要改變其商業模式。以前專注於房地產、鋼鐵和基礎設施,現在他希望擴大汽車經銷。鞋業企業家吳也認為,中國對鞋的需求在不斷增加。他打算在三年內,工廠全部實現自動化。
2015-08-20 10:2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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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勁松:判斷中國房地產市場,“四個凡是”不能信 世聯地產董事長

  事實上,判斷房地產形勢是一個非常不討好的事,我覺得真正的判斷形勢在中國就是摸著石頭過河,從來都是。判斷中國房地產形勢有“四個凡是”:
  第一,凡是簡單說中國房地產這個事的不能信。比如說明年泡沫要爆,這個就不能信。我們發現在過去一兩個月,經濟學家陳志武甚至包括前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李稻葵,都對未來下了一個基本結論,就是未來泡沫要破,甚至給出了時間,這個堅決不能信。
  第二個凡是,凡是用一個地區的事說全國的不能信。用溫州來說深圳,用鄂爾多斯來說武漢,這個不能信。而這種事在中國房地產判斷市場經常會發生,為什麼呢?來自前線,會更有說服力。
  第三個凡是,凡是上來就批判政府的,不能信,因為他們從來沒有成功過。
  第四個凡是,凡是上來就批判市場的,說市場不好的,也不能信。那麼信誰呢?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一定說不能信誰。
  我還要跟大家說判斷中國房地產市場:第一,不能看老外怎麼說,老外從來沒有說對過,包括國外媒體和國外經濟學家從來沒有說對過。
  第二,不能看微博上公共知識分子怎麼說,他們也沒成功過。微博上的公共知識分子(任志強不算,他是商人),也沒成功過。
  這兩個不看,那看什麼呢?寧高寧說看新聞聯播,新聞聯播從來都說對了。大家仔細想想是不是,這十年新聞聯播說中國形勢沒錯過。為什麼呢?中國的經濟不是完全的市場經濟,中國經濟也不是完全的計劃經濟,如果用一句話說,中國的經濟是被管制的市場經濟。
  2013年到年底了,我們總結成績的話,我們發現行業取得了歷史性的突破,我們到了7萬億住宅銷售總額,不包括其他的,就光住宅我們就有萬億級別的增幅,萬億是什麼概念?
  量在不在?在。房地產開發難不難?很難。50個城市佔銷售金額50%,中國有多少個城市?含縣級市共有661個城市。600個城市分另外50個城市剩下來的餅,那有多困難?從一線的地價來看,漲得太兇,開發商招拍掛拿地的利潤會很低的。恐怕二線城市是明年的未來,二線城市主導中國房地產明年的走勢。三線城市地價雖低,但房價絕對值不高,需求有問題其他剛性成本也下不來。
總的來說
第一,明2014年房地產市場軟著陸;
第二,行業總成交面積,因為消費升級我們認為依然可以維持平台整理。
第三,50個城市是關注重點,二線城市比一線城市表現更好。
第四,投資客不會明顯增加。
2016-03-04 08:1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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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35歲以下是絕對的需求的主力,144平米以上大戶型滯銷依然不會改變。
第六,一線城市房價屬於資產的故事,現金流折現要求帶動租金長期持續上漲。
第七,二三線城市商業泡沫凸顯,價格回調,商業土地進入寒冬。
第八,利率市場化加速,行業集中度迅速提升。
第九,上市開發商財務穩健,加槓桿相對理性,對抗行業周期波動能力提升,銷售回款質量比較差、高位加槓桿這些過於激進中小開發商將面臨短期償付危機。
第十,開發商利潤和ROE趨勢是下滑的,高地價和資金成本是利潤最大殺手,粗放式發展一去不復返,開發商經營、競爭面臨嚴酷的精細化考驗。
  回應
2014年房地產還是牛市,但早晚會把中國經濟廢掉,不信等等瞧。
我可以斷言:中國早晚死在房地產手裡,不信等著瞧。
從2003年開始,各種專家就天天在報紙開專欄,說房價必跌,當時北京二環內房價才幾千元,過去十年,北京房價上漲接近十倍。很多迷信專家的人踏空了,因為過去十年唱衰房價的專家和公知本質上是一樣的,他們說的是老百姓愛聽的話,老百姓不明白一點,如果專家那麼靈,他們還用得著敲鍵盤大費口舌來賺錢嗎?他們既然能預測樓市、股市甚至彩票,他們不早成世界首富了?

  中國房市專題 觀察者網
http://www.guancha.cn/ZhongGuoFang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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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3-04 08:2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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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楨:一群理盲濫情的霉體酩嘴政剋冥眾鄉民 /邪者磚家叫獸/公知大V噴子憤青糞青屌絲 在鬼打架!另詳參【圖博館】:《公共知識份子》 海龜與烏龜  全球股災 美該為股災道歉? 中國股市 台股 股市的貪瞋癡 老共要當大地主了 屋奴 房市 中國房地產 史上最牛釘子戶 《走向平衡式開放》 《傳統與變遷》)
2016-03-04 08:2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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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庫存化 _百度百科

在經濟上行週期尤其在2006年和2007年裡,中國企業因原材料商品價格上漲預期、出口形勢良好、企業盈利前景看好等各種原因,而增加了大量產成品或原材料庫存,甚至擴大投資、購進機器設備,大大擴充了產能。而在2008年下半年國際國內宏觀經濟形勢急轉直下的形勢下,這些就形成了庫存,2009年只有消化了這些庫存,企業才能重新整裝前進,經濟才能回到增長的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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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產去庫存考驗陸施政彈性
央视 经济半小时 “日光盘”的真相
央视 经济半小时 谁炮制了天价学区房?

真相!一天四個“日光盤”?炒作!2016-03-18 南方网

  近日,網上傳言深圳客瘋狂入市,東莞房價飆升,不少東莞購房者擔心再也買不起房。上周有報導稱東莞一天內出現四個“日光盤”,8000名深圳客搶走東莞1100多套房;某些開發商“坐地起價”一天秒漲4000元/平方米……然而,真相真是如此嗎?
  記者調查發現,其實“日光盤”並不“日光”,還有房子沒賣完,開發商只是進行“飢餓營銷”少量加推漲價;而一天漲4000元、開發商“坐地起價”,除了產品差異原因外,背後還有某些深圳客和中介在聯合炒作;有樓盤更是出現中介先認購再抬價轉售給深圳客,賣房收取“茶水費”等樓市亂象。
...................

揭秘:是誰炮製了北京天價學區房?2016.3世紀經濟報導

  每平米46萬、媒體紛紛報導,《經濟半小時》記者表示天價學區房卻子虛烏有。
  虛假天價學區房,引發購房非理性預期。
  新浪網回應
這種造謠禍眾,擾亂市場的行為怎麼沒有司法追究?我很懷疑是誰為什麼敢這麼做的。
南方敢!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6-03-25/doc-ifxqssxu8190539.shtml
2016-03-31 10:3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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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州17個“城市書房”全天免費開放:面向所有人,無人值守

據澎湃新聞網報導,2016.9.22晚9點,浙江溫州鬧市區車水馬龍、燈光璀璨。但城市最繁華區域景山街道繁榮社區的170平方米“城市書房”卻是別樣景緻——十多人在此安靜地看書,只能聽到間或傳來的翻書聲。
  “城市書房”在市區建立的公益性閱讀場所,讓讀者在家附近就能找到閱讀的地方,且24小時免費開放。場地條件設置為:居民密集處,臨街一樓,面積100~300平方米。只要憑市民卡或借閱卡,所有人都可以進入閱讀,無人值守,通借通還。
  開設“城市書房”的初衷是滿足讀者夜晚閱讀的需求。以前溫州圖書館老館區閱覽室常常一位難求,每天20時30分關門時,仍有很多讀者不願離去。後來他們嘗試24小時開放閱覽室,試行期間發現,深夜讀書的人更認真。館方一度擔心的市民半夜打牌、閒聊等現像從未出現。
  2014年4月開始,胡海榮帶著“城市書房”的設想,與同事去和市中心的街道、社區和企業打交道,協商由對方提供物業、水電,圖書館負責佈置圖書和日常運行。“這些地段往往處於黃金地段,一般一年租金都要幾十萬,最終有4家單位願意免費提供場地。”胡海榮告訴澎湃新聞。
加上溫州圖書館閱覽室,5家“城市書房”相繼投入使用。胡海榮說,社會反響非常好。讓他更為高興的是,此後很多商場、企業,甚至在建樓盤都主動致電來洽談合作。
  “已經有30多家單位希望與我們共建'城市書房'。其中不乏万科、綠城等大開發商在建的高檔樓盤。目前溫州已有17個24小時免費開放的'城市書房',年底前還將有8個投入使用。我們設想在市區打造40座'城市書房',構建15分鐘城市閱讀圈,每1.5公里半徑範圍佈局一家。”
  這些“城市書房”面積最小的90平方米,最大的650平方米,單點圖書數量達8000~15000冊,每隔半個月更換。“城市書房”無人值守,讀者憑溫州市圖書館借書證或市民卡,可隨時刷卡進入,30秒可完成自助借閱。在安全防範上,由相鄰單位和合作單位保安兼顧,並安置攝像頭全方位實時監控。每個書房由場地提供方自行裝修,風格各異,其中還有法國設計師設計的。有的書房主要面向兒童,有的主要面向老人,有的主要面向企業員工,因環境不同,讀物針對性也不同。
2016-09-24 10: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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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州是肇始於1978年中國經濟改革的發祥地,溫州人憑藉改革的勇氣與拼搏精神最早成為中國最富裕群體。但低文化、草根創富的溫州人一直被認為未達到“有錢與有文化”的統一。直到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溫州大專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比例僅7.1%,低於浙江平均的9.3%。
  但最新數據顯示,溫州人其實是最愛看書的人之一。據亞馬遜中國“2016年中圖書排行榜”顯示,按其網站各城市圖書銷量在該城市所有產品總銷量中的佔比排名,溫州位居“最愛閱讀城市”第3位,系唯一連續兩年進入該榜單前三名的城市,去年溫州為第2位。《2015溫州全民閱讀情況調查報告》顯示,當年溫州人均紙質書閱讀量為6.32冊,高於全國平均的4.56本。
  溫州“城市書房”的借閱量也佐證了這一點。胡海榮告訴澎湃新聞:“總面積3000多平方米的'城市書房',上半年共接待讀者42萬人次,借閱圖書29萬冊,遠高於圖書館通常情況下每年10萬人次/萬平方米的讀者接待量。”
http://www.guancha.cn/society/2016_09_23_375291.shtml
2016-09-24 10: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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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溫嶺市王府基村給村民發3.5億紅包有一戶領到270萬

人人都說城裡好,一個個從農村往城裡跑。而在浙江,有這麼些個村子,人口噌噌地增長,比城裡的房價還難壓。
2015年底,浙江在全國率先完成農村集體資產確權工作,全面完成村集體經濟股份制改革。這意味著,全省29400多個村社的3500多萬農民當上了股東。
快過年了,股東該分紅了。據都市快報2017.1.21報導,近幾天,一些村的村民陸續收到了年終紅包,比如溫嶺市城西街道王府基村,每人30萬元!
王府基村位於溫嶺市城西街道,屬於繁華地段。村里的人口不算多,將近1200人。1月20日中午,村民們排起長隊,等待年終分紅。分紅方案是村兩委反复商量,再以戶為單位全民決議通過的。最多的一戶有9口人,能拿到270萬元分紅。
  2015年王府基村的年終分紅僅2000元/人。今年為何暴漲呢?
2015年,這塊地曾以1.99億元起拍無人問津,受益於樓市回暖,這次起拍價調高到了2.2億元。當天吸引了10家房企參與,經過194輪競價,最終被溫州的一家房企以5.58億元拍下,創了溫嶺近3年來商住用地最高價。
  回應
你還在辛辛苦苦的換敬業福嗎,看人家收集到拆字的,不僅分的紅包總額比你多,搶紅包的人還比你少得多。
中國政府倡導房地產經濟下的畸形怪胎。致富不靠實業,靠房地產。這些農民得來的錢都是未來買房子的人付的血汗錢。
你當人家都比你傻嗎?
別瞧不起農民,真的,特別是江浙地區的農民!
你的意思是,錢分的多,就要瞧得起?!
他的意思是人家錢多!農民比城里人錢多!
江浙的富真的是深藏不露
浙商,呵呵,很厲害嘛
快過年了,又到了給廣大漂一族、單身狗上眼藥的時候了!
地主是不可能把土地收入分給農民的,台灣還有大陸的地主後代出書說土改騙了農民,因為分給農民的土地交給了集體。
明明是國家城市化發展徵用了農村土地(土地性質由集體所有變為國有,補償村民每人30萬加13平方米的商業用房,一件普通的土地補償怎麼就被記者誤導成分紅!商業用房交付並出租後才可能有分紅。
村里的地就算賣也是賣給政府啊,怎麼能拍賣?
一般這種是使用權,沒有土地產權的!村也是政府啊,只是最小的行政單位而已
http://www.guancha.cn/society/2017_01_21_390583.shtml
2017-01-22 10:4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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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第一村”旗下華西集團亮家底:公司208家,總資產542億,負債389億

  近日,第一財經報導了被譽為“天下第一村”江蘇華西村的近況。報導中提及,兼併周圍村莊而建成了“大華西”十三村,生活在其中的人生活天差地別,形成了“中心村、周邊村和外來工”的華西村三重世界。
  華西村,被樹立為農村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典型。在原華西村書記吳仁寶帶領下,“70年代造田、80年代造廠、90年代造城”,緊抓時代脈搏,華西村村民上演著農民致富的神話,村民每家存款過千萬,成為中國最富有的村莊之一。2017.3.7日,公司秘聞在深交所網站上找到了一份債券說明書,裡面詳盡記錄了華西村旗下最主要資產—華西集團的家底。截至2016年一季度,華西集團控制的華西集團旗下公司達到208家,總資產541.93億元。
  旗下公司208家,產業劃分5大板塊
截至去年3月末,華西集團共有子公司186 家,聯營企業19 家,合營企業3 家,旗下企業總數達到了208家。208家企業,涉及的產業極其廣泛,遍布鋼鐵、紡織、化纖、有色金屬、建材、旅遊、商貿、航運等,被華西集團劃分為鋼鐵、紡織化纖、材料、商業、其它等5大板塊。
  由華西村委會控制的華西集團,日常經營由7人組成的董事會負責。董事會名單顯示,7人全部來自華西村黨委,董事長吳協恩為原華西村黨委書記吳仁寶兒子,其現任華西村黨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
  華西集團組織結構圖
  華西集團董監高名單
在華西集團擔當董事一職的包麗君,還擔任華西集團下屬12家公司董事長,其在華西村職務為黨委副書記。華西村黨委副書記何建南、瞿建軍,在擔任華西集團董事外,還分別擔任華西北鋼、華西都農董事長職務。
華西村黨委委員楊永昌,在擔任華西集團董事之餘,一人身兼華西南鋼等9家華西集團下屬公司董事長職務;華西村黨委委員、華西集團董事陶葵軍則僅擔任華西污水處理董事長。與其一樣的還有黃建剛,其除華西村黨委委員、華西集團董事職務外,僅擔任華西新建董事長一職。
  除董事外,華西集團高管團隊中,吳協平、秦宏、盧劍敏、李慶等,均為華西村黨委委員,在華西集團下屬5家企業任職的吳秀琴,則是華西村村委會委員。唯一例外的華西村股份董事長湯維清,是由吳協恩引進的外部人才。
2017-03-08 12:3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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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鋼鐵致富”如今全面虧損
  鋼鐵行業板塊佔華西集團營收大頭,也是華西村財富源頭。上世紀90年代,在時任華西村書記吳仁寶的帶領下,華西村通過引進上鋼五廠因楊浦大橋建設而拆遷的線材生產車間,拉開了建設現代工業的序幕。
目前華西集團擁有博豐鋼鐵、華西北鋼、華西南鋼等公司。圍繞鋼鐵加工,華西集團在華西村還先後建起型材廠、法蘭廠、帶鋼廠、焊管廠、彎管廠等一批企業,構建了鋼鐵加工產業鏈。
  但在鋼鐵行業不景氣下,華西集團的3大鋼鐵企業全面虧損。2016年一季度,博豐鋼鐵、華西北鋼、華西南鋼淨利潤分別虧損403.96萬元、6818.25萬元、2988.51萬元。此外,華西集團嘗試的海運業務目前也是巨額虧損。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航運公司大多虧損,以拋售船隻的形式來降低損失。
  儘管主要營收板塊鋼鐵業務虧損,但華西集團近年仍實現了不低的利潤。2013年、2014年及2015年度及2016年一季度,華西集團利潤總額分別為5.18億元、6.25億元、14.33億元和5087.70萬元。
  利潤來源,主要是投資收益。2013年到2016年一季度,華西集團投資收益分別為3.78億元、5.03億元、27.69億元和575.75萬元,在利潤總額中佔比分別為73.00%、80.36%、193.25%和11.32%。
  華西集團稱,投資收益主要來源於持有和處置長期股權投資、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交易性金融資產而取得的收益,公司持有的長期股權投資主要集中於銀行、證券、期貨及擬上市公司等領域。
  早在2005年,華西集團先後成立了融資擔保公司和典當公司,2009年又成立集團財務公司,陸續投資參股5家銀行、2家證券公司。如今,華西集團將其未來發展目標定位金融控股集團,並藉助資本市場的力量,積極推動。
  作為華西集團旗下唯一上市平台,華西村股份1999年就登陸A股。如今,華西集團仍持有華西村股份44.2%股份,為控股股東。目前華西村股份總市值89億元,2016年前三季度營收14.98億元,淨利潤5.36萬元。
  2015年下半年,華西村股份設立一村資本和一村資產,旗下已擁有併購、資管、戰投、創投多項業務。華西村股份稱,2017年至2018年,公司“投資+融資+資產管理+創業投資”金控平台搭建完成,新金融投資業務成為公司主要利潤來源;2019年至2020年,公司確立金融投資主業地位,擁有符合公司戰略協同的金融牌照,實現公司業績在2015年末基礎上翻兩番的戰略目標。
  回應
 負債虧損是過度擴張,貪欲造成的。
 這話你和京東說去吧。
2017-03-08 12:4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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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如果你算一下,和不少地方甚至企業唯一不同的是,在其他地方是財富集中到少數人頭上拉大貧富差距,華西村走集體經濟共同富裕而已。
 在分配上還是資本佔大頭。本地少數村民持股分紅,外地來的打工仔根本沒機會,自己共同富裕了,但不是一起勞動的人共同富裕
 還有拿華西村黑包產到戶和改開的。華西村不過就是鄉鎮企業,按市場運作。資本願意投資。請問改開之前,太祖時代市場在哪裡?資本在哪裡?享受著自由和市場的福利,卻滿腦子想計劃經濟和扼殺自由。真是端起碗吃飯,放下碗罵娘!
 華西村正是毛主席時代起步的,當時就辦起了鄉鎮企業,關鍵是人家一直堅持共富。改開後鄉鎮企業不少,甚至聽了某些專家的話,90年代末大部分改集體所有權為私人,但真正發展的好的,還是華西村這類的。
 華西村,當年留下來證明包產到戶優勢的,對手是小崗村,哈,誰對誰錯一目了然!
 說的好。可小崗村也有改開,市場和扶持,怎麼差距就這麼大呢?
 分析問題應該找內因和外因。其實一直不太贊成用小崗和華西比,外因——地理、氣候等自然禀賦差距較大,但內因——人對外部因素的適應性和生產組織方式確實又十分重要。小崗這種個體生產方式,沒有現代生產方式和較大規模的資源整合,最多僅能自保,吃飯穿衣罷了。華西能就地城鎮化、就地繁榮,才是農村建設的正道
http://www.guancha.cn/society/2017_03_08_397678.shtml
2017-03-08 12:4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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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綠皮書:農村內部高低收入差距有所擴大2017-04-25觀察者網

  近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與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聯合發表的《農村綠皮書:中國農村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2016~2017)》正式發布。報告預測,2017年我國居民恩格爾係數將降到30%以下,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將超過1.3萬元,但農民之間貧富差距明顯拉大。
  農民收入穩步增長
農村綠皮書預計2017年我國居民恩格爾係數將降到30%以下,根據國際糧農組織的標準,恩格爾係數40%-50%為小康,30%-40%為富裕,低於30%為最富裕。報告也預測,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將超過1.3萬元,比上年增長約7.5%。綜合考慮農民工月均工資水平和轉移農業勞動力等情況,估計2017年農民人均工資性收入將接近5500元,比上年增加近500元,增長9.0%,增速回落0.2個百分點。
  農民收入差距增大城鄉差距縮小
農民之間的收入分配已經變得更加複雜。農民增收越來越困難。
農村綠皮書按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從低到高進行五等分分組,其中,2016年全國高收入組和中等偏下收入組農村居民收入增速較快,分別為9.4%和8.4% ;中等偏上收入組和中等收入組農村居民收入增速居中,均為8.2%;低收入組居民收入不增反減,為-2.6%。
這跟上一年度的數據形成鮮明對比。2015年,農村低收入組增速為11.5%,在全部5個組別中增速最快。當時的綠皮書得出結論說,農村收入差距在持續縮小。
而今年的農村綠皮書顯示,全國農村高、低收入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為9.46∶1,比上年上升了1.03。
  糧食價格下跌農民增收困難
農村綠皮書稱,確保農民持續增收勢頭不逆轉,是中國農業農村經濟發展的重要目標之一。
據新京報21日報導,農民綠皮書課題組成員、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李國祥表示,2016年我們的糧食價格已經明顯下跌,糧食價格基本上與進口價格水平接近。國家對稻穀、小麥實施最低收購價,小麥最低收購價保持穩定,稻穀的收購價下跌2%左右,2017年糧食價格下跌空間優先。他認為,“農民增收相當困難,但是農民工資性收入和轉移收入繼續保持較快增長態勢的可能性仍然較大。”
2017-04-27 00:2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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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工工資難增長能工巧匠才吃香
農村綠皮書稱,自2014年以來,隨著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不斷下降,農民工資性收入增長幅度也持續減少,估計2017年農民工月均工資水平將提高到3450元左右。比上年增長5.3%,增速回落1.3個百分點。2017年農民工總量保持穩定增長,農民工總量將達到2.87億人,比上年增長1.8%。
  但農村綠皮書也表明,考慮到中國經濟形勢,特別是農民工總體供求形勢,估計2017年農民工工資率普遍明顯提高的可能性比較小。國家今年會加大農村工匠培育力度,這對於短期內農民工工資率提高難以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應,但是,近年來農村能工巧匠工資率明顯地高於普通農民工的工資率,農民工結構性變化已經發生,估計越來越多的農村技能性工人的工資水平較高,將繼續拉動農民工月均工資水平的提高。
  返鄉創業意願強自主創業不樂觀
農村綠皮書指出,由於失業或就業困難農民工返鄉人數大幅增加。2012年以後,服務業是農民工因失業或就業困難返鄉的主要行業,在樣本村2012年以後返鄉的105名農民工中,從事服務業的人數最多,佔34.8%。
農民工這幾年整體增長速度不高,外出農民工不增長或者負增長的現場,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副院長、“三農”專家杜志雄認為,原因主要有三個:一是農村適齡勞動力數量減少,之前大量富餘勞動力進入市場的狀況已經不復存在;二是隨著“三農”政策的推進,加上資本進入農業農村,農村休閒產業的發展,使得農村當地就業機會增多。三是這幾年城市生計成本增加,導致部分農村勞動力不願出來。
  綠皮書還強調,雖然部分返鄉農民工找到了新的工作,也有部分人實現了創業,但總體上,返鄉農民工實現本地就業或自主創業的形勢不容樂觀,近1/3的返鄉農民工處於沒有工作的賦閒狀態。
  此外,調查顯示,返鄉農民工自營創業的意願非常高:在沒有自營創業的返鄉農民工中,有48.3%的人事實上“也想自營創業,但是條件不具備”;已經實現自營創業的返鄉農民工,未來繼續創業的意願也很高,達82.8%;只有17.2%的選擇未來打算放棄創業,主要是身體或年齡的原因幹不了。綠皮書還指出,外出務工經歷對於農民工返鄉創業的直接作用有限。
2017-04-27 00:3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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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皮書稱,近年來,隨著國家區域發展戰略的實施,本地農民工是拉動農民工總量持續擴大的主力,而外出農民工規模擴大的可能性比較小。國家正在健全農業勞動力轉移就業和農村創業創新體制,整合落實農村“雙創”的市場准入、財政稅收、金融服務、用地用電、創業培訓、社會保障等方面優惠政策,支持農民工返鄉創業,發展現代農業和農村新產業新業態,中西部地區及貧困地區經濟發展也會帶來新機遇。
………

全國數百考察團赴貴州學習塘約道路 中組部原部長稱其為農村改革方向
2017-04-25觀察者網綜合

為什麼一個貴州的小村莊竟引來全國上百考察團前來“取經”觀摩?還有一本書專門介紹這個村莊的變革經歷,書中寫道,“它不同於小崗村,也有別於華西村”。這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
  塘約村在貴州省安順市平壩區,這個村子只用了二至三年時間,農民人均純收入由2013年的不到4000元提升到去年的8000元,村集體經濟從不足4萬元增加到80萬元,實現了從國家級二類貧困村向“小康示範村”的嬗變,被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稱讚為“新時期的大寨”。而塘約村取得如此成績的重要經驗主要有兩條,一是加強基層黨組織建設,二是鞏固集體所有製。
………..
  回應
 要是選的人貪污腐敗怎麼辦?那麼多國企老闆都腐敗了別說農村不會腐敗
這就是成立農社的目的之一,有奔頭,誰都積極。
 以前大鍋飯是人都來幹活,干多幹少都只有那麼多收穫,現在是以土地入股選出管理,請人來幹活每天50 80一天賺的錢,在年底分紅請的也是當地勤勞的農民,他們有工資和年底分紅,完全不同以前大鍋飯懶的不干活也有飯吃
http://www.guancha.cn/society/2017_04_25_405342.shtml
2017-04-27 00:4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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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最富村到負債389億! 天下第一村華西村到底經歷了什麼?2017.12.17

江蘇華西村,這個「天下第一村」這個名號早已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始建於1961年的華西村,改革開放后在原村書記吳仁寶的帶領下,家家戶戶住別墅、開豪車、存款千萬,成為中國最富裕的村莊之一。
從華西村的俯瞰圖看下去,完全不是我們印象中傳統村莊的樣子,標誌性建築超五星級酒店「龍希國際大酒店」在一排排整齊的別墅群中高高聳立。更能證明華西村非常壕的是,在龍希國際大酒店中,有一頭重達1噸,價值3億的黃金牛。
因此一直以來,華西村都被全國各地奉為農民致富的典型,也是學習榜樣。但昔日的天下第一村,如今也走到了急需轉型的岔路口。
  華西集團總負債389億
華西不僅是一個村,也是一個企業。截止到2016年第一季度,共有208家,產業涉及鋼鐵、紡織化纖、材料、商業、其它等5大板塊,總資產541.93億元。
  同時在負債方面,同樣截止2016年第一季度,總負債高達389.07億元,資產負債率為68.78%,有息負債245.7億元。
  旅遊業、鋼鐵業營收均大幅下降
由於「天下第一村」的名號,華西村一直吸引著來自五湖四海的遊客,據了解,華西村共有景點80多處,以華西金塔為標誌性建築。但近年來,遊客數量銳減,景區一年的接待量由最高時的250萬人,減到150萬人以下。
除旅遊業外,華西集團鋼鐵業也有受挫。從上世紀90年代,吳仁寶帶領華西村引進上鋼五廠的線材生產車間以來,鋼鐵業一度成為華西村的產業支撐與財富來源。根據數據顯示,華西的鋼鐵企業在2008年業績達到最高點后開始一路下滑,2015年鋼鐵企業收入128.39億,僅為2007年的一半。
  從實業轉型成金融集團
在旅遊業不景氣,鋼鐵業全面虧損的情況下,華西村恐怕唯有轉型才能找回曾經的風光,對此,擔任華西村黨委書記的吳協恩早有計劃要從實業轉型為金融集團。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吳協恩曾表示:「華西集團的轉型方向是服務業,而進軍服務業,最好、最快來體現效應、能打好基礎的,就是金融業。」
2017-12-20 12:0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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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西集團從早在2005年就開始涉足金融行業,又在2009年成立了集團財務公司,參與投資。在2015年,華西集團金融板塊收益達到27.69億,佔2015年集團利潤總額的193.25%。同樣在2016年,華西集團在金融板塊的營收仍為華西集團凈利潤的主要貢獻版塊。
  俗話說花無百日紅,所謂的天下第一村已經不似當年風光,在經濟轉型的大背景下,如果固步自封,只會被淘汰的更快。畢竟「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人是這樣,企業何嘗不是一個道理。

昔日天下第一村負債389億華西村須從能人經濟轉型2017.12.20中國青年報

  能人經濟隨著企業規模的不斷擴張、能人的生老病死等,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往往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截止到2016年第一季度,華西集團總負債高達389.07億元,資產負債率為68.78%,有息負債245.7億元。
  文章中的數據截至2016年第一季度,顯然有些陳舊了,筆者查到的華西集團截止2017年3月止,總資產541.26億元,利潤總額為0.55億元,資產負債率為67.83%,較2016年有所上升。
  只用資產負債率來評價一家企業所得出的結論必然偏頗,因為不同類型的企業資產負債率相差太多,不足以斷言華西集團存在嚴重問題。但從其淨利潤總額、資產回報率等核心財務指標來看,主營業務鋼鐵虧損太多,僅靠金融投資維持表面的盈利,卻是不爭的事實。
  村辦企業、村集體經濟更需要從“能人經濟”向現代企業治理轉型,華西村的遭遇對那些先富起來的村極具借鑒和啟發價值。一些完成現代企業治理結構的鄉鎮、村集體企業,都獲得了持久的生命力,而一些未完成轉型的,可能從此走向凋零。
  華西村與所有的“富村”一樣,都是源於一個能人,其村辦企業、村集體經濟的發展壯大都高度依賴這個能人。始建於1961年的華西村,改革開放後在原村書記吳仁寶的帶領下,大放異彩,早在1996年,華西村便實現了家家戶戶住別墅、開豪車、存款千萬,成為國內最富裕的村莊之一,號稱“天下第一村”。擁有無窮魅力的吳仁寶和他的華西村,不僅征服了中國人,也征服世界頭號強國美國。2005年,吳仁寶還作為封面人物登上美國《時代周刊》。
  實事求是地說,在企業發展初期,能人經濟決策層次單一、能適應瞬息萬變的市場運行要求,加上類似老書記吳仁寶這樣對市場具有特殊超強嗅覺的“超級能人”,具有快速發展的強大原動力,因此,華西村才得以發展壯大。但能人經濟隨著企業規模的不斷擴張、能人的生老病死等,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往往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2017-12-20 12: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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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吳仁寶這樣的“超級能人”也有犯錯的時候,例如,花幾十億元搞出來的320多米高的大樓,每天管理花費就成了華西村的龐大負擔。2003年,76歲的吳仁寶將自己執掌42年的華西村最高權力移交給了四子吳協恩,實際上還是“能人經濟”的延續。
  據悉,華西集團的要職均由吳仁寶家族成員分管,從長期來看,高度近親繁殖的企業必然削弱其市場競爭力。姑且不論外界對於華西村日趨家族化的管理模式的爭議,單從公司治理的角度來說,“家天下”的企業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風險。
  德國著名的政治經濟學家馬克斯·韋伯認為,企業的現代理性組織必須具備兩個特徵,否則它的發展也無從談起:第一個特徵是生意與家庭分離,這一點在現代經濟生活中佔首要地位;第二個特徵與第一個特徵密切相關,那就是理性的簿記方式。
  從公開的資料來看,包括華西集團等我國一些“先富起來”的村集體經濟、村辦企業都或多或少存在馬克斯·韋伯所說的問題。最典型的莫過於改革開放後全國所興起的鄉鎮、村辦集體企業,一部分明晰產權後實現了現代企業治理機制,最終實現了發展壯大,例如美的從一家街道辦企業成為跨國企業,而轉型遲緩的鄉鎮企業最終倒閉消亡。
  現代企業治理制度是公認的理想企業製度,無論是國有企業、集體企業、私人企業都需要構建現代企業治理制度,這也是我國當前國企改革的目標,在這個意義上而言,華西村辦企業不僅要謀求產業的轉型升級,更亟待“能人經濟”向現代治理轉型。這恐怕也是與華西村類似的村辦企業的必由之路。
  回應
華西村總資產541.26億,欠幾百億貸款怕什麼?美國債是世界上最多的國家,美國人怕什麼?
2017-12-20 12: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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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中國名村影響力排行榜揭曉2017/12/05

「2017中國名村影響力排行榜300佳」榜單揭曉!榜首由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市寶山村奪得,該村從上世紀70年代起,便堅持發展集體經濟,經過幾十年艱苦的創業歷程,終於走上了富裕之路;寶山村以「回龍溝生態旅遊之旅、寶山溫泉之旅、寶山社會主義新農村之旅」作為旅遊形象,吸引大批遊客,使其旅遊業不斷成長。
  此次榜單中,光是四川就有8個村莊上榜。據陸媒報導,位居榜眼的是四川省成都市郫縣友愛鄉農科村,該村隸屬於郫都區友愛鎮,是全國農業旅遊示範點,被譽為「鮮花盛開的村莊,沒有圍牆的公園」。全村花卉面積數百畝,農家旅遊接待戶百餘戶,形成了以農科村為中心的花木盆景生產、銷售和農家旅遊基地。
  此外,四川省廣安市廣安區協興鎮牌坊村榮獲第三名,該村是鄧小平的誕生地,是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成功典範,也是廣安區改革開放的縮影,在中國西部村莊中有較強的影響力,稱為「全國文明村」,並與江蘇華西村、深圳南嶺村締結為友好村。
  2017年的中國名村影響力評價,主要從村莊發展指數、民生指數、管理指數、魅力指數、綠色指數和口碑指數的綜合因子評價,不僅取決於人均GDP、人均經濟量,亦取決於這個地方的自然環境、居住條件、安全狀況、人際關係,以及村民氣質、精神狀態等。此次評價將納入民生福祉,旨在推動更多村莊的綜合發展。
2017-12-20 12:0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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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評-小崗村與華西村2017.12.23旺報

1978年,安徽省滁州市小崗村的18位農民頂著政治風險「貼著身家性命」開啟土地承包制度,解決民生溫飽,成為中國農村改革第一村。中新社近日報導,如今的小崗村踏上改革新征程,在去年習近平考察之後,小崗村制定了「三年大提升」行動計畫,包括農村改革、產業發展、基礎設施建設等5大類工作。
  小崗村正在創建國家5A景區,另外,小崗村葡萄專業合作社、美國GLG集團產業園、小崗農產品深加工產業園和農村電子商務等項目,也為小崗村經濟發展帶來了新機遇。
  除了小崗村之外,另一個模範村華西村的發展也受到關注,媒體近日報導該村現在負債300多億人民幣,媒體也指華西村是「能人發展模式」,家族式經營導致負債局面。
  事實上,大陸的農村的確需要更深入的改革。中央1號文件連續10幾年聚焦在「三農問題」,但不可否認的是,人口仍持續大量向城市流動,顯示農村仍然缺少發展機會,醫療、教育、基礎設施等資源條件比起城市的大幅落差,更是農村的痛點。在經濟發展的同時,創造農村普遍的宜居環境,應該要成為農村改革重要的一環。

天下第一村華西村被曝負債389億元吳協恩你怎麼看?2017.12.22新浪綜合

  據《中國青年報》報導稱,昔日的天下第一村,如今已走到亟需轉型的岔路口。截止2016年第一季度,華西集團總負債高達389.07億元,資產負債率為68.78%,有息負債245.7億元。
  然而,10月21日,新華社刊發一篇《華西村的發展“秘訣”》報導卻是另外一種表述。文章說,今年前三季度,江蘇省江陰市華西村完成可用資金比去年同期增長21.37%;過去5年,華西村完成可用資金比上一個5年增長11.29%,上繳稅費增長37.01%。
  這與《中國青年報》上述報導形成鮮明對比。
  與其說華西村是一個村,不如說它更像一個龐大產業矩陣的企業集團。在華西村諸多的產業中,鋼鐵、紡織、旅遊是三大支柱。華西鋼鐵也趕上了“黃金年代”,為華西村源源不斷產生高利潤、高收入。
......
  然而,擺在吳協恩面前的不僅僅是美好的夢想,還有諸多困境,如華西村背負的389億元的債務。對此,吳協恩到底怎麼看這些巨額外債,答案仍不得而知。
  不過,回首吳協恩接班的這幾年,華西村經歷了由盛到衰、負債高企,或許他心裡有苦難言。
2017-12-23 07:4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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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西村掌門人回應負債389億元:網傳文章斷章取義

  新京報2017.12.22訊(記者彭彬)近日,一篇名為《中國最富村負債389億天下第一村華西村到底經歷了什麼?》的文章在網絡上發酵,對於網傳文章,華西村黨委書記、主任、華西集團董事長吳協恩在接受新京報記者專訪時表示,網傳文章斷章取義,今年華西集團鋼鐵、化纖板塊業務盈利大幅度增長,服務業整體平穩,集團經營情況好於往年,納稅穩中有升,整體發展態勢良好。
  截至今年前三季度,華西村實現盈利1.62億元,負債總額為387.42億元,去年同期為360.44億元,同比增長6.96%;資產總額為558.26億元,資產負債率69.4%;現營業收入202.13億元,比去年同期增加超20億元。
  “今年以來,鋼鐵、化纖行業行情火爆,是近年來表現最好的一年,你說在這種情況下,華西集團會經營不好?”吳協恩表示,負債有所提升,主要是因為佈局了許多新業務。“適度的負債率,對企業經營也有好處,可以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吳協恩表示。
  據吳協恩介紹,目前投資的效果正在顯現,部分投資收益已達數倍。此外,新佈局的金融、電競等業務也在推進,利潤將逐步釋放。
  “我經常跟村民說,有質疑,說明外界一直在關注華西村,有關注也是好事,對於這些傳言,我們也不必過多理會,踏踏實實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吳協恩表示,每隔一段時間,網上就會出現一些傳言,這都是不了解華西村所致。
  吳協恩表示,網上有些聲音認為,華西村比較封閉,但實際上華西人心態非常開放。“歡迎有質疑的朋友,到華西實地走走看看,眼見為實嘛。”吳協恩表示。
2017-12-23 07:5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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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千萬工程」 獲聯合國大獎2018-09-28聯合報

浙江省「千村示範、萬村整治」工程(千萬工程)昨榮獲聯合國「地球衛士獎」中的「激勵與行動獎」,這是聯合國最高環境榮譽。
聯合國「地球衛士獎」2004年設立,旨在表彰在保護或恢復環境方面展現出卓越領導力、遠見卓識、創新力和行動力,並做出傑出貢獻的個人或組織。
中新社報導,浙江「千萬工程」榮獲「2018地球衛士•激勵與行動獎」,意味浙江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努力和成效得到國際社會認可。
浙江「千萬工程」是「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在基層農村的成功實踐。
2003年6月以農村生產、生活、生態的「三生」環境改善為重點,浙江啟動「千萬工程」,開啟了以改善農村生態環境、提高農民生活質量為核心的村莊整治建設大行動。其目標為花5年時間,從浙江4萬個村莊中選擇1萬個左右的行政村進行全面整治,把其中1000個左右的中心村建成全面小康示範村。
報導指出,浙江「千萬工程」經歷了三個階段:2003-2007年為示範引領階段,1萬多個建制村率先推進農村道路硬化、垃圾收集、衛生改厠、河溝清淤、村莊綠化。
2008-2012年為整體推進階段,主抓生活汙水、畜禽糞便、化肥農藥等面源汙染整治和農房改造建設;2013年以來進入深化提升階段,啟動農村生活汙水治理攻堅、農村生活垃圾分類處理試點、歷史文化村落保護利用工作,美麗鄉村創建全面鋪開。
報導稱, 截至2017年底,該省累計有2.7萬個建制村完成村莊整治建設,佔該省建制村總數的97%;74%的農戶厠所汙水、廚房汙水、洗滌汙水得到有效治理;生活垃圾集中收集、有效處理的建制村全覆蓋,41%的建制村實施生活垃圾分類處理。
「千萬工程」還注重把環境整治和農民增收結合起來。高汙染的小作坊通過轉型升級,搬遷到工業園區。許多農村開闢了綠色農產品經營、手工藝品等綠色產業,並藉助互聯網電商平臺銷售。同時注重培育農家樂休閑旅遊點,把農村的生態環境轉化成旅遊資源。
今年4月,聯合國副秘書長兼環境規劃署執行主任索爾海姆訪問浙江,對浙江的綠色發展成果給予高度評價和贊賞,他指出:「我在浙江浦江和安吉看到的,就是未來中國的模樣,甚至是未來世界的模樣。」
2018-09-28 10:44:21
阿楨
旺報社評》政治集權、經濟分權的試探 2019/09/25

大陸人大常委會決定,自2020年起改變農村土地僅能由國家徵收的規定,在符合國家資源整體規畫的前提下,作為工商業經營之用的農村建設用地,將可以由農村集體透過出售或出租等方式,轉讓給單位或個人使用。修訂案也大幅改善過往地方政府強制徵收土地的弊病,明確界定土地徵收的公共利益用途,也加入更多限制條件與補償規定,讓地方政府不能隨便亂徵收農村土地,也讓農民擁有更多的參與、監督及話語等權利。
  北京這次土地改革獲得正面的肯定。一方面,對人口比重高達4成的大陸農民來說,這是對早先土地管理過度傾向城鎮發展的矯正,也是遲來的公平正義展現。另一方面,對當前面臨經濟下行壓力的北京當局而言,此舉將可全面解放長期被凍結的農村土地財富,為陷入成長停滯困境的大陸經濟,注入源源不絕的資金動能活水。除有利市場化的加速進行外,也將有助大陸挺過這一波經濟成長動能趨緩危機。
  這些看法,都沒有錯,但似乎流於表面。嚴格說來,這次的土地制度改革,有兩個深層意涵,一是加速推動大陸城鎮化進程,另一是打破中央權力愈來愈加集中的迷思。
  首先,在加速推動城鎮化進程方面,農村土地交易的市場化,代表農民不需在苦守著代代相傳的土地,而可以透過土地的買賣移轉,離開鄉村進入城市,從而擺脫農民身分,除可加快城鎮化的步調外,也可縮小城鄉之間的貧富差距。換句話說,土地改革不只是要創造「土地紅利」,更是希望透過這個過程提供農民誘因,加快農業人口轉移為城鎮居民,進而達成2035年城鎮化率(城鎮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超過75%的目標。
  其次,這次土地改革,無疑是北京政府再一次大規模的放權讓利行動。目的是把過去國家壟斷的農村土地買賣權利,重新歸還給農民。這就不免令人聯想到,1979年大陸經濟改革的濫觴,即是源自於「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一個讓大陸得以實現市場經濟的農村土地制度改革。這個改革,不僅改變當時農村貧瘠的樣貌,也為大陸經濟帶來40多年的榮景。箇中關鍵,無非就是中央政府願意放手,把權利下放給人民。
2019-09-26 08:40:55
是 (若未登入"個人新聞台帳號"則看不到回覆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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