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院？太封建了吧！
你才太落伍了，如今兩岸正流行各式學堂，在全球中國風下，老共更在各國成立孔子書院。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souj/3/1285486372/20070503065339
那些只是私塾或語言學校而已，正港的書院還得讀下《中國書院與傳統文化》（湖南教育，1992）《書院的社會功能及其文化特色》（湖北教育，1996）。《中國書院史》（台北：文津，1995）
沒相關書者，可讀下網文：
中國古代書院
中國古代特有的一種教育組織和學術研究機構。一般爲著名學者私人創建或主持的高等學府。從唐中葉至清末，它對中國古代教育、學術的發展和人才的培養，都産生過重要的影響。
書院的名稱始于唐代,最初是官方修書校書和藏書的場所，如麗正修書院(後改名爲集賢殿書院)建于唐玄宗開元十一年 (723)，書院主管人員的職責是“掌刊輯古今之經籍,以辨明邦國之大典,而備顧問應對”,兼作皇帝的侍讀，“以質史籍疑義”。此外，唐代有些私人讀書講學之所，也稱爲書院，如：皇書院，在江西吉水縣，唐通判劉慶霖建以講學；松州書院，在福建漳州府，唐陳與士民講學處；義門書院，在江西德安縣，唐義門陳袞即居左建立,聚書千卷,以資學者,子弟弱冠,皆令就學;梧桐書院,在江西奉新縣, 唐羅靜、羅簡講學之處。
書院盛于宋初。唐末五代時期，由于連年戰亂，官學廢弛，教育事業多賴私人講學維持，宋初的統治者仍在忙于軍事征討，無暇顧及興學設教，于是私人講學的書院遂得以進一步發展，形成影響極大、特點突出的教育組織。宋呂祖謙在《白鹿洞書院記》中說：“國初斯民，新脫五季鋒鏑之厄，學者尚寡。海內向平，文風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閑曠以講授，大率多至數十百人。嵩陽、嶽麓、睢陽及是洞爲尤著，天下所謂四書院者也”宋初最著名的書院,除公認的白鹿洞嶽麓睢陽（應天府）、嵩陽之外，還有茅山、石鼓等。這些書院一般是由私人隱居讀書發展爲置田建屋，聚書收徒，從事講學活動；設置地點多在山林僻靜處，後世認爲這是受了佛教禪林精舍的影響。
[嶽麓書院──宋代四大書院之一]
北宋時期書院曾一度衰落，這是由于統治者爲了更直接地控制教育，一方面大力興辦官學，一方面推重科舉。讀書士子就學門路增多，而且非經科舉，難得入仕之途,因而不願長守山林,對書院失去了興趣，以至“書院至崇寧末乃盡廢”。然而北宋的官學很快變成科舉的附庸,日漸腐敗,因此,南宋時期興辦書院之風再起南宋書院發達同理學的盛行有密切關系。書院成爲研究和傳播理學的重要基地。朱熹對南宋書院的複興起了重要的作用，並對後世書院的發展有著深刻的影響。他在淳熙六年(1179)守南康軍時,在廬山發現白鹿洞書院故址,申請興複，于次年告成。朱熹爲書院確定了條規，對書院的宗旨，爲學之序以及修身、處事、接物之要作了系統而詳細的規定，名曰《白鹿洞書院學規》，後世書院大都仿此辦理，對中國封建社會教育事業的發展也産生了相當大的影響。
元朝的書院，據稱“幾遍天下”，但受官方控制甚嚴，缺乏論辯爭鳴的氣氛。書院雖多，卻無書院講學的特點,幾乎與官學無大區別,這是書院官學化的開端。延至明初,依然如此。直到正德(1506～1521) 嘉靖(1522～1566)之際,書院講學論辯之風才又興盛起來。王守仁、湛若水和他們的弟子對明朝書院發展有重要的影響。王守仁講學，“流風所被，傾動朝野，于是紳之士，遺佚之老，聯講會，立書院，相望于遠近”。湛若水是著名學者陳獻章（白沙）的學生，他所到之處必建書院講學授徒40多年。這時的書院把學術研究和講學活動更緊密地結合起來，而且不同學派各標其宗旨，各講其主張，往往超出書院講壇的範圍，發展成爲規模相當大的地區性的學術活動，形成獨具特色的書院“講會”制度。
[東林書院──明代影響最大的書院]
東林書院是明末影響最大特點最爲突出的書院據《無錫金匱縣志》載：“東林書院亦名龜山書院，在城東南隅,宋楊文靖(時)講學于此,後即其地爲書院”“萬曆三十二年，顧憲成及弟允成始構成之。憲成歿，高攀龍、葉茂才相繼主其事，榜其門曰東林書院”，“當憲成、攀龍講學時，……遠近名賢，同聲相應，天下學者，鹹以東林爲歸”。可知東林書院名聲之大。東林書院的重要特點是積極參與當時的政治活動，致力于諷議朝政，裁量人物。爲此，它的名聲大振；但它也由此而遭到統治者的禁毀《明史?顧憲成傳》說: “其講習之余,往往諷議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風者,多遙相應和，由是東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明末曾四毀書院：第一次是嘉靖十六年(1537)禦史遊居敬上疏,指斥湛若水“倡其邪學，廣收無賴，私創書院”。第二次是嘉靖十七年(1538)吏部尚書許贊以“官學不修，別起書院，耗財擾民”爲借口,“申毀天下書院”第三次是萬曆七年(1579)張居正爲了整頓吏治、整頓教育,遂以書院多無實學,且“科斂民財”爲理由，封閉全國書院。第四次就是天啓五年(1625)魏忠賢“拆毀天下書院，首及東林”。四毀書院的根本原因都是封建統治者加強思想控制的一項政治措施。
清初統治者鑒于明末書院“群聚黨徒”、“搖撼朝廷”的教訓，極力對書院采取抑制政策。直到雍正十一年(1733)才允許在政府嚴密控制下創建書院。清朝書院數量甚大，但除少數仍保留著書院講學的傳統外，多數同官學無大差別。清朝末年，隨著封建制度的日漸瓦解，書院也江河日下雖有人采取多種變應措施力加挽救,終于收效甚微光緒二十七年(1901)諭令各省所有書院,于省城均改設大學堂，各府廳直隸州均改設中學堂，各州縣均改設小學堂。
書院在中國曆史上存在了近千年，唐宋期間以私人創辦、私人講學爲主，元明時官方加強了控制，到了清代完全官學化，這是書院發展的總趨勢。書院在其長期的發展過程中，積累了許多寶貴的經驗，是中國古代教育史上的一份珍貴遺産，值得認真加以總結。
第一,書院的組織機構比較精幹,一般只設山長（或稱洞主、主洞）總理其事，規模較大的書院增設副山長、助教、講書等協助山長工作。書院的主持人多數是書院的主講，脫離講學的管理人員很少。
第二,書院是教學機關,同時又是學術研究機構 書院的主持人或講學者多爲當時的著名學者，甚至是某一學派的代表人物。每個書院往往就是某一學派教學和研究的中心或基地。教學活動和學術研究緊密結合、相互促進，相得益彰。
第三，書院允許不同學派共同講學，重視學術的交流和論辯。特別是南宋以後書院盛行“講會”制度，成爲書院的重要教學形式,不僅師生共同參加學術爭辯,而且常與地方上的學術活動緊密結合，使書院成爲一個地區的教育和學術活動的中心。
第四，書院講學實行“門戶開放”，一個學者可以在幾個書院講學，聽講者也不限于本院生徒，常有慕名師而遠道前來者，書院熱情接待，並提供各種方便。
第五，書院比較重視生徒自學，提倡獨立研討，課程也較靈活，允許各人有所側重，發揮專長。一般都以自修、讀書爲主，輔以教師指導，質疑問難。成績考核多重平時表現，不僅視其學業，尤重人品與氣節的修養。
第六，書院內師生關系比較融洽，師生感情相當深厚。主講書院的名師學識淵博，品德過人，並且獻身教席，熱心育人，深受學生愛戴。學生是慕名師而來，能夠虛心求教，立志成人，尊重教師。因此，中國教育史上尊師愛生的優良傳統在書院教學中體現得十分突出。
第七，書院的經費多以自籌爲主，有較大的自主權，常常組織師生共同管理或監督各項開支。經費重點用于教學和學術活動,其他雜項費用所占比重甚低。
參考資料：
1.班書閣：《書院興廢考》、《書院主事考》等。盛朗西：《古代書院制度》。
2.陳元暉、尹德新、王炳照合編：《中國古代的書院制度》，上海教育出版社，上海，1981。章柳泉著：《中國書院史話》，教育科學出版社，北京，1982。
http://baike.baidu.com/view/1375974.html
《中國書院》概論＞2005-5-16 易文網
泱泱中華，教化綿長；煌煌天河，群星璀璨。在中國數千年的文明發展史上，教育始終占有重要的地位。書院，在中國教育史長河中則一度是滔滔主流，是一種獨特的文化現象。
書院之名，源于唐代。開元六年（718）專供皇家藏書、校書的“乾元院”更名爲“麗正修書院”；開元十三年，又更名爲“集賢殿書院”。此後，民間也出現了許多“書院”，《全唐詩》收有《南溪書院》、《宿沈彬進士書院》等，“書院”一詞，曾出現在十多首詩中。唐詩中所提書院，大多是私人讀書的地方。此時各地方志零星記載的書院中，如江西高安的桂岩書院、福建尤溪的松洲書院、湖南衡山的鄴侯書院等，已是私人所辦，並初具治學、講學、會文等功能的教不機構。上述數處，可視作中國書院作爲教育機構的肇始。
書院的全面興起在北宋。宋初，國家草創，朝廷尚元充足的力量興辦教育，于是，私人辦學應運而興，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出來的書院倍受青睞，成爲士子求學的主要途徑。據載，此時書院的規模、數量都達到了空前的興盛。最著名的嵩陽書院、嶽麓書院、睢陽書院、白鹿洞書院以及石鼓書院、茅山書院等，時有天下四大書院或六大書院之稱。一些辦得好的書院還受到朝廷的賞識，皇帝常以賜額、賜書、賜田産的方式，表示對這種民間教育形式的支持和欣賞。
南宋，大量士人隨朝廷南遷而流落江南。人才南聚，帶來了南方書院的興盛。一些名儒大家，爲發展儒家學說，或創辦或主持書院活動，在書院中提倡學秫爭鳴，開展學術交流。朱熹、張栻、呂祖謙、陸九齡、陸九淵等都爲南宋書院的興盛起了推進作用。朱熹畢其一生興辦書院，弘揚儒學，即使在從政的近十年中，也是每到一處，即辦書院，並親自講學。在這批鴻儒的努力下，書院的組織制度、基本規制和教育職能逐漸明確完善，最終成爲中國最重要的人文教育基地。
元代以降，書院仍呈發展之勢，不僅是南方的理學、書院承傳了宋代的傳統，而且北方受江南學術、教育風氣浸潤，也相繼設立書院，但由于元朝官方刻意控制其學術精神，辦學水平與宋代已無法相提並論。明初，朝廷提倡官學，但書院教育利于士人張揚個性，益于學術研究，儒家士大夫爲了追求獨立的學術思想和自由的講學弘道，仍持續創辦書院。此時，享有盛譽的明中葉王、湛的心學，推動著又一個新的書院發展的高潮，書院再次成爲新興學術思潮的大本營。明代後期的書院還積極參與政治活動，元錫東林書院即爲一例。由顧憲成重新建立的東林書院，重視學術研討，提倡自由講學的風氣，並兼顧實用的經世知識，在“明儒中別爲一系”。面對當時閹黨專權，他們把講學活動和政治鬥爭結合起來，“諷議朝政，裁量人物”，議論朝政得失，指摘朝臣長短，逐漸形成一個頗有影響的政治輿論中心。東林書院倡導“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最終角怒閹黨，遭到了統治者的迫害。天啓五年（1625），魏忠賢下令“刊黨籍，盡毀天下書院”，而首及東林。繼而又制造了中國曆史上有名的迫害東林黨人的大案，受牽連者達300余人。由此事件可見，明代後期的書院，已不僅僅是讀書治學的地方，它還是士人們關心國事天下事、反對專制的發端地。
清代，書院因官方的支持，辦學的規模和數量達到全盛，書院制度普及于中華大地。但是，清廷的控制導致書院的官學化後果。同時，書院活動雖然還持續著，但在清政府閉關自守的腐敗統治下，書院亦難以承擔思想創造、文化更新的重任。19世紀下半葉，中國書院的母體--中華民族及其文化面臨嚴重的危機，社會變革、文化更新的嚴峻課題擺在每一個關懷民族命運的人面前。在此大背景下，中國書院亦成爲人們對舊制度批判、對舊文化反省的對象。于是，社會上出現了一股“爭毀書院”的潮流。人們紛紛指斥種種“書院之弊”；或者認爲它“空談講學”、“溺志辭章”，在國危民艱的危機之時無甚實用價值；或者是批評它教學廢弛、士習敗壞，到晚清積弊日益嚴重。經過1898年的維新運動和1901年的“新政”之後，曆時一千多年的中國書院終于被改制和廢止，中國傳統的書院制度最終被近代的學堂、學校所代替。值得一提的是，清後期出現了以講習西方科學技術爲主、中西合辦的書院，如上海格致書院。這類書院爲培養近代專業技術人士作出了不可磨滅的功績。
在千余年的曆程中，書院爲中國儒家文化的傳播和發展所作的貢獻是無與倫比的。首先，它培養造就了一大批文化英才。在曆代名師鴻儒的精心培養下，書院中人才輩出。以朱熹爲例，他創辦或主持白鹿洞書院、武夷書院，從事教育近50年，培養的弟子達數百人之多，他們活躍在南宋的政治、思想、教育等各個領域。嶽麓書院也培養了數代風雲人物，僅清一代，就有陶澍、魏源、曾國藩、左宗棠、郭嵩燾、胡林翼、劉坤一、唐才常、熊希齡、程潛等受教于此。這些人推動了中國曆史的發展，有些爲中華民族的思想文化進步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其次，書院倡導並形成了獨特的學風。書院反對爲科舉而學，強調人格培養，主張張揚獨立的人文精神；反對死守章句陳說，提倡學術創新，創造百家爭鳴自由的學術風氣；兼收各家之長，提倡開門辦學，形成尊重學術、尊重知識的良好風氣；建立融洽的師生關系，提倡尊師愛生的院風。在封建專制權力不斷強化並壓制個性發展的時期，這些獨特的學風如混沌之中的一股清新之氣，使埋頭于古籍的學子保持了健康的心理和向上的精神。這種學風，即便在今天也值得我們借鑒的。
書院作爲儒家士人接受教育、研究學問之所，創辦者總是擇清僻之所，選優美之地，將其建在幽雅寧靜的名勝地，如借一角廬山的鹿洞書院，取一脈湘江的嶽麓書院，攬田園風光之勝的尼山書院，得道觀清玄之氣的嵩陽書院等。幽僻的環境，利于戒躁戒欲，潛心研讀；優美的風景，有助于陶冶情操，啓迪心智；壯美秀麗的名山奇川，更直接孕育著士子們胸懷天下、視國運爲己任的宏偉志向……今天，縱觀曆代書院遺址，多數是名勝之地或重要曆史文物，受到人們的景仰。
書院建造之初，就嚴格地遵循綱常禮教秩序。這一秩序體現在書院建築上。書院的總體布局都有貫穿于整個建築群的中軸線，各個殿堂廳房所居的位置，甚至各建築的體積裝修等，都必須服從于這一秩序，使師生置身在濃重的儒家倫常的觀念和秩序中。現存的書院遺址的主體建築和布局，無一不是這種觀念秩序的體現。但儒家人格又有超脫的一面，這也體現在書院建築的特點上。很多書院建在山上水邊，又有很多書院借山借水建有園林。園林中的布局則是輕松活潑、自然多變。規正和活潑相對，倫理與自然相融，從書院的建築中，能看到儒家“禮”“樂”相和的特點，看到儒家士人對“進”“退”的人生態度。
歲月流逝，滄海桑田，清光緒二十七年（1902）後，全國省府州縣書院紛紛改爲學堂，也有少數改爲圖書館、紀念館等文化機構。曾經在曆史上鼎盛輝煌過的書院最終又成了曆史。但這個在中國教育文化中發揮過舉足輕重作用的書院成了一種文化象征，有志于複興儒學和弘揚傳統的學者，仍熱衷于興辦書院。20世紀30年代的梁漱溟、熊十力于四川創勉仁書院，50年代錢穆在香港創新亞書院，都可視作是中國書院在近、現代的延續。同時，作爲中國曆史上的一種文化現象，書院現在仍是一門獨立的研究學科，人們從它的起源、發展、興衰中探究中國古代教育組織形式的結構，探究儒家學術思想發展的軌迹，探究教育培養人才的道路。作爲一種文化遺存，它更是中華悠久發達的文化教育曆史的見證。從存世的書院中，可看到中國由來已久的重教重文的傳統的遺痕，看到曆代鴻儒畢其一生培養人才的奉獻精神，看到書院對中華民族文化血脈延續的功績，看到書院所形成的教育制度、學術風氣、治學態度、人文精神對我們的昨天所産生過和對我們的明天仍將産生的久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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