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讀陳炎的《海上絲綢之路與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除感文雜、與北大學術不對稱外，就覺其文特偏江浙在海上絲綢之重要性。
是嗎？那怎還能出增訂本？
增訂本又如何？看其目錄還不是雜文集！
這個嘛！得了其生平，做為中國“海上絲路”研究的開拓者，不必太苛求，不然免錢讀其文＜論海上絲綢之路與中外文化交流＞（後貼）足矣！
本書選自陳炎在國內外發表的有關海上絲綢之路和中外文化交流的論文十八篇約二十五萬字。這些論文大多是著者近幾年來的最新研究成果，或參加國際會議和出國講學的專題學術報告。論證了海上絲綢之路的起源和在各個時期發展的曆史，總結出它不僅是向外傳播絲綢、瓷器等商品的“經濟貿易之路”，傳播各國人民友誼的“友好往來之路”，傳播各族人民光輝燦爛文化的“文化交流之路”，傳播我國四大發明、科學技術交流的“造福人類之路”，而且也是振興中華、促進我國當前對外開放和經濟騰飛的“必由之路”。
目錄
季羨林序／姚楠序／自序
中華民族海洋文化的曙光——河姆渡文化對探索海上絲綢之路起源的意義
絲綢之路的興衰及其從陸路轉向海路的原因
略論海上絲綢之路
古代浙江在東海絲綢之路中的地位
南海絲綢之路與中外文化交流
6世紀前的泰國灣和泰國境內的古國在東西海上交通中的地位
阿拉伯世界在陸海絲綢之路中的特殊地位——兼論中阿經濟文化交流及其對世界文明的貢獻
鄭和下西洋對伊斯蘭世界文化的影響和貢獻
鄭和下西洋促進海上絲綢之路進入鼎盛時期
澳門港在近代海上絲綢之路中的特殊地位和影響——兼論中西文化交流和相互影響
海上絲綢之路與中、基礎、拉美之間的文化交流
海上絲綢之路與日月同輝——參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海上絲綢之路的綜合考察的體會
西南絲綢之路的曆史及其發展前景——兼論德宏州的特殊地位和它的貢獻
海上絲綢之路的曆史及其貢獻
中緬兩國曆史上的陸海交通和文化交流
中泰兩國曆史上的海上交通和文化交流
海上絲綢之路與中外文化交流(增訂本)
（同上）
孔子思想的走向世界及其在21世紀的發展前景
寧波儒商在海內外的創業及其對祖國的貢獻
寧波港與海外各國貿易往來和文化交流
緬懷我與美國飛虎隊共同抗日
回顧在海上絲綢之路研究中的一些收獲和體會
展望寧波與海上絲路文化在21世紀的發展前景
孫中山在澳港臺及太平洋地區的革命活動及影響
沈痛悼念恩師朱傑勤教授——沈痛悼念先師姚楠教授
我的良師益友、道德風範、精神力量——敬賀季羨林教授九秩華誕
追憶我與泰國奇石館館長周鎮榮在中國尋石訪友的往事
再版後記
附錄 作者著作目錄
陳炎小傳
12月12日，“北京大學陳炎教授執教60周年暨90華誕”慶賀活動在英傑交流中心舉行，緬甸語專業校友、師生代表及陳炎教授的親朋好友歡聚一堂，同慶盛事。
北京大學亞太研究院副院長李玉教授，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黨委書記吳新英教授，北京大學黨委統戰部部長盧鹹池教授，民革北京市委主任委員、北京市政協副主席、北京大學信息科學技術學院韓汝琦教授，北京大學東語系主任梁敏和教授，北京大學曆史系黨委書記王春梅教授，北大緬甸語專業畢業生、老校友代表、原人民日報海外版國際版主任柯賢偉先生等出席了慶賀活動並作了發言。
“我的一生無愧于祖國，無愧于社會，無愧于師長朋友，我的一生是戰鬥的一生，光榮的一生，幸福的一生！”
陳教授用濃濃的寧波鄉音，道盡了自己的傳奇一生。
傳奇經曆：“生活的強者”
陳炎教授原名陳章炎，1916年12月21日生于浙江寧波。陳教授自幼家境貧寒，童年痛失雙親，由本族親戚撫養。在讀小學四年級時，由于家庭條件難以維持，陳教授不得不中途輟學，去商店做學徒謀生，從此走上了“自學成才”的道路。
從1928到1938年的十年，是中國現代史上災難深重的時期，陳教授義無反顧地棄商從戎，投入抗日。1941年，陳教授擔任昆明陳納德飛虎隊報務員，准確、有效地完成了各項作戰命令的發布任務，協助殲滅敵機共計297架，爲抗擊日寇入侵直接做出了貢獻。
1944年，陳教授以優異成績考取了國立東方語文專科學校，攻讀緬甸語專業。在校期間，陳教授發奮學習，榮獲“林森獎學金”。
1946年，陳教授畢業留校，被破格晉升爲助理研究員，開始從事“戰後東南亞各國民族解放運動”的研究工作，成爲“戰後東南亞”研究的開拓者。1949年，“東方語專”並入北京大學東語系，陳教授任緬甸語教研室主任，從事東南亞史、緬甸史以及中緬關系史的教學和科研工作。
1957年，陳教授在“反右運動”中被錯劃爲“右派”，並被誣爲“美蔣特務”。隨後，隔離審查、監禁、批鬥和下放改造接踵而至。陳先生身處逆境，仍夜以繼日，堅持利用業余時間翻譯《緬甸史》。
1979年，陳教授得到平反昭雪，政治上獲得了新生。從此，陳教授的學術活動進入到一個嶄新的階段，他全力以赴，開始研究“海上絲綢之路”這一重大課題，並結出了累累碩果，被譽爲中國“海上絲路”研究的開拓者。
1981年，陳教授加入民革，曆任北京市委第八、九屆市委委員。從此一直積極參與海內外聯誼活動，爲祖國的統一大業作出了傑出的貢獻。
回顧陳教授跌宕起伏的傳奇人生，陳教授的忘年交盧鹹池教授感慨地說：“陳先生這輩子真不容易啊！”然而正是曆經坎坷，才使得陳教授無愧爲“生活的強者”，就如韓汝琦教授所說：“他是在逆境中永不倒下的永遠奮鬥著的強者。”
不屈精神：“一生無愧于心”
陳教授幽默地說：“我用胡主席的‘八榮八恥’一條條對照自己，發現我基本合格，very ok！尤其是‘熱愛祖國’這一條，我自認爲‘無愧于心’！” 陳教授的愛國情懷滲透進他的每一步足迹。年輕時代的他，懷著滿腔熱情，爲抗日救亡冒死加入空軍；黃金時代的他，蒙受20多年屈辱，卻依舊堅信黨和國家隨時都會召喚他去沖鋒陷陣；晚年時代的他，下決心要把20年寶貴時光彌補過來，爭分奪秒從事科研工作，書寫中國人自己的曆史。
支撐起這份永不磨滅的愛國熱情的，是陳教授那股不屈不撓的毅力和執著堅定的信念，就如柯賢偉先生援引的司馬遷名句：“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首，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
陳教授一再地強調自己是個“幸福的人”，這份積極樂觀的心態深深感染了在場的每一個人。他每天早上堅持練太極，已堅持了35年。他喜歡唱京戲，收藏字畫，還喜歡旅遊。他關心國家大事，愛看新聞、時評、體育比賽……正是因爲有著這些風雅逸興和擁抱生活的熱情，歲月並未給陳教授帶來衰老，相反，這位90歲的老人思維敏捷、談吐儒雅、步履穩健，前來慶賀的好友紛紛表示：“我們等著爲您慶賀100歲！”
卓越成就：寒梅逢春更著花
絲綢，作爲華夏古老文明的光輝結晶，很早就由海上和陸地二路傳至亞歐非美諸國。然而這條聯結中外的“海上絲綢之路”，卻很少有人注意到……然而，陳教授從通過緬甸的陸上西南絲綢之路入手，擴大到海上，又先從研究南海絲綢之路開始，擴大到東海、黃海乃至太平洋的絲綢之路。一點一滴的鑽研和積累使得它的面貌日漸清晰，他也被譽爲中國“海上絲路”研究的開拓者。 1980年，在“中國東南亞研究會第二屆年會暨學術研討會”上，他宣讀的論文《漢唐時緬甸在西南絲路中的地位》開創了“西南絲路”研究。1981年，在“中國中外關系史學會”成立大會上陳教授率先提交“海上絲路”的研究成果。論文《略論海上絲綢之路》以中國絲綢輸出爲核心，論證了“海上絲路”發展的曆史以及它對有關國家和地區的文明發展所做出的貢獻。1989年，陳教授撰寫的《陸上與海上絲綢之路》由中國畫報公司用英、漢雙語出版，在國際上引起高度關注。1991年，陳教授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邀請，赴馬尼拉參加“海上絲路”國際學術會議。他在大會上宣讀的《海上絲路與中、菲、美之間的文化聯系》的學術報告，得到與會各國學者的高度評價。1994年6月，陳教授應邀赴臺講學，在幾所著名大學作了《海峽兩岸學者共同研究海上絲綢之路的意義》的學術報告，爲海峽兩岸學者在該領域的合作奠定了基礎。
陳教授在北京大學從事教學、科研工作60載。其間，爲國家培養衆多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外交家和專家學者，可謂桃李滿天下；他在國內外出版、發表多部專著、譯著、工具書和一百多篇學術論文，總計約600萬字，可謂著作等身。
作爲一名民革成員，陳教授致力于促進海峽兩岸的交流，在海外各地進行團結三胞的聯誼活動。自1993年起，陳教授與中華民族史研究會會長史式教授共同發起海峽兩岸史學家合作撰寫《中華民族史》，海峽兩岸史學家的學術研究和學術交流活動得到了積極的開展。
據悉，在陳教授從教六十周年暨九十華誕即將來臨之際，亞太研究院支持出版了《陳炎先生九十華誕慶賀文集》。另外，北大校友王立禮博士支持出版了《陳炎文集》（上中下三卷）和《陳炎先生九十華誕慶賀文集（續集）》作爲賀禮，以紀念他在學術上的卓越貢獻。
http://www.univs.cn/newweb/news/campus/sxll/2006-12-13/715078.html
論海上絲綢之路與中外文化交流＞陳炎
中國絲綢譽滿天下，早在公元前就分海、陸兩路向外傳播。中外學者對陸上“絲綢之路”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但還沒有系統地研究中國絲綢通過海路外傳，以及它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影響和所占有的重要地位。其實，中國的絲綢由海路外傳，比陸路持續的時間更長，到達的地區更廣，在曆史上的影響也更大。這些問題值得我們去探討和研究。我在就個人的初步研究，談些以下不成熟的看法。
一、海上“絲綢之路”的形成時期—唐代（618-907）以前中國絲綢的外傳及其影響
從東海（今黃海）起航的船只主要航行朝鮮和日本。據曆史記載，早在公元前1112年周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鮮時，就“教其民田蠶織作”。公元199年中國蠶種東傳到日本。公元238年倭國女王卑彌呼派使者到中國贈送禮品，魏明帝回贈精美絲織品。這是中國絲綢作爲皇帝的禮品而傳入日本的最早文獻。南朝時，中國派四名絲織和裁縫女工到日本傳授技藝。他們對日本絲織工業的發展，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
中國海船從南海航路起航，于公元前140-87年，帶了大批黃金和絲織品，途經今越南、泰國、馬來西亞、緬甸，遠航到黃支國（今印度康契普拉姆）去換取上述國家的特産，然後從斯裏蘭卡返航。這樣，早在公元前，中國絲綢就傳入上述各國。
隨著中國政治影響的日益擴大和由于中國精美絕倫的絲綢對世界各地具有的極大吸引力，東南亞、南亞、乃至西亞、歐洲各國都派使節到中國通好，獻禮品以求賞賜絲綢和進行貿易交換。便如，據《後漢書》記載，公元131年，今爪哇（當時的葉調國）、公元159和161年今印度（當時的天竺）和公元97、120和131年今緬甸（當時的撣國）都遣使業中國進獻方物，換得絲綢。這是中國絲綢傳入今日印度尼西亞、印度和緬甸，並通過緬甸到歐洲大秦（羅馬）的另一條途徑。
這個時候的特點如下：中國絲綢從海路外傳雖開始很早，但作爲商品交換，只限于統治階級所需的奢侈品，以官方的“朝貢貿易”爲主，其數量、次數和規模都不大。其目的只是想在外交上達到“敦睦邦交”和擴大對外政治影響；還未注意到通過海外貿易，在經濟上能增加國庫的收入。民間的海外絲綢貿易，從外國文獻來看似早開始。而在我國史書中卻很少記載，可見絲綢作爲商品生産和商業活動，還不普及和發達。
二、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時期----唐、宋時代（960-1279）中國絲綢的外傳
唐朝和日本、朝鮮的海上貿易較前代更加頻繁，日本的遣唐使，名義上雖是遣使貢方物而唐亦回賜絲綢作爲禮品，裨上是變相的官方貿易。如802年，日本遣使270人到中國，每人賜絹五匹，共計1，350匹。從宋朝開始，出現了民間貿易。據泉州商人李充的原文報告“自置船一只攜帶各種絲綢和瓷器到日本貿易。”可見當時民間絲綢貿易已很發達。在頻繁的民間絲綢貿易的影響下，日本出現了在仿制“唐綾”（中國絲綢）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博多織”的紡織法。
朝鮮和中國的貿易也很發達，許多來自新羅的朝鮮的人在中國楚州（今准安）僑居。當時楚州是通往朝鮮、日本的重要海港，這些新羅人經營海上運輸，爲中日和中朝之間的文化交流和傳布絲綢中起了重要的橋梁作用。
唐代地理學家賈耽說，中國海船從廣州經南海到波斯灣的巴士拉港，全和需時三個月。這條航線把中國和三大地區；：以室利佛逝（今印蘇門答臘）爲首的東南亞地區；以印度爲首的南亞地區；以大食爲首的阿拉伯地區，通過海上絲綢貿易連接在一起。這些地區是中國絲綢貿易的集散地；也是當時世界上政治、經濟、宗教和文化的中心。這條傳布絲綢到外國的航路，在傳布絲綢的同時，對促進各國之間的特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相互傳布和影響，起了重要的媒介作用。
趙汝適的《諸蕃志》和周去非的《嶺外代答》，兩書著者是寧代人，也有與上述相同的記載。
綜上所述，這個時期的特點表現在：中國絲綢作爲商品外傳已由陸路轉向海路。唐朝開始設市舶司到宋朝又有發展，標志著海外絲綢貿易性質的轉變。除原有的“朝貢貿易”外，則以市舶貿易爲主；開始從過去只注意政治上擴大對外影響，以達“敦睦邦交”，而發展到把它作爲財政經濟上的一項重要收入。市舶貿易對宋政權的財政收入起了很大作用。以公元1128年爲例，它占國家總收入的百分之二十，除上述官方絲綢貿易外，民間海商住海外進行絲綢貿易的，也蓬勃發展。絲綢作爲商品生産和商業活動已經很發達。
三、海上“絲綢之路”的極盛時期—元、明、清各代（1271-1840鴉片戰爭）中國絲綢的外傳及其影響
這個時期，中朝兩國進行互通有無的互利貿易。朝鮮以産好馬著稱，而中國缺馬，就于公無1393年以一萬九千七百匹的精美絲綢換取九千八百匹好馬。這時中日貿易也十分活躍。走私絲綢貿易盛行，1547年朱紈圍攻雙嶼島時光是逃脫的中外走私船只，就達一千二百九十多艘。商人在貿易中獲得驚人的利益。據說一斤生絲運到日本就可賣到二十倍的價錢。據統計從1662-1839年鴉片戰爭前夕，載運絲綢的中國商船到日本海港的多達6，200余艘。當時白絲貿易盛極一時，在整個貿易額中，占百分之七十。
據元人汪大淵〈〈島嶼志略〉〉說，中國絲綢從泉州輸往海外數達40多個國家和地區、絲綢品種之多雄辨地說明：這條航線通到哪裏，哪裏就有絲綢貿易的交換，中國絲綢就傳布到哪裏。
中國偉大的航海家鄭和從1405年至1433年曾先後七次率船隊遠航，經曆了三十余國，最遠達非洲東岸。他第到一地都以中國的絲綢和瓷器換取當地的特産或饋贈當地的國王。1567年海禁開放後，福建海商到呂宋經商的最多。張燮的〈〈東西洋考〉〉說：“華人皆多呂宋，往往久居不歸、、、、、，聚居呂宋者，漸至數萬”。這是因爲西班牙殖民者于1595年占領菲律賓以後，中國海商開辟了一條由南海起航，途經馬尼拉到美洲的新絲綢之路，被稱爲“太平洋上的絲綢之路”
綜上所述，這個時期的特點，表現在：
這個時期的海外貿易空前發展，其方式已不象前一時期只是采取消極的招邀和獎勵外商來華進行貿易，而是主動地派高級官員，率船隊往海外各國訪問，並以絲綢、瓷器等爲主，進行貿易交換。民間海商往海外貿易的空前活躍，並發展到呂宋乃至拉丁美洲進行絲綢貿易。鄭和率船隊七下西洋，標志著海上“絲綢之路”已發展到極盛時期。這時絲綢貿易已經和政治、軍事、外交、經濟以及和各國的友好往來，文化交流交織在一起，規模之大，範圍之大和影響之深都是空前的。
四、中國絲綢外傳及其對世界文明的貢獻
（一）、中國絲綢的外傳：（1）有助于改善當地人民的穿衣問題，古代南亞、東南亞各地人民都喜歡穿中國的絲綢制的（筒裙），直到今天仍然如此；（2）豐富和美化了人民的生活，東南亞地區人民“以帛纏首”在中國文獻中比比皆是。至今緬甸人輾仍喜戴絲綢制的“崗包”（帽子），這就是說絲綢還可作爲一種修飾品來豐富和美化人民生活；（3）有利于一絲國家絲織品工業的發展。沒有中國蠶絲的供應和支援，工廠就要倒閉，工人就要失業。因此，中國蠶絲外傳，支援了他們絲織工業原料不足的困難，有利于這些國家的民族工業；（4）也促進了中國絲織工業的發展和繁榮。以盛澤鎮爲例，明初，名叫“青草灘”由于海外絲綢貿易的發展，很快繁榮起來，到明未它就成爲一個重要的絲綢貿易市場，報告說該鎮從事出口絲綢工業的不下萬戶，絲織工人在五萬以上，所織綾羅、縐紗歲可出數十萬至一百萬匹。
（二）、我們還必須指出海上“絲綢之路”，還遠遠不只是向外傳布絲綢，還把中國古代的發明創造，如指南針、火藥、造紙和活字印刷術、瓷器、醫學、中草藥等傳布到世界各地。同時也把外國的特産如：珍珠、寶石、象牙、犀角、香料；礦産如：金、銀、銅；動植物和經濟作物等新品種傳入中國。這種發明創造和生産技術的互相交流，促進了人類曆史的前進和社會生産力的發展。
（三）、我們還應指出，唐、宋、元各代，特別是從明代開始，中國海商和破産的農民，爲了往海外謀生，通過這條海上“絲綢之路”流亡到世界各地定居，並婚娶繁衍。這是造成今天海外華僑人數衆多的原因之一。他們對發展當地的工農業生産，繁榮商業和城市建設，都作出過很大貢獻。
（四）、海上“絲綢之路”雖以絲綢貿易爲開端，但其意議卻遠遠超過絲綢貿易的範圍。它把世界各地的文明古國如：希臘、羅馬、埃及、波斯、印度和中國；又把世界文化的發源地如埃及、兩河流域、印度、美洲印加和中國等連接在一起，形成了一條連接亞、非、歐、美的海上大動脈。使這些古代文明經過海上大動脈的互相交流而放出了異彩，給世界各族人民的文化帶來了巨大的影響。
中國絲綢通過海路外傳，最初只是在經濟上互通有無，作爲商品交換；後業突破了經濟範圍疇，發展爲與政治、外交、文化、藝術乃至人民生活都發生了密切的關系，並且帶來了深遠的影響。如果說中國絲綢和其他創造的向外傳布都是對人類進步和世界文明的偉大貢獻，那麽所有這些貢獻，除陸路外，都是通過海上“絲綢之路”的傳布來完成的。這就是本文以上所論證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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