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以為劉迎勝以兩本《絲路文化草原卷／海上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解決廣（含海路）狹（陸路）義的絲路，網上一查，竟然還有《吐蕃卷》（張雲著）《沙漠卷》（黃新亞著）《西南卷》（鄧廷良著）！
真是治絲益棼，說來道去、不就是貼文所言陸路與海路，淺嚐者連書也不用買、看貼文足矣，至於《吐蕃卷》《西南卷》與前評「茶馬古道」重疊。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souj/3/1303842400/20080225070721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souj/3/1303879399/20080226070047
劉迎勝，男，１９４７年生，１９８１年畢業于南京大學，獲碩士學位，１９８５年獲中國社會科學院博士學位。現爲南京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元史研究室主任，中國元史研究會副會長（１９９７年起）兼秘書長（１９８８年起），中國蒙古史學會副會長（１９９８年起）。
學術專長：
蒙元史、內陸亞洲史（北亞及中亞）、西北史地與西北民族史、中國伊斯蘭文化史、中外關系史。
著述：
已發表學術論著９７篇，其中以英、德文發表７篇，並出版學術專著４部（詳見附表）。
講授課程：
在南京大學講授的本科生選修課與碩士生、博士生課程主要有：
１．中國古代外來文化與宗教
２．絲綢之路與中國
３．中國與周邊國家
４．奧斯曼突厥語語法
５．蒙元史
６．波斯曆史文獻選讀
外語：
較熟煉掌握英語、德語及波斯語
可借助字典閱讀土其語、俄、法、日語。
國際學術活動
１．１９８７－１９８８年，受洪堡基金會資助赴德國哥廷根大學突厥學及中亞文化研究所，任客籍研究員，課題“有關蒙元史的漢文及波斯文史料比較研究”。
２．１９９０－１９９１年，代表中國參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起的“海上絲綢之路考察”，訪問意大利、希臘、土耳其、埃及、阿曼、巴基斯坦、印度、斯裏蘭卡、泰國、馬來西亞、印尼、文萊及菲律賓諸國，曆時４月余，出席十余次國際討論會。曾先後被推舉爲國際考察隊副隊長（阿曼－斯裏蘭卡）及隊長（斯裏蘭卡－印度）。
３．１９９１年代表中國參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起的“草原絲綢之路考察”，曆俄羅斯、土庫曼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 吉爾吉斯斯坦及哈薩克斯坦等中亞五國，曆時二個月，出席烏茲別克斯坦及哈薩克斯坦舉行的兩次國際討論討論會。在阿拉木圖國際討論會上被推舉爲大會執行主席。
４．１９９２年代表中國參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與蒙古政府發起的“遊牧／阿勒泰絲綢之路考察”，出席烏蘭巴托國際討論會，並被推舉爲大會執行主席。
５．１９９２年，出席羅馬國際東方學會議，報告題目《在曆史面前的中國－多民族國家》，已發表（英文）。
６．１９９３年３月－１２月，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客座教授，課題：《回回館雜字》與《回回館譯語》研究。
１９９３年１０月，應邀赴劍橋大學東方研究所講學。同年１１月，應邀赴牛津大學東方研究所講學二次，內容有關中亞研究。報告用英語。
７．１９９７年，訪問香港中文大學及澳門中葡青年文化協會。
８．１９９８年，出席于波恩召開的第二十七屆德語國家東方學會議，報告論文《白阿兒忻臺對哈烈的出使－－明與帖木兒帝國關系研究》。
９．１９９８年，訪問哈薩克斯坦科學院曆史研究所，吉爾吉斯斯坦科學院及烏茲別克斯坦考古研究所。
１０．１９９９年初－１９９９年５月，在葡萄牙裏斯本大學及國立檔案館研究澳門檔案。
１１．１９９９年５月－２０００年初，受洪堡基金會資助在德國班貝格大學伊朗學系任客座教授，課題：回回館研究。
同年９月，出席于巴黎召開的“第四屆歐洲伊朗研究會議”，報告論文《十三－十八世紀中國的官辦波斯語教學研究》。
同年１１月，應邀赴德國維爾茨堡大學宗教史系、波恩大學中亞學系、弗賴堡大學東方學系、波鴻大學東方學系、美因茨大學應用漢語及突厥學系及慕尼黑大學東方學系等六所德國大學，分別以英語和德語講學，報告題目分別爲“中國古代外來宗教與文化”、“元明兩代中國與內陸亞洲地區的外交語言”、“中國的穆斯林文化”等。
同年１２月，應邀赴意大利羅馬大學講學（二次）及赴意大利國立亞非研究所講學（一次），題目“十三－十五世紀的中國與中亞”，“世界曆史中的蒙元王朝”等。報告用英語，意方將詳細提綱邀請單位譯成意大利文散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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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絲綢之路（陶瓷之路）是古代中國與外國交通貿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該路主要以南海爲中心，起點主要是廣州、泉州，所以又稱南海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形成于秦漢時期，發展于三國隋朝時期，繁榮于唐宋時期，轉變于明清時期，是已知的最爲古老的海上航線。
在陸上絲綢之路之前，已有了海上絲綢之路。它主要有東海起航線和南海起航線。海上絲綢之路是古代海道交通大動脈。自漢朝開始，中國與馬來半島就已有接觸，尤其是唐代之後，來往更加密切，作爲往來的途徑，最方便的當然是航海，而中西貿易也利用此航道作交易之道，這就是我們稱爲的海上絲綢之路。海上通道在隋唐時運送的主要大宗貨物是絲綢，所以大家都把這條連接東西方的海道叫作海上絲綢之路。到了宋元時期，瓷器的出口漸漸成爲主要貨物，因此，人們也把它叫作“海上陶瓷之路”。同時，還由于輸入的商品曆來主要是香料，因此也把它稱作“海上香料之路”。
海上絲綢之路主要有東海起航線和南海起航線兩條主線路，比陸上絲綢之路的曆史更爲悠久。
東海起航線始自周王朝（公元前1112年）建立之初，武王派遣箕子到朝鮮傳授田蠶織作技術。箕子于是從山東半島的渤海灣海港出發，走水路抵達朝鮮。這樣，中國的養蠶、繅絲、織綢技術通過黃海最先傳到了朝鮮。秦始皇（公元前221年）兵吞六國時，齊、燕、趙等國人民爲逃避苦役而攜帶蠶種和隨身養蠶技術不斷泛海赴朝，更加速了絲織業在朝鮮的傳播。
中日兩國之間一衣帶水，通過朝鮮半島或經由日本海環流水路，交往十分方便。日本自古以來就有關于蠶業的傳說。傳說在公元前219~210年，秦始皇爲求長生不老丹，曾派徐福率領童男、童女、船員、百工、數千人東渡日本，傳播養蠶技術，日本人民後尊祀徐福爲“蠶神”。也有記載說，公元前三世紀，江浙一帶的吳地有兄弟二人，東渡黃海至日本，傳授蠶織和縫制吳服的技藝。其後，內地人士或經由朝鮮、或從山東出發，三三兩兩地到日本定居，交往十分密切，並促進了日本蠶業的發展。
據日本古史記載，西漢哀帝年間（公元前6年），中國的羅織物和羅織技術已傳到日本。公元三世紀，中國絲織提花技術和刻版印花技術傳入日本。隋代，中國的鏤空版印花技術再次傳到了日本。隋唐時期，日本使節和僧侶往來中國頻繁，他們在浙江臺州獲得青色綾，帶回日本作樣板，仿制彩色錦、綾、夾纈等，日本至今仍沿用中國唐代的名稱，如：絞纈、臘纈、羅、綢、綾、羽等。
唐代，江浙出産的絲綢直接從海上運往日本，絲織品已開始由禮物轉爲正式的商品。奈良是當時日本的首都，可以說是中國絲綢之路的終點，正倉院則是貯藏官府文物的場所。今日的正倉院已成了日本保存中國唐代絲織品的寶庫，其中的很多絲織品即使在大陸也很難見到，諸如彩色印花錦緞、獅子唐草奏樂紋錦、蓮花大紋錦、狩獵紋錦、鹿唐草紋錦、蓮花紋錦等，還有不少中國工匠當時在日本制作的、兼具唐代風格與日本民族特色的絲織品。
宋代也有很多的中國絲綢被運往日本。元代，政府在寧波、泉州、廣州、上海、澉浦、溫州、杭州設置市舶司，多口岸向日本出口龍緞、蘇杭五色緞、花宣緞、雜色絹、丹山錦、水綾絲布等。明代則是日本大量進口中國絲綢的時期，這一時期，日本從中國輸入的生絲、絹、緞、金錦等不計其數。
清初（1644年），統治者擔心國內人民出海與明末抗清志士勾結，于是采取海禁政策，後由于國內外的強烈反對而陸續開放。此時，日本仍繼續大量進口中國生絲。1633~1672年間，日本每年進口的中國絲仍在20萬斤以上，這是由于日本人民服用絲綢十分普遍，而當時的日本國戰亂連連、蠶業衰退，國內生産的生絲數量銳減、品質不良的緣故。此時還有山東、陝西、安徽、浙江等地的商人直接從事海上貿易活動，遠航至日本等國，以中國的綢綾等換取椒、檀、銅、藤等貨物。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中國政府爲了換取日本出産的銅，允許中日官方往來，進行絲綢貿易。此後，中國的絲綢更源源不斷地被運往日本。
日本在大量進口中國絲綢的同時，積極引進中國的桑種、蠶種和先進技術，並于1868年前後確立了振興蠶絲業的基本國策，積極學習歐洲的蠶絲實驗科學，訂立獎勵專利政策，興辦科教機構，蠶絲業從此欣欣向榮。1909年，日本出口的生絲已達到8372噸，超過了中國（7480噸），位居國際首位，其後並一直處于領先地位。中國直到1977年産絲量才重又超過了日本。
當時通過海上絲綢之路往外輸出的商品主要有絲綢、瓷器、茶葉和銅鐵器四大宗，往國內運的主要是香料、花草及一些供宮廷賞玩的奇珍異寶，于是海上絲綢之路又有海上陶瓷之路、海上香藥之路之稱。明初鄭和下西洋時，海上絲綢之路發展到巔峰。鄭和之後的明清兩代，由于實施海禁政策，我國的航海業開始衰敗，這條曾爲東西方交往做出巨大貢獻的海上絲綢之路也逐漸消亡了。 1784年，美國“中國皇後”號訪粵，標志著美國直達廣州的航線的開通。
廣州在海上絲綢之路的地位
從3世紀30年代起，廣州已成爲南海起航線海上絲綢之路的主港。唐宋時期，廣州成爲中國第一大港，是世界著名的東方港市。由廣州經南海、印度洋，到達波斯灣各國的航線，是當時世界上最長的遠洋航線。元代時，廣州的中國第一大港的位置被泉州替代，但廣州仍然是中國第二大港。在海上絲綢之路2000多年的曆史中，相對其他沿海港口，廣州被認爲是唯一長期不衰的港口。明初、清初海禁，廣州長時間處于“一口通商”局面。明清時期，以廣州爲起點的海上絲綢之路已經有3條航線。1784年，美國“中國皇後”號訪粵，標志著美國直達廣州的航線開通。
有足夠的史料和文物證明，海上絲綢之路的最早始發港是廣州。目前保存在廣州市內各地的“海上絲綢之路”的遺址共有20多處，包括南海神廟、懷聖寺光塔、光孝寺、清真先賢古墓、華林寺、蓮花塔、沙面西式建築等，其中懷聖寺就是伊斯蘭教傳入中國最早的清真寺。目前廣東有關部門正在積極推動“海上絲綢之路”遺址申報世界文化遺産。
宋朝是當時最繁榮的國家之一
在大多數人的印象中，中國封建王朝的頂峰是唐朝，其實不然。宋朝是中國曆史上經濟最繁榮、科技最發達、文化最昌盛、藝術最高深、人民生活水平最富裕的朝代之一，也是當時世界上發明創造最多的國家。宋朝也是中國爲世界貢獻最大的時期，中國曆史上的重要發明一半以上都出現在宋朝，那時中國四大發明的三項發明在宋代得到大規模實際的運用，像火藥、指南針、印刷術、紙幣、垂線紡織、瓷器工藝的重要改革等。宋朝航海、造船、醫藥、工藝、農技等技術都達到了古代前所未有的高度，指南針在宋代開始大量裝備遠洋船舶。宋代的GDP占當時全球的50%。國家的綜合實力無論是質量還是數量宋朝都是當時世界上的第一大國。宋朝十萬戶以上的城市由唐代的十余個增加到40個，汴京和臨安是繼長安、洛陽和南京之後成爲世界上第4、第5個超過百萬人口的城市。
兩宋的對外貿易也達到了空前的繁榮，湧現出廣州、泉州一類港口城市。據西方史學家的研究，兩宋的對外年貿易量超過世界上其他國家同年的總和，中國商人幾乎控制著從中國沿海到非洲東海岸、紅海沿岸的主要港口。
用已故著名學者鄧廣銘教授的話來說，“宋代是我國封建社會發展的最高階段，其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所達到的高度，在中國整個封建社會曆史時期之內，可以說是空前絕後的。”
曆史發展
（一）、先秦南和越國時期：爲海上絲綢之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先秦南和越國時期嶺南地區海上交往爲海上絲綢之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早在距今6000年左右，嶺南先民已經利用獨木舟在近海活動。
距今5000～3000年期間，東江北岸近百公裏的惠陽平原，已經形成以陶瓷爲紐帶的貿易交往圈，並通過水路將其影響擴大到沿海和海外島嶼。
通過對海船和出土陶器，以及有肩有段石器、銅鼓和銅鉞的分布區域的研究得知，先秦時期的嶺南先民已經穿梭于南中國海乃至南太平洋沿岸及其島嶼，其文化間接影響到印度洋沿岸及其島嶼。
根據出土遺物以及結合古文獻的研究表明，南越國已能制造25～30頓的木樓船，並與海外有了相當的交往。
南越國的輸出品主要是：漆器、絲織品、陶器和青銅器。輸入品正如古文獻所列舉的“珠璣、犀（牛）、玳瑁、果、布之湊。”主要的貿易港口有番禺（今廣州）和徐聞（今徐聞）。
（二）、西漢中晚期和東漢：海上絲綢之路的形成和發展
《漢書.地理志》記載“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有譯長，屬黃門，與應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異物，齎黃金雜繒而往。……”說明“海上絲綢之路”興起于漢武帝滅南越國之後。東漢（特別是後期）航船已使用風帆；大秦（羅馬帝國）已第一次由海路到達廣州進行貿易；中國帶有官方性質的商人也到達了羅馬。這標志著橫貫亞、非、歐三大洲的、真正意義的海上絲綢之路的形成。
隨著漢代種桑養蠶和紡織業的發展，絲織品成爲這一時期的主要輸出品。乳香（薰爐）和家內奴仆（托燈俑）乃以往輸入品中所未見。
由于兩漢版圖擴張到今東南亞的部分地區，政府加強了海上絲綢之路沿海港市的管理,例如在今徐聞“置左右候官，在縣南七裏,積貨物于此,備其所求,與交易”。也出現了一些比較重要的商業城市，例如番禺、徐聞、合浦（今合浦附近）、龍編（今越南河內）、廣信（今梧州）、布山（今貴港）和桂林（今桂林）等。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嶺南與內地的水路和陸路交通也由此顯得重要而得到修治。
（三）、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海上絲綢之路
孫吳政權黃武五年（226年）置廣州（郡治今廣州市），加強了南方海上貿易。
有史料可稽，東晉時期廣州成爲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
對外貿易涉及達十五個國家和地區，不僅包括東南亞諸國，而且西到印度和歐洲的大秦。經營方式一是中國政府派使團出訪，一是外國政府遣使來中國朝貢。
絲綢是主要的輸出品。輸入品有珍珠、香藥、象牙、犀角、玳瑁、珊瑚、翡翠、孔雀、金銀寶器、犀象、吉貝（棉布）、斑布、金剛石、琉璃、珠璣、檳榔、兜鑾等。
廣州海上絲綢之路易的發展，致使對外貿易收入成爲南朝各政權的財政依賴。
另一說：
“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泉州
泉州市位于福建省東南沿海，北緯24°22’—25°56’，東經117°34’—119°05’。面積11220.5千方千米。轄鯉城、豐澤、洛江、泉港4區，石獅、晉江、南安3市，惠安、安溪、永春、德化、金門5縣。人口654.62萬（未含金門縣）。通行閩南方言。泉州爲著名僑鄉、臺灣漢族同胞主要祖籍地。
泉州是“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國務院首批公布的24個曆史文化名城之一，早在唐代，泉州刺桐港就是我國四大外貿港口之一，在宋元時期與埃及亞曆山大港齊名被譽爲東方第一大港。泉州素有“海濱鄒魯”之譽，人文薈萃，文化昌盛，中西文化長期在這裏交流彙聚，造就了燦若繁星的文化名人，留存了以南戲、南音、南少林爲代表的輝耀古今的文化遺産和大量世人罕見的中外曆史文化瑰寶。屬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的有開元寺、老君岩、清淨寺、伊斯蘭教聖墓、草庵等中世紀世界幾大宗教的寺院；有洛陽橋、安平橋、崇武古城等傳統建築精品，又有九日山摩崖祈風石刻等見證著宋元時期泉州與外國商人友好交往的遺址，還有民族英雄鄭成功墓、著名的民間信仰宗廟天後宮、德化屈鬥宮古窯址等12處。省級文物保護單位有37處，市級文物保護單位200多處。到處彌漫著濃厚的鄉土文化氣息，梨園戲、木偶戲、高甲戲、打城戲古樸幽雅，中世紀宮廷音樂“活化石”南音，被海外遊子視爲最親切的鄉音。德化瓷器、惠安石雕、鯉城木偶頭、安溪烏龍茶、永春老醋等土特名産，聞名遐邇，是饋贈親朋摯友的上乘禮品，遠銷海內外。
泉州是我國著名僑鄉和臺灣漢族同胞的主要祖籍地。目前分布在世界10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泉州籍華僑華人達600多萬人，港澳同胞68萬多人；在臺灣漢族同胞中，有44．8％約900多萬人祖籍泉州。長期以來，泉州的廣大海外鄉親和臺胞愛國愛鄉，爲我市的各項建設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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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
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位于廣東陽江市海陵島試驗開發區的“十裏銀灘”上。該建築不僅在全國，乃至在世界上都堪稱標志性建築。主要由“一館兩中心”（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海上絲綢之路學研究中心和研發中心）構成，設有陳列館、水晶宮、藏品倉庫等設施。
該館總投資約2億元，整體建設用地達12.9萬平方米，控制用地10萬平方米，總建設面積1.75萬平方米。由廣州一家建築設計有限公司精心制作而成，創意緊扣海的主題，而且功能、結構、形式、文化內涵高度統一。由五個不規則的大小橢圓體連環相扣組成，外形猶如古船的龍骨，整體既似起伏的海浪，又如展翅的海鷗。
中間最大橢圓體爲“水晶宮”。用來盛放古船“南海一號”，它是一個巨型玻璃缸，水深12米，因而被形象地稱之爲“水晶宮”。這些水的水質、溫度及其環境都與其所在海底位置完全一樣。2007年12月22日，“南海一號”整體打撈出水。古船是尖頭船，長度爲26米以上，寬度10余米，船身(不算桅杆)高8米，排水量約600噸，載重可能近800噸。26日已將它與船載物品和淤泥一起，被平移到這個巨型玻璃缸中。遊客在博物館裏可以通過地下一層的水下觀光廊透明牆壁環繞參觀。據悉，這種保護和陳列方式，在世界同類主題博物館中是前所未有的。對推動“海上絲綢之路學”的研究有著十分重大的作用。
陳列館陳放從古船裏打撈出的金、銅、鐵、瓷、玉類等文物4500多件，宋代銅錢6000多枚。這些文物以瓷器爲主，分屬浙江龍泉、福建德化、江西景德鎮等南宋幾大著名窯系的外銷瓷器，造型獨特，工藝精美，絕大多數文物完好無損，遠非陸地出土的同類瓷器所能比。依其數量和價值計算，將是全廣東省博物館藏文物的總和還要多。
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將成爲以“文物保護、協調環境、旅遊開發”爲出發點，以文物保護爲核心，以注重環境和生態保護爲原則，以“藏以文化底蘊，寓意時代意念，融以自然神韻”爲目標的“世界一流、亞洲一流”的現代化專業性水下博物館。在博物館周邊興建有娛樂城、潛水俱樂部、風帆俱樂部、賓館、海水浴場、海文化表演廣場以及旅遊娛樂商業街等輔助設施。項目設計將嚴格遵守以文物保護爲核心、注重環境和生態保護的原則，確保建成後與博物館主體相配套。
http://baike.baidu.com/view/332122.htm
《絲路文化草原卷》
絲綢之路(絲路)，指西漢（前202年-8年）時，由張騫出使西域開辟的以長安（今西安）爲起點，經甘肅、新疆，到中亞、西亞，並聯結地中海各國的陸上通道（這條道路也被稱爲“西北絲綢之路”以區別日後另外兩條冠以“絲綢之路”名稱的交通路線）。因爲由這條路西運的貨物中以絲綢制品的影響最大，故得此名。其基本走向定于兩漢時期，包括南道、中道、北道三條路線。
廣義的絲綢之路指從上古開始陸續形成的，遍及歐亞大陸甚至包括北非和東非在內的長途商業貿易和文化交流線路的總稱。除了上述的路線之外，還包括約于公元前五世紀形成的草原絲綢之路、南北朝時期形成，在明末發揮巨大作用的海上絲綢之路和與西北絲綢之路同時出現，在元末取代西北絲綢之路成爲路上交流通道的南方絲綢之路。
絲綢之路（德語：die Seidenstrasse）一詞最早來自于德國地理學家費迪南?馮?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77年出版的《中國－我的旅行成果》（China, 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有時也簡稱爲絲路。
雖然絲綢之路是沿線各國共同促進經貿發展的産物，但很多人認爲，中國的張騫兩次通西域，開辟了中外交流的新紀元。並成功將東西方之間最後的珠簾掀開。從此，這條路線被作爲“國道”踩了出來，各國使者、商人沿著張騫開通的道路，來往絡繹不絕。上至王公貴族，下至乞丐獄犯，都在這條路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這條東西通路，將中原、西域與阿拉伯、波斯灣緊密聯系在一起。經過幾個世紀的不斷努力，絲綢之路向西伸展到了地中海。廣義上絲路的東段已經到達了韓國、日本，西段至法國、荷蘭。通過海路還可達意大利、埃及，成爲亞洲和歐洲、非洲各國經濟文化交流的友誼之路。
絲綢之路的路線
絲綢之路一般可分爲三段，而每一段又都可分爲北中南三條線路。
東段：從長安到玉門關、陽關。（漢代開辟）
中段：從玉門關、陽關以西至蔥嶺。（漢代開辟）
西段：從蔥嶺往西經過中亞、西亞直到歐洲。（唐代開辟）
以下爲絲路各段上的重要城市名稱（括號內爲古地名）。
東段各線路的選擇，多考慮翻越六盤山以及渡黃河的安全性與便捷性。三線均從長安出發，到武威、張掖彙合，再沿河西走廊至敦煌。
北線：從涇川、固原、靖遠至武威，路線最短，但沿途缺水、補給不易。
南線：從鳳翔、天水、隴西、臨夏、樂都、西寧至張掖，但路途漫長。
中線：從涇川轉往平涼、會寧、蘭州至武威，距離和補給均屬適中。
西安（長安）：須彌山石窟、麥積山石窟、炳靈寺石窟 武威（涼州） 張掖（甘州） 酒泉（肅州） 敦煌（沙州）：莫高窟、榆林窟 公元10世紀時期北宋政府爲繞開西夏的領土，開辟了從天水經青海至西域的“青海道”。成爲宋以後一條新的商路。 天水 西寧 伏俟城 索爾庫裏盆地（索爾庫裏）
中段往返于絲綢之路上的商隊。中段主要是西域境內的諸線路，它們隨綠洲、沙漠的變化而時有變遷。三線在中途尤其是安西四鎮（640年設立）多有分岔和支路。
南道（又稱于闐道）：東起陽關，沿塔克拉瑪幹沙漠南緣，經若羌（鄯善）、和田（于闐）、莎車等至蔥嶺。 陽關 若羌（鄯善） 且末 尼雅（精絕），西漢時期西域三十六國之一。 和田（于闐）
中道：起自玉門關，沿塔克拉瑪幹沙漠北緣，經羅布泊（樓蘭）、吐魯番（車師、高昌）、焉耆（尉犁）、庫車（龜茲）、阿克蘇（姑墨）、喀什（疏勒）到費爾幹納盆地（大宛）。 玉門關 樓蘭（爲鄯善所兼並，現屬新疆若羌縣） 吐魯番（高昌）：高昌故城、雅爾湖故城、柏孜克裏克千佛洞 焉耆（尉犁） 庫車（龜茲）：克孜爾千佛洞、庫木吐喇千佛洞 阿克蘇（姑墨） 喀什（疏勒）
北道：起自安西（瓜州），經哈密（伊吾）、吉木薩爾（庭州）、伊寧（伊犁），直到碎葉。 哈密，水道縱橫盛産哈密瓜 烏魯木齊，回文意思解作美麗的草原 伊寧（伊犁）
西段自蔥嶺以西直到歐洲的都是絲綢之路的西段，它的北中南三線分別與中段的三線相接對應。其中經裏海到君士坦丁堡的路線是在唐朝中期開辟。
北線：沿鹹海、裏海、黑海的北岸，經過碎葉、怛羅斯、阿斯特拉罕（伊蒂爾）等地到伊斯坦布爾（君士坦丁堡）。 烏魯木齊 阿拉木圖（哈薩克斯坦） 江布爾城（怛羅斯，今哈薩克斯坦城市） 托克瑪克（碎葉，今吉爾吉斯斯坦城市） 薩萊（俄羅斯） 薩克爾 伊斯坦布爾（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城市）
中線：自喀什起，走費爾幹納盆地、撒馬爾罕、布哈拉等到馬什哈德（伊朗），與南線彙合。 喀什或喀什葛爾 白沙瓦：哈拉和林大道 喀布爾 巴米揚：著名的巴米揚大佛在2001年被塔利班摧毀。
南線：起自帕米爾山，可由克什米爾進入巴基斯坦和印度，也可從白沙瓦、喀布爾、馬什哈德、巴格達、大馬士革等前往歐洲。 馬什哈德（伊朗） 薩蔔澤瓦爾 赫卡托姆皮洛斯（Hecatompylos，番兜，和櫝，可能位于如今的伊朗達姆甘和沙赫魯德之間。） 德黑蘭 哈馬丹 克爾曼沙汗 巴庫拜（伊拉克） 巴格達 阿布哈裏蔔 費盧傑：沿幼發拉底河至阿列頗。 拉馬迪 阿列頗（敘利亞） 大馬士革 阿達納（土耳其） 科尼亞 安條克 布爾薩 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爾） 其他此外還有，還有主要與南亞交流的南方絲綢之路和沿海路行進的海上絲綢之路。
曆史發展
公元前1世紀以前
上古時期
大約是漢朝晚期的馬塑像。早在遠古時期，雖然人類面對著難以想象的天然艱險的挑戰，但是歐亞大陸東西之間並非像許多人想象中那樣地隔絕。在尼羅河流域、兩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黃河流域之北的草原上，存在著一條由許多不連貫的小規模貿易路線大體銜接而成的草原之路。這一點已經被沿路諸多的考古發現所證實。這條路就是最早的絲綢之路的雛形。
早期的絲綢之路上並不是以絲綢爲主要交易物資，在公元前15世紀左右，中國商人就已經出入塔克拉瑪幹沙漠邊緣，購買産自現新疆地區的和田玉石，同時出售海貝等沿海特産，同中亞地區進行小規模貿易往來。而良種馬及其他適合長距離運輸的動物也開始不斷被人們所使用，令大規模的貿易文化交流成爲可能。比如阿拉伯地區經常使用，耐渴、耐旱、耐餓的單峰駱駝，在公元前11世紀便用于商旅運輸。而分散在亞歐大陸的遊牧民族據傳在公元前41世紀左右即開始飼養馬。雙峰駱駝則在不久後也被運用在商貿旅行中。
另外，歐亞大陸腹地是廣闊的草原和肥沃的土地，對于遊牧民族和商隊運輸的牲畜而言可以隨時隨地安定下來，就近補給水、食物和燃料。這樣一來一支商隊、旅行隊或軍隊可以在沿線各強國沒有注意到他們的存在或激發敵意的情況下，進行長期，持久而路途遙遠的旅行。
最初的發展
在商代帝王武丁配偶墳塋的考古中人們發現了産自新疆的軟玉。這說明至少在公元前13世紀，中國就已經開始和西域乃至更遠的地區進行商貿往來。依照晉人郭璞在《穆天子傳》中的記載，前963年周穆王曾攜帶絲綢、金銀的貴重品西行至裏海沿岸，並將和田玉帶回中國。雖然這種說法的真實性還沒有定論，但是目前在絲綢之路沿線的考古中，確實出土了部分在這一時期的絲綢制品。
在中國戰國時期，中原地區已經存在了相當規模的對外經濟交流。《史記?趙世家》中記錄了蘇厲與趙惠文王的一段對話：“馬、胡犬不東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寶者非王有已”蘇厲用趙國通過對外貿易得到的財富威脅趙惠文王一段從側面說明了這一點：因爲人們相信，“昆山之玉”即爲昆侖山下出産的軟玉，而胡犬則是産自中亞、西亞的一個狗的品種。
隨著公元前5世紀左右河西走廊的開辟，帶動了中國對西方的商貿交流，西域地區諸如鄯善、龜茲等國家紛紛在這一時期逐漸出現。而當時的歐洲國家已經出現了“賽裏斯”（Seres，源自希臘語言“絲”，從漢語“絲”的音轉化的“Ser”。）——對中國的稱呼。這種小規模的貿易交流說明在漢朝以前東西方之間已有經過各種方式而持續長時間的貿易交流。
青金石是在早期絲綢之路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商品之一，如今也是一種重要的寶石。不僅僅是絲綢，同時絲綢之路上另一件著名的商品，産自今阿富汗巴達克山的青金石早在公元前31世紀就開始出現在中國、印度、埃及——這意味著中亞地區的商旅貿易開始的時間要比這一地區部分國家的誕生還要早些。約1000年後，青金石的貿易開始傳入印度的哈拉帕（Harappa）。後來成爲佛教七寶之一。
作爲世界上最早出現國家的文明之一，目前很多考古發現證明埃及人在很早以前就開始從事北非、地中海及西亞的貿易。人們相信，在前14世紀時期，埃及人已經造出了船。
在埃及，人們發現了距今5000余年，産自阿富汗的青金石，說明埃及人已經開始沿著這條時候被稱爲絲綢之路的道路上，展開了一定規模的貿易。一些人認爲是前1070年左右絲綢殘骸的碎片已經被發現，這意味著至少在前1070年埃及可能已經與中國有了間接的貿易往來。不過此後不久絲綢在埃及的地位一落千丈，並絕迹于此後很長一段時間的史冊。同時，這些前11世紀的絲綢究竟是中國養蠶技術所出現的絲綢，還是一個來自地中海沿岸或者中東的“荒野絲”，就是一個極有爭議的話題了。
在一統巴比倫和波斯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帝王大流士一世（前521年至前485年）統治下，四處擴張的波斯建立了在中、西亞的地區強權。史料記載這位帝王喜愛愛琴海生産的鮮魚和故鄉帕提亞的水。爲此大流士建立了一條連接安息帝國首都蘇薩（位于底格裏斯河下遊流域）到小亞細亞以弗所和國土各地的“波斯禦道”，這條僅由王室使用的皇道在沿線各段設立驛站，借助每個驛站的好馬和馭手皇室所需要的一切通過這條道第一時間送至首都，再將帝王的指令傳播到波斯全國。依照皇道的效率，一位向大流士進獻快信的人只需9天即可送至首都，而同樣的距離對于普通人而言需要3個月。一方面安息利用這樣一條遍及各地的古代國道加強了中央政府對各地的統治，另一方面也直接帶動了這一地區的商貿活動。
在亞曆山大建立他橫跨歐、亞、非三洲的大帝國（有學者認爲，這就是中國古籍記載的“犁軒”[1]）後，他的繼承者托勒密一世在前323年最終控制了埃及。希臘人開始積極促進小亞細亞、印度和東非之間通過希臘管轄的港口進行的貿易活動，在陸地上希臘人也一樣在貿易領域非常活躍。這一時期歐亞之間的繁榮的經貿並不僅是希臘人的成就，地處阿拉伯半島及中亞的阿拉伯人——尤其是納巴泰人人（前106年爲羅馬帝國所滅）爲中亞的貿易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這幅獸皮壁畫上的戰士可能是希臘人，但也有人認爲這是受到希臘文化影響後出現的西域士兵。推定作畫年代爲前3世紀—前2世紀。希臘人的第一步就是利用帝國在中亞乃至更東方的擴張來打通並控制東西方之間的陸上絲綢之路，帝國東部邊境也許已經到達了大宛國（今吉爾吉斯斯坦費爾幹納）——如今中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西部。如今人們在這一帶的考古發現了亞曆山大大帝在前329年建立的城市——苦盞（希臘人命其爲“極東亞曆山大城”，即亞曆山大東征的最遠處）。
接下來的300年間，希臘人保持了這個龐大帝國在亞洲的統治。塞琉古帝國（Seleucid，參見已不存在國家列表）的將領歐西德姆斯（Euthydemus）據大夏和粟特獨立，他和他的兒子德米特裏（Demetrius I of Bactria，死于公元前167年）向四周塞種人地區、安息和大宛擴張領土。繼續沿著亞曆山大過去的道路向西拓展。在大夏國王歐西德姆斯（前 230-200 年）執政時期國土達到極致：大夏控制的土地不僅超越了複次忽氈，有證據顯示他們的偵察隊在前200年左右已經到達過喀什，這是有史以來最早的，有據可考的一次連接中國與西方的活動。古希臘曆史學家斯特拉波曾這樣評價這次行動“他們甚至將自己國家的國土拓展至塞裏斯（中國）和弗林尼（Phryni）。”
小結
但這種交流不完全等同于公元前1世紀繁榮的的絲綢之路，也並沒有持續下來。隨著遊牧民族的不斷強盛，他們同定居民族之間發生了不斷的爭鬥，之間也在不斷的分裂、碰撞、融合，這使原始的文化貿易交流僅存于局部地區或某些地區之間。不過，隨著各定居民族的強國的不斷反擊和擴張，這些國家之間往往發生了直接接觸，如西亞地區馬其頓亞曆山大的東征、安息王朝與羅馬在中亞和地中海沿岸的擴張，大夏國對阿富汗北部、印度河流域的統治，以及促使張騫動身西域的大月氏西遷。這些都說明上述地區之間進行大規模交通的要素已經具備，出入中國的河西走廊與聯通大陸上各國的道路業已被遊牧民族所熟知。
而且同時連同中國與歐洲之間的西域地區小國林立，中亞地區也是戰火紛飛。西域西北側與中國北方又有強大的匈奴在側，控制西域諸國，與周邊民族和中國中原王朝爭鬥不止。經濟文化的交流僅僅是一個相對安定的地區內才能做到的。所以當時的東西方之間並沒有深刻的了解，對文化上的交流更是相互隔絕。就連上古曾經存在過的貿易往來，這是也往往變成了傳說和神話，殘留在東西方人民的心中。
公元前1世紀到7世紀
張騫的西行
張騫出西域圖（敦煌壁畫）前2世紀，中國的西漢王朝經過文景之治後國力日漸強盛。第四代皇帝漢武帝劉徹爲打擊匈奴，計劃策動西域諸國與漢朝聯合，于是派遣張騫前往此前被冒頓單于逐出故土的大月氏。建元二年（前139年），張騫帶一百多隨從從長安出發，日夜兼程西行。張騫一行在途中被匈奴俘虜，遭到長達十余年的軟禁。他們逃脫後曆盡艱辛又繼續西行，先後到達大宛、大月氏、大夏。在大夏市場上，張驀看到了大月氏的毛氈、大秦國的海西布，尤其是漢朝四川的鄧竹杖和蜀布。他由此推知從蜀地有路可通身毒、大夏。前126年張騫幾經周折返回長安，出發時的一百多人僅剩張騫和一名堂邑父了。史書上把張騫的首次西行譽爲“鑿空”即空前的探險。這是曆史上中國政府派往西域的第一個使團。前119年，張騫時任中郎將，又第二次出使西域，經四年時間他和他的副使先後到達烏孫國、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等國。
自從張騫第一次出使西域各國，向漢武帝報告關于西域的詳細形勢後，漢朝對控制西域的目的由最早的制禦匈奴，變成了“廣地萬裏，重九譯，威德遍于四海”的強烈願望。爲了促進西域與長安的交流，漢武帝招募了大量身份低微的商人，利用政府配給的貨物，到西域各國經商。這些具有冒險精神的商人中大部分成爲富商巨賈，從而吸引了更多人從事絲綢之路上的貿易活動，極大地推動了中原與西域之間的物質文化交流，同時漢朝在收取關稅方面取得了巨大利潤。出于對匈奴不斷騷擾與絲路上強盜橫行的狀況考慮，加強對西域的控制，漢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設立了漢朝對西域的直接管轄機構——西域都護府。
以漢朝在西域設立官員爲標志，絲綢之路這條東西方交流之路開始進入繁榮的時代。
大規模的貿易
古羅馬美娜德身著絲綢外衣，該壁畫現存于意大利那不勒斯博物館。當羅馬人在公元前30年征服埃及後，加之張騫第一次出使西域各國後遠東中國傾國力向西拓展的機遇，通過絲路的交流與貿易在印度、東南亞、斯裏蘭卡、中國、中東、非洲和歐洲之間迅速發展。無數新奇的商品、技術與思想來是源源不斷的歐亞非三洲的各個國家。大陸之間的貿易溝通變得規則、有序。
羅馬人很快就加入到這條商道中，從1世紀起羅馬人開始狂熱的迷戀著從帕提亞人手中轉手取得的中國絲綢——即便當時的羅馬人相信絲綢是從樹上摘下來的。“賽利斯人們（中國人）以從他們的樹林中獲取這種毛織品而聞名于世。他們將從樹上摘下的絲綢浸泡在水中，再將白色的樹葉一一梳落。（絲綢的）生産需要如此多的勞役，而它們又來自于地球的彼方，這令羅馬的少女們可以身著半透明的絲衣在大陸街上炫耀。”（老普林尼，《博物學》）
那時，絲綢成爲羅馬人狂熱追求的對象。古羅馬的市場上絲綢的價格曾上揚至每磅約12兩黃金的天價。造成羅馬帝國黃金大量外流。這迫使元老院斷然制定法令禁止人們穿著絲衣，而理由除了黃金外流以外則是絲織品被認爲是不道德的“我所看到的絲綢衣服，如果它的材質不能遮掩人的軀體，也不能令人顯得莊重，這也能叫做衣服？……少女們沒有注意到她們放浪的舉止，以至于成年人們可以透過她身上輕薄的絲衣看到她的身軀，丈夫、親朋好友們對女性身體的了解甚至不多于那些外國人所知道的”（塞內卡，《雄辯集》，第一卷）
史料記載克麗歐佩特拉，這位豔後也是一位絲綢愛好者。不僅僅是羅馬人對來自東方的神奇玩意兒感興趣。埃及曆史上著名的豔後克利奧帕特拉七世也曾經被記載穿著絲綢外衣接見使節，並酷愛絲綢制品。97年，東漢將軍班超在重新建立起漢朝在中亞地區的主導地位後，派甘英攜帶大量絲織品到達條支（可能是今日土耳其的安條克），而當時安條克以南正是埃及和安息爭奪的國土。因而中國與埃及最早的官方溝通應當就是在這一時期。
而記載中的中國和其他大國的官方溝通似乎不止于此。《後漢書》記載了公元166年羅馬使節通過絲綢之路來到中國，並在中國建立了大使館的紀錄。
然而，當中國進入東漢時代以後，由于內患的不斷增加，自漢哀帝以後的政府放棄了對西域的控制，令西域內部紛爭不斷，後期車師與匈奴年年不斷的戰爭更令出入塔克拉瑪幹的商路難以通行，當時的中國政府爲防止西域的動亂波及本國，經常關閉玉門關，這些因素最終導致絲路東段天山北南路的交通陷入半通半停。
7世紀到12世紀：二度繁榮
駱駝上的西方人，收藏于上海博物館。隨著中國進入繁榮的唐代，西北絲綢之路再度引起了中國統治者的關注。爲了重新打通這條商路，中國政府借擊破突厥的時機，一舉控制西域各國，並設立安西四鎮作爲中國政府控制西域的機構，新修了唐玉門關，再度開放沿途各關隘。並打通了天山北路的絲路分線，將西線打通至中亞。這樣一來絲綢之路的東段再度開放，新的商路支線被不斷開辟，人們在青海一帶發現的波斯銀幣是目前中國境內最多的，這證明青海也隨著絲路的發展成爲與河西走廊同等重要的地區，加上這一時期東羅馬帝國、波斯（7世紀中葉後阿拉伯帝國取代了波斯的中亞霸權）保持了相對的穩定，令這條商路再度迎來了繁榮時期。
與漢朝時期的絲路不同，唐控制了絲路上的西域和中亞的一些地區，並建立了穩定而有效的統治秩序。西域小國林立的曆史基本解除，這樣一來絲綢之路顯得更爲暢通。不僅是阿拉伯的商人，印度也開始成爲絲路東段上重要的一分子。往來于絲綢之路的人們也不再僅僅是商人和士兵，爲尋求信仰理念和文化交流的人們也逐漸出現在這一時期。中國大量先進的技術通過各種方式傳播到其他國家，並接納相當數量的遣唐使及留學生，讓他們學習中國文化。同時佛教、景教各自迎來了在中國廣泛傳播的機會，一時間唐朝人在文化方面得到了極大的滿足。
敦煌石窟壁畫中的唐僧禮佛圖。絲路商貿活動的直接結果是大大激發了唐人的消費欲望，因爲商貿往來首先帶給人們的是物質(包括錢財等)上的富足，這些都是看得見、摸得著的，其次是不同的商品來源地域帶給人們的精神差異的影響。絲路商貿活動可謂奇貨可點、令人眼花繚亂，從外奴、藝人、歌舞伎到家畜、野獸，從皮毛植物、香料、顔料到金銀珠寶礦石金屬，從器具牙角到武器書籍樂器，幾乎應有盡有。而外來工藝、宗教、風俗等的隨商進人更是不勝枚舉。
這一切都成了唐人尤其是唐時高門大戶的消費對象與消費時尚。相對而言，唐人的財力物力要比其它一些朝代強得多，因此他們本身就有足夠的能力去追求超級消費，而絲路商貿活動的發達無非是爲他們提供了更多的機遇而已。理所當然的就有許許多多的人竭力屯奇居異，有錢人不僅購置奇珍異寶而且還盡可能在家裏蓄養寵物、奴伎。帝王皇族帶頭，豪紳闊戶效之，庶民百姓也以把玩異域奇物爲能。美國學者謝弗指出:“七世紀（中國）是一個崇尚外來物品的時代，當時追求各種各樣的外國奢侈品和奇珍異寶的風氣開始從宮廷中傳播開來，從而廣泛地流行于一般的城市居民階層之中。”
受到這條複興了的貿易路線巨大影響的國家還有日本。8世紀日本遣唐使節帶來了很多西域文物到日本首都奈良。這些寶貴古代文物現代也在奈良正倉院保存下來。 所以，奈良正倉院被稱爲絲綢之路的終點。日本最大的宗教佛教也是通過絲綢之路傳來的。1988年奈良縣政府在奈良市舉行大規模的絲綢之路博覽會。日本最大的電視臺NHK曾從中國到歐洲以實地拍攝方式制作絲綢之路節目 （楨：至今仍是最佳絲綢紀錄片）
海上絲綢之路的興起
經過安史之亂後的唐朝開始衰落，西藏吐蕃越過昆侖山北進，侵占了西域的大部；中國北方地區戰火連年，絲綢、瓷器的産量不斷下降，商人也唯求自保而不願遠行。唐以後中國經濟中心逐漸南移，因而相對穩定的南方對外貿易明顯增加，帶動了南方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的繁榮，成都和泉州也因此逐漸成爲南方經濟大城。
當中國人開始將他們的指南針和其他先進的科技運用于航海上時，海上絲綢之路迎來了它發展的絕佳機會。北宋南方高度發達的經濟爲海上絲綢之路的繁榮起到了無可替代的作用——當然這在某種程度上也可說是不得已而爲之：經濟最爲發達的北宋沒有控制以往絲路的河西走廊，這成爲日後絲路上青海道繁榮的機遇。到了南宋時期，南宋政府早已無法控制整個西北。因而西北絲路的衰落日益明顯，而南方絲綢之路與海上絲路的開辟，逐漸有取代西北絲路的現象。
12世紀以後
自唐末以來西北絲綢之路已經錯失了它發展的大部分機遇——中亞和新疆地區荒漠地區的草原、綠洲被連年的戰火所摧毀：這對以一個綠洲國家的農業生産而言毫無疑問是致命的，而以農業爲主的自然經濟，正是古代國家立國的根本。唐代安史之亂後中國各地戰火紛飛，爲絲路直接服務的北方地區經濟大受打擊，史料記載黃河流域的絲綢生産幾乎陷于停頓。
當成吉思汗及他的子孫們孜孜不倦的開辟著廣闊的疆土時，絲綢之路——不僅是這條西北絲綢之路，包括南方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都已經在相當程度上成爲蒙古帝國內部的交通路線。雖然蒙古帝國的統治者們並沒有建立嚴格的、十分完善的中央集權體系（這也許與其遊牧民族的特性有關），各地並沒有統一的行政體系。但蒙古帝國也摧毀了以往在絲綢之路上大量關卡和腐朽的統治，令絲綢之路的通行比以往各個朝代都要方便一些。蒙古帝國和它在中國的權利繼承者，對這些從西方前來的旅行者抱以非常歡迎的態度，元朝統治者甚至任命一些外國人——主要是基督教徒，擔任地方的行政長官。不過沿著絲路前進的人們，大多是以宗教信仰及其他文化交流爲使命的人們，而不再是以商人爲主導的絲綢之路了。諸如馬可?波羅和長春真人的遊記就體現了這一點。這從側面反映西北絲路的衰落。
此外，包括中國在內亞歐大陸進入了逐漸寒冷的階段。當絲路的曆史步入14世紀——中國稱其爲“明清小冰期”的開端後，西域地區脊背上已不再適合當時的人類居住。西北絲綢之路的東端幾乎已經荒廢。而西域各古國大多已不複存在，成爲流沙之中見證絲路輝煌的遺迹。
商品交流
正如“絲綢之路”的名稱，在這條逾7000公裏的長路上，絲綢與同樣原産中國的瓷器一樣，成爲當時一個東亞強盛文明象征。絲綢不僅是絲路上重要的奢侈消費品，也是中國曆朝政府的一種有效的政治工具：中國的友好使節出使西域乃至更遠的國家時，往往將絲綢作爲表示兩國友好的有效手段。並且絲綢的西傳也少許改變了西方各國對中國的印象，由于西傳至君士坦丁堡的絲綢和瓷器價格奇高，令相當多的人認爲中國乃至東亞是一個物産豐盈的富裕地區。各國元首及貴族曾一度以穿著用腓尼基紅染過的中國絲綢，家中使用瓷器爲富有榮耀的象征。
此外，阿富汗的青金石也隨著商隊的行進不斷流入歐亞各地。這種遠早于絲綢的貿易品在歐亞大陸的廣泛傳播爲帶動歐亞貿易交流做出了貢獻。這種珍貴的商品曾是兩河流域各國財富的象征。當青金石流傳到印度後，被那裏的佛教徒供奉爲佛教七寶之一，令青金石增添了悠遠的宗教色彩。而葡萄、核桃、胡蘿蔔、胡椒、胡豆、菠菜（又稱爲波斯菜）、黃瓜（漢時稱胡瓜）、石榴等的傳播爲東亞人的日常飲食增添了更多的選擇。西域特産的葡萄酒經過曆史的發展融入到中國的傳統酒文化當中。商隊從中國主要運出鐵器、金器、銀器、鏡子和其他豪華制品。運往中國的是稀有動物和鳥類、植物、皮貨、藥材、香料、珠寶首飾。
中國古代技術西傳
目前已知最古老的印刷品：唐代的《金剛經》就發現于敦煌。造紙術曾經爲中國古代科技領先于世界作出了巨大的貢獻，然而這種技術似乎只有東亞及南亞部分國家才有發達的造紙工業。隨著絲綢之路的開辟，紙制品開始在西域以及更遠的地方出現。人們已在在樓蘭遺迹的考古發現了2世紀的古紙。而中亞地區雖然也是用紙，但沒有發現造紙工業的證據。很多人認爲造紙術的西傳爲歐洲及中亞帶來了一次巨大的變革，而最初這場變革卻是殘酷的：唐朝與新興的阿拔斯王朝在中亞的勢力摩擦不斷。在對中亞政治格局具有強大影響力的怛羅斯戰役中，阿拉伯人將中國戰俘沿著絲綢之路帶回撒馬爾罕，而這些戰俘中就有長于造紙術的中國工匠。最終造紙術就這樣傳播到世界各地。
西域地區沙漠密布，各國的繁榮與水往往是脫不開關系的。天山與昆侖山溶化的雪水是西域的主要補給水源之一。然而收集這些雪水並不是容易的事情，溶化後積聚在山腳的水很短時間就會被蒸發或滲入地下。自漢朝派遣軍隊囤積在西域發展農業時，流傳于山區的坎兒井和井渠技術被同樣需要水源的軍人使用在西域，並逐步流傳至更遠的國家。早先西域地區坎兒井技術究竟是由中國還是波斯傳入西域一直事件有爭議的問題。不過井渠技術和穿井法被證實是用中國傳向西方：《史記》中記載，貳師將軍李廣利率兵攻打大宛，利用斷絕水源的方式圍困城市。然“宛城中新得漢人知穿井”，令大宛人堅持了很長時間。
中國古代印刷術也是沿著絲路逐漸西傳的技術之一。在敦煌、吐魯番等地，已經發現了用于雕版印刷的木刻板和部分紙制品。其中唐代的《金剛經》雕版殘本如今仍保存于英國。這說明印刷術在唐代至少已傳播至中亞。13世紀時期，不少歐洲旅行者沿絲綢之路來到中國，並將這種技術帶回歐洲。15世紀時，歐洲人古騰堡利用印刷術印出了一部《聖經》。1466年，第一個印刷廠在意大利出現，令這種便于文化傳播的技術很傳遍了整個歐洲。
宗教思想交流
唐朝（7世紀）時在中國北方發現的西方傳教士像東漢初期，佛教自于聞沿塔克拉瑪幹大沙漠南北側之“絲綢之路”子孔道，全面傳到西域各國。關于佛教傳入西域地區，目前尚有許多說法。但是國內外“學術界基本看法是：佛教早在公元前2世紀以後，晚在公元前1世紀末已傳入西域了”[來源請求]。據此，佛教于公元前87年傳入西域于闐以後，公元前60年至公元前10年左右自佛教聖地于闐向西或北方向傳播到葉城、莎車、塔什庫爾幹、喀什、阿克蘇、庫車、焉首等西域之“絲綢之路”北路各地和向東北方向傳播到且末、若羌、米蘭、樓蘭等西域之“絲綢之路”南北路諸地是理所當然之事。
除了佛教，拜火教、摩尼教和景教也隨著絲綢之路來到中國，成爲很多人的信仰；並沿著絲綢之路的分支，傳播到韓國、日本與其他亞洲國家。
拜火教（一名爲祆教）是中國人對波斯瑣羅亞斯德教（這可能與西域地區與拜火教敵視的伊斯蘭教有關。）的稱呼，該教于公元前5—前1世紀沿絲路向東方傳播，被認爲是最早傳入西域的宗教。拜火教曾是波斯的國教，在阿拉伯帝國興起後被迫東移。有記載當時西域各國都信仰瑣羅亞斯德教，在中國受到當時南北朝時代的北方各國皇帝的支持，唐朝時也有許多祆祠以備“胡商祈福”，地方統治者爲控制拜火教的發展，設立薩薄一職，試圖將宗教納入國家管理體系中。但該教宋朝以後則基本消失。其宗教風俗則被維吾爾族、塔吉克族所保留，成爲一種民族文化的風俗。
景教則是敘利亞基督教聶斯脫裏教派的一個分支，史料記載景教在唐代初期搏得皇帝好感，李世民曾批准教徒在長安興建廟寺一所，初稱“波斯寺”，後更名爲“羅馬寺”、“大秦寺”；到唐高宗年間，阿羅本被奉爲鎮國大法主，往後教堂亦挂上曆代唐朝皇帝像。公元755年安史之亂爆發後，景教徒伊斯曾協助郭子儀平亂，後被賜紫衣袈裟。從635年開始，景教在中國順利發展了150年，與祆教及摩尼教並稱唐代“三夷教”。在會昌法難之後，景教慢慢走向衰弱，但一直延續到明朝天主教進入中國時仍未絕迹。
從西方到東方
絲路在元朝之後的逐漸不受注意後，間接刺激了歐洲海權興起，馬可?波羅的中國遊記刊行後，中國及亞洲成爲許多歐洲人向往的一片繁榮富裕的文明國度。西班牙、葡萄牙國家開始企圖繞過被意大利和土耳其控制的地中海航線與舊有的絲綢之路，要經由海路接通中國，並希望能從中獲得比絲路貿易更大的利潤。一些國家也希望將本國的所信仰的宗教傳至東方。
1492年，哥倫布遠航的一個目標就是最終能到達中國，並開創另一條比絲路更好的貿易要道，但他卻在大的失望中帶領歐洲發現了美洲這一塊新大陸。于是哥倫布之後的探險家在美洲開啓了新世界的殖民地時代，17世紀之後，荷蘭與英國也陸續在非洲、美洲、南太平洋擴展他們的勢力。
19世紀初期，盡管歐洲強權已在海上遍布，中國依然被西方認爲是向往之地，是最興旺與古老的文明，學者多認爲這是絲路在中西交流史上所帶來的精神性影響，也造成西方在近代200年期間，認爲與中國交易能獲得巨大利潤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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