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海山是何方大師，不然怎能主編出各約90萬字的《亞洲歷史》《美洲歷史》《歐洲歷史》《中國歷史》？（我只買前二本，《美洲歷史》到拉美議題時再一起評）
不就雜入各地各國各文化，隨便也能編個上百萬字。
似不然，網上雖找不到許海山的學經歷，但由其《文明古國簡史》(共6冊) 的目錄和《亞洲歷史》（北京：線裝書局，2006）的以下簡介（目錄也有16頁），可看出是下過工夫的：
《亞洲歷史》敘述了從史前文明直到21世紀的亞洲曆史,對這一區域的曆史、地理、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方面都有較爲詳盡的考察.全書尤其突出其“社會和文化史”的功能.並按照文化區域板塊，避開各國單獨敘史的做法，進行文化區域整合性的曆史敘事，更強調曆史區域的文化功能和社會功能。按照這一理念，本書將亞洲文明圈整合爲儒家文明圈、佛教文明圈和伊斯蘭文明圈，三個文明圈又分爲別涵蓋東亞、南亞、西亞與中亞三大區域，這也符合亞洲曆史區域文化發展的脈絡。
文明圈的寫作法呀！那不是重蹈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souj/3/1306313625/20080426055852/非也！《亞洲歷史‧前言》便質疑「文明衝突論」基督教文明的「排他性和神本」、並強調儒家文明的「仁愛、寬容和民本思想」。
那就是呼應胡主席的「文明和諧論」了？難怪《亞洲歷史》的首篇＜東亞＞，會以儒家文明的「朝貢體系」做為「國際體系」的核心，圈住整個東（南）亞！
「東亞朝貢國際體系」呀！也非啥新鮮貨，黃枝連的三卷巨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1992、1994、1995）早已玩過：
天朝禮治體系研究（上卷）亞洲的華夏秩序：中國與亞洲國家關系形態論
天朝禮治體系研究（中卷）東亞的禮義世界：中國封建王朝與朝鮮半島關系形態論
天朝禮治體系研究（下卷）朝鮮的儒化情境構造：朝鮮王朝與滿清王朝的關系形態論
黃枝連，一九三九年生于馬來亞巴生，受教育于巴生興華中學和吉隆坡中華中學。一九五八年赴香港，入新亞書院修讀曆史。于一九六二年獲文學士學位。同年九月獲得哈佛燕京學社獎學金，前往哈佛大學深造，獲碩士學位。一九六四年秋返回香港，先後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和聯合書院。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一年在新加坡南洋大學任教。講授“東南亞華人史”與“東南亞文化史”等課程。在任教期間曾帶領學生進行大量關于新馬兩地華族社會與曆史的調查研究，撰寫近三十份學術報告。對于當地的華人研究産生了深遠的作用。在任教期間，又在“星洲日報”撰寫社論。
一九七二年返回香港任教于香港浸會學院社會系。一九七七年秋，受派前往美國大學當訪問教授。講授“美國通史”與“美國亞洲政策”等課程。
一九九四年黃教授受聘爲蘭州大學“客座教授”，同年十月又獲得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頒發的“榮譽博士”學位。
一九八五年與一批專業人士創辦了“香港亞太二十一學會”，並任會長迄今。
黃教授著作豐富，近年來以“跨越學科，跨越文化，跨越時空”的大取向，對中國和亞太地區走向二十一世紀的發展大計調查研究，並撰寫了大量有關文章和專著。
http://www.lib.nus.edu.sg/chz/chineseoverseas/oc_hzl.htm中國與古代東亞國際體系＞楊軍
摘 要：基于特殊的人文地理與政治地理觀念，華夏先民確立的古代東亞國際體系的基本框架是：將與周邊民族或地區的關系視爲國內各地區間關系的延伸，用解決國內問題的思路和方法處理和其他地區間的關系。中國曾試圖將方國、郡縣、羈縻等國內的地方統治模式推廣到全東亞，至明清才最終形成了宗藩體系。古代東亞國際體系的演進分爲方國體系、郡縣體系、羈縻體系與宗藩體系四種類型，標志著四個曆史時期。
東亞的範圍衆說不一，本文的古代東亞，包括中國、日本、朝鮮、韓國以及越南大部分地區。本文的國際體系，指在共同文化背景的基礎上進行充分有規則互動的多個國際行爲體以及它們之間關系的總和，這個體系應該存在將其與其他體系或其所處的巨大環境區別開來的界限。1500年以前，人類基本生活在彼此隔絕的地區中的時候，東亞就是自成體系的世界。即使在1500年以後，世界日益聯和爲一個整體的時代，東亞地區仍具有自己的特點。研究古代東亞的國際體系，不僅有助于我們加深對東亞古代史的理解，也有助于我們理解東亞國際體系的現實。
一，古代東亞國際體系的理論框架
國家作爲國際體系的單位，實力遠遠超越前國家形態的聚落、部落與部族。當黃河流域在夏代開始孕育形成早期國家的時候，東亞其他地區仍處于前國家社會。在中國早期國家與周邊地區共同構成的東亞古代早期國際體系中，中國顯然處于主導地位。古代東亞國際體系互動規則的形成與演變，很大程度上受華夏先民對該國際體系的理解與建構的制約，而華夏先民對該國際體系的認識是建立在獨特的人文地理與政治地理觀念之上的。
1．五土觀、九州觀
當人類將自身從自然界分離出來以後，爲標識自己在大自然中的方位，逐漸形成以自我爲參照系的四方觀念。原始思維將世界分爲本部族所在的中央與周邊四方這五部分。原始思維的進一步發展，是將四方細化爲八方，與中央共同構成世界的九個部分。華夏先民的“五土觀”與“九州觀”，最初就是在此思維發展過程中形成的人文地理觀念。在殷墟蔔辭中我們已發現“東土”、“西土”等詞。《尚書?堯典》中命羲和、羲叔、和仲、和叔分赴四方測量日影的說法，顯然是五土觀的體現。《尚書?禹貢》中已存在對“九州”的詳細記載。
華夏先民部落聯盟體的擴大，不斷將原來居于“四方”的部族納入一體，成爲“中土”的組成部分，而不再是與“中土”並存的區域，“五土觀”與“九州觀”也就由人文地理概念演變爲政治地理概念。楊升南指出，“蔔辭稱王畿爲‘商’、‘中商’、‘中土’等，即指商王國的中心部分。中心區以外的地域被稱作‘四土’。或分別稱爲‘東土’、‘南土’、‘西土’、‘北土’。”說明五土觀在商代已轉化爲政治地理概念。在周人的觀念中，這種傾向就更爲明顯。《左傳》昭公九年記載周人詹桓伯說：“魏駘芮歧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毫，吾北土也”，是用五土觀來描述疆域，顯然是將“五土”作爲政治地理概念來使用的。《詩經?商頌?玄鳥》：“古帝命武湯，正域四方，方命厥後，奄有九有”，九有就是九州，指商人統治九州，說明九州也同樣演變爲政治地理概念。
2.中國與四海
在“國”的概念與五土觀的“中”的概念結合形成“中國”這一概念後。因方國林立的現實使古人無法將五土觀中的四方與“國”的概念相結`合，所以，古人將四方分爲政治地理概念“四海”與人文地理概念“四荒”兩部分，與“中國”構成同一政治實體的四方地區被稱爲“四海”，在此政治實體之外的四方地區則被稱爲“四荒”。《詩經?商頌?玄鳥》：“邦畿千裏，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就是“四海”與位于中央的“邦畿千裏”構成同一政治實體。《爾雅?釋地》把孤竹、北戶、西王母、日下合稱爲“四荒”，除孤竹外，其他三“荒”都不是隸屬于中央政權的，至少從《穆天子傳》的記載來看，西王母與周穆王不是臣屬關系。最典型的例子當數《山海經》，雖然其內容排列比較雜亂，但篇目卻依五方山經至四方海內經、四方海外經、四方大荒經的順序展來，體現著中國－四海－海外－大荒的地理觀念。
因交通條件造成的局限性，對政治勢力未曾達到的“四荒”地區，人們的知識多出于想象而不是實地考察或正確的傳述。人們對居于“四荒”中的物類沒有認同感，不把其視爲人類。《山海經?西山經》即稱西王母“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因此，在當時的“天下”或者說世界的概念中，是不包括“四荒”在內的。《禮記?曲禮》“君天下曰天子”，東漢鄭玄注：“天子，謂外及四海也。今漢于蠻夷稱天子，于王侯稱皇帝。”中國與四海構成世界，同時二者又結成擁有相同君主的政治實體。在這種觀念中，整個世界就是一個政治實體。“四海”觀與“九州觀”相結合，進而形成中國分爲九州的認識。
3．華夷觀
在與周邊各族的交往中，華夏先民認識到各族文化上的差異。將文化差異與四方觀相配，就形成了東夷、西戎、北狄、南蠻的“四夷觀”，與居于“中國”的華夏先民共同組成“中國戎夷五方之民”。華夏與戎夷的區分標准是文化，而不是血緣，二者是可以相互轉化的。用韓愈的話說，“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于中國則中國之。”事實上，華夏先民一直強調用華夏文化改變周邊各族，即孟子所說的“用夏變夷”。因“四夷”分布于“四海”，所以“四夷”也稱“四海”，《爾雅?釋地》稱：“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將華夏先民的地理概念圖示如下：
天下（即世界）
中國 四海
冀 青 兗 徐 揚 荊 豫 雍 梁 九夷 八狄 七戎 六蠻
中國的統治者是“君天下”的，不僅統治中國，也統治四海地區的所有戎夷，因而，中國與屬于“四海”的周邊民族、地區的關系是同一政權內部各地區之間的關系。基于這種人文地理與政治地理觀念，華夏先民確立的古代東亞國際體系理論的基本框架是：將與周邊民族、地區的關系視爲國內地區間關系的延伸，用解決國內問題的思路和方法處理與其他民族、地區之間的關系。這種國際關系框架的特點是：在行政設置上，突出“諸夏之國，同服同儀，蠻、夷、戎、狄之國，同服不同制”的思想，試圖用不同的政治體制，將東亞地區全部納入一體統治。在經濟關系上，突出“稱遠邇而等貢獻”，根據距離遠近與臣服程度的不同，確立各地區、部族對中央應盡的義務，特別強調周邊地區對中國的象征性經濟義務。在統治方法上，強調“惠此中國，以綏四方”，通過中國這個核心區來控制周邊地區。在對周邊地區的統治方法上，既存在“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的和平方法，也不排除使用武力。在文化上，強調“用夏變夷”，實現文化統一。
儒家學說繼承了這種觀念並將之發展爲大一統理論。漢武帝確立儒家爲官方意識形態，使這種國際體系理論擁有了正統地位，因此，雖然其理論框架建構于相關人文地理與政治地理概念的基礎之上，卻不隨人文地理知識的擴展而改變，而是一直延續下來。南北朝時期，有關境外的人文地理知識空前發展，但後世史家爲繼南北朝而興的隋、唐這兩個大一統王朝修史時，還是依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的名目爲少數民族和周邊國家立傳。雖然《明史》及以前的正史也不乏立《外國傳》者，但“外國”是指“屬國”，而不是與中國地位對等的政治實體，是將“四海”劃分爲隸屬關系較強的“屬部”與隸屬關系較弱的“屬國”兩個層次，中國與四海構成天下，中國的君主同時也要“君臨天下”的觀念並沒有變。
中國人一直試圖將這種理想化爲現實，由于中國不僅是東亞最早形成的國家，也一直是東亞最強大的國家，因而，它的國際關系的理論與實踐對東亞國際體系的形成不僅有非常大的影響，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左右著東亞國際體系的形成與演進。
二，古代東亞國際體系的分期與演進
在上述國際體系理論的指導下，中國一直在努力把整個東亞納入自己的一體統治之內，用處理國內問題的思路與方法來解決東亞國際體系框架之內的所有問題。但中國的這種努力不僅遇到來自地理方面的挑戰，也遇到周邊民族與國家的拒斥。面對種種阻力，中國在不斷調整將東亞納入一體之中的方法，由于中國在東亞國際體系中的主導地位，這影響到東亞國際體系的演進。從這個角度分析，東亞國際體系的發展可分成四個時期。
（一）先秦時期
農耕經濟的出現使人類由漁獵經濟下的不斷遷徙狀態走向定居，血緣組織開始依附于地緣發揮作用。由于區域發展的不平衡，最初爲充分利用自然資源而建立的居民點，漸分化爲普通的村落與居于領導地位的中心聚落，二者共同構成政治上的統一體。一但出現基于血緣關系的中心聚落之間的聯盟、或建立在征服基礎上的對其他中心聚落的吞並，形成由多個中心聚落組成的複合式聚落聯盟，血緣關系漸爲地緣關系所取代，早期國家的萌芽就出現了。
複合式聚落聯盟自出現之日起，即經曆著空間上的擴張，這種擴張除非遇到難以克服的地理障礙或其他聚落聯盟的對抗，不會在耗盡自身的擴張力之前停止。夏、商作爲複合式聚落聯盟的盟主，本身僅是一個強大的聚落聯盟，即方國。夏與臣服的方國的隸屬關系是松散的，夏人統治權主要體現在召集各種“會”、“享”，和接受各方國的“貢賦”上。爲保持這種隸屬關系，夏人還不得不與各方國進行持續的戰爭。商代方國的隸屬關系在加強，商要求各方國“助祭”，並能調動方國的武裝力量。西周時這種隸屬關系進一步加強，主要表現是周人在自生性的方國之外，還建立了大量的封國。除政治方面的意義外，拓展農耕區也是分封制的目的之一。但上述變化主要發生在黃河流域，包括長江流域在內的東亞其他地區，由于農業發展的遲緩，尚未進入這一曆史階段，夏、商、周與東亞邊緣地區的聯系也還是比較少的。
西周時期，農耕經濟在齊魯、楚隨、吳越、燕地、魏唐等地區都得到擴展。華夏先民優勢地位的確立，以及在華夷觀影響下的“尊王攘夷”運動促使內華夏、外夷狄的人文地理格局的形成，成爲古代東亞國際體系形成的基礎。戰國時代各諸侯國不僅都以“中國”自居，力圖統一“中國”，也在拓展著“中國”的地理範圍，最明顯的是秦、燕、楚三國。這是華夏先民將東亞世界納入一體統治的最初實踐。經曆戰國時代的擴張後，華夏先民的勢力東達大海，西限青藏高原、新疆沙漠，向東西兩個方向的發展已達到地理環境的極限。
（二）秦漢至南北朝時期
秦王朝的統一將東亞大部分地區納入同一成熟國家的統治之下，是華夏先民將東亞世界納入一體統治的思想在實踐中的巨大成功。在此成功的鼓舞下，秦朝在短暫的統治期間，努力向沒有地理環境阻隔的南北兩個方向拓展。越南地區的國家出現于秦用兵之後，朝鮮半島最早的國家是建立于公元前1世紀的高句麗國， 日本不僅受著海洋的阻隔，而且其最早的國家是出現于公元1－2世紀的邪馬臺國，蒙古草原上，在冒頓單于統一之前，各部族處于“各分散溪谷，自有君長”的狀態，未出現國家。所以，秦向南北兩個方向的擴展並未受到來自其他國家的抵制。但向北的發展卻受到蒙古草原遊牧文化的拒斥，秦不得不以長城劃定農耕文明與遊牧文明的界線，並聽任北方各遊牧部族依舊處于“四海”狀態。而向南的發展顯然獲得了巨大成功。
在對地方的管理上，秦繼承了自戰國以來發展成熟的郡、縣、鄉管理體制將新征服的地區納入郡縣體制之下。漢王朝繼續進行將東亞納入郡國體制的努力。在東北，漢武帝滅衛氏朝鮮新設樂浪等4郡，在西北，于匈奴故地新設張掖等4郡，在西南，新設越巂等6郡，在南方，在秦3郡的基礎上增設爲9郡。比之秦代，郡縣轄區又有所擴大。
張騫、班超通西域，使漢朝人發現，在原來“四海”的視野之外還有大量“夷”人的存在。古老的中國－四海－四荒的國際體系框架仍可以用來解釋現實的世界，只不過每一部分的區域都比原來擴大了許多，以中國和四海爲同一政治實體的觀念得以沿襲下來。因此，在擴張郡縣區的同時，也設立西域都護、護烏桓校尉等特殊機制，管理“四海”地區的民族，而對非常遙遠的民族則任其在“大荒”中自生自滅。但這一時期的中國與四海，已經包括整個東亞地區，與先秦時期還將東亞很多地區視爲“四荒”是不一樣的。
秦漢緣邊郡縣多設在少數民族居住區，西漢以後，又陸續將匈奴、鮮卑、烏桓、氐、羌等族遷入郡縣區內，這本來是對傳統的“用夏變夷”思想的繼承與發揮，結果卻導致西晉的滅亡和各少數民族紛紛在黃河流域立國，“中國”成爲夷狄的天下，再加上長期戰亂使郡縣體系包括基層的鄉裏建置在很大程度上功能喪失，地方保聚勢力塢壁代之而起，不僅邊郡解體，中原郡縣體制也趨于半癱瘓狀態。秦漢將全東亞納入郡縣體制之下的所有努力都化爲泡影。
（三）隋唐至元時期
隋唐仍繼續將東亞納入一體統治的努力，唐代向周邊地區推行羈縻統治，就是這種努力的體現。唐在周邊地區普遍設立羈縻府州，任命當地少數民族首領爲都督、刺史，可以在中央認可的前提下世襲，並在土地、軍隊、賦稅等方面享有高度的自治權，但要接受邊州都督、都護的押領，接受漢官參治，同時，向中央履行充質、入覲、納貢、捍邊、征討等義務。羈縻府州是名義上的府州建置，但通過這種方式，唐王朝將除日本之外的東亞地區都納入了中國的一體統治。唐代對內地府州與羈縻府州采取不同的統治方法，實際仍是對中國與“四海”爲一體、“同服不同制”的思想的繼承，唐太宗稱“天可汗”，與漢代帝王“于蠻夷稱天子，于王侯稱皇帝”的做法如出一轍。所以後人對唐太宗才有“以萬乘之主、兼爲夷狄之君”的評價。只不過“中國”、“四海”的內涵擴大，已將整個東亞包括進來。
唐代內地共設府州328處，而羈縻府州卻多達856處，僅從數量對比也可以看出，采用傳統的以內馭外方法來保證這一體制的正常運行是並不容易的。契丹、女真重建北朝，與兩宋對峙，是對唐代在羈縻體制下將東亞納入一體統治的否定。元朝通過武力征服除日本之外的東亞所有地區，並以省制劃一管理，將東亞納入一體的理想似乎完全變成了現實。然而，不肯漢化的蒙古人顯然屬于“夷狄”，其統治中國這一事實本身就是對傳統“華夷觀”的全盤否定，因此，這不僅很難看成是傳統理念的實現，甚至可以看成是以“中國”爲主導將“四海”納入一體的傳統政治理想的破滅。也正是因爲這個原因，朱元璋北伐時才以“驅逐胡虜，恢複中華”爲號召。
（四）明清時期
朱元璋的《祖訓》將朝鮮、日本、安南等15個鄰國列爲不征之國，標志著中國正式放棄以武力將東亞納入一體統治的努力。這是在將東亞納入郡縣體制和以羈縻體制涵蓋東亞兩次納入一體的努力失敗之後，所做出的無奈選擇。但傳統的中國－四海－四荒觀念，與明代的中原－藩部－屬國的現實也可以相對應，正如中國與四海構成同一政治實體一樣，明代也把中原和藩部合在一起視爲中國。因此，在不征之國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宗藩體制，實際上是在用以前看待“四荒”的眼光去審視未能納入一體之內的東亞地區，從而形成的一種新的國際關系體系。明清兩代承認東亞存在低中國一等的國家，並從忽視“四荒”的傳統出發，僅將受封和朝貢作爲屬國的義務。而且，朝貢經常演變爲對屬國極爲有利的貿易特權，吸引各國主動承認名義上的屬國地位。正是在這種情境下，明代與日本展開勘合貿易，將這個從未被中國征服的國家也拉入宗藩體系之內。
宗藩體系既顧全了大一統的政治理念，又照顧到中國無法將東亞納入一體統治的政治實際，使中國人在理想與現實之間找到一個切合點。同時，面對中國實力的威懾和朝貢貿易的利益以及在儒家文化基礎上形成的心理認同，名義上的從屬關系對東亞各國來說也是容易接受的。因而，宗藩體系成爲得到東亞各國認可的國際體系，曆明清兩代而不變。直到近代，宗藩體系在列強的侵略下崩潰，東亞才被納入殖民主義的世界體系之中。
三，古代東亞國際體系的類型與特點
通過考察東亞國際體系的演進過程，我們可以發現，古代東亞國際體系先後出現過四種類型，先秦時期的方國體系、秦漢南北朝時期的郡縣體系、隋唐至元時期的羈縻體系與明清時期的宗藩體系。每種類型都各具特點。
（一）方國體系：方國體系是從前國家形態向成熟國家過渡過程中出現的國際體系，國際體系的單位是主要是自生性方國，也就是聚落聯盟。該體系的特點是：
1．將已知世界分爲隸屬同一政治實體的同心圓式的理想化結構，依爵位高低與距離遠近確定其對中央的不同義務，不存在體制上的差異。即所謂“列尊貢重”，“同服不同制”。
2．方國按血緣、地域、族屬、結盟等多種關系構成集團。方國集團的分合與不同方國集團之間的競爭、對抗，是這一時期國際體系的主要內容。概言之，這一時期主要還是中國內部的自我整合時期。
3．東亞各地區之間聯系較少，很多地區對中國人來說尚屬于未知的“四荒”地區。《爾雅》列入四荒的西王母，有的學者認爲是羌人神話、有的認爲是夷人神話，對于《穆天子傳》所載西王母會見周穆王的地點也存在不同說法，但這些說法都未越出中國。證明中國的部分地區在當時尚屬于“四荒”，更不用說中國以外的東亞地區了。
4．東亞國際體系的展開主要受地理條件的制約。《尚書?禹貢》“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的說法就是這一曆史實際的體現。
（二）郡縣體系：
郡縣體系是在視東亞爲一體的思想指導下建立的國際體系之一。在此體系中，中國用處理國內問題的方法來處理東亞事務，試圖將各國、各族都納入郡縣制的管理之下，不能容忍與中國地位對等的國家的存在。該體系的特點是：
1．“中國”、“四海”概念的內涵擴大，將東亞絕大部分地區包括進來。漢武帝爲斷匈奴右臂，派張騫出使西域，控制西域各國，隔絕月氏、南羌，爲斷匈奴左臂，滅朝鮮半島的衛氏朝鮮設立四郡，設護烏桓校尉控制烏桓人，使之不能與匈奴交通，還爲發現通西域的捷徑而開西南夷。這一場中國與相鄰民族的戰爭，戰略思考已涵蓋東亞大部分地區，顯然，東亞已包括在“四海”的地理範疇之內了。
2．以郡縣制管理衆多民族，但也嘗試建立另一種地方管理體制。據《漢書?地理志》可知，巴、蜀、武都、牂柯、定襄、樂浪、桂林等20幾個郡，都設在非漢族居住區。這也是將“四海”納入中國的過程。與此同時，漢代也創設了不同于郡縣的管理體制，如西域都護、護烏桓校尉，都與郡守相同，是秩兩千石的官職。
3．向周邊地區推廣郡縣制誘發各地、各族向國家形態過渡。高句麗的部長稱主簿，沃沮人的渠帥自稱三老，都是漢代在新征服地區建立縣、鄉等基層組織的證據。這對當地向國家形態演進起到推動作用。越南曆史上第一個國家“甌雒”就是在與秦軍作戰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14]建立朝鮮半島第一個國家的高句麗人曾隸屬于漢玄菟郡的高句麗縣，以至在其早期中央官制中還保留著漢縣級官稱。[25]在中國境內，將鮮卑、羯、氐、羌等族遷入郡縣區，顯然是東晉十六國時期各族紛紛在黃河流域立國的基礎。
4．中國對周邊各民族首領的封號一般是侯王君長，這種加封直到基層。漢代曾授予匈奴單于“匈奴單于璽”，授予日本“漢委奴國王”印。現在還發現“晉歸義氐王”、“晉歸義羌侯”、“晉鮮卑歸義侯”等官印。《三國志?烏丸鮮卑傳》記載中央加封三韓首領的官職有“伯長”，現已發現“漢氐佰長”、“魏烏丸率善佰長”等印章，都可以證明這種加封一直貫徹到基層。
5．東亞國際體系的展開主要受經濟類型的制約。秦長城走向與當時農牧經濟區的分界線基本是一致的。秦漢兩代向北的拓展，是與移民相伴的。秦始皇派蒙恬奪取河套地區建44縣，隨即遷中原罪人墾田。秦末大亂，移民回遷，匈奴才再次占據河南地。漢在匈奴昆邪王投降後，再次向河南地移民。可見，秦漢北部邊界的伸縮，同時也是農耕區的伸縮。
6．在東亞地區，將周邊地區納入一體的主要方法是戰爭。
另外，作爲中國政治組織先進的標志之一，這一時期出現中國流人成爲周邊民族統治者的現象。較典型的有在南越稱王的趙佗、取代箕氏朝鮮的衛滿、爲三郡烏丸元帥的張純，還有的學者認爲，夫余開國始祖解慕漱就是中原流人瑕丘仲。
（三）羈縻體系：
羈縻體系也是在視東亞爲一體的思想指導下建立的國際體系之一，在此體系下，中國試圖以特殊的郡縣制即羈縻府州控制東亞各地，不能容忍不接受羈縻統治的地區存在。該體系的特點是：
1．與先秦時期相似的同心圓式一體統治結構。“唐帝國的本土，是實行郡縣制的漢族地區。向外第1圈，是安東、安南、安北、單于、安西、北庭6大都護府”，“向外第2圈是更具自治性的民族政權，如突厥、回鶻、吐蕃、南詔、渤海。向外第3圈是具有一定依附性的國家，如新羅、林邑。向外第4圈是僅有朝貢之名的主權國家，如大食、日本。這種分層是以對中央政府的關系而言，不一定嚴格符合地理上的距離。”
2．東亞文化圈形成，將各國納入一體的方法不僅依靠戰爭，更主要地是依靠文化。從秦漢時期開始，朝鮮半島各國、日本、越南就接受漢字爲書寫系統，接受儒學、漢語文學，並在此基礎上全面吸納中國文化。至隋唐以後，日本、高麗“文物禮樂，悉遵唐制”，東亞文化圈逐漸形成。東亞各國具有相似的政府組織形式、貢賦制度、法律思想與律令體系，都以精耕農業爲經濟基礎，用筷子、食用稻米，都以儒學爲官方意識形態，流行佛教，文學創作與學術著述皆使用漢語，連繪畫、書法、雕塑、壁畫、音樂、舞蹈等藝術形式也極爲相似。
3．在中國—四夷思想的影響下，東亞各國逐漸確立自己的大一統觀念。早在南北朝時代，倭王武在致宋順帝的表文中寫道：“東征毛人五十五國，西服衆夷六十六國，渡平海北九十五國。”已將其他民族稱爲“夷”。日本史書將散布在中國東北和朝鮮半島東北部的女真人的一支稱爲“刀伊”，“刀伊”是朝鮮語“外蕃”的意思，說明朝鮮、日本都把女真人看成“外蕃”。新羅人崔致遠在《謝不許北國居上表》中稱渤海人爲“小蕃”。這些都證明，日本、新羅等東亞國家，由于文化的發展和受中國華夷觀的影響，也逐漸形成自視爲文明國家而把文化低于自己的周邊民族視爲夷狄的觀念。
4．對周邊民族、國家的加封基本局限于最高首領，封號多帶有地方行政官稱。最典型的是自663年起直到新羅滅亡，曆代新羅國王都從中原接受雞林州都督的稱號。
5．東亞國際體系的展開主要受到其他政權的抵制。
（四）宗藩體系：宗藩體系，也稱封貢體系、藩屬關系、朝貢關系、天朝禮治體系。這是一種儒學思想約束下的禮儀性的等級制國際體系，是儒家大一統思想指導下的以中國爲宗主國的政治聯盟關系。宗藩體系中，國際體系單位是國家。該體系的特點是：
1．中國將更多的精力用于國內的統治與整合，在東亞國際體系中處內斂態勢。朱元璋的《祖訓》在規定對東方與東南方各國“不征”後，緊接著說：“唯西北胡戎世爲中國患，不可不謹備之”。非常明確，王朝將注意力集中在蒙古草原與西北地區。清王朝也一直重視對西北地區的用兵，平定准噶爾部、大小和卓、張格爾等叛亂，而不大注意東亞各國的事務。
2．宗藩體系作爲一種東亞國際體系的類型，主要內涵是禮儀性的，通常通過朝貢制度來體現。朝貢既是一種外交禮儀制度，也是一種通商貿易制度。朝貢有時間、路線、人員數量等具體的限制和規定。
3．東亞各國文化自樹意識加強，使中國將之納入一體統治成爲不可能。唐以後，東亞各民族自樹意識普遍增強。入主中原的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滿族人，走的都是借鑒漢文化發展本族文化的路子，再也沒有出現過北魏孝文帝那樣的全盤漢化政策。中華是多元的中華，而不再是漢族一族的中華。與此同時，東亞各國的文化自樹意識也在增強，最明顯的標志是日本、朝鮮、越南都參照漢字創造了本民族的文字。東亞是多元的東亞，也不再是中國一國的東亞了。
4．維持宗藩體系不僅靠國家的實力，而且越來越依賴于貿易。隨著東亞各國文化自樹意識增強，明清兩代對各國的文化影響明顯弱于漢唐，但隨著各國經濟的發展，貿易越來越成爲聯系各國的紐帶。當明朝在援朝戰爭中戰事不利時，曾以答應日本進行朝貢貿易爲誘餌，意圖與日本和談。
http://fanleo.bokee.com/1410328.html東北亞地緣特徵及合作的可能性研究＞劉雪蓮
儒家文化對東北亞文化、社會的塑造
在《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中，亨廷頓指出“文明是人類的最高文化歸屬，是人必不可少的文化認同的最高層面。是人區別於其他物種的根本。”
東亞文化圈的形成曾經歷了漫長的歷程，東亞各國人民早在我國先秦時代就有著密切的聯繫，漢字早在西元前4—3世紀即已經傳入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而儒學則早在西元3—5世紀便已流行於東北亞國家，根據《日本書紀》的記載，一般認為中國儒學自西元285年朝鮮的王仁赴日，將儒學經典《論語》等五經帶到日本，這是儒學學說傳播到日本的開端。但是，作為東亞文化圈的總體形成時間卻是在西元7—9世紀的大唐王朝盛世的時期。因為正是到了這個時候，東北亞地區才出現了完備的構造文化圈的條件。
7—9世紀的大唐成為東亞歷史舞臺上的主角，這並非偶然。眾所周知，大唐律令制度完備、科學技術進步、儒學昌明、佛教興旺、道教風行、文化昌盛、異彩煥發，為當時亞洲各國乃至世界各國翹首矚目。由於大唐擁有強大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優勢，理所當然的成為向四周地區輻射的文化源地，而東北亞地區也就自然地成為大唐文化向外輻射的整合性區域。大唐文化強烈地影響著東北亞地區的日本、朝鮮等國，使其大規模地包容中華大唐文化，並在此基礎上構築起符合本民族特性的文化體系。這樣，便以大唐文化為中心，形成了包括中國、日本、朝鮮（包括韓國）的東亞文化圈。
在中國文化對周邊地區輻射的過程中，最有影響力、滲透力的無疑就是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了。社會學的創始人孔德認為，文化的進化決定了社會經濟的進化。馬克思則與之相反，主張經濟是基礎，文化是上層建築，經濟決定文化的發展，但是文化對經濟也起著重大的反作用。中日韓在古代由於共同使用漢字，儒家思想和文化在這裏有著廣泛的傳播，因此被稱為“漢字文化圈”或“儒學文化圈”。從宗教和文化的覆蓋面而言，亞洲最重要的文化傳統正式起源於印度的佛教，但對東北亞而言，是已經中國化了的佛教和產生在中國的儒家文化。在東北亞，儒家文化有著更為重要的影響，它對這個地區的政治、法律、國家體制的形成起到決定性的作用，並通過這一文化影響了人們的行為方式、價值觀念和倫理道德，滲透到社會政治、經濟、生活的各個層面。進入中世紀以後，佛教文化與儒家文化雖然不能說完全融合起來，但已經形成了混合文化的基礎，彼此難解難分。
孔子認為道德良善才是政治的目的，其人生哲學的主要內容，是克己忍讓和內省修身。儒家文化對東北亞各國主要有一下幾方面影響：
1、宗法觀念
宗法觀念重在調整、約束人際關係，是人類同自然鬥爭的結果。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在人們心目中，祖先的偉大逐步超過自然的偉大，對同姓貴族和家長賦予重要的乃至神聖的地位。經過儒家的豐富與完整，宗法制就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之一，成為封建帝王統治人民的工具之一。
東北亞是東西方文明的交叉地帶。東北亞各國之間，不僅政治體制和經濟模式存在差異，且東西方文明並存。以政治體制劃分，日韓為資本主義體制國家，中國和朝鮮為社會主義國家，俄蒙則為社會主義體制轉變為資本主義體制的轉型國家。就經濟模式而言，日本韓國為較成熟的市場經濟體，中國、俄羅斯、蒙古為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轉型中的經濟體。以文明傳統來看，俄羅斯屬於西方文明圈，中國、朝鮮、韓國和蒙古屬於東方文明圈，日本在古代屬於東方文明圈，近代以來接受西方文明後則屬於一種典型的東西方文明混合體。作為兩大文明交叉碰撞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東北亞又是基督教、伊斯蘭教和佛教等世界主要宗教的主要分佈地區
2、禮的觀念
當宗法制把尊卑上下的人際關係確立後，只有“禮”能把這種複雜的關係平衡起來。儒家的“禮”指人們必須遵循的行為規範。就國家來說，制度是維護國家秩序的手段，而禮又是維護制度的手段；就社會來說，就是能夠協調和密切人際關係的紐帶。
3、主體觀念
迄今為止，對人類社會影響最大、最深遠的人類文明有四大類。這就是儒家文明、佛教文明、伊斯蘭文明和基督教文明，而儒家文明則以其獨立性與其他三大文明具有較大的差別。伊斯蘭教和基督教都把宇宙的本源當作某一創造者。如伊斯蘭認為“安拉”是萬物之王，只有這個存在者才可以成為造物主，掌握者及宇宙的管理者。基督教則認為“上帝”是宇宙的創造者。與此同時，在“安拉”和“上帝”創造出了人與萬物之後，人對安拉，人對上帝之間形成了一種絕對的依附關係。而佛教則強調“輪回”，主張順其自然，反對入世，是研究“死”的宗教。與此相對，儒家文明則以弘揚主體精神為主旨。這是因為儒家文化提倡一種積極的入世觀，為達此目的，必須從人自我的道德修養做起，這就是儒家的“內修外治”之說，也是“正人正己，成己成物”的思想。
儒學強調主體精神的這一獨特性，演繹為東亞意識的主體意識。主體意識最重要的價值就是它對西方一元化價值觀的衝擊，這種衝擊具體表現在伴隨“東亞經濟奇跡”的出現而出現的“東亞模式”。所謂“東亞模式”，是指東亞工業新興地區由前工業化社會向工業化轉化過程中所發生的內部社會變革的具體形式。這種形式是與已成定論的歐美現代化模式不同的另一種現代化模式。這種現代化模式的出現，引起了世界學者，尤其是西方學者的關注。如美國波士頓大學教授彼得 伯傑民在1983年提出的“西型現代化”理論。他認為，在今天的世界上，已出現了兩種類型的現代化，除了西方的現代化之外，東亞社會也已經發展出新的、具有特殊性格的現代化。西方現代化的根源是在基督教，東亞現代化的根源則在儒家思想。伯傑民從共時代的角度，打破了現代化既等於西化的一元觀。
4、人文觀念
考釋東亞儒學的共性，其中一個重要的共同點是重視實踐理性，重視人際關係，人物關係的研究，也就是重視對人學的探求。所謂“人學”是指關係人的本質、價值、需要以及人與自然、社會關係的學說。東亞人文意識的特點在於，注重人的道德主體價值和道德修養，熱衷對人的本性的探求和對人際關係的協調，而這一特點鑄成了東亞人文意識又對東亞經濟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例如，東亞人文意識倡導的發揮人的主體功能的人生態度，立德、立功的事業追求，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在日本和韓國的現代化建設中具有很強的感召力和鞭策力，激勵日本和韓國民眾為個人所屬的家庭、企業、團體進而為整個民族建功立業。
5、共生觀念
儒學所最為強調的就是“和”——和平、和諧、和睦及和合。如同張立文教授在《21世紀文化戰略構想－和合學》一書中所指出的那樣，“雖然東亞各國，各民族的風俗習慣、思維方式、價值觀念和心理結構有其差異，但積澱在東亞文化中的和合人文精神有其相同之處，可謂價值共性。”
“和合”作為東亞儒學價值取向的一個方面，是講“在自然、社會、人際、心靈、文明中諸多元素、要素的相互衝突、融洽，並在這衝突、融洽過程中，各元素、要素和合為新的結構方式，新的生命和新的事務。其實質是講人際之間，人物之間的一種處世原理和原則。”由這種東亞儒學的和合性，可以推演出東亞意識的“共生意識”。
“共生意識”在東亞現代化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無論在日韓還是中國，從其經濟騰飛的軌道中都能看到“共生”的印記。日本以會社為基礎的“共同體意識”，在其現代化過程中的作用，不可輕視。韓國的現代化進程中，“政府主導”、“國家幹預”的作用十分明顯。雖然韓國實行的是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但政府在經濟中的幹預作用是相當明顯也是十分重要的。同時，由於冷戰因素，韓國處於朝鮮半島南北分裂之中，這種狀況也需要韓國加強中央集權，貫徹國家意識，使經濟發展優先的政策保持連續性。這就是韓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強烈的“國家意識”。
另外，在中國明末清初之際，出現了一種講究經世致用的社會思潮。在日本，大約同時代也出現了具有合理性的社會思潮。在李氏朝鮮後期的英正時代，同樣產生了倡導經世致用，利用原生的新學風。這種以“求實”為主旨的東亞儒學演繹為東亞意識的“求實精神”。
對照受儒家文明共同塑造的中、日、韓、朝，俄羅斯與之既有聯繫又有很大不同。
俄羅斯民族、社會受東正教文明的影響很大。東正教是基督教的一個分支。東正教會自認為是保有正統教義的正宗教會，不接受羅馬教皇的領導；它信仰上帝創造了並管理著整個世界，耶穌基督是上帝的兒子降世以救贖人類；認為社會的貧富、貴賤完全是上帝已經規定好了的，是神賦的；認為祈禱的頓悟是認識神與真理的唯一手段。
東正教倫理認為，道德來源於上帝，道德法規是上帝規定的。它要求教徒信仰上帝和無條件執行上帝的旨意，認為這是東正教教徒生活的最高原則。並且，東正教論理學倡導的對他人的道德義務是“要愛一切人和尊敬一切人”，包括親近的人和疏遠的人及自己的仇敵。
蘇聯解體後，俄羅斯政治經濟體制，社會意識形態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70多年的精神信仰出現了危機。價值觀的失落和國內經濟日趨惡化，使人們紛紛求助於宗教的庇護。這一切推動了宗教的廣泛傳播，使宗教勢力蓬勃興起，俄羅斯民族意識亦隨之增強。現在，東正教已成為俄羅斯最大的宗教派別，教徒人數大7000萬，約占全國人口的一半左右。當今的俄羅斯，有許多人將希望寄託在教會身上，將它視為俄國人民的精神支柱之一，從中獲得了極大的慰藉。
俄羅斯文化雖然受東正教影響很大，但並不能擺脫其與東方文明的天然聯繫。
“韃靼蒙古”從13－15世紀對俄羅斯長達2個半世紀的統治，對俄羅斯民族及其文明進程的影響是巨大的。“它不僅使俄羅斯阻隔與此時正在歐洲傳播的文藝復興運動，而且給俄羅斯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傳統打上了蒙古專制和家長制統治的烙印。這是使俄羅斯文明一直難以擺脫掉東方制度和文化傳統的重要原因。”
從歷史長河的發展來看，這時的俄羅斯國家還處於立國不算太久的時期，這無論對於一個國家或民族來說，都還是未發育定型的時期。一個國家或民族在這個年齡段上是最容易接受外來影響的。
相比之下，彼得改革之後西方對俄羅斯的影響，則是在不同的時期，採取了另一種方式，這主要是在18—19世紀的200年當中，是在俄羅斯立國800多年之後，在俄羅斯民族經過從拜占庭接受來的基督教洗禮，經過蒙古長期統治和混亂之後發生的。也就是說，這正是在俄羅斯國家和民族基本定型以後的事情。這個時期接受的外來影響將會大大不同於在國家、民族尚未定型時期所受到的影響。
俄羅斯文明是以西歐科學文化為形式，而以東方制度、社會觀念和風俗習慣為內容的一種交和式文明。因此，比較歐美文明，俄羅斯文明與東方文明之間的親緣關係是無論如何也割扯不斷的。這也為俄羅斯與東北亞其他國家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交往奠定了價值、心理上的基礎。
總之，這種經濟和文化上的相連性也必然會影響到政治的層面，在各國對地區主義和多邊主義的發展具有越來越大的需求時，東北亞的政治與安全合作機制也是能夠建立起來的，但是，正如上面所論述的，要達到一種制度性的合作，還需要一段時間的不懈努力。
http://hi.baidu.com/wsdr/blog/item/a5ac97ec08b19e3c26979114.html「當中國統治世界」 全球暢銷書【聯合報╱記者林琮盛2010.05.17
近一、兩年來，西方國家談論中國的書相當眾多，但賈克的「當中國統治世界」一推出，就受到西方媒體的重視。連大陸媒體也相爭討論「中國的朝貢體系」是否真的回潮。這股探索的風潮也吹進了台灣。
「當中國統治世界」由聯經出版社在台灣推出繁體字版。該書的英文版一出刊，立即吸引「新聞周刊」等全球極具權威的媒體聚焦評論，成為全球暢銷書之一。
聯經表示，「當中國統治世界」不僅躍居世界各國的暢銷書榜，在台灣推出的第一個月，也成功搶占各連鎖書店的暢銷書榜。
乍看書名，可能會給讀者一個錯覺：難道又是一本歌功頌德中國的書了？其實不然。相反地，作者英國倫敦政經學院國際事務、外交和重大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賈克，是依循「中國威脅論」，向世人提醒，稱霸兩百多年的「民主和自由的普世主義」，恐將因中國的「文明崛起」受到嚴厲挑戰。屆時，西方該如何自處？
這本書凸顯了西方的憂慮。賈克擁有如此的體悟，源自於他對東亞及中國的長期接觸。其實，東亞對賈克而言，是一個又愛又恨的傷心地。他在馬來西亞遇見了他已故馬來籍的妻子。千禧新年，人在香港的妻子因癲癇發作送醫，最後竟在華人醫護的種族歧視下，延誤治療而死亡。
喪妻之痛，讓賈克陷入「最黑暗的日子」，以至於有五年時間，他決定重新出發，以歷史文化角度，探索未來中國崛起後，究竟對世界產生怎樣的影響？
沿襲西方漢學巨擘費正清的天朝秩序論，賈克認為，這種文化霸權將重現古代中國天朝秩序的朝貢體制。他預測，隨著中國崛起，它將重申與鄰國之間古老的附屬關係。
前 言 中國正在改變世界
第一篇 西方世界的終結
1. 西方的興起
2. 日本，現代卻不太西方
3. 中國的歷史與變化
4. 中國與西方，是融合還是競爭
第二篇 中國的時代來臨
5. 中國，超級經濟大國
6. 文明國度
7. 中國是何心態
8. 中國與周邊國家
9. 中國，正在崛起的世界強權
10. 當中國統治世界
結 語 界定中國的八大特性
朱雲漢導讀
馬丁‧賈克（Martin Jacques）在2009年6月出版英文版《當中國統治世界》，在西方知識界引起了很大震撼。這本書與坊間一般的中國崛起故事之類暢銷書不同。這本書的重點不在中國大陸的經濟崛起，而是從政治、文化、意識形態、國際關係、價值體系等角度來探索崛起的中國對未來整個人類社會的影響。同時，這本書的出版正好趕上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在這場危機中，美國式資本主義的優越性神話破滅，中國躍升為牽引全球經濟復甦的唯一火車頭，中國大陸的政治經濟體制抵禦風險的能力，更讓世人刮目相看。
但是，他不是一位追趕時髦的暢銷書作家。最近幾年中國崛起成為熱門話題，不少西方主流媒體的評論家出版了一系列應景之作。賈克卻早在13年前就已經開始構思這本書。當時亞洲金融風暴尚未爆發，中國在東亞經濟體系內的龍頭地位還不彰顯，北京也尚未展現參與世界秩序重新建構的企圖。要不是他因喪妻之痛而多年未能持續寫作，這本書可能提前好幾年出版，讓後來的歷史發展有力地佐證他的大膽預言。不過，這本書拖延了好幾年才出版，也未嘗不是失之桑榆，收之東隅。這本書要是問世太早，他下筆可能沒有今日的自信，他的論點可能被斥為無稽之談。
現在，這本書可謂生逢其時。今年（2010）3月中旬美國《新聞週刊》還特別以這本書為話題發了一篇專稿，標題為：「這是中國的世界，我們只不過寄居其中。」（It’s China’s World. We’re Just Living in It.）這篇報導列舉了一系列的最新發展，說明中國正在改寫全球的貿易、能源、貨幣、氣候與訊息的遊戲規則。例如，金融危機之後美國太空總署預算大幅縮減，中國成為唯一在太空探索方面進行大規模投資的國家。中國大陸即將推進第二期無人月球探測計畫，也預定在2011年發射該國的第一個太空飛梭，這些都是為實現2013年登月而做的準備。中國一方面成為全世界最大的污染來源，另一方面也將成為綠色科技革命的最大推動力量。中國大陸已經是太陽能和風能設備的全球領導者，正在快速推進制定下一代清潔能源汽車的產業標準。中國也正在積極參與下一代網路通訊標準的制定。當前的網路協定完全由美國主控並占有絕大多數的IP地址。但第六代網路協定（IPv6）將為網站、智慧家電和軍事應用提供了數萬億的新地址，中國將為自己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國家分配到與人口比例更相當的網路資源。這些都是為本書補充更多的註腳。
賈克曾經擔任倫敦泰晤士報專欄作家、獨立報的副總編輯，也創辦過民間智庫。他曾經在京都立命館大學當客座教授，在北京人民大學做訪問學者，在新加坡國立大學做過客座教授。他與西方評論家最大不同之處在於，他能深入東亞的文化與歷史脈絡來理解東亞。他雖然無法使用中文，也不曾真正融入中國大陸社會，但因為他能跳脫西方中心的思考模式，所以能超越許多西方觀察家，對中國崛起的歷史意涵有更銳利的洞察能力，以及願意探索更深層的議題。
在他看來，西方一直以來對中國的分析僅僅著眼於經濟方面，西方的主流知識精英完全拒絕相信，一百多年來相對成功的西方現代化模式有一天會被完全不同的中國模式所取代。西方的主流思維始終堅信，西方文明所孕育的現代自由民主體制、多元社會與市場經濟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巔峰，所有的非西方社會，最終都會發展成西方式的現代社會。
賈克這本書就是要顛覆這個主流思維。他認為中國的興起會重新塑造「現代」的意涵與模式，世人不要期待中國會向西方模式靠攏；相反的，當中國人的文化優越感逐漸恢復以後，中國的文化輻射力量將再度開展，成為帶動世界秩序重組的重要力量。他強調，中國文化是在特有的歷史與地理環境中孕育而成，並經歷過數千年的焠煉，中國從來不是一般人所理解的近代民族國家（nation-state），而是一個文明國家（civilization-state）。中國在東亞一直以天朝自居，中國人理解的合理秩序是一個和而不同、尊卑有序、大伺小以仁、小伺大以智的世界體系。中國的興起將向世界展現不同思維與價值體系，歷史上的朝貢體系也將以某種現代形式在東亞出現，全面衝擊近代西方所建構的主權國家體系。
至今為止，西方主流知識精英還有不少人認為賈克的這個論點匪夷所思，但是，英國當代最著名的歷史學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馬上就意識到賈克的論點有其獨到之處。因為，近代西方建構的主權國家體系早已背離其孕育的西歐歷史情境。在十八世紀的西歐，主張以主權國家做為國際社會的基本單元，彼此平等、相互獨立，有其客觀的合理性，因為西歐國際體系的主要成員在國力上大致等量齊觀。但是當主權國家有強大如美國者，有微小如土瓦魯（人口一萬兩千）者，主權國家原則就成為史丹佛大學著名國際關係學者克理斯納（Stephen Krasner）所稱的：「用組織堆砌的虛偽」（organized hypocrisy）。虛偽的平等掩飾了強淩弱的真實，國家利益至上的原則，讓強者可以名正言順的追求自我利益極大化；可以己所不欲施於人；可以規避對提攜貧弱者齊頭並進的扶持義務；可以擺脫對維護人類社會共同利益的道德責任。
這本書提醒我們，人類社會在跨入二十一世紀之際，中國崛起將帶動全球政治、經濟與意識形態格局一場翻天覆地的結構重組。可嘆的是，在台灣許多意見領袖對於這場歷史大變局的來臨仍渾然不覺。大多數人還是緊緊擁抱著二十世紀後半葉形成的主流行觀念與成見，沒有做好迎接全球新秩序的知識準備。這本書可以幫助台灣的讀者全面思考中國崛起、亞洲再興，以及「非西方世界」重新躍登歷史舞台的歷史意義。
在二十一世紀，人類有機會重新打造一個更公正、更尊重文化與宗教多樣性的全球秩序；有機會制訂一組更符合對等與互惠原則，以及滿足全人類可持續性發展需要的國際經濟運作規則。沒有這種新的認識，我們將難以掌握這場歷史變局的意涵，也很難為自己找到安身立命的新座標，更無法為台灣重新找到定位與方向。
公孫策推薦一
「這一部震驚了西方世界的書」，如果此敘述為真，那麼作者的目的已經達到。馬丁‧賈克的用心良苦，幾乎是敲鑼打鼓地在「喚醒」西方世界：喂，咱們的霸權已經不保啦！
二○○八年春天，我為文推薦一本有關中國兵法的書。那本書出自美國一個戰略智庫，該書鉅細靡遺地蒐羅了中國歷史上的大小戰役，對中國兵法做了極為詳盡地探討。作者欲蓋彌彰地說，是為了「了解中國的戰略並應用於商戰」。但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明顯的，美國已對中國這個戰略夥伴進行了透徹的研究。
本書則更明白地大聲疾呼：中國的經濟力終將超過美國，（如果西方世界不覺醒的話）且終將統治世界。
南方朔的評論扼要且中肯：這是一本有企圖，有知識含金量的著作。所謂「有企圖」，應當就是指前述的「敲警鐘」作用。所謂「知識含金量」，則是希望讀者不要因為作者的「用心」而起排斥的念頭。作者的確「用心」，所引用的資料與數據，既豐富且清晰。而作者淵博的學識與嚴謹的邏輯思路，更使這一本「重量級」著作讀來毫不吃力，且獲益良多。
對於這樣一本金礦般的巨著，我不擬做全方位的推介，僅就台灣讀者值得注意及深思的部分，提出討論。
作者對中國歷史與中國文化具有豐厚學養，因此他了解「天朝上國不是統治，朝貢不是殖民」。但是，他對於中國極力拉攏東協的動作，（向西方）發出如下警語：「讓人訝異的……是中國所採取的方式。畢竟，長久以來（從唐代到毛澤東），中國以優越和漠視對待周遭國家：中國不需要鄰居，但他們需要中國。然而，中國準備去接觸東協，並且依照東南亞國家，而非中國的規則。換言之，中國採取了一個新的、不熟悉的謙卑方式。」
這種「不熟悉的謙卑方式」令作者大為緊張。但是，北京的心態事實上在中國歷史上找得到脈絡；也就是我曾在專欄中提過的「齊桓公心態」。
《史紀．齊太公世家》：山戎攻擊燕國，燕國向齊國告急。齊桓公親自領軍救燕，伐山戎。擊退山戎之後，燕莊公送齊桓公回國，一直送過了邊界，進入了齊國境內。齊桓公說：「周公訂下的規定，諸侯相送不出境（只有周天子可以跨國界），我不可以失禮於燕。」於是將燕莊公所到的地方，割給燕國！這個動作立即傳遍諸侯，「諸侯聞之，皆從齊。」──齊桓公的霸業就是從那裡開始的，對當時的諸侯而言，那正是一種「不熟悉的謙卑方式」。
北京對東協的「謙卑」，台灣其實已經受用了一段時間，不是嗎？溫家寶說「讓利」和齊桓公說「割地」，不是同樣的用意嗎？
也就是說，中國人想的是在全球稱霸，所以當然不是（唐朝以降的）「天可汗」心態，而是「齊桓公心態」。中國要當齊桓公，西方世界應該警惕，台灣則應該把握機會──
在東協尚未「朝貢」之前，北京會繼續「讓利」給台灣的。因為，如果北京對台灣有一點不良企圖，東南亞就被嚇跑啦！所以，此刻無須太介意「中國有啥企圖」，趕快藉中國讓利壯大自己，才是正經。
作者在第5章指出，雖然中國的企業距離頂尖的國際企業仍遠，但是「中國已經忙著創造出自己的發展途徑，……（以汽車工業為例）……模組──或說是開放架構──生產非常適合開發中國家」。其實，這就是「山寨精神」。我再次呼籲不要將「山寨」簡化為仿冒，「山寨」應該解讀為「與主流對尬」。如果是中國終將成為全球經濟霸主，台灣的企業文化該跟著「終將被淘汰出局的現今主流」走，還是趕快注入山寨精神？
值得海峽兩岸企業共同惕勵的，則是書中提及的日本借鏡：日本在前一波全球化中，也是被「船堅砲利」打開國門的，但相對於中國（清朝）的老大心態，日本人選擇「加入贏者圈」。司馬遼太郎的著作《阪上之雲》（NHK將之拍成同名的歷史劇，為「大河劇」系列之一）正是當時人心的寫照。「阪」就是山坡，阪上之雲意指「順著山坡上升的雲，奮發圖強，力爭上游」。也就是這種精神，讓日本有能力得以「魚肉」中國。日本雖經歷二戰的失敗，但是「阪上之雲」精神仍在，二十世紀八○年代乃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然而，近十多年來日本盛極而衰，考其原因，照大前研一的說法「日本人已經失去仰望阪上之雲的動力」。
中國如果不能持續力爭上游，而是「鯉魚躍龍門」式的，成了龍就想要享福了。那麼，日本將是一面鏡子，中國得惕勵「要學當年日本，不要成為今日日本」。台灣呢，我們不怕中國稱霸（畢竟齊桓公沒有想要「統治」天下，即使天可汗也不想），該害怕的反而是中國停止成長。
林建甫推薦二（林建甫 台大經濟系教授，台灣競爭力論壇總召集人）
這是一本震驚世界的書！任何一位關心台灣前途、兩岸關係的人，都不能不拜讀賈克的這本新書。作者具有過人的學識和閱歷，尤其以他獨特的視角來觀察中國問題，常會令讀者有新鮮的收穫。這本書既有善意的提醒，也有對目前中國成就的驚詫與讚揚，還有站在客觀立場上的評價。可以給真正想要了解中國以及預測未來幾十年內世界大趨勢演變的讀者，提供寶貴的助益。
其實作者提到的「中國」，不是通常理解下的民族主義中國，而是文明模式的中國。「統治」也絕非過去西班牙、荷蘭、英國以及現在的美國，對世界影響的模式。這些國家的表現包括狂熱傳教伴隨的重商主義、殖民主義，以及今天的好萊塢式文化；西方國家過去是巧取豪奪殖民地國家的資源，現在則以霸權心態無恐不入的強勢，干預其他國家。而中國人的「統治」普世價值，其表現形式與上述完全不同。沒有海上擴張的傳統，而是以大陸為基地，以中央王國 (Middle of Kingdom) 的心態來實施漸進式擴張，潛移默化地影響周遭的國家。在全球化的時代，就是影響全世界。
我不喜歡書名上的「統治」字眼。因為統治是封建的從屬關係，是舊時代的思維。但原文Rule，本身就有制定規則的味道，朝這方面來思考，倒是更有意義，也更符合作者要表達的原意。因為原書副題清楚點出本書的主旨：「中國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主宰世界兩、三百年的西方規則，將因中國的崛起而沒落。
作者的核心理論之一是：在一個充滿「現代性競爭」的新時代裡，不論中國正在實現現代化，還是已經實現了現代化，她都會保持自己獨有的特性。因為崛起和強大後的中國是文化的中國，是以中國人為主體的生活方式建立聯繫起來的中國。這不但包含經濟，也包括中國人的政治、宗教、文學、思想，甚至軍事觀。因此可預見的將來，這些效果都很快的出現。本書暗示人們，中國崛起的結果將不是中國越來越像西方，而可能是世界越來越像中國。
書中所提「朝貢體系」更可呼應這項論點。作者拿過往中國與周遭國家形成的朝貢體系與西方的西伐利亞體系(主權國家皆平等)相比較，並預料中國與其鄰國會恢復往日的那種朝貢關係。我們其實可以更深邃地解釋，朝貢體系從表面上看是不平等的，但是事實上是平等的。因為進貢，是象徵性帶來禮物貢獻給中國的中央政府，但是中國中央政府讓對方帶回去的禮物，遠遠超過他帶來的禮物。這就是表面上不平等，事實上平等。而西方的西伐利亞體系正好相反，西方強調國家是擁有獨立主權的國家，這點上是平等的，但事實上並不平等。中國往往要的是面子，其他國家可以贏回裡子。因此朝貢體系將形成「一種文明，多種系統」。由於中國文化的漸進式擴張和背後的歷史支撐如此強大，未來她不會屈從西方制定的規則。如果說屈從是必要的話，那也將是西方的屈從，來配合中國的規則。
然而，隨著中國的崛起，中國人會廣泛地活動於世界各地，勢必會同越來越多的民族近距離接觸，甚至也對他們的利益和生活方式產生重大影響。如何節制中央王國的天朝心態與自大傲慢，體諒和照顧其他種族的自尊心，尊重不同文化和生活方式之間的差異，學會欣賞和吸納其他族類中優秀的成分。這恐怕是中國做為新興大國和未來世界潛在的領導者，需要具有的前瞻性思考。
也因此，我結合現實與作者的論點，覺得中國現在所面臨的難題是：世界上各國，對中國的不信任，甚至害怕「黃禍」的再次來到。所以對外一定要追求「和平崛起」。中國的社會由於舊秩序在消失，新秩序尚未建立，所以中國也是當今大國中情況最復雜、內部矛盾最多的國家。加上經濟發展造成的所得分配嚴重不平均，因此對內一定要要追求「和諧社會」。兩岸的問題，又剪不斷、理還亂，要達到令台灣人心悅誠服，共和國或聯邦政體乃至於歐盟模式的「和平統一」，恐怕是唯一的路。武力犯台，飛彈威脅，只會越走越僵。而我相信文化的中國、文明的中國，也會使中央王國盡快落實這「三和政策」。
作者預測中國很多的觀點或是主張，在台灣人的眼中，會覺得「於我心有戚戚焉」。因為台灣在經濟、生活、西化，諸多衝擊上…，領先中國，先行了數十年。而且某些地方台灣已經改變，因此以此就可預測中國未來的變化。另外，台灣畢竟侷促一隅的面臨很多生存上的問題，因此在民主、人權、世界觀……，都已經發展出與傳統中國，不一樣的思考。我覺得這是類似生物學中讓物種進化的「推動力突變」，這對整個中國文化未來的發展也會有很大的幫助。
準此，台灣人是最了解中國的，也是最能夠預測中國未來的演變，還能夠幫助中國文化的轉型與注入新血。兩岸的合作，才是所有中國人跟地球子民的福氣。有人說這是大我的事情。但對於小我來講，台灣人對於大陸商機的判斷，發展與掌握，往往更可以領先其他國家人民。大陸的經濟持續發展，就是台灣人獲利的泉源。
因此，這本書是讓你知己知彼，讓你鑑往知來，也是讓你面對變局，掌握未來，最佳的參考書。事不遲疑，朋友們，打開書本，開始細細品嚐閱讀賈克的觀點吧！
南方朔推薦三
近年來，由於中國的和平崛起，全球的「中國熱」遂告出現，它最先受到智庫界、產業界及財經媒體出版界的重視，到了現在已逐步深化到政經及文化史學界。
這樣的深化過程，其實是個好現象，因為，智庫界及財經媒體出版界，他們對中國產生興趣，多半有著策略性的目標，因而在觀察及分析時，就難免「目標決定論點」，有的會不自覺地反芻過去的成見，而成為「中國威脅論」的宣傳者；有的則毫無來由地將中國和平崛起過度誇大，中國儼然成了有無限商機的洞天福地，諸如此類的著作，我們當然可以用來觀察當今世界在「中國印象」的變化，但就純知識的角度而言，其真實的意義並不太大。
但隨著「中國熱」的深化，而且逐漸往政經及文化史學界移動，我們已可發現到近年來的確已有了許多「知識含金量」極高的著作。因為在西方過去的論述裡，東方文明與資本主義發展乃是不相容的兩件事，它早已建構出了一套排除東方的史觀。那麼它要如何解釋中國的經濟快速成長呢？又將如何修正自己過去的史觀呢？就以首創「中美國」（Chimerica）這種說法的牛津及哈佛教授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而言，他在新著《貨幣崛起》裡，就直接承認西方工業革命及資本主義發展，與當年的帝國殖民主義有關。過去長期以來，西方學者為了自我合理化，都有許多說辭，但對殖民掠奪及剝削則總是輕輕帶過。現在由於中國的經濟崛起，他們的舊史觀已勢必要做出修正，並捨棄一些長期以來存在的神話。從這樣的角度而言，當中國和平崛起，東方與西方的權力漸趨對等，連帶的乃是「知識話語」也必然跟著要做改變，在知識的形成上，這當然是件好事。
而當今主要政經評論家賈克（Martin Jacques）這本新書《當中國統治世界》（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自出版迄今即普遍受到重視與討論，而且對中國及台灣讀者，特別是知識分子，應該更有啟發性。原因即在於賈克本身乃是當代主要左翼學者。因此他遂能從一個更高的文化史及思想史角度來分析中國崛起的課題，由於他的視野更大，當然也格外的與其他著作不同，我們甚至可以說，他的觀點對西方格外的有其顛覆性與反省性。
賈克的這本重要著作，就其結構而言，可以分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經濟史及文化史的部分，他用了極多且強的資料與論證，將資本主義的昔與今做了西方與東方的對照。它顛覆了西方長期以來始終存在而且也被中國學者不自覺抄襲的經濟史觀，個人認為這乃是他這本著作最值得重視的理論部分。
第二部分是他透過龐大的引錄、甚至自己的走訪觀察，將中國經濟崛起，以及與全球各地區的互動關係，做了近乎全方位地探討。這對人們了解當今中國和平崛起的全貌，可以說是最具有提綱挈領作用的大型簡報。
第三部分是他根據現狀，來推估隨著中國的和平崛起，中國和周邊國家甚至全球其他國家，將發展出什麼樣的關係？將建構出一個什麼樣的秩序？非常有趣而且值得反省的，乃是他將西方學者在一九六Ｏ年代曾一度熱列議論的「朝貢體系」（The Tributary System）以一種新的方式重新提出，全書以這個論點作結，實在留給人們極多可討論的空間！
因此，賈克的這本《當中國統治世界》！儘管書名驚悚，但書中所討論的，都是經濟史、文化史，甚至思想史上極重要且古典的問題，由於本書有極高的知識含金量，因此當人們要進入他的著作前，可能要先對本書所涉及的兩個重要課題做出推架式的理解：
其一，乃是需先理解西方長期以來頑強存在，甚至已被內化的「東方主義論述」，以及相關的「亞細亞生產方式」、「東方專制主義」、「現代性」等概念，先有一般性的認知。
其二，乃是要對所謂的「朝貢體系」有扼要的認知。「朝貢體系」乃是中國古代對世界秩序的一種見解與實踐方式，但這種「世界秩序觀」到了近代終於抵擋不住西方以「砲艦政策」而形成的「帝國殖民秩序」而瓦解。賈克會重提「朝貢體系」他的意旨何在？
首先要指出的，乃是誠如福柯所說：在當今的世界上，話語權乃是從屬於權力關係，因此弱者及失敗者注定了失語的命運，又有強者可以將自己的權力施加於弱者頭上，這乃是「偏見的體制化」。強者可以透過話語而合理化它的一切作為，包括戰爭和侵略也都會變成合理。
這乃是西方所謂的「東方主義」的源起，過去鄂圖曼帝國曾征服南歐，在南歐駐軍達數百年，到了十六世紀初，最先是寫《君王論》的馬基維利，最先對東方的鄂圖曼帝國做出概括式的描述，宣稱它的社會由寡頭官僚統治，人民皆為奴僕，有權者皆率性而為，無法無天，歐洲人以這樣的觀點看東方，後來經過布丹（Jean Bodin）、培根、孟德斯鳩、黑格爾、亞當斯密、彌爾（J.S.Mill）一直到魏特佛格（K.Wittfogel），而成為一種定型的史觀，它的經濟是「亞細亞生產方式」，政治是「東方專制主義」，官吏有一切大權，人民則連私產權皆無保障。
這種社會是停滯的，資本主義無法產生，人類進入現代的「現代性」與東方無關，他們所謂的「現代性」，包括實用的理性、自由、人權，以及民主、法治等，後來的經濟史家，如寫《大分流》的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等，也都一定程度繼承了這種東方主義的傳統，而不容諱言的，乃是這種論述裡，有太多倒果為因，勝利者為勝利找理由，藉以非法化失敗者的作用，根據這種說辭，任何社會要走向現代只有一個西方模式。由於這種說辭以西方強大的實力為後盾，長期以來已在東方社會形成了一種「自認劣等的情意結」（Inferiority Complex），似乎只有「西方化」是唯一的出路，反對「西方化」就會被說成是「民粹」，是「義和團」。
但賈克在本書中，卻對「東方主義論述」的諸多破綻做了揭露，他並以中國經濟史為證，指出可以有另外的「現代性」選擇。個人認為，他的這些觀點，在近代整個「現代性」和討論裡，實在別具意義。而我們可以預料到，隨著中國及東亞經濟的成長，特別是中國、印度、巴西以及墨西哥、俄羅斯等新興經濟體的崛起，當權力關係發生變化，知識理論的修正必將加速。本書無疑的是個重要的轉折點！
其次，再就所謂的「朝貢體系」而論，古代中國由於在亞洲獨大，早已形成了一個以文化為軸心的世界秩序，那就是中國自居為中心，周邊小國只要禮法上的朝貢，彼此之間即可相安無事，甚至還可提供援助與保護。這是一種以文化、禮法、王道思想為核心的秩序觀，它比起西方帝國殖民主義所形成的「宰制型秩序」，當然好過太多。只是這種秩序在清代已隨著西方強權秩序的建立而遭淘汰。
不過，「朝貢體系」雖然隨著清朝的被滅亡而結束，但它所形成的世界秩序，比起西方帝國殖民主義所建立的「宰制型秩序」，畢竟良好太多了，「朝貢體系」不會對別國動輒兵戎相向，也不會對別國進行劫掠與剝削，正因如此，過去長期以來，西方有些是有特定意識型態的學者，遂竭盡所能醜化「朝貢體系」視之為中國自大的笑話。一七九三年英國專使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銜命赴中國要求開放通通商口岸，他赴熱河行宮晉見乾隆皇帝時，被要求行叩拜禮，而他拒絕，從此以後「叩頭」（kotow）這個字遂進入英文辭彙中，而成了非法化及調侃「朝貢體系」最大的證據。西方非法化「朝貢體系」的，以一九六八年漢學家費正清（John K. Fairbank）所編的《中國的世界秩序》（The Chinese World Order）為代表。
不過，以前的西方學者調侃及非法化「朝貢體系」，賈克在這本《當中國統治世界》裡，卻以一種較正面的態度重談「朝貢體系」的問題。如果有一天中國強大到足以與美國並駕齊驅的程度，世界秩序將會被如何重塑？是否會形成有大小強弱但卻沒有侵略宰制度的均衡秩序？在未來世界秩序這個大問題上，賈克倒是首次重開了一扇窗戶，這與某些人長期宣揚的「中國威脅論」極為不同。
賈克的這本《當中國統治世界》在當今「中國熱」車載斗量的著作大海裡，乃是知識含金量極高，而且極為與眾不同的著作。這對習慣於西化思維及冷戰思維的我們，可以說相當振聾發瞶的作用。因此，這本著作千萬不宜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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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詳參本館：
中國崛起 G2 《強國之鑑》 《當代中國》 《中國跨世紀綜合國力》 《中華聯邦》 《近代中國對外關係新論》 《妖魔化中國的背後》 《中國可以說不》 《東方主義與中國威脅論》 《中國國家利益與影響》 《即將到來的中美衝突》 《長城與空城計》 《中國國家利益分析》 《美國霸權與中國安全》 《後冷戰時期的中美關係》 《未實現的和解》 《冷戰及其遺產》 《美國分化中蘇聯盟內幕》 《美國在中國的失敗》 《美國百年排華內幕》 《美國的中國形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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